对话莫言

第一篇：对话莫言

对话莫言:希望把对我的关注变成对中国文学的热情

2012年10月19日11:17来源：人民网-文化频道手机看新闻

如常的沉默和冷峻，如常的低调和羞涩，身着粉灰相间的条纹衬衫、卡其色便装西服的莫言似乎与往日没有什么不同。10月11日北京时间19点，莫言斩获2012年诺贝尔奖，霎时间，整个世界的目光投向中国。一个星期过去了，“莫言”两个字仍然占据着全球各大媒体的重要位置。

10月18日，受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之邀，莫言在获奖后首次离开老家高密回到北京，参加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莫言文学座谈会。在会议的间隙，记者对莫言进行了独家专访。

记者：非常高兴能有机会能够面对面对向你表示祝贺。2012年10月11日，对于中国文学而言，是一个欢喜之夜，也是一个不眠之夜，在无数写作者和阅读者的守望中，我们盼来了你获奖的喜讯。经过一个星期的沉淀，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奖项，获得这个奖项好像确实挺不容易的。但我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在全世界有许多杰出的作家，都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在我们中国，也有许多作家，他们作品也非常优秀，他们也都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但是，瑞典皇家学院将今天的诺贝尔奖授予了我，所以在高兴之外，我的内心深处仍深感惶恐。记者：此次回到北京，准备逗留多少天？

莫言：两三天吧。我的老家将要举办高密文化节，我准备回去看看。

记者：从世界范围来看，21世纪的中国文学几乎是没有声音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声音更是微弱。在2007年出版的《朗文世界文学选》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仅有鲁迅《狂人日记》一篇入选。以致曾经有汉学家用“锦衣夜行”来描述中国文学的世界地位。你的获奖不仅为世界提供了重新评价中国文学的机会，也打开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通道。

莫言：中国当代文学并不逊色于其他国家的同时代作品，这是毫无疑问的。其实，我倒更想谈谈“莫言热”这个问题。我就希望大家把对我的热爱变成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热情，把对我的作品的关注普及到中国当代文学上，把对我个人的关注普及到所有的作家身上。因为我深知，跟我同时代的写作者，他们对我真诚的祝贺我都看到了，我对他们是心怀敬意，大家都写的非常好，所以我想随着时间的发展，会有更多的中国作家的作品被介绍、翻译成世界的各种语言，并且赢得广泛的读者。

记者：这些天，你步入文坛的经历已经成为文学爱好者耳熟能详的传奇。当年，你为什么选择了文学这条道路？ 莫言：当年我拿起笔来开始写作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过获什么奖项，不仅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甚至连国内的什么奖都没有想过。

那时候，之所以要写作，我承认，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有功利的因素，就是想改变自己的处境；另一方面，确实感觉到心里有很多话要说，有写作的冲动和欲望。今天看来，这种冲动和欲望就是对文学的迷恋和爱好，就是想用艺术的方式把自己的生活、把自己所看到的事故再描述给别人听的一种愿望。

你可知道，我小时候特别迷恋、特别崇拜的是什么样的人？是讲故事的人。我至今记得，在我们乡村的广场上，在我们的集市上，在寒冬腊月生产队的喂牛、喂马的饲养棚里，我们都可以聆听到各种各样的说书人，给我们讲述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故事。那个时候，我既是一个故事的聆听者，也是一个故事的传播者。每次，听了这样的故事，我就忍不住想将我听到的转述给别人，将那些精彩的片段重述给大家。于是，我回到家，对我的父亲母亲讲，对我的哥哥姐姐讲。刚开始，他们对我的这种讲述非常反感，但是很快他们会被我的这种讲述所吸引。值得庆幸的是，我的母亲后来也对我网开一面，允许我在集上听人说书，允许我到别的村庄里听村子里的人讲故事，也允许我深夜回到家中，面对很小的油灯，在她一边缝制棉衣的时候一边听我讲我刚刚听到的故事。当然，有的时候我记不全了，我就开始编造，按照自己的想象衔接我记忆的残片。当然，我的故事编造得还不错，以至于我很小的时候便成为一名说书人。回想起来，后来我从事文学写作，写小说、写剧本，可能就是从给我母亲讲故事开始。

记者：获奖以后，你的写作状态、创作体验，甚至是人生感悟有哪些不同？

莫言：很多不同。说实话，我很想努力地回到原来的状态，以一种初学写作的心态来写作，就好像我刚刚拿起笔、学习写作一样，而不是什么所谓的这个奖那个奖的获得者。

坦率地说，将近一个月来，我经历了一场人生的洗礼。围绕着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问题诸多的争论，如同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我看到了人心、看到了世态，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也看到了我自己。

前不久，在高密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我也用“镜子”这个比喻回答了中外媒体的提问。曾经有人不解地问，什么意思？为什么会通过这个看到自己？我想说，这其实是时代提供了一种可能。十年前，没有互联网的时候，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那个时候我们只能看到报纸，只能听到别人传谁谁谁怎么评价我。现在，面对庞大的网络，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想法都可以在上面展现，包括对我的赞誉，也包括对我的尖刻的嘲讽、挖苦。特别是后者，尽管让我感觉不舒服，但我想还是有它的道理。所以不论是批评还是赞扬也好，都是对我有利的。我有一种感觉，我现在被放在了社会的显微镜下，我看到这个人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叫“莫言”的写作者，而我自己，反倒变成了一个旁观者，站在旁边，看到大家指指点点、纷纷评价，这样的机会可谓千载难逢，我必将是受益终身。

记者：你的作品总让我想起现代派的巨幅油画，线条游移、色块纠结、情感浓重，给人以沉重、甚至是无法承受之重的感觉。在你的世界里，我们不仅能够体会到原始的脉动、野性的思维、对命运无常的直面和悲悯，还有对异常

浓烈的甜酸苦辣、贴近大地的隐秘世界、变形夸张的原始悸动、极度喧嚣的语言渲染，你用你的作品创作了一个扎实、丰富、浩荡、磅礴，叫做“高密”的乡土世界，评论家说你将生活升华成了美学。你如何评价自己这些年的文学创作？

莫言：对这几十年的文学创作，我体会很深，感触很多。写一篇作品可能还比较容易，但是一直要不断地写作，可能难度很大。要不断地写作、不断创新，不愿意重复自己，实际上就要跟自己斗争，不断地要向自己发起挑战。所以我主观的愿望很强烈，创新的意愿也非常强烈。但是一个人总还是有限度，究竟能创新到什么程度，是不是每一篇作品都有新的元素，是不是自己所有的作品都没有重复，这个我不敢说。我知道我的创作有很多的问题，我知道很多批评家都非常敏锐地看到了我创作的弱项和不足，这几十年来我听到了很多的赞扬，也非常认真地听取了很多的批评，包括很多非常刺耳的批评。赞扬鼓励可以使我继续前进，批评则使我做好准备。所以，我得说，感谢几十年来表扬和批评过我的朋友们，也感谢我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众多的媒体，包括诸多的网友对我文学创作的评价，对我文学作品的评价，以及对我个人道德方面、人格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评说。我觉得这对我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中国的乡土文学叙事有着深厚的传统。有人曾经将你比作鲁迅，但是在你的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个与鲁迅、赵树理笔下完全不同的乡村，它不仅有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茂腔等顽强生长的民间艺术，更有我们通常感触不到的意识之下巨大的心理冰山，影响甚至决定了你的作品的风格。

莫言：相比你刚刚提到的鲁迅、赵树理，首先我跟他们时代不一样，我所处的社会环境，我个人体验的社会生活不一样，这决定了我们文学作品的内容不一样。同时，也正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我现在所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信息，所得知的各种新的思潮，也是他们当时所不具备的。但是，从文学的技巧上，从语言的功力上，从我们对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代文化生活的占有上，我认为我与鲁迅、赵树理相差甚远，对他们我永远高山仰止，自知无法达到他们那种深刻和洞彻。

对于乡土文学的创作，除了时代因素之外，我有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我的作品更多的还是来源于对中国民间文化的接受。赵树理是一位对民风民俗非常非常了解的作家，他的作品里面更多地表现了民间的这种口语、故事、语言等方面。我的作品可能比他多了来自民间的虚幻的、想象的、超现实的因素，这些恰好变成了我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将诺贝尔颁奖辞中“hallucinatory realism”翻译为“魔幻现实主义”，其实不十分准确，我认为翻译为“变形的”、“怪诞的”、“迷幻的”更为达意。

记者：说到变形、怪诞、迷幻甚至是魔幻这些概念，你觉得你作品中的乡土风情与你成长的东北乡有哪些变化和勾连？

莫言：高密县东北乡实际上应该是中国乡土社会的一个缩影，不仅仅是我里面写的人物、写的事件，有很多来自四面八方、天南海北，包括我小说里面描述的风景，像《蛙》那条波浪滔天的大河，现在高密根本没有这条河，高粱也根本不种了，包括马尔克斯描写的戈壁、沼泽、沙漠，在现实中都是根本不存在的。

记者：能否透露，你的下一部作品是什么？

莫言：我现在正在着手准备三部作品：一部戏曲的剧本、一部话剧的剧本、一部小说，到底先完成哪一部还很难说。戏曲讲的是一个神话故事，大约完成一场；话剧讲的是一个发生在国外的中国故事；小说的场景还设在我熟悉的高密县东北乡。

记者：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在12月10日的获奖演讲中，你会说些什么？

莫言：说真话，说实话。其实，获奖演讲有两份，一份五分钟，一份四十五分钟，我都还没有准备，下一步我要全力以赴的就是这些演讲。有人劝诫我要说这些，有人启发我要说那些，而我，更想以我的方式，讲出我的追求，也讲出我的真诚。按照瑞典皇家学院的规定，11月5日之前，我要将演讲的题目告诉他们；11月12日之前，我必须将演讲的稿件交给他们，以便他们翻译，因为演讲辞以五种语言同声传译。

记者：你也许没有看到，你获奖以后，网友编出了不少与你的名字有关的短信段子，非常有趣。

莫言：其实我都看到了，非常庞大的一个莫氏家族！真让人羡慕。很遗憾，我姓管。

第二篇：莫言对话美国文学青年

莫言对话美国文学青年：世界如何想象与书写中国

2013年07月02日07:46 来源:光明日报 杜羽、计亚男

图为莫言（右一）、约翰·兰多夫·桑顿（中）与主持人李潘在对话现场。

光明日报北京6月30日电（记者杜羽、计亚男）30日，58岁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与22岁的美国文学青年约翰·兰多夫·桑顿坐在了一起。在由北京师范大学和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承办的“世界如何想象与书写中国——跨越大洋的文学对话”活动上，两位作家共叙文学与写作，畅谈东西文化的差异与共性。

中国作家莫言，扎根于中国大地，一直把写作目光对准中国乡村。现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的约翰·兰多夫·桑顿，14岁时曾到北京游学一年，他将这段经历写成了《美丽的国家》一书。他们肤色不同，阅历迥异，对中国、对文学也有着各自独特的认知，对话现场碰撞出的思想火花，引发听者的思考。

本报副总编辑刘伟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说：“中国是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在几代作家的努力下，莫言脱颖而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值得我们骄傲。小桑顿能够和我们的文学大师对话，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是非常幸运的。我们的文学大师有一种胸怀，而且北京师范大学提供这样一个平台，也体现了北师大传统的人文特色，特别是包容的、宽阔的胸怀。”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鲁迅文学院作家班青年作家代表300余人聆听了这场对话。

时间：6月30日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新图书馆

开场白

董奇（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文学是文化的一个载体，以其独特的魅力记录了各个国家老百姓重要的社会经验、民族精神以及国家的特征。在当今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合作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文学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人们对一个国家文化的理解，既有想象的层面，也有真实理解的层面，更有尊重的层面。一个作家要真正地帮助读者更准确地理解自己和他国的文化，就必须置身于那种特定的文化之中，这样才能真正帮助读者从一种想象的文化到真正理解的文化、尊重的文化。随着中国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来自各个国家的作家，用他们的笔来描绘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描绘出中国人和世界人民共同奋斗、创造美好家园的共同愿景。

莫言：今天这个活动非常有趣。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而且是在中国一个比较老的人和美国一个很年轻的人之间围绕文学来谈话。今年桑顿22岁，我是58岁，按照中国的属相，我们两个都是属羊的，属羊的人都比较温顺，我们一老一小两只羊，和大家一起聊聊关于中国的一些问题。

约翰·兰多夫·桑顿：我非常高兴和莫言先生对话，我读过莫言先生的书，受到很多启发。这场对话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荣幸，我想我们的对话会非常有意义。

现实的中国与文学的中国

莫言：我的小说里所描写到的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各种侧面，其中有悲壮的、荒诞的、温柔的、美好的，也有邪恶的，我想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本来就有的现象。文学的任何想象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都不可能是凭空的想象，都是从生活当中得来的。当然一个作家的描写不可能是对生活进行一种简单的照相式的描写，而是把生活中的一系列现象经过想象、加工，通过塑造人物，通过优美的文学语言，赋予生活以艺术性。这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既是来自生活，又是高于生活的。我们既可以通过读这样的文学作品，了解作家所描写的中国和世界，也可以利用文学作品普及到对全人类以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描写，所以很多文学作品应该立足于作家的本土，但也超越本土。

约翰·兰多夫·桑顿：在我来中国之前，其实对中国的理解非常有限，所以我是以一个非常开放的心态来观察中国、挖掘中国、体验中国。没有谁给我灌输关于中国的任何想象，我的先见很少、预期也很少，所以当我来到中国的时候，对中国的感觉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我的美国朋友对中国有不同的观点。没有来过中国，或者没有学过中文的人，对中国的认识未必准确。我曾在中国待了一年，虽然也是很短的时间，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比过去更深入、更全面。我写的《美丽的国家》中很多故事建立在这一年在中国生活的基础之上，把这些生活的素材进行加工、扩充，有美的，也有丑的，但是没有办法说是完全真实的，因为它是一个想象的结果。我对中国整体的印象就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莫言：桑顿来中国时，是十几岁的小孩。来到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度，住在一个陌生人家里，和中国的孩子在一个网球训练中心打网球，他实际上是用儿童的心理、儿童的眼睛来感受中国。他当然看到了很多中国的现象，看到了中国拥挤的交通，看到了遍地的尘土，看到了空中的雾霾，也看到了很多令他感到不舒服的现象。他的着眼点始终在人身上，我想感受最深的不是中国的外部物质环境，而是中国人。比如一起打球的小朋友博伟，练排球出身的网球教练，大老板家里的司机，一直陪同他的维多利亚小姐，还有四个人挤在一个狭小房间的保姆们，他的眼睛盯着这些人，用心灵来感受这些人，感受到他们的善良、纯朴，当然也有狡猾、肤浅，他把这些写出来了。如果仅仅描写中国的高楼大厦、遍地垃圾，就不是一个小作家应该做的事情。当然外部的环境也会影响到人的心灵，我想他的着重点还是盯着人，用心来感受中国，这一点我是很欣赏的。

坐标、视角与观点

莫言：如果不能正确地看待自己，也不能正确地看待外国。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一个美国人不能正确地看待自己的国家，我想他也很难正确看待其他的国家。我们每一个人也一样，如果不能正确地理解自己、看待自己，很难正确地公平地评价别人。怎么样正确地看待自己、正确地看待自己的国家，包括怎么样正确看待自己的学校，这都是人生的必修课。只有能够把自己判断的比较准确，我想得出来的外部判断才有可能比较靠谱，否则本身是一个自大狂，必然看到别人都渺小。本来你是一个把自己的一切都看得无比完美，我想别人在你眼里可能没有一点是好处。当然要获得一种公正的、客观的、甚至有点谦逊的眼光，需要很多的修养。我觉得我们应该为之努力。

如果我们要来评判今天的中国，第一是要有一个方向，纵向来看，我们拿过去的中国、昨天的中国、前天的中国来和今天的中国比较，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另外要拿外部来和内部对比，我们看了美国、法国、世界上其他先进的国家，也看了世界上目前在经济上不如中国的国家，用他们来对比当下的中国，又是一种结论。如果仅仅站在一个角度来看，得出的结论可能差别很大。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前几年我在家里面和我的父亲、侄子一起吃饭，那时候我父亲88岁，我父亲非常感慨地说，今天这个社会目前的生活是他人生当中最好的阶段。我侄子是“80后”，他立刻就反驳爷爷的意见。我当时就笑了，觉得两个都有道理。我父亲是1923年出生的老人，他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战争、饥饿、**，人生的所有灾难都经过了，拿自己80多年的中国来比较当下的中国，他认为现在是最好的时期。你能说他说得不对吗？一定是他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受，我觉得父亲讲得有道理。

我侄子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他生下来以后没有经历过饥饿，那时中国已经改革开放，农民的生活也比较富裕了，他现在是和左右来比较，他看到他的同学本事没有他大，但是当上了局长、科长，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家里有后台。他看到有的人没有他聪明，但是发了财，成了老板，因为他们可能运用了不正当手段。他和周围的人一比较，就觉得当下社会是贪污腐败、横行霸道、一无是处。因此一老一小对中国当下有两种看法。对中国社会进行比较公正的判断，要有一个纵的方向和一个横的方向，然后汇成一个十字，汇成一个焦点，这样才比较准确。我想我们看外国，外国人看中国，我希望用历史的观点，用不同的坐标来参照。

约翰·兰多夫·桑顿：美国的历史看上去很辉煌，但实际上也是经过一些挫折的。目前来说，美国社会自豪于现在的发展，有些人可能不愿意了解其他的文化，实际上美国之外还有广阔的世界，所以我想美国人出国留学、了解其他的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认为美国也是全世界的一部分。

经验、人性与同理心

莫言：社会上发生的一切都属于文学所描述和所表达的对象，但文学最重要的是要表现人的复杂性。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写人不可能不触及到环境。关于中国经验，这是最近几年来提得很响的一个概念，我想有中国经验，也有美国经验；有美国经验，也有欧洲的经验。总而言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独特的环境、独特的人文背景，这些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现状，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未来。

我特别喜欢小桑顿的曾祖父老桑顿对他的教育，老桑顿教育孩子第一做人要有勇气，第二要有责任感，第三要有同理心。要有勇气、责任感，我们都有同感。所谓的同理心，就是希望一个人要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能够替别人着想。无论是做生意还是人际交流，甚至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就会变得顺畅许多。如果永远站在个人的立场来考虑问题，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我想和你交朋友是很痛苦的。同理心要求你换位思考，但能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可能会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如果仅仅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要求别人，我想和这样的人做朋友、做邻居都是很不可爱的。

同理心也涉及到了中国经验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现实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各种各样的看法，也有很多批评，我想对中国目前社会的现实如果没有认真调查，只是根据个人的喜好来妄加评议是不负责任的。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对，但反过来说，“己之所欲”就可以强加于人吗？“己之所欲”也不能强加于人。即便你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这样的处理方式，在你们的家庭里、在你们的国家里是实验过多少年的，都是正确的，但是你也不能强行加到别人头上或者别的国家头上。我们还是应该相信，中国能有今天，这和中国人民的集体智慧是分不开的，处理中国面临的一切问题也离不开中国人民的集体智慧。我想中国人肯定会欢迎来自世界各地、各个方面的、各种各样的批评和帮助，但这样的批评和帮助必须是友好的，不能是强加的，不能把你的经验强行加给别人，这是我读小桑顿的书时很感慨的地方，要有同理心。

上个世纪80年代，我的小说《红高粱》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在柏林得了奖以后有很多批评，说张艺谋是迎合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故意给西方人看中国的落后面。那时候，这种批评是很强烈的。但无论是作为写小说的我，还是作为当导演的张艺谋，我们都没有出过国门，我们也不知道有“东方主义”，起码我不知道西方人到底喜欢中国的什么。而且我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也没有想到我的小说将来要翻译成外文给外国人去看，更没有想象到我的小说会被拍成电影给西方人去看，我写作时就是用自己的内心来写，我感觉我心里压了很多话要说出来，所以我就开始写。

同时我也要为历史上的祖先们来写作，他们在中国的历史上上演了那么多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故事，跟他们相比，我觉得我们显得很苍白，我觉得应该用鲜活的语言把祖先的光辉业绩、敢作敢当表现出来，这是我写作的动力和初衷，谁也没有想到“东方主义”。从文字的角度、作家的角度来讲，没有什么主义，就是人，如果有主义的话就是人的主义，不管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法国人也好，从人的层面上来考察，从人性的角度来研究，大家其实都差不多。

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过去出国的时候有很多朋友教导我们说，出去以后不要和外国人客气，吃饭的时候各付各的钱，这样他们会很高兴的。后来我就说这不太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为人之道了，吃饭之后我就抢先把钱付了，我发现外国人没有不高兴，他们也很高兴。所以有时候对西方人的评价，对西方人某些性格方面的判断也是我们想象的，从人的角度来讲都是差不多的，除了服饰、语言、生活习惯之外，都一样。为什么我们的作品翻译成西方语言，而且能打动他们？西方的文艺作品翻成中文为什么能感动我们？就是因为人性有很多最基本的层面是一致的。

约翰·兰多夫·桑顿：我去北京青年网球队的时候还很小，在13岁的时候我还没有特别强烈的感觉到文化的差异，因为太小了，只是一个孩子而已，我只是和网球队的孩子们成为朋友，和他们一起去训练，其实没有考虑到太多文化问题。但是通过体育也反映了很多东西，就是我们有很多东西是共通的，中国人、中国的孩子、中国的少年他们看中的东西以及他们的努力、能给未来带来的东西，这些都是共通的，确实在这上面有很多共通的。

莫言：改革开放以后，文学的第一个浪潮叫做伤痕文学，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拿起笔来描述文革那个社会浩劫带给人们和家庭的心灵创伤，叫伤痕文学。现在回头来看，这样一种描述还比较表面化，外部的创伤还不是痛彻心肺，真正的创伤应该是灵魂、心灵的创伤。比如一个家庭物质的东西可以很快重建，心灵的创伤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平复。文学重要的功能不仅仅是描写创伤，而且能够疗伤。一个好的作品既能描写创伤，也要有疗伤的功能，通过描写对人心灵创伤的描写，同时能够使这种创伤治愈。创伤无处不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伤，每个人也都一样。桑顿的小说中写网球教练，我们说他是一种坏人，这也是一个受过创伤的心灵，他总戴着手套，因为他在文革期间要练钢琴被红卫兵把手指打残了，为了掩盖他的残所以戴手套。他的这种独特经历也决定了这个人性格的变态，所以这是一个饱受肉体和心灵创伤的很有性格的人。非要逼着一个打排球的人教网球，这对他来讲也是创伤，既然不懂，又要维持他的权威，所以他的一切举动都是一颗受过创伤的心灵的不正常的表现。不知道桑顿写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他写的也是一个有创伤的人。

约翰·兰多夫·桑顿：我觉得创伤不光是对中国来说的，在全世界的文学中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很多国家都有非常有创伤的历史，比如说二次世界大战或者是美国的民权运动等等，我想创伤永远都是一个主题，也不一定只是中国才有的，我想是在很多国家都有的。

乡村、城市与交流

莫言：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实际上是中国当代作家所面临的矛盾问题，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作家几十年前就经历过这种矛盾。福克纳的写作也是用他的写作在呼唤一种即将失去的被现代工业所摧毁的一种田园牧歌的文明，他描写砍伐森林的时候，形容人类之间的关系，都是对即将失去的乡土文明的一种追悼。在中国这个矛盾变得更加突出，我们现在正在搞城镇化，最近几十年来也在不断地用城市的扩展在侵吞乡村的土地，作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作家，对这样一种现状自然感到非常困惑。我总觉得我们的发展不应该用这样的模式，我们不能盲目地建这么多的高楼大厦，侵吞这么多肥沃的土地，因为我是一个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经历过饥饿，深深地知道粮食对人的重要性。所以我总有一种担忧，担忧有一天突然没有粮食了，那个时候中国人会怎么办？我的很多小说里就是用这种观点来特别强调了、表现了、描述了目前的发展和保守之间的矛盾，我认为人类要对自己的欲望进行控制，人类应该明白最基本的东西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外表的、浮华的、奢侈的东西，最基本的东西人们应该立足于土地享受到的，用最基本的劳动来获得的东西满足人类最基本的需要。由于情感的这样一种倾向性，在我的作品中多有对乡村的赞美，多有对城市的批评。

如果是一个出生于城市的作家，他的感受可能和我不太一样，但是我现在看到很多城市出生的作家也在怀念过去的城市，比如北京的作家就在怀念过去老城墙，老护城河，他们好象也在批评当下的摩天大楼式的发展。怎么样处理好发展与环保的矛盾，我想这是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作家当然不能把问题表面化写到小说里去，还是应该站在人的立场上，从人性、人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只有对人的发展最有利，才是最高明的发展模式，如果我们的发展是对人性造成伤害，无论物质上多么富足，这样的发展也是得不偿失。今天上午我看《羊城晚报》，报纸上整整一版在披露美国工业发展时期所遗留下来的严重后果，当时他们有大量的有毒物品，草草掩埋在一个地方，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在这个地方建起了高楼大厦，导致居住在这个地区的人们得了无法治愈的疾病，孕妇全部流产，生育的很多孩子畸形，导致了美国法律的修改，哪怕一百年前这个工厂在这个地方丢弃过废物，至今依然要为当年的丢弃来买单，整整一版都在讨论这个问题。美国历史上惨痛的教训，当今的中国要非常认真地吸取我们现在看起来是用这样的方式赚了一点钱，赢得了一些外表的繁荣，但是将来我们的后代儿孙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我想现在的得利者实际是一种犯罪。

约翰·兰多夫·桑顿：我是在伦敦长大的，在北京生活了一年，现在在波士顿生活。城镇化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刚才莫言老师说要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这是非常对的，因为我们要为未来负责。但是我觉得城镇化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在发生的，非常重要的是要能够从错误中学习，为未来奠定基础。

莫言：文学交流有一个不方便的地方，就是首先要借助翻译，如果没有翻译，交流无从谈起。和音乐、体育、美术这样的交流还不一样。但如果想进行真正深层次的交流，文学的交流和一般的交流相比有巨大的优势，因为文学的着眼点是在写人，文学在塑造人的灵魂、描写、塑造人的性格，如果我们通过文学作品可能会了解到中国人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人生存的思维方法，我们就会多一些同理心，我们能更多换位思考，站在别人的角度想问题。但我想文学交流最重要的还是要把小说写好，就是通过我们的文学作品写出人共同的东西，写出人的共性，这个共性是翻译或者是交流的基础，如果一切小说中的人物一切行为都是匪夷所思的，让外国人看了之后无法理解，我想这样的作品交流的基础是不具备的，关键还是写出人的共性。当然仅仅有共性也不行，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文化也在趋同，文学也在趋同，重要的还是在有共同性的时候要有普遍性的描写，还要有共同性，中国文学和美国文学还是有区别的，我的小说和桑顿的小说也应该有区别，这样的区别应该体现在语言上，也应该体现在我们对各自生活的占有上，也体现在小说的风格上，我们写的故事、塑造的人物，小说里的人物所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历史背景，我想这些都是文学作品的特殊性。所以，好的文学作品就应该是这样一本特殊的和普遍的、个性和共性的统一。

约翰·兰多夫·桑顿：我个人认为，文学可以促进国际间、不同民族间的交流。我想把我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带到美国，所以写了这样一本书，希望能够发挥不同国家交流的桥梁作用。我自己在中国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以及与我同龄的美国人理解中国，都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翻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都是由翻译来完成交流的工作，所以我希望在未来能够看到更多中文作品翻译成英文，出版到美国。特别是一些中国年轻作家的书，希望看到更多新生代的优秀中国年轻作家的书在美国出版。我非常希望未来中美交流互动能做得更好。

互动环节

提问：我是北师大文学院大二的学生，我读过莫言老师的《蛙》，写的是计划生育政策在乡村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但是给我的感觉，我看到的是一个过去的中国，一个乡村的中国，以我现在一个“90后”年轻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样一个中国和我所生活的环境其实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我的问题是：像您这样所代表的一种寻根文学、乡土文学，会不会是中国文学未来走向世界的一种方向和主流？

莫言：每一个时代都应该有每个时代的作家，当然了，每个时代也都有每个时代的读者。我们这批出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作家，毫不客气地说，确实我们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黄金时代之所以过去了，就在于我们对当下的中国生活缺少一种最真切的感受，当然我们也活在当下，我们也每天都在和各种人打交道，但是我觉得我们和真正底层社会的生活还是有了很深的隔膜，这是必须承认的现实。

一个作家的写作生命当然可以延续很长，但他最辉煌的写作阶段还是应该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最能让作家焕发才华的题材也是有限制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限度，这是无法避免的。在中国当前的状况下，城市和乡村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人口大规模流动，城里的年轻人和乡下的年轻人之间正在进行角色的变换，这样一种现实对我这样一个作家来讲要把握起来难度很大，所以我寄希望于年轻的作家来写。我也认为写当下的生活应该由年轻人来写，尤其是写到城市里的生活，写到城市里年轻人的生活，更需要有城市生活经验的年轻人来写，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几十年。所以该退席就得退席，我现在还是应该写，但还是应该发挥自己的长项，回避自己的短板。不要和年轻人硬拼青春文学，他们说的话都不知道，他们的情感当然更无法把握。在我们心目当中，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好像要掉脑袋的大事，对他们来讲可能是家常便饭，道德、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变，在这种情况下没必要非要写人家写的东西。我还是写写我的乡村吧。

提问：请问桑顿先生，谁是您最喜欢的中国作家？同时我也想知道美国读者喜欢什么样的书？谢谢。

约翰·兰多夫·桑顿：过去的一段时间我读了莫言老师的书，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莫言老师是我最喜欢的中国作家。美国读者喜欢什么样的书，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品味，现在很多人读畅销书，有人说大家现在读书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整个图书质量在下降，所以很难回答您的问题。在美国有很多非常了不起的作家，非常有才华，我的同学都在读各种各样的书，接下来我也会读各种各样的书。

（莫言 原名管谟业，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2011年获茅盾文学奖，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任。

约翰·兰多夫·桑顿

1991年生于英国伦敦，12岁移居美国，14岁赴北京生活一年，学习汉语，并与北京网球少年队共同训练，现就读哈佛大学历史系。约翰·兰多夫·桑顿将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这段中国经历写成了《美丽的国家》一书。）

第三篇：教育报杨振宁与莫言对话)

两位诺奖得主关于科学与文学的对话 图

2013年05月18日14:17 来源：中国教育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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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现场，左起分别为杨振宁、范曾、莫言。新华社发

我是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共同的产物，二者既有冲突，也有协调。我想说，我既为我的中国根源和背景感到骄傲，也为我献身于现代科学而感到满意，现代科学是人类文明起源于西方的一部分——对于它，我将继续奉献我的努力。——杨振宁（1957年获奖感言）

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莫言（2012年获奖感言）

5月15日，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门前，一群“粉丝”正争相在一巨幅宣传板前拍照留影。当日下午，作为北京大学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合作举办的“众芳所在”系列讲座之一，一场题为“科学与文学的对话”的讲座在这里举办。

在名家讲座天天有的北大，这场讲座还是显得不同凡响。一票难求，皆因这场对话的主角是科学界与文坛的两大巨匠——杨振宁和莫言。而从中穿针引线玉成此事的主持人则是著名学者、书画家范曾先生。

在莫扎特D大调进行曲KV249的乐曲声中，三位大家徐徐落座。有意思的是，三人的年龄正好形成差不多16岁的梯度，莫言现年58岁，范曾75岁，而杨振宁则已91岁高龄。杨振宁与莫言，一个是大学教授的儿子，一个是农民的儿子；一个求学异域，一个扎根乡土，最后殊途同归，先后走上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1957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与李政道一起成为首次问鼎诺贝尔奖的华人；2012年，莫言掀开历史新的一页，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相隔55年，两位大师级人物走到一起，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

“科学与文学，一个重在发现，一个重在创造，二者不断交融，互相促进，任何一方都能帮助另一方获得更好的发展，两位大家的相遇，必能碰撞出绚丽的火花，给青年学子以智慧和启迪。”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这样表达他对这场对话的高度期许。

关键词：发现与创造

文学比科学更自由

一场科学与文学的对话，却从一个与科学和文学都有关联的“中间点”——宗教拉开序幕，由此，足见范曾先生的匠心独运。

“我没有宗教信仰。宗教的本质是劝人向善，在这一点上，文学和宗教是一致的。”莫言的回答简短而直接。

“宗教和科学是息息相关的，两者并不矛盾。近现代以来，科学的范畴日益扩大，科学扩张一点，宗教就退后一点，科学领地多出的部分，正是从宗教那边夺过来的。但是我认为，科学是有限的，而宗教是无限的，年龄越大，我的这一想法就越清晰。”杨振宁解释说，“因为人类的神经元是有限的，用有限的神经元想了解世界上无限的现象是几乎不可能的。”

对于科学与文学的异同点，莫言认为，文学创作和科学研究有很多不同。文学关注人，科学关注自然界，文学家关注人类情感，科学家关注物质的原理。“所以，同样一个事物，在文学家和科学家的眼里可能就不一样。我记得鲁迅曾经说过，我们一般人看到的鲜花就是美丽的花朵，但是在植物学家眼里就变成了植物的生殖器官。”

想象力对于科学和文学同等重要，但是想象力在科学和文学中的表现方式又有所不同。“不管在科学、文学、艺术界，发现跟发明创造的界限都不是完全清晰的。科学里发明创造的成分比文学里少一点。我知道莫言喜欢写幻想文学，有没有幻想科学呢？我想没有，科学是‘猜想’的学问，不是幻想的学问，幻想的科学我觉得是没有出路的，因为科学所要了解的是一些已经有的现象，没有人类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如电和磁，科学家要想了解宇宙结构，需要想象、需要猜，但这跟文学的幻想是很不一样的。”

莫言对杨振宁的观点表示赞同：“文学家确实需要幻想，文学当中有个重要的门类叫科幻文学，拥有大量读者。其实很多作家并不具备诸如物理学、天文学的知识，但他依然可以在他的小说里进行描写。其实文学作品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生活经历的基础上，再去想象、类推的。科幻作家的作品则建立在一定的科学知识之上。

“文学家的创作虽不像科研一样严谨、尊重事实，但也不是无中生有。很多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都是现实人物与想象加工的综合，但又不能和现实中的人完全对上号，这是文学比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更自由的地方。”莫言说，在他《生死疲劳》、《蛙》等作品中，都有其邻居、亲戚的影子。

“如果让爱迪生来到现在的世界，生活上一周，他看到今天的现实生活，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杨振宁反客为主，向莫言提问。

“我觉得是手机吧”，莫言说。“手机确实很神奇，用手机在这里就可以和美国通电话。事实上，中国的古典小说《封神榜》中就充满奇幻想象，如果爱迪生看到今天的世界，肯定觉得简直比《封神榜》还要奇怪。”杨振宁老顽童般的天真引发会场一波笑声。

除了想象力，杨振宁还从审美的角度看到了科学发现和文学写作之间的相似性——“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显现自己的结构之美、表述之美、思想之美。在许多科学家看来，审美准则同样是科学的最高准则。”

莫言则谈道：“科学和文学虽然探索的方式不同，但从本质上讲都在探寻真理和秩序，洞察宇宙和人心的奥秘。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与科学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追寻真理。” 关键词：兴趣与灵感

真情妙悟铸文章

科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过程有无共通之处？杨振宁说：“9年前，范曾先生画了一幅画送给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画的是我和陈省身先生对话的场景。我尤其欣赏的是范曾题的诗，其中有一句是‘真情妙悟铸文章’。我认为这7个字将科学研究所必需的要素和过程说得非常清楚。先要有真情，也就是浓厚的兴趣，然后是妙悟，也就是灵感，有了这些才能取得成果——铸文章。三部曲道尽了科学研究必经的过程。”

“我想问莫言先生，这7个字描述文学的创作过程是不是也恰当？”杨振宁再次抢主持人范曾的饭碗，向莫言发问。

“用来描述文学创作更恰当了，铸文章嘛。”莫言机敏地回答。

“如果问一个数学家或者物理学家：你所做的重要的工作，里面的妙悟能不能讲出来？通常都能讲出来。在科研中对于一个问题思考了很久，突然灵机一动，思想就会非常开朗。但是如果问一个文学家，创作中是不是有一个顿悟的时光？我想没有吧？”杨振宁第三次客串当起主持人，向莫言提问。

“也有，文学创造中也有灵感和顿悟。灵感突然到来，创作中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我看过一篇文章，说门捷列夫发明元素周期表就是在做梦时排列出来的，作家也会在梦中构思出很好的情节。我很早就想写《生死疲劳》，但一直写不下去，就是因为长篇小说的结构没有想好。2005年，我去承德参观一个庙宇，在墙壁上看到一幅壁画，是关于佛教的“六道轮回”的，我突然顿悟了，就以“六道轮回”作为这部长篇小说的结构，后面写起来就特别顺利了。”

关键词：风格与创新

很多时候，创新是逼出来的

“文学家有风格，科学家有风格吗？”范曾问。

“凡是大科学家，都有自己的风格。”杨振宁说，“20世纪是物理学发展最恢宏的世纪，以20世纪物理学三大成就之一的量子力学来说，其中两位代表性人物狄拉克和维尔纳·海森堡的风格就很不一样。狄拉克的话很少，简洁，可是他逻辑性很强，假如你了解他的简单、直接的逻辑思维方法，你就会觉得他的文章读起来是一种享受。而海森堡则习惯在未知中大胆摸索，他写出很多论文，其中有很多正确的，也有很多错误的东西。”

“盖住名字，都一段文字，你就知道这是鲁迅还是沈从文的作品。这就是文字语言的魅力。”莫言说，“谈到作家的风格，有的人简洁、干净利索，比如海明威；有的人非常繁复，像福克纳。我们中国作家中也可以举出很多不同风格的例子。作家的风格应该是多样的，朦胧、简洁、繁茂都是美，这可能比科学要自由。”

不过，莫言认为，文学上一些新的风格和流派的产生，多数时候是出于无奈——“因为前人已经在某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了，很难超越，怎么办？只好避开已经很辉煌的这些流派和风格，另辟蹊径，通过创新，实现超越。”

杨振宁也认为，创新一定程度上是逼出来的，这个过程有时候会是比较苦闷的。“现在回想起来，1947年在芝加哥读研究生的时候，是我一生中最困难和苦闷的时期，最难的是自己找问题、确定论文题目，因为之前是学习已有的知识，而写毕业论文，就是要创新和突破前人已有的知识范畴。这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

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35岁，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57岁。“是不是科学家取得杰出成就的年龄普遍会早一些？”范曾发问。

杨振宁说，文学中创意的来源与科学不同，对于文学创作而言，需要丰富的生活积淀，可能大器晚成的多一些，而对科学而言，创造力确实和年龄有很大关系，有些科学领域，比如数学和理论物理，非常适合年轻人。比如爱因斯坦，在他26岁那一年中写了6篇论文，其中3篇是世界级的。“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知识面不够广，因而容易专注于某一个领域，勇往直前，容易获得重大突破，年龄大了知识面广了，学的东西多了，顾虑也多了，对于创新反而是个坏事。” 关键词：民族性与传统文化

我们都深受中华文化影响

杨振宁较长一个时期生活在美国，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工作也是在美国完成的，但是他说：“我在中国接受过传统教育，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文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在攀登高峰的路上，中国的科学家与文学家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杨振宁和莫言均认为，科学和文学都是观察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窗口，科学家和文学家也都通过民族与文化传统影响着世界。

“物理学的前沿方向有很多，科学家选择向哪个方向进军，是受到个人特点和文化背景影响的。中国物理学家喜欢的方向，跟德国物理学家喜欢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中国人比较务实，不走极端，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关系。”杨振宁说。

莫言认为，不同的物质条件和生活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性，民族性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更加明显。“中国的民族性在《周易》中就树立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前半句讲进取，后半句讲兼容并包。关于文学创作，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叫文以载道，就是希望通过文学来继承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基本的价值观，然后借以教育国民、开启民智，这是文学创作的终极目标。”

“在写作的时候，作家往往不会主动地选择描写民族文化或民族性的东西，而是在创作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赋予笔下的人物这些特性。”莫言说。

关键词：诺奖情结与争议

不能以获奖为动力

对于科学界、文学界及经济学界来说，诺贝尔奖都是最受瞩目的大奖，获奖者不仅会成为媒体和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有时还会陷入争议的漩涡。

“霍金为何没得到诺贝尔奖？”范曾冷不丁抛出一个“敏感话题”。

杨振宁假做思考状，然后突然说：“哈哈，我不会回答你这个问题的。”现场笑声瞬时引爆。

不过，事实上杨振宁还是侧面对此做出了回答：“在诺贝尔奖中有三个科学领域的奖项，就是物理、化学、生物和医学，争议比较少，这主要因为科学比较简单，科学里的价值观比较单纯，这也是我选择学习物理学的重要原因。诺贝尔奖诞生一百多年来，科学领域的奖项也不是没有争议，但是应该说，80%—90%的奖项是颁对了的，获奖者是实至名归的。”

“你是不是也有一个感受，我们在斯德哥尔摩领奖和英国人的感受是不同的？”杨振宁第四次向莫言提问。

莫言笑称，不光是英国人，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同的。“在我获奖之前，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是个争议话题，每年快到颁奖之时，我总能接到无数的电话，让我深受困扰。但当我获奖之后，我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我成了众人研究的对象，似乎每个人都拿着一把手术刀等着‘解剖’我，所以我干脆不把自己当人了。”

“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总是在你几乎忘记它的时候悄然而至。”莫言这样形容他的获奖，“我对杨先生这样的科学家佩服得五体投地，自然科学是绝对的真理，文学和科学则不一样，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判断。喜欢你作品的人觉得挺好，不喜欢的人觉得，这是啥玩意儿。”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奖项，可以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文学滚滚向前。作家要想写出好的作品，应该把文学奖忘掉，如果一心想着文学奖，把得奖当成写作的动力，甚至去揣度评委的口味，并试图改变写作的风格，这多半是南辕北辙。这样的道理，在科学研究中同样适用。”莫言说。

范曾告诉莫言：你获奖后，听说你老家的萝卜和院子的砖瓦遭了殃。莫言大度回应对此“能理解”。但他还是呼吁大家理性一点，“我只是个普通人，不是什么文曲星。”莫言说，“有人说我会倒背《新华字典》，这是谣言，我在读完小学五年级被学校开除后，在家没书看就翻阅《新华字典》，学会了一些生僻字而已，会的汉字可能也就500多个，而且在写作中还经常写错别字。”

在莫言看来，得个科学类诺贝尔奖比文学奖更硬气。“假如有来生，我一定要去学物理，我要是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你看我还低调不？”莫式幽默又引发一阵大笑。

关键词：大学生与中国梦

中国梦一定能实现

“请二位用简短语言谈谈你们对中国梦的理解。”范曾把话题引向时下讨论的热点。

杨振宁说：“我觉得这不能用一两句话讲清楚。中华民族一百多年被西方列强欺负得很惨，在座的年轻人也许对此不太了解，‘被欺负’是我父亲和我这一辈子灵魂深处的感受。原因大家也知道，就是中国在发展近代科学方面落伍了。获得诺贝尔奖，变成了全民族的期待。最近这几十年，中国的发展给了整个中华民族一个新的前途，也就产生了中国梦。我认为中国梦一定会实现，因为中国有无数优秀的青年，这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我在国内有十多年了，我认为，和美国的大学生相比，中国大学生在本科阶段掌握的知识要多得多，他们更勤奋，更努力，对于未来发展对自身的要求更清楚。当然，中国要在几十年内追上西方几百年发展的成果，不可避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已经证明，这些问题都能克服和解决。所以，我对于中国梦的实现持乐观态度。”

莫言的回答则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最近我在网上看见一条消息，美国的一家公司在征集第一批移民火星的志愿者，中国人报名很多。我想这也表达了中国人的梦想：到天上去。”

谈到当今大学生身上缺失什么样的品质，莫言告诫学生：“每个人都想出名，北大的未名湖取名‘未名’，实际上也有鼓励成名的意味，但是不要急于求成。就拿我自己来说，早期写小说，挖空心思找故事，有了生活积淀以后，现在就成了故事来找我了。”范曾批评一些学生和家长把学艺术视为成才捷径的思想：“有些人，学习成绩不好、文化课不行就改学艺术，我想告诉他们，世界上没有什么随便可以成功的事情，很多艺术家，到老了其才华才发挥出来，被社会认可。”

最后，三位大家各用一句简短的话寄语当下青年，传递正能量。范曾以“诚外无物”表达对青年品性的期许，莫言借用作家王蒙一本书的书名“青春万岁”祝福和激励青年，杨振宁沉思良久：“我想说的是，自强不息！”（记者 汪瑞林）

(来源:中国教育报)

第四篇：莫言

PART1莫言获诺奖新闻发布会现场实录

法新社：中国的一些艺术家说莫老师和共产党的关系有些密切，比如说你抄写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一个艺术家说，莫老师站在权力的角度去谈社会。我想问莫老师对这样的评语有什么看法？

答：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奖，不是政治奖。诺贝尔文学奖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上评价一个作家的创作，是根据它的文学的气质和文学的特质决定是不是给他奖项。在诺贝尔的历史上，像萨特，就是你们法国的共产党员。像肖洛霍夫是苏联的共产党员，他们的作品依然是经典，依然在被千百万人阅读。我在中国工作过，我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里面写作，但是我的作品是不能用党派来限制的。我的写作从80年代拿起笔来，很明确的，站在伦理的角度上，写人的情感，人的命运，早已突破了阶级的和政治的界限。也就是说我的小说是大于政治的。

很多人认为我和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密切，就不应该获得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这也是很难有说服力的。这一次瑞典文学院把这个奖授给了我，我觉得这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政权的胜利。如果说是政治政权的胜利，那我只能是不能得这个奖。我得了这个奖，说明瑞典文学院比发这些议论的人要高明。这是一个文学的奖项。

莫言：我不希望引起什么“莫言热”，如果不幸引起的话，我希望这个热尽快地冷却，顶多一个月，大家赶快忘掉。由此会不会引起一种文学的热情？这是我很期待的。

莫言：我离开了国家干吗，我连高密都不想离开，我就想呆在高密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生我养我，我熟悉这个地方，这里的食物特别适合我，所以我不会离开这个地方。而且我也认为一个人他有各种各样选择的自由，现在离开中国到国外去生活去写作，我觉得也很好。有的人选择留在他的故土写作这也很好，你不要认为谁出去了谁不爱国，谁没出去谁就是爱国，这都是非常片面的认识。谁愿意走就走，谁不愿意走也不要强迫人家走。我们过去一句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是孔夫子的教训。我觉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对的，己之所欲强施于人就对了吗？

南都社论：莫言获奖，文学的，世界的 诺贝尔文学奖花落中国，莫言因其作品“很好地将魔幻现实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结合在一起”，成为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籍作家第一人，填补了中国文学界的空白。对于有着两千年文学传统、急切融入世界的国度而言，这无疑是一件大事。

诺贝尔奖的符号意义，早已为舆论所津津乐道，它和奥运会、世博会等盛事一道，为民众所翘首以盼。而不同于后两者，诺贝尔奖情结维系了更为复杂、纠结的国民心态：崛起之中国并非简单的国力强盛所能支撑，不只是实现共同富裕之理想，更有待个体提升独立性与创造力。从这种角度看，诺贝尔奖情结背后的国民焦虑，可追溯至19世纪，启蒙与救亡之际，梁启超提出新民说，鲁迅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对于如何改善国家命运，中国精英先后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就在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公布前，这种焦虑仍然在网络四处弥漫。博彩公司青睐莫言，反而让很多人担心，这个没有潜规则传统的世界级奖项，将再次与中国作家失之交臂。最终结果使得所有的争论和分歧暂时中止，人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然而，这是一个突破，却也只是一个艰难的开始。不禁要问，在诺贝尔文学奖出现明显的“欧洲化”倾向的今天，莫言凭什么获得评委会的认可？

有必要回溯当代中国文学史，莫言的创作成熟期，恰逢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式“文艺复兴”。那是一个充满理想斗志昂扬的黄金年代，至今为无数文学青年所缅怀。莫言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然而，寻根之成功，其作品中所表现的“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绝不只是“爱这土地爱得深沉”的结果。作家的视野离不开社会大环境，“寻根”之所以被冠以“魔幻现实”，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中国与世界的思想交流。在莫言身上，我们看到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式的想象力，美国作家福克纳式的颠覆性，我们看到了《百年孤独》，想起了《喧哗与躁动》。

80年代，大量西方学术著作、文学作品得以引进中国，并因此开启了现代乃至后现代风格的文学征程。中国作家融入世界，莫言应该感谢这个开放的思想环境。以莫言为代表，中国产生了大量才华横溢、具有世界性高度的作家。关注中国文学的人不会遗忘那时的文学试验，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格非的《褐色鸟群》，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以“先锋文学”为代表，大量作家留下了属于他们的时代激情；当然，我们还会想起那个高呼“我不相信”的北岛，幻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子，以及那个“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的顾城。

这批作家们的创作既受惠于西方的智慧，亦是回归由“五四运动”所打造的20世纪的文学盛世。以莫言为代表，作家们颠覆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文学传统，他们摆脱了文学传统中僵硬的“文以载道”，激活了文学传统中激情的“诗以言志”，呈现出个体的关怀和对形而上的思考。

诚如2008年被授予“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成就奖”时评委的授奖词所言，莫言的作品“说出的是他对民间中国的基本关怀，对大地和故土的深情感念”。然而关怀脚下的土地之余，莫言又主张关注“那种与众不同的、表现出丰富的个性特征的生活”，追求写作的“个性化”。在现实与历史、个人与社会的交融中，我们不难看出莫言的成功，不仅因为他看到了中国，更因为他看到了世界。正如中国作协的贺辞所说：“莫言的获奖，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作品价值的获胜，也并非证明写作方法的技高一筹，而是不同思想相互沟通相互学习的结果。这是莫言们的成功之道，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赋予中国作家所带来的启迪。

致渊：以平常心看待莫言获奖

文学是一种纯粹个人化的创作，不是集体的功劳，莫言的作品也只能代表他自己的水平，代表不了其他人。

昨晚，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刚刚揭晓，莫言获奖，成为首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莫言获奖，是他个人的荣耀，也是中国文学界的喜事。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如沈从文等作家也曾经非常接近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获奖也满足了很多国人心中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

不过，诺贝尔文学奖也只是对莫言个人的肯定，这固然会令国人兴奋，会对中国文学起到激励作用，但是，也不妨看淡这个奖项。

事实上，莫言本人和家人对待这个奖项，也都非常淡定，并没有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巨大光环下，失去平常心。

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表示，“听到获奖的消息，我很高兴。但是我觉得获奖并不能代表什么。”莫言说，接下来还是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新作品的创作上。莫言的二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弟弟得奖自己“很高兴”。当被问及是否计划全家共同庆祝时，他平淡地答道：“这很平常。”

相对于莫言及其家人的平淡，各方局外之人又能否平常心待之？

在莫言获奖之前，国内各种公共舆论场即充满了各种争议，莫言获奖之后，争论也没有停息。在一个多元社会中，有各种不同的意见非常正常，谁也没有权利强制别人用同一种声音说话。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因为诺贝尔奖，莫言也不会成为舆论焦点，一贯低调的他，或许仍然会和火热的公共舆论场，保持一定的距离。

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知名汉学家马悦然一再所讲，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评判标准就是文学。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个人的文学成就，而不是因为其他。大家既没有必要将其获奖过度拔高，也无须上纲上线。（马悦然于是通过陈文芬表示，“对你们的意外很意外，人家(莫言)的译本已经这么多了。”据悉，莫言的《红高粱》等作品都很为瑞典文坛所看重，《生死疲劳》今年更在哥德堡书展上被隆重推荐，诺奖评委对莫言早已不陌生。）

当然，莫言获奖或许与中国今日之国际地位有关。近年来中国因为经济的腾飞，而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也引来了对中国作家的关注。如果以此而证明中国文学就怎样了，则仍然难以摆脱东方主义的窠臼，仍然没有摆脱“被审视”的心理，还是缺乏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事实上，无论有没有诺贝尔文学奖的垂青，中国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质量如何，就在那里。

而且，文学是一种纯粹个人化的创作，不是集体的功劳，莫言的作品也只能代表他自己的水平，代表不了其他人。

一个人获奖，并不必然代表中国文学登上了世界文学之巅；正如无人获奖，也不必然说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园林里无一席之地。莫言获奖的最大意义或许是，引导人们重新关注文学，而对更多作家来说，要思考拿什么作品才对得起“作家”的称号。

董阳：文学，回归我们的内心

在中国当代文坛，莫言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作家，他的小说以异常浓烈的色彩和极具阅读快感的语言渲染出山东高密乡村的隐秘世界，这个世界对读者来说具有触手可及的质感，常常令人过目难忘，甚至仿佛能够闻到其中的泥土香，看到那浓郁的高粱地，体验那似乎夸张变形却更显悸动的心理真实。是的，在莫言那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与鲁迅、赵树理笔下完全不同的乡村，那里充满原始的生命力、野性的思维、对命运无常的悲悯，它触摸到了意识之下巨大的心理冰山。

莫言并不是每一部作品都令人赞叹，但他不断用貌似“癫狂”的语言与现实碰撞，在看似荒诞的表达中透露出隐秘的真实，并陆续地显现他内心的世界观。

“语言的狂欢”成为评论家描述莫言的标准用词。是的，和其他重要作家一样，读者们之所以如此重视莫言，首先是那些作品对汉语表达可能性的新发现。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但总有一些人去挑战语言的极限，去碰触语言表达的“天花板”，尽最大可能地传递言说者的精微意蕴。

历史不过百年的现代汉语书面语，也许还是一个孩子，他的成熟需要标杆性作品对语言表达可能性的探索，并为之树立界石。作为汉语的使用者，我们感谢鲁迅、老舍、沈从文那样的“先行者”，感谢像莫言一样在中国当代文坛独树一帜的贾平凹、余华、王安忆等汉语表达的“探路人”，他们的“粉丝”也许并不比莫言少，他们获得汉语读者的评价未必比莫言低，这也印证了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推荐所有口味的精神“美食”，更不是绝对的标尺。

伟大的心灵超越语言，这话没错，只是，判断什么是伟大的心灵，人们不总是意见一致，也许这是一次例外。尤其是像莫言那样以语言见长的作家，我并不认为不熟悉汉语的评委和读者们能够通过具有创造性的外文翻译获得那种原汁原味的阅读体验，不过那些特定的读者一定是在其中找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对于真正热爱阅读的人，获奖与否并不会影响他们对文字的喜恶，他们会相信自己的阅读体验和独立判断，回归自己的内心。

【莫言：我平时可以是孙子 写作时色胆包天】作家莫言曾说：一个作家不可能把自己的写作追求限定在一个什么奖上。该怎么写，还怎么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中国籍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有过先秦诸子、汉唐气象、宋明风韵的传统文明古国，一个曾诞生过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巴金、茅盾等等灿若星辰的文学巨匠的文化大国，而今，终于和诺贝尔文学奖结缘了

叶小文：莫言获奖空前不绝后。

莫言获奖，君有言。

瑞典的评委作何言？授奖词称：“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中国籍作家优秀作品当然还有，过去为什么一直不能获奖？据说原因之一，是评委不谙中文。真如此，对于一个约占世界1/5人口广泛使用的语言文字的陌生和冷落，不能不令人遗憾。现在，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广受瞩目，“中国热”、“中文热”席卷世界。评委诸君，谢谢你们，显然你们也重新“寻找到一个出发点”了。

获奖者本人作何言？“得了这个奖，并不证明你就是中国最好的作家，这个我心里很清楚，中国作家有很多，写得好的也有很多……作家最重要的还是作品，不是奖项。能让他站稳脚跟的，还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对土地的热爱，最重要的还是脚踏实地的、勤勤恳恳的、对土地忠诚的写作态度。”“我想尽快地从热闹和喧嚣当中解脱出来，该干什么干什么。”善哉此言，君子慎笃之言。始终对祖国怀着真挚情感，与人民大众保持紧密联系，潜心于艺术创新，这就是君子莫言。

中国作家们作何言？王蒙：莫言的获奖说明了中国当代作家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获得了世界的关注。铁凝：莫言获奖，对今后的中国文学引起国际上更多读者的关注、研究、了解和兴趣，以及中外文学交流，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舒乙：莫言的获奖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对中国有开拓性的意义。张抗抗：这意味着中国文学不再是隔绝、封闭的，而正融入世界文学。李敬泽：今天不论你的文学观点如何，都会是欢乐的时刻。台湾知名作家龙应台：开心大笑三声……

中国领导作何言？李长春的贺信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中国文学迸发出巨大的创造活力，广大中国作家植根于人民生活和民族传统的深厚土壤，创作出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莫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分量重啊，发自肺腑，掷地有声！

读者诸君作何言？“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莫言之外，中国还有许多优秀作家，他们对文学的真诚投入同样值得人们尊重，他们创作出的优秀作品与莫言的作品在文学成就上也难分伯仲。莫言获奖“空前但不绝后”，人们有理由期待更多优秀中国作家问鼎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乃“君子之国”，请诺贝尔奖评委诸君不妨听听中国传承的“君子之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莫言获奖君有言，百花齐放春满园。

【人都是有自卑感的，一个永远自信的人不是白痴，就是魔鬼。】

莫言：时代变了，文学变了。我们也是从年轻人过来的，当时也曾有很多文坛老同志对我们的创作表示忧虑：这种东西是我们的文学吗？我非常赞同“80后”、“90后”的年轻人对我们这些老东西、老家伙持不屑一顾的态度：我们就是要超越你们，就是要打倒你们，就是要写得跟你们不一样。如果写得跟莫言、王安忆一样，你就没出路了。克林顿当年是什么样一个人？吹吹萨克斯，唱唱摇滚，甚至还吸大麻，当时美国人哪里会想到这么个人若干年后会成为总统，而且还干了8年！应该说干得还不错，当然缺点是经常犯一点领导干部爱犯的小毛病。

莫言：其实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感觉女人比男人伟大，这在我写《丰乳肥臀》时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每逢重大历史关头，女人总是表现得比男人坚强。男人是破坏者，女人是建设者。男人总是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只要有女人，马上就能恢复。《丰乳肥臀》里写母亲，一般人家乡发生了大战都会逃难而去，母亲跟着逃了一段，下决心不逃了——家里就是炮火连天也是自己的家，我们要回家去！别人往外跑，她是逆着人群、冒着炮火回家去。

人物周刊：您曾说，“我对人类的前途满怀忧虑，我盼望着自己的灵魂得到救赎。”您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莫言：这不是悲观，反而是一种动力。知道罪赎不完，那就永远抱着罪感生活。没有罪感的人是不会成为善人的。

PART2【文化解码】星巴克“入侵”灵隐寺？

9月22日，全球最大的咖啡连锁店星巴克在杭州灵隐寺景区开店，引来吐槽声一片。

连锁咖啡店星巴克最近在杭州西湖灵隐旁开了一家新店，引起社会议论。看大陆新闻报道，好像都是反对的声音。反对的主要理由为，“星巴克是美国饮食文化符号。用美国饮食文化侵略了中国传统文化。”

较年长的中国观众也许看过一部好莱坞经典电影《茶与同情》（Tea and Sympathy），1956年出品，大导演文森·明里尼执导，故事叙述一名住在寄宿学校17岁而又多愁善感的高中男生（约翰·柯尔饰），他喜爱音乐、戏剧、艺术、花卉、缝纫和烹调，却不参加球赛、不跳舞、不交女生，被同学讥为“娘娘腔”（sister boy），羞与为伍，他因而孤独又寂寞。学校体育老师的太太（德博拉·蔻儿饰）同情他，常请他喝茶，最后发展出一段相见时难别亦难的感情。

大家都知道，美国人嗜饮咖啡，其实他们也爱喝茶，茶是仅次于咖啡的第二大饮品，而茶又是“舶来品”，影片叫《茶与同情》而不叫《咖啡与同情》，或能更受到美国人的注意。

茶的原产地是中国，举世认同。说神农氏尝百草时发现了茶，也许在正史上找不到根据，但《茶经》是唐代人陆羽写的，可是一点也不含糊。中国茶叶、茶树、制茶技术和喝茶习惯，随着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而传播开来。最早传入日本和朝鲜，其后由南方海路传到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等国。16世纪之后，欧洲各国开始引进，北方则传入俄国。

西方人爱饮茶，以英国为最。80％的英国人每天饮茶，茶叶消耗量占各种饮料总量的一半。英国本土不产茶，而茶的人均消费量占全球首位，因此茶的进口量也长期遥居世界第一。

清朝时由于从中国进口茶叶，英国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英国感受威胁，乃向中国输出鸦片，把白银赚回来，最后酿成了中英“鸦片战争”。英国又向美洲殖民地抽取很重的茶叶税，在波士顿港口引发了移民把英国商船上三百多箱茶叶丢到海里，美国独立战争从兹开始。

欧洲其他国家如法国等等，几乎无一不是饮茶国。若谓星巴克是“美国饮食文化符号”，是“美国饮食文化侵略中国传统文化”，那么毫无疑问的，茶是中国饮食文化符号，我们的饮食文化已侵略到全世界了。

不仅是茶，中国料理在欧美也颇受欢迎。中国菜和法国菜、日本菜、意大利菜，同是他们老饕最爱选择的项目。据说由李鸿章发明的“杂碎”，对美国食客来讲更是大大有名。恕我孤陋，似乎没听他们说过这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侵略。

星巴克2007年曾进入北京故宫，因大家反对，被迫撤出。据说原店改了一个“汉化”的名字，加卖茶，但咖啡还照卖，就相安无事了。这回星巴克到灵隐寺，并未进入寺内，而是设在寺外商业街，旁边还有肯德基及其他饮食店。如果要维持庄严肃穆，故宫和寺庙内外不能开饮食店，那就什么样的饮食店都不能开，不应以招牌来认定。

正像美国一本畅销书的名字一样——“世界是平的”，人、物产、贸易、文化等等流通会愈来愈快，一定会相互冲击、相互影响，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再说，美国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等饮食之所以风行世界，因其质量一致、点购容易、携带方便，不是随“船坚炮利”而来。如果我们真想维护和发扬中国的饮食，就要设法推销自己，而不是排拒他人。譬如我们的豆浆、烧饼、小笼包、蟹壳黄，能不能设计成有营养、好口味而又方便的“快餐”，让外国人也竞相追捧？台湾业者研发一种饮料叫“珍珠奶茶”，流行大陆和海外华人社区，似乎也渐渐被西方人所接受，不久前有新闻报道，设于德国的麦当劳已开始供应“珍珠奶茶”了。中国有很多文化古迹，其风雅、精致和宽博，可能与星巴克等这类外国商店不相容，但不必以“侵略中国传统文化”目之。若是中国传统文化这么不堪一击，它也就没有什么可贵了。

灵隐寺建于东晋咸和元年（公元326年），是印度僧人慧理游方到此兴建的。源于印度的佛教，入中国则中国之。我们对于很多外来事物，或许亦应如是观。“茶与同情”也好，“咖啡与同情”也好，都先要有宽容和理解的心。

PART3“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这是饶老尤为喜欢的句子。他说，不磨就是不朽。古人所追求的不朽，就是立德，立功，立名。中流犹言在水中央、大潮之中，自在则是指独立的精神。先立德、立品，再做学问、做艺术。立足学术主流，追求博大而深远的大智慧。精通琴、书、画，饶宗颐却从不与人对弈。在他看来，“下棋有输赢，做人当平和”。和季羡林先生共称为“南饶北季”。

PART4中国首善、正义人物、高调慈善倡导者，这些头衔都属于陈光标，作为中国媒体的集体围观对象，自汶川地震后，关于他积德行善的种种事迹，便时常见诸报端。砸车、送钱、卖空气„„他像蝙蝠侠一样，出现在几乎所有重大新闻之后，而与之相随的，永远有“疑作秀”这三个字。陈光标活得像支广告，只是谁都猜不到他的下一步。

【免费换车】2012年10月10日,陈光标兑现了“对抗议钓鱼岛事件中他的部分粉丝私家车被砸给予以旧换新”这一承诺。身穿一套绿色西装的陈光标为43对夫妇赠送了43辆价值12.8万元的吉利帝豪EC8。对现场媒体提出是否有作秀嫌疑时，陈光标坦然，“如果认为我是在作秀的话，我觉得这样的秀做得越多越好。”

【卖空气】2012年9月16日，陈光标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举行销售新鲜空气和“陈光标好人”系列有机食品启动仪式。在发布会上，陈光标透露：“愿把卖有机食品的第一笔资金捐给人民军队，用于捍卫钓鱼岛国家主权。”他介绍说，自己销售的新鲜空气来源于宝岛台湾，还有大部分来源于井冈山、延安等红色革命老区以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这样做的目的是给这些经济欠发展的地区带来商机和发展。摄影/代斌

【买广告】2012年8月31日，陈光标在《纽约时报》以中英文双语刊登广告声明称，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坚决抗议日本右翼分子最近挑起的钓鱼岛争端和所谓购买钓鱼岛、进行国有化的举动”，“我呼吁美国政府和各界人士谴责日本的挑衅行为”。声明提问：“如果日本宣布夏威夷是日本领土，美国人民会有什么感受？美国政府会有什么举动？”

第五篇：莫言（本站推荐）

可喜可庆可贺

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本土作家。至此，诺贝尔奖在中国本土终于有了零的突破。

对于莫言的获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给出的理由是：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而法新社则表示，莫言将他青春的经验和在家乡的经历放置在了作品中。对此，各媒体、作家纷纷对莫言的获奖进行了解读，引起了一阵“莫言热”。

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莫言是一位很好的作家，他的作品十分有想象力和幽默感，他很善于讲故事。而对于这次莫言获奖，也有不一样的声音。德国知名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在接受采访时说，莫言是中国作家中他批评得最厉害的一位，现在获奖了，他的观点也不会改变。他认为莫言的东西是靠写感官刺激哗众取宠，莫言的主要问题是没有自己的思想。他认为今年诺奖颁给莫言，也许是某种政治因素起了作用。对于莫言，顾彬当年就毫不客气：“莫言的《生死疲劳》(46万字）才写了40多天，另一部作品只用了90天；中国作家“不是为了文学本身，而是为了钱而写作。” 不过，同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表示，他怀疑顾彬并没有细致读过莫言的作品,在谈及思想方面，陈教授认为莫言当然有思想性，只不过这种思想性不是形而上的概念，而更多是对民族命运的理解。

听着这些或褒或贬的声音，我又没有读过莫言的作品，也很惭愧的说，在莫言先生获此殊荣之前，我并不知晓他，同时，还有人调侃到。莫言小说中的长句子很多，有时整页文章只有几个句子。朗读时，尤其是遇到长句子，肺会彻底排空，转入下一次吸气动作时就可以吸入更多的新鲜空气，降压效果会更明显。”，读莫言小说可以缓解高血压

.重新感受范进中举般狂喜的国民们难掩也狐疑与惶恐！哈哈哈.[莫言：我是一个写小说的农民 望“莫言热”降温(组图)] 10月29日，莫言（中）现身红高粱文化节成为媒体焦点，而他本人希望“莫言热”尽快过去。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确实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如果因为这个得意忘形,忘乎所以就没有意思了。”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恩格隆德在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后说，中国作家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瑞典文学院当天在一份新闻公报中说：“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

一、莫言谈获奖原因：土地和人民给了我创作的源泉。

莫言：主要得益于我的这种文学的品质，当然我的作品都表现了对社会、对人生的一些看法，更重要的我的作品一直在写人，既直面人生又立足于写人的这么一个角度，我的小说了一直把所有的人都当人来看，无论是所谓的好人、所谓的坏人，在我的笔下我都用一种同情的态度，不是把一个人美化成什么，也不是把一个人丑化到什么，站在人的立场上的一种写作，这可能是我能获奖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文学的品质获得了文学奖。那我再给你一点材料

北京时间10月11日晚上7点，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因此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陆本土作家。2009年，莫言凭借长篇小说《蛙》进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视野。瑞典最大日报《每日新闻》、德国《波茨坦新闻报》等外媒纷纷表示看好莫言，而麦家、崔永元等国内文化界人士也纷纷力挺。针对“被诺奖”，莫言专心写作，不发表任何看法。而8月25日，作家张一一又造谣声称莫言贿赂诺奖评委马悦然。莫言发微博反击怒斥，并在此后拒谈诺奖。

多年来跟踪研究诺贝尔文学奖并出版相关著作的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旅瑞华人作家万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瑞典文学院很久以来就关注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汉学家马悦然被选为文学院院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学院需要有精通中文的专家来准确解读中国。▇ 梁振华：蛙——孕育生命的意象，考量民族对生命的态度

《蛙》的题目十分有意思，在剧本部分作者通过人物之口说出了为何以“蛙”为题，从青蛙到女娲，女娲造人是多子多福的象征，认为蛙是高密东北乡的图腾。在现实中，蛙是壮族的图腾，象征人类强盛的繁殖力和生命力，这也是剧本中蝌蚪关于精子精彩对话的内蕴。计划生育是传媒宣传小说的一种策略，作品根本不是仅仅写计划生育的，我觉得它有更宏大的意图，它写到的是孕育生命。这里面有几个层次的孕育生命，莫言找到一个非常巧妙的切入点，即妇科医生姑姑这个人物形象，而不是孕妇、孕妇的丈夫、孩子的角度，从妇科医生对生命的客观、冷静的角度出发，描述若干个主体对生命的态度，包括孕育者、职业接生人对生命的态度，但更宏大的意图在于时代、社会对生命的态度。依据人道主义观点，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恰恰在中国这个独一无二受到了质疑，把时代历史对生命的态度最终指向一个民族对生命的认识。莫言其人

莫言（1955年2月17日－），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他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2011年8月，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备受关注的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10月11日揭晓。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摘获这一奖项。评委会称，莫言的作品“在幻觉现实主义中融合了民俗传奇、历史与当代性”，他本人也是当代第一流作家之一。

“通过幻想与现实、历史视角与社会视角的混合，莫言结合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作品中的因素，创造了一种世界性怀旧，与此同时，也找到了旧式中国文学与语言传统的新出发点。”瑞典文学院评委会称，他的作品在“幻觉现实主义中融合民俗传奇、历史与当代性。”

报道称，莫言原名管谟业，生于1955年，曾出版了多部小说、短篇故事和散文，题材十分多样。评委会认为，虽然他在中国以强烈的社会批判性而著称，但他无疑是当代第一流作家之一。

莫言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代表作有《红高粱》、《檀香刑》、《丰乳肥臀》、《酒国》、《生死疲劳》、《蛙》。备受关注的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10月11日揭晓。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摘获这一奖项。评委会称，莫言的作品“在幻觉现实主义中融合了民俗传奇、历史与当代性”，他本人也是当代第一流作家之一。

“通过幻想与现实、历史视角与社会视角的混合，莫言结合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作品中的因素，创造了一种世界性怀旧，与此同时，也找到了旧式中国文学与语言传统的新出发点。”瑞典文学院评委会称，他的作品在“幻觉现实主义中融合民俗传奇、历史与当代性。”

报道称，莫言原名管谟业，生于1955年，曾出版了多部小说、短篇故事和散文，题材十分多样。评委会认为，虽然他在中国以强烈的社会批判性而著称，但他无疑是当代第一流作家之一。

莫言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代表作有《红高粱》、《檀香刑》、《丰乳肥臀》、《酒国》、《生死疲劳》、《蛙》。莫言很幸运。

提起莫言，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电影《红高粱》里那些色彩鲜艳的画面和黄土地上张扬的生命力，那里就是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高密不仅仅是莫言地理意义上的家乡，更是他几十年来在文学创作道路上一直苦心构筑的文学故乡。他的小说创作几乎从未离开高密，那是独属于他的文学王国。他在这片充满想象力的土地上展开叙事，并向历史纵深挖掘，向广袤的中国乡村延伸。

早在20多年前，他就因为《红高粱》的发表而在文坛上引起轰动。据此拍摄的电影《红高粱》，1988年获得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引起了世界对中国电影的关注。三位主创如今早已是蜚声海外，名利双收，有的甚至移民了海外。而这位原作者，至今留守生长57年的家乡——山东高密，一个小小县级市。

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结让他始终不离不弃呢？

如今的社会，有太多太多人，为了生活，为了楼台阁宇，为了灯红酒绿，远离故土，争先恐后用尽方法，只为留在城市。却也有那么一些人，总是想回到故乡，远离城市的喧嚣和浮躁，做回一个最纯粹的自己，陪伴在两鬓白发的父母身旁，尽一点为人儿女的孝心。

乡土情结重的人，会觉得城市始终是别人的城市。如我。也许是年纪渐渐大了，已经没有了当初那种要舍弃家里的一切，想要远走高飞的冲动。反而，越来越想回到家乡过着退休后的生活。

即便回到家乡时，记忆中的一切熟悉的东西已经渐渐不在了。但愿，远去的家乡，始终会以欢迎的姿态迎接你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