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往何处去》读后感论信仰

第一篇：《你往何处去》读后感论信仰

读《你往何处去》有感

跟中国大多孩子的成长轨迹一样，出生在传统家庭的我受到的是传统式的教育，“家”几乎成了我唯一的信仰。回想一下，在面对我那不长岁月中所有的艰难险阻时，是父母的存在支撑着我克服一切，是对父母的执念让我继续在这个美好的世界上游走，如果按照基督教徒的信仰，父母就是我的耶稣。

人是时代的产物，而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尽相同，所以，人与人的信仰是不尽相同的。所以我对《你往何处去》中所描述的基督教徒们的虔诚、狂热理解得便不是那么透彻了。尤其是在那些虔诚的基督教徒们自身遭受了巨大的迫害后还能以一颗宽大的心去宽恕一切，其中格劳库斯在熊熊大火中与基朗四目相对的情景让我对人性豁达的程度能达到如此境界而感到震撼。

残暴的尼禄将基督教徒们捆绑在火刑架上，任凭大火吞噬他们的每一寸肌肤，每一个细胞，而观赏这场“胜景”的人们也在一点一点泯灭他们仅有的良知，此时，作为看客之一的基朗看到了曾经宽恕过他的格劳库斯，正被灼烧的他用尽生命中最后的力量充满仇恨的血眼瞪着这有血海深仇的人，基朗被那眼神的威力震摄得无法动弹，终于他受不了这种如同火在烧自己的可怕压力大叫，“格劳库斯！以基督的名义，饶恕我吧！”。这时，在火刑架上的格劳库斯用尽最后的力量呻吟，“我饶恕你”。

基朗大受震撼与感动，从这时候开始，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原来猥琐的面目出现了光辉，他的灵魂被更新，以致于他突然有了勇气在全场观众面前指出尼碌才是火烧罗马的凶手。

另外，当看到维尼兹尤斯的一点点在蜕变，我也惊讶于信仰对于人心的巨大影响。维尼兹尤斯第一次寻找到逃走的黎吉亚，是在奥斯特里亚努，他听到彼得，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布道者在给众教徒传授教义，他迷惑于是什么样的宗教让莉吉亚身上多处几分让她异于罗马其他的女子，他不解于是什么样的福祉使得如此多的人如此狂热地去追寻，而恰恰正是在这个黑暗的洞穴里，维尼兹尤斯开始有所触动，这一点似乎是他始料未及的。后来维尼兹尤斯准备强行带走莉吉亚却被巨人乌尔苏斯重伤，基督徒们收留了他并对他悉心照料，更是宽恕了他的一切，维尼兹尤斯被莉吉亚毫无索求的爱打动，他看到了基督徒们的生活，尽管他们生活在贫民窟，可是他们却很快乐，很自由，他看到了格劳库斯对基朗的宽恕，此时他心里激荡的绝对不仅仅是一阵小小的涟漪。

莉吉亚对维尼兹尤斯也是颇有好感的，但是作为基督教徒的她一直受着煎熬，因为在她看来，除了爱基督以外如果还抱有别种爱的话，就是对基督和对宗教的一种犯罪，因为，当她看到自己的灵魂深处正在萌发另一种感情和欲望时，对于自己的前途和自己的心情，便深深地感到惶恐不安了，而这位罗马青年不仅是个贵族，是个军人，更是尼禄的一个廷臣，而且他也参与了尼禄干下的那些淫逸放荡而又凶狠疯狂的行动，她参加的那个使她终生难忘的宴会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可是彼得知道后，不仅没有阻止他们相爱，反而劝告莉吉亚在她所爱之人没有看见真理之光前要回避他，并且他也会为维尼吉尤斯祈

祷，会为他们的爱情祈祷。

之后莉吉亚选择了逃避，维尼兹尤斯再次失去了她，他灰心失望，甚至有些后悔爱上莉吉亚。他想回到以前的生活中，但他却发现他再也回不去了，他开始对奴隶温和，他开始厌恶罗马人的糜烂和凶杀，他内心强烈地思念着莉吉亚。当维尼兹尤斯受到耶稣的感召第二次寻觅到莉吉亚的时候，他像一只刺猬一样，拔掉了所有他的武器装备，像一个被俘虏的将军一样，缴械了他的所有高大傲慢。当维尼兹尤斯虔诚地跪在彼得面前，彼得用那圣洁的水洒向他时，我似乎感受到了一个真正男人的成长，虽说此时他还不太懂耶稣的爱，可是他却愿意开始学习按照别人能接受的方式爱对方，他也开始尊重基督徒，接受基督教，由一个盲目的无情的利己主义者蜕变成了一个开始为莉吉亚着想、为他人着想、为基督徒着想的人，他对莉吉亚爱情也由最初的由对情欲、肉欲的追求，对她的占有，变成了一种纯洁的爱情，变成了一剂助他成长和成熟的良药······当基督的爱越来越多地被维尼兹尤斯感受到时，他对莉吉亚的爱也越来越纯真、强烈。罗马城着火时，他立刻骑马连夜赶到莉吉亚住的地方，罗马城全部着火了，火势之大足以点亮整个黑夜，他冲破重重火墙，差点被浓烟窒息，幸好被一群基督徒救了，小说对他急切焦灼心情的描写，真实地展现了一个人从自私的爱到舍命的爱的升华。

记得以前跟一个老师聊天，我就大学生时而感觉空虚的原因向他提问时，他答道，“缺乏信仰”。

《你往何处去》中所阐述的是一种对宗教的信仰与狂热，姑且让

我们先像彼得罗纽斯一般，保持自己的秉性，不去谈论这种宗教的好或者坏，不去就有神论或者无神论进行辩论。在此，我想讨论的仅仅是信仰。

从小到大，我们都在进行着“被信仰”，比如说那标志性的红领巾，比如说那光荣的团徽，比如说可亲可爱的党，在此我绝对没有恶意中伤寄存我们信仰的万事万物，我只依稀记得在我没有深刻理解他们的时候，红领巾已经迎风飘扬在我胸前了，这像极了封建社会中的男男女女们，都还没有来得及见对方一面却已经喝上了合卺酒。也许给了我们这诸多的标志，便能说明了什么似的，就像电影《红领巾》中，老奶奶不让没有佩戴红领巾的小朋友帮她提东西，却将满手的蔬菜瓜果递给了佩戴红领巾的小朋友。表象的东西太能掩盖实质性的一切，难道交了党费的党员是真正信仰共产主义吗？在这里，不是经济基础就能决定上层建筑，不是作为一只鹿的你混在马群中就真成了一匹马。人不都是奴性的，在“被xx”中人们喜欢去反抗，就像强扭的瓜一样，绝对香甜不了，剩下的只是枯萎的皮囊罢了。信仰，来不得半点虚假，我想，如果那些基督教徒不是真正的信仰基督，不是真正的信仰耶稣，他们能宽恕一切罪恶吗？他们能在面对狮群的来袭时唱起了圣歌？他们能为犯下罪行的罗马人忏悔，为救赎而流泪？

我不太明白那种对宗教的信仰是如何植入一个人的，而且也从没有体验过。以前一个同学告诉我，她妈妈假期去了西藏，看到了那些信徒们，无论家住得多远，都要三叩九拜，直到拜倒布达拉宫，绝对

不打一个马虎眼儿。有人告诉她，许多信徒本身就不富裕，但还是把自己不多的积蓄拿来朝拜，甚至有些人在半路就死了，但他们认为这是最为荣耀的死法，会让他们得以升天，不受轮回之苦。这些都是信仰的作用，正如小说中，信仰改变了维尼兹尤斯的爱情，信仰改变了基朗的人格，信仰改变了整个罗马的历史。

信仰，说到底，是一种意识，当信任变得极端化，将会形成信仰。信仰的本质是相信其正确，甚至宁愿相信其正确，不在于其是否真实。所以，信仰无所谓真假，有信仰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因为坚持这种信仰使自己有所追求、有所寄托。信仰是对人生意义的一种假定。

人，就其本身来讲没有意义，人的意义就在于自己给自己设定的一个意义。既然人的意义在于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意义，那么信仰就应该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而不是任何人、任何组织能强加给你，如果你仅仅是为了换取老奶奶手中的瓜果蔬菜，那这信仰也太廉价了！

第二篇：大学生毕业后档案往何处去？

您正在浏览的求 职 信是大学生毕业后档案往何处去？

2007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陆续展开，一些学生向有关部门咨询，如果自己选择考研没被录取，或没有实现当年就业，档案该往何处去?有关专家表示，届时，毕业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合理的选择。

据了解，近年来毕业生丢失档案现象增多，这为他们的学习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吉林大学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指导教师苑锐说，一般来讲，学校可以依据毕业生本人意愿，将其户籍和档案材料转至生源地人事部门，或向学校申请保存户籍和档案，或将档案落户当地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苑锐介绍，当前毕业生转档案可分三种情况：

一是转至生源地。他说，一提到生源地，许多来自农村的学生就会担心会不会转为农村户口，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生源地人事部门一般是指地级市的人事局。但各地方规定有所不同，如辽宁省要求统一派回辽宁省教育厅;黑龙江省要求统一派回黑龙江省人事厅;上海市要求统一派回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天津市要求统一派回天津市教育委员会;江西省要求统一派回江西省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湖北省要求统一派回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海南省要求统一派回海南省人事劳动保障厅;宁夏回族自治区要求统一派回宁夏回族自治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要求统一派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事厅。苑锐说，这种转档案的方式比较适合准备在生源地范围内就业的毕业生和暂时不想就业的毕业生。其优点是在生源地就业后办理手续简单方便，而缺点则是毕业生两年内如离开生源地就业，需重新办理改派手续。

二是档案留校。2002年国家下发文件，允许毕业时尚未落实单位的毕业生户口、档案留校两年。该政策执行几年来，许多毕业生受益，但也凸现了一些弊端。按照有关规定，毕业生只要与校就业指导中心签订档案留校协议，就可以将户口、档案暂时留在学校，待落实工作单位后，将户籍和档案迁至工作单位所在地，申请档案留校超过两年仍未落实工作的，学校将其档案和户口迁回生源地，学校不再为其发放就业报到证。毕业生凭用人单位录(聘)用手续、劳动合同和《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证书》办理落户手续。这种转档案的方式适合有就业愿望但尚未就业的毕业生，其优点是由于学校的诚信度较高，代为保管户口关系和档案，提供就业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等与落实就业单位有关的服务，老师尽心尽力，而且不收取额外费用，学生自由度较大，安全性高，可以以好范文的身份参加公务员考试。但其缺点则是毕业生档案留校只是延长了择业期，与学校没有人事隶属关系，涉及人事关系的证明都不能出具。

三是转至就业代理。毕业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与各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签订代理协议，签约期限可分为一年至三年，在代理期满前毕业生可自愿申请续签或终止协议。以吉林省为例，吉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为毕业生提供以下服务：档案材料保管、查询;出具出国(出境)政审、升学、就业、考研、结婚等相关证明;办理落户手续;为毕业生党员提供组织关系转接，代收党费，进行考核，办理转正手续。这种方式比较适合准备考研、创业、灵活就业的毕业生，其优点是签订就业代理协议可以获得更多的就业信息，既省时，又省力;服务范围更加广泛，易于毕业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正规的就业指导中心的参与和协助，在安全性方面的保障更大。其缺点则是由于毕业生与指导中心交流相对少，容易造成信息不畅。

第三篇：关于大学生支农往何处去的思考

关于大学生支农往何处去的思考

马永红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我们习惯称呼自己为支农人，是因为我们参加了带有乡村建设色彩的大学生支农活动，而每当我们在使用这个词语时，其他诸如暑期三下乡的大学生志愿者是不包括在内的。那么两者有何区别呢？前者多是个人或者支农社团主导，但性质是自费自发自愿的，从策划到实施到总结都是自组织进行，最主要的是明确的将自己的行为纳入到民间乡村建设的范畴。而后者多是由学校党团委主导的，性质是官方或者半官方的，从策划到实施到总结都是在官方的控制下进行，最主要的是明确的将自己的行为纳入到官方暑期三下乡的范畴。

全国的大学生支农由北派乡村建设代表人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发起，当时他看到有的农村学生因为没有路费而放假不能回家，于是他就拿出自己的课题经费给予路费补助，但是要求学生回乡做些社会调查，这本是个双赢的事情。后来温铁军任总编辑的《中国改革*农村版》设立专门经费，成立大学生支农调研队，正式以组织名义推动全国大学生支农，杂志社通过大学生支农获得了更多的基层信息，特别是与底层的农民维权骨干建立了联系，而大学生因为参与全国性的交流培训与集中下乡活动得到了与原来个人回乡调研不同的收获，当然也实现了双赢。后来该杂志社被关闭，当年任编辑之一的刘老石与几个大学生遂单独注册了名为“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公益机构，并且在基金会资金支持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全国大学生支农。屈指算来，自2000年京津塘大学生支农至今，支农人已经走过了十年，如以参与大学生支农的社团和数量而言，大学生支农的高潮出现在2006年前后，此后即逐渐进入低潮。原因在于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缺少大学生支农专项资金，因此仅能够勉强做到组织大学生社团骨干交流，而无力再给以各社团以诸如经费之类的支持。于是各地大学生支农社团开始了在本地实践基础上的自我发展，及至现在，各支农社团均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某种衰败，其表现在会员数量大幅度减少、校外涉农社会实践减少、核心骨干对乡村建设认同度低等等，当然也有一些社团例外，但是这一切都难掩大学生支农面上的衰败。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作为陕西大学生支农人一份子，因为自始自终的参与，我有着更为深刻的切身体验。前几日召开公益组织协调会和大学生支农交流会，支农队和社团的负责人谈起目前陕西大学生支农的现状，谈到各个学校支农社团开展活动号召力减弱，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支农队的凝聚力减弱，最终各学校支农社团各自在校园里活动，难以再有更大层面的横向联合，也再难以再有更为创新的实践活动。最为可怕的是，大家都感觉到大学生支农已经无法更为深度的推进。僵化而又重复的支农模式无法解决农村问题自不待言，因此大学生支农定位更多的是精神的自我救赎，但问题在于更为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得大学生支农队员也开始变得迷茫，蚁族、蜗居、群体性事件等等扑面而来，通过改良式的大学生支农似乎也已经难以让大学生找到精神重建的支点。

其实在2006年暑假我们在宝鸡做支农交流的时候，大学生支农如何深度推进的问题即已经开始显现。当时我的回答是，建立大学生支农基地，并创新活动形式，以配合本土人才进行乡村建设。但这只是简单回应了大学生支农活动继续进行的问题，而无法回应和解决大学生支农所出现的精神困惑。

一个需要明晰的定位 大学生支农的定位是什么？这是所有支农人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按北派乡村建设以往的提法，叫塑造自我，建设乡村。这个定位还是比较客观的，先来说大学生为什么要下乡去支农，这是有两方面需求的，一方面大学生需要农村，另一方面农村也需要大学生，相较而言前者更甚，但这种“前者更甚”却不一定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农村相比于城市而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落后自不待言，因此需要一些外在的力量去帮助，这个容易理解，于是大学生去农村就在支教、文艺、合作社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尽管这些工作只是短期的，且效果并不明显，但是做总比不做强。再谈到大学生需要农村，民间乡村建设与官方三下乡活动的解释侧重点略有不同，前者侧重于理想与精神重建，后者侧重于实践与技能锻炼。而如何通过大学生支农重建理想与精神呢，那就是通过在实践基础上对乡建理论的学习，以及对大学教育的反思。学习与反思的结果，将可能使一个人从目前的小我世界中解放出来，从呆板的大学牢笼里解放出来，成为一个有着济世情怀的乡村建设者。

但是为什么说大学生需要救赎，而且只能够靠自我救赎。

因为自1999年以来大学不断扩招，并且伴随着风起云涌的大学城圈地运动，紧随其后的却是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蚁族、蜗居等随即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与焦点。更为严重的是大学生群体的理想意识和生命意识愈来愈淡薄，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硫酸泼熊事件、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人事件、复旦大学学生虐猫事件、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杨元元自杀事件、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杀人事件等等，不断地冲击并挑战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心理承受底线。

许多大学老师上课照本宣科，局限于校园和书本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则通过上网打游戏、谈恋爱、睡大觉以消磨时间，全然不知在校园之外的广大农村和工厂正发生着激流般的变化。贵州瓮安农民群体性事件、吉林通钢工人打死总经理事件、富士康十三连跳事件、广州本田工人罢工事件、西安赵东民工会维权事件等等，无不展示着底层的巨大矛盾，而很多由学校团委组织的三下乡实践已经流于形式，成为观光旅游和争评奖项的假实践。许多大学生缺乏对国家命运、底层生活和自身成长的关注。

这个时候大学生该怎么办，寄希望于党和社会吗？可怕的是我们的党和社会也都出现了信仰危机。曾经在上世纪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而终于在最后十年以惨烈的方式划上句号，从此知识分子不再仰望星空，而转身于市场和官场，开始追逐权势与金钱。那些口口声声说“三个代表”的党政官员们，已经出现了上上下下的腐败，当他们拒绝群众的实质性监督且继续追逐着自己的利益时，我们如何相信他们能够带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并走向共产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已无路可走，只有进行自我救赎，而当时三农问题正呈愈演愈烈之势，于是支农便进入大学生自我救赎的视野。十年来，大学生支农走过了许多乡村的山山水水，见识了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也参与了一些地方的乡村建设，但不得不承认，作为短期行为的大学生支农于农村的改变几乎没有，唯一成长起来的就是大学生自己。在此期间，大学生支农的定位也随之明晰，即自我成长是第一位的，力所能及于乡村做些事情是第二位的。正如南派乡村建设代表人物——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贺雪峰所说，之前的新知识青年下乡（指大学生支农），到农村调查一通，为农民作点事情，主观上好意很多，客观上并没有也不可能为农民做成什么事情，提供什么有效的帮助。但是，大学生下乡并非没有意义，其中最大的意义是增加了大学生对农村的认识，从而改造了大学生，锻炼他们，并使他们更快地成长并成熟起来。

一个值得探究的原因 按理说，只要大学生支农一直走下去，那么这种成长可以一直持续下去，问题是大学生支农所给予大学生的成长也是有限度的，且在最近几年中，农村的社会背景也发生了许多大的变化。

这些大的变化包括：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经济进入后税费时代、更加注重民主运行——农村政治进入后选举时代、更加注重民间传承——农村文化进入后民间时代、更加注重同等国民待遇——农村社会进入后国民时代、义务教育开始真正免费——农村教育进入后免费时代、新型合作医疗重来——农村医疗进入新合作时代、财政买单退耕还林——农村环境进入后补偿时代。

正是国家新农村建设系列配套政策的出台，教育、医疗、农业税方面也出现了历史性的转变，这些政策消解了许多对抗性矛盾，农村已经不像2000年前后那样剑拔弩张，农村对大学生支农的需求也不像曾经那般迫切。只有相对不多的村庄因为土地问题导致剧烈的冲突，大多数未受到城市化侵扰的乡村的矛盾开始转移到村庄内部治理——尤其是村干部腐败上面来，而这个矛盾烈度要远比原来的官民矛盾低，且因为基层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能够得到一定的缓冲。与此同时官方开始强力主导新农村建设，大学生村官计划吸纳了一部分已毕业的大学生去农村就业，而在高校，团委组织的三下乡也开始吸收民间组织的大学生支农的某些优点，并吸纳了一部分在校大学生去农村实践。表面上看来，社会形势于大学生支农而言更为有利，即再不会有地方政府给大学生支农乱扣帽子或者公开阻挠，但是相对此前而言，大学生支农空间还是有所减少，而且队伍也被逐渐稀释。

另外，当支农一旦深入到乡村建设领域，单凭假期大学生下乡则很难继续推进，特别是深入到复杂的中国社会，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改良与革命的争议，由深入实践所引发的支农队员的精神困惑单靠三农视野难以解决，这就牵扯到三农社团的反思问题。我曾经的指导老师、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在论及我当时休学回乡支农在不同阶段所遇到的挫折时，就这样分析道，参与乡村建设不是一个简单的物力、智力支援的问题，而迟早必然要面对农村现行社会结构中的各个利益群体，及其复杂的利益和权力关系。而打破掌权者说了算的农村现行权力结构，通过建立农村公共空间，以实现权力结构中的某种制约与平衡，这本身就是乡村建设的重大课题。当年晏阳初他们就遇到这个问题，他们的工作演进分为三个阶段，即“文字教育的阶段”（大概相当于“支教”），“农村建设的阶段”（大概相当于“支农”），最后就必然进入“县政改革的阶段”。这就是说，农村建设绝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必然涉及农村政治的改革，如晏阳初先生所说，“从消极方面说，如单以县为单位而帮助农民，救济农民，则非改革政治不可；从积极方面，要把我们研究实验的结果——教育的内容及农村建设的方案——推到民间去，亦非利用政治机构不可”。

如上所言，大学生支农只把支教作为辅助手段，直接跨越了第一个阶段，起点就相对于“徐本禹式”的大学生支教更高些，因此再深入必将触及村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由此所引发的矛盾与冲突却并不是我们大学生支农尤其是短期支农可以解决的。现实容不得我们去困惑，而迫使我们寻求解决之道，而在困惑中求解又迫使我们跳出三农，以更为宏大的视野去思考问题。

一个不得不进行的转型

陕西大学生支农有着自身的特点，即尽管它起步晚于北京，但是从一开始即自行探索，且在它接触北派乡村建设团队后，虽然获得了更多的思想资源和更大的精神动力，但是相对其他地方大学生支农而言，一直都是坚持自费与自组织为主，且对外界的依赖性较小。更重要的是，陕西大学生支农结合西北本地情况，自2005年开始走上了大学生与工农相结合的自我探索之路。期间从第一次支农建立起自己的团队到后来建立起自己的初步的思想体系，我们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从发起青年中国行动构建更为宽广的行动领域到现在我们在农民、农民工、青年方面的探索，我们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从微观改造综合支农到搭建平台推动城乡互助，我们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六年来，我们所倡导的青年中国行动的宗旨一直没有变，那就是——让有理想者拥有思想，让无理想者拥有理想；让有理想者付诸行动，让持续行动改变中国。同时我们在当初为青年中国行动设定了两个基本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实践探索出一条解决目前中国底层问题的道路，这条道路能够被地方或者中央政府所采纳或者借鉴；第二个目标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实践培养出一大批人，这些人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中流砥柱，并推动社会的改革和发展。

自2008年底以返乡大学生竞选村主任再次失败为标志，我们开始在持续挫折中深入反思农村试验区的工作，并开始讨论道路的调整和具体计划，试图借鉴当前中国比较活跃的类似机构的经验并予以综合。在重新审视前几年走过的路之后我们发现，目前情况下尚不具备知识分子与底层农民实质性结合的大趋势，同时更为主要的是我们尚缺乏一大批执着于理想并具有行动能力的人。而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只有两条途径，那就是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问题在于此前我们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琐碎的实践中，只寄希望于个体在实践中的自我觉悟，相反对主动培养没有足够的认识。于是我们建立了西安进步青年中心，一个试图将乡村建设和红色思想结合起来的团队。

与此同时，在这近十年的乡村建设探索中，无论是推动大学生支农还是乡村建设骨干人才培养，抑或农民合作组织，北派乡村建设的实际执行者刘老石已经逐渐意识到乡村建设的局限性，那就是我们共同从事的本质上为改良的事业何以还会引起既得利益的惊恐、反对甚至阻挠，在当下中国，民间乡村建设的空间和力量究竟有多大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们所创造和争取的点滴进步与强势集团的片刻挥霍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号称乡村建设运动而农民不动”更莫谈改造社会而依附于政权了，所有的问题都集结于我们如何摆脱这个上世纪乡建先贤就已经意识到的“乡建两难”。刘老石指出了一条和当前新左派不谋不和的道路，那就是建设一种新的文化，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与资本主导的强权主义、与奢靡享乐的灰色思潮相反的文化，这种新文化应该成为乡村建设工作者最为强大的思想支撑，用以消解和对抗当前社会的不公，用以激发和激励同仁们奋力前行。

新文化，新青年，这是一个不得不进行的转型，而转型中的分化已经悄然开始。

一个已经悄然开始的分化

当今大学校园，社团可谓众多，以大学生思想和行动能力综合培养方面的功能来分，从低到高有以下几个层次：官僚类社团、兴趣类社团、公益类社团、思想类社团。其中官僚类社团包括学生会、学生社团联合会、国旗护卫队等等，按学理分析其本身也是学生自治社团，但是因为从社团干部的选举任命到具体开展活动，校方通过强制指令与利益诱导过度地介入与控制，致使这些社团沦为官方管理学生的辅助工具，在某些场合甚至充当官方的耳目和爪牙，且因此沾染上了一定程度的官僚习气，有时候说来简直比变质的村委会或者工会还更可恶，因为缺少思想与行动的独立性，他们属于最低层次意义上学生社团。兴趣类社团包括书画棋协会、轮滑协会、科技协会等等，这些社团依托于某一个学生感兴趣的具体的事物集合起来，用以培养和拓展自己的兴趣，虽然没有什么思想性或者社会性，但是毕竟有了自我思考和行动的条件。公益类社团包括志愿者协会、爱心社、支农协会、三农学社等等，其中类似三农学社的社团已经明显具有底层色彩，开始关注社会发展，同时也有走出校园的行动，也是相对于前两类社团来说比较有活力的。思想类社团包括读书会、主义研究社等等，他们关注的问题视野更为宽广，已然开始讨论理想与信仰重建、社会发展道路、改革反思与青年改造等话题，并且通过学习交流和社会实践进行着一定的尝试。一方面他们没有官僚类社团的不良习气，精神面貌积极向上，更重要的是他们超越了兴趣类社团的狭隘，超越了公益类社团的纯粹慈善，着眼于“改造中国与世界”，并且从“修学储能”出发进行着点滴的积累。

然而在无参照系且自我封闭的状态下，各个社团依然沉浸在自我欣赏之中，一直到各个社团开始相互交流，特别是走出校园到工厂与农村，接触与课本上不一样的社会现实时，青年学子们就开始反思社团自身的建设。

在某种意义上说，电视剧《恰同学少年》热播后所引起的全国轰动，正好促使这些青年学子的深度反思——学生应该怎样读书，教师应该怎样育人，在当今和平年代，大学生应该如何重建并初步实践自己的理想。许多高校大学生受该剧启发建立各种读书会，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大学与人生道路。

所谓标准的三农社团更多地如同一个志愿者组织，更多地从事下乡实践的活动，相比学校的“书画棋协会”等来说，有一定进步性。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纯实践类社团无论它将存在多长时间终究无法培养出历史上“新民学会”里的人物。大凡在校园或者社会上发挥巨大推动作用的团队，无一不是既有实践能力但更有思想性的组织。就此而分析，读书只是通过学习和讨论使得同志间对于理想有了基本的认识，而实践则能够比较直接地加深这种认识，读书和实践的相互交叉配合，一定能够培养出一些有理想且有行动的人来。

我所从事支农工作已经六年多了，相信许多人会有和我一样的感受，那就是下乡时理想膨胀，回校后依然如故的“实践综合症”，绝大多数人最后回归主流社会而且联系不多——这就是大学生支农忽略思想引导和理想培养的致命缺陷。如此下去支农必将永在原来的道路上徘徊，且终有一天将难以为继。

正是这种危机之下，大学生支农社团开始了自己的分化，而且这种分化几乎是必然的。校方处于稳定需要和利益的考虑，自然会进一步加强对实践类社团的控制，并使得大学生支农社团最后被校团委或者学生会收编，成为自己旗下争评更高层级的官方颁发的“暑期三下乡全国实践单位或个人”重要力量，这是大学生支农社团最为悲惨的结局。再退一步，大学生支农社团因为不能应对现实的变化而做出适当的转型，还是一如从前抱守残缺，甚至连实践的形式也不加创新，那么它将进一步走向衰败，直至消亡。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直面发展危机，悄然实现转型，即在保留自己志愿性、实践性、涉农性的基础上，吸纳思想类社团的积极因素，最终成为兼具思想和行动能力的社团，从而引领大学生迅速成长。否则大学生支农社团可能会出现内部分化，另外一部分要求转型的人将会独立出来单独注册新的思想类社团，或者进入他人创办的思想类社团，而这必然会导致大学生支农社团力量的削弱，而这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一个世纪末的反问

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学生社团莫过于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创办的新民学会和周恩来在南开大学创办的觉悟社了，而这两者之中，又以新民学会为最。

当年湖南第一师范培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大多与新民学会有关。这个学会1918年4月18日在蔡和森家中成立，以“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为宗旨，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奋斗目标。新民学会后来成为“五四”运动前后湖南革命运动的核心。毛泽东1920年写的第一份会务报告中说：“诸人都系杨怀中(即“一师”教师杨昌济)先生的学生，与闻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

那是一个灿若星辰的年代，当时，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任弼时、李维汉、谢觉哉、李达、田汉、孔昭绶、杨昌济，包括曾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聚集于湖南第一师范。而他们之前，走进这座校门的还有陈天华、黄兴等人。

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那是一个军阀混战的中国，但是有过那样一座叫湖南第一师范的学堂，有过那样一些如同杨昌济般的先生，培养过那样一群如同毛泽东般的学生。

于是疑问随之而来，为什么只有那样一所学校，产生了那样的学生社团，培养出来影响中国和世界的人物，而在其后他又如同大多数学校一样星光暗淡？在现有的大学教育体制下，能不能迎来又一个星光灿烂的时代？我们的大学教育会再培养出“青年毛泽东”吗？

这是一个世纪末的反问？直至当今大学教育的软肋！

首先，大学教育理论脱离实际。很明显，中国社会正处在盛世与危机并存的阶段，官僚腐败日渐严重，新的权贵阶层不断涌现，贫富差距逐步加大，阶层分化正走向阶级分裂，而我们的教材和老师却睁着眼睛阐述着连自己也不相信的所谓主义所谓原则。一个不敢于直面现实的教育，一个靠谎言编织的理论，即便学生背过了又有何用，又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其次，大学教师缺乏主体地位。很明显，教师上课照本宣科，缺乏独立见解，更为重要的是几乎缺少与学生的精神交流。学生们面对校园内外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急需要一个敢说真话的大学老师给予指导，而我们的老师们早已经在市场和官场中失去主体地位，要么忙于追名逐利，或者装作全然不问世事，甚至打压学生的独立思考与行动，这其中以学校团委为甚。

第三，大学校园失去真精神。很明显，大学生不断扩招，大学城不断扩建，所谓评估，所谓改名，所谓升博，未见学习风气或者教学层面的丝毫改变，只见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路边树木栽了又换。学校如同一个加工厂，不问质量瑕疵只求数量批次，然后一波一波抛向市场。大学生入党评优等等竟然都要送礼托关系排队等候，整个官僚习气和铜臭味弥漫校园，而对人才的培养主题却置若罔闻。

最后，大学生失去独立判断能力。很明显，食堂盲目且无限制的涨价，校方动不动就随意封锁校园，师生之间或明或暗的权钱交易，学生会吆三喝四地自命服务，同学间游戏人生虚度时光，这些都是错误或者不应苟同的，不论我们是否有能力改变，但是最起码我们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抵制，但是对于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大学生们已经失去了独立判断能力，更何谈行动。

而在我看来，未来将有四种力量推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它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同盟。第一是工人，因为它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及其发展方向，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它的质量决定了它的不可忽视性；第二就是农民，农业的基础地位，农民的数量和比重，决定了它的不可以忽视性；第三就是农民工，它直接联系着城乡，解决不好农民工问题则会成为政治问题，它所处的位置确定了它的不可忽视性；第四就是大学生等知识分子，他们是改革的急先锋，是最先觉悟者，且他们多来自工农，与其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具备推动新的工农联盟的条件。而知识分子惟有主动与工农结合，支持国内健康力量打破腐败特权阶层的强力控制，中国的改革才会有大的新的质的突破。

大学生等知识分子肩上责任之重大可见一斑，国家前途与民族民运皆系我辈青年，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历史的接力棒最终会到达我们手中。而我们是否已经或者正在做着接力的准备。正因为如此，大学生们更应该如鲁迅先生所言，“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正因为如此，大学生支农社团更应该走出校园，去接近底层工农，并且在学习交流与社会实践中进一步转型，以为将来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同时要相信，中国何其大，总能找到我们做事的地方，中国人何其多，总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大学生们，通过点滴行动开始修学储能吧。新的文化，新的青年，新的社会，必将在我们手中重建。

天穹高高鸿雁飞，书院深深松竹茂。晓雾重重盼日出，大地茫茫风雨骤。

咏长夜，攀北斗。蝶恋花，梦难求。书翻千秋史，谈尽古今愁。美哉潇湘伟少年，踏浪湘江竞风流。

名与利，莫问候。书并剑，到心头。挥毫万山红，举臂托飞舟。美哉中华伟少年，他日神州竞风流。【完】 2011年4月19日西安

第四篇：社会主义向何处去读后感

读《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有感

姓名：安梦天学号：2012103146 专业：经济学基地

摘要：在这本书中，斯蒂格利茨利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集中对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转型”国家的改革实践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在长期争论两种体制的选择问题上，如何有效地向市场经济“转型”问题上，标准的经济模型是无能为力的。他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备市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模型并且描述了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运行。

斯蒂格利茨在第九章《集权，分权，市场与市场社会主义》中一开始就提出了阿罗-德布鲁模型，阿罗-德布鲁模型明确说明了分散决策的市场机制优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他提出了几条支持分权化的经济方面的依据：一.风险的多样化。更加分权化的决策方式减少了全部组织系统性质的多样性，他对强权领导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危害是占多数的，许多企业的价值会在强权领导者退休之后有所增加，这是因为存在高昂的转型沉淀成本，因此领导人不愿意产生正面的结果。比如苹果公司在乔布斯去世后，市场价值创下新高。二.竞争。竞争给人们提供了适当的激励，特别当有关工作困难程度的信息不能轻易获得的时候，竞争的作用就显得更重要。同时竞争也为选择提供了基础。三.受限制的信息。现实经济中提出的问题比标准模型所提出的信息问题要丰富得多，而在标准模型只提出了稀缺性问题。对于集权化的组织来说，不肯能对所有信息进行搜集，处理和传递。

不过斯蒂格利茨没有说明企业边界是什么。斯蒂格利茨认为在一个经济社会中，总体上是应该实行分权，通过市场机制来起主要作用。而在局部（例如企业内部），价格机制是不能起作用的，在这时，集权是非常必要的。这时，企业家才能就显得极为重要。哈耶克也早就提出了他虽然反对独裁政府，但是他还是赞同在企业内部实行集权的。这这一点，新古典经济学确实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既定环境的条件基础之下，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经确定的前提基础之下，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贝叶斯学习的基础之下，并不反映人类行为的过程，而侧重于一种结果的揭示。这一点似乎就需要通过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来揭示企业边界了。科斯对于企业的探索补充了新古典经济学存在的不足.斯蒂格利茨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没有体现市场过程，但是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凡是在既定的环境中缺乏竞争力的企业，最终会被淘汰。同时信息传递中存在的噪音信息，也可以通过人的学习能力，使其影响达到最低。而他同时也认为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虽然把市场过程表示出来，但是却没有建立一套有说服力的模型出来，他认为这是一大缺陷。但是也许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很难用模型来表述，因为涉及的理论实在是涵盖的太广了。而且即使是从心理学角度而言，如何衡量心智，对于当时的神经元分析来说，就是一大难题。而且”心智“又不能用“心智成本”来表示，否则又成为新古典的最优化分析了。斯蒂格利茨还认为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资本市场三者同时出清是不可能的。他在和夏皮罗的《作为工人纪律约束的失业均衡》中提出了斯蒂格里茨-夏皮罗模型中提出了失业的均衡的概念，而在与波士顿大学的韦斯教授共同研究得到的斯蒂格利茨-韦斯模型中提出了信贷配给，使得银行的作用又被重新关注。

他对于科斯定理的评价是极为不公正的，首先，科斯定理并不是科斯自己提出来的，而是由斯蒂格勒根据他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的故事整理的出来的。科斯定理通常有三个推论。一般而言，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是当交易成本极小的时候，产权的充分界定并不显得很重要，而在交易成本很大的时候，就需要通过界定产权来确定如何如何进行分配，这涉及到政治结构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结构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决定可能的最优产量。斯蒂格里茨认为科斯忽视了交易成本的问题，科斯本身就是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这使得他自己出现了矛盾。还有，科斯从交易成本为零得出产权界定的重要性。斯蒂格里茨认为产权界定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在现实中，本来就是这样，产权从来就是无法完全界定的，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产权界定的重要性，而且即使是公共物品的生产中，仍然是可以由私有企业生产的。

斯蒂格里茨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激励和约束的问题，这好像有点不符合现实，不过激励和约束确实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能够完全解决的。就拿委托-代理的关系来说，就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来实现监督。而且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中所存在的激励问题并不是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而是来源于这些国家人的发明创造。

他反对“华盛顿共识”，但是并不能证明“后华盛顿共识”优于“华盛顿共识”，因为制度变革中发生的总和的不确定性是存在的，既然是不确定的，“休克疗法”在某种文化和某种政治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的影响之下，就可能优于渐进式改革。但是非正式制度的变革的影响是很重要的，诺斯也提到了这一点。斯蒂格利茨的在书中提出的一些想法对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改革也有很多可以借鉴的方面，比如重要的是竞争而不是所有权，赢重视转型的货币条件和竞争条件；对与担保私有制计划，应该谨慎，特别注意国家和私人共同持股的大企业中的控制和财团管理问题，这对于我们不断深化的国企改革有很大的借鉴意义；防止激进改革带来的破坏；注意个人和组织的学习，个人必须学会如何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组织必须学习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在强调市场重要性同时，也不能一味的学习西方的经济体制。

第五篇：《中国向何处去》读后感

直面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阴暗”

读《中国向何处去》有感

最近，应于作业要求，在网上搜索各种有关党史的书籍，一看到《中国向何处去》几个字，就深深抓住了我。拜读之后，感受颇深。此书主要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时局，并进行评论，作者犀利笔墨、独到见解不多见。在和谐社会的大前提下，多数文章都以歌颂为主，对缺点、问题轻描淡写一带而过。而作者以揭露深层矛盾为主，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作者在书中，分析了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和原因以后，分析了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城市化症结

城市化即是指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农业产值逐步下降，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转移。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比较，中国的城市化落后大约15个百分点。这15个百分点表明，大约2亿应该转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没有实现。同时，农村就业的劳动人口，也多出了15个百分点左右。中国的户籍制度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许是无奈之举。由于中国地大物薄，政府不得不将人口分为城市和农村两部分，以此减少政府的压力。但是，也由此也造成了近年来严重的不平等。农村居民，在住房、医疗、劳保、养老、基础设施等，始终受到不平等待遇。30年来很多农民离土、离乡，进入城市。他们在建筑工地施工、在矿山挖煤，他们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但是，我们遗憾的看到，他们不属于自己所在的城市。因为，没有当地的户口，他们依旧是农民，不能享受社保、不能购买住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似乎还不如100年前民族工业兴起时，农民自然转换成为产业工人的阶段。农民工的根在农村，他们只是客居城市。但是要把几亿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难度大的难于想象。尽管，有些城市开始了农民工转为当地市民的探索，但速度不会很快。因为，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超大城市，目前已经人满为患。如果将户口真的放开，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二、房地产的病态

房地产业近年来飞速发展，成为社会上瞩目的焦点问题。房价过快增长，民众怨声载道，政府多次调控，效果难于评估。问题能解决吗？不容易！因为，原因太复杂，盘根错节。

作者在书中，谈到几个方面，综合起来包括：现行土地制度供给结构与需求的矛盾和冲突；中国住房强劲的需求市场；高房价成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高房价是土地制度、政策、管理的结果；粮食安全与土地的矛盾等等。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特别是价格高居不下，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三、中小企业无人问津

中国的就业问题，近些年来十分突出。官方公布的数据，其实仅仅是城市居民的就业情况。中小企业一般是劳动力密集型，特别是服务行业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但中国的考核体制有明显缺陷，均以GDP和财税为主要内容。哪个地区上述指标发展快、增长多，就受到表彰，就受到重用和提拔。其他指标、包括就业都属于软指标。为此，很多地方的政府对发展中小企业并没有兴趣。因为，10个小企业也没有一个大企业创造的GDP和税收多，100个小企业也没有一个大企业影响力大。我们看到，很多官员热衷于总部经济，千方百计吸引大公司、包括国际大公司到本地落户，甚至不惜给予政策、土地等优惠，给予资金支持等。并且，各地为此争先恐后出台政策。很少看到，政府主动为发展中小企业出台政策，很少看到为农民工、商贩、保姆等草根族做什么事情。不仅如此，在创业门槛上，中国也是全球比较高的。包括注册资金、经营范围等。这些，实际上与解决就业困难相去甚远。

四、机关难于控制

作者用大量的事实、包括数据，披露了当前中国体制下，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需要公共供养的部门，制度、体制、现实中存在的问题。1.中国供养负担沉重，在中国的体制下，社会供养负担沉重，无论是绝对还是相对指标。从政权机关分析，一般包括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司法部门包括公检法机关。一般实现上下对口制度，从中央到县级基本对口。在政权机关中，有公务员编制，还有事业编制，很多地方的后勤管理没有社会化。除此以外，政府办学校、办医院、办公共事业，也是加大供养负担的重要方面。近些年来，政权机关改革多次，但成效甚微。2.税费体制的障碍，中国的税费体制中，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国家收入长期以来增长过快，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要大幅度提高个人收入，首先是国家要从国民经济分配中，减少自己的份额。3.税外收费和罚款，中国的税收体制很特殊，除了法定税款以外还用很多带有税收性质的收费、罚款，这和中国供养人口过多有直接关系。在中国的供养体制中，有全额拨款单位、差额拨款单位。其中，差额拨款单位，由于经费不足，被允许向管理对象收费、或者罚款，来补充固定拨款的不足。有不少部门，也乐得享受这种收费、罚款。不仅解决了经费需要，还有不少寻租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