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如何对待多个债权人问题的电话答复(1991年6月26日)

第一篇：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如何对待多个债权人问题的电话答复(1991年6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

如何对待多个债权人问题的电话答复

（１９９１年６月２６日）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冀法（经）［１９９１］６１号《关于在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法（经）发［１９９１］１０号文件第四条时应如何对待“多个债权人”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在清理整顿公司中，公司被撤销且资不抵债的，可视为该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破产财产不是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破产债权不仅包括已通过诉讼得以确认的债权，也包括未经诉讼确认的其它债权，对未经诉讼确认的债权，如果债务人对债权人的主张无异议，即可直接参与清偿；如果债务人对债权人的主张有异议，则应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附：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法（经）发

（１９９１）１０号文件第四条时应如何对待“多个债权人”问题的请示

（冀法（经）［１９９１］６１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在执行你院（１９９０）法经上字第２号民事判决时，恰逢你院法（经）发［１９９１］１０号文件（以下简称“１０号文件”）下发，该文件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被执行的公司已被撤销，有多个债权人，且资不抵债的，应当委托被撤销公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依照该《通知》第六条规定执行，”经初步了解，此案被执行人属于该条规定的情况，共有１１家属于同一清偿顺序的债权人，我院去执行被执行人财产时，这些债权人中有３家的债权已通过诉讼得以确认并已进入执行程序；有６家已向法院起诉，正在审理期间；有２家未向法院起诉，应如何对待这些债权人有以下三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人民法院执行已生效的法律文书，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运用国家强制力，强制被执行人履行所负义务以满足申请人所享有的权利的行为，申请人的权利是经过人民法院的审判而予以确认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在申请人的权利尚未全部满足之前，而被执行人尚有可执行的财产时，应将被执行人的全部可以执行的财产在已生效并已进入执行程序的法律文书所确认的债权人中按比例分割，而没有依据将尚未进入执行程序，甚至尚未进入诉讼程序的所有债权人一并在已经开始的执行程序中予以考虑。

第二种意见认为，根据国务院“６８号文件”和最高人民法院“１０号文件”规定精神，已进入执行程序和正在审理期间尚未结案的应一并考虑，具体办法是，被执行人所在地的法院通知受诉法院尽快审结，然后由其统一按各债权人的债权所占比例分配被执行人的财产，未向法院起诉的债权人的债权则不予考虑。

第三种意见认为，第二种意见基本可行，但为了保护所有债权人的利益，应由被执行人所在地的法院向未起诉的债权人说明情况，如其表示放弃债权即不予考虑，如其表示主张债

权向法院起诉，并在指定期限内向法院起诉的，即应等受诉法院审结之后按最高人民法院“１０号文件”统一执行。

应如何处理，请批复。

１９９１年５月１１日

发布部门：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日期：1991年06月26日 实施日期：1991年06月26日(中央法规)

第二篇：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 监护责任两个问题的电话答复

【发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文号】

【发布日期】1990-05-04 【生效日期】1990-05-04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国家法律法规 【文件来源】中国法院网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

监护责任两个问题的电话答复

（1990年5月4日）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89）51号“关于监护责任两个问题的请示”收悉。

关于对患精神病的人，其监护人应从何时起承担监护责任的问题。经我们研究认为，此问题情况比较复杂，我国现行法律无明文规定，也不宜作统一规定。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可根据《 民法通则》有关规定精神，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合情合理地妥善处理。

我们原则上认为：成年人丧失行为能力时，监护人即应承担其监护责任。监护人对精神病人的监护责任是基于法律规定而设立的，当成年人因患精神病，丧失行为能力时，监护人应按照法律规定的监护顺序承担监护责任。如果监护人确实不知被监护人患有精神病的，可根据具体情况，参照《 民法通则》第 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精神，适当减轻民事责任。

精神病人在发病时给他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如行为人个人财产不足补偿或无个人财产的，其监护人应适当承担赔偿责任。这样处理，可促使监护人自觉履行监护责任，维护被监护人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社会安定。

关于侵权行为人在侵权时不满18周岁，在诉讼时已满18周岁，且本人无经济赔偿能力，其原监护人的诉讼法律地位应如何列的问题。

我们认为：原监护人应列为本案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因原监护人对本案的诉讼标的无独立请求权，只是案件处理结果同本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系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监护责任两个问题的请示吉高法〔1989〕51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们在审理涉及监护责任的民事案件中，遇有两个问题，向你们请示如下：

一、精神病人监护责任的时间从什么时候算起？是从监护人知道被监护人患精神病时算起，还是从被监护人发病时算起？

二、侵权行为人在侵权时不满18周岁，但在诉讼时已满18周岁，且本人无经济赔偿能力，根据《 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161条的规定，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应由原监护人承担，但在法律文书上，原监护人应如何列？是否还需列原法定代理人？

以上请示，请予函复。

1989年10月7日

本内容来源于政府官方网站，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第三篇：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监护责任两个问题的电话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监护责任两个问题的电话答复

1990年5月4日，最高法院民事审判庭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89）51号“关于监护责任两个问题的请示”收悉。

关于对患精神病的人，其监护人应从何时起承担监护责任的问题。经我们研究认为，此问题情况比较复杂，我国现行法律无明文规定，也不宜作统一规定。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可根据《民法通则》有关规定精神，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合情合理地妥善处理。

我们原则上认为：成年人丧失行为能力时，监护人即应承担其监护责任。监护人对精神病人的监护责任是基于法律规定而设立的，当成年人因患精神病，丧失行为能力时，监护人应按照法律规定的监护顺序承担监护责任。如果监护人确实不知被监护人患有精神病的，可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精神，适当减轻民事责任。

精神病人在发病时给他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如行为人个人财产不足补偿或无个人财产的，其监护人应适当承担赔偿责任。这样处理，可促使监护人自觉履行监护责任，维护被监护人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社会安定。

关于侵权行为人在侵权时不满18周岁，在诉讼时已满18周岁，且本人无经济赔偿能力，其原监护人的诉讼法律地位应如何列的问题。

我们认为：原监护人应列为本案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因原监护人对本案的诉讼标的无独立请求权，只是案件处理结果同本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系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监护责任两个问题的请示 吉高汉〔1989〕51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们在审理涉及监护责任的民事案件中，遇有两个问题，向你们请示如下：

一、精神病人监护责任的时间从什么时候算起？是从监护人知道被监护人患精神病时算起，还是从被监护人发病时算起？

二、侵权行为人在侵权时不满18周岁，但在诉讼时已满18周岁，且本人无经济赔偿能力，根据《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1条的规定，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应由原监护人承担，但在法律文书上，原监护人应如何列？是否还需列原法定代理人？ 以上请示，请予函复。

1989年10月7日

第四篇：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银行票据结算合同纠纷上诉案的电话答复

【发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文号】

【发布日期】1990-07-24 【生效日期】1990-07-24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国家法律法规 【文件来源】中国法院网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

关于银行票据结算合同纠纷上诉案的电话答复

（1990年7月24日）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银行票据结算合同纠纷上诉案的请示报告》已收悉，经我庭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本案虽然从总体上来说是一起由古玉金、刘建军、赵明策划并实施的诈骗案，但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宝鸡五金公司与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场的所谓合同关系；二是宝鸡五金公司与银行的结算关系。票据是一种无因证券，它一经签发，就产生了独立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与该票据的原因相分离。因此，对于宝鸡五金公司与银行的结算关系可由法院分案审理。对于古玉金、刘建军等人的诈骗活动，公安机关早已立案侦查，并下令通缉，不存在移送经济犯罪问题。

二、工商行呼市大北街办事处将取款人“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店”背书上却为“河北省饶阳县食品公司留楚食品购销站”盖章的汇票错误解付，转入建行呼市第一办事处东街分理处古玉金帐户；违反了银行结算办法的有关规定，应当承担过错责任。

建行呼市第一办事处东街分理处违反银行帐户管理规定，为古玉金、刘建军等开立帐户，违反现金管理规定，让古玉金、刘建军提取12．5万元的现金，也要承担过错责任。

托县工商行违反规定，将20万元购货款转入储蓄所个人存折，被刘建军、赵明提取现金潜逃，亦应承担相应责任。

三、宝鸡市五金公司业务员将汇票转给古玉金，违反了汇票结算办法的规定。因此，宝鸡市五金公司应承担一定经济责任。

四、上列当事人各自应承担的份额，由你们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附：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银行票据结算合同纠纷上诉案的请示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在审理中国工商银行呼和浩特市支行大北街办事处与陕西省宝鸡市五金交电化工批发公司银行票据结算合同纠纷上诉一案中，在适用诉讼程序和实体处理上认识不尽一致，几种处理意见都有一定的依据和理由，但又觉得拿不准。为了正确处理好这一案件，并为今后处理类似案件提供案例，现将该案基本情况和我们的意见请示报告如下：

一、案情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呼和浩特市支行大北街办事处（以下简称大北街办事处）。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陕西省宝鸡市五金交电化工批发公司（以下简称宝鸡五金公司）。

1988年2月，河北省饶阳县农民古玉金流窜来呼和浩特市，伪造“河北省饶阳县食品公司留楚食品购销站”的印章和介绍信等证件，冒充该站业务员，通过建设银行呼和浩特市第一办事处东街分理处主任闫培林在该处开立了帐户，帐号为“912719002”。另有两个身份不明自称刘建军、赵明的人，也在呼和浩特市伪造“大同市矿务局综合商场”的印章和介绍信，冒充该商场的业务员，在东街分理处开立了帐户，帐号为“912719019”。古、刘、赵开立帐户后以经商为名，伺机诈骗。

1988年8月上、中旬，古玉金向陕西省宝鸡市机床厂供运科业务员李林召两次打电话，谎称他搞到200台18寸彩电，问李要不要。并称票已开出，每台2050元，供方山西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场每台加250元信息费，古玉金每台加50元信息费，每台价2350元，合计47万元。如果要货，8月22日前带款来呼市。李林召即与宝鸡市金台物资供应站联系，该站同意要这批货，商定由李林召先到呼市落实货源，如确有货，再派业务员申琦携款前往呼市。事成后由金台物资供应站给李林召信息费2000元。

李林召于8月20日来呼市见到了古玉金，古向李出示了伪造的呼市五金公司的提货单和发票。并与所谓供方“业务员”刘建军见面，刘说这批彩电是他通过呼市五金公司财务科长办成的，货款已付给了五金公司。如果要货，必须在8月27日将款汇入他的帐上，否则就让给别人了。李林召接连向金台物资供应站发了两封电报，要申琦务于8月25日带款来呼市。金台物资供应站收到电报后因货款困难，又和宝鸡五金公司联系，该公司同意要这批货，事成后由该公司付给金台物资供应站信息费6000元。还商定由宝鸡五金公司业务员张锃与申琦一起到呼市办理，并嘱咐张锃必须坚持“一手钱，一手货，现货交易”。

张锃持中国工商银行宝鸡市渭滨办事处开具的一张47万元的汇票（汇款单位为宝鸡五金公司，收款单位为“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店”，帐号填为“91279019”，汇入银行系呼和浩特大北街办事处）。与申琦一起于8月25日来到呼市，见到了古玉金、刘建军、李林召等人。刘建军再次向张、申2人出示了伪造的提货单和发票，在商量进款提货问题时，刘建军要求款先入他的帐，9月10日提货，张锃坚持“一手交款，一手交货”。此时另一帮忙搞彩电的李杰提出款先入河北省饶阳县食品公司留楚食品购销站的帐户，由古玉金、李林召、李杰作担保，等9月9日再入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场的帐，9月10日在呼市电视机厂提货。张锃同意先将款转入古的帐上，并就此签订了一份协议：供方刘建军、需方张锃、担保人古玉金、李杰、李林召都在协议上签了字。后张锃不放心，于8月27日亲自到呼市五金公司，询问是否卖给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场200台彩电，该公司明确答复：“没有这回事”，认为刘建军的提货单和发票是伪造的，要求张锃协助将假提货单弄到手，把刘建军等人抓起来，张锃表示愿意配合。次日张锃又给呼市电视机厂销售科打电话，询问该厂是否卖给呼市五金公司200台彩电，该厂答复没有此事。张锃将此情况告诉了李林召、申琦等人，并表示他不能不见货将汇票交出。李林召等人又谎称，这批货是刘建军通过呼市五金公司私人从电视机厂搞出来的，绝对有货，并埋怨张锃说“陕西人作不成买卖”，张锃是“木头人”等，几人争执不止，张锃将所签协议撕毁，表示不作这笔生意了。

8月28日至29日，张锃先后两次给宝鸡五金公司领导打电话汇报情况，要求回家。公司领导先让“再等一等，看看情况”。后又答复说：“买卖实在作不成就回来。”张锃、申琦、李林召又达成一份次日回家、费用自负的协议，3人都在协议上签了字。李杰得知后发火说：“你们都回家费用自负，我没有单位包车费谁负责”。并把张锃、申琦等人堵在屋里，向张锃强要了出租汽车费420元。此时古玉金装作同情张锃，骂李杰“太不象人”，“敲人竹杠子”。申琦、李林召也骂李杰不够意思。张锃提出与古玉金、李林召、申琦喝酒。在喝酒中，张锃对古玉金说：“古大哥，我信得过你，若把款放在你的帐上，我信得过。”古玉金、李林召马上赞同，一再表示款放在古玉金的帐上不会出问题，古玉金表示愿将自己的印章交给张锃保管，以示自己在张锃的款进入他的帐户后不能办取款手续。张锃、李林召将刚签好的回家协议烧掉，表示买卖继续要作，并由李林召草拟了第3份协议。该协议以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场为供方，以宝鸡五金公司为需方，购销天鹅牌彩电200台，单价2300元，总价46万元。协议规定：“在1988年9月1日付给供方转帐支票一份（已填好9月12日为有效的总价41万元“信息费另付”转帐支票一份），供方协助需方于1988年9月8、10、12日前提出200台彩电交给需方。如在9月12日18点供方未将彩电交给需方，需方声明已填好的金额41万元转帐支票作废。”李林召将协议拟出后交给张锃、申琦作了修改。张锃作为需方代表签了字，古玉金、李林召、申琦作为联系担保人签了字。8月30日该四人找到了刘建军，刘以供方代表的名义在协议上签了字。

8月31日，张锃与古玉金到呼市大北街办事处办理转款手续，张称不知手续该怎么办，古玉金说他有熟人，就将汇票交给古玉金办理。按银行结算制度规定，汇票背书应盖汇票记名的收款单位即“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店”的公章，款只能转入该单位的帐户。但古玉金、张锃为了把款转入古玉金的帐户内，就在汇票背面盖了“河北省饶阳县食品公司留楚食品购销站”的公章，填写送款簿时把收款单位填为“留楚购销站”，帐号也填为古玉金的帐号“912719002”。大北街办事处办理解付手续时，本应发现汇票背面所盖的公章与汇票记名的收款单位不是一家，送款簿上填的收款单位、帐号与汇票上记名的收款单位和帐号不符，本应拒绝解付，但由于该办事处营业员马慧玲工作上的失职、疏忽，漏审了收款单位和帐号，将款错付在古玉金的帐上。

9月1日，张锃、古玉金、申琦、李林召按第三份协议，从古玉金帐上开出一张9月12日才能进款41万元的转帐支票交给了刘建军。张锃、申琦、李林召等待8日提货。9月4日古玉金用出租汽车带张锃、申琦、李林召到呼郊昭君墓游玩，9月5日、6日又带张锃等人到草原风景区昭河游玩。

呼市大北街办事处于9月2日以交换的方式将47万元汇票划给了建设银行呼市第一办事处东街分理处，9月3日正式进入古玉金帐内，当天古玉金将转帐支票上的转款日期由“9月12日”改为“9月2日”，在涂改处盖了古的个人印章，将41万元款转入了“大同市矿务局综合商场”刘建军的帐内，古、刘2人通过银行闫培林以“购农副产品”的名义当天就提出现金10万元；古又从自己帐上所剩的6万元中提出现金25000元。9月7日刘建军、赵明2人通过闫培林以“收购农副产品”的名义向托县工商银行开出一张20万元的汇票，闫培林以分理处的名义向托县工商行出具了“此款无误”的证明。刘、赵2人通过关系找到了曾在托县银行工作过的干部孙永才和托县工商银行干部史剑波，经孙、史2人周旋将20万元汇票从托县建设银行转在托县工商银行，又转在史剑波个人存折内，全部提成现金交给刘、赵2人。刘、赵向孙永才行贿12000元，向史剑波行贿1500元，于当日携款逃跑；古玉金也于当日携款逃跑。

李林召于9月7日接到电报回了宝鸡。9月9月张、申2人发现款已被骗，即到呼市公安局报案。呼市公安局当即查封了古玉金、刘建军的帐户。将古玉金帐上的30850元，刘建军帐上的110200元，计141050元，追缴回14万元退给宝鸡五金公司，其余33万元被古、刘等人骗走。

经呼市公安局立案调查证实，古玉金系河北省饶阳县耿村农民，自1988年春节出门再未回家。古曾在留楚食品购销站租过一间房子卖过猪肉，但不是该站的职工，该食品站从未在呼市开立银行帐户。经向山西大同矿务局调查，该局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场或商店”。刘建军、赵明2人的身份住址至今不清。公安机关立案后，曾收审了闫培林、孙永才、史剑波，孙、史将收受的贿赂款交回了公安机关。现3人均被取保候审，对古玉金、刘建军、赵明已下通缉令缉捕。

二、第一审判决结果

宝鸡五金公司向呼市公安局报案后，经过三个多月的侦查未能抓获罪犯，遂于1988年12月20日以呼市大北街办事处违反银行结算制度，将本来汇给山西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店的47万元错付给了河北省饶阳县留楚食品购销站，以致被骗，请求判决大北街办事处返还错付货款赔偿全部损失为由诉至呼市中级人民法院。

呼市中级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全国联行往来制度，原告将款汇入被告方后，就使双方产生了关于银行票据结算的权利义务关系。被告方本应严格审核汇票，发现不符合解付手续就不应解付。而被告方没有履行好自己的义务，对汇票进行了错误的解付，造成了原告方的资金损失，应负全部责任。按照银行结算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银行办理结算因错付或者被冒领的，应及时查处，如造成客户资金损失，要负责赔偿”和 民法通则第 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大北街办事处赔偿宝鸡五金公司355575．30元（包括利息）。

三、第二审对该案的处理意见

第一审宣判后大北街办事处不服，向我院提出上诉，经我院多次讨论，意见如下：第一种意见，合议庭和审委会多数同志认为，本案是一起严重的经济犯罪案件，第一审分案审理的法律依据不足，第二审应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主要理由有3点：

（一）通观全部案情事实，本案的性质属于诈骗犯罪。是古、刘、赵等人伪造印章证件，冒充企业业务人员、开立假帐户，贿赂银行工作人员，骗取现金325000元。他们的犯罪行为贯穿于案件的全过程，并起了支配作用。银行票据结算只是诈骗犯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不能离开全案孤立地看待其中的这一段。因为本案的结算关系是在犯罪分子的欺骗下产生的，中途改变收款单位也是在犯罪分子的欺骗下进行的，而且是由罪犯古玉金直接办理的转款结算手续，结算的结果是犯罪分子将款骗走，所以说票据结算与诈骗犯罪是分不开的。

（二）两院一部法（研）发（1987）7号文件《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如果发现有经济犯罪事实的，即应及时移送”。并指出：“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时，一般应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全案移送，按照 刑事诉讼法第 五十三条和第 五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如果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必须分案审理的，或者是经济纠纷案经审结后又发现有经济犯罪的，可只移送经济犯罪部分。”持这种意见的同志认为，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事实的应及时移送，是办理这类案件的一个基本原则；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全案移送是一般作法；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分案审理的是属于特殊情形。本案有严重的经济犯罪事实，又没有必须分案审理的特殊情况，第一审立案的法律依据不足，应按照“及时移送”的基本原则和“一般应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全案移送”的规定，将全案移送公安机关。

（三）由于古玉金、刘建军、赵明3名主犯均未抓获归案，有的案情事实还不够清楚，大北街银行办事处、宝鸡方以及建设银行呼市第一办事处的过错责任不好确认。如汇票究竟是怎样解付的，这一关键事实现在还不够清楚。张锃说：“当时我喝了啤酒，在银行凳子上坐着，由古玉金具体办理手续”。古究竟通过谁怎么办的手续张锃说不清楚。马慧玲对汇票是否是她解付的也含含糊糊，只是说：“如果要是我解付的这张汇票，也是在我最忙的时间，当时的具体情况回忆不起来了。”古玉金在逃，无法进行核对。又如大北街办事处认为“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店”与“大同市矿务局综合商场”是一码事，他们虽开始将款错付在留楚食品购销站的帐上，但有41万元款最终还是进了宝鸡五金公司原来要汇入的单位即“大同市矿务局综合商场”的帐上了，而宝鸡五金公司则坚持“商场”与“商店”是两个单位，古玉金先给他们联系的是“商店”，后因商店的人回家了，又联系的“商场”，所以根本不存在41万元款进入他们本来要汇入的单位。那么“商场”与“商店”究竟是一个单位还是两个单位，因古、刘在逃核对工作无法进行。所以现在作出实体处理，缺乏充分事实依据，一旦犯罪分子抓获后所供情况与我们现在认定的事实不符，就会被动。为了稳妥、慎重地处理好本案，还是全案移送公安机关，先通过缉拿罪犯、追缴赃款，以刑事附带民事来解决受害方损失，经过这些工作仍不能补偿损失，还需分案审理时，在搞清全案事实的基础上再继续以经济纠纷案件审理为宜。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有诈骗犯罪的事实，但大北街办事处的责任是清楚的，认为分案审理是可以的。至于过错，大北街办事处和宝鸡五金公司都有过错，建设银行呼市第一办事处也有过错，应追加为第三人，由三方按一定比例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主要理由是：1．本案存在着刑事犯罪和票据结算两种关系，属于刑事犯罪应由公安机关侦查；属于票据结算则可以由法院以经济纠纷案件审理，这样既不影响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处理，又不影响对经济纠纷的处理。2．如果将案件移送给公安机关，何时能将罪犯捉拿归案，遥遥无期，这样就会使案件石沉大海、银行贷款利息越积越多，宝鸡五金公司的损失继续增大，对于发展经济不利。3．大北街办事处处于结算关系的中心地位，在关键时刻发生错付，应负主要责任；宝鸡五金公司上当受骗执迷不悟，在经营活动中有严重失误，也应负相应责任；建设银行呼市第一办事处违反银行帐户管理办法和现金管理条例的规定，给犯罪分子开立假帐户，提取巨额现金，致使诈骗犯罪最终得逞，也应负一定的责任。设想按照5∶3∶2的比例，由大北街办事处、宝鸡五金公司、建设银行呼市第一办事处三方共同承担责任。这样既了结了案件，又使各方对自己的失误交了“学费”，起了惩戒作用。

第三种意见是维持第一审判决，主要理由是：1．本案的经济纠纷部分可以分案审理，理由如前所述。2．宝鸡五金公司的过错被大北街办事处的过错所“冲销”，大北街办事处在结算的关键时刻未把住关，发生错付，是造成损失的根本原因，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故应承担全部经济损失。

以上三种意见中，我院倾向第一种处理意见，特予请示，并望尽快批复。

1990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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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纠纷中工期问题的电话答复(1988年9月17日)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

关于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纠纷中工期问题的电话答复

(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７日）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８８）黔法经请字第３号请示报告收悉。关于四川省重庆市铜梁县第二建筑公司诉贵州省息烽县酒厂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纠纷一案工期问题，根据来文所提供的情况，经研究答复如下：

贵州省息烽县酒厂与四川省重庆市铜梁县第二建筑公司签订息烽县酒厂粮库、半成品库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的工期，是在《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规定的工期之内。合同是经招标投标之后签订的，故不应以违反《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规定为理由，确认合同约定的工期无效。如招标投标有违反主管部门主观规定之情形，则另当别论。息烽县酒厂窖酒车间建筑工程工期，《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无明确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在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工期，应认定为有效。

此复

附：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重庆市铜梁县第二建筑公司

诉贵州省息烽县酒厂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中工期问题的请示报告

（８８）黔法经请字第３号

最高人民法院：

现将我省安顺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重庆市铜梁县第二建筑公司诉贵州省息烽县酒厂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中有关工期的问题汇报请示如下：

１９８５年初，贵州省息烽县酒厂（以下简称酒厂）将本厂窖酒车间、粮库、半成品库的建设工程公开进行招标，同年８月２８日，酒厂与中标方重庆市铜梁县第二建筑公司（以下简称二建司）签订了《息烽县酒厂窖酒车间、粮库、半成品库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合同规定：预算金额为８２万元、窖酒车间、粮库、半成品库的建筑面积分别为２７０２．１４ｍ２、１０３０ｍ２、２９６０．２４ｍ２；工期分别为１２０天、１０５天、１７８天。窖酒车间、粮库如因特殊情况，可延长工期１０日。逾期１日，赔偿经济损失１０００元，半成品库如遇人力不可抗拒的情况，可延长工期１５日。逾期１日，赔偿经济损失１０００元，合同签订后，窖酒车间、粮库工程如期开工，半成品库工程因场地腾整，双方同意顺延至同年１１月中旬开工。窖酒车间、粮库、半成品库工程分别施工２３４日、２２０日、３７７日后竣工。竣工后，二建司依据贵州省安顺地区（８３）定额要求工程款应按１１６万元结算，酒厂则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有效，应按合同规定的８２万元结算。为此，双方发生争议，二建司遂向安顺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酒厂按安顺地区（８３）定额进行结算工程款，酒厂则反诉提出二建司逾期完工，应依合同规定赔偿损失２９．７万元。对此，二建司辩称双方在合同中规定的工期违反了１９８５年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的《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应属无效。

经查，按《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的规定，除窖酒车间因建筑面积超过２０００ｍ２没有工期规定外，粮库工期应为１３５天，半成品库工期应为２９５天，故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对粮库、半成品库工程的工期规定与《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的规定不一致。对合同规定的工期条款是否有效的问题，经我院讨论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第九条规定“合同工期，除国务院另有规定者外，应执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主管部门颁发的工期定额。暂时没有规定工期定额的特殊工程，由双方协商确定，工期一经确定，任何一方不得随意变更。”该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对粮库、半成品库工期的规定违反了《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的规定，应属无效。窖酒车间工期，因《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无明确规定，对该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的工期应认定为有效。另一种意见认为：目前建筑工程实行招标投标，是鼓励竞争、提高效益的一种积极手段。对本案招、投标双方关于工程工期的规定，只要确出于双方当事人自愿，不损害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就应着眼于有利于改革的大局，认定为有效。

上述意见，何为恰当，请批示。

１９８８年７月１３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