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法涉诉初信初访处理机制研究

第一篇：涉法涉诉初信初访处理机制研究

涉法涉诉初信初访处理机制研究

公安信访工作是公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做好初信初访工作，依法保障公民的表达权，畅通利益诉求渠道，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是减少“重信重访”、“越级上访”和预防矛盾转型升级的基础。如何依靠初信初访相关处理机制，让信访问题能够得到及时处

理，让处理意见能够得到快速落实，是当前公安机关必须认真研究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下面结合我市公安信访工作实际，就当前公安初信初访现状、存在问题及初信初访处理机制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当前公安初信初访现状

昭通市辖11个县区，有人口580余万，信访积案量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永善溪洛渡水电站、水富向家坝水电站、巧家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牵扯大量移民搬迁工作，容易引发群众新的上访问题。(一)公安机关职能过于宽泛，参与性活动日趋增多。公安机关所涉及的社会领域宽广，执行法律法规频繁，与人民群众工作生活关联十分紧密。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在组织诸如城市征地、拆迁等联合执法行动中，要求公安机关参与其中，公安机关参与维持秩序、处理滋事人员，但因为参与征地、拆迁等活动涉及部分群众的利益，自然会引起群众的反感，群众往往会把矛头转向公安机关，因公安机关参与活动导致群众初信初访的情况时有发生。(二)信访形式网络化，信访事项性质多样化。初信初访形式除传统的走访和书信外，利用电话、电子邮件、互联网等形式的信访快速攀升，有的信访人采取多种形式，既写信、又发邮、还来访。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许多群众采取网上信访的方法反映问题，网上信访案件大幅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信访事项性质呈现多样化，涉法涉诉信访人反映的信访事项涉及刑事案件、治安行政案件、法医鉴定、执法作为等事项。(三)信访时间、上访人员具有一定的集中性。近年来，部分老上访户往往多方串联，煽动部分有信访打算的群众，形成一定规模，选择在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等重大会议召开期间、政府部门有重大活动、庆典活动，上级领导视察时等一些敏感时期上访，采取静坐、拦车、吼闹等过激行为以引起各级领导重视，以期达到上访问题的解决。

二、初信初访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信访部门警力不足，信访民警待遇不佳。全市共有公安专职信访民警30名，兼职信访民警6名。信访民警普遍年龄偏大，身体状况较差，其中，年老体弱约占40%，11县区信访部门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警力不足的问题。信访民警除承担日常公安信访工作外，还参加值班、备勤、救灾处突、巡逻、大搜查、移民维稳、安全保卫、案件评查等工作。部分地方由于领导的关心和重视不够，信访民警政治待遇及经济待遇都不高，国家信访专职人员的信访津贴没有得到落实。工作繁重但政治待遇、经济待遇低导致部分信访民警积极性不高，身心疲惫。

(二)部分案件时间跨度长、处理难度大。部分案件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公安机关未能及时收集和固定有力证据，被检察机关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退查或不予批捕的情况时有发生，加之在办理案件过程中，相关政法部门缺乏有效沟通，甚至存在推诿扯皮，公安机关无法在短期内破案、追逃，为被害人追回损失，案件久拖不决，引发群众初信初访。

(三)上访群众头脑中“清官情节”影响较大。中国的信访制度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古代的“包青天”对当代中国仍有一定的影响。从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来看，现行信访制度的结构及运作方式，有着与之相适应的国家体制、文化和民众心理的背景。封建社会里的击鼓鸣冤、拦轿告状等场景，都能在当代信访活动中看到痕迹。从信访人的心态来看，其潜意识里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清官情结，即便是面对公正合法的处理结果，信访人仍想通过信访渠道来改变其结果。部分群众心里存在着“官大于法”的错误观念，认为领导“官”越大，说的话越算数，解决问题越容易。

(四)被动应对导致初信初访变重信重访。有的信访人不考虑情况的差异，盲目攀比，希望通过信访引起重视，得到补助或救助金;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化解信访问题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简单认为花钱可以买平安。特别是在一些重大活动和敏感节点，迫于维稳的压力，仅注意维护眼前稳定，采取“花钱买息访”的办法，被动应付，开了法律、政策的口子，形成恶性循环，造成初信初访转变为重信重访。

(五)案件存在执法过错、执法瑕疵，民警信访工作方式不当。部分案件在执法过程中执法行为不规范、执法程序不规范，造成案件存在一定的执法过错及执法瑕疵，上访群众抓住执法过错及执法瑕疵不放，对公安机关施压以达到自身诉求。部分民警执法不规范，执法水平和执法质量不高。少数民警群众意识淡薄，执法不文明、规范，工作方法简单，态度粗暴，引起群众不满而上访。

三、初信初访处理机制研究

(一)严格包案化

解制。对初信初访案件，按照“谁包案、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主要领导切实做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协调解决问题，带头包案负责，带头接触案件，带头约访接访，认真研究化解措施，想方设法化解案件。落实“定承办人员、定督办领导、定化解措施、定化解期限、定目标责任、领导包案”的“五定一包”工作责任制。

(二)落实首办责任制。建

立完善《初信初访首办责任制》，明确初信初访的直接责任人及主要责任人，初信初访首办人负责接待、承办、转办、处理、回复等工作，对来访群众告知办理的规定、程序、上访人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办理时限要求，并表明态度，做到让来访人放心。对因不及时认真处理群众初信初访或因工作不到位而导致矛盾激化，造成信访人由初信初访变为重信重访的，严格依据相关制度进行问责。

(三)坚持责任倒查制。坚持信访事项倒查追究工作制度，对因错误执法、违法违纪、作风粗暴、责任心不强引发上访问题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坚决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贯彻落实好涉法涉诉案件初信初访责任制，强化全市公安机关认真受理和办理涉法涉诉初信初访的责任意识，把初信初访解决在基层，减少重复、越级信访。强化督导，严格责任追究。从接待受理到报结答复各个环节明确工作责任，采取跟踪督办、现场督办、电话督办、发函督办等方式，对于不重视或工作不力导致信访人不满或引起重信重访、越级缠访的，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四)建立快速处理制。将及时、快速作为处理初信初访工作的重点，做到快反映快处理，提高思想认识、端正工作态度，第一时间妥善处理初信初访案件，避免由信到访、由基层到越级、由正常到异常的过程。注重初信初访问题解决，建立初信初访快速处理机制,提高初信初访的一次办结率，形成正确的工作导向。

(五)健全帮扶救助制。开展救助是处理好初信初访案件、实现案结事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方式。对法律问题虽然已经解决到位，但信访人提出解决“法律之外、情理之中”的困难请求，对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应当给予司法救助;对不符合司法救助但确实有特殊困难需要帮扶救助的，应当积极与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协调，将信访人的困难报请纳入政府救助、社会救助范围，使信访人的困难得到妥善解决、基本生活得到保障。最终达到人要回去、事要解决、息诉罢访的目的。

(六)创建信访预警制

定期不定期的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对可能因矛盾纠纷引发信访问题的要及时预警，广泛收集、整理信息，做到关口前移，超前工作，最大限度的避免矛盾纠纷转变为初信初访。强化特殊、敏感时期信访信息预警，深入开展初信初访问题排查，对初信初访人员及案件逐人、逐案分析研究，提高对初信初访人可能再次来信来访的预见性，及时与信访人取得联系，加强沟通疏导，进一步强化措施，争取尽快解决信访人的合理诉求，从而减少重复、越级信访。

回顾过去，全市公安民警在减少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和化解初信初访案件的过程中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展望未来，摆在我们面前的信访工作任务还任重道远。我们应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公安初信初访工作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增强做好初信初访工作的主动性、紧迫性和责任感，严格贯彻落实初信初访工作各项措施，推动工作发展，开创公安信访工作新局面。

第二篇：浅谈涉法涉诉信访工作

浅谈涉法涉诉信访工作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利益格局的调整，各种深层次社会矛盾正在不断释放，新的冲突亦在日渐显现，新旧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使得当前涉法涉诉问题凸显。所谓涉法涉诉信访，是指当事人对刑事执法、行政执法等权力部门在案件或问题处理上不满，认为受到了不法侵害或不公平的待遇，从而引发上访告状的案件。

近两年来，我镇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数量虽然不多，但处理好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建立处理涉法涉诉上访案件的长效机制，有效预防和减少涉法访，已成为党委、政府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重要任务。结合近两年来法涉诉信访的总体情况，就如何认识和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当前我镇涉法涉诉信访的基本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至今，全镇共发生统计在案的涉法涉诉信访 起，其中赴京非正常访 起，到市访 起，到县上访 起。在全部案件中，法院系统 起，占 %；公安系统 起，占 %，其他 起，占 %。从整体看，我镇涉法涉诉上访呈现如下特点：

1、涉法涉诉信访在缠访闹访中占较大比例。提起缠访闹访，感触最深的就是那些涉法涉诉类的缠访闹访行为，这些信访人因经历了司法程序的重重判决和裁定，到了行政机关却又因属于涉法涉诉信访问题而无法进行干预，原先充满希望的诉求一次次变成了失望，有的甚至产生了仇视心理，觉得受到了天大的不公和冤屈，便决定倾家荡产也要讨回公道；有的觉得讲理讲不通了，就采取蛮横不讲理的方式骗骗赖赖、装疯耍泼，企图引起领导和上级的重视和关注；有的觉得基层解决不了，就告到上级

那里去。最为典型的是我镇信访人黄某某，因涉法涉诉问题得不到自己“满意”的解决，遂带领家人堵住镇政府大门，围堵领导办公室，严重影响正常办公，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2、涉法涉诉信访多数属于重复访、越级访和个体访。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因多数属于个案判决和裁定，上访者人数一般不会太多，但也有个别案例因当事人亲友为其鸣不平，集体陪同到各级上访。信访人在基层申诉无果的情况下只好到上级机关和部门反映，从而造成越级访较为突出。此外，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因政策和法律的区别，多数在司法部门宣判或者裁决不满意的情况下，到行政机关反映又因已经司法途径判决而不再受理，信访人长期奔走于各级部门之间，重复访现象比较突出。

3、少数涉法涉诉信访存在既不合法、又不合理 3 的情况。司法部门在判决、裁定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时，多数都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一般判处比较符合真实情况，多数当事人也能接受，但也有个别当事人固执己见，认为就是自己占理、别人都是无理，或存有过高无理要求，认为不达到自己的目的不罢休，法院判决不满意，就去找别的领导反映。但不管是面对法律还是政策，都要立足事实、讲求证据，没有新的证据，就只能“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到哪里反映都只能是一个结论。

4、涉法涉诉信访牵扯了各级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往往是基层信访工作中的“骨头案”、“钉子案”，有的甚至是“无头案”，信访部门有很大的精力都花在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协调和处置上。

二、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产生的原因

1、基层司法部门办案存在不严谨不细致的情况。多数因为基层司法部门办案疏漏不严谨不细致导致信访人有可诉之由、可访之隙，从而为后期的办案埋下了病根，产生了无穷的后患。

2、个别涉法涉诉信访人为达到个人目的提出过高无理要求。一些上访人在上访中得到一些甜头之后，更是变本加厉继续上访，甚至教唆其他信访人缠访闹访、越级上访，在群众中产生了恶劣影响。

3、少数信访人“信访不信法”、“信官不信法”、“信上不信下”。由于诉讼成本相对信访成本来说高出很多，一些信访人对判决不满意不上诉反而开始信访；一些信访人有的病急乱投医，又打官司又上访，企图走通一条是一条；有的法院终审判决了仍然去上访，觉得官比法大。这些群众由于诉求得不到满 5

足，便多头上访、重复上访，有的一访就是多年，既扰乱了自己的正常生活，同时也严重影响了机关的正常办公秩序。

4、信访工作机制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方面。对涉法涉诉及法院已判决的信访问题，《信访条例》规定信访部门可以不予受理，并要求信访人向法院、检察院等部门提出，对于正在受理中的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信访部门也可以不予受理。但现实工作中，因信访部门同时承担处理信访突出问题职能，有协调和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职责，更有稳控重点信访对象、减少不和谐因素的要求，信访部门处于受理也可、不受理也可的两难境地，这些规定让信访部门无所适从。

5、各级信访部门对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缺乏行之有效的处置机制。涉法涉诉信访人往往采取一些极端的上 6

访行为，有的长期滞留在机关，或拉横幅堵大门企图给党委政府施压；有的在机关大吵大闹、纠缠不休；有的将生活不能自理人员或者老人遗弃在机关，企图以此给工作人员制造麻烦；有的则以自杀相威胁等形式制造混乱。对于这些非正常上访行为，在处置中因缺乏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从而失之以软、失之以缓、失之以宽，没有进行严肃的处理，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三、如何做好新形势下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建议 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探求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对策,要从根本上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离不开深层次的司法改革，应以五个方面为着力点：

（一）以规范司法工作办案程序为着力点，从源头上减少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加强调查取证，严格办案程序，“公正、公平、公开”的执法，让每一个案件都办成“铁案”，让当事人心服口服，胜诉也高

兴，败诉也服气，从而真正从源头上减少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产生。

（二）以依法办理设法涉诉案件为着力点，让涉法涉诉信访通过司法渠道得到妥善解决。因其性质和办理渠道的特殊性，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只能通过法律渠道才能够得到彻底解决，为此，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引入司法渠道，加大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集中化解力度，用法律武器维护好信访人的合法权益。

（三）以增强人民群众法制观念为着力点，依法规范信访行为。要坚持严格执法与热情服务相统一，既要依法保护信访群众的法定权利，主动、热心地为信访群众解难释疑，又要教育和引导群众依法信访，自觉规范信访行为。对无理缠访、组织串联集体访人员和借机滋事者，有关部门要视情节分别给予批评教育或训诫；违反治 8

安管理规定的，要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以维护正常的信访秩序。

（四）以加强对信访人教育宣传为着力点，来引导信访人理性反映和对待诉求。通过“阳光司法进万家”、“巡回法庭”等活动的开展，法院的判决和裁定既是对事件的处置意见和评判结果，同时也就发挥其教育宣传功能，在判决裁定之后也应开展必要的法律法规宣传解释工作，让当事人和群众明白赢在哪里、输在何处，从而理性地对待诉求。

（五）以拓宽创新信访处置机制为着力点，用群众工作统揽涉法涉诉信访工作。充分发挥各个平台作用，以“两代表一委员联系群众”、“干部接访下访”、“法律诊所”为纽带，把群众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办,全力解民困、化民怨,努力实现司法公 9

正和群众满意的统一。把群众工作的触角延伸到村、社区,楼宇、塆院,把大多数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有效破解涉法涉诉信访难题。

第三篇：涉法涉诉信访制度研究

涉法涉诉信访制度研究

涉法涉诉信访制度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社会热点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问题之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浮出水面，人民权利义务观念的提高，维权意识的加强，人民群众诉诸于维护权利的方式多样化，作为其中之一的信访方式则为广大群众所认可和模仿，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如果信访方式没有得到很好认识和执行，那么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2013年6月7日的“厦门公交车爆炸”事件，2013年7月20日的北京“首都机场的爆炸”事件等等，这一系列事件被称之为“一个人的恐怖主义”，在反思类似事件的同时，看到问题的本质在于这些弱势群体的维权方面意识的淡薄和极端。因此，解决好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对我国社会整体发展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一、涉法涉诉信访制度的内涵

（一）涉法涉诉信访制度的含义

信访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独有的一项制度，对此我国已经有了一些立法对其进行规制，立法对信访的定义为：“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

涉诉信访制度的概念最先是由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4月在长沙召开的全国涉诉信访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该会议认为涉法涉诉信访是指法院已经审结的诉讼案件的当事人或其亲属，通过来信、来访的方 式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或者在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的同时，又向其他国家机关去信、去访，其他国家机关接访后通过一定的方式促使人民法院作出处理的行为1。中央政法委 2005 年颁布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办法》进一步指出：“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是指依法属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处理的信访案件。”2涉及人民法院处理的诉讼类信访案件为涉诉信访，其他机关处理的非诉讼类信访案件为涉法信访。

（二）涉法涉诉信访制度的功能 1.补充性的行政救济手段

信访制度作为一种常规行政救济程序和司法救济程序的补充程序，为通过行政方式来实现和解决公民权利救济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法律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能包涵社会生活的全部，同时由于法律存在落后性及不完善性，在法律所不能涉及的政策领域里信访制度的存在可以保持一定的救济能力。如果通过信访就能够实现权利救济，行政相对人就无需选择耗时耗力的法律程序，因而我们可以把信访看作是寻求法律救济之前的一种权衡。正是在法律范围所不及或不能发挥理想效果的地方，信访制度发挥了一种补充性的权利救济功能。归根结底，信访制度作为救济手段具有一定的补充性，相对于法律救济，信访救济只是一种辅助性的补充手段。

2.行政监督的有效途径

信访的监督功能是指公民通过信访活动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 12参见郭小冬：《判后答疑制度评析》，载于《法商研究》2007 年第 l 期，第 105 页。参见《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办法》第 2 条。作人员的违法或失职行为进行控告、或者检举、揭发，从而实现监察和督促的功能。信访作为社会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信访制度，人民群众可以对党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实行自发的、直接的、公开的、有效的民主监督。信访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有效监督机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途径。实行信访监督，有助于听取群众的批评和意见，揭露官僚主义作风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进一步推进从严治国。

3.人民利益的表达渠道

表达自由是现代文明制度的基石，是现代宪政制度的基础，是一种最重要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实际上，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利益表达机制严重滞后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信访制度通过来信来访使得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能够直接向政府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这种功能定位正是满足了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利益表达的迫切需求。

二、涉法涉诉信访制度的现状

涉法涉诉信访是近年来社会矛盾突出的体现，已经逐渐成为重要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有数据显示，当事人认为对抗法院裁判的有效的方式是：23%选择上访，30%选择申诉，24%选择找领导干部进行干预；当问及胜诉裁判未能执行，当事人会怎么办时，有 20%选择找 法院领导，向办案人员施加压力；有 15%选择找有关部门领导，向

3法院施加压力，有 16%选择上访。信访者对于涉法涉诉的案件很少相信法律赋予的解决方法，他们更相信“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理念，想通过信访的方式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从而解决其问题。有鉴于此，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信访道路，多涉及社会热点及敏感问题，如冤假错案、征地补偿等。

信访者选择信访这种方式有其迫不得已的一面，但一旦选择信访的方式信访者往往不会就此罢休，都有很强的寻求解决问题的意愿，才会重复上访、集体上访，更有甚者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这些人群和其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往往会增长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1.涉法涉诉信访量激增，司法权威经受挑战

目前，信访系统受理的信访量中涉法涉诉信访类占到30%之多，这还不包括那些已经司法裁判，不属法院管辖的部分。4近年来由于社会发展产生的问题，涉诉信访的数量不断上升。涉法涉诉信访的增加，使得更多的人相信通过信访才能维护其合法权益，而正常的司法程序并不能维护其合法权益，这种观念直接导致了在现实社会中司法权威一落千丈，人们不再相信司法程序能够解决问题。涉访机关在解决信访问题时采取的违背司法程序的方式方法也让信访者确信司法程序是无效的，只有取得有关领导的重视，信访问题的解决才有希望，这一观念进一步加剧了司法权威的旁落。

3刘青峰、杨鹏：《司法裁判效力的实证分析（民事诉讼论坛第一卷）》，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 年 9 月版，第 342 页

4赵威：《信访学》，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43 页 2.非正常涉法涉诉信访严重扰乱信访秩序

因为信访制度的盛行使得通过信访解决问题行之有效，有些人为了获取不法利益而采取信访的方式来浑水摸鱼，这样一方面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另一面也给正常的信访活动带来了秩序的混乱。从根本上来讲，这一混乱的原因为信访制度的设立的不健全，相关的配套措施并没有完善，一些人可以利用这些空子来谋取非法利益。为了给涉访单位施压，信访者越来越多的采取多人集体信访、多次重复信访以及越级信访甚至上京信访等方式。许多信访人采取有组织的信访与涉访单位进行博弈。这些集体访、越级访、重复访等现象影响较大，处理不好不仅会耽误公务人员办公，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而且处理不善极易形成政治问题。

信访者人员文化素养低，法律意识淡薄，面对问题时，往往不会诉诸法律来解决，信访的方式简单而有效往往成为首选。此外，这些人员往往社会财富不多，信访涉及的问题可能会关系到其生存利益，所以这些人往往具有解决问题的毅力和决心。

三、完善涉法涉诉信访制度的构想

信访制度对于我国整个社会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它既是政治问题，亦是法律问题，每一个信访案件都是一个矛盾点，累计起来影响到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而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其与法律的关系最为密切，涉及到立法的完善和相关制度的建设问题。实践中，在解决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时，存在诸多违背司法规律，对既有法律造成冲击的现象，这种解决方式无疑会产生许多问题，不能完全的化解矛盾，消除社会不稳定隐患。因此，我们需要直面目前涉法涉诉信访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研究解决之道，通过制度创新健全涉法涉诉信访机制，让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规范和完善涉法涉诉信访制度的关键，首先应建立健全制度化、规范化的法治治理模式，把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通过制度的功能吸纳案件，在制度中化解矛盾，隔断制度外的解决之路，从而使涉法涉诉信访在制度的可控范围内运行，真正达到社会的有序治理。其次，建立健全司法体制，提高司法在信访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司法是一个国家最为普遍的纠纷解决机制，它应当充当稳固社会的中流砥柱，保证绝大部分案件能够通过司法程序能够真正得到解决，释放社会积压的矛盾。而对于我国目前社会情况来说，信访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通过信访来保证公民申诉权的实现，保证权利救济的畅通，实现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一）革新涉法涉诉信访制度治理理念

当前，大多数国家都进行着法治化的社会治理，我国也承认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重大作用，并将依法治国载人宪法。信访制度是我国特有的纠纷解决机制，但其在治理理念上存在着人治化的倾向，不利于我国社会矛盾的有效治理。因此，当前，加强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法治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分析我国的信访工作实际，它作为一种社会救济方式主要承载公民权利救济的功能，通过司法外途径来解决纠纷和实现公民的权利救济，是对正常的司最后，规范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方式。信访接待人应改变传统人治型处理模式，培育法治意 义上的信访工作态度，在处理程序上，按照法律规定合理合法的处理矛盾，不能够以领导批示的方式处理信访案件，应将信访接待统一纳入法律规定的和本部门工作程序的要求之内中。既不一味的迁就信访人的无理要求，也不损害信访人的正常权利，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据可查。涉法涉诉信访人往往能最直接感受到执法办案人员的态度和行为，通过涉法涉诉信访，往往能够及时发现、处理和预防失职渎职、徇私枉法等腐败问题。据统计，在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中，有八成左右是来自群众信访举报提供的线索。

5（二）重构司法信访体制

从权力的角度理解，司法公信力在于权力的主体，权力的运行包括结果应具有程序上和实体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它必然是一种能够引起普遍服从，又能引起普遍尊重的公共性力量，具有能够赢得社会公众信任和信赖的能力。从受众者角度理解，受众者表现出对司法权威感性上的信任程度和理性认知上的客观评价，对于审判权限，审判程序以及判决结果具有内在的信任力，甘愿将涉及自身利益的案件交由司法机关予以定夺，并理性的自愿承受判决结果，即使该判决与自身利益相悖。6总体而言，司法公信力是一种信任与被信任的关系，是在民众与司法机关的互动之中所彰显出来的公共性力量。从人治社会逐渐的向法治社会转变，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法律的至上性权威性应该得到绝对的保证。而要保证法律的权威，首要的目标则 5张宇、董鹏祥著：《信访工作理论与务实》，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8 年 10 月，第 87 页。郑成良、张英霞：《论司法公信力》，载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5页。6 是要树立起司法权威，在司法无法守护法律的底线，不能成为公众利益的最后维护者的情况下，司法权威则无从谈起。同时一个具有权威的司法必然是具有公信力的司法，因此，提高司法公信力应当作为我国社会权利救济的重要着力点，必须予以重视和保障。

涉法涉诉信访在制度安排上，应体现为配合正常的司法途径，是对司法审判的合理补充。从目前来看，在一些案件中当事人对司法判决的不信任，公众对司法腐败的深恶痛绝，对司法不公的痛心疾首，使得我国司法公信力不足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原因有司法主体本身的问题，也有民众思想意识的因素；有体制机制的问题，也有外在因素的困扰。因此，必须从宏观上着眼，既要逐步培育民众的法治意识，又要规范司法职业者本身的行为；既要从司法体制内部去设法完善，又要理顺外部关系，排除外界干扰。只有综合全面的着手，才能重建公众对于我国司法的信赖。司法公信力的提高，在于维护正常的纠纷解决机制，使得大量矛盾能在司法程序中消化。这样一来，有利于转变公民信访不信法的观念，减少涉法涉诉信访的激增。另外，司法体制建设方面，应建立起法院、检察院统一协调的涉法涉诉信访工作体制，承担起涉法涉诉信访的重任。对于检察院来说，应在其内部设立涉法涉诉信访受理部门，通过专门的机关来处理属于检察院工作范围的涉法涉诉信访工作。职能安排上，首先应负责受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把原来属于各党政机关、人大及其他部门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交由检察院受理，通过分析事实，讲解法律，相互协调，并最终做出决定。如果信访人不服调解结果的，可向上级检察机关提起信 访。其次，通过分析案情，认为属于判决错误应当提起再审的，应当向法院提起再审，通过法院启动再审程序，来处理该类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加大对人民法院对信访案件的工作力度。通过法院体制改革, 是我国司法改革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正义。7最后，监督执行工作。检察院负责其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执行工作，属于判决得不到执行的案件，应加强执行工作，发现违法情况，应及时纠正。在工作程序上，应本着最便利信访人的方式进行，切实维护信访人的正当权利，降低信访人寻求救济的成本。

涉法涉诉信访制度是我国当前社会整体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通过历史角度来看，信访制度在我国由来已久，在我国具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在社会大众中具有一定的基础。但是，目前我国涉法涉诉信访制度的实际应用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包括认知、适用、执行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偏差，使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没有发挥其所应具备的作用，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影响社会整体进步的因素的存在。因此加大力度解决好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对我国社会整体发展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7车传波：《论我国法院体制改革的路径》，载于《当代法学》2011 年第 4 期，第 90 页。

第四篇：涉法涉诉信访解决机制探析

涉法涉诉信访解决机制探析

奇台县法院职卫国

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有利益诉求时，需要寻求解决和表达渠道。维权、利益诉求的解决和表达方式，应排除私力救济和表达，因为它可能演化成暴力；应大力提倡公力救济的解决和表达方式。我国的公力救济方式最基本的是两种：一是通过信访，向政府表达利益诉求，请求政府落实政策或平衡执行政策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的损害和损失；二是诉讼裁决争端，并借助国家强制力实现被侵害权益的补偿。

两种方式并行不悖，但效力上，法律裁决高于行政解决，行政方式解决不了或不服行政解决，利益诉求人和权力维护请求人可以选择法律方式解决。显然，法律解决利益诉求是最终的解决方式，也是最高的解决方式。然而，现行信访处理机制，并没有将法律手段作为解决社会矛盾和利益诉求的最终手段，动用法律手段的利益争端双方不服法律裁决，也加入到信访行列，转而向各级政府请求解决利益诉求，形成涉法涉诉上访。

笔者就基层法院信访现状进行分析，思考从全新角度解决涉法涉诉上访问题，以求共同探讨。

现行涉诉信访处理机制评价

不服法律裁决的上访和向政府表达利益诉求的上访统为信访，并都以信访规定的处置方式进行处理，所以现行涉法涉诉信访的处置方式基本套用信访处置方式，大至为三种类型：一是批示申诉复查，对“确有问题”个案纠错；

对个案判决不服或执行不到位上访到信访行政接待部门，接待单位或领导批示法院主动对已判决生效的案件进行复查，发现问题启动再审程序，重新审理案件。允许“有问题”的历史老案进入再审程序，确实纠正了一些“错案”，平息了一些上访。但这种方式产生的负面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有三大弊端：其

一、个案“确有问题”的判断权主体归属存在问题。根据三大诉讼程序法规定，认为或发现裁判确有错误主体是当事人本人、法院院长（包括上级法院院长）和检察机关，凭有关单位或领导的批示进入再审，显然违背了诉讼法规定；其

二、违反再审申诉时效规定，当事人不服判决，法律设置了救济程序，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上诉，进入上诉审，判决已经生效后不服，如有新的证据，在二年内可以直接申请再审，或向法院院长反映，院长认为判决确有错误启动再审，或由当事人向检察机关反映，检察机关抗诉进入再审，别无他途，而沿用信访条例设置的方式，由信访接待部门或领导建议复查进入再审，是在法律规定之外设置的新渠道，从法理上讲，法律效力显然要高于条例效力。其

三、不尊重个案审判时的政治、人文、历史环境，从实事上看，受法官的专业水平、职业道德操守、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的区别、当事人诉讼能力和技巧等等因素的制约，不排除个案审判不有错误，除此外，个案审判还受当时政策、历史、人文环境的制约，法律、政策人文环境是不断变化的，用现行的法律、政策和执行法律政策的水平审视过去的审判并改变过去的审判无疑是存在问题的。比如，过去偷粮票也构成盗取罪，现在认为当时判决错误而改判，意味着现在偷汽车犯罪，今后因为汽车是普通交通工具而要改判！对历史老案批示进入再审，有“错”即敢，显然严重地损害法律的既判力，个案“公平”可能得到维护，法制环境和执法理念却严重被破坏。其四是复查没有次数界定，重复复查，多头复查，没有终结和终局性，没有级别规定，只要就个案判决不服上访，不论一审生效的，还是二审终审了的，还是再审甚至再次审又进行了上诉审的，法律设置的救济渠道都走上了，上访县级、市里、省级、中央级等领导机关都可以批示复查，进入再审，浪费审判资源不说，法律裁判的终性严重破坏，法律权威严重受损，社会纠纷的解决，法律都不能做出了结，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平息纠纷。这是现行信访解决机制设置上最大的隐患，法制环境的破坏，意味着国家管理会走向无规范状态。

二是案外补偿，情感上满足上访人的诉求；

中央对上访处置要求是硬性的，“事要解决，人要回去”，进省、进京上访信访案实行排名通报，有的甚至影响到一方官员前途，所以，地方不惜一切代价，花钱买息访。对纠缠不清的上访人要么满足其要求补偿现金，要么给其寻找工作岗位，稳定其心，要么追究本来没有错误的案件承办人，平衡上访人的不满。

任何人在社会生活中都会遇到不幸，在经济交往中会因预算失误而遭受损失，因此，对经过法律设置的严格程序审判生效的案件上访，既不能归入信访案件，更不能用信访方式处置，因为法律是解决矛盾纠纷的最后最终途径，不承认这一点，何谈依法治国！其实信访上的问题，除行政协调解决外，最终还应归入法律解决渠道，不是相反，通过审判的个案上访归入信访解决，准确地讲，通过法院审判的案件没有信访。

寻求法律保护是用公权力挽回和减少损失，法律保护并不是确保其不受损失，承担的风险不能因起诉而转嫁到法院或政府仍然应该是行为人自己要承担的风险，基于此，政府补偿和救济，只能限于当事人不能预知的风险，比如天灾，应当预知而没有预算的风险，不能进入政府救济和补偿范围，如果是因为诉讼引起的损失，赔偿责任就应追究到案件承办人。正因为只要上访，特别是顽强地上访，就不分上访者的实际情况政府给以的补偿，在上访获利和生产经营收益的博弈中，上访获利的直接性和有效性，促使大批人走上访之路，形成全国性的信访危机。

三是看守稳控，阻止进京上访；

等待复查、补偿结论期间，上访人会继续增加对承办单位的压力，个别上访人对复查或初创不满意，继续上访，对这类上访对象一般是要求当地实行稳控看守，终止或劝止其上访。从各地稳控的情况看，采取守的方式是困难的，特别是涉法上访对象的稳控还不像没有通过司法救济渠道的上访事件的当事人，这类上访对象是由上访人单位或地方政府负责稳控，行政权力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上级领导对下级领导个人升迁的可调控制性迫使上访者单位、地方政府尽全力稳控。涉法上访对象则不同，法院没有就地稳态控的条件和力量，只能委托上访者单位或地方政府稳控，由于法院和地方政府或部门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委托是松散性的，单位或地方政府接受法院委托的责任就是接受麻烦，在利益获取和分配不公的现状下，地方政府或部门本来麻烦就多，稳控还要付出不少的人力和物力，地方政府或单位部门没有对涉法上访人员的稳控的积极性。

从现实的对涉法人员的稳控情况来看，大体稳采取这样几种方式：一是守。在一定的敏感时期，派干部或居委干部守。守，有个度的界定，守紧了，涉嫌限制人生自由，守松了，现代交通发达，上访人想走可走。二是劝。派涉法上访人关系好的干部对上访对象包干负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个人感情请求上访人在其包干期内不上访，避免受到行政处罚。三是关。在敏感时期，为防止上访，影响地方稳定政绩，个别地方干脆借用公安力量，找一个治安借口，对上访人实施拘留，敏感期过，再解除拘留，发生行政乱作为，侵害上访人权益，导致新上访诉求。四是拦。发现有进省进京上访人员，地方政府派员到车站拦截，强行带回住所地。为了取得拦截效果，地方分别在市、省、京设立常驻机构，安排常驻人员，快速反应分段拦截。稳控方式最大的 是工作成本高，使本来紧张的地方财政雪上加霜，强行稳控侵犯人权。

涉法涉诉上访行为心理动机探微

用法律武器解决纷争，实现利益诉求和维护权益是行为人的理性选择，但为什么理性选择即诉讼之后还要非理性选择即转而向政府上访表达利益诉求？ 结论是和上访人利益预期、心理动机、认知水平和对法院执法怀疑等因素有关。

利益预期诱因 第一、上访成本与上访获利预期比对，上访成本投入少，获利预期大。人的所有行为可推定为理性的，具有趋利性特征，从经济效益视角看，选择上访途径是

因为上访成本一般低于其他途径，而利益或目的的实现程度要高于其它途径。

一般来讲，上访人上访成本包括以下三种成本：显性成本 显性成本是直接成本，是上访过程中发生的、可以比较明确地用数量来表示的各类费用。一般包括上访过程中的日常生活需要，衣食住行等花费、印制或找人代写上访材料的费用等。隐性成本 隐性成本是上访过程中发生的、与上访行为直接相关的、无法用明确数量来表示的各项成本。比如上访人及其家庭承受的心理压力、对孩子心理造成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导致的对整个家庭的后续影响。这些成本一般是无法用数字来计量的。机会成本 这种成本是指由于上访人产生上访行为而导致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活动所带来的损失。一般包括上访期间所耽误的生产以及其他可能的收入，如庄稼的收成、企业生产经营利润、打工收入等等。

直接成本投入上访人有自行操控性，比如车费，上访人可以采用搭便车，甚至逃票减少费用；食宿费用，上访人是些过惯了贫困生活的底层民众，没有奢求，可以自带干粮，可以边上访边拾荒补充费用，可以寄住亲戚家，还可以住桥洞露宿街头，上访的显性成本显然很低。至于隐性和机会成本，对上访人来说，可以忽略了不计。在农村，由于受文化素质的制约，上访人根本不能顾及到这些影响，其实，上访是整个家庭、家族或邻里的一致行为，如果在这一影响的圈子里有清白人，倒不至于出现上访，即使有上访行为，也会是短暂的，不会缠访外地，因此，隐性成本对落后地方的上访人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涉法上访中，呈“两多两少”特征，即发达地区人少，老少边穷地区人多；年青人少、老年人女同志多，他们一不是生产主要劳动力，不影响庄稼收成，二也不是生意人，不能从生意中获得利益，三不是经济发达地区，除了从事生产具有少量利益预期外几乎没有其他机会利益，正是隐性成本和机会成本投入少的反映。

和上访利益失去相比，上访获得的效益明显：一是诉求甚至是不诉求可能获得尽快满足。通过上访寻找上级机关和领导对下级机关或直接责任领导的批示和督办，行政权力的巨大制约作用，使得下级为了免受责任追究，违背历史事实和当时政策，花钱息事宁人地满足上访人的一切要求；二是上访能取得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特别是上级政府和各种媒体的支持，这种支持可能是对侵害行为的施动者产生某种压力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三是通过上访接触更多的人和事，丰富了社会资源，了解了有关机关的办事程序，通过上访积累经验和相关知识，成为地方其他人今后办事的向导，从无名无望可能变成地方名人，由此还有可能获得一定政治资本，成为地方权力拥有者。

第二、诉讼程序解决与非程序解决博弈，非程序具有经济性特点。法律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最后一道屏障，并且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选择法律途径维护和保护权益从理论上讲是理性选择。但法律途径解决有天然缺陷，即程序性强、限制条件多。比如法律解决纠纷，要得出最后结论短则３个月（简易程序且判决不上诉），长则一年甚至两年，要执行兑现有时时间拖得更长；要想胜诉，对纠纷对错要举证证明，执行则要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等，维护和保护权益有诸多的不确定性，当事人还要选择法律途径，原因恐怕仅仅是法律途径尚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多一种选择方式。在程序之外另行选择非程序性解决，即上访寻求行政权力解决，主要是行政解决方式的便捷性和实用性特点决定的。我国是个有崇尚行政权力文化传统的国家，行政权力解决问题往往是领导一个表态，一个批示即可完成，这是行政上下级权力运行体制决定的，下级领导（具体解决纠纷的）职位的保留和升迁，决定权是上级组织和领导，领导个人意愿甚至大于组织，即使是人大选举任命的官员，提名权仍在组织或领导。因为法院人事、财政地方化特征，执法行为受地方政府拘束性很大。行政救济方式直接性和对法律救济方式的制约性特点，进人法院审判程序的案件，无论是刑事还是民商事、行政案件，尽管审判机关是运用法律、法规对双方或多方利益诉求的居中裁判，只要对不利于已方的裁判，不满人自然向行政权力靠拢，寻求上级对下级权力控制来解决利益诉求，于是对个案审判的不接受或尽管内心知道审判合理但心理不平衡时选择上访途径，涉法涉诉信

访由此形成，信访在下级解决不了，就上访更上级，大量经过审判裁决的案件归到信访行列，信访形成社会性危机。

认知差异诱因,当事人信访不信法，有其认知上的原因，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法律规定与道德认知差异，造成对法律判决的不理解。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是道德的最高表现形式，具有强制性，要求人们强制地遵从其规范，而道德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之中，具有自为、自律性特点。对规范和规则的认同，是人们遵从的内心动因，法律带有强制认同特征，即不认同也要遵守，道德则带有自觉认同特征，是历史、文化和风俗积淀的结果，在法律不为人充分认识或充分信仰的时候，认识问题往往从道德层面上考虑，接受道德规范。比如，在农村，伤害案件的处理在法律上和道德认识存在差异，民众认同的是道德遵从：法律处理上，是以伤害结果为判断起点，考虑起因诱因而划分过程中责任，道德认识上，是从起因为起点，平衡伤害结果，民众认为，谁引起纠纷谁就对伤害结果负责，出现伤害结果是对起因过错的正当防卫。由此，如果引起纠纷的起因方受到伤害，法院支持起因方要求报复方承担伤害后果的话，必然遭到报复放到不满，判决也同时不被当地民众接受。二是法律规定与实际认知差异，造成对法律判决的不认同。在农村，矛盾纠纷起诉到法院，都是些在个人私力范围内因为承担责任的能力问题解决不了的纠纷，由此，案件到了法院审判结案，因为经济落后，当事人偿付能力差强制执行也不能到位。另外，农村普遍不接受法院对伤害案件的实体判决，因为法律规定与农村风俗和实际情况存在差距，比如损失赔偿，法律规定人身伤害应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等等，医疗费尽管存在人为虚高现象，当事人尚能接受，因为与之相对的另一方并未获得实际利益，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三项是加害不能接受的，原因是有些被害人在家里根本不从事劳动，即使从事生产劳动也不会有当地年统计数字上的平均收入，而法院判决却是严格依据统计数字确定的标准，“三费”判决就不为案件当事人一方接受，民众也不认同打官司赚收入的做法，所以案件即使判决了，兑现也难，案结事不了，上访更不可避免。

对执法怀疑诱因,首先是对执法者不公不廉的合理怀疑。从我国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的组成上看，民众对法官没有信服感。法官是凭借高尚职业品质、渊博的法律知识、丰富的人生阅历评判是非的职业，然而，中国特别是基层的法官，是由以下几种人员构成的：军人转业分配、教师改行、行政干部转行或直接调动到法院担任领导职务、社会招考和院校分配，除法律院校分配的外（法律院校分配到基层法院的比例极少），这些人员本身文化水平不高，法律专业知识全凭边干边学，学一点用一点，需用一点学一点，既没有系统性，过不能确切理解立法原理和法条意义，专业水平远不如律师，甚至社会的其他法律爱好者，因此，其执法行为不为民众信服。

从少数法官行为不检点的事实表现上看，民众对法官没有信任感。个别法官的职业操守和素养不高，为贪图小利，接受请吃送礼，在自己的朋友或亲属面临官司时，袒护或公然为其说情，丧失法律原则，特别是省级、市级法官院长的贪污受贿落马的曝光，民众对法官信任的防线彻底崩溃。其次是法律判决执行不到位。执行难本来不应该难，因为有国家强制力作保证，然而法律的执行却成为法院乃至社会性的难题，一直困扰着法院并殃及党委和政府，此僵局形成原因：被执行人履行没有能力，在社会上有势力的一般不会形成诉讼，在私力范围内协商解决了，形成诉讼的就是无能力承担法律责任或自认有其他保护不愿意承担法律义务的；“法律白条”的宣传误导了民众，民众形成打了官司社会风险就全部转嫁到法院的错误认识，没有形成打官司法只是利用公权力救济，减少风险，不能弥补风险；诉讼当事人诉讼投入成本过高，有投入就应该有回报；当事人人承担社会风险能力差，一个官司不能的后果是倾家荡产。民众打了官司，胜诉了却不能执行到位，选择上访势在必然。涉法涉诉上访解决方法的回归

信访已成为中国的严重社会问题，涉法上访案的解决方式也套用信访事件的方式解决，从结果上说，一个具有行政法规性质的国务院信访条例把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也框入了进来，混乱局面由此无法收拾，使众多的已经通过法律裁决了的矛盾纠纷也归入到了信访队伍行列，大量审判生效了的案件当事人滞留首都，法律在此显得无能为力。解决信访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梳理概念，现阶段的基本认识是，凡到上级部门反映诉求的行为都称为信访，概念上有混淆，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的界定，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采用前款规定的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称信访人。诉求是要求行政部门依据政策解决的上访，应称为信访事件，通过法律裁判不服的上访，应称为信访案件，其次是区分解决方式的性质。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有两种途径，行政解决方式和法律解决方式，行政解决方式最终应服从法律解决方式，即在行政方式不能解决矛盾纠纷时，法律是最终的解决方式。现阶段由于通过了法律裁决的案件仍然可以成为信访事件并纳入信访事件的解决渠道，信访事件和信访案件在解决方法的混同和错位，信访不仅成为社会问题，而且没有更好方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原因在于社会矛盾没有了最终解决的，能作为终局性的解决渠道。

职能回归，法律应具有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的最高效力，法律的裁决应具有终局性，在程序合法，执法者职业行为没有合理怀疑的疑点，个案即使实体上似乎有不公平之嫌，也应视为法律上的公平。在这种理念下，涉法信访的处置就要有别于没有经过法律设置的严格程序审判的其他信访事件的处置方式，其一就审判案件的不服或执行诉求的上访，管理责任部门应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应是政府所设的信访部门。人大处理诉讼案件的上访处置原则应该是查“人”不查“案”：对案件审判程序和实体裁决不服，应按法律设置的程序救济——通过上诉或申诉解决。对具有了终局性的案件实体判决，要坚决维护其既判力，不能随意进行审查和评判，即使是案件确实有错误并实质性侵害当事人权益的，个案也不能纠错，在维护个案既判力的同时，人大启动听证程序，确定错误性质和错误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督促进行国家赔偿，国家再向造成错误的具有主观恶性错误的承办人追偿，所以人大查“人”不查“案”；人大选举产生法院及法院工作人员，任免权和罢免权法定是人大的职权，对办案人的不服（因为职业品行的怀疑），人大启动调查权、和罢免权，对违法办案的办案人进行责任追究。对于上访反映执行不到位的上访案件，人大启动工作监督权，督促执行或追究不作为行为的责任，所以人大查“不作为”，不查“作为”。如属于不可预见的风险而导致诉讼并因执行不能到位引起生产、生活困难的上访案件，转入政府救助渠道支助和生活困难。职责回归，国家从其性质和职能上看既具有管理性又具有专政性，从管理性上看，民众的合理诉求国家应尽一切可能予以解或满足，对正常的信访，根据上访人申请救济的渠道选择，可以运用行政救济方式解决，在行政方式不能解决的时候，诉求的解决应纳入法律裁判的范畴，运用国家强制力确定诉求的合理性宝实现合理诉求，通过法律裁决确定了诉求后，当事人仍然提出不合理诉求，甚至用非常规手段实现诉求，国家就应运用专政职能予以打击，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在处理信访事件和案件时，基于防范矛盾的激烈化，国家基本放弃了专职能，一味迁就上访人，对信访事件，运用行政权力强力满足上访人无理的不合理的诉求，导致越闹得级别高的越获利，对信访案件的处理，也运用行政权力强力启动不应该随意启动的法律程序，无休止地复查再审，损害个案法律的既判力，或对信访事件、信访案件不论政策有无规定，不论原处理对与错，运用行政权力强力进行救济满足，使之上访人上访队伍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诉求越来越不合理。对非正常的上访，符合治安拘留的要拘留，符合劳动教养的要教养，要运用法律强制手段予以打击，保护和打击永远是国家职能的双刃剑。抑制信访不当利益取得。直接成本不可操控，隐性和机会成本可操控性，新闻发布，公布真相。

救助归位，国家对真正的社会弱势人员予以救助，也是基本职责之一，但要分别救助对象，属于遭受不能预见或不可抗力的社会风险导致生活困难的，国家和政府理应进行救助，反之不能成为救济对象，如果能预见或应当预见的社会风险导致的困难也能进行救助，势必带来社会成员乱作为或不作为。规范救助秩序，需要进行救助的，不能领导批示就进入救助范围，应该由本人申请，基层确认。由此推演到信访对象的救助问题，对非正常上访的人一律不能进行救助，更不能为了息访无原则地进行救助，对正常上访的人，一方面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并存地确认诉求的合理性并实现诉求，一方面对因为引起诉求而造成的损失进行社会救济，对进入诉讼程序的不服判决的信访案件的上访人，不维护法律既判力度前提下，启动人大调查机制，对办案过程和办案人进行办案违法调查，属于因无法办案造成当事人人上访并由此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启动国家赔偿，对当事人人进行合理补偿，国家再启动责任追究机制，实现对利益再补偿(全文完）。

第五篇：简论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改革

简论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改革

论文摘要 当前的涉法涉诉信访局面依然很严峻，为改变信访格局，有效化解信访矛盾，对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进行改革显得日趋重要。根据基层院面临的信访现状进行分析，提出检察机关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对策，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信访工作机制。

论文关键词 涉法涉诉 特殊机制 信访机制

近年来，涉法涉诉信访改革工作已成为政法系统重点工作之一，旨在改变上访人“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的信访局面，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纳入法治轨道妥善解决。但涉法涉诉信访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越级访、重复访、赴省进京访、集体访、缠访闹访等非正常上访问题突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本文以笔者所在县院信访情况为基础，对涉法涉诉信访机制改革问题管窥一番。

一、检察机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现状

（一）问题涉及领域广

从反映层面看，触及的层面不断加深，有反映社会管理、经济利益、体制改革相关问题的，也有不服判决上诉、申诉的、反映判决不公、反映不予立案、反映违法违纪等；从反映内容看，涉及惠农政策、城镇规划、社会保障、劳资纠纷、合同纠纷等法律法规，一般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处理难度大。

（二）信访主体范围大

笔者所在县原有的信访主体主要是农民、城区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近年来随着出国经商务工人员增多（该县作为新兴的“山区侨乡”，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赴欧洲、美州、大洋洲等23个国家的出国人口达13600多人，占该县总人口12.8%），涉侨的经济纠纷、法律政策方面的问题增多，华侨、归侨也成为该院重要信访群体。近3年来，共受理华裔征地拆迁纠纷信访件4起、民事申诉1起。

（三）信访连续性强

信访人的诉求大多不容易解决，因此有些信访人在诉求未实现或对解决结果未达到其意愿的情况下连续闹访，如向多个部门上访或进市赴省连续上访，如笔者所在院办理的冯某上访案、叶某上访案，曾多次就一个信访件连续向省、市院及纪委、政法委等部门上访。

（四）信访择机性增强

在重大会议、节日及敏感时期，信访人总是错误地认为“只要在敏感时期闹一闹总会有好处”，因此在特殊时期，涉法涉诉信访量上涨趋势增多。

二、检察机关涉法涉诉产生的原因

（一）利益格局调整与变化

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城镇化进程加速，因房屋拆迁、土地征用、占地补偿、群众安置等问题引发的矛盾日趋增多。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查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职能深入人心，所以群众认为检察院是管公务员违法违纪行为的地方，凡是个人利益与政府机关发生矛盾时，就容易到检察院上访、信访，希望能够通过检察院对个人利益给予解决，从而导致信访工作绝对数量的增加。例如笔者所在院2013年以来受理的来信来访案件，其中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范围的征地补偿、拆迁安置等方面的信访件占45%，而且有很大比例信访件是由于近年房价上涨过快，群众对原本签定的拆迁补偿标准不满，希望政府相关部门增加补偿无法实现，才向检察院申诉谋求个人利益的实现。

（二）终结机制不完善

现行法律对公民申诉、申请再审的时间、次数没有具体规定，导致终结机制不完善。群众的信访诉求若得不到满足，往往会坚持信访。现行法律规定的出发点是为保障群众的申诉权，但在现实司法实践中，一些信访群众由于个人诉求始终无法得到实现，而上访的成本比提起民事诉讼的要低得多，因此出现反复信访，越级上访的情况。

（三）特殊案件易引起涉法涉诉信访

涉法涉诉信访诉求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主要有以下三类案件：一是遗留性的历史问题形成的案件。此类案件由于受时间跨度长、基础资料不全、人员变动较大等因素影响，检察院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方面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实际困难。二是困难特殊群体案件。这类案件往往比较敏感，且因其案件本身的特殊性而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检察官在这类案件的权衡利弊上稍有不慎，便有可能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三是征地拆迁案件。由于受各种利益相互交织、法规政策的差异、具体操作的专业性等因素影响，一些相关的司法案件处理结果无法得到当事人的满意，从而引起涉法涉诉信访。

（四）信访人自身的原因

一是信访人法律意识淡薄，缺乏正确的诉讼观念。当案件与个人利益相违背时，会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一旦未获得满足，便以上访为途径解决。二是部分信访人存在“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不良信访思想。近年来，以农村老年人上访为主，普遍是文化素质较低，法治意识差，性格也比较偏执，无论其个人诉求是否有理总要求政府包揽。尽管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告之当事人相关事宜，但当事人仍然无动于衷。

（五）司法独立的体制尚未形成在现有的体制下，检察机构人事和财政受制于地方政府，而人员的任命都是由组织、人大等单位运作，不能完全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

三、检察机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对策

（一）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信访工作内外部协调机制

1.加强内部联系，形成工作合力。妥善处理好每一起信访案件，严格部门首办责任制，对各部门信访事项首办责任进行明确界定，将息诉罢访贯穿于案件办理的始终，在发挥各自职能和业务优势的基础上形成全院“一盘棋”格局。各部门在办理案件时要有风险意识，做好风险预警评估，及时向领导报告并向控申科通报情况。

2.建立外部衔接机制，争取多方配合。加强与同级工作部门常态化联系，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强化政法委、公检法、司法、信访等部门的工作合力。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将案件资源统一共享，逐步完善上访联合调处机制。

（二）畅通信访渠道，努力建立涉法涉诉信访工作长效机制

1.建立涉诉信访案件代理制度和预约联合接访制度。一是建立涉诉信访案件代理制度。信访人可在检察院里选一个自己依赖的检察官作为其向检察机关信访的代理员，信访人只要按检察机关的要求提供相关材料就行，由这名信访代理员替信访人执行在检察机关的相关信访流程，或是将信访材料投送至具体管辖单位，从而帮助信访人解决具体问题，这样避免多头表达诉求，解决无序访、盲目访、多头访和重复访的问题。二是实行预约联合接访制度。对一些特殊信访件，检察机关在初步调查了解后，可以主动会同与信访内容相关单位及信访人所在的村、组以及社区对信访案件采取预约联合接访措施，对信访人的诉求可以比较及时的作出明确答复，对一时不能解决的信访件也能明确解决方向，避免信访件在各部门之间不必要的来回往返，以及信访群众因长时间的等待而导致的不满，从而变信访被动为主动，扭转检察院被信访人牵着走的局面；变上访为“下访”，让老百姓感受到司法的温暖和法院解决问题的决心；实现与群众“零距离”接触，降低信访工作成本。

2.建立健全阳光信访制度和信访终结制度。阳光信访是指以公开、透明原则办理信访案件，使信访件的办理过程体现以人为本、依法办理、公开公正的目标。建立“阳光信访”，必须通过创建信访网络平台，建立相关的公开制度、查询机构等方式，全面提高政府的开放形象，同时，引入媒体和社会各界的监督，这样，一方面提升政府等机关办理信访案件的水平和能力，极大地改善群众对政府机关处理信访件拖拉、不负责的印象，另一方面通过强化监督，确保了信访案件办理的公平、公正，有效减少无理缠访、闹访的发生。信访终结制度是解决“重访”、“缠访”、“涉诉访”问题的法治化手段，而能否建立起公开透明、刚柔结合的信访终结程序规则必将成为关键所在。应当在保障公民申诉权的基础上，逐步的确立信访案件终结机制，列明信访案件终结的条件，当符合信件案件终结的情形出现时，即使信访人一再无理缠访、闹访，司法机关也有权依法对信访案件进行终结，例如对合理诉求解决到位、实际困难妥善解决的，层报上级政法机关作出终结决定，以维护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和终局性。

3.建立健全常态化的派出接访或巡回接访制度。对上访量较大的乡镇，适时派出接访组或巡回接访组，并采取高度透明的方式向民众公告。笔者所在院近年来依据客观环境的变化，对一些上访量较大的乡镇开展调研，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试点在部分信访量大的乡镇设立检察联络点，制定检察联络点工作机制及业务办理流程，派出接访组定期到联络点开展接访工作，信访群众不出所在乡镇即可反映情况，检察机关受理后在规定工作日内将信访件办理情况上门反馈，若信访人对反馈意见不满意，则通过检察联络点按流程进一步申诉，这样使得群众对待信访的心态比较平和，对相关信访问题的解决也能较为包容，不容易发生群体访、闹访等比较激烈的不正常信访形式。

（三）加强信访工作队伍建设，提高处理信访问题的能力

一是加强学习，不断提高执法办案和释法说理能力。人才是解决群众信访问题的最关键要素，对群众信访问题解决的好坏，对信访群众的心理印象及办理信

访件的社会效果，往往取决于我们检察干警法律素养、业务水平、群众工作能力的高低。二是充实人员，加强力量。制定“A+B岗”，充实控申干警力量，加强干警对信访工作的认识，提高处理涉诉信访工作和开展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四）加强宣传教育，规范当事人的信访行为

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可以利用“检察长接待日”，“举报宣传周”等活动，加强与各种媒体的联系，扩大法律宣传，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确立遵照法律规定、按照法定程序来谋求权益实现的意识，依靠社会力量和群众舆论做好化解矛盾纠纷，达到息诉罢访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