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保险中保险标的转移和保险合同的效力

第一篇：财产保险中保险标的转移和保险合同的效力

财产保险中保险标的转移和保险合同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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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分析：

某贸易公司购买了一辆桑塔纳小轿车，并与保险公司订立了机动车辆分项保险合同。在保险期间内，该公司与张某签订一份清理债权债务的书面协议，约定将车转让给张某，车的过户手续由贸易公司负责办理，并将车当场先交付张某。张某驾该车回家途径某国道一拐弯处发生事故，致使车毁人亡。贸易公司当日向公安局报了案，并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查验了事故现场。公安局交警支队就该车交通事故作出最终责任认定书，确认该车已彻底报废，此事故由贸易公司负全部责任。随后，贸易公司多次要求赔付，均遭拒绝。保险公司的理由是：贸易公司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将此车转让给了张某，且未向我公司申请批改，本公司有权拒绝赔偿。

对于本案，现行《保险法》第34条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但是，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除外。”

由此可见，投保人或保险标的受让人必须通知保险人，经过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并附单批注后，保险合同的效力才能得以延续。学界认为，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具有明显的属人性。保险标的所有人的变更将极大地改变保险标的的安全系数，带来承保时不可测的风险，因而保险标的转让未办理保险过户批改手续的，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付;从保险利益的角度而言，保险标的转让未办理标的过户手续者，受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既然不具有保险利益，依照《保险法》原理，保险公司当然不能赔付;从合同法的规定来看，保险合同是附条件的给付合同，投保人(即债权人)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必须通知债务人并经其同意，合同才能对债务人产生法律上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即使此案在法院诉讼，法院支持拒赔的可能性也很大。

二、保险标的转移的内涵和我国《保险法》的一般规定

所谓保险标的的转移，是指合同中被保险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的移转，即包括这些保险财产及其有关利益的所有权发生转让，包括买卖、让与、继承等，也包括使用权、经营管理权、抵押权等的转移。但依照我国《保险法》第34条的规定，似乎仅指保险标的所有权的变更。从我国《保险法》体系逻辑来看，也是指所有权的转移，标的其他物权的转移并不影响投保人的所有权，也就不影响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享有的保险利益，其与保险人的保险合同效力未改变，保险人至多依风险明显增加而主张投保人应负告知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24条第1款，针对《保险法》第34条作了以下规定：“转让”是指保险标的所有权的转移，但是被保险人转让保险标的但未实际交付的，保险合同继续有效。因此，本文所言之保险标的的移转是指保险标的所有权的变更，即取其狭义上的内涵。保险标的通常是投保人所拥有的合法权益，保险合同的订立，不影响投保人的上述权益。投保人转让保险标的是依法行使自己的处分权的行为，单纯转让保险标的的行为本身是不需要经保险人同意的，转让时也不必通知保险人。但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所有权在保险合同中直接体现为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保险利益，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并非保险标的本身，而是保障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是保险合同的客体，保险利益的存在是一般保险合同成立的前提，更是补偿财产保险损失的基础。保险标的转让后，保险利益随之转移给保险标的的受让人，从而必须导致使保险合同主体发生变更和保险合同效力的变迁。

我国保险合同具有明显的属人性质，保险合同并不是保险标的的附属物，并不随同保险标的转移而自动转移，所以通常保险合同的主体变更，原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的保险关系相对消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继续保持保险关系，被保险人在保险标的转让时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没有取得保险人的同意而将保险标的转让给他人的，保险合同自保险标的转让之时起失去效力。因为保险标的危险程度，会随着保险标的转让而发生变化、影响保险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估计的危险负担。因此，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在转让保险标的前，应当通知保险人，由其决定是否继续转让后的保险标的的风险。保险人收到转让保险标的的通知，可以决定继续承担保险标的的危险，也可以终止合同。如果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应当在保险单上加贴批注或者另订立书面协议以示变更保险合同。保险标的的转让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可以变更保险合同。同时，考虑到商业活动的一些特殊性，《保险法》34条规定，对于货物运输保险合同中货物保险的保险单或者保险凭证，允许保险金或者保险凭证随同货物所有权的转移而自动转移，而不需要征得保险人的同意，因为货物运输尤其是海上运输，路程遥远，流动性很大。货物在远地买卖易主，一般很难先行征得保险人的同意。如果按照上述一般原则办理，必然会丧失交易良机。鉴于此，货物保险合同标的保险标的可以不经保险人同意而转让;同时保险合同主体变更时，一般不涉及内容的变更，原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建立的保险关系即行消灭，受让人与保险人的保险关系也即建立，我国《海商法》也作了相关的规定。另外，如果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约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可以不用通知保险人，则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从其约定。如果没有约定，自然适用本条的一般规定。

三、保险合同效力与保险标的转移关系的规范分析

对于保险合同是否随着保险标的的转让而转移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属人主义说。此种说法认为，保险合同是一种基于个人性质基础上订立的合同。法人组织形式、资产、信用等级等，自然人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都会影响保险人是否承保以及采用何种保险条款及保险费率等问题。保险合同所承保的是被保险人而不是保险标的本身。保单的转让须经保险人书面同意以作为对欺诈的预防措施。因而保险合同除了另有规定外，不因保险标的转移而转移。

(二)从物主义说。该说认为，财产保险合同除另有规定和约定外，在保险标的转移后，基于经济的考虑，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将其效力延至受让人。此为大陆法系的通说。如日本《商法典》第650条第1款规定：被转让人将保险标的转让他人时，推定其同时转让保险契约权利。

属人主义和从物主义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属人主义强调保险合同的个人性质注重保险人的利益;而从物主义则是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强调节约交易成本，便捷商事交易，保护受让人的利益。

我国《保险法》的规定采属人主义学说，无疑极大的保障了保险公司的利益。因为保险标的转让未办理保险过户批改手续，保险公司可以拒赔，保险公司之所以在保险条款中作出如此规定，乃是担心保险标的转让之后，由于被保险人的变更导致保险标的危险增加，如果危险增加，而被保险人未通知保险人的，保险人确实可以拒赔。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只要保险标的转让，保险标的的危险就一定增加吗?保险公司对于保险标的转移导致的风险的轻微增加是否可以一律地拒绝承保?被保险人未通知保险人的，保险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并且不用返还保险费，对于任何一个保险公司而言，解除合同是明显得利而不负任何风险的方法。因此，保险条款一律将保险标的转让视为危险显著增加，进而对一切保险标的转让未办理保险过户批改手续者拒赔，明显有失公允。关于保险利益问题，学界通说认为，财产保险中保险利益于保险契约订立时，不必存在，但事故发生时，必须存在。iii以被保险人订约时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为由阻却其索赔权利也是不合理的。同时，我国《保险法》对保险人作出同意继续承保或否认保险合同的效力的时间期限未作规定，一律采加贴批注或者另订立书面协议实现保险合同权利义务转移的方式也略显僵化。如依《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应以在原保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进行背书为标志，保险合同始发生转让的效力。若保险标的已转让，而保险人尚未背书同意，则这段时间将形成保险期间上的真空区。此外，若保险人接到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转让保险标的的通知后，在合理期间内未作表示的，其效力又应如何?

四、财产保险中保险标的转移和保险合同效力关系的重塑

保险合同属人主义学说认为，财产保险合同以合同双方当事人互信为基础，一般而言未经保险人同意不得转移。出卖人将货物转让给买方时，货损风险自交付时转移给买方，出卖人由此丧失了对该批货物的保险利益，并导致保险合同的失效。如买受人延续保险合同的效力，有两种方法：

(一)解除原保险合同，保险人退还部分保险费后，保险合同效力终止，由买受人作为保险利益人和保险人重新订立新契约。

(二)在保险标的或风险转移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通知保险人，由保险人自由选择解约或继续承保，并在原保单上加贴批注，实现保险合同转移，由受让人作为新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继续享有保险合同的权利并承担保险合同的义务。

显然采用转让保险合同的办法，不仅手续较为简便，节约时间费用，而且可以使保险期间、保险责任尽量地得以延续。保障较为充分。当然，这种方法与大陆法系许多国家坚持的保险合同从物主义相比，增加了交易成本，而且无法避免产生期间上的保险空白期。iv若保险事故在该期间内产生，买受人将没有办法取得保险赔偿，这就是保险理赔实务中产生诸多纠纷的制度缺陷。因此，从经济角度来说，采保险合同随物主义，即保险标的转移时，保险合同除另有规定外，仍为受让人之利益而存在，可能将更符合现代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和商事交易及时便捷的要求。当然，在肯定保险合同随物主义，保护投保人利益的同时，必须考虑保险人的利益。从物主义保险合同属性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况且关于保险标的权属转让或风险承担者转移的合同与保险合同毕竟是相互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保险合同不应随保险标的或风险转移而自动转让。笔者认为，我国《保险法》在坚持保险合同的属人性的同时，通过制度设计减轻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所负的通知义务，限制保险人免赔和解约的权利，将有利于调节保险合同双方的矛盾。更何况保险人可以主张保险标的风险显著增加来主张自己的应有权利。

区分保险标的转让的原因，对保险合同效力的延续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通行做法，一般将财产保险标的的转移分为法定转让和约定转让。法定转让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死亡或破产时发生的转让;约定转让是指合同订立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为保险标的或风险转移等事实发生通过合意将合同的权利义务转移给第三人，由第三人继续享有合同权利并承担合同义务。对于保险标的的转移岁保险合同的影响，外国保险法一般区分不同原因而为不同的规定。关于法定转让，英美法系采绝对当然继受主义，即当事人死亡或破产后，其继承人或破产管理人当然继受合同当事人的地位;在大陆法系则采相对当然继受主义，但仅就当事人破产加以规定，而未涉及当事人死亡。

现行《保险法》第34条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但是，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除外。”据此，我国保险实证法关于保险标的的转让，并不区分法定或约定原因，即除了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外，不论因何原因转让保险标的的，均以保险人的同意为保险合同转让的条件。但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中的保险标的转让引起的合同转让既无须保险人同意，也无须再办理变更合同的批改手续。规定有法定转移方式的国家，保险标的因法定原因而转让，一般导致财产保险合同当然转让，无须征得保险人的同意。其法理依据在于法定转让是因法律的规定而发生，其情形往往也比较特殊，即使保险标的风险程度有所变化，也非当事人的行为所致。因而，为了保障受让人的利益，保险人应当继续接受财产保险合同的约束。我国《保险法》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做法，以仅可能地平衡保险合同双方的利益，维护保险合同的有效性，减少保险责任空白的空间。

在保险标的约定转让中，应经保险人同意，保险合同的效力才能得以延续，对此一般没有争议。但由于《保险法》本身不完善，实践中出现许多争执。对于保险标的转让和保险合同转让效力的关系，笔者认为，应权衡当事人利益的基础上作以下规定：在法定保险中，保险合同转让的效力自保险标的所有权转让时生效;其他情形中，有约定依约定，无约定依保险人同意并批注背书时生效，但生效效力溯及力至保险标的转让时。这样就有利于消除保险责任的空白期，也有利于保护受保险人的利益，且不违背保险人继续承保的意愿。

对于保险人以批注背书方式延续保险合同的效力，在带来书面证据利于解决纠纷的同时，带来更多的问题。要式主义立法例使得保险人可以从容地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时机和方式决定保险合同的效力，即使所保风险未明显增加，保险人也可以拖延或不作背书，相对人亦无计可施。若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可以未作书面表示进行抗辩，使被保险人的利益无法保障。因此，保险人的同意权的表现方式不应受是否书面要式的限制。《保险法》修改中可增加如下规定：“保险人接到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转让保险标的的通知后，在合理期限内未明确表示拒绝的，亦应视为同意。”这样有利于平衡保险合同双方的权利能力。

五、结语

按照我国现行《保险法》的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并不当然发生合同转让的效力，以不当然转让为原则，有利于保险人对危险的控制，尽管不利于促进合同当事人进行交易，但却为其交易对象获得保险保障。实务中，当事人可以在保险合同中就保险标的的转让及其是否导致保险合同转让作出约定，依照其约定来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要。

第二篇：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的效力如何认定

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的效力如何认定

【裁判概要】

根据保险法第18条的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无效。所谓“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

【案例指引】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年第11期刊载的案例“杨树岭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宝坻区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该案一审、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2000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保险法〉第17条（修改后第18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应如何理解的问题的答复》（法研（2000）5号），“这里规定的“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该答复虽然是就个案作出的，但人民法院在审理同类案件时可以参照执行。

第三篇：对保险合同格式条款效力及其解释个案透析

对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效力及其解释的个案透析

[案情]2000年10月8日，秦某购置宝马轿车一辆，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向其核发了临时行驶车号牌，此号牌备注栏中记载：此号牌只限在北京市范围内行驶。同年10月10日，秦某与华泰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并交纳了保险费。保险单正面记载，号牌号码为待领，投保险别为车辆损失险及第三者责任险，行驶区域为国内行驶，保险期间为2000年10月11日零时起至2001年10月10日二十四时止。2001年1月23日投保车辆在山西省太原市某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致使车辆损坏，投保人支付了车辆修理费及拖车、吊车等费用。后来，秦某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但保险公司向其出具了拒赔通知书，理由是被保险车辆发生事故时投保人只持有临时行驶证号牌而没有正式的行驶证，且该号牌注明只限在北京范围内使用，故根据保险条款第5条第11项应以拒赔。

需要说明的是，保险单正面有一栏名为“明示告知”的内容，其中第3条为“详细阅读所附保险条款，特别是有关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的部分”。这里所指的保险条款系附在保险单背面的保监发[2000] 16号文件——《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其中第5条载明：“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保险车辆的损失或第三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该条第11项为：“除本保险合同另有书面约定外，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车辆没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和号牌，或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

[不同见解]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秦某与保险公司双方对于保险合同中保险人的免责范围已作出了明确规定，其中包括投保车辆必须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和号牌，并经检验合格，否则保险人对于车辆损失或第三者的经济赔偿责任不负责赔偿。保险人将该条款以书面形式告知了投保人，双方将此作为合同的一项内容加以确认后，即应按照该条款履行。发生交通事故时，原告虽持有车辆临时行驶号牌，但该号牌记载有明确的行驶范围，超出该范围，投保车辆应视为无合法号牌。根据双方的约定，在无号牌的情况下，保险人不承担车辆损失的赔偿责任，应驳回原告秦某的诉讼请求。

第二种意见认为，根据我国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这里的“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无需投保人询问或者请求，保险人应当主动地进行全面完整、客观真实的详细说明。本案中，保险公司仅在保险单正面用书面提醒投保人注意附在保险单背面的免责条款，是远未尽到“明确说明”义务的，因此，该免责条款无效。同时，保险法第30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现在双方当事人对被保险车辆是否有行驶证和号牌这个问题产生分歧：保险公司将秦某超出交通管理部门限定的行驶范围驾车，视为该被保险车辆无合法号牌，而秦某认为超出行驶范围驾车不应类推为无行驶证。另外，双方对保险条款第5条第11项所谓“另有书面约定”所指为何也难以形成一致意见：秦某认为，保险单正面记载号牌号码为待领，行驶区域为国内行驶，保险期间为2000年10月11日零时起至2001年10月10日二十四时止，这三项记载事项足以证明保险合同“另有书面约定”；而保险公司则主张，上述记载事项尚未能构成对第5条第11项免责条款的排除适用。这表明保险人对保险合同条款的内容未说明清楚，应当对该模糊条款所导致的争议负责，法院应直接适用保险法第30条所规定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作出对投保人有利而对保险人不利的解释，判决保险公司向秦某支付保险赔偿金。[评析] 要想正确处理本案，关键在于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附在该保险单背面的标准保险条款第5条第11项是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二是对该条款应该如何进行解释才比较妥当？下面，我想谈谈自己对这两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一、本案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

由于保险活动具有相当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很难为一般人所了解和熟悉，再加上保险公司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考虑，保险合同在实际上普遍采取了格式合同的形式。换句话说，即是保险合同是以格式保险条款为基础订立的合同，这一点充分地表现在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之中。投保人与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广泛地利用保险单的形式，通常由投保人提出投保申请并在保险人事先就已经印制好了的投保单上填写一些极为有限的事项（如投保标的、投保险别、保险期间、保险金额等），其他关于投保人与保险人的权利义务的基础条款都由附在投保单背面的格式条款详细规定，投保人只能在接受或不接受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然后，保险人在投保人填写好的投保单上签字或者签发保险单。当然，双方也可以通过书面方式用补充约定增加或减少保险条款，进一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但保险人往往缺乏与保险人讨价还价的能力，极少有与保险人商量的余地。由此可见，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能力不是平等的。保险人一方在经济上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就很可能将一些不利于投保人的条款，包括免除或者限制自己本应承担的责任的条款强加于投保人，导致保险合同的利益失衡。为了重新平衡保险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保护投保人这一弱势群体，法律有必要对保险合同的条款进行控制。因此，法律规定，在保险合同的订立阶段，保险人负有向投保人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义务，否则该条款不生法律效力（《保险法》第17条）。需要指出的是，《保险法》第17条所说的“责任免除条款”应作广义解释，既包括完全免除责任的条款，也包括限制责任的条款。这里所说的“不产生效力”不是指未经明确说明的免责条款已经成为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即被订入保险合同）但不生效，而是指自始至终未被订入保险合同，自然不对保险当事人产生任何法律约束力。如果在一般场合，合同一方在书面合同条款上签字，即使其事实上不了解该条款内容，法律也视为其就该条款与对方当事人达成了合意。这是现代社会重视交易安全，对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倾向于采取表示主义的当然结论。但是，在保险合同的场合，为了保护投保人的利益，法律不得不在交易安全与意思自由两种价值取向中妥协，更加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投保人已经在保险条款上签字，从表面看起来投保人好像接受了该免责条款，实际上不然。因为投保人对保险业务比较陌生，有可能全然不知有免责条款的存在，或者不甚了解免责条款的法律意义（内涵和法律后果）；在这种状态下，若保险人事先不对投保人作详细的说明，无异于投保人被强制接受该条款，有悖于合同法所倡导的合同自愿原则。既然投保人的意思表示里不含有该免责条款，又谈何当事人对该免责条款达成合意呢？这样的免责条款充其量只不过是格式条款文本，而非格式条款。[i] 那么，如何理解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呢？《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太原则化和抽象化，不具有可操作性，在实践中容易对此问题产生争议。实践中经常发生保险人主张其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的义务，而投保人却予以否认的情况。我认为，要判明保险人是否已经尽到“明确说明”的义务，关键在于，根据保险合同订立时的具体环境，保险人的说明是否已经达到使投保人知悉免责条款的内涵和法律效果的程度。与一般合同的格式条款不同，保险人仅提醒投保人注意保险合同的格式条款的存在犹为未足，仍须就保险人承保风险的范围、不承保风险的范围、免除或限制保险人责任的事由、投保人的义务以及违反该义务的法律后果等事项以明确的、不含糊、不致于引起歧义和误解的语言向投保人解释清楚，说明该条款对保险人和投保人的权利义务有何影响。保险人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的义务，可以将该说明内容作成书面形式，由投保人在上面签字，这是防止日后发生纠纷的最好做法。当然，保险人以口头或者其他书面的方式来说明保险合同的格式条款也未曾不可[ii]，这时，法官要凭诚实信用的原则来断定保险人是否尽到了“明确说明”的义务。这一点也为2000年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保险法第17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应如何理解的问题的答复》所承认：“《保险法》第17条规定的‘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

本案中，尽管保险公司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附在保险单背面的免责条款，但是对该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以及法律后果未置一词，显然不能够认为已经尽到了“明确说明”的义务。不过，如果保险公司能够提出证据证明其曾向投保人对免责条款的内容、术语、目的及适用等各个重要方面作出了解释，该免责条款就可以成为保险合同的一部分，但不能空口无凭。

二、关于本案所涉格式条款的解释问题

假如保险公司已经尽到了“明确说明”的义务，上述免责条款的效力又如何呢？

（一）不能直接适用《保险法》第30条的规定

《保险法》第30条 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这是学理说称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也是为世界各国保险法律制度所普遍遵循的原则。之所以确立该原则，是因为在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中，保险单由保险人事先拟定并印制好，保险条款中已经充分考虑并体现了保险人的利益。而保险人非专业人士，对保险业务不熟悉，往往不能意识到保险合同中模糊不清的地方，只能按照自己的“合理期待”（即合理理解）来行事。为了保护投保人的这种“合理期待”，当保险合同条款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解释时，防止保险人利用经济上或者专业上的优势地位损害投保人的利益，于是法律要求法官对该有疑义的条款作出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iii] 有人认为，只要保险合同当事人对保险条款有争议就应该直接适用《保险法》第30条的规定。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恰当的，因为：第一，这种看法混淆了合同解释原则与合同解释规则的性质和功能。所谓合同解释原则是贯穿于合同解释过程中对适用合同解释规则起指导性作用的依据。合同解释规则比合同解释原则更具体，一般应优先适用规则，在规则不敷应用之际原则才能被法官运用来填补法律的漏洞，适用于具体案件的处理。《保险法》第30条是对保险条款解释的一个基本原则（当然，相对于合同法而言，它属于一条规则），如果径直适用势必构成对保险法条文体系完整性的破坏，不利于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第二，这种看法有悖于《保险法》的立法原意，不恰当地加大了保险人的责任，过分地袒护投保人，走到了维护投保人利益的反面，违反了民法的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虽然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但保险合同毕竟是当事人双方经过平等自愿的协商之后而成立，投保人还是有很大程度的意思表示自由的，倘若不分青红皂白地盲目对保险条款作对投保人有利的解释，便是无视保险合同作为民事合同的根本属性。在实践中，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当时对保险条款的理解与保险人说明的含义并无二致，但为了达到向保险公司索赔的目的，强词夺理、故意曲解和歪曲保险条款的意思，人为地在事后造成双方对保险条款有争议的假像，这样的情况也并非没有。第三，这种看法忽视了我国保险业的特殊监督管理制度。其实，在保险条款的制定方面，保险人也不是可以只从自身利益出发、随心所欲地拟定不利于投保人的条款或者以图设置陷阱而故意使用含糊其词、似是而非的条款的。《保险法》第106条 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保险公司拟订的其他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备案。”一般而言，保险合同的基本条款由公正的第三人（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订立，或者经过公正的第三人审查，[iv]已经对保险合同双方的利益作了适当的平衡，此时，就不必过分地偏向于投保人。

总之，在司法实践中应当谨慎地运用疑义利益原则，只有在运用其他合同解释规则仍然无法确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的时候才能适用该原则，而不是优先适用。

（二）综合运用一般的合同解释规则与保险合同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保险合同双方对格式保险条款第5条第11项的含义发生了争议，比如，对“行驶证”的概念、“另有书面约定”的涵义的理解，各有各的说法。法官究竟应采纳哪一方的理解作为判决的基础，这里涉及到合同的解释问题。

1、合同的一般解释规则

《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这一条是对格式合同条款的一般解释原则，保险合同属于合同的一种，当然也应该适用这一解释原则。[v]这一原则是：对格式条款首先应运用一般的合同解释规则之后，如果仍然不能消除对格式条款的疑义时，才能够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合同法》第125条对合同的一般解释规则作了进一步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依此，合同的一般解释规则包括以下几种：

（1）文义解释规则

所谓文义解释规则，是指依据合同条款的通常含义进行解释。合同条款用语的通常含义是按照该词句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理解所得出的意思。[vi]文义解释是合同解释的基础。如果从字面意义上考察，合同条款的含义已经非常显而易见、不言自明的话，该合同条款的解释就应该到此止步；如果合同条款的字面意思有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通常理解，就有必要运用其他解释规则在这一种以上的含义范围内进行取舍。另外，如果合同词句是一般上的用语，就应当按照一般的通常的含义来理解；如果词句是专业用语，就应当按照专业上的特殊含义来理解。[vii]

（2）整体解释规则

所谓整体解释规则，是指把全部合同条款和构成部分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从各个合同条款及构成部分的相互关联、所处的地位和总体联系上阐明当事人有争议的合同用语的含义。[viii]对该原则的经典表达是《法国民法典》1161条的规定：“契约之诸条款可互为解释，以赋予每一条款依据整个契约而产生的意义。”对合同条款采取整体解释规则，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合同当事人在同一个合同里所表达的意思是一贯、不会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如果合同的解释者对同一合同文本里面的条款之间作出了相互抵牾的解释，必定是解释过程发生了错误，而不是当事人的意思发生了错误。

（3）习惯解释规则

所谓习惯解释规则，是指在合同文字或条款的含义发生歧义时，按照习惯或惯例的含义予以明确；在合同存在漏洞，致使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明确时，参照习惯或惯例加以补充。[ix]习惯有兼具解释与漏洞补充的功能，在当事人未明确、未约定的场合发生适用于当事人的效力，与合同的任意性规范有近似的特点，但是有优先于任意性规范的效力。当然，习惯当作解释合同条款的标准时，前提是该习惯合法、不为当事人明示或默示的意思所反对。

（4）目的解释规则

所谓目的解释规则，是指依照合同当事人所欲达到的经济的或社会的效果而对合同进行解释。合同的目的分为抽象的目的和具体的目的。前者是指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有使合同有效的目的，如果合同条款互相矛盾有使合同有效与无效两种解释，那么应作使合同有效的解释。具体的目的是指合同本身所追求的具体的经济的或社会的效果。[x]合同的条款只不过是当事人为了实现其目的的手段，因此，合同目的是当事人真意的核心，是决定合同条款具体内容的指针。[xi]合同目的解释规则的功能在于检验其他合同解释规则适用于具体案件的妥当性，可以推翻或者佐证诸如文义解释、整体解释、习惯解释的结果是否正确。

（5）公平解释规则

作为合同解释规则的公平解释规则是民法公平原则在合同法领域的具体化，要求合同所分配的利益在当事人之间有一个平衡，能够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等价有偿原则。一般来说，交易双方利益不平衡的情形有两种：一是主观上的不平衡；二是客观上的不平衡。前者是指当事人主观认为得到的不如付出的多，后者是指交易的客观结果，即以商品价值来衡量的给付和对待给付不对等。[xii]我认为，只是主观或者客观的不平衡不足以构成不公平，应将两者结合起来看，在同时构成主观和客观的不平衡状态时，才能认定合同不公平。公平解释原则的功能是，在尽量使合同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合理的解释来校正当事人之间利益失衡的天平，而不是通过确认合同的显失公平来使撤销或变更合同。此不可不察。

（6）诚信解释原则

所谓诚信解释规则，是指依据双方意思表示合理地进行解释，任何一方不能因合同而获得显失公平、不合理的利益。[xiii]在这里我不用“诚信解释规则”的概念，意在强调诚信解释作为一个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而在整个解释过程中起到“君临天下”的统帅作用，非一般解释规则可以同日而语。上述解释规则无不是诚信解释原则的具体化和运用，处处闪烁着诚信的精神。运用上述解释规则得出的解释结论也要靠诚信解释原则来检验其正当与否。

2、格式条款的解释规则

既然格式条款也是合同条款，自然免不了要适用一般的合同解释规则。如前所述，为了保护意思表示弱势方（格式条款提供方的相对方）合理期待的利益，法律对格式条款规定了除适用一般解释规则之外，还规定了疑义利益解释规则。这里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概念，是在一般合同中相对于“诚信解释原则”而言的。如果在类似保险合同这样的格式合同中，有利于格式合同接受方的解释规则的地位便上升为一项解释原则，因为这变成了“诚信解释原则”在这类格式合同中的最常见、最普遍的要求，有必要冠以“原则”来突显其重要地位。

3、合同解释规则的适用顺序

上述解释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应该有一个大致的适用顺序。否则，不同法官根据从中随意抽取不同的解释规则来对合同进行解释，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不利于维护法律适用过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由合同解释的目的在于探求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共同真实意思所决定，合同解释规则的适用也应以何种解释更接近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图来排出一个次序。我认为，合同解释是以合同文本作为解释对象的活动，操作时当然应以文义解释作为第一顺序。

合同条款的含义在具体的语境中比较容易显现出来，即要结合合同条款的上下文，从整个合同来考察，从合同整体来解释合同部分，又从合同部分来解释合同整体，如此循环往复，使合同解释臻于完善，而不是断章取义。可以说，整体解释规则是在用文义解释发现合同条款有不只一种含义时，为了限缩字面意义的范围，或者寻找与字面意义不同的与合同整体逻辑想吻合的解释。因此，整体解释放在第二次序比较符合思维的正常展开过程。

习惯解释是从当事人的交易环境这个更大的“语境”来理解合同条款，与整体解释有同样的功能，亦宜处于第二次序。

从合同的目的最易于探知当事人的真实意图，故从理论上来讲，合同的目的原本属于第一次序的解释规则。但是，由于合同的目的脱离了合同文本，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从得知。因之，在解释的操作层面上，合同的目的解释规则宜放在上述三种解释规则之后，对它们的解释结果进行检验，看是否符合合同目的。一旦与合同目的相背离、不一致，就应坚决地抛弃上述解释规则，采用目的解释规则。

处于第四位适用顺序的应为公平解释规则。有时无论从文义解释、整体解释、习惯解释，还是从目的解释，都无法最终确定合同条款的真正含义。如果从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比较方面去考虑，往往可以另辟奚径，“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从根本上来说，订立公平、合理的合同也处于当事人的目的范围之内。

最后适用的当属诚信解释原则，这是由诚信原则的抽象性的特点所决定的。从广义上说，上述解释规则都是诚信解释原则的具体体现。但一旦穷尽了其他解释规则仍不能得出合理的解释结论时，就应直接求助于诚信解释规则，依凭法官内心的公正理念来自由裁量。在格式合同或者格式条款的情况下，又有比前述解释规则更抽象却比诚信解释原则稍具有可操作性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其适用顺序应介于前述解释规则与诚信解释原则之间。

上述的合同解释规则的适用顺序只是一个大致的顺序，不可在运用的时候拘泥于顺序，生搬硬套或者只使用一种解释的规则，而应该尽可能地使用多种规则，使之互相检验、互相佐证。总之，应以合同合法、有效、合理、公平为解释的指导原则。[xiv]

（三）合同解释规则在本案中的具体运用

本案系争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第5条第11项写明，“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车辆没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和号牌”，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但是，本案的被保险车辆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临时车行驶证，而该证的备注栏上又规定了该车的行使范围限于北京市内。此时，被保险车辆是否没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不无疑问。即使认为被保险车辆是否没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保险单正面的记载事项（号牌号码为待领，行驶区域为国内行驶，保险期间为2000年10月11日零时起至2001年10月10日二十四时止）是否属于该条款所指的“另有书面约定”，也值得讨论。我认为，本案被保险车辆没有正式的行驶证不属于“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车辆没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和号牌”的情形，保险单的上述记载也构成了对该保险条款的特别约定。

第一，从文义解释规则来看，难以认定被保险车辆没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和号牌。“行驶证”是一个专有名词，应按专业上特有的含义来解释。机动车行驶证是准予机动车在我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法定证件。为了方便车辆使用人用车，在一定情况下，交通管理部门在核发正式的行驶证之前还可以核发临时行驶证。对于临时行驶证是否属于保险条款所说的“行驶证”，超出临时行驶证驾车是否能够视为没有行驶证这两个问题，法律、行政法规没有作具体规定，我们不得而知。从上面的分析可知，我们不能仅用一种解释规则来解释合同条款。当用文义解释可以得出不同或者截然相反的解释时，我们应通过其他解释规则（如整体解释、目的解释、公平解释、疑义利益解释、诚信解释等）发现当事人所赋予合同条款的含义。

第二，本案无法用整体解释规则来确定“行驶证”的含义。保险单正面载明了车辆的号牌号码为待领，并没有说明行驶证为待领。如果保险单载明行驶证为待领的话，完全可以据此将“行驶证”解释成“正式的行驶证”，将临时的行驶证从“行驶证”的外延中剔除掉。

第三，从目的解释规则来看，临时行驶证应属于保险合同所说的“行驶证”。包括机动车保险合同在内的财产保险合同，是指投保人支付规定的保险费，保险人对承保标的因保险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在保险金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协议。保险合同的目的具有保障性。对投保人来说，其目的是希望在发生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其经济损失时，由保险人给予赔偿；对保险人来说，则是通过收取保险费，积累保险基金，保障投保人在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后生产或生活上的安定。[xv]如果保险人对投保人只持有临时行驶证而未取得正式的行驶证这个期间的保险事故不予以赔偿，一个理性的投保人就不必在这段期间投保，或者将保险期间约定在自交通管理机关核发了正式的行驶证之日起算。另一方面，保险监管机关制订格式条款的第5条第11项的真实目的是，促使投保人尽量避免被保险车辆被注销行驶证或者根本不具有适于行驶的安全性能时发生交通事故，防止保险人在保险标的风险增大时承担过高的风险。而本案的被保险车辆有临时行驶证，证明其具有适于行驶的安全性能，因而不属于保险人被免除保险责任的范围。

第四，从公平解释规则来看，临时行驶证也应属于保险合同所说的“行驶证”。公平原则要求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的安排要对双方都有利，要求双方的权利义务基本对等，不允许一方享有权利而另一方只承担义务的极端不对等的现象。保险费主要是根据保险类别的风险出现的概率来计算的。在一个具体的保险合同中，双方当事人所支付的对价可能是不完全对等的，但保险人在所有的保险合同中所支付的保险赔偿金额总数与其集中此类风险的保险费总和呈相应的比例。因此，从一类保险合同的总体来看，保险人所收取的保险费与支出的保险赔偿金额加上经营费用，是大体相等的。保险人承担的风险越高，保险责任越大，投保人所应支付的保险费就越多。反之亦然。但无论如何，不能出现保险人不承担任何风险而坐收保险费的情况。本案中，如果将“行驶证”解释成“正式的行驶证”，那么，保险人对2000年10月11日零时起至投保人获得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正式的行驶证这段期间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任何责任，却收取投保人的保险费，明显是不公平的。另外，即使被保险车辆超出临时行驶证划定的行驶范围行驶，也没有增加保险标的的风险，保险人没有正当的理由将这种情况作为免责事由。

第四，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来看，法官应作出对保险公司不利的解释。在保险合同订立的过程中，保险人明知被保险车辆还未获得正式的行驶证，投保人根据一般人当时的合理理解很可能会认为“临时行驶证”属于“行驶证”，却故意或者过失地不对这个概念加以详细解释，也不告知投保人不能跨区间驾车，就应当对表述不清承担不利于自己的解释的后果。又由于格式保险合同条款在当事人填写保险单之前就已经存在，保险单正面的记载事项可以视为对格式条款的变更：保险期间由自获得行驶证开始变为自记载之日起，行驶区域由原来的行驶证限定的区域变为全国范围。这样的解释也是非常合理的，保险人理应对这些可能存在的理解作进一步说明，却没有做到，按有利于投保人的解释去诠释合同条款最合适不过了。

第五，从诚信解释原则来看，上述解释的结果都符合了诚实信用的交易行为准则，使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分配得到了均衡，使该合同条款有效、合理和公平，值得肯定。

三、本案结论

通过运用上述合同各种解释规则合理解释了系争合同条款的真实含义之后，本案的结论就不言而喻了。在保险人未对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作“明确说明”之前，该免责条款未被订入合同，因而根本不生法律效力。即使保险人尽到了“明确说明”的义务，我们也可以通过各种解释规则互相印证来证明本案情况不属于格式条款第5条第11项所包括的范围，保险人不能够被免除保险责任，因此，必须向投保人支付保险赔偿金。

第四篇：保险案例五 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认定

保险案例

（五）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认定

一、被保险人前后有两个妻子的受益人身份认定案

（一）案情介绍

1998年5月，赵大大为自己向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终身寿险，保险金额为20万元。在填写投保险单时，作为被保险人的赵大大在投保险单上的受益人一栏内只填写了“妻子”两个字。2000年6月，赵大大回家乡探亲途中遇车祸死亡。保险事故发生后，由谁来领取20万元保险金在被保险人的两个“妻子”之间产生争执。

被保险人赵大大怎么会有两个妻子?保险公司的理赔人员通过了解方知原委：原来，1998年5月赵大大在向保险公司投保时，其妻为崔翠翠；一年以后赵与崔离婚，2000年春节，赵大大又与蔡彩彩结为夫妻。

正是由于被保险人赵大大在投保险单上的受益人栏内只注明“妻子”，而未具体写上名字，故而他的两个“妻子”崔翠翠和蔡彩彩各持己见，认为自己才是有权提出申领保险金请求的那个“妻子”：崔翠翠的理由是，在前夫赵大大投保时，她与赵大大还未离婚，夫妻关系并未解除，投保险单上的“妻子”当然指的是她；而蔡彩彩对此反驳说，赵大大死亡时，“妻子”已不再是崔翠翠，她才是赵大大名正言顺的妻子。不仅如此，蔡彩彩在提出索赔时还向保险公司提供了被保险人赵大大生前交给她的保险单正本和其他有关材料。

保险公司的理赔人员面对被保险人两个“妻子”各自以受益人身份提出领取保险金的申请挠起了头皮：该付给谁呢?

（二）问题思考

1．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应具备哪些要件?什么人可以成为受益人?受益人具有什么样的法律地位? 2．受益人有哪几种类型?不同类型受益人的受益权各有什么特点? 3．受益人的确定方式有哪些?为了避免在合同的受益人问题上产生争议，确定受益人晌·应当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4．你认为，本案的被保险人赵大大前后的两个“妻子”中，究竟谁才应该是他在投保时指定的受益人?

二、遗嘱变更指定受益人是否有效争议案

（一）案情介绍

数年前，居民董文甫向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终身寿险，指定其儿子董飞熊为受益人。2001年1月，董文甫因病身故，他儿子董飞熊作为受益人向保险公司提出了给付保险金的申请。保险公司经过审核确认了董飞熊的受益人身份后，同意把保险金支付给他。

不料，就在保险公司即将按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向受益人董飞熊支付死亡保险金时，被保险人董文甫的女儿董飞燕找上门来，也向保险公司提出申领这笔保险金的要求，理由是她持有父亲生前所立并经公证机关公证的遗嘱，遗嘱上写有：“本人身故后全部保险金归女儿董飞燕所有。”保险公司仔细审验了遗嘱，确认这份遗嘱是立在寿险保险单生效之后的。

为此，围绕这份寿险合同的保险金究竟是应该给付保险单所指定的受益人董飞熊，还是给付被保险人生前所立遗嘱变更的董飞燕，保险公司的理赔人员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二）问题思考

1．遗嘱是一种怎样的法律行为?遗嘱有效的法律条件有哪些? 2．遗嘱人立遗嘱可以采取哪几种形式?何谓公证遗嘱? 3．采用立遗嘱的方式变更寿险保险单指定的受益人是否有法律效力?为什么? 4．你认为，本案中的被保险人董文甫死亡后，保险公司是应该把保险金给付原保险单上指定的受益人董飞熊，还是给付由被保险人作为遗嘱人通过遗嘱所变更的受益人董飞燕?

三、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给付案

（一）案情介绍

某小镇居民高琪麟于1998年6月向某家保险公司购买了一份名为“一生平安”的终身寿险，保险金额为56万元，被保险人高琪麟指定其母为受益人。同年8月高琪麟与沈婵娟结婚，11月高母病故。1999年4月高琪麟因患心肌梗塞身亡，此时高妻沈婵娟已有5个月的身孕。高琪麟死亡后，高父和沈婵娟为保险公司给付的保险金应当由谁领取和如何处理发生了争吵。

高父认为应由他领取全部保险金。理由是被保险人高琪麟在投保时指定的受益人为高母，高琪麟死后的保险金就应该归受益人高母，由于高母已死，他作为高母的丈夫对 2 其妻子的财产当然有继承权。

沈婵娟认为应由她与高父分割保险金，而且她应领取其中的3／4。理由是指定受益人高母在被保险人高琪麟死亡之前身故，以后高琪麟又未再指定受益人，保险公司因被保险人高琪麟死亡而给付的保险金只能作为遗产，而且是她与高琪麟的夫妻共有财产来处理。她作为高琪麟的妻子，理应先取得这笔财产属于她的那一半，然后对高琪麟的那一半，由她与高父分割。

保险公司的理赔人员对保险金的处理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二）问题思考

1．在人身保险合同中，受益人享有的受益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权利?受益权由谁行使? 2．导致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权消灭有哪些原因?在哪些情况下，保险金应作为遗产由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领取? 3．本案中的保险金如果作为遗产，哪些人有权参与分割?请谈谈你对本案中的保险金处理的意见。

四、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同时死亡的保险金归属处理案

（一）案情介绍

2000年5月，罗前进为自己购买了P保险公司的寿险产品“老来福”保险单若干份，保险金额共计50万元。被保险人罗前进指定其5岁的儿子罗改革为受益人。2001年12月，罗前进带领罗改革乘坐长途汽车时发生交通事故，父子双双遇难。

正当P保险公司理赔人员在为判断被保险人与受益人两人当中是谁先死亡和谁后死亡的问题而求助于法医时，被保险人罗前进的妻子向P保险公司提出了申领全部保险金的请求。理由是她既是被保险人罗前进的妻子，也是受益人罗改革的母亲，无论判定谁先死亡、谁后死亡，对她来说都一样，她都可以两人中的任何一人的法定继承人身份领取保险金。

P保险公司并没有就此结束理赔的调查工作，经过对邻居的走访后了解到被保险人罗前进还有一个住在农村但已很少去探望的养母。鉴于这一情况的出现，保险公司理赔人员认为，判定被保险人与受益人死亡时间孰先孰后依然十分重要，因为养母也是被保险人罗前进的法定继承人之一。

对此案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仅被保险人罗前进的妻子与P保险公司存在分歧，就是在P保险公司理赔人员之间也产生很大争议。

（二）问题思考

1．在人身保险合同中，受益人最终获得受益权的条件是什么? 2．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在同一保险事故中死亡，你认为应当如何处理保险金的给付问题? 3．《继承法》对类似的情况是采用什么推定原则来处理的?这一推定原则是否适用于本案? 4．你是否了解在保险实践中，保险人对在上述情况下的保险金归属是按什么原则处理的?处理的依据是什么?

五、父亲失手打死儿子能否享受受益权争议案

（一）案情介绍

1996年1月17日，L市化工建设工程公司职工戈大鹏接过儿子戈小鲲交给他看的考试成绩单，一见儿子期末考试有数门功课不及格，顿时火冒三丈。平日脾气就很暴躁的戈大鹏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顺手操起身边的一根四棱大棒，便狠命朝儿子身上打去。在对儿子一顿毒打之后，见儿子哭喊着求饶，戈大鹏这才气喘吁吁地停手。刚停下手，不知怎的，似乎还不解恨的老戈又照着儿子的脑袋敲了一棒子。就是这最后的一棒子，立时使正在大哭大喊的戈小鲲一下子没了声息，扑通倒下后便昏迷不醒，口吐白沫。慌了手脚的老戈此时知道闯了大祸，赶紧抱起儿子“打的”急奔医院。途中，戈小鲲已经不会动弹，到了医院一检查，呼吸早已停止，医学死因鉴定为外力致颅脑伤而死。戈大鹏见自己竟失手打死儿子，悔恨不已，抱着儿子的尸体号啕大哭。

戈大鹏被公安部门刑事拘留后，因为其儿子戈小鲲生前曾在当地的一家保险公司买过一份学生健康平安保险，所以学校的教师就代表死者家属到投保的那家保险公司索取戈小鲲的死亡保险金。业务员找出保险单，见保险单上约定：被保险人如因保险责任内的意外事故导致死亡，保险公司将给付伤害保险金6000元、附加医疗医药费3000元，合计9000元。再看受益人一栏内的名字，只见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戈大鹏。

这下子，保险公司犯了难：被保险人戈小鲲的死亡是由身兼父亲、投保人、受益人三重角色的戈大鹏殴打致死的，作为受益人的他还能否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领取保险金?

（二）问题思考

1．本案中的戈大鹏殴打儿子致死是什么性质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还是属于意外事件?认定其行为的性质有何依据? 2．戈大鹏能否以受益人的身份，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向保险公司提出保险金给付申请?为什么? 3．请谈谈你对此案处理的看法。

六、被保险人为受益人谋害而其他受益人丧失受益权思考案

（一）案情介绍

1997年11月6日，S省某市居民窦刚在N保险公司为自己购买了20份福禄寿增额还本养老保险，保险金额为20万元，年缴保险费10780元。被保险人窦刚在保险单上的受益人栏内填写了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他的妻子白柔，另一个是他的弟弟窦强。但是，窦刚并没有规定这两个人的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

1999年11月4日，窦刚与白柔夫妻两人闹矛盾，从口角发展为激烈的争吵，最后甚至大打出手。虽经邻居劝开，但遭丈夫毒打的白柔委屈万分，痛哭不已，情绪一直平静不下来。到了晚上，白柔还是怨气冲天，气恼之下，竟然产生了与丈夫同归于尽的念头。她趁窦刚熟睡之际，打开了煤气开关，然后在床的另一头躺下„„两人中毒身亡的事直至次日中午才被发现，但已来不及抢救，夫妻双双命赴黄泉。经公安机关调查，确认为刑事案件，窦刚系其妻白柔所杀，白柔系自杀。

2000年1月9日，作为20份福禄寿增额还本养老保险合同的受益人之一，窦强向N保险公司提出了给付保险金的申请。然而，N保险公司以被保险人窦刚系受益人白柔故意行为致死为由，向受益人窦强发出了拒赔通知书。2000年3月，窦强将N保险公司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后者履行保险责任，支付给他20万元的保险金。

此案经过两次审理。一审判决N保险公司败诉，判令后者应承担向受益人窦强给付20万元保险金的责任。N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判决撤销原判，全部诉讼费用由一审原告承担。此案的判决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众多议论。

（二）问题思考

1．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保险人是否履行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2．对恶意投保并杀害被保险人的受益人规定“丧失受益权”的同时，其他受益人是否也应被剥夺受益权? 3．你对被保险人自杀给付而他杀(指为受益人杀害)不给付的有关规定有什么看法? 乙就本案的判决，请你指出我国《保险法》中有关保险合同法部分的哪些条款的不完善或滞后?谈谈你对条款修改或完善的意见。

第五篇：保险法教案(第三章财产保险合同,第一节财产保险概述)

保险法教案（第三章财产保险合同，第一节财产保险概述）

第三章 财产保险合同

基本要求：

1.熟悉财产保险合同的特征与种类 2.掌握财产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

3.掌握财产保险合同的履行、解除和终止 教学重点

1.财产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

2.财产保险合同的履行、解除和终止 教学难点：

各种财产保险合同的比较

教学方式：理论教学、实践教学

本章课时：8课时（理论教学5课时、实践教学3课时）教学内容：

第一节 财产保险概述

一、财产保险的概念及性质

二、财产保险的分类及业务体系

三、财产保险的形成及其发展

一、财产保险的概念及性质 什么叫财产？

财产: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统称。即隶属于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个人所有的物质财富。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财产从形成起就与 所有权 密切相关。财产分为: 动产和不动产；

不动产：通常指依附于土地才能存在并体现其经济价值的财产，包括房屋、生长期的农作物等；

对于不动产必须适用一些特别的法规，限制个人对不动产的所有权，同时也有利于加强对不动产所有机的保护。动产：凡不符合不动产性质的财产。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

有形财产：包括土地和某些可以作为所有物占有的有体财产； 无形财产：无形体但有金钱价值。包括三类：

诉讼物（只有通过诉讼才能主张和执行的财产权，如债权、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 承继物（通过承继关系实现的财产权，如租金等）；

附属物（附着于财产和人类社会行为过程所派生的财产权，如损害赔偿等）。哪些物体不属于“财产”范围？ 人类本身

大气、流动的河水和公海；

国家法律规定某些特殊财产不准许私人占有，如我国的土地、矿藏等。财产保险的作用 财产保险的微观作用

有助于企业及时恢复经营、稳定收入 有利于企业加强经济核算 促进企业加强风险管理 有利于安定人民生活 提高企业和个人的信用。财产保险的宏观作用：

有利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有助于财政收支计划和信贷收支计划的顺利实现； 有利于对外贸易和国际交往，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有利于科学技术的推广。

二、财产保险的分类及业务体系

（一）财产保险的理论分类 按保险标的的内容分： 物质财产：

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各种运输工具、各种运输过程中的货物、各种处于修建、安装过程中的工程项目

可能由于本身固有危险造成损失的机器设备、长期处于生长期或收获期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人工饲养的牲畜、家禽或经济作物等。经济利益：

由于物质财产的损失所派生的利益损失；

由于被保险人的社会行为而对于他人的财产、利益或人身造成的损失而必须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具有担保或保证性质的行为所出现的经济利益损失。按实施方式：

自愿保险、强制保险； 按保险价值确定方式 定值保险、不定值保险； 按保险标的的性质：

积极性财产保险、消极型财产保险；

对于被保险人而言，主动维护自己的利益为积极；被动承担责任为消极。按风险的内容分：

洪水保险、地震保险、盗抢险等

思考：为什么要对财产保险进行分类？ 便于监管部门监管

有利于保险公司内部管理 有利于投保人选择合适的险种

（二）财产保险的业务种类（实践分类）

财产保险业务的种类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和繁衍起来的，各种财产保险业务的名称则反映了财产保险业务变化的历史过程。如：海上保险、火灾保险、工程保险、机动车辆险等

由于保险标的分为财产物资及相关利益，所以逐渐形成了现代财产保险业的两大支柱： 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

此外还有信用保证保险、农业保险。财产损失保险 企业财产保险

财产基本险和综合险

财产险项下的利润损失险及各种附加险 家庭财产保险 普通家庭财产保险

家庭财产两全保险及各种附加险 运输工具保险 机动车辆损失保险 船舶保险 飞机保险

及上述险种延伸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及各种附加险 货物运输保险

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航空货物运输保险 邮包保险、海洋运输货物保险 以及各种附加险和特约保险。工程保险

建筑工程一切险、安装工程一切险和机器损坏险。特殊风险保险

海洋石油开发保险、航天保险和核电站保险 责任保险 公众责任保险 产品责任保险 雇主责任保险 职业责任保险 粮食作物 水果和果树 信用保证保险 信用保险

一般商业信用保险 政治风险保险 出品信用保险 保证保险

产品质量保证保险 诚实保证保险 确实保证保险 粮食作物 水果和果树 农业保险 种植业保险 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 其他作物 林木

水果和果树 养殖业保险 大、小牲畜 家禽 水产养殖 特种养殖

（三）财产保险的法定分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95条：财产保险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等保险业务；保险人不得同时经营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但是，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经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冷准可以经营短期健康保险业务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

国外财产保险的法定分类 class 1.accident class 2.sickness class 3.land vehicles class 5.aircraft class 6.ships class 7.goods in transit class 8.fire and natural forces class 9.damage to property class 10.motor vehicle liability class 11.aircraft liability class 12.liability for ships class 13.general liability class 14.credit class 15.surety ship class 16.miscellaneous financial loss class 17.legal expenses

三、财产保险的产生及发展现状

（一）财产保险的产生：

财产保险是人们在长期的处理有关物质财产和经济利益所面临的风险过程中总结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

早期的财产保险主要是针对从事海上运输的货物与船舶的损失和建筑物可能面临的火灾损失而采取的风险转稼措施。

海上保险是一种最古老的保险，近代财产保险首先是从海上保险发展而来的。

海上保险 火灾保险 工业保险、汽车保险 责任保险 信用保证保险 科技保险

（二）国际财产保险市场的发展状况

经济水平和工业化程度与财产保险的发展成正相关关系，财产保险市场被少数发达国家垄断： 20世纪末全球90%以上的财产保险收入来自10%的工业化国家。排名依次：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

2001年国际财产险/意外险公司10强

跨国集团对于国际财产保险市场影响很大； 自20世纪中叶以来，国际保险市场形成了寡头垄断模式的格局。对于世界保险市场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保险公司都是通过不断的兼并或重组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