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刑事诉讼法大修30亮点

第一篇：2012刑事诉讼法大修30亮点

2012《刑事诉讼法》大修30亮点

鞠文英律师点评

1、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大修前，只是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为从制度上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本次大修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作出明确规定。在原规定“严禁刑讯逼供”的基础上，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

2、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大修后，明确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标准：

1、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2、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3、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以及法庭审理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程序。

3、到案及时送看守所为从制度上防止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增加规定了拘留、逮捕后及时送看守所羁押，在看守所内进行讯问和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制度。

6、明确证人出庭范围证人出庭作证，对于核实证据、查明案情、正确判决具有重要意义。修正案草案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规定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对于情节严重的，可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同时，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7、保护讼参与人制度为进一步加强对证人以及鉴定人、被害人的保护，规定：

1、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2、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作证面临危险的，可以请求予以保护。

8、明确扩大不捕范围针对司法实践中对逮捕条件理解不一致的问题，为有利于司法机关准确掌握逮捕条件，修正案草案将刑事诉讼法关于逮捕条件中“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规定细化为：

1、可能实施新的犯罪；

2、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

3、可能妨碍侦查（如：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企图自杀或者逃跑）；4可能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但是，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十年有期徒刑刑罚的“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逮捕。

9、增加听取律师意见为保证人民检察院正确行使批准逮捕权，防止错误逮捕，增加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时讯问犯罪嫌疑人和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程序，以及在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继续进行审查的程序。

10、完善定位监视居住监视居住同取保候审类似，都是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 1

强制措施，但限制自由的程度不同。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这两种强制措施规定了相同的适用条件。考虑到监视居住的特点和实际执行情况，将监视居住定位于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并规定与取保候审不同的适用条件比较妥当。

据此，新规定监视居住适用于，符合逮捕条件，但：

1、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

2、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

3、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的；

4、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

5、以及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等情形。

同时，规定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和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为防止这一措施在实践中被滥用，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

11、通知家属的例外减少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拘留、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被逮捕人的家属。其中，“有碍侦查”情形的界限比较模糊。另外，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通知家属未作规定。综合考虑惩治犯罪和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需要，有必要对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作出严格限制。

据此，修正案草案删去了逮捕后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明确规定，拘留阶段“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情形”，仅限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并规定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采取逮捕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一律应当在逮捕或者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家属。

12、侦查阶段可委托辩护修正案草案将刑事诉讼法关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只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规定修改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

13、会见与律师法相衔接关于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在侦查阶段，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需经侦查机关批准。修订后的律师法规定，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

经同有关方面反复研究认为，在刑事诉讼法中应当吸收律师法的相关规定，但对于极少数案件，从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实际情况考虑，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事先经侦查机关许可是必要的。据此，修正案草案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

14、阅卷与律师法相衔接关于律师阅卷，修正案草案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均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

15、援助提前至侦查阶段为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和其他权利，修正案草案扩大了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范围，将审判阶段提供法律援助修改为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均提供法律援助，并扩大了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

16、明确了技术侦查措施国家安全法、人民警察法规定，侦查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于技术侦查措施没有作出规定。修正案草案增加了严格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

17、终结刑事诉讼不能诉为保护相关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释放、解除或者变更，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退还，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不解除，贪污、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等行为有权申诉、控告，并规定了相应程序。

18、扩大二审开庭审范围为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修正案草案进一步明确了第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增加规定：上诉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等，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

19、避免反复的发回重审为避免案件反复发回重审，久拖不决，增加规定：对于因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再次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

20、明确发回重审不加刑为落实上诉不加刑原则，避免发生在上诉案件中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审，下级人民法院在重审中加刑的情况，增加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此外，修正案草案还完善了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孽息的处理程序等。

21、完善刑附民诉讼制度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对于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保证被害人及时得到赔偿，具有重要作用。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修正案草案对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作了补充修改。

一是，增加规定：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二是，增加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三是，增加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裁定。

22、死刑复核辩护权的保护同时，增加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可以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在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23、审监程序的补充和完善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确有错误的生效判决、裁定予以纠正，有利于确保案件质量，维护司法公正。修正案草案对申诉案件决定重审的条件，指令原审人民法院以外的下级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再审案件强制措施的决定程序，原判决、裁定的中止执行等内容作了补充完善。

24、错误的监外执行及弥补暂予监外执行，是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在监狱外执行刑罚的制

度。修正案草案进一步严格规范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批准和及时收监的程序，为防止罪犯利用这一制度逃避刑罚，并增加规定：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通过贿赂等非法手段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其在监外执行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脱逃的，脱逃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

25、减、假、外的抄送监督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监狱、看守所提出减刑、假释建议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书面意见的，应当同时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批准机关提出书面意见。（修正案草案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四条）

26、特别程序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同时，为有利于未成年犯更好地回归社会，设置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27、特别程序之二：部分公诉案件和解刑事诉讼法对自诉案件的和解作了规定。为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需要适当扩大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将部分公诉案件纳入和解程序。同时，考虑到公诉案件的国家追诉性质和刑罚的严肃性，防止出现新的不公正，对建立这一新的诉讼制度宜审慎把握，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也不能过大。

修正案草案规定，公诉案件适用和解程序的范围为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犯罪，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故意犯罪案件，以及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这一程序。并规定对于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

28、特别程序之三：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为严厉惩治腐败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并与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有关反恐怖问题的决议的要求相衔接，需要对犯罪所得及时采取冻结追缴措施。

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并设置公安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的程序和人民法院的审理程序。

29、特别程序之四：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为保障公众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由公安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由人民法院作出决定。并对案件的审理程序、法律援助和法律救济、强制医疗的解除和人民检察院的监督等作出规定。

30、刑事诉讼法2012大修的其他亮点此外，根据有关方面的意见，修正案草案还对刑事案件证据种类、证明标准、举证责任，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监督管理，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的申请回避权，辩护人对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申诉控告及处理机制，中级人民法院的管辖范围，人民法院案件审理期限，社区矫正执行等规定作了补充完善。

第二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亮点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亮点、争点和疑点

发布时间：2012-4-17 20:50:35 访问量：3708

讲座性质：西南法学论坛

主讲人： 孙长永 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 潘金贵 教授

点评嘉宾：于天敏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长 卢 君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高一飞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昌林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施鹏鹏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时间：2012年3月24日

主办：科研处、法学院、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

主持人潘金贵教授：各位同学、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掌声）。又是一年春暖花开的时节，我们的西南法学论坛又隆重开讲了，中国古代有句诗，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2012年的春天，我们认为，在中国法治史上，将会较之以前任何一年——至少在刑事法治建设上——会有更重大的积极意义。因为在新近闭幕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我们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一次非常重大的修改，在历经1996年的修改之后，16年的时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将会对我们国家程序法治建设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和意义。那么，对这一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有哪些我们认为是进步的地方，哪些是存在争议的地方，还有哪些是以后立法需要完善的地方？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法科学生认真学习和思考的。针对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问题，我们西南法学论坛以及由我们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和司法研究改革中心主办的刑事诉讼沙龙将会举办一系列总体式、总览式、专题式的讲座，帮助大家加深对刑事诉讼法的学习和了解。

今天晚上，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国著名的中青年法学家、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我们学校的副校长——孙长永教授，就刑事诉讼法在修改中的亮点、争点、疑点问题对大家进行一次解读，以法学家的身份和观点让我们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有一个初步认识。我相信听了这次讲座，同学们会受益匪浅。同时，今天的讲座不仅仅是一个专家们研究的论坛。刑诉法的修正还有赖于我们实务部门的贯彻和实施。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两位来自实务部门的嘉宾。首先我给大家介绍第一位嘉宾：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检察长、全国优秀检察业务专家于天敏教授（掌声）。于检察长对检察、审判实务都有着非常深的造诣，也对母校倾注了很多的心血，相信待会儿他会有非常精彩的点评。第二位来自实务部门的专家：全国审判业务专家、重庆市非常著名的法官——谦虚一点叫“之一”（笑声）——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卢君师兄（掌声）。此外，我们还有幸请到了我们学校刑事诉讼法学方向的三位著名的教授：博士生导师高一飞教授（掌声），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李昌林教授（掌声），西南政法大学著名的也是目前最年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楷模之一施鹏鹏老师（掌声）。我们三位教授在刑事诉讼法方向都有研究，我们相信待会儿他们也会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至于本人，考虑到各种因素，我对本人的身份事项保持沉默（笑声）。下面就由请我们的孙长永校长为大家作精彩的讲座，大家欢迎（掌声）。

主讲人孙长永教授：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很抱歉没有来得及做课件。今天上午，在于天敏检察长的主持下，我们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与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联合召开了一个主题为“挑战与机遇——检察机关执行新刑事诉讼法”的研讨会。请了高检院的几个领导以及我们学界的代表进行了讨论，因此没有时间来做这个课件。我争取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把我的主要观点讲完。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一片热议当中，修订刑事诉讼法的任务终于圆满的（我个人认为是圆满的，可能有同志会有不同意见）画上了一个句号。不管社会的评价有多大的分歧，这部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都将会推动我国程序法治走向更加明显的进步。这次修改法律的背景是，吴邦国委员长在立法说明中有一个非常简洁的介绍，“这一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是进一步加强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的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工作机制的需要。”从学界的角度来说，这次修法实际上也是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需要。我国1998年10月5日就签署了该公约，却一直没有得到批准，原因何在？因为国内的司法制度，特别是刑事司法制度这一块，距离公约的要求还比较远，此次修法实质上是一次重大的准备活动。从立法思路上来说，这次修法坚持了三条原则：一是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循序渐进的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二是坚持统筹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三是坚持着力解决在惩治犯罪与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我觉得这个立法说明对修法的指导思想介绍得非常清楚。

但是可能我们很多同学不太了解，这次修法的成功非常的来之不易。2003年，当时的第十届全国人大就已经把修改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列入了立法规划，相当于我们做十一五、十二五规划一样，已经都列好了规划要点，而且立法部门也在调研之后拿出了征求意见稿，在学界一部分人当中也已经开始征求意见，包括我们学校徐静村教授也参加了那次论证。学界围绕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先后出版了三部修改建议稿，包括我们学校多位教授参与制定的《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建议稿及其论证》，人民大学的《模范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的《中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律师界也在学界的支持之下，出了一个刑诉法的修改建议稿（律师版）。这些修改建议稿对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很多方面应该说是有用的。但是学界与司法界之间以及不同的实务部门之间意见分歧都很大，导致全国人大修改刑诉法的任务没有完成，那次修法计划实际上是流产了。而在2007年《律师法》的修改后，当时我们的学界是满怀希望，相信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任期届满之前，一定会出台刑诉法修正案。从2008年到现在，《律师法》的很多内容如第33条到36条，跟我们刑诉法的规定完全是冲突的，这在建国以来我们的法治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现象。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开始又把刑诉法的修改任务列入了修改规划，09年初法工委开始起草刑诉法修正案，然后拿出一份稿件向政法界、学界及基层征求各方意见。特别是去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后，将刑诉法草案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这是我国立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进步。以前我国的物权法也公开征求过意见，但我们的刑诉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到9月30日为止，据说收集到的各方面意见达到八万多条。根据这些意见以及各部门会议和全国立法部门调研到的意见，到了12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时候，又对修改稿件进行了部分修改。我们学校的几位教授在第二次审议之后很快就拿到了立法稿。大家现在看到的290条法条我们当时就已经拿到了，只是其中的很多细节在立法过程中又做了修改。大家注意到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中先后进行了十三处的修改，其中第一次八处，第二次五处，有些（修改）是实质性的，有些则是文字性的。在交付大会表决之前，根据与会代表的意见（包括政协委员们的意见）又做了一些修改，会议的表决情况也反映了各界对我们刑诉法草案的意见：2639票赞成，160票反对，57票弃权，通过了此次修正案。我计算了一下，弃权票和反对票占了百分之七点六，在基本法律的立法过程中，出现这么多的不同意见，我认为是空前的。大家可以去统计一下，在我印象中，只有物权法曾经引起过这么大的争议。可以说在争议声当中，本届全国人大终于完成了前两届全国人大的接力赛——修改刑诉法的任务。这次刑诉法的修改大家都知道是32年来的第二次大修：我们这部刑诉法是实质上是79年制定的，96年做了一次大修，条文从164条增加到了225条，本次修改则从225条增加到了290条。增加的条文是相当多的，修改所涉及到的条文超过了现行条文的百分之五十，特别是在辩护制度、证据制度、侦查制度、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修改。《人民日报》在评论员文章中讲到，这次刑诉法修改的条文之多、涉及范围之广、引起关注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本次修法，究竟哪些属于亮点呢？在人大开会期间，网上有很多报道，我注意到3月8日《法制日报》发表过一篇题为“及时准确打击犯罪 充分尊重保障人权——聚焦刑诉法修改的二十个亮点”的文章，3月9日《人民日报》以采访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形式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刑诉法修正草案——十大亮点盘点”，有人认为有二十个亮点，有人认为有十个亮点，我们有位学者、著名的刑诉法教授认为刑诉法修正案有八大亮点，但他所谓的八大亮点就是立法说明中的八大看点，他认为均是亮点。如果所有的都是亮点的话实质上等于什么都不是，亮点是什么呢？在现代汉语的解释里面两个意思：一指光，特别引人瞩目；二是比喻突出的优点。大家看我们的学术报告厅就知道，那些有灯亮的地方才是亮点，没有灯的地方虽然也亮，当它不是亮点，对不对？不可能都是亮点吧？从不同的角度每个人的看法不尽一样，我个人觉得，从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角度，综合考虑引人瞩目和突出优点这两方面的因素，这次修正案主要的亮点可以归纳为八点。

亮点一：“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被写入了刑诉法第二条，诉讼内的侵权救济机制有所完善”。“尊重和保障人权”本身这几个字是宪法04年修正案中就有了的，这次写进刑诉法里面，虽然只是第二条不是第一条，它不仅仅是文字上的游戏，这个原则的精神体现在刑诉法的很多条文中，尤其是修正案的很多条文。大会发言人李肇星先生在答记者问的时候介绍了七个方面的体现，对此我不想重复，我想强调的是，除了这些授权性的规定，即规范公权力的程序性规定之外，还有两条是新增的，专门解决诉讼领域内的侵权救济问题，一个是刑诉法47条，一个是115条，两条都是关于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权利受到侵犯怎么控告、怎么申诉、有关机关怎么处理，我觉得这些也是保障人权的具体措施，所以我说诉讼内的侵权救济措施有所完善。

亮点二：“非法证据排除机制正式确立，刑讯逼供问题有望得到缓解”。2010年出台的两个证据规定已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它们作为司法改革的一种成果，在当时是低层次的，没有上升到国家法律的程度，这次修改刑诉法对两个规定实施以来的经验又做了进一步的总结，有些规定做了微调，包括证明标准问题、非法证据排除问题、证人出庭问题等，尤其是非法证据的排除机制基本上没有变，正式被确认下来了。其核心内容就是要控制刑讯逼供，有的专家对这一条评价非常高，认为“从制度上杜绝刑讯逼供看来已经解决了”，我的表述是“有望得到缓解”。

亮点三：“侦查阶段律师取得辩护人名分，辩护制度（包括法律援助制度）得到大大充实”。原来刑诉法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提供法律咨询”，此时的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是个什么人？不知道。我们的诉讼参与人中没有包括他，刑诉法82条关于诉讼参与人的范围包括当事人、辩护人、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96条规定的这个律师算个什么人？他（她）是个男人是个女人但就不是个诉讼参与人。但是他实际参与诉讼，所以老师们上课时真是不好讲啊，不知道这个律师叫什么，没有辩护人的名分。实际上他干的就是辩护人的活，但是法律上不承认他是辩护人。这次终于得到了这个名分，不仅仅是名分，实质上的权利基本上吸收了新律师法的内容，包括会见权问题，调查取证权问题，阅卷权问题，甚至有些内容比律师法有所进步，比如说审查批捕过程中，侦查终结以前，死刑复核过程中的辩护制度得到了大大扩展，侦查阶段尤其明显。而且我们的法律援助制度在立法上正式扩展到侦查阶段，实践中实际上我们已将在做了，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颁布之后就已经扩展到了这个阶段，但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而且范围这一次也扩大了，比如说原来我们规定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才指定，现在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我们也要指定了。这个大家都是承认的。

亮点四：“逮捕条件和拘捕程序更加明确具体，人身自由获得进一步保障”。拘捕条件原来规定的是三要件，特别是逮捕的必要性没有细化，这一次就把它细化成了五个方面，我个人理解此次修正案设定的逮捕必要性要件为两个，一是“有现实的危险性”，二是有“推定的危险性”，“现实的危险性”就是那5个可能，“推定的危险性”就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或者曾经故意犯罪，身份不明的。“身份不明”本身作为逮捕必要性的直接依据是不合适的，身份不明又曾经故意犯罪的推导出来的危险性才是逮捕必要性，所以我说是“推定的逮捕必要性”，关于这一点学界还有不同意见。

亮点五：“公诉案件检察官必须出庭，关键证人、鉴定人必须出庭作证，审判程序的公正价值和效率价值得到进一步体现”。这个具体内容我就不讲了，不管是普通程序还是简易程序，检察官是必须到庭的。就是打官司必须要有原告。现在的简易程序中是没有原告的，原告不需要出庭。

亮点六：“明确规定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的范围，严格限制二审发回重审，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规定更加明确”。二审方面的规定是为了保证上诉抗诉案件得到更加公正的审判，实际上就意味着有些案件必须开庭，比我们之前的规定更加刚性。判决经过上诉之后，二审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重审，重审之后还可以上诉、抗诉，但是第二审法院第二次审理之后仍然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就不能再发回重审，必须做出判决。这实际上是肯定了司法机关曾经做出的司法解释，即发回重审仅限于一次。发回重审的案件除有新的事实，检察机关补充侦查的以外，发回重审的判决也不能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就不能变相的再去规避上诉不加刑原则了。实际上，在二审发回重审程序中，这些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了，使得二审程序更加公正。

亮点七：“在死刑复核过程中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意见成为必经程序”。这也是立法过程中争议比较大的问题。原来规定的是“可以”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意见，现在是“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意见的，“应当”听取其意见。没有哪一个辩护律师在死刑复核程序中不要求提意见的，实际上这就使听取辩护人意见成了必经程序，增加了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性。虽然这个程序还是一个不公开的审批程序，但是诉讼性的增强加上检察机关可以提出意见。两方面结合起来，我个人认为有利于更好的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

亮点八：“增设四种特别程序（这些特别程序其中有不少还有制度上的创新），回应了司法现实的需要，进一步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形势政策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化解社会矛盾，创新社会管理，体现了这个政策的精神。比如说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和解程序，强制医疗程序，每一种程序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说都具有积极价值。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后的财产没收程序，则是反腐败的现实需要。以上就是我所理解的修正案的亮点，在座的我们还有六位教授（刚才潘教授也介绍了一下），他们待会可能也有不同的解读，我的理解就是这样，从人权保障的角度来说，有这么八大亮点。

在征求意见的过程当中，在讨论审议稿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听到、看到学术界、律师界、包括两会的代表委员提出了很多建议。现在通过的修正案共290条，之前征求意见的是285条，（修改的条款）按百分比并不是很多。有些是文字性的修改，实质性的内容没有太大改动，大量意见没有被采纳。比如说我们学界有强烈呼吁不能将公安机关用“司法机关”的称谓加以规定；应当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应当增加关于被害人的法律援助的规定；明确诉讼代理人的诉讼权利；应当确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亲属的作证豁免权；查处证人、鉴定人伪证罪，辩护人、代理人妨碍作证罪应当在本案定案之后再进行；应当细化技术侦查的条件和程序；增加关于违法进行技术侦查的证据排除和其他救济性措施的规定；应当取消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应当限制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程序；应当明确参与庭前审查的法官不得参加法庭审判；应当明确规定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没有出庭作证的庭前证言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应当确定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简易程序中没有必要要求公诉人一律出庭；应当为没有辩护人的被告人指定辩护人；要明确死刑复核程序的办案期限；要增设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消灭制度；讯问未成年人犯罪人应当有律师在场等等。这些意见一律没有被采纳。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呢？王兆国副委员长在立法说明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说明，他讲到：“在常委会审议和征求意见过程中，各方面还对修正案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中有些各方面认识还不一致，有些还缺乏实践经验，考虑到刑诉法的修改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循序渐进的逐步完善，对于这些问题可以继续研究探索。”这段话我的理解就是，（尽管学术界、律师界）提出的这么多意见和建议，但由于存在争议，难以入法。

争议的问题很多，不可能面面俱到，简单归纳一下，我认为比较大的争议有八个方面。争点一：是保护人民还是保障人权？在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一条规定，刑诉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第二条是关于刑诉法任务的规定。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在征求意见中并没有出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字样，即第一条和第二条当时是没有改的。但是在前几年的学术研讨以及本次草案征求意见过程当中，刑诉法学界、律师界、宪法学界普遍主张将现行法第一条“保护人民”改为“保障人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期间也有委员和专家呼吁把宪法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草案，最后通过的修正案对这一建议的处理可以说是出乎意料：它把“保障人权”这一宪法原则写入了刑诉法第二条任务之中。现在法律的规定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诉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运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就是原来的表述一字没有删，在中间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我仔细揣摩了这段文字后感觉这样修改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立法决策人员不认同学界、律师界以及代表委员提出的关于设立修改刑诉法立法宗旨的建议。他们认为“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刑诉法的一项具体的任务，刑诉法的目的仍然是“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所以我们不得不“钦佩”立法者在追求中国特色方面的伟大智慧（笑声）。但我又确实为立法人员的立法水平和中文表达水平感到汗颜。为什么？因为既然都有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几个字，后面保护谁谁谁的这样那样权利不就是多余的吗？要是我的学生写文章这样写，后面的我肯定会把它勾掉了。“尊重和保障人权”一句就完了嘛，后面又来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等其他权利，跟前面的尊重和保障人权并列不就重复了吗？是不是？所以这个修正案跟学界建议的把第一条中的“保护人民”改为“尊重和保障人权”相差万里都不只。当然，写到这里面比不写入这里面，我们学界多数人还是高兴的，尽管理解上有问题。

争点二：指定监视居住和拘捕以后是否通知家属，以及如何通知家属？征求意见稿关于监视居住曾经规定，现行法也是这样规定的，监视居住有住处的在住处执行，没有住处的才指定居所执行。但意见稿明确规定：“对于涉嫌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指定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最后通过的修正案把“重大贿赂犯罪”改为了“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就是限定的范围更加严格，那么关于指定监视居住之后怎样通知家属，通不通知家属，征求意见稿中是这样规定的，“指定监视居住的，除了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该把监视居住的原因、地点在执行监视居住之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有两种情况是不通知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可能有碍侦查的不通知”，现在通过的修正案怎么规定的呢，“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个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大家注意有两个变化：第一，“有碍侦查”没有了，就是除了无法通知的，都得通知；第二，原来规定的把“监视居住的原因和处所通知家属”，现在没有了，现在只说“通知家属”，但通知什么没有说，我们待会再来讲应该通知什么。草案曾经规定“拘留之后，除了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以外，应该把拘留的原因和处所在被拘留后二十四个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最后通过的修正案把“等严重犯罪”这几个字去掉了，就是有碍侦查的情形只限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这两种情况，并且增加了“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的规定，但是同样的，“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这几个字去掉了，就是通知什么没有说，但是就是要通知。关于逮捕在修正案草案中曾经规定“除了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以外，应该把逮捕的原因和处所在被逮捕后二十四个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最后通过的修正案把有碍侦查的那几种犯罪全部取消，跟监视居住一样，除了无法通知的，一律要通知。这个反映什么问题？两会期间我们的代表对这个问题的攻击是很强烈的，律师界也有人在网上、微博上发了非常强烈的呼吁，认为这就是“秘密逮捕”。这个很危险啊，我们是有历史的教训的，是不是？“被失踪”就是指这个东西（笑声），原来失踪只是个别现象，是违法的，大家都可以抨击它，现在写进了法律，就成了“依法被失踪”，这个危险很大，所以各方意见都很大，包括两会的代表委员。所以最后，修正案对不通知家属的情形做了严格的限制。争点三：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如何设定？这个主要涉及到学界和实务界的意见不一致，学界主张，把采用暴力体罚或者限制必要饮食、作息时间等心理或生理的强制方法收集到的口供都要排除，违反法律规定收集到的电子资料、视听资料，严重妨碍司法公正时也要排除。征求意见稿中写的是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到的口供、物证、书证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的并严重危害司法公正的要排除。这个范围就很窄。在两会审议过程中，把违反法律规定的书证、物证又加了一句，即如果严重违反司法公正的，应当加以补证或者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要排除。后来在两会讨论过程中，有代表委员提出，明明是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怎么能用呢？大家注意，2010年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里面是明显违反法律的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要经过补正或合理的解释之后才可以采用，现在没有这样的规定，经过会上代表委员的争议，最后改成了“收集到的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只限于不符合法定程序的情况，那么其他方面违反法律规定的呢，按照立法的愿意就只能排除，但是没有明确。

争点四：要不要专门规定辩护人的伪证罪？伪证罪的问题在刑诉法当中，原来的38条是有规定的。这次立法过程中，学界和律师界强烈呼吁把这一条去掉，学界有人在看到草案出来之后认为，即使取消不了这一条（38条），也应当规定追究律师伪证罪应当由侦查本案以外的其他机关来处理，或者在本案定案之后。律师界提出来的意见很“好”，提出，司法机关认为律师在诉讼过程中有违法行为的，应当向律师行业主管机关和行政主管机关举报、控告，行业主管机关和行政主管机关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确有违法行为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必要时可以建议律师事务所更换辩护人，认为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笑声），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追究我律师的责任，得先经过行业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认为该追究的，送给你，你才能追究，不送给你就不能追究（笑声）。当然我们的政法机关是肯定不会同意的，最后的修正案应该说部分采纳了学界的意见，现在修正案规定了如果要追究律师的伪证罪的话，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辩护人是律师的，应当及时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本案的侦查机关不能查处，要由其他机关来查处，这应该来说对保护律师权益有好处，同时要通知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满足社会的期待，现在依然是有争议的。所以对于这一条大家还可以继续关注下一步，本案以外的侦查机关怎么样接到案件？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争点五：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与如实供述是否有矛盾？现在在严禁刑讯逼供这一条中加了一条“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是在侦查讯问那一条里面继续保留了“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两者之间学界和律师界普遍认为是有矛盾的，但是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朗胜先生在答记者问时是这样说的——我念一下，大家可以听一下，考验一下我们的智慧（笑声）：“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是我国刑诉法一贯坚持的精神，因为现在的刑诉法中就有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为了进一步防止刑讯逼供，为了进一步遏制可能存在的这样一种现象。这一次刑诉法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样的规定对司法机关是一个刚性的、严格的要求。至于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另外一个角度作出的规定。就是说，我们的刑法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了问题，交代了罪行，可以得到从宽处理。刑事诉讼法作为一部程序法，要落实这样的规定，它要求犯罪嫌疑人如果要回答问题的话，一定要如实回答，如果如实回答，就会得到从宽处理。这是从两个角度来规定的，并不矛盾。”（笑声）我反复看了这一段录像，也反复看了这一段文字。它们让我更加坚信，如果没有独立有效的违宪审查和司法审查制度，立法权一旦专横起来丝毫不亚于行政权，而且可以连基本的常识性的逻辑都不讲（笑声）。因为如实回答的前提是必须回答，而不是如果要回答，这是没有选择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的前提是可以不回答，很明显，（两者之间）前提之间就是有矛盾的。

争点六：哪些证人必须出庭作证？修正案草案中是这样规定的“如果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并且公诉人、辩护人、代理人对此有意见的，或者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这个规定我们学界相对来说是比较认可的，政法机关（至少部分）不认可这一条。最后通过的修正案是这样规定的，把“或者”两个字去掉了，那什么样的证人必须出庭呢？“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我担心法院最后弄成都没有必要（笑声）。这是很容易出现的。当然我们也要相信我们的法官在理念上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笑声），不是所有的法官都会这样干，大家还是要有信心。只是学界有这种担心。还有就是草案中规定了如果对证据的合法性出现了争议，法院要对此进行调查，检察院要对合法性进行证明，法院可以通知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经过依法通知，侦查人员和其他人员应当出庭，侦查人员和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整个这个条文都是说明出庭说明情况，出庭说明情况的侦查人员是以什么身份出庭呢？没有明确规定，原来《排除非法证据规定》里很明确，就是要出庭作证，所以这次草案拿出来之后，律师界强烈要求应该明确规定侦查人员应当出庭作证。修正案里面规定的警察人员出庭作证只限于在执行职务时目击犯罪的情况时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至于审讯犯罪嫌疑人的情况，没有明确他就是证人，这一点学界、律师界不太能接受，最后修正案也没有采纳学界、律师界的意见。

争点七：技术侦查是否应当入法以及如何入法？就是技术侦查要不要写到法律里面，怎么写进去？将技术侦查写进法律，学界多数人是赞成的，但是律师界有人强烈反对，说“我们现在这个法制环境，把这个手段写进立法里面，完全是一些闭门立法的人不知道秘密战线的斗争和公开法律程序的区别，是头脑非常简单的做法，说秘侦法定化将严重侵犯普众的基本人权和隐私权，一旦秘侦证据可以作为法庭证据使用，侦查机关为了破案，就会迅速在所有案件中采用秘侦手段，而且秘侦没有期限，可以一直延续下去，这种观点认为把秘侦、控制下交付手段写入立法不适当，批评控制下交付入法是明显的陷阱之法”，这是一种反对的声音，现在在网上还可以查得到。但是我感觉学界和律师界多数人还是赞同秘侦入法，只是不赞同以这样一种方式，主张把技术侦查的条件和程序更加细化，比如说现在的条文中规定“经过特别严格的批准程序”，到底什么批准手续呢？法律的基本特征就是明确性、公开性。这个严格的批准程序都不让大家知道，批准都不知道。至少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经过全国人大选出来的，实际上选举他只是一个程序，其实是早就定了的事情，对不对（笑声）？但这个技侦手段哪怕内部怎么审批，公开的总得有个审批手续吧？我们的市长、县长有几个是“那样”选出来的？他就是“那样”选举出来的（笑声）。在法律规定里就是这样选出来的，但不能说经过严格的选举程序，行不行呢？肯定不行，所以学界不赞成这种做法，但是最后意见没有被采纳。而且我知道全国人大法工委专门召开会议，把反对这个规定的有些学者、律师专门请过去做了解释，说我们的审判手续非常严格，怎么个严格法？——党内手续——级别很高、范围很严，比你们那些规定还要严格。我们个别教授回来乐不可支呀（笑声），说“这个好，这个严格”。所以我看我们学界投机分子也不少（笑声）。

争点八：是否规定刑事和解以及范围如何设定？这个争议也很大。有人是反对刑事和解的，公诉案件怎么能和解呢？违反犯罪的基本概念，违反罪责刑相统一的原则。也有人觉得不仅可以和解，而且不应当限制在那么小的范围。我们这几年为了控制死刑，很多死刑案件都和解了嘛，对不对？被告人赔了被害人一家一百多万、两百万，被害人说我原谅你，我请求法院不判你死刑，我们就不判死刑了嘛。这有什么不好呢？但是我们很多人说，刑事和解总是有花钱买刑的嫌疑，不太干净。到最后，修正案限定了范围，我的看法是，修正案有条件地确认了刑事和解，比我们现在在实践当中操作的范围大大压缩了，这是争点。

最后一个问题，疑点不可回避。关于疑点我也讲八点（笑声）。最后，我今晚上讲的是二十四点，不是二十一点，二十一点我也不会。（笑声）

疑点一：法律虽然有很大改进，但能否得到全面的实施？这是最大的疑点，特别是尊重和保障人权虽然写入了刑诉法，但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受到非法侵犯，能否得到有效的救济？我们现在的侵权救济程序最大的希望寄托在检察机关，通过检察院的调查、通过检察院的监督，但是我们的检察机关它同时也是办案机关，而且是中间的办案机关，不是最终裁决机关。理论上检察机关应该能够保护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但实际上，它的角色是有冲突的。大家都知道，在刑事司法领域，人权保障的最终的机关，只能是法院。而我们国家，由于法院并不完全独立，排除非法证据的难度很大。而且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司法审查制度，很多问题进不了法院视野，完全不受审查。检察机关的中立性本身是受到质疑的，这是一大疑点。

疑点二：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有没有调查取证权？我们现在刑诉法条文里面专门设了一条——36条，大家可以看一看，专门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干什么，但是这一条里没有说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进行调查取证，而我们的第40条却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依法不属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告知公安机关，如果不是在侦查阶段收集的怎么会告知公安机关呢？从这一条来看，我们的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是可以收集、调查取证的。而且第41条我们的内容是没有改的。41条原来就规定了“辩护律师经证人或其他有关单位或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检察院、法院收集、调查证据”。原来我们的辩护律师只限于起诉阶段可以调查取证，现在咱们的辩护律师就不限于起诉阶段。就这一条，实际上条文没有动。由于我们的辩护律师的身份延伸到侦查阶段，这一条规定的调查取证权是不是自然延伸到侦查阶段呢？如果延伸到了，为什么刑诉法36条专门设定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权利的时候没有规定律师可以调查取证呢？所以这是一个疑点。我个人倾向于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有权调查取证。

疑点三：在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与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同时并存的情况下，如何防止侦查人员强迫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一方面规定了不得强迫，另一方面又规定你要如实回答。刚才我讲，如实回答的前提是要回答。侦查人员问犯罪嫌疑人“那天晚上你干什么去了？”“那天晚上我去听某某某教授讲座去了。”“你讲的不是实话，老实交代。”回答还是不回答？我觉得这是个疑点。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我个人觉得这个需要我们检察机关、法院、公安机关要做严格的司法解释来解决这个问题，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出发来解决这个问题。

疑点四：拘捕和监视居住后通知家属什么？全国人大法工委在答记者问的时候，有个记者问到“现行法以及原草案里有规定——监视居住和拘捕之后要把羁押的场所和原因通知其家属，为什么审议稿中却把通知的内容取掉了呢？”郎胜先生在回答时支支吾吾，说“案件不一样，案件很复杂，立案时可能是基于这个理由，侦查中却变成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个人觉得他根本就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向被拘捕的人被告知被拘捕的理由”，这是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是犯罪嫌疑人的一项基本人权，我认为这些内容没有保留，是这次刑诉法的修改在侦查阶段权利保障方面的一个重大的倒退。很快就会出现消极后果，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当然郎胜在解释时也说了，“一般情况下是应当通知的”，但我们公检法是不会予以理会的，你记者招待会上说的话谁会听你的？

疑点五：监视居住既不属于关押，却又可以折抵刑期，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强制措施？我们的立法说明中把监视居住搞成羁押替代措施。现行法律是没有规定监视居住可以折抵刑期的。如今的修正案明确其为羁押替代措施并可以折抵刑期。这究竟属于羁押替代措施还是变相羁押措施？特别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法治的倒退，是对收容审查的一种变相恢复，所以建议公安、检察机关能够不用的尽量不用。

疑点六：刑诉法修正案大大扩充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创设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和刑事和解制度。这几项制度组合起来是否会导致事实上的辩诉交易？因为简易程序的前提是被告人认罪，但是法律上没有规定简易程序的案件被告人在没有辩护人时都应当要被指定辩护人。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可以达到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及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刑事和解一般的案件可以达到三年有期徒刑，过失犯罪案件（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以达到有期徒刑七年。我个人觉得这三个制度加在一起有可能会导致辩诉交易，特别是简易程序基层法院管辖的案件基本上都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了，但又要求检察官对公诉案件都要出庭，怎么出得了呢？如果我是检察官，就会想办法让被告人在庭前认罪，怎么认罪呢？（对犯罪嫌疑人说）你认吧，认了我就建议法官从轻处理。附条件不起诉、刑事和解都会存在交易的因素。

疑点七：如何保证简易程序中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我认为这是我们立法中的一大漏洞，我只能期待在司法实践当中我们的检察院、法院能够通过更加具体的操作程序予以担保。

疑点八：公诉方式重新回到全案移送主义是否会导致审判方式改革走回头路？大家都知道我们现行法规定，检察机关起诉提交的是起诉状一本、主要证据复印件、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并不要求全案移送证据。此次修正案重新回到了79年刑诉法的状态——起诉之后要全案移送。但是在庭前审查中又有规定，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在审查后认为（被告人）有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并没有要求进行实体审查。但是全案已经移送到了法院，又没有要求庭前审查的法官和庭审法官分离，这会不会导致庭审模式从对抗制重新回到原来的职权制？我认为这是有疑问的，但愿我们的法院不要走回头路。

我想报告的主要内容就是上述三个“八点”。最后我想引用美国一位著名法官曾经说过的一句话：“Perfection is impossible，like other human institutions，criminal procedures must be a compromise”。什么意思呢？意为“完美是不可能的，就像其他一些人间的制度一样，刑事程序必定是一种妥协”。讲这句话的是65年前美国第二巡回区法院的著名法官Land Hand。我觉得刑诉法修正案虽然有众多争点、疑点，但仍然不失为一部具有非常多的亮点、反映人民群众法治诉求、适应司法实践需要的法律，相信经过公检法机关、律师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这部刑诉法的实施将会大大推进刑事司法领域法治的前进。谢谢！（掌声）

潘金贵教授：刚才咱们孙校长高屋建瓴地就刑事诉讼法再修正案里面的“八个亮点、八个争点、八个疑点”给大家做了个梳理。相信同学们对刑诉法的修改都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对于上述“八个亮点、八个争点、八个疑点”我们理论界和实务界将会如何看待，以及对这次刑诉法再修正如何认识，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意见。首先有请第一位点评嘉宾于天敏检察长（掌声）。

于天敏检察长：非常高兴今天晚上能够站在这里作为一名参与者，我觉得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以后，按理论界的说法叫“大修”，我们实务部门也认为是一次“大修”。今天上午我们召开了一个理论部门和实务部门共同参与的研讨会，我在会上致辞的时候说的也是“大修”。我认为此次修改的确是一次“大修”：无论是从内容的角度讲，1996年修改的时候只涉及到4个大的方面，这次2012年的修改涉及到8个方面，近一半的条文做了修改；还是从字数或者条文的数量上来说是绝对的增长，从6000多字增加到了11000多字。刚才孙长永教授谈了他自己的一些观点，“八个亮点、八个争点、八个疑点”我都是非常赞同的，但是有些观点的表述我认为接下来还可以再讨论。

对于本次刑诉法修改，我想用三句话来说明我的观点。第一，说到亮点，我认为此次大修是可圈可点，此次修法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与96年相比都是不一样的，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吸收了一些好的东西（按国际标准来讲）。从国内方面来讲，我们的司法体制改革、司法工作中探索出的一些好的经验也被吸收入法。孙老师从八个方面解释了亮点，我是完全赞同的。第二个方面，孙教授也提到了，修正案还存在一些问题、疑点。在我看来，肯定还有进步的空间。第三，我想谈的是“效果”，任何法律颁布以后，最终是要靠我们来执行、落实，一项好的制度或是法律，其效果如何，看的是执行的情况好不好，而不是规定得好不好，所以看效果最终还得看执行。作为点评，应当主要是针对孙教授的观点和想法，其他的无需赘言，对于上述所讲的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关于“刑讯逼供在2012年修法之后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缓解”，“缓解”这个词不是很入我耳（笑声），不知道学界（包括在座的每位学生和教授）为什么对刑讯逼供这一块特别看重。这也是我们这次刑诉法修改的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在诉讼理念上把追究犯罪与保障人权实现了一个均衡。在转型时期，按理说各种矛盾是凸显的，那么打击犯罪就应当放在第一位。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如何保障人权也是我们非常看重的。还有我国作为世界的一员，也应当与国际接轨，保障人权也应当被放在应有的高度。原来我们的宪法就有了这样的规定，作为“小宪法”的刑诉法如何体现出来？这次修法，从理念上讲最大的亮点就是把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实现了均衡化，不再单方面强调打击犯罪或是保障人权。现在我们国家问题很多、矛盾很多，因此一定要在两者之间实现均衡化。相应的，我们在制度设计方面也应该考虑如何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均衡。有了这样的亮点，我认为就不存在孙老师提到的“刑讯逼供只是可能会有所缓解”。一是理念方面强调了要保障人权，二是制度的设计上让我们不保障人权不行，比如说检察机关自侦权。大家知道现在的要求是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这是由我们（检察院）内部的一个规定上升到了法律条文的规定。原来是一个政策性要求或者说是内部规定，现在属于法律要求。从这个方面来讲，立法上强调的是要从法律上杜绝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所以我认为（刑讯逼供）现在不是得到缓解的问题，而是杜绝的问题，尽管这只是一个用词上的不同，但可以看出实质上是理论界对我们实务界看法的差异。理论界总是认为我们（实务界）刑讯逼供现象很普遍很泛滥，其实不是这样的（笑声）。大家如果不相信，可以到我们一分院去看一看，也不存在大家所谓的“照灯”等（变相刑讯逼供方式）（笑声）。查处犯罪我们靠的不是刑讯逼供，而是证据（笑声）。我们不是只要口供，而是要客观的证据予以证明。关于这一点，希望大家多去实务部门看一看，并非大家想象的那样。所以这次刑诉法的修改不论是从理念层面对刑讯逼供现象的杜绝，更是从制度层面对人权予以保障。因此关于这一点希望大家不要相信孙教授的，还是相信我的（笑声）。

第二，对于孙教授说的“大量建议未被采纳”这一点，客观的讲，理论研究和实务部门操作是有差距的。包括理论与实践与最终的立法都是有一定差异的。这些都要先由实务部门实践、操作，再上升到法律规定。所以虽然很多理论界认为是非常成熟的观点，要想上升到法律，在立法上得以确认，还是得需要时间的。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差距，理论上成熟的东西立法上不一定采纳，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的。就比如一个写论文写得非常好的学生，在实务部门是否就真的能成为一个好的法官、检察官？这肯定是两回事。所以建议没有被完全采纳，这是很正常的，不能由此说明我们立法的不成熟。同时，恰恰相反，理论还需要向我们实务多做些检验，看（建议）是否真的能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希望大家多多理解。

第三，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如实供述的矛盾。我不知道为什么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看得很重，好像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但我从实务部门的角度讲，我们不强迫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是基于对你权利的保障这一角度讲的。另一方面，你要把你所做的事情向政法机关如实供述，这是从对你自身的要求的角度上讲的。所以这两者之间我认为是没有矛盾的（笑声）。大家好像把它们看做是水火不相容的，这种观点我是不赞成的（笑声）。我叫你讲你就讲，做了就是做了，你干了这件事你就如实供述，你没干这件事你也得如实说你没干，不能说你本来没干这件事你却要说你干了这件事，不是这样吧，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这个矛盾也不是多大个矛盾，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的要求而已（笑声）。

第四，关于监视居住折抵刑期的问题。总体而言，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是一个利好消息，甚至可以说是重大利好。“利好”表现在赋予了检察机关很多的职权，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怎么利用好法律赋予我们的职权还是一个挑战，所以上午我们（研讨会）的主题就是“机遇与挑战——检察机关贯彻修订刑事诉讼法的一些思考”，的确是有机遇也有挑战。作为检察机关，如何贯彻好、落实好、学习好刑诉法条文的规定是以后将面临的一个问题。孙教授提到“监视居住折抵刑期依据不足”，我觉得这恰好是说明立法者的实事求是，纪委有双规（措施），我们（检察机关）也有（类似措施）。我们是传唤到单位。但是，（传唤的）十二小时对于任何一个职务犯罪领域的嫌疑人来讲是很难让他交代（问题）的。如果他十二个小时一直坐在那里什么也不说，我们也没办法，对吧？怎样有办法，我们要寻求证据证明他确实犯了罪。对于这些方面，本次修正案规定的措施确实有利于我们打击犯罪，我们（实务部门）今天站在这里就不能仅仅只谈保障人权一个方面，为社会着想，应该考虑两者（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问题。如果仅仅考虑保障人权当然最好不要有监视居住这样的措施，十二个小时里你说了就说了，不说就放你回去。但这让我们怎么来完成任务，怎么来满足全国老百姓的期待？综上，我的观点就是一定要把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同等对待或者实现两者的均衡，不能只强调一个方面。指定监视居住是刑诉法赋予我们的更多的查办职务犯罪的手段（笑声）。单从这点讲，我们检察机关是此次刑诉法修改最大的赢家（笑声）。但指定监视居住怎么用？毕竟是在住所以外的地方监视，这和在住所处监视不一样，在监视居住的时间里必须遵守相关规定，这当然与平时自由自在的生活是有差距的。从这个角度说（指定监视居住）折抵刑期也是应当的，这正是立法者比较成熟的一个表现，并非孙教授所谓的“不恰当”，更不是“收容审查的恢复”。第五，关于全案移送的问题，（孙教授）认为是倒退到了审判模式中的纠问式职权主义阶段。因为96年修法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审判模式的转变——由纠问式到控辩式。我觉得就应该修改成全案卷宗移送，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观点。我不知道理论界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但从实务部门的角度来讲，很多案子或者绝大多数案子是没有当庭宣判的。没有当庭宣判的，我们所有卷宗必须开完庭后移送到法院，法官从头再看一次卷宗。我们检察机关按96刑诉法要求把所有主要证据的复印件送到法院去，他没有看全貌，他心里面不踏实，没办法当庭作出决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庭后再把卷宗送给他们来阅卷，最后作出裁定，和现在改成全案移送相比，我觉得现在的规定更科学，或者说原来的规定不科学。这个规定，我觉得，第一，保证了案件质量，这是我们诉讼首先要追求的一个价值目标。另一个是效率问题，开完庭了再让法官来阅卷和我起诉之前就让法官把卷阅完，效率完全不一样。第三个是成本的问题，我们检察机关少了一些复印件，节约了很大一笔经费，所以我是非常赞成全案移送的，不觉得这是倒退。

第六个我想说的是简易程序的问题。简易程序，现在确实是我们司法机关普遍采用的一种形式，因为作为我们基层院来讲，我们检察机关不用出庭了。这次修改以后，所有的公诉案件，包括简易程序，公诉人必须出庭，这个从监督角度来讲确实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监督的手段，对于法院的审判工作，因为你不参与没办法监督，参与了才能更好的监督，但也给我们出了很大的难题。原来我们基层院是百分之五六十不出庭的。因为简易程序，法官自审自定就行了。那么现在要求所有的简易程序必须出庭，对我们的检察机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是我觉得这是为了公平正义所必须的。所以这次简易程序的规定，我也觉得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有利于追求我们刑事诉讼最终的目标，寻求公平和正义。所以尽管我们要付出更多，但是我想，为了我们司法公正，为了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我想我们检察机关这种付出是值得的。

所以整个说来，我觉得今天孙教授的讲题非常好、非常全面，无论是亮点也好、问题也好、他的忧虑也好，我觉得都是比较全面的阐述。但另一方面有些观点，我认为需要探讨、需要斟酌、需要进一步探索。我想今天借这个机会也给大家谈了我一些想法。最后我想说一句：作为检察机关，法律赋予了我们监督职责，而且这次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于检察机关而言真的是最大的利好，也希望大家毕业以后多向检察机关靠拢。谢谢大家！（掌声）

潘金贵教授：刚才咱们天敏检察长就孙教授讲座的内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相信大家都会从于检的点评中感受到我们实务部门和我们学者之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冲突。我个人的感受是，如果大家理解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基本职能，你就理解于检为什么这么说了。因为咱们位置不同、观点不同、视角不同自然在很多问题上就会存在分歧。唯一有一个问题——我滥用一下主持人职权，我想谈个一句话的观点——针对他们双方的一个分歧，就是关于非法证据排除到底是孙校长说的“刑讯逼供有望缓解”还是我们于检说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杜绝”，我只想说我个人的看法：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笑声）。因为两个证据规定出台的一年多的司法实践证明——一切照旧。一会儿，我也希望我们孙校长在回应的时候就我这个第三方的观点——就是刑诉法对非法证据排除根本不能解决，至少在现有的制度设计上并不能解决刑讯逼供问题——能有一个回应。那么刚才我们听到了控方的观点，下面我们有请法官、裁判者——我们卢君院长、我们卢君教授谈谈自己的看法。欢迎卢君教授！（掌声）

卢君副院长：谢谢母校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对于刑事诉讼法修改，刚才听了孙教授精彩的演讲。孙校长是我的老师，我仿佛回到了十多年前。十多年前是指读研究生。那么对于孙教授的演讲，我认为，给我的感受是，他非常精辟而且透彻、全面而且见解独到。这是我的总体感受。具体的精彩大家都听到了，我就不用说了，但是，虽然他是我尊敬的老师而且见解也非常独到，有几点我还是想提出我自己的看法。

第一点就是刚才孙教授谈到，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孙教授谈到，好像对于证人出庭，法官是很不希望证人出庭作证。（笑声）对于这一点，我认为，作为一个法官，或者我经历过的，我们法官是非常希望证人出庭作证，而且我们有时候是恳求律师、恳求公诉人配合我们通知证人出庭作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想办错案，我们想把案件办成“铁案”，证人出庭作证肯定是对我们查清案件事实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但是遗憾的是，很难，因为我们要恳求他们配合我们，当然首先恳求证人出庭，我们又没有手段，所以说这个问题虽然现在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有所改进，但是我相信在今后的实践当中，还是很难。因为刑事诉讼法修改它的一些措施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这是我说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就是关于孙教授提出的根据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他认为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就有调查取证权，我持相反的观点。当然可能是我读得不够细致，但是从法律的规定来看，它就没有赋予辩护人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的权利，他就只是了解相关情况，我认为这是它的核心。既然是这样一种规定，孙校长他寄希望于以后我们司法实践部门能够把它挽回来，让辩护人回归到侦查阶段有调查取证的权利的地位。我认为这是基本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侦查机关它不会这样规定，也不会这样细化的。这就是我们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这是我的第二个观点。

第三个是关于全卷移送是否回到庭审倒退的问题，我们于检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和于检的观点基本相同，双手赞成！我认为这不是倒退，反而——我以前好像也在这讲过证据问题——我认为96刑诉法修改，有的东西虽然说是采取了控辩方式，但那是一种折腾。因为那次修改我认为否定了我们国家的一些传统，不太适合我们的本土，不太适合我们这种土壤。那么现在又折腾回来——全卷移送，我认为这是对的。为什么呢？至少从我当法官到现在，我感受到的是，没有哪一个案件，法官是没有阅卷就通过庭审质证、听证之，把事实确定然后就下判的。没有，一件也没有。那么这导致什么呢？在实践当中，实行检察机关起诉状一本主义后，我们开庭之后再去阅卷、反复调卷，阅卷之后发现问题再去调查核实然后再开庭，这个是费人费电费物的事。它又费马达又费电（笑声）。它就导致，这样反复得折腾，影响诉讼效率也影响精准性。我们共和国的法治走到现在，我认为应当相信我们的法官，他们不会先入为主的。而且我们的法官也都是这样做的，因为他们都不愿意办错案。还有，我想阐述一点，算是班门弄斧。我认为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实行全卷移送呢？除了实践的需要以外，还因为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专业审判，法官既要确定事实又要量刑。而控辩方式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他们把定罪权是交给陪审团了。陪审团定罪是大众化审判，我认为它不是专业审判，因此不需要全卷移送。陪审员不需要看卷，他凭感觉、凭一种良知，通过双方在法庭上的唇枪舌战来认定有没有罪，所以他不需要看卷。但是专业化审判，法官既要对事实负责又要对量刑负责，这就需要看卷，这是我第三个看法。

然后对于不强迫自证其罪和如实回答——就是刚才孙教授和于检争论非常大的一点——在这点上我认为立法是有问题的，我不太赞同于检的意见。这个就是逻辑上的矛盾。为什么呢？前面不强迫自证其罪后面又要求如实供述，我在想——这也是管见——前面不强迫自证其罪是对侦查人员总的要求，你不能刑讯逼供，这是对的。但是后面法律规定你必须如实供述，法律强迫你要如实供述。它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我认为。这是说法律规定你要如实供述，也就是说法律要强迫你要如实供述、要强迫你要自证其罪，但是单个办案人员就不能强迫（笑声）。这个逻辑循环，很怪。这条规定非常怪，我拿到这个法律读的第一遍就感觉这个出了重大问题。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然后是我对保障人权的看法。我认为我们刑诉法第1条、第2条对“保护人民”和“保障人权”这个规定也很怪。我就纳闷了，我们刑诉法“保障人权”是指保障什么人的人权？是否专指保障被告人的人权？或者说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如果这样理解好像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不对。因为保障人权不能仅仅限于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所以说我认为保障人权应当放到宪法原则里来看。我认为，如果从关系来看的话，那么理解就是，打击犯罪是为了保障人权，而保障人权是为了更加准确地打击犯罪。这就是我的理解。所以说我们国家刑诉法把“保障人权”这样加进去我认为是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对于这个外延是没有分清楚。前面是保护人民、后面又来个保障人权，那么人民的权利是不是人权？当然是人权。这就是我对刚才孙教授，包括第一位点评嘉宾某些观点的一些看法。因为时间关系，其他我就不说了。

那么下面谈一下我自己对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看法。说老实话，从去年开始接触刑诉法草案稿开始到现在，到最终公布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怎么说呢，非常平静。（笑声）这是我的真实感受，我既不像有的专家学者那样欢欣鼓舞，也更不像有的专家学者那样好像感到极度失望。我的心态是不过分欣喜也不过分失望，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不管是从理念上，还是从制度上，应当说确实是进步了，而且有很大的进步。比如说刚才大家谈到的人权保障、非法证据排除等等，确实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我认为这些进步，第一它是归位性的进步。归位——法律归位，我们04年保障人权就入宪法了，所以你把宪法的东西规定到刑诉法里面，它不是新的。根本大法就规定了照道理早就该入法了，这是一种归位。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律师的一些权利，《律师法》早就规定了，律师界和侦查机关抗争了这么多年，这次终于归位了，所以这是第一，归位性的进步。第二，它是实践助推的进步。为什么这么说呢？说老实话，现行刑诉法修改规定的许多制度，我们在实践当中都在做了，有的做了很多很多年了。而且在实践当中有的还走得更远。就像刚才孙教授说的，（修正案）有的规定很保守，有争点、疑点。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具体阐述了。再一个就是，它是妥协、平衡和带有缺憾的进步。我是这样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天是在学堂，我就不站在一个实务部门的角度来看了。我认为一个立法从维护整个社会需要的情况之下它要考虑到各个部门、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平衡问题，它是一种协调的结果。刚才我们于检说——我赞同他的观点——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最大的赢家确实是检察机关，它没有丧失权力而得到了许多权力，这是我对检察院的看法。但是对侦查机关来说，它有得有失，首先它失去了一块阵地——侦查阶段辩护人介入了，这是重大的一块阵地。但是它得到了什么？得到了技侦手段等等。这样一些重大的手段它得到了，入法了。因此我认为它是有得有失。作为律师、司法部门呢，它得到了什么，大家都知道了，刚才说了很多很多，一些保障性的权利（权力）。但是说老实话，不要高兴得太早。原因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律师的一种根本权利他还没有具体化落实。是什么——调查取证的保障权。这次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没有具体明确的保障，这才是最要命的、最根本的。其他都是会见（权）呀、了解情况（权）等等。对于调查核实证据这种权利如果得不到充分保障，那么其他的机会再多，他也只能了解表面的东西。那么作为法院来讲呢？我认为法院，一个是审限延长，这是一个利好，还有一个是全卷移送，这对于我们提高效率、不折腾，而且更加准确地认定事实和法律，是种利好。但是我认为，作为法院来讲，比如说被告人逃逸或者死亡的追缴违法所得，还有精神病强制治疗的决定，这些虽然看起来好像是法院的权力，但是说老实话，这权力（行使起来）是很棘手的。它非常需要其他部门或者社会各界的相互配合，如果没有配合就寸步难行，因此我认为法官责任重大而且举步也非常艰难，需要我们一步一步推行下去。这就是我今天的点评，谢谢大家！（掌声）

潘金贵教授：刚才我们卢君院长从法官的角度针对孙校长的讲座内容做了精彩的点评，也谈了自己对刑诉法修改的基本看法。对于两位来自于实务部门的又是专家的点评和他们的思想，我们以后会在相关的讲座中邀请他们来进行专题的讲座，让大家能够更进一步地进行交流。

就卢院长的点评内容，我还谈一点感想，我还滥用一次职权。就是关于法官到底希不希望关键证人出庭的问题，我极端地赞同孙校长的观点——我们的法官是不愿意让证人出庭的（笑声）。我只能给你们讲一个真切的感受，我作为辩护人多年，我申请证人出庭，迄今为止，没有一次法官同意过（笑声）。法官恳请传证人出庭的，我第一次听说——当然我们卢院长这种优秀的法官还是可能的。我最经典的一次经历是，把证人传到门口就等着呢。证人主动要求说打死我也要上去讲，我说不行，要等法官同意。绝对真实的事。但是法官他就是不同意这个人出庭。开庭的时候他对这个问题就不表态。所以说这个问题真的还是一个问题，关键证人出庭大家不要盲目乐观。好，后面还有三位教授要做点评，那么我们根据时间做相应的调整，三位教授的发言时间我建议控制在5分钟左右（笑声）。因为我们还要留时间给我们的同学们和我们孙校长进行交流，而且孙校长还有针对点评专家的观点有一个简短的应答。那么有请高一飞教授（掌声）。

高一飞教授：好，我把时间控制在五到八分钟之间（笑声）。第一个方面，就是回应刚才孙老师评价我们立法的基本特征。那我也谈一些基本的特征。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一次立法整体上是一个民主立法，那么我感觉到立法机构能够听进各方面的意见。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说，比如说现在（修正案）的73条、83条、91条。这其中关于监视居住不通知家属的一个条款，原来（草案）是有的。那么有关逮捕的93条，不通知家属，重大犯罪不通知家属的条款原来也是有的。现在只在有关拘留的83条保留了（不通知家属），并且做了更多的限制。因为逮捕的时候已经不需要，逮捕时紧急情况已经过了，当然应当要通知家属。那么对73条，因为监视居住它本身就不是完全的剥夺自由，当然有必要通知家属。所以最后保留了一个第83条的规定。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在草案中不是这个样子。很多的律师、学者提出了强烈的批评，立法者听进去了。还有律师非常关注的一个条款就是现在的42条，规定侦查律师伪证罪应当由侦办此案以外的公安机关来办，这也是新增加的一个条款。特别是在草案即将通过之际，我们陈光中教授，80多岁的高龄了，83岁了，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这一个即将通的草案，比原来的草案有四大退步。最后立法机关吸收了他一个重要的看法，就是死刑复核的时候，应当要讯问犯罪嫌疑人，还应当听取律师的意见。原来（草案中）是“可以”。原来我们老的刑诉法也是规定，可以提讯被告人。这些方面都表明我们现在中国的立法者，甚至于我们整个的中国政治最高层，对人民的意见、对专家的意见，不是置之不理的，是非常重视的。

第二个方面呢，在关于立法范例的方面，我感觉它吸收了人权原则，国际人权规则的一些重要原则，比如说不能强迫自证其罪。尽管它没有达到全世界最好的、最文明的那种模式，比如说直接规定沉默权，而且里面还有很多缺陷。但是它能够引进这些原则，而且是直接引用了各种重要人权规则的原话。这说明中国政府对国际人权规则的重视。

第三，它还是体现了中国特色，并且我觉得有一些中国特色的问题它应该是保留，而且值得去重视。任何一个国家它的文化是不相同的，现在181条就是过去的150条关于案卷移送。孙老师以及几位领导都讲到了这个问题，我是非常支持现在的这个修改。中国它不是一个陪审团审理的国家，是专业法官，专业法官在前面看了案卷以后，在法庭上就会先入为主这个真无法想象，任何一个我们同学自己去当法官，你们就会知道，他怎么就会先入为主呢？怎么形成的印象就不会改变？这个呢就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人能够听取意见，（笑声）他能够，就是协商文化，控辩双方在法庭上一说，原来所形成的一些看法他能及时的纠正，所以他不光是一个没有陪审团，在大陆法系国家它有一些也是属于由专业法官来审理，但是它跟中国人的思维还有差别。可以想象，几十年以后，中国的法官开庭之前，他也会阅卷。卢君院长说过去没有一件案件不阅卷的，这个我相信，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是这个样子的。中国特色另外一个方面还体现在对再审程序的改革。修正案是微调，是一些技术上的改革，对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是坚持的。这也是中国特色，这也是中国人文化的一种需要。中国人对实体公正的重视是永远都不会变的，我相信几百年以后也不会变，错了就要纠正。仅仅是因为程序错了就要导致这个人没有纠正的机会，这在中国不大可能做到。

另外，我们这个改革，或者说刑诉法的修改，它尊重了司法改革的一些成果，比如说社区矫正、刑事和解、未成年人审判程序，这都是近年来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都规定到了立法中。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我回应孙老师提到的四个方面的具体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简易程序会不会导致辩诉交易。在我看来它一定会导致辩诉交易。为什么，因为对于有一个被告人来讲，如果说你没有给我一定的好处，我为什么适用简易程序呢？所以过去有些地方搞改革试点，一个上午判了八个案件，20分钟一个。有的甚至都是由律师将判决书写好的。被告人估计是不要坐牢的，判缓刑或者是判罚金。如果判的刑罚（和普通程序）是一样的，我凭什么不按普通程序来审理？适用简易程序要经过我的同意，这也是一个程序选择权。被告人同意是一个前提，所以说如果你没有给他好处，他就会不同意。这必然会形成事前法官与被告人之间的一种交易，所以这是一个潜规则。如何让这个潜规则更加规范化，这是我们将来在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的过程中间，都需要去探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第二个就是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现在规定了三个条件，特别是最后一个条件，要求法官认为有必要出庭。我同意孙老师的观点，具体的看法是，我认为只要是一方有异议，希望证人出庭的，那么证人就应当出庭。当然证人有特殊例外的情况，那是另一回事。比如说已经死了、到国外去了等等。

第三关于技术侦查应当入法的问题，我们知道，技侦查技术入法在刑诉法草案刚刚出台以后，遭到很多人反对，认为这是一种倒退。甚至于有的人提出，在网上发动要暂缓表决刑事诉讼法的提议。如果这一次真的是暂缓表决了，那我觉得真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因为总的来说，新的刑诉法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过去就有技术侦查，但是它没有法律规范，现在有规范了，我们应该探索的就是如何在将来的司法解释中间，让它具体条款更加严格。比如说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这到底是什么审批程序？让我们这些专家学者去争取，到时候（司法解释中）至少是要让检察机关或上一级检察机关进行审批。

第四，司法审查问题。我觉得将来要靠修改法院组织法来解决。中国这一次的修改刑诉法对整个中国的刑事司法体制没有做任何的触动。这个也不是我们这个刑诉法所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它牵扯到组织法的问题，也就是说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法院的程序裁判权。目前拘留可以由检察机关内部决定。长期的羁押也就是逮捕，也仅仅是在警检一体的情况下——也就是大控方这一前提下——由检察机关来批准。那么这个问题将来一定要解决。但是这是我们这次刑诉法不能完成的一个任务。

最后我说一下对刑诉法修改以后的展望。第一点我认为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是同等重要。我们往往在网络上看到的各种意见，过多的谈保护人权，其实打击犯罪同样重要。打击犯罪也是政府的义务。人民有安居乐业、安全生活的权利。一味的强调保护人权，我觉得是不全面的，所以说我们的整个措词都应该在两者之间取得一种平衡。比如说律师的权利，在任何一个国家，没有说在侦查阶段是可以去调查证据的。在侦查阶段，律师的取证权当然要受到限制。甚至于，比如说在特定情况下，英国的94年《反恐怖主义法》，规定，关于恐怖主义的犯罪，不能够会见律师，不需要通知家属，甚至于不能请律师。请了律师的，会见的时候可以被监听。这跟我们很多人单纯的从人权角度理解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能片面化。

第二个就是，一个国家刑事司法的进步，很多东西不是一个法律条文能解决的，更多地依靠社会环境。比如说刑讯逼供这个问题。30年前的刑诉法条款到今天2012年刑诉法修改之前，几十年过去了，条款的内容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过去也严禁刑讯逼供，但为什么过去刑讯逼供的情况很严重，而今天已大大的完善，甚至于说非常少了？于检说的那种情况我相信，至少相信你说的90%是真的（笑声）。（刑讯逼供现象）应该说是大大的改善了。因为人变了，现在整个办案人员的素质都变了。你可以想象将来检察机关和反贪局中大部分人是像我们现在在座学生一样的。我想，他首先就会认为做这件事情（刑讯逼供）不符合自己的价值标准。社会环境在变化，整个司法文明的程度也在变化。所以韦伯说：“法律它创造不了什么，它仅仅是把大家认可的东西变成了规范而已。”所以我觉得整个社会文明的程度都在提高。通过这次我们参与、评价刑事诉讼法草案的所有网民和专家，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整个的素质都在提高，执法者的素质也在提高。凭什么认为他们具体办案的人员就是整个社会最差的呢？这个对人性是一个错误地估计。

第三，就是国际人权环境的影响，将来对刑诉法的促进也会有很大的作用。比如说这一次卫生部副部长在人大会上答记者问，就提到死囚的器官是我们医疗器官的主要来源。但是这个问题国际社会非常关注，国际社会关注的当然还有监狱罪犯的执行，对看守所也非常关注。这几年，联合国各种人权组织来到中国进行考察、督促，应该说对中国也会有很大的促进。现在这个地球村，中国像过去很多事情可以封闭起来已经不大可能了，很多的消息，在我们这个生产队知道，在整个地球村就能知道。所以整个国际社会对我们刑事司法走向文明应该说也会发生积极的作用。所以总的来说，我们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它是我们几十年来司法改革文明成果的一种肯定，其中也吸收了国际上很多优秀的成果，现在又有整个社会全员素质的提高。所以司法改革的将来的前途，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它的前景应该会是很好的。谢谢大家！（掌声）

潘金贵教授：感谢高教授的精彩点评，我们注意到一个小小的问题，有一点遗憾，我们这个讲座没有辩方，没有辩护律师的参与。有一个问题我提出来希望同学们下去思考，因为在座的各位不一定都学过刑诉法。96年刑诉法是对79年刑诉法做的一个修改，就是将以前的案卷移送主义，就是全案移送卷宗改为了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主要当时的动机就是削弱法官的庭前预断，这一次新的刑事诉讼法又把它改回去了，那么我希望大家能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样改回去以后，如何与法官的庭前预断矛盾之间来平衡。我只能说我的一个观点，我认为案卷移送主义肯定会增强法官预断，这个可能和辩护人的观点看法不一样，大家下去可以思考。下面有请我们昌林教授做精彩点评！（掌声）

李昌林教授：刑诉法修改大家都不知道是欢欣鼓舞还是该怎么评价。对于这个修改后的刑诉法应该大家都很关注，我也是最早搞讲座的之一，但是没有在学校搞，第二天就在检察院一分院搞了一次讲座，然后是我们又共同筹办了一次研讨会。今天是孙校长第一次在学校讲，我当时在一分院讲这个刑诉法的时候，我有一个总体感受，就是对新修改的这个刑事诉讼法，我不好评价。96年的修改至少是特色很鲜明，比如说诉讼模式的改变，一些新的价值观的引入，而这一次刑诉法的修改，我看不出特点，但是孙老师总结了有八个亮点，然后又有八个争点，还有八个疑点，这实际上和立法的精神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立法是打太极拳，孙老师也在打太极拳（笑声）。先有八个亮点等于开了八盏灯，然后有八个争点已经把它搞得有点黑了，然后再搞八个疑点，基本上灯已经灭了（笑声）。所以基本上是这样一种状态，这是我对讲座的一种总体的感受，那么涉及到的一些基本问题，刚才大家都反复提到的卷宗移送，我是强烈支持的，理由非常简单。上课要预习吧，老师上课之前要备课吧，把法官想得太愚蠢了。（笑声）如果你是法官你会怎么做？之前不看卷，庭上看不了，庭下也看不了，最理想的就是这种状态，完全通过庭审来判案，在中国我估计找不出，在其它国家我估计也找不出，除非是陪审制。因为法官不判案，只要是由专业法官来判案，他不看卷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我的一个简单回应，那么对这个总体评价，我还是要说两句话。五分钟保证解决战斗。（笑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我相信最关键的应该是什么，实现程序法定、实现程序法治，实现程序法治最核心的是什么，立法的明确性。立法机关定义权不能旁落，不能够让我们的司法机关，现在所谓的公检法司都是司法机关，不能让他们自己去定义，但是很遗憾，我们的立法机关非常的谦虚。用了很多形容词，以前有“交通十分不便”，现在有“特别严重”，等等等等。有一大堆的形容词在里面，完全让我们执法机关自己去解决，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刑事诉讼法作为公法，应当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个人权利，这应当是一个公法的基本要素。但是我们现在没这样做，我们最后是放手让公检法机关自己去解释这部法律。那么于检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你的权力过大是引火烧身。我开始就讲这句话，今后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我们的这样一种立法授权很含混，让司法机关自己去解释对公民个人权利侵权救济又搞的那么薄弱，实现权利的途径又没有的情况下，我们的执法机关将来怎么去保证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平衡，怎样去实现公权力的自我克制，而不是膨胀，怎样让我们的公民权利得到保护，那才是我们将来拭目以待的。要看，如果我们这一点做不到，可以说这次修改其实没价值。因为很多司法解释、很多成果还没有确认，所以我们不宜过于乐观，当然也不能宜过于悲观，这么多年过去了，96年的改革，最大的进步是什么？最大的进步是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引入了对抗制，引入了程序公正这样一些理念。这种理念无论将来立法怎么修改，它都不会改变，所以说在这样一种理念指导下，人在变。我非常赞成高一飞老师刚才的观点，不要过于低估实践中的力量，不要把公检法都想成白痴，都想成是一帮妖魔在那里执法，你们将来也要当那种妖魔啊（笑声）。是不是？所以我们将来还是有希望，但是应该谨慎的乐观。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掌声）

潘金贵教授：时间关系，有请我们的施鹏鹏教授。把时间控制在五分钟，好吧。施鹏鹏教授：主持人要求，时间控制在五分钟，我就控制在3、5分钟，我的3、5分钟指三五一十五，十五分钟，开个玩笑哈。我先介绍一下我跟孙老师的关系，他是我的导师，不仅是老师，还是我的导师。这个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但今天我们定的基调是，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所以有些说的不太对的地方还请孙老师多多海涵。那么今天孙老师今天这个讲座，我个人感觉他报告性稍微强了一点，观点稍微少了一些，所以今天想吐槽都不太好吐，好像他基本上没有什么观点，他也不表明他的观点。首先我觉得对这次刑诉再修改，刚才我们领导、教授在讲的时候，特别我们高老师讲不要把我们的法官、检察官想成白痴，或者是想成一个很贪得无厌的、以权力寻租的一个群体。但也千万不要把学者想象成一个很激进的团体，我们也不白痴的（笑声）。

我反对两种逻辑，第一种反对过度的程序正当化导致打击犯罪不力，这个大家也可以理解了。那前几天，一个上过我课的学生，也是法学院的学生给我打电话，说老师我丢了一个手提电脑怎么办。我说丢了就丢了嘛。他说了一句，那个死贼，全家不得好死。那个对犯罪仇恨呐！一个法学院的学生会想说，偷了一个东西就得全家死光光（笑声）。所以显然，这个社会，对这些案件——不要说盗窃了，对秩序的要求肯定是有的。但我也反对实务部门一种非常——我怎么说呢，一种非常形而下的一种逻辑。比如说我这次回家的时候，曾经跟一个检察长——当然不是于天敏检察长，是另外一个检察长——在交流的时候就说了，技术侦查可以有，但是一定要严格限制范围。那个检察长就跟我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很简单，他说，你不干坏事，怎么就害怕别人对你进行技术侦查呢？我就觉得这个逻辑很奇怪，这好比你现在偷偷跑到我家里，偷看我洗澡，还嫌我身材不好。（笑声、掌声）这两种逻辑我都是反对的。我自己觉得，现在这个学者的团队就形成一种很理性的逻辑的，既不盲目的理想、盲目的愤青，也不盲目的遵从实践。比如说我第一个观点，我就反对孙老师说出的这个（刑诉法修改）圆满。改革比较圆满，这个我不理解：你说有八大亮点，但是另有八大争点，还有八大疑点啊。怎么八加八不大于八呢？十六个有问题的地方，就只有八个亮点，怎么会是圆满呢？所以我觉得评价是圆满，不太对。我觉得只能说从纵向来讲有进步，从横向比较来讲，我们同一些主流国家，甚至说一些发展中国家我们还有差距，比如南美的发展中国家，有一些国家已经转型了，它的刑诉法典都比我们发达，更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兑现国际人权公约，我们都加入了，但我们都还没有达到要求。所以说我反对圆满的评价。

第二个，我谈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刚才争议很大的，比如对刑讯逼供，我们现在对刑讯逼供，能够达到杜绝吗，还是缓解？实际上，比如说我们的于天敏检察长和孙老师，他们的分歧就在于究竟有没有刑讯逼供或者严不严重。这本来很简单，可以做一下实证调查，我曾经有一个学生，想写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刑讯逼供的实证调查，但那个傻孩子他做了一个问卷调查，第一个问题就说你打过人没有（笑声）？所以说这就没法调查了。事实上，我个人的一个观感是，我相信咱们很多检察官是不会打人的，但它（刑讯逼供）肯定是存在的。它越来越少但它肯定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用“缓解”也是比较妥当的一个措辞。实际上在基层的话，刑讯逼供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多的一个现象——当然比以前少了。那么另外一个具体问题就是讨论比较的关于秘捕的问题，秘捕的问题其实说实话，肯定是一个进步。因为它把“有碍侦查”这个条文给删去了，只限定在危害国家安全跟恐怖犯罪。那么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界定：界定什么是国家安全，什么叫做恐怖犯罪。特别是这个恐怖犯罪，现在这个界定在全世界都是有争议的。我们又没有宪法委员会，也没有宪法法院，（犯罪界定）很容易就扩大了。什么叫恐怖犯罪就很有问题。再加上现在很多技术侦查手段又怕乱用，所以说，当各种改革形成组合拳的话，那么对犯罪嫌疑人、对被告人是相当不利的。又比如说技术侦查，我们以前叫做“人在做，天在看”。现在的话，技术侦查有可能成了“人在做，党在看”。这就很危险，大家都觉得很危险。

另外有一个问题等一下希望孙老师能够回应。孙老师是我们西政，目前在任的博导中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唯一获得者——龙校长（前校长龙宗智教授）是兼任的嘛。他的优秀博士论文叫做《沉默权制度研究》——大家应该去看一看，写的很好——其中他谈到不得自证其罪与如实供述之间关系的问题。我原本以为，孙老师在讲座中会直接说，这肯定是矛盾的，而且要把后面的如实供述义务去掉。但他没讲，我就不知道孙老师具体的观点在哪。刚才于天敏检察长说这两个不矛盾，我觉得很奇怪。如实供述是义务。什么叫义务？违反义务就有否定性后果，你不老实说就有否定性后果，那跟不自证其罪怎么会不矛盾呢？这也是对我逻辑上的一个挑战啊，我现在百思不得其解（笑声）。关于证人不出庭的问题，今天早上在研讨会上，我提出一个概念，四个字，叫“善意释法”，善意地解释法律。实际上证人出庭的问题，本来司法解释早就有规定了，证人应该出庭，如下四种情况可以不出庭，比如说因生病的、体弱的不能过来。前三种规定的都是很特殊的情形，比如说马上要去世的之类的，第四种规定了“其他不能出庭的情况”。那么，我们正常的善意解释应该是，第四种情形也应是很特殊的情况。但是，我们现在全部情况都是“其他情况”。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当向法官申请证人出庭时，他都说不同意。事实上证明，这一点，潘教授的观点可以佐证我的，我们证人出庭率是很低的。这个数据，刚才我看到李老师有本书上列的数据上是低于2%。当然也不能批评卢法官什么，他站在部门利益上，但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的。（笑声、掌声）这个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失礼了。

我愿意不胜其烦的再重申我几个观点，只用几句话。第一，为什么我们刑诉的改革会遇到一个制度困境？我曾经在这个地方也做过讲座，我认为，我们的宪法设定已经阻碍了我们刑诉的职权配置，这不是我们刑诉能够解决的，要修改宪法。比如说最典型的公检法三机关的定位，我们的司法独立问题，这个是毋庸置疑的。第二，也是我们大家关心较多的，我们虽然有比较好的法律，比较多的司法解释，很多司法解释还是很优秀的，但是我们的执行机制不利，缺乏一个比较强有力的执行机制。这导致徒法不足以行，只有法律是不能够执行的。第三，我们现在的法典化技艺比较低下，缺乏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像欧陆法一样的刑事诉讼法典。部门立法现象非常严重，比如两高可以出台司法解释，公安部也可以出台部门规章，这里面就有一个部门利益的问题。所以我们于检察长跟卢院长不停地提到哪个机关今年得利多，得利少，实际上这是一个部门利益问题。我们的立法技艺还是要调整。第四，我们司法审查的力度衰微。对侦查行为，尤其是强制侦查行为没有强有力的控制。特别是对现在的技侦。第五，我们的刑辩律师风险还存在，控辩地位还明显不平等。只要还追究律师的伪证罪，就不要希望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他不敢调查取证的。一调查取证，本来是当事人有事，现在连律师也有事了。最近我就碰到一个案件，当事人出来了，律师进去了，这个当事人还是我委托的。第六个，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目前还没有严格确立，导致（被告人）法律状态不稳。

我有四个建议。第一，我们刑诉法应该法典化，我看到别的国家的刑诉法典都这么厚一本，就我们刑诉法几百条，虽然增加了1.1万字，但是很单薄。很多（条文）还得通过司法解释（细化）。第二，我们应该在宪法中或者刑诉法中设立权利宪章，这一点我是反对孙老师刚才提的。孙老师说有“保障人权”就行了，后面这些权利就不要写了。我的观点刚好相反，“保障人权”写在第一条，其它各种权利就要罗列。刑事诉讼法中最应当奉行的帝王条款是，当法律条款跟权利条款相冲突的时候，法官可以直接排除适用，那个条款就是恶法。我主张确立一个权利宪章，像《欧洲人权公约》一样。第三个我主张程序执行强化机制。第四个，也是我的核心观点。刚才大家在讨论要不要全案移送，我是主张不全案移送的。为什么？因为我主张设立陪审制（笑声）。

刚才孙老师用了一段很美的英文来表达他对刑诉法的期待，我也打算用一句法文，来表达我们学者对刑诉法的期待，这句法文是：Vouloir, c’est pouvoir。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志者事竟成。咱们希望通过今天这个交流达成一些共识，争取以后能够影响立法。谢谢大家！（掌声）

主持人潘金贵教授：我注意到在三位教授里面，对我们主讲人孙教授提反对性意见最多的就是我们施教授了（笑声）。作为一名律师，我个人认为有义务为我们孙教授做一个简单的辩护，我认为我们施鹏鹏教授的有一个观点我是高度不赞成的。他认为孙教授在讲的过程中、主讲的内容上观点不明确，我个人认为，你看我们的标题，以及我们讲的内容，根本得不出这个结论，因为我们孙教授给我们讲了八个亮点、八个争点、八个疑点，二十四个观点了，怎么还不明确？关于这个辩护权是当事人自己来行使的，下面有请我们孙校长就相关的质疑做一个简短的回应。有请！（掌声）

主讲人孙长永教授：首先，非常感谢几位点评人对我的这个讲座提出的很多补充、建议和批评性的意见。大家通过他们的点评可以发现刑事诉讼法立法过程中不同的立场，有的比较激进一点，有的比较保守一点，有的比较折中一点。修法当中几种比较基本的立场今天晚上几乎都有所体现。时间关系，我仅对下面几个问题做一点简单的回应。第一个问题，大家最关心的，包括我们主持人滥用了职权想听一听的答案，就是刑讯逼供的问题最终结果会怎样。现在我们只是学术上的一种分析，最终结果怎样要看法律实施的情况。我个人的判断，不是潘教授所说的“根本不解决问题”，也不是于检所说的“能够杜绝”，我说的是“有望缓解”。我认为我这个意见是比较客观一点的。杜绝是不可能的，就按现在这个制度，它是不可能完全杜绝的。要完全杜绝刑讯逼供，必须完全将侦查措施全部纳入司法审查才有可能。只要有一种侦查措施不能进入法庭审理程序、没有一个外在的强有力的机关，完全寄希望于同时享有控诉权的检察机关的监督来解决，以有限地排除非法证据来解决，是不可能解决得了的。但是潘金贵教授说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不太赞成。实践证明，虽然两个证据规定实施以后，没有一例公开的报道说最终排除了非法证据（这个说法是不是准确，我暂时保留意见，是有排除的实例的）。但是我们的司法机关、公安机关对非法证据、违法取证的问题比以往更加重视。刑讯逼供的问题、状况，我个人觉得，正在逐步好转。就是说，法律本身已经起到了预防性的作用，所以，在一定意义上，不能够说完全不解决问题。我觉得，不能低估了我们法律的效力，不能低估这一条。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卢院长刚才提到了证人出庭的问题，说我们的法官很愿意证人出庭。其实这个问题，就像刚才施鹏鹏教授说的，我是没表态的。实践当中，我们的检察官、我们的警察、公安机关、侦查机关、我们的法院都存在这种情况，都不希望证人出庭，但是真正希望证人出庭的也有。很多案件，是律师强烈要求证人出庭。我相信卢君教授讲的是实话，证人如果出庭了，对法官精准裁判有好处，他们也希望证人出庭。但原来刑诉法没有给法院强制出庭的权力，对不对？像现在，假如说，我一个朋友，受到我们于检的指控，说构成什么罪，于检说这个问题孙教授了解情况，请他出庭作证，法院通知我去，我能不能不去啊？不去，卢君院长就要来拘留我了，按现行法律规定，那我只能说朋友，对不起了，我得实话实说了。因为如果对得起你，卢院长就要把我抓进去了，我只能实话实说。有了强制取证权，法院才能够保证一些关键证人出庭，我相信这个权力，是法院的系统、法院的审判人员所希望争取的。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至少从立法的角度上，法院系统、立法系统是希望关键证人出庭的。至于个案中，某一个个人的经历当中，没有遇到证人出庭，或者好像遇到的都不出庭，不能说明所有问题。我觉得从善意释法的角度，我们还是希望将来有更多的证人通过法院的工作、通过控辩双方的工作自愿到庭，尽量少用拘留、拘传，包括训诫这种做法。

第三个问题，高一飞教授刚才——他不是对我的批评而是在阐述他个人观点的时候——有一点说的不准确。因为我们在座的大部分是同学，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有一点误导，就是认为我们刑诉法修改，吸收了国际上的人权原则，就是原话照录。我坦率地说，没有一句原话照录。比如说他举了个例子，“不能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大家可以去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第4项，你们可以去查，原话是“任何人在受到刑事指控的时候，应当享有以下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其中有一条，“不得被强迫承认犯罪或者供认罪行，作不利自己的证言或者承认犯罪”，原话是这样的。“不得被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是指在司法程序中可以强迫他作证的时候，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在法院程序当中，“不得强迫供认罪行”是指在警察面前，因为在法治国家，警察是不能强迫知情人作证的，只能强迫他承认犯罪。在警察面前说话不叫“作证”，我们现在的规定是“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包含了公安侦查阶段、检察院起诉阶段和法院审判阶段。但是“不得强迫证实自己有罪”跟“不得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和承认犯罪”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刚才施鹏鹏教授问到，我这个主张搞沉默权的学者，到底对这个矛盾持什么样的立场。我个人当然希望取消“如实回答”这个规定，但现在没有取消，没有取消怎么办？我不太赞成刚才天敏教授那个意见，可能我们今天在座的几个学界的教授包括卢院长，都不太赞成你这个意见。但是我们如果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也不至于导致强迫自证其罪的情况出现。为什么？因为刑诉法已经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执行。犯罪嫌疑人就是不说，你也拿他没有办法，对不对？问题是，我们的警察很有智慧，没有哪一个中国人到了警察局里面能够坚持不讲、不回答问题的。我们知道（坚持不讲）的只有一例，就是张春桥（笑声）。日常中，一般的、你我这些级别的或者比我们级别还低点的，甚至比我们级别稍微高一点的，进去后没有不招的，不管你是怎么招的。所以如果严格按照法律执行，我相信于检这个观点还是能够成立。问题是从逻辑上、从字义的解释上、文理解释上来说，肯定是存在矛盾的。

另外一个问题，施鹏鹏教授批评我说好像刑诉法很“圆满”。我刚才专门打开电脑看了下我的稿子，也可能是我表述有误，我是说“刑诉法的修改任务圆满完成”（笑声）。不是这个修正案本身是圆满的，可能是我表述有问题。因为刑诉法修改03年就列入了立法规划，大家想一想10年才完成啊，很不容易吧？非常不容易。当然，他的很多观点我是赞成的。但是为什么我说今天晚上的讲座反映了各种不同的意见？我认为他的意见，在我们学界中，属于一种相对激进一点的观点，虽然他自己不承认（笑声）。因为他提到的很多关于修法的意见，学界不是没有认识，不是没有研究，为什么大家没有那样提？因为我们还是要务实地推进刑事诉讼法的进步。

还有一个问题是高一飞教授在点评时提到的一点，就是在任何国家律师不能调查收集证据。好像卢君教授在前面发言中也提到辩护方在侦查阶段，按现在的修正案的规定是不能够调查取证的，只能了解案件情况。我个人想对这个问题做一点回应，我觉得高教授这个看法是不能够成立的。你只要看一看对抗制国家的基本程序，就知道，律师在侦查阶段不调查取证什么时候调查取证啊？证据哪里来？对抗式诉讼中可没有起诉这个阶段，只有pretrial（即investigation）和trial这两个阶段。所有的辩护证据，一定是律师在侦查阶段收集的。而且有的大陆法国家改革过以后，比如意大利，是非常明确地规定，律师不仅是有权调查取证，而且有权要求检察机关暂停现场勘查，让律师到场后跟检察官指挥的警察，一并取证。如果是客观的物证的话，这个调查结果还要收入辩护卷宗，最后进入审判卷宗当中。如果侦查阶段律师没有调查取证，就没有对抗制审判。不能因为说我们国家原来法律当中没有，就说其他国家都没有，这个我觉得是不符合事实的。即使是在大陆法国家，采用职权主义诉讼的国家，像德国——大家可以去看托马斯·魏根特的著作《德国刑事诉讼法》，这是中国政法大学岳礼玲教授和温小洁两个人翻译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里面都有。只是德国的律师在侦查阶段基本上不行使这个权利，但他有这个权利，不是没有的。至于我们现在的修正案，我刚才在主讲发言的时候讲了，我倾向于解释为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已经有了调查取证权。我个人的认识没有改变。虽然第36条里面规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怎么怎么样，没有包含调查取证权，但我想这是立法技术问题。因为如果第36条里面专门写了侦查阶段可以调查取证，那么后面这一条调查取证不是和前面重复了嘛？侦查阶段这个权利是专门规定的侦查阶段特殊的权利，然而后面规定的调查取证权适用于侦查、起诉、审判阶段。这样解释才能跟刑诉法关于辩护人为犯罪嫌疑人收集的有关不在犯罪现场、可能患有精神病不负刑事责任、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要通知公安机关、检察院，这个规定前后衔接，才能协调。否则无法衔接。我想回应的问题就是这些了，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掌声）

主持人潘金贵教授：通过我们主讲教授和我们嘉宾的点评，我们大家应该能够看到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还有很多的争议，可能还有很多值得完善的地方，这是老师或者说教授们的观点。下面我们进入自由发问的时间，由于时间关系，允许两位同学针对讲座的内容向我们孙教授提问，由我们孙教授做回应。

学生问：首先非常感谢孙老师今天晚上给我们做了一场观点非常鲜明、让人耳目一新的讲座，我想借着这个难得的机会向孙老师提两个问题。第一个我想请教关于之前大家争论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和“如实供述”义务并存的问题。我冒昧地做一个自己的归纳——刚才于检的意思好像是说，嫌疑人、被告人你有权不说，但如果你说话的话便要如实地说。这引发了我思考一个问题：您认为，被告人是否有撒谎的权利？或者从反面来说，如果被告人交代了，但是撒谎的，要他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是否违反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呢？

第二个问题，关于学界争议非常大的指定监视居住的问题。大家的普遍意见都认为这个立法是一个倒退。我想举一个域外立法例来说明一个情况，就是英国在2005年《反恐怖主义法》中规定了一个“control order”（控制令）的一个制度。根据规定，对一些涉及恐怖犯罪的嫌疑人长达14个小时的禁足令和宵禁令也被认为不违反《欧洲人权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原因是英国政府为了通过05年《反恐怖法》，专门对《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专门作了克减声明。但是作克减声明后同时也承担了一个国际义务，就是必须向国际社会公布在这项制度实施具体情况。那么您认为如果我们最终在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时候，人大也作一个类似的克减声明，能否补足指定监视居住制度的正当性呢？谢谢！

主讲人孙长永教授：对第一个问题，如果嫌疑人要回答就应当如实回答，按照我们现行法的规定，可以作这样的解释，但是谁来判断嫌疑人如实没如实，侦查人员能当场说你没如实吗？这个是我们现行法规定的最大的一个漏洞，也是我们对这种理解不太接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至于你说嫌疑人到底有没有撒谎的权利，我个人的说法，用中文来表达可能有点问题，我的理解是他可以有这种freedom，但他没有right to lie，因为如果是一种权利，它是要兑现的，如果是一种freedom，它是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但是不可以要求兑现，这个在英文里面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中文里面这个权利好像什么都叫权利，不是这样子的，我个人不太认同，嫌疑人说我有撒谎的权利，这个权利被侵犯了我还要去救济，这肯定有问题，但是我就撒谎了，撒谎在现行法上是没办法处理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刚才提到指定监视居住的问题，你说英国《反恐怖法》里面有宵禁令、控制令这种规定。这个规定，第一，跟我们的审批程序完全不同；第二，还接受司法审查；第三，时间有严格的限制，我们国家一条都不符合。如果按照我们现行的规定，在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时候申请保留，是不会得到同意的，这是我基本的看法。

下面这位是我们中国政法大学的博士、中国社科院的博士后，我们去年引进的杰出的青年才俊——项燕。（掌声）

刑诉教研室项燕老师：谢谢孙老师，实在担当不起。我来西政的部分原因，就是追随孙老师而来的（笑声）。那么当众拍完马屁以后吧，想请教孙老师一个问题。我针对辩护律师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问一个问题，我相信孙老师把我们的立法解释为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依然享有调查取证权。从保障我们辩护人的角度，这是很善意的解释。但是我刚才注意看了第41条的规定，辩护律师要申请调查取证的话只能向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申请调取，也就是说这个案子就交给了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那么我们从实践操作的层面上讲，我们的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会不会去做这个事情？让他们去调查，他们就会去收集这个案件的证据？

主讲人孙长永教授：很专业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两者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律师可以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的那些国家申请保全证据确实可以在侦查阶段就进行，但是申请保全证据没有一个国家是向侦查机关申请的，都是向司法机关，大陆法国家是向一审法官，英美法国家是向治安法官或者预审法官，就是可以强制证人的那种司法官，律师可以向他申请，而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律师可以经证人本人同意调查取证，也可以申请检察院、法院收集、调取证据。这一条不能逆过来推说侦查阶段律师没有调查取证权，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侦查阶段律师就可以调查取证。如果遇到阻力，在侦查阶段没有办法申请证据保全，到了起诉阶段他就可以向检察院申请了，到了审判阶段就可以向法院申请了。这并不意味着反过来说侦查阶段他不能申请证据保全就不能做调查取证——不能这样逆过来推。所以我的理解是，侦查阶段律师是有权利调查取证的，只是要经过证人同意，证人如果不同意，律师没办法。只有到起诉阶段再申请检察院来收集、审判阶段再申请法院来收集或者通知这个证人出庭。，这是我基本的看法。谢谢！（掌声）

主持人潘金贵教授：在结束之前我插播一条广告，在我们孙长永教授就刑诉法修改做一个整体性的讲授之后，我们西南政法大学的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和刑事诉讼法教研室将分别组织我们教研室的教授以及我们实务部门的优秀专家就刑事诉讼法修改中涉及到的相关问题进行专题性的讲座，以刑诉沙龙的方式来举行，大概会每半个月一次。希望对刑事诉讼法感兴趣的同学或正在学习这方面的同学关注讲座的消息。

今天晚上我们孙教授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讲座，各位嘉宾也做了非常精彩的点评，感谢我们的主讲老师孙长永教授、感谢各位嘉宾、感谢各位同学！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各位晚安！（掌声）

录音整理：唐咏、李露

校对：叶宁 , NT-SIZE: 10.5pt;mso-spacerun: 'yes'“>第二个方面我回应孙老师提到的四个方面的具体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简易程序会不会导致辩诉交易。在我看来它一定会导致辩诉交易。为什么，因为对于有一个被告人来讲，如果说你没有给我一定的好处，我为什么适用简易程序呢？所以过去有些地方搞改革试点，一个上午判了八个案件，20分钟一个。有的甚至都是由律师将判决书写好的。被告人估计是不要坐牢的，判缓刑或者是判罚金。如果判的刑罚（和普通程序）是一样的，我凭什么不按普通程序来审理？适用简易程序要经过我的同意，这也是一个程序选择权。被告人同意是一个前提，所以说如果你没有给他好处，他就会不同意。这必然会形成事前法官与被告人之间的一种交易，所以这是一个潜规则。如何让这个潜规则更加规范化，这是我们将来在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的过程中间，都需要去探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第二个就是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现在规定了三个条件，特别是最后一个条件，要求法官认为有必要出庭。我同意孙老师的观点，具体的看法是，我认为只要是一方有异议，希望证人出庭的，那么证人就应当出庭。当然证人有特殊例外的情况，那是另一回事。比如说已经死了、到国外去了等等。

第三关于技术侦查应当入法的问题，我们知道，技侦查技术入法在刑诉法草案刚刚出台以后，遭到很多人反对，认为这是一种倒退。甚至于有的人提出，在网上发动要暂缓表决刑事诉讼法的提议。如果这一次真的是暂缓表决了，那我觉得真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因为总的来说，新的刑诉法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过去就有技术侦查，但是它没有法律规范，现在有规范了，我们应该探索的就是如何在将来的司法解释中间，让它具体条款更加严格。比如说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这到底是什么审批程序？让我们这些专家学者去争取，到时候（司法解释中）至少是要让检察机关或上一级检察机关进行审批。

第四，司法审查问题。我觉得将来要靠修改法院组织法来解决。中国这一次的修改刑诉法对整个中国的刑事司法体制没有做任何的触动。这个也不是我们这个刑诉法所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它牵扯到组织法的问题，也就是说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法院的程序裁判权。目前拘留可以由检察机关内部决定。长期的羁押也就是逮捕，也仅仅是在警检一体的情况下——也就是大控方这一前提下——由检察机关来批准。那么这个问题将来一定要解决。但是这是我们这次刑诉法不能完成的一个任务。

最后我说一下对刑诉法修改以后的展望。第一点我认为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是同等重要。我们往往在网络上看到的各种意见，过多的谈保护人权，其实打击犯罪同样重要。打击犯罪也是政府的义务。人民有安居乐业、安全生活的权利。一味的强调保护人权，我觉得是不全面的，所以说我们的整个措词都应该在两者之间取得一种平衡。比如说律师的权利，在任何一个国家，没有说在侦查阶段是可以去调查证据的。在侦查阶段，律师的取证权当然要受到限制。甚至于，比如说在特定情况下，英国的94年《反恐怖主义法》，规定，关于恐怖主义的犯罪，不能够会见律师，不需要通知家属，甚至于不能请律师。请了律师的，会见的时候可以被监听。这跟我们很多人单纯的从人权角度理解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能片面化。

第二个就是，一个国家刑事司法的进步，很多东西不是一个法律条文能解决的，更多地依靠社会环境。比如说刑讯逼供这个问题。30年前的刑诉法条款到今天2012年刑诉法修改之前，几十年过去了，条款的内容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过去也严禁刑讯逼供，但为什么过去刑讯逼供的情况很严重，而今天已大大的完善，甚至于说非常少了？于检说的那种情况我相信，至少相信你说的90%是真的（笑声）。（刑讯逼供现象）应该说是大大的改善了。因为人变了，现在整个办案人员的素质都变了。你可以想象将来检察机关和反贪局中大部分人是像我们现在在座学生一样的。我想，他首先就会认为做这件事情（刑讯逼供）不符合自己的价值标准。社会环境在变化，整个司法文明的程度也在变化。所以韦伯说：“法律它创造不了什么，它仅仅是把大家认可的东西变成了规范而已。”所以我觉得整个社会文明的程度都在提高。通过这次我们参与、评价刑事诉讼法草案的所有网民和专家，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整个的素质都在提高，执法者的素质也在提高。凭什么认为他们具体办案的人员就是整个社会最差的呢？这个对人性是一个错误地估计。

第三，就是国际人权环境的影响，将来对刑诉法的促进也会有很大的作用。比如说这一次卫生部副部长在人大会上答记者问，就提到死囚的器官是我们医疗器官的主要来源。但是这个问题国际社会非常关注，国际社会关注的当然还有监狱罪犯的执行，对看守所也非常关注。这几年，联合国各种人权组织来到中国进行考察、督促，应该说对中国也会有很大的促进。现在这个地球村，中国像过去很多事情可以封闭起来已经不大可能了，很多的消息，在我们这个生产队知道，在整个地球村就能知道。所以整个国际社会对我们刑事司法走向文明应该说也会发生积极的作用。所以总的来说，我们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它是我们几十年来司法改革文明成果的一种肯定，其中也吸收了国际上很多优秀的成果，现在又有整个社会全员素质的提高。所以司法改革的将来的前途，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它的前景应该会是很好的。谢谢大家！（掌声）

潘金贵教授：感谢高教授的精彩点评，我们注意到一个小小的问题，有一点遗憾，我们这个讲座没有辩方，没有辩护律师的参与。有一个问题我提出来希望同学们下去思考，因为在座的各位不一定都学过刑诉法。96年刑诉法是对79年刑诉法做的一个修改，就是将以前的案卷移送主义，就是全案移送卷宗改为了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主要当时的动机就是削弱法官的庭前预断，这一次新的刑事诉讼法又把它改回去了，那么我希望大家能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样改回去以后，如何与法官的庭前预断矛盾之间来平衡。我只能说我的一个观点，我认为案卷移送主义肯定会增强法官预断，这个可能和辩护人的观点看法不一样，大家下去可以思考。下面有请我们昌林教授做精彩点评！（掌声）

李昌林教授：刑诉法修改大家都不知道是欢欣鼓舞还是该怎么评价。对于这个修改后的刑诉法应该大家都很关注，我也是最早搞讲座的之一，但是没有在学校搞，第二天就在检察院一分院搞了一次讲座，然后是我们又共同筹办了一次研讨会。今天是孙校长第一次在学校讲，我当时在一分院讲这个刑诉法的时候，我有一个总体感受，就是对新修改的这个刑事诉讼法，我不好评价。96年的修改至少是特色很鲜明，比如说诉讼模式的改变，一些新的价值观的引入，而这一次刑诉法的修改，我看不出特点，但是孙老师总结了有八个亮点，然后又有八个争点，还有八个疑点，这实际上和立法的精神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立法是打太极拳，孙老师也在打太极拳（笑声）。先有八个亮点等于开了八盏灯，然后有八个争点已经把它搞得有点黑了，然后再搞八个疑点，基本上灯已经灭了（笑声）。所以基本上是这样一种状态，这是我对讲座的一种总体的感受，那么涉及到的一些基本问题，刚才大家都反复提到的卷宗移送，我是强烈支持的，理由非常简单。上课要预习吧，老师上课之前要备课吧，把法官想得太愚蠢了。（笑声）如果你是法官你会怎么做？之前不看卷，庭上看不了，庭下也看不了，最理想的就是这种状态，完全通过庭审来判案，在中国我估计找不出，在其它国家我估计也找不出，除非是陪审制。因为法官不判案，只要是由专业法官来判案，他不看卷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我的一个简单回应，那么对这个总体评价，我还是要说两句话。五分钟保证解决战斗。（笑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我相信最关键的应该是什么，实现程序法定、实现程序法治，实现程序法治最核心的是什么，立法的明确性。立法机关定义权不能旁落，不能够让我们的司法机关，现在所谓的公检法司都是司法机关，不能让他们自己去定义，但是很遗憾，我们的立法机关非常的谦虚。用了很多形容词，以前有“交通十分不便”，现在有“特别严重”，等等等等。有一大堆的形容词在里面，完全让我们执法机关自己去解决，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刑事诉讼法作为公法，应当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个人权利，这应当是一个公法的基本要素。但是我们现在没这样做，我们最后是放手让公检法机关自己去解释这部法律。那么于检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你的权力过大是引火烧身。我开始就讲这句话，今后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我们的这样一种立法授权很含混，让司法机关自己去解释对公民个人权利侵权救济又搞的那么薄弱，实现权利的途径又没有的情况下，我们的执法机关将来怎么去保证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平衡，怎样去实现公权力的自我克制，而不是膨胀，怎样让我们的公民权利得到保护，那才是我们将来拭目以待的。要看，如果我们这一点做不到，可以说这次修改其实没价值。因为很多司法解释、很多成果还没有确认，所以我们不宜过于乐观，当然也不能宜过于悲观，这么多年过去了，96年的改革，最大的进步是什么？最大的进步是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引入了对抗制，引入了程序公正这样一些理念。这种理念无论将来立法怎么修改，它都不会改变，所以说在这样一种理念指导下，人在变。我非常赞成高一飞老师刚才的观点，不要过于低估实践中的力量，不要把公检法都想成白痴，都想成是一帮妖魔在那里执法，你们将来也要当那种妖魔啊（笑声）。是不是？所以我们将来还是有希望，但是应该谨慎的乐观。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掌声）

潘金贵教授：时间关系，有请我们的施鹏鹏教授。把时间控制在五分钟，好吧。施鹏鹏教授：主持人要求，时间控制在五分钟，我就控制在3、5分钟，我的3、5分钟指三五一十五，十五分钟，开个玩笑哈。我先介绍一下我跟孙老师的关系，他是我的导师，不仅是老师，还是我的导师。这个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但今天我们定的基调是，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所以有些说的不太对的地方还请孙老师多多海涵。那么今天孙老师今天这个讲座，我个人感觉他报告性稍微强了一点，观点稍微少了一些，所以今天想吐槽都不太好吐，好像他基本上没有什么观点，他也不表明他的观点。首先我觉得对这次刑诉再修改，刚才我们领导、教授在讲的时候，特别我们高老师讲不要把我们的法官、检察官想成白痴，或者是想成一个很贪得无厌的、以权力寻租的一个群体。但也千万不要把学者想象成一个很激进的团体，我们也不白痴的（笑声）。

我反对两种逻辑，第一种反对过度的程序正当化导致打击犯罪不力，这个大家也可以理解了。那前几天，一个上过我课的学生，也是法学院的学生给我打电话，说老师我丢了一个手提电脑怎么办。我说丢了就丢了嘛。他说了一句，那个死贼，全家不得好死。那个对犯罪仇恨呐！一个法学院的学生会想说，偷了一个东西就得全家死光光（笑声）。所以显然，这个社会，对这些案件——不要说盗窃了，对秩序的要求肯定是有的。但我也反对实务部门一种非常——我怎么说呢，一种非常形而下的一种逻辑。比如说我这次回家的时候，曾经跟一个检察长——当然不是于天敏检察长，是另外一个检察长——在交流的时候就说了，技术侦查可以有，但是一定要严格限制范围。那个检察长就跟我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很简单，他说，你不干坏事，怎么就害怕别人对你进行技术侦查呢？我就觉得这个逻辑很奇怪，这好比你现在偷偷跑到我家里，偷看我洗澡，还嫌我身材不好。（笑声、掌声）这两种逻辑我都是反对的。我自己觉得，现在这个学者的团队就形成一种很理性的逻辑的，既不盲目的理想、盲目的愤青，也不盲目的遵从实践。比如说我第一个观点，我就反对孙老师说出的这个（刑诉法修改）圆满。改革比较圆满，这个我不理解：你说有八大亮点，但是另有八大争点，还有八大疑点啊。怎么八加八不大于八呢？十六个有问题的地方，就只有八个亮点，怎么会是圆满呢？所以我觉得评价是圆满，不太对。我觉得只能说从纵向来讲有进步，从横向比较来讲，我们同一些主流国家，甚至说一些发展中国家我们还有差距，比如南美的发展中国家，有一些国家已经转型了，它的刑诉法典都比我们发达，更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兑现国际人权公约，我们都加入了，但我们都还没有达到要求。所以说我反对圆满的评价。

第二个，我谈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刚才争议很大的，比如对刑讯逼供，我们现在对刑讯逼供，能够达到杜绝吗，还是缓解？实际上，比如说我们的于天敏检察长和孙老师，他们的分歧就在于究竟有没有刑讯逼供或者严不严重。这本来很简单，可以做一下实证调查，我曾经有一个学生，想写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刑讯逼供的实证调查，但那个傻孩子他做了一个问卷调查，第一个问题就说你打过人没有（笑声）？所以说这就没法调查了。事实上，我个人的一个观感是，我相信咱们很多检察官是不会打人的，但它（刑讯逼供）肯定是存在的。它越来越少但它肯定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用“缓解”也是比较妥当的一个措辞。实际上在基层的话，刑讯逼供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多的一个现象——当然比以前少了。那么另外一个具体问题就是讨论比较的关于秘捕的问题，秘捕的问题其实说实话，肯定是一个进步。因为它把“有碍侦查”这个条文给删去了，只限定在危害国家安全跟恐怖犯罪。那么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界定：界定什么是国家安全，什么叫做恐怖犯罪。特别是这个恐怖犯罪，现在这个界定在全世界都是有争议的。我们又没有宪法委员会，也没有宪法法院，（犯罪界定）很容易就扩大了。什么叫恐怖犯罪就很有问题。再加上现在很多技术侦查手段又怕乱用，所以说，当各种改革形成组合拳的话，那么对犯罪嫌疑人、对被告人是相当不利的。又比如说技术侦查，我们以前叫做“人在做，天在看”。现在的话，技术侦查有可能成了“人在做，党在看”。这就很危险，大家都觉得很危险。

另外有一个问题等一下希望孙老师能够回应。孙老师是我们西政，目前在任的博导中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唯一获得者——龙校长（前校长龙宗智教授）是兼任的嘛。他的优秀博士论文叫做《沉默权制度研究》——大家应该去看一看，写的很好——其中他谈到不得自证其罪与如实供述之间关系的问题。我原本以为，孙老师在讲座中会直接说，这肯定是矛盾的，而且要把后面的如实供述义务去掉。但他没讲，我就不知道孙老师具体的观点在哪。刚才于天敏检察长说这两个不矛盾，我觉得很奇怪。如实供述是义务。什么叫义务？违反义务就有否定性后果，你不老实说就有否定性后果，那跟不自证其罪怎么会不矛盾呢？这也是对我逻辑上的一个挑战啊，我现在百思不得其解（笑声）。关于证人不出庭的问题，今天早上在研讨会上，我提出一个概念，四个字，叫“善意释法”，善意地解释法律。实际上证人出庭的问题，本来司法解释早就有规定了，证人应该出庭，如下四种情况可以不出庭，比如说因生病的、体弱的不能过来。前三种规定的都是很特殊的情形，比如说马上要去世的之类的，第四种规定了“其他不能出庭的情况”。那么，我们正常的善意解释应该是，第四种情形也应是很特殊的情况。但是，我们现在全部情况都是“其他情况”。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当向法官申请证人出庭时，他都说不同意。事实上证明，这一点，潘教授的观点可以佐证我的，我们证人出庭率是很低的。这个数据，刚才我看到李老师有本书上列的数据上是低于2%。当然也不能批评卢法官什么，他站在部门利益上，但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的。（笑声、掌声）这个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失礼了。

我愿意不胜其烦的再重申我几个观点，只用几句话。第一，为什么我们刑诉的改革会遇到一个制度困境？我曾经在这个地方也做过讲座，我认为，我们的宪法设定已经阻碍了我们刑诉的职权配置，这不是我们刑诉能够解决的，要修改宪法。比如说最典型的公检法三机关的定位，我们的司法独立问题，这个是毋庸置疑的。第二，也是我们大家关心较多的，我们虽然有比较好的法律，比较多的司法解释，很多司法解释还是很优秀的，但是我们的执行机制不利，缺乏一个比较强有力的执行机制。这导致徒法不足以行，只有法律是不能够执行的。第三，我们现在的法典化技艺比较低下，缺乏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像欧陆法一样的刑事诉讼法典。部门立法现象非常严重，比如两高可以出台司法解释，公安部也可以出台部门规章，这里面就有一个部门利益的问题。所以我们于检察长跟卢院长不停地提到哪个机关今年得利多，得利少，实际上这是一个部门利益问题。我们的立法技艺还是要调整。第四，我们司法审查的力度衰微。对侦查行为，尤其是强制侦查行为没有强有力的控制。特别是对现在的技侦。第五，我们的刑辩律师风险还存在，控辩地位还明显不平等。只要还追究律师的伪证罪，就不要希望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他不敢调查取证的。一调查取证，本来是当事人有事，现在连律师也有事了。最近我就碰到一个案件，当事人出来了，律师进去了，这个当事人还是我委托的。第六个，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目前还没有严格确立，导致（被告人）法律状态不稳。

我有四个建议。第一，我们刑诉法应该法典化，我看到别的国家的刑诉法典都这么厚一本，就我们刑诉法几百条，虽然增加了1.1万字，但是很单薄。很多（条文）还得通过司法解释（细化）。第二，我们应该在宪法中或者刑诉法中设立权利宪章，这一点我是反对孙老师刚才提的。孙老师说有“保障人权”就行了，后面这些权利就不要写了。我的观点刚好相反，“保障人权”写在第一条，其它各种权利就要罗列。刑事诉讼法中最应当奉行的帝王条款是，当法律条款跟权利条款相冲突的时候，法官可以直接排除适用，那个条款就是恶法。我主张确立一个权利宪章，像《欧洲人权公约》一样。第三个我主张程序执行强化机制。第四个，也是我的核心观点。刚才大家在讨论要不要全案移送，我是主张不全案移送的。为什么？因为我主张设立陪审制（笑声）。

刚才孙老师用了一段很美的英文来表达他对刑诉法的期待，我也打算用一句法文，来表达我们学者对刑诉法的期待，这句法文是：Vouloir, c’est pouvoir。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志者事竟成。咱们希望通过今天这个交流达成一些共识，争取以后能够影响立法。谢谢大家！（掌声）

主持人潘金贵教授：我注意到在三位教授里面，对我们主讲人孙教授提反对性意见最多的就是我们施教授了（笑声）。作为一名律师，我个人认为有义务为我们孙教授做一个简单的辩护，我认为我们施鹏鹏教授的有一个观点我是高度不赞成的。他认为孙教授在讲的过程中、主讲的内容上观点不明确，我个人认为，你看我们的标题，以及我们讲的内容，根本得不出这个结论，因为我们孙教授给我们讲了八个亮点、八个争点、八个疑点，二十四个观点了，怎么还不明确？关于这个辩护权是当事人自己来行使的，下面有请我们孙校长就相关的质疑做一个简短的回应。有请！（掌声）

主讲人孙长永教授：首先，非常感谢几位点评人对我的这个讲座提出的很多补充、建议和批评性的意见。大家通过他们的点评可以发现刑事诉讼法立法过程中不同的立场，有的比较激进一点，有的比较保守一点，有的比较折中一点。修法当中几种比较基本的立场今天晚上几乎都有所体现。时间关系，我仅对下面几个问题做一点简单的回应。第一个问题，大家最关心的，包括我们主持人滥用了职权想听一听的答案，就是刑讯逼供的问题最终结果会怎样。现在我们只是学术上的一种分析，最终结果怎样要看法律实施的情况。我个人的判断，不是潘教授所说的“根本不解决问题”，也不是于检所说的“能够杜绝”，我说的是“有望缓解”。我认为我这个意见是比较客观一点的。杜绝是不可能的，就按现在这个制度，它是不可能完全杜绝的。要完全杜绝刑讯逼供，必须完全将侦查措施全部纳入司法审查才有可能。只要有一种侦查措施不能进入法庭审理程序、没有一个外在的强有力的机关，完全寄希望于同时享有控诉权的检察机关的监督来解决，以有限地排除非法证据来解决，是不可能解决得了的。但是潘金贵教授说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不太赞成。实践证明，虽然两个证据规定实施以后，没有一例公开的报道说最终排除了非法证据（这个说法是不是准确，我暂时保留意见，是有排除的实例的）。但是我们的司法机关、公安机关对非法证据、违法取证的问题比以往更加重视。刑讯逼供的问题、状况，我个人觉得，正在逐步好转。就是说，法律本身已经起到了预防性的作用，所以，在一定意义上，不能够说完全不解决问题。我觉得，不能低估了我们法律的效力，不能低估这一条。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卢院长刚才提到了证人出庭的问题，说我们的法官很愿意证人出庭。其实这个问题，就像刚才施鹏鹏教授说的，我是没表态的。实践当中，我们的检察官、我们的警察、公安机关、侦查机关、我们的法院都存在这种情况，都不希望证人出庭，但是真正希望证人出庭的也有。很多案件，是律师强烈要求证人出庭。我相信卢君教授讲的是实话，证人如果出庭了，对法官精准裁判有好处，他们也希望证人出庭。但原来刑诉法没有给法院强制出庭的权力，对不对？像现在，假如说，我一个朋友，受到我们于检的指控，说构成什么罪，于检说这个问题孙教授了解情况，请他出庭作证，法院通知我去，我能不能不去啊？不去，卢君院长就要来拘留我了，按现行法律规定，那我只能说朋友，对不起了，我得实话实说了。因为如果对得起你，卢院长就要把我抓进去了，我只能实话实说。有了强制取证权，法院才能够保证一些关键证人出庭，我相信这个权力，是法院的系统、法院的审判人员所希望争取的。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至少从立法的角度上，法院系统、立法系统是希望关键证人出庭的。至于个案中，某一个个人的经历当中，没有遇到证人出庭，或者好像遇到的都不出庭，不能说明所有问题。我觉得从善意释法的角度，我们还是希望将来有更多的证人通过法院的工作、通过控辩双方的工作自愿到庭，尽量少用拘留、拘传，包括训诫这种做法。

第三个问题，高一飞教授刚才——他不是对我的批评而是在阐述他个人观点的时候——有一点说的不准确。因为我们在座的大部分是同学，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有一点误导，就是认为我们刑诉法修改，吸收了国际上的人权原则，就是原话照录。我坦率地说，没有一句原话照录。比如说他举了个例子，“不能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大家可以去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第4项，你们可以去查，原话是“任何人在受到刑事指控的时候，应当享有以下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其中有一条，“不得被强迫承认犯罪或者供认罪行，作不利自己的证言或者承认犯罪”，原话是这样的。“不得被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是指在司法程序中可以强迫他作证的时候，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在法院程序当中，“不得强迫供认罪行”是指在警察面前，因为在法治国家，警察是不能强迫知情人作证的，只能强迫他承认犯罪。在警察面前说话不叫“作证”，我们现在的规定是“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包含了公安侦查阶段、检察院起诉阶段和法院审判阶段。但是“不得强迫证实自己有罪”跟“不得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和承认犯罪”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刚才施鹏鹏教授问到，我这个主张搞沉默权的学者，到底对这个矛盾持什么样的立场。我个人当然希望取消“如实回答”这个规定，但现在没有取消，没有取消怎么办？我不太赞成刚才天敏教授那个意见，可能我们今天在座的几个学界的教授包括卢院长，都不太赞成你这个意见。但是我们如果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也不至于导致强迫自证其罪的情况出现。为什么？因为刑诉法已经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执行。犯罪嫌疑人就是不说，你也拿他没有办法，对不对？问题是，我们的警察很有智慧，没有哪一个中国人到了警察局里面能够坚持不讲、不回答问题的。我们知道（坚持不讲）的只有一例，就是张春桥（笑声）。日常中，一般的、你我这些级别的或者比我们级别还低点的，甚至比我们级别稍微高一点的，进去后没有不招的，不管你是怎么招的。所以如果严格按照法律执行，我相信于检这个观点还是能够成立。问题是从逻辑上、从字义的解释上、文理解释上来说，肯定是存在矛盾的。

另外一个问题，施鹏鹏教授批评我说好像刑诉法很“圆满”。我刚才专门打开电脑看了下我的稿子，也可能是我表述有误，我是说“刑诉法的修改任务圆满完成”（笑声）。不是这个修正案本身是圆满的，可能是我表述有问题。因为刑诉法修改03年就列入了立法规划，大家想一想10年才完成啊，很不容易吧？非常不容易。当然，他的很多观点我是赞成的。但是为什么我说今天晚上的讲座反映了各种不同的意见？我认为他的意见，在我们学界中，属于一种相对激进一点的观点，虽然他自己不承认（笑声）。因为他提到的很多关于修法的意见，学界不是没有认识，不是没有研究，为什么大家没有那样提？因为我们还是要务实地推进刑事诉讼法的进步。

还有一个问题是高一飞教授在点评时提到的一点，就是在任何国家律师不能调查收集证据。好像卢君教授在前面发言中也提到辩护方在侦查阶段，按现在的修正案的规定是不能够调查取证的，只能了解案件情况。我个人想对这个问题做一点回应，我觉得高教授这个看法是不能够成立的。你只要看一看对抗制国家的基本程序，就知道，律师在侦查阶段不调查取证什么时候调查取证啊？证据哪里来？对抗式诉讼中可没有起诉这个阶段，只有pretrial（即investigation）和trial这两个阶段。所有的辩护证据，一定是律师在侦查阶段收集的。而且有的大陆法国家改革过以后，比如意大利，是非常明确地规定，律师不仅是有权调查取证，而且有权要求检察机关暂停现场勘查，让律师到场后跟检察官指挥的警察，一并取证。如果是客观的物证的话，这个调查结果还要收入辩护卷宗，最后进入审判卷宗当中。如果侦查阶段律师没有调查取证，就没有对抗制审判。不能因为说我们国家原来法律当中没有，就说其他国家都没有，这个我觉得是不符合事实的。即使是在大陆法国家，采用职权主义诉讼的国家，像德国——大家可以去看托马斯·魏根特的著作《德国刑事诉讼法》，这是中国政法大学岳礼玲教授和温小洁两个人翻译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里面都有。只是德国的律师在侦查阶段基本上不行使这个权利，但他有这个权利，不是没有的。至于我们现在的修正案，我刚才在主讲发言的时候讲了，我倾向于解释为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已经有了调查取证权。我个人的认识没有改变。虽然第36条里面规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怎么怎么样，没有包含调查取证权，但我想这是立法技术问题。因为如果第36条里面专门写了侦查阶段可以调查取证，那么后面这一条调查取证不是和前面重复了嘛？侦查阶段这个权利是专门规定的侦查阶段特殊的权利，然而后面规定的调查取证权适用于侦查、起诉、审判阶段。这样解释才能跟刑诉法关于辩护人为犯罪嫌疑人收集的有关不在犯罪现场、可能患有精神病不负刑事责任、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要通知公安机关、检察院，这个规定前后衔接，才能协调。否则无法衔接。我想回应的问题就是这些了，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掌声）

主持人潘金贵教授：通过我们主讲教授和我们嘉宾的点评，我们大家应该能够看到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还有很多的争议，可能还有很多值得完善的地方，这是老师或者说教授们的观点。下面我们进入自由发问的时间，由于时间关系，允许两位同学针对讲座的内容向我们孙教授提问，由我们孙教授做回应。

学生问：首先非常感谢孙老师今天晚上给我们做了一场观点非常鲜明、让人耳目一新的讲座，我想借着这个难得的机会向孙老师提两个问题。第一个我想请教关于之前大家争论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和“如实供述”义务并存的问题。我冒昧地做一个自己的归纳——刚才于检的意思好像是说，嫌疑人、被告人你有权不说，但如果你说话的话便要如实地说。这引发了我思考一个问题：您认为，被告人是否有撒谎的权利？或者从反面来说，如果被告人交代了，但是撒谎的，要他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是否违反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呢？

第二个问题，关于学界争议非常大的指定监视居住的问题。大家的普遍意见都认为这个立法是一个倒退。我想举一个域外立法例来说明一个情况，就是英国在2005年《反恐怖主义法》中规定了一个“control order”（控制令）的一个制度。根据规定，对一些涉及恐怖犯罪的嫌疑人长达14个小时的禁足令和宵禁令也被认为不违反《欧洲人权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原因是英国政府为了通过05年《反恐怖法》，专门对《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专门作了克减声明。但是作克减声明后同时也承担了一个国际义务，就是必须向国际社会公布在这项制度实施具体情况。那么您认为如果我们最终在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时候，人大也作一个类似的克减声明，能否补足指定监视居住制度的正当性呢？谢谢！

主讲人孙长永教授：对第一个问题，如果嫌疑人要回答就应当如实回答，按照我们现行法的规定，可以作这样的解释，但是谁来判断嫌疑人如实没如实，侦查人员能当场说你没如实吗？这个是我们现行法规定的最大的一个漏洞，也是我们对这种理解不太接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至于你说嫌疑人到底有没有撒谎的权利，我个人的说法，用中文来表达可能有点问题，我的理解是他可以有这种freedom，但他没有right to lie，因为如果是一种权利，它是要兑现的，如果是一种freedom，它是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但是不可以要求兑现，这个在英文里面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中文里面这个权利好像什么都叫权利，不是这样子的，我个人不太认同，嫌疑人说我有撒谎的权利，这个权利被侵犯了我还要去救济，这肯定有问题，但是我就撒谎了，撒谎在现行法上是没办法处理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刚才提到指定监视居住的问题，你说英国《反恐怖法》里面有宵禁令、控制令这种规定。这个规定，第一，跟我们的审批程序完全不同；第二，还接受司法审查；第三，时间有严格的限制，我们国家一条都不符合。如果按照我们现行的规定，在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时候申请保留，是不会得到同意的，这是我基本的看法。

下面这位是我们中国政法大学的博士、中国社科院的博士后，我们去年引进的杰出的青年才俊——项燕。（掌声）

刑诉教研室项燕老师：谢谢孙老师，实在担当不起。我来西政的部分原因，就是追随孙老师而来的（笑声）。那么当众拍完马屁以后吧，想请教孙老师一个问题。我针对辩护律师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问一个问题，我相信孙老师把我们的立法解释为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依然享有调查取证权。从保障我们辩护人的角度，这是很善意的解释。但是我刚才注意看了第41条的规定，辩护律师要申请调查取证的话只能向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申请调取，也就是说这个案子就交给了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那么我们从实践操作的层面上讲，我们的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会不会去做这个事情？让他们去调查，他们就会去收集这个案件的证据？

主讲人孙长永教授：很专业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两者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律师可以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的那些国家申请保全证据确实可以在侦查阶段就进行，但是申请保全证据没有一个国家是向侦查机关申请的，都是向司法机关，大陆法国家是向一审法官，英美法国家是向治安法官或者预审法官，就是可以强制证人的那种司法官，律师可以向他申请，而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律师可以经证人本人同意调查取证，也可以申请检察院、法院收集、调取证据。这一条不能逆过来推说侦查阶段律师没有调查取证权，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侦查阶段律师就可以调查取证。如果遇到阻力，在侦查阶段没有办法申请证据保全，到了起诉阶段他就可以向检察院申请了，到了审判阶段就可以向法院申请了。这并不意味着反过来说侦查阶段他不能申请证据保全就不能做调查取证——不能这样逆过来推。所以我的理解是，侦查阶段律师是有权利调查取证的，只是要经过证人同意，证人如果不同意，律师没办法。只有到起诉阶段再申请检察院来收集、审判阶段再申请法院来收集或者通知这个证人出庭。，这是我基本的看法。谢谢！（掌声）

主持人潘金贵教授：在结束之前我插播一条广告，在我们孙长永教授就刑诉法修改做一个整体性的讲授之后，我们西南政法大学的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和刑事诉讼法教研室将分别组织我们教研室的教授以及我们实务部门的优秀专家就刑事诉讼法修改中涉及到的相关问题进行专题性的讲座，以刑诉沙龙的方式来举行，大概会每半个月一次。希望对刑事诉讼法感兴趣的同学或正在学习这方面的同学关注讲座的消息。

今天晚上我们孙教授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讲座，各位嘉宾也做了非常精彩的点评，感谢我们的主讲老师孙长永教授、感谢各位嘉宾、感谢各位同学！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各位晚安！（掌声）

录音整理：唐咏、李露

校对：叶宁 , NT-SIZE: 10.5pt;mso-spacerun: 'yes'”>第二个方面我回应孙老师提到的四个方面的具体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简易程序会不会导致辩诉交易。在我看来它一定会导致辩诉交易。为什么，因为对于有一个被告人来讲，如果说你没有给我一定的好处，我为什么适用简易程序呢？所以过去有些地方搞改革试点，一个上午判了八个案件，20分钟一个。有的甚至都是由律师将判决书写好的。被告人估计是不要坐牢的，判缓刑或者是判罚金。如果判的刑罚（和普通程序）是一样的，我凭什么不按普通程序来审理？适用简易程序要经过我的同意，这也是一个程序选择权。被告人同意是一个前提，所以说如果你没有给他好处，他就会不同意。这必然会形成事前法官与被告人之间的一种交易，所以这是一个潜规则。如何让这个潜规则更加规范化，这是我们将来在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的过程中间，都需要去探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第二个就是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现在规定了三个条件，特别是最后一个条件，要求法官认为有必要出庭。我同意孙老师的观点，具体的看法是，我认为只要是一方有异议，希望证人出庭的，那么证人就应当出庭。当然证人有特殊例外的情况，那是另一回事。比如说已经死了、到国外去了等等。

第三关于技术侦查应当入法的问题，我们知道，技侦查技术入法在刑诉法草案刚刚出台以后，遭到很多人反对，认为这是一种倒退。甚至于有的人提出，在网上发动要暂缓表决刑事诉讼法的提议。如果这一次真的是暂缓表决了，那我觉得真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因为总的来说，新的刑诉法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过去就有技术侦查，但是它没有法律规范，现在有规范了，我们应该探索的就是如何在将来的司法解释中间，让它具体条款更加严格。比如说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这到底是什么审批程序？让我们这些专家学者去争取，到时候（司法解释中）至少是要让检察机关或上一级检察机关进行审批。

第四，司法审查问题。我觉得将来要靠修改法院组织法来解决。中国这一次的修改刑诉法对整个中国的刑事司法体制没有做任何的触动。这个也不是我们这个刑诉法所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它牵扯到组织法的问题，也就是说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法院的程序裁判权。目前拘留可以由检察机关内部决定。长期的羁押也就是逮捕，也仅仅是在警检一体的情况下——也就是大控方这一前提下——由检察机关来批准。那么这个问题将来一定要解决。但是这是我们这次刑诉法不能完成的一个任务。

最后我说一下对刑诉法修改以后的展望。第一点我认为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是同等重要。我们往往在网络上看到的各种意见，过多的谈保护人权，其实打击犯罪同样重要。打击犯罪也是政府的义务。人民有安居乐业、安全生活的权利。一味的强调保护人权，我觉得是不全面的，所以说我们的整个措词都应该在两者之间取得一种平衡。比如说律师的权利，在任何一个国家，没有说在侦查阶段是可以去调查证据的。在侦查阶段，律师的取证权当然要受到限制。甚至于，比如说在特定情况下，英国的94年《反恐怖主义法》，规定，关于恐怖主义的犯罪，不能够会见律师，不需要通知家属，甚至于不能请律师。请了律师的，会见的时候可以被监听。这跟我们很多人单纯的从人权角度理解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能片面化。

第二个就是，一个国家刑事司法的进步，很多东西不是一个法律条文能解决的，更多地依靠社会环境。比如说刑讯逼供这个问题。30年前的刑诉法条款到今天2012年刑诉法修改之前，几十年过去了，条款的内容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过去也严禁刑讯逼供，但为什么过去刑讯逼供的情况很严重，而今天已大大的完善，甚至于说非常少了？于检说的那种情况我相信，至少相信你说的90%是真的（笑声）。（刑讯逼供现象）应该说是大大的改善了。因为人变了，现在整个办案人员的素质都变了。你可以想象将来检察机关和反贪局中大部分人是像我们现在在座学生一样的。我想，他首先就会认为做这件事情（刑讯逼供）不符合自己的价值标准。社会环境在变化，整个司法文明的程度也在变化。所以韦伯说：“法律它创造不了什么，它仅仅是把大家认可的东西变成了规范而已。”所以我觉得整个社会文明的程度都在提高。通过这次我们参与、评价刑事诉讼法草案的所有网民和专家，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整个的素质都在提高，执法者的素质也在提高。凭什么认为他们具体办案的人员就是整个社会最差的呢？这个对人性是一个错误地估计。

第三，就是国际人权环境的影响，将来对刑诉法的促进也会有很大的作用。比如说这一次卫生部副部长在人大会上答记者问，就提到死囚的器官是我们医疗器官的主要来源。但是这个问题国际社会非常关注，国际社会关注的当然还有监狱罪犯的执行，对看守所也非常关注。这几年，联合国各种人权组织来到中国进行考察、督促，应该说对中国也会有很大的促进。现在这个地球村，中国像过去很多事情可以封闭起来已经不大可能了，很多的消息，在我们这个生产队知道，在整个地球村就能知道。所以整个国际社会对我们刑事司法走向文明应该说也会发生积极的作用。所以总的来说，我们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它是我们几十年来司法改革文明成果的一种肯定，其中也吸收了国际上很多优秀的成果，现在又有整个社会全员素质的提高。所以司法改革的将来的前途，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它的前景应该会是很好的。谢谢大家！（掌声）

潘金贵教授：感谢高教授的精彩点评，我们注意到一个小小的问题，有一点遗憾，我们这个讲座没有辩方，没有辩护律师的参与。有一个问题我提出来希望同学们下去思考，因为在座的各位不一定都学过刑诉法。96年刑诉法是对79年刑诉法做的一个修改，就是将以前的案卷移送主义，就是全案移送卷宗改为了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主要当时的动机就是削弱法官的庭前预断，这一次新的刑事诉讼法又把它改回去了，那么我希望大家能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样改回去以后，如何与法官的庭前预断矛盾之间来平衡。我只能说我的一个观点，我认为案卷移送主义肯定会增强法官预断，这个可能和辩护人的观点看法不一样，大家下去可以思考。下面有请我们昌林教授做精彩点评！（掌声）

李昌林教授：刑诉法修改大家都不知道是欢欣鼓舞还是该怎么评价。对于这个修改后的刑诉法应该大家都很关注，我也是最早搞讲座的之一，但是没有在学校搞，第二天就在检察院一分院搞了一次讲座，然后是我们又共同筹办了一次研讨会。今天是孙校长第一次在学校讲，我当时在一分院讲这个刑诉法的时候，我有一个总体感受，就是对新修改的这个刑事诉讼法，我不好评价。96年的修改至少是特色很鲜明，比如说诉讼模式的改变，一些新的价值观的引入，而这一次刑诉法的修改，我看不出特点，但是孙老师总结了有八个亮点，然后又有八个争点，还有八个疑点，这实际上和立法的精神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立法是打太极拳，孙老师也在打太极拳（笑声）。先有八个亮点等于开了八盏灯，然后有八个争点已经把它搞得有点黑了，然后再搞八个疑点，基本上灯已经灭了（笑声）。所以基本上是这样一种状态，这是我对讲座的一种总体的感受，那么涉及到的一些基本问题，刚才大家都反复提到的卷宗移送，我是强烈支持的，理由非常简单。上课要预习吧，老师上课之前要备课吧，把法官想得太愚蠢了。（笑声）如果你是法官你会怎么做？之前不看卷，庭上看不了，庭下也看不了，最理想的就是这种状态，完全通过庭审来判案，在中国我估计找不出，在其它国家我估计也找不出，除非是陪审制。因为法官不判案，只要是由专业法官来判案，他不看卷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我的一个简单回应，那么对这个总体评价，我还是要说两句话。五分钟保证解决战斗。（笑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我相信最关键的应该是什么，实现程序法定、实现程序法治，实现程序法治最核心的是什么，立法的明确性。立法机关定义权不能旁落，不能够让我们的司法机关，现在所谓的公检法司都是司法机关，不能让他们自己去定义，但是很遗憾，我们的立法机关非常的谦虚。用了很多形容词，以前有“交通十分不便”，现在有“特别严重”，等等等等。有一大堆的形容词在里面，完全让我们执法机关自己去解决，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刑事诉讼法作为公法，应当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个人权利，这应当是一个公法的基本要素。但是我们现在没这样做，我们最后是放手让公检法机关自己去解释这部法律。那么于检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你的权力过大是引火烧身。我开始就讲这句话，今后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我们的这样一种立法授权很含混，让司法机关自己去解释对公民个人权利侵权救济又搞的那么薄弱，实现权利的途径又没有的情况下，我们的执法机关将来怎么去保证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平衡，怎样去实现公权力的自我克制，而不是膨胀，怎样让我们的公民权利得到保护，那才是我们将来拭目以待的。要看，如果我们这一点做不到，可以说这次修改其实没价值。因为很多司法解释、很多成果还没有确认，所以我们不宜过于乐观，当然也不能宜过于悲观，这么多年过去了，96年的改革，最大的进步是什么？最大的进步是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引入了对抗制，引入了程序公正这样一些理念。这种理念无论将来立法怎么修改，它都不会改变，所以说在这样一种理念指导下，人在变。我非常赞成高一飞老师刚才的观点，不要过于低估实践中的力量，不要把公检法都想成白痴，都想成是一帮妖魔在那里执法，你们将来也要当那种妖魔啊（笑声）。是不是？所以我们将来还是有希望，但是应该谨慎的乐观。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掌声）

潘金贵教授：时间关系，有请我们的施鹏鹏教授。把时间控制在五分钟，好吧。施鹏鹏教授：主持人要求，时间控制在五分钟，我就控制在3、5分钟，我的3、5分钟指三五一十五，十五分钟，开个玩笑哈。我先介绍一下我跟孙老师的关系，他是我的导师，不仅是老师，还是我的导师。这个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但今天我们定的基调是，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所以有些说的不太对的地方还请孙老师多多海涵。那么今天孙老师今天这个讲座，我个人感觉他报告性稍微强了一点，观点稍微少了一些，所以今天想吐槽都不太好吐，好像他基本上没有什么观点，他也不表明他的观点。首先我觉得对这次刑诉再修改，刚才我们领导、教授在讲的时候，特别我们高老师讲不要把我们的法官、检察官想成白痴，或者是想成一个很贪得无厌的、以权力寻租的一个群体。但也千万不要把学者想象成一个很激进的团体，我们也不白痴的（笑声）。

我反对两种逻辑，第一种反对过度的程序正当化导致打击犯罪不力，这个大家也可以理解了。那前几天，一个上过我课的学生，也是法学院的学生给我打电话，说老师我丢了一个手提电脑怎么办。我说丢了就丢了嘛。他说了一句，那个死贼，全家不得好死。那个对犯罪仇恨呐！一个法学院的学生会想说，偷了一个东西就得全家死光光（笑声）。所以显然，这个社会，对这些案件——不要说盗窃了，对秩序的要求肯定是有的。但我也反对实务部门一种非常——我怎么说呢，一种非常形而下的一种逻辑。比如说我这次回家的时候，曾经跟一个检察长——当然不是于天敏检察长，是另外一个检察长——在交流的时候就说了，技术侦查可以有，但是一定要严格限制范围。那个检察长就跟我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很简单，他说，你不干坏事，怎么就害怕别人对你进行技术侦查呢？我就觉得这个逻辑很奇怪，这好比你现在偷偷跑到我家里，偷看我洗澡，还嫌我身材不好。（笑声、掌声）这两种逻辑我都是反对的。我自己觉得，现在这个学者的团队就形成一种很理性的逻辑的，既不盲目的理想、盲目的愤青，也不盲目的遵从实践。比如说我第一个观点，我就反对孙老师说出的这个（刑诉法修改）圆满。改革比较圆满，这个我不理解：你说有八大亮点，但是另有八大争点，还有八大疑点啊。怎么八加八不大于八呢？十六个有问题的地方，就只有八个亮点，怎么会是圆满呢？所以我觉得评价是圆满，不太对。我觉得只能说从纵向来讲有进步，从横向比较来讲，我们同一些主流国家，甚至说一些发展中国家我们还有差距，比如南美的发展中国家，有一些国家已经转型了，它的刑诉法典都比我们发达，更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兑现国际人权公约，我们都加入了，但我们都还没有达到要求。所以说我反对圆满的评价。

第二个，我谈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刚才争议很大的，比如对刑讯逼供，我们现在对刑讯逼供，能够达到杜绝吗，还是缓解？实际上，比如说我们的于天敏检察长和孙老师，他们的分歧就在于究竟有没有刑讯逼供或者严不严重。这本来很简单，可以做一下实证调查，我曾经有一个学生，想写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刑讯逼供的实证调查，但那个傻孩子他做了一个问卷调查，第一个问题就说你打过人没有（笑声）？所以说这就没法调查了。事实上，我个人的一个观感是，我相信咱们很多检察官是不会打人的，但它（刑讯逼供）肯定是存在的。它越来越少但它肯定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用“缓解”也是比较妥当的一个措辞。实际上在基层的话，刑讯逼供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多的一个现象——当然比以前少了。那么另外一个具体问题就是讨论比较的关于秘捕的问题，秘捕的问题其实说实话，肯定是一个进步。因为它把“有碍侦查”这个条文给删去了，只限定在危害国家安全跟恐怖犯罪。那么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界定：界定什么是国家安全，什么叫做恐怖犯罪。特别是这个恐怖犯罪，现在这个界定在全世界都是有争议的。我们又没有宪法委员会，也没有宪法法院，（犯罪界定）很容易就扩大了。什么叫恐怖犯罪就很有问题。再加上现在很多技术侦查手段又怕乱用，所以说，当各种改革形成组合拳的话，那么对犯罪嫌疑人、对被告人是相当不利的。又比如说技术侦查，我们以前叫做“人在做，天在看”。现在的话，技术侦查有可能成了“人在做，党在看”。这就很危险，大家都觉得很危险。

另外有一个问题等一下希望孙老师能够回应。孙老师是我们西政，目前在任的博导中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唯一获得者——龙校长（前校长龙宗智教授）是兼任的嘛。他的优秀博士论文叫做《沉默权制度研究》——大家应该去看一看，写的很好——其中他谈到不得自证其罪与如实供述之间关系的问题。我原本以为，孙老师在讲座中会直接说，这肯定是矛盾的，而且要把后面的如实供述义务去掉。但他没讲，我就不知道孙老师具体的观点在哪。刚才于天敏检察长说这两个不矛盾，我觉得很奇怪。如实供述是义务。什么叫义务？违反义务就有否定性后果，你不老实说就有否定性后果，那跟不自证其罪怎么会不矛盾呢？这也是对我逻辑上的一个挑战啊，我现在百思不得其解（笑声）。关于证人不出庭的问题，今天早上在研讨会上，我提出一个概念，四个字，叫“善意释法”，善意地解释法律。实际上证人出庭的问题，本来司法解释早就有规定了，证人应该出庭，如下四种情况可以不出庭，比如说因生病的、体弱的不能过来。前三种规定的都是很特殊的情形，比如说马上要去世的之类的，第四种规定了“其他不能出庭的情况”。那么，我们正常的善意解释应该是，第四种情形也应是很特殊的情况。但是，我们现在全部情况都是“其他情况”。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当向法官申请证人出庭时，他都说不同意。事实上证明，这一点，潘教授的观点可以佐证我的，我们证人出庭率是很低的。这个数据，刚才我看到李老师有本书上列的数据上是低于2%。当然也不能批评卢法官什么，他站在部门利益上，但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的。（笑声、掌声）这个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失礼了。

我愿意不胜其烦的再重申我几个观点，只用几句话。第一，为什么我们刑诉的改革会遇到一个制度困境？我曾经在这个地方也做过讲座，我认为，我们的宪法设定已经阻碍了我们刑诉的职权配置，这不是我们刑诉能够解决的，要修改宪法。比如说最典型的公检法三机关的定位，我们的司法独立问题，这个是毋庸置疑的。第二，也是我们大家关心较多的，我们虽然有比较好的法律，比较多的司法解释，很多司法解释还是很优秀的，但是我们的执行机制不利，缺乏一个比较强有力的执行机制。这导致徒法不足以行，只有法律是不能够执行的。第三，我们现在的法典化技艺比较低下，缺乏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像欧陆法一样的刑事诉讼法典。部门立法现象非常严重，比如两高可以出台司法解释，公安部也可以出台部门规章，这里面就有一个部门利益的问题。所以我们于检察长跟卢院长不停地提到哪个机关今年得利多，得利少，实际上这是一个部门利益问题。我们的立法技艺还是要调整。第四，我们司法审查的力度衰微。对侦查行为，尤其是强制侦查行为没有强有力的控制。特别是对现在的技侦。第五，我们的刑辩律师风险还存在，控辩地位还明显不平等。只要还追究律师的伪证罪，就不要希望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他不敢调查取证的。一调查取证，本来是当事人有事，现在连律师也有事了。最近我就碰到一个案件，当事人出来了，律师进去了，这个当事人还是我委托的。第六个，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目前还没有严格确立，导致（被告人）法律状态不稳。

我有四个建议。第一，我们刑诉法应该法典化，我看到别的国家的刑诉法典都这么厚一本，就我们刑诉法几百条，虽然增加了1.1万字，但是很单薄。很多（条文）还得通过司法解释（细化）。第二，我们应该在宪法中或者刑诉法中设立权利宪章，这一点我是反对孙老师刚才提的。孙老师说有“保障人权”就行了，后面这些权利就不要写了。我的观点刚好相反，“保障人权”写在第一条，其它各种权利就要罗列。刑事诉讼法中最应当奉行的帝王条款是，当法律条款跟权利条款相冲突的时候，法官可以直接排除适用，那个条款就是恶法。我主张确立一个权利宪章，像《欧洲人权公约》一样。第三个我主张程序执行强化机制。第四个，也是我的核心观点。刚才大家在讨论要不要全案移送，我是主张不全案移送的。为什么？因为我主张设立陪审制（笑声）。

刚才孙老师用了一段很美的英文来表达他对刑诉法的期待，我也打算用一句法文，来表达我们学者对刑诉法的期待，这句法文是：Vouloir, c’est pouvoir。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志者事竟成。咱们希望通过今天这个交流达成一些共识，争取以后能够影响立法。谢谢大家！（掌声）

主持人潘金贵教授：我注意到在三位教授里面，对我们主讲人孙教授提反对性意见最多的就是我们施教授了（笑声）。作为一名律师，我个人认为有义务为我们孙教授做一个简单的辩护，我认为我们施鹏鹏教授的有一个观点我是高度不赞成的。他认为孙教授在讲的过程中、主讲的内容上观点不明确，我个人认为，你看我们的标题，以及我们讲的内容，根本得不出这个结论，因为我们孙教授给我们讲了八个亮点、八个争点、八个疑点，二十四个观点了，怎么还不明确？关于这个辩护权是当事人自己来行使的，下面有请我们孙校长就相关的质疑做一个简短的回应。有请！（掌声）

主讲人孙长永教授：首先，非常感谢几位点评人对我的这个讲座提出的很多补充、建议和批评性的意见。大家通过他们的点评可以发现刑事诉讼法立法过程中不同的立场，有的比较激进一点，有的比较保守一点，有的比较折中一点。修法当中几种比较基本的立场今天晚上几乎都有所体现。时间关系，我仅对下面几个问题做一点简单的回应。第一个问题，大家最关心的，包括我们主持人滥用了职权想听一听的答案，就是刑讯逼供的问题最终结果会怎样。现在我们只是学术上的一种分析，最终结果怎样要看法律实施的情况。我个人的判断，不是潘教授所说的“根本不解决问题”，也不是于检所说的“能够杜绝”，我说的是“有望缓解”。我认为我这个意见是比较客观一点的。杜绝是不可能的，就按现在这个制度，它是不可能完全杜绝的。要完全杜绝刑讯逼供，必须完全将侦查措施全部纳入司法审查才有可能。只要有一种侦查措施不能进入法庭审理程序、没有一个外在的强有力的机关，完全寄希望于同时享有控诉权的检察机关的监督来解决，以有限地排除非法证据来解决，是不可能解决得了的。但是潘金贵教授说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不太赞成。实践证明，虽然两个证据规定实施以后，没有一例公开的报道说最终排除了非法证据（这个说法是不是准确，我暂时保留意见，是有排除的实例的）。但是我们的司法机关、公安机关对非法证据、违法取证的问题比以往更加重视。刑讯逼供的问题、状况，我个人觉得，正在逐步好转。就是说，法律本身已经起到了预防性的作用，所以，在一定意义上，不能够说完全不解决问题。我觉得，不能低估了我们法律的效力，不能低估这一条。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卢院长刚才提到了证人出庭的问题，说我们的法官很愿意证人出庭。其实这个问题，就像刚才施鹏鹏教授说的，我是没表态的。实践当中，我们的检察官、我们的警察、公安机关、侦查机关、我们的法院都存在这种情况，都不希望证人出庭，但是真正希望证人出庭的也有。很多案件，是律师强烈要求证人出庭。我相信卢君教授讲的是实话，证人如果出庭了，对法官精准裁判有好处，他们也希望证人出庭。但原来刑诉法没有给法院强制出庭的权力，对不对？像现在，假如说，我一个朋友，受到我们于检的指控，说构成什么罪，于检说这个问题孙教授了解情况，请他出庭作证，法院通知我去，我能不能不去啊？不去，卢君院长就要来拘留我了，按现行法律规定，那我只能说朋友，对不起了，我得实话实说了。因为如果对得起你，卢院长就要把我抓进去了，我只能实话实说。有了强制取证权，法院才能够保证一些关键证人出庭，我相信这个权力，是法院的系统、法院的审判人员所希望争取的。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至少从立法的角度上，法院系统、立法系统是希望关键证人出庭的。至于个案中，某一个个人的经历当中，没有遇到证人出庭，或者好像遇到的都不出庭，不能说明所有问题。我觉得从善意释法的角度，我们还是希望将来有更多的证人通过法院的工作、通过控辩双方的工作自愿到庭，尽量少用拘留、拘传，包括训诫这种做法。

第三个问题，高一飞教授刚才——他不是对我的批评而是在阐述他个人观点的时候——有一点说的不准确。因为我们在座的大部分是同学，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有一点误导，就是认为我们刑诉法修改，吸收了国际上的人权原则，就是原话照录。我坦率地说，没有一句原话照录。比如说他举了个例子，“不能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大家可以去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第4项，你们可以去查，原话是“任何人在受到刑事指控的时候，应当享有以下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其中有一条，“不得被强迫承认犯罪或者供认罪行，作不利自己的证言或者承认犯罪”，原话是这样的。“不得被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是指在司法程序中可以强迫他作证的时候，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在法院程序当中，“不得强迫供认罪行”是指在警察面前，因为在法治国家，警察是不能强迫知情人作证的，只能强迫他承认犯罪。在警察面前说话不叫“作证”，我们现在的规定是“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包含了公安侦查阶段、检察院起诉阶段和法院审判阶段。但是“不得强迫证实自己有罪”跟“不得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和承认犯罪”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刚才施鹏鹏教授问到，我这个主张搞沉默权的学者，到底对这个矛盾持什么样的立场。我个人当然希望取消“如实回答”这个规定，但现在没有取消，没有取消怎么办？我不太赞成刚才天敏教授那个意见，可能我们今天在座的几个学界的教授包括卢院长，都不太赞成你这个意见。但是我们如果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也不至于导致强迫自证其罪的情况出现。为什么？因为刑诉法已经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执行。犯罪嫌疑人就是不说，你也拿他没有办法，对不对？问题是，我们的警察很有智慧，没有哪一个中国人到了警察局里面能够坚持不讲、不回答问题的。我们知道（坚持不讲）的只有一例，就是张春桥（笑声）。日常中，一般的、你我这些级别的或者比我们级别还低点的，甚至比我们级别稍微高一点的，进去后没有不招的，不管你是怎么招的。所以如果严格按照法律执行，我相信于检这个观点还是能够成立。问题是从逻辑上、从字义的解释上、文理解释上来说，肯定是存在矛盾的。

另外一个问题，施鹏鹏教授批评我说好像刑诉法很“圆满”。我刚才专门打开电脑看了下我的稿子，也可能是我表述有误，我是说“刑诉法的修改任务圆满完成”（笑声）。不是这个修正案本身是圆满的，可能是我表述有问题。因为刑诉法修改03年就列入了立法规划，大家想一想10年才完成啊，很不容易吧？非常不容易。当然，他的很多观点我是赞成的。但是为什么我说今天晚上的讲座反映了各种不同的意见？我认为他的意见，在我们学界中，属于一种相对激进一点的观点，虽然他自己不承认（笑声）。因为他提到的很多关于修法的意见，学界不是没有认识，不是没有研究，为什么大家没有那样提？因为我们还是要务实地推进刑事诉讼法的进步。

还有一个问题是高一飞教授在点评时提到的一点，就是在任何国家律师不能调查收集证据。好像卢君教授在前面发言中也提到辩护方在侦查阶段，按现在的修正案的规定是不能够调查取证的，只能了解案件情况。我个人想对这个问题做一点回应，我觉得高教授这个看法是不能够成立的。你只要看一看对抗制国家的基本程序，就知道，律师在侦查阶段不调查取证什么时候调查取证啊？证据哪里来？对抗式诉讼中可没有起诉这个阶段，只有pretrial（即investigation）和trial这两个阶段。所有的辩护证据，一定是律师在侦查阶段收集的。而且有的大陆法国家改革过以后，比如意大利，是非常明确地规定，律师不仅是有权调查取证，而且有权要求检察机关暂停现场勘查，让律师到场后跟检察官指挥的警察，一并取证。如果是客观的物证的话，这个调查结果还要收入辩护卷宗，最后进入审判卷宗当中。如果侦查阶段律师没有调查取证，就没有对抗制审判。不能因为说我们国家原来法律当中没有，就说其他国家都没有，这个我觉得是不符合事实的。即使是在大陆法国家，采用职权主义诉讼的国家，像德国——大家可以去看托马斯·魏根特的著作《德国刑事诉讼法》，这是中国政法大学岳礼玲教授和温小洁两个人翻译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里面都有。只是德国的律师在侦查阶段基本上不行使这个权利，但他有这个权利，不是没有的。至于我们现在的修正案，我刚才在主讲发言的时候讲了，我倾向于解释为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已经有了调查取证权。我个人的认识没有改变。虽然第36条里面规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怎么怎么样，没有包含调查取证权，但我想这是立法技术问题。因为如果第36条里面专门写了侦查阶段可以调查取证，那么后面这一条调查取证不是和前面重复了嘛？侦查阶段这个权利是专门规定的侦查阶段特殊的权利，然而后面规定的调查取证权适用于侦查、起诉、审判阶段。这样解释才能跟刑诉法关于辩护人为犯罪嫌疑人收集的有关不在犯罪现场、可能患有精神病不负刑事责任、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要通知公安机关、检察院，这个规定前后衔接，才能协调。否则无法衔接。我想回应的问题就是这些了，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掌声）

主持人潘金贵教授：通过我们主讲教授和我们嘉宾的点评，我们大家应该能够看到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还有很多的争议，可能还有很多值得完善的地方，这是老师或者说教授们的观点。下面我们进入自由发问的时间，由于时间关系，允许两位同学针对讲座的内容向我们孙教授提问，由我们孙教授做回应。

学生问：首先非常感谢孙老师今天晚上给我们做了一场观点非常鲜明、让人耳目一新的讲座，我想借着这个难得的机会向孙老师提两个问题。第一个我想请教关于之前大家争论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和“如实供述”义务并存的问题。我冒昧地做一个自己的归纳——刚才于检的意思好像是说，嫌疑人、被告人你有权不说，但如果你说话的话便要如实地说。这引发了我思考一个问题：您认为，被告人是否有撒谎的权利？或者从反面来说，如果被告人交代了，但是撒谎的，要他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是否违反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呢？

第二个问题，关于学界争议非常大的指定监视居住的问题。大家的普遍意见都认为这个立法是一个倒退。我想举一个域外立法例来说明一个情况，就是英国在2005年《反恐怖主义法》中规定了一个“control order”（控制令）的一个制度。根据规定，对一些涉及恐怖犯罪的嫌疑人长达14个小时的禁足令和宵禁令也被认为不违反《欧洲人权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原因是英国政府为了通过05年《反恐怖法》，专门对《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专门作了克减声明。但是作克减声明后同时也承担了一个国际义务，就是必须向国际社会公布在这项制度实施具体情况。那么您认为如果我们最终在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时候，人大也作一个类似的克减声明，能否补足指定监视居住制度的正当性呢？谢谢！

主讲人孙长永教授：对第一个问题，如果嫌疑人要回答就应当如实回答，按照我们现行法的规定，可以作这样的解释，但是谁来判断嫌疑人如实没如实，侦查人员能当场说你没如实吗？这个是我们现行法规定的最大的一个漏洞，也是我们对这种理解不太接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至于你说嫌疑人到底有没有撒谎的权利，我个人的说法，用中文来表达可能有点问题，我的理解是他可以有这种freedom，但他没有right to lie，因为如果是一种权利，它是要兑现的，如果是一种freedom，它是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但是不可以要求兑现，这个在英文里面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中文里面这个权利好像什么都叫权利，不是这样子的，我个人不太认同，嫌疑人说我有撒谎的权利，这个权利被侵犯了我还要去救济，这肯定有问题，但是我就撒谎了，撒谎在现行法上是没办法处理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刚才提到指定监视居住的问题，你说英国《反恐怖法》里面有宵禁令、控制令这种规定。这个规定，第一，跟我们的审批程序完全不同；第二，还接受司法审查；第三，时间有严格的限制，我们国家一条都不符合。如果按照我们现行的规定，在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时候申请保留，是不会得到同意的，这是我基本的看法。

下面这位是我们中国政法大学的博士、中国社科院的博士后，我们去年引进的杰出的青年才俊——项燕。（掌声）

刑诉教研室项燕老师：谢谢孙老师，实在担当不起。我来西政的部分原因，就是追随孙老师而来的（笑声）。那么当众拍完马屁以后吧，想请教孙老师一个问题。我针对辩护律师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问一个问题，我相信孙老师把我们的立法解释为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依然享有调查取证权。从保障我们辩护人的角度，这是很善意的解释。但是我刚才注意看了第41条的规定，辩护律师要申请调查取证的话只能向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申请调取，也就是说这个案子就交给了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那么我们从实践操作的层面上讲，我们的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会不会去做这个事情？让他们去调查，他们就会去收集这个案件的证据？

主讲人孙长永教授：很专业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两者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律师可以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的那些国家申请保全证据确实可以在侦查阶段就进行，但是申请保全证据没有一个国家是向侦查机关申请的，都是向司法机关，大陆法国家是向一审法官，英美法国家是向治安法官或者预审法官，就是可以强制证人的那种司法官，律师可以向他申请，而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律师可以经证人本人同意调查取证，也可以申请检察院、法院收集、调取证据。这一条不能逆过来推说侦查阶段律师没有调查取证权，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侦查阶段律师就可以调查取证。如果遇到阻力，在侦查阶段没有办法申请证据保全，到了起诉阶段他就可以向检察院申请了，到了审判阶段就可以向法院申请了。这并不意味着反过来说侦查阶段他不能申请证据保全就不能做调查取证——不能这样逆过来推。所以我的理解是，侦查阶段律师是有权利调查取证的，只是要经过证人同意，证人如果不同意，律师没办法。只有到起诉阶段再申请检察院来收集、审判阶段再申请法院来收集或者通知这个证人出庭。，这是我基本的看法。谢谢！（掌声）主持人潘金贵教授：在结束之前我插播一条广告，在我们孙长永教授就刑诉法修改做一个整体性的讲授之后，我们西南政法大学的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和刑事诉讼法教研室将分别组织我们教研室的教授以及我们实务部门的优秀专家就刑事诉讼法修改中涉及到的相关问题进行专题性的讲座，以刑诉沙龙的方式来举行，大概会每半个月一次。希望对刑事诉讼法感兴趣的同学或正在学习这方面的同学关注讲座的消息。

今天晚上我们孙教授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讲座，各位嘉宾也做了非常精彩的点评，感谢我们的主讲老师孙长永教授、感谢各位嘉宾、感谢各位同学！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各位晚安！（掌声）

录音整理：唐咏、李露

校对：叶宁 , NT-SIZE: 10.5pt;mso-spacerun: 'yes'">第二个方面我回应孙老师提到的四个方面的具体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简易程序会不会导致辩诉交易。在我看来它一定会导致辩诉交易。为什么，因为对于有一个被告人来讲，如果说你没有给我一定的好处，我为什么适用简易程序呢？所以过去有些地方搞改革试点，一个上午判了八个案件，20分钟一个。有的甚至都是由律师将判决书写好的。被告人估计是不要坐牢的，判缓刑或者是判罚金。如果判的刑罚（和普通程序）是一样的，我凭什么不按普通程序来审理？适用简易程序要经过我的同意，这也是一个程序选择权。被告人同意是一个前提，所以说如果你没有给他好处，他就会不同意。这必然会形成事前法官与被告人之间的一种交易，所以这是一个潜规则。如何让这个潜规则更加规范化，这是我们将来在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的过程中间，都需要去探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第二个就是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现在规定了三个条件，特别是最后一个条件，要求法官认为有必要出庭。我同意孙老师的观点，具体的看法是，我认为只要是一方有异议，希望证人出庭的，那么证人就应当出庭。当然证人有特殊例外的情况，那是另一回事。比如说已经死了、到国外去了等等。

第三关于技术侦查应当入法的问题，我们知道，技侦查技术入法在刑诉法草案刚刚出台以后，遭到很多人反对，认为这是一种倒退。甚至于有的人提出，在网上发动要暂缓表决刑事诉讼法的提议。如果这一次真的是暂缓表决了，那我觉得真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因为总的来说，新的刑诉法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过去就有技术侦查，但是它没有法律规范，现在有规范了，我们应该探索的就是如何在将来的司法解释中间，让它具体条款更加严格。比如说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这到底是什么审批程序？让我们这些专家学者去争取，到时候（司法解释中）至少是要让检察机关或上一级检察机关进行审批。

第四，司法审查问题。我觉得将来要靠修改法院组织法来解决。中国这一次的修改刑诉法对整个中国的刑事司法体制没有做任何的触动。这个也不是我们这个刑诉法所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它牵扯到组织法的问题，也就是说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法院的程序裁判权。目前拘留可以由检察机关内部决定。长期的羁押也就是逮捕，也仅仅是在警检一体的情况下——也就是大控方这一前提下——由检察机关来批准。那么这个问题将来一定要解决。但是这是我们这次刑诉法不能完成的一个任务。

第三篇：刑事诉讼法时隔十五年大修2011年（xiexiebang推荐）

刑事诉讼法时隔15年大修 有望排除刑

讯逼供证据

2011年06月13日02:59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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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研究会副会长。

“排除刑讯逼供证据”有望入法

刑事诉讼法将迎15年来首次修改，专家建议修法应考虑与国际公约衔接，去掉“如实供述”表述

公约是对全世界适用的，都是最低限度的、起码的要求，如果这都做不到，我们何谈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呢？

我们反对刑讯逼供不是因为一打就是冤假错案，而是因为这是一种野蛮的、不人道的、违反人权要求的侦查破案的方式。

——王敏远

刑事诉讼法1996年首次大修，明确将“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写进法律。但在过去的15年中，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躲猫猫事件、开水死事件等背后的刑讯逼供、有罪推定和监管漏洞，暴露出刑事诉讼法中急需完善的地方。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刑诉法修改列入今年的立法计划，法工委也已正式启动该法修改的调研。

■ 专家建议

“如实供述”修改方向 上策

你有权保持沉默

“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不保持沉默，那么你所说的一切都能够用来在法庭上作为控告你的证据。”

著名的“米兰达警告”，也称“米兰达告诫”，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讯问时，有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的权利。

中策

不强迫自证其罪

“凡受刑事指控者，不得被强迫做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者被强迫承认犯罪。”

这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我国已签署，但尚未批准加入。

在美国、法国等许多国家的法典中，是一条比较普遍的条款。下策

废除“如实供述”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口号，作为审案政策已实行了几十年。这一审讯原则在“有罪假定”的前提下，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以求宽大处理。这个政策重口供而轻证据，很容易引来刑讯逼供，近年在海淀区检察院等地已经取消。

新京报：1996年，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但很快学界就呼吁再次大修，这比较罕见，是不是说当时的修改并不成功？

王敏远：修改的积极意义还是应当肯定的，例如确立了未经法院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这都是巨大的进步。但当时确实留下了不少问题和争议、要求修改的呼声也会很自然地产生，这是正常的。还有后来在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现在就是希望修法能够把这些问题逐步解决。

修法应考虑与国际公约衔接

新京报：1996年修改刑诉法时，中国已经批准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公约里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没有体现出来。王敏远：当时还没有公约意识。研究讨论过程中很少提到国际公约。即使有人提出，也没有任何反应，反对的没有，赞成的也没有，就像没听见一样。

新京报：刑诉法和国际公约的要求有多大差距？

王敏远：肯定有差距，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比如羁押的司法审查等，但差距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新京报：以公约为底线是否已经达成了共识？

王敏远：我没有听到官方的明确的说法，学界倒是一直在呼吁。其实这不是什么高标准的要求，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公约是对全世界适用的，都是最低限度的、起码的要求，如果这都做不到，我们何谈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呢？

“如实供述”有望去掉

新京报：哪些公约的规则可能会纳入刑诉法修改？

王敏远：据我所知，这次修改中对公约的很多内容是予以考虑的，比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这次就很可能要写进去，解决我国刑诉法的“如实供述”与公约不一致的问题。我认为选择有上、中、下三策，上策就是按照跟米兰达规则相似的沉默权，中策是依照国际公约的要求，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下策是简单地将“如实供述”去掉。

新京报：我们会选择中策？

王敏远：有中策已经很不错了，已经是很重要的进步了。当然，这也有现实基础。前些时间我去参观一些公安机关的审讯室，有的已经不再强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了，说明有的侦查机关的破案，审讯的作用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把撬开嘴巴作为侦查的主要方式了。

新京报：非法证据排除的规范上，我们已经做到哪一步了？

王敏远：去年“两院三部”颁布的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比较彻底了，与禁止酷刑公约一致，禁止酷刑公约也只是要求排除非法言词证据，没有要求排除非法实物证据。从法治发达国家的相关规定来看，对非法实物证据往往也是酌定排除的，不是绝对排除。当社会具备相应的条件时，通过修改法律，规定非法证据排除方式促进侦查机关改变破案方式。

并非因冤案才反对刑讯逼供

新京报：改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句话，我们走了这么多年？ 王敏远：强迫自证其罪，即使按照1979年的刑诉法也是不应该允许的。刑讯逼供本来就是我们禁止的。新京报：为何刑讯逼供还是屡禁不止？

王敏远：因为刑诉法中缺乏法律后果的规定，如果法律只是规定了不允许刑讯逼供，但是刑讯逼供得来的证据竟然可以用作定罪的根据，怎么遏制刑讯逼供？

作为一种现象，刑讯逼供的原因很复杂。这和超期羁押的原因有共通的地方。比如利用审讯破案、靠口供找线索，这种侦查模式没有改变，是导致刑讯逼供的重要原因。

新京报：也有人说，刑讯逼供的确破了不少案子。

王敏远：冤假错案背后往往有刑讯逼供，但并不是刑讯逼供一定会造成冤假错案。如果认为刑讯逼供一定导致冤假错案，那就是把侦查人员看成不是傻子就是坏人，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反对刑讯逼供不是因为一打就是冤假错案，而是因为这是一种野蛮的、不人道的、违反人权要求的侦查破案的方式。

审讯时律师在场可减少刑讯

新京报：躲猫猫事件暴露出看守所失去监督的问题，解决看守所监督和审讯时律师在场这两个问题遇到的阻力都挺大？

王敏远：刑讯逼供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彻底解决。重要的是要促进这个过程，而不要停滞，更不应阻碍这个过程。如制定审讯时律师在场的规则，虽然连律师一起打的情况也会发生，但毕竟大多数情况下不好下手吧。

新京报：什么是阻碍这个过程？

王敏远：有一种观念认为，侦查犯罪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职能部门没有个人的私利，是为了社会治安，为了发现、揭露、惩罚犯罪，所以强调程序公正，禁止刑讯逼供就给我捆住手脚，就难以办案了。这是错误的观念。

新京报：在刑诉法修改中应该如何操作？

王敏远：刑讯逼供原因很复杂，但法律上的对策没那么复杂，规定相应的预防措施，如全程录音录像，审讯时律师在场等，再规定适当的法律后果就够了。

证人作证不公开是秘密审判

新京报：刑事诉讼中一直存在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证人出庭很少。王敏远：证人出庭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有争议就得出庭。此外，特别的证人要出庭，特殊案件证人要出庭。比如死刑案件，关键证人的证言决定人的生死，人命关天，就算没有争议，也必须要出庭。办案警察和鉴定人要出庭，因为警察办案过程的情况对发现真相有很大影响，比如怎么搜查的、怎么审讯的。新京报：有的案件在审判中，证人拒绝回答问题。

王敏远：这时法官要裁定，这个问题必须回答，如果作伪证还要追究责任。没有有效质证，这种出庭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证人出庭作证的数量并不重要，质量最重要，简单地提高证人出庭率是做表面文章。

新京报：如果有的证人坚持不出庭怎么办？

王敏远：要设置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如该证人的证词就不能采信。新京报：那侦查机关恐怕会反对。

王敏远：证人作证不公开，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秘密审判。秘密审判不一定都是冤假错案，但是司法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公正的实现，而且是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新京报：此次刑诉法修改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王敏远：和刑法修改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刑诉法是程序法，是操作之法，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很多协调，涉及公、检、法、司等方方面面的职能，是个艰难的过程，是个大家达成共识的过程，这使得刑诉法修改的难度很大。期待各方通力合作，使得这次修法得以顺利推进。

■ 链接

刑法和刑诉法区别

刑法是实体法，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也就是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和应负刑事责任，并给犯罪人以何种刑罚处罚的法律。

而刑事诉讼法是规定追诉犯罪过程中的相关规则与步骤,规定的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公、检、法、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如何进行诉讼的规范。

■近年刑讯逼供案例 佘祥林案

1994年，佘妻张在玉因患精神病走失，张的家人怀疑张在玉被丈夫杀害。佘祥林因涉嫌杀人被批捕，1998年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2005年，佘妻张在玉突然出现。法院重新开庭，宣判佘祥林无罪。2005年9月，佘祥林领取70余万元国家赔偿和补助。

赵作海案 2010年5月，因“杀害”同村人在监狱已服刑多年的河南商丘村民赵作海，因“被害人”赵振裳的突然回家，被宣告无罪释放。河南省高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省法院复核裁定和商丘中院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随后，赵作海领到国家赔偿金和补助65万元。（本报记者 杨华云）

第四篇：刑事诉讼法大修 有望排除刑讯逼供证据

6月10日，中央政法委全体会议透露的消息，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将进行修改完善。而记者获悉，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启动了包括上述两部诉讼法在内的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工作。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是中国最重要的三部诉讼法，已经连续两次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为何要修改三大诉讼法，修改对推动民主法治进程有何影响？今日开始，本报推出系列访谈，关注三大诉讼法修改的焦点、难点和热点。

●诉讼法是规定诉讼程序的法律，我国有三大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

□刑事诉讼实行国家干预原则，提起诉讼主要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检察院与自诉人对被告人有罪负举证责任，只要控方无法证明被告人有罪，那么被告人即是无罪。

□民事诉讼实行不告不理原则，提起诉讼的主体必然是民事权利受到侵犯，或者是发生争议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一般按“谁主张，谁举证”分配举证责任。

□行政诉讼为解决国家行政管理权行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起诉讼的主体是行政管理的相对人，也就是被管理者。由被告行政机关就是否依法行政负主要举证责任。

刑事诉讼法

时隔15年后再次大修

今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胜在刑事诉讼法调研中表示，刑事诉讼法修改已列入今年立法工作计划。

全国人大1979年制定刑事诉讼法后，1996年对该法进行了首次大修，近年来，学术界和实务界要求再次呼吁大修，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躲猫猫事件背后暴露出来的刑讯逼供、屈打成招问题也指向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不足。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王敏远表示，此次修法有望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式获取的证据不能成为法院定罪的证据，此外，他建议此次修法要考虑与国际条约的衔接，比如中国已经签署但尚未批准加入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

民事诉讼法

法工委已形成修改方案

早在去年10月，法工委就已经召开了民事诉讼法修改调研座谈会。今年3月底法工委就民诉法修改调研时，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表示，民诉法修改已列入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经过多次调研和专家座谈，法工委已经初步形成了修改方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汤维建表示，此次修法的核心应为强化对当事人的诉权保障，比如当事人起诉难、收集证据难、申诉难等问题。

行政诉讼法

出台红头文件缺乏监督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马怀德表示，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由于案件受理范围规定为具体行政行为，而各类规范性文件，比如通知、意见、红头文件、会议纪要等出台时缺乏监督，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现象比较普遍。

此外，行政诉讼管辖法院级别低使得法院往往难以抵御外来力量的干预，比如行政诉讼不允许调节，而事实上却存在大量的“协调”现象，另外，这类案件还存在立案难问题。这是此次修法需解决的问题。

“排除刑讯逼供证据”有望入法

刑事诉讼法1996年首次大修，明确将“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写进法律。但在过去的15年中，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躲猫猫事件、开水死事件等背后的刑讯逼供、有罪推定和监管漏洞，暴露出刑事诉讼法中急需完善的地方。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刑诉法修改列入今年的立法计划，法工委也已正式启动该法修改的调研。

■ 专家建议

“如实供述”修改方向

上策

你有权保持沉默

“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不保持沉默，那么你所说的一切都能够用来在法庭上作为控告你的证据。”

著名的“米兰达警告”，也称“米兰达告诫”，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讯问时，有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的权利。

中策

不强迫自证其罪

“凡受刑事指控者，不得被强迫做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者被强迫承认犯罪。”

这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我国已签署，但尚未批准加入。

在美国、法国等许多国家的法典中，是一条比较普遍的条款。

下策

废除“如实供述”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口号，作为审案政策已实行了几十年。这一审讯原则在“有罪假定”的前提下，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以求宽大处理。

这个政策重口供而轻证据，很容易引来刑讯逼供，近年在海淀区检察院等地已经取消。

新京报：1996年，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但很快学界就呼吁再次大修，这比较罕见，是不是说当时的修改并不成功？

王敏远：修改的积极意义还是应当肯定的，例如确立了未经法院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这都是巨大的进步。但当时确实留下了不少问题和争议、要求修改的呼声也会很自然地产生，这是正常的。还有后来在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现在就是希望修法能够把这些问题逐步解决。

修法应考虑与国际公约衔接

新京报：1996年修改刑诉法时，中国已经批准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公约里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没有体现出来。

王敏远：当时还没有公约意识。研究讨论过程中很少提到国际公约。即使有人提出，也没有任何反应，反对的没有，赞成的也没有，就像没听见一样。

新京报：刑诉法和国际公约的要求有多大差距？

王敏远：肯定有差距，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比如羁押的司法审查等，但差距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新京报：以公约为底线是否已经达成了共识？

王敏远：我没有听到官方的明确的说法，学界倒是一直在呼吁。其实这不是什么高标准的要求，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公约是对全世界适用的，都是最低限度的、起码的要求，如果这都做不到，我们何谈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呢？

“如实供述”有望去掉

新京报：哪些公约的规则可能会纳入刑诉法修改？

王敏远：据我所知，这次修改中对公约的很多内容是予以考虑的，比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这次就很可能要写进去，解决我国刑诉法的“如实供述”与公约不一致的问题。我认为选择有上、中、下三策，上策就是按照跟米兰达规则相似的沉默权，中策是依照国际公约的要求，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下策是简单地将“如实供述”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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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我们会选择中策？

王敏远：有中策已经很不错了，已经是很重要的进步了。当然，这也有现实基础。前些时间我去参观一些公安机关的审讯室，有的已经不再强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了，说明有的侦查机关的破案，审讯的作用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把撬开嘴巴作为侦查的主要方式了。

新京报：非法证据排除的规范上，我们已经做到哪一步了？

王敏远：去年“两院三部”颁布的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比较彻底了，与禁止酷刑公约一致，禁止酷刑公约也只是要求排除非法言词证据，没有要求排除非法实物证据。从法治发达国家的相关规定来看，对非法实物证据往往也是酌定排除的，不是绝对排除。当社会具备相应的条件时，通过修改法律，规定非法证据排除方式促进侦查机关改变破案方式。

并非因冤案才反对刑讯逼供

新京报：改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句话，我们走了这么多年？

王敏远：强迫自证其罪，即使按照1979年的刑诉法也是不应该允许的。刑讯逼供本来就是我们禁止的。

新京报：为何刑讯逼供还是屡禁不止？

王敏远：因为刑诉法中缺乏法律后果的规定，如果法律只是规定了不允许刑讯逼供，但是刑讯逼供得来的证据竟然可以用作定罪的根据，怎么遏制刑讯逼供？

作为一种现象，刑讯逼供的原因很复杂。这和超期羁押的原因有共通的地方。比如利用审讯破案、靠口供找线索，这种侦查模式没有改变，是导致刑讯逼供的重要原因。

新京报：也有人说，刑讯逼供的确破了不少案子。

王敏远：冤假错案背后往往有刑讯逼供，但并不是刑讯逼供一定会造成冤假错案。如果认为刑讯逼供一定导致冤假错案，那就是把侦查人员看成不是傻子就是坏人，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反对刑讯逼供不是因为一打就是冤假错案，而是因为这是一种野蛮的、不人道的、违反人权要求的侦查破案的方式。

审讯时律师在场可减少刑讯

新京报：躲猫猫事件暴露出看守所失去监督的问题，解决看守所监督和审讯时律师在场这两个问题遇到的阻力都挺大？

王敏远：刑讯逼供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彻底解决。重要的是要促进这个过程，而不要停滞，更不应阻碍这个过程。如制定审讯时律师在场的规则，虽然连律师一起打的情况也会发生，但毕竟大多数情况下不好下手吧。

新京报：什么是阻碍这个过程？

王敏远：有一种观念认为，侦查犯罪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职能部门没有个人的私利，是为了社会治安，为了发现、揭露、惩罚犯罪，所以强调程序公正，禁止刑讯逼供就给我捆住手脚，就难以办案了。这是错误的观念。

新京报：在刑诉法修改中应该如何操作？

王敏远：刑讯逼供原因很复杂，但法律上的对策没那么复杂，规定相应的预防措施，如全程录音录像，审讯时律师在场等，再规定适当的法律后果就够了。

证人作证不公开是秘密审判

新京报：刑事诉讼中一直存在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证人出庭很少。

王敏远：证人出庭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有争议就得出庭。此外，特别的证人要出庭，特殊案件证人要出庭。比如死刑案件，关键证人的证言决定人的生死，人命关天，就算没有争议，也必须要出庭。办案警察和鉴定人要出庭，因为警察办案过程的情况对发现真相有很大影响，比如怎么搜查的、怎么审讯的。

新京报：有的案件在审判中，证人拒绝回答问题。

王敏远：这时法官要裁定，这个问题必须回答，如果作伪证还要追究责任。没有有效质证，这种出庭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证人出庭作证的数量并不重要，质量最重要，简单地提高证人出庭率是做表面文章。

新京报：如果有的证人坚持不出庭怎么办？

王敏远：要设置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如该证人的证词就不能采信。

新京报：那侦查机关恐怕会反对。

王敏远：证人作证不公开，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秘密审判。秘密审判不一定都是冤假错案，但是司法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公正的实现，而且是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新京报：此次刑诉法修改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王敏远：和刑法修改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刑诉法是程序法，是操作之法，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很多协调，涉及公、检、法、司等方方面面的职能，是个艰难的过程，是个大家达成共识的过程，这使得刑诉法修改的难度很大。期待各方通力合作，使得这次修法得以顺利推进。

■ 链接

刑法和刑诉法区别

刑法是实体法，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也就是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和应负刑事责任，并给犯罪人以何种刑罚处罚的法律。

而刑事诉讼法是规定追诉犯罪过程中的相关规则与步骤，规定的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公、检、法、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如何进行诉讼的规范。

■近年刑讯逼供案例

佘祥林案

赵作海案

2012年5月，因“杀害”同村人在监狱已服刑多年的河南商丘村民赵作海，因“被害人”赵振裳的突然回家，被宣告无罪释放。河南省高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省法院复核裁定和商丘中院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随后，赵作海领到国家赔偿金和补助65万元。

第五篇：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目 录

第一编 总 则

第一章 任务和基本原则

第二章 管 辖

第三章 回 避

第四章 辩护与代理

第五章 证 据

第六章 强制措施

第七章 附带民事诉讼

第八章 期间、送达

第九章 其他规定 第二编 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

第一章 立 案

第二章 侦 查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讯问犯罪嫌疑人

第三节 询问证人

第四节 勘验、检查

第五节 搜 查

第六节 查封、扣押物证、书证

第七节 鉴 定

第八节 技术侦查措施

第九节 通 缉

第十节 侦查终结

第十一节 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

第三章 提起公诉

第三编 审 判 第一章 审判组织

第二章 第一审程序

第一节 公诉案件

第二节 自诉案件

第三节 简易程序

第三章 第二审程序

第四章 死刑复核程序

第五章 审判监督程序

第四编 执 行

第五编 特别程序

第一章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第二章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第三章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第四章 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附 则

第一编 总 则

第一章 任务和基本原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第三条 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四条 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

第五条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六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第七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九条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第十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

第十二条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本法实行人民陪审员陪审的制度。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

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十六条 对于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适用本法的规定。

对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十七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相互请求刑事司法协助。

第二章 管 辖

第十八条 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

第十九条 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但是依照本法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除外。

第二十条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刑事案件：

（一）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案件；

（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

第二十一条 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是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性的重大刑事案件。

第二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是全国性的重大刑事案件。

第二十三条 上级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下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刑事案件，可以请求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审判。

第二十四条 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五条 几个同级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的案件，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审判。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审判。

第二十六条 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也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

第二十七条 专门人民法院案件的管辖另行规定。

第三章 回 避

第二十八条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二）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

（四）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

第二十九条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请客送礼，不得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第三十条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应当分别由院长、检察长、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院长的回避，由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检察长和公安机关负责人的回避，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决定。

对侦查人员的回避作出决定前，侦查人员不能停止对案件的侦查。

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申请复议一次。第三十一条 本章关于回避的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依照本章的规定要求回避、申请复议。

第四章 辩护与代理

第三十二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

（一）律师；

（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

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

第三十三条 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

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

第三十四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三十五条 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第三十六条 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

第三十七条 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

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辩护律师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通信，适用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规定。

第三十八条 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

第三十九条 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

第四十条 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第四十一条 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第四十二条 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

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辩护人是律师的，应当及时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

第四十三条 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可以拒绝辩护人继续为他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辩护。

第四十四条 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随时委托诉讼代理人。

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诉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第四十五条 委托诉讼代理人，参照本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六条 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但是，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

第四十七条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第五章 证 据

第四十八条 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

证据包括：

（一）物证；

（二）书证；

（三）证人证言；

（四）被害人陈述；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六）鉴定意见；

（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

（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四十九条 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

第五十条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第五十一条 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象。故意隐瞒事实真象的，应当追究责任。

第五十二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

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

凡是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无论属于何方，必须受法律追究。第五十三条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第五十四条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第五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六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第五十七条 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

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

第五十八条 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第五十九条 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

第六十条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

第六十一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

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第六十二条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

（一）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二）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

（三）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

（四）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

（五）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

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保护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

第六十三条 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

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第六章 强制措施 第六十四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第六十五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三）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四）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

取保候审由公安机关执行。

第六十六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

第六十七条 保证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与本案无牵连；

（二）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

（三）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

（四）有固定的住处和收入。第六十八条 保证人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监督被保证人遵守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

（二）发现被保证人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违反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及时向执行机关报告。

被保证人有违反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行为，保证人未履行保证义务的，对保证人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九条 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

（二）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告；

（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责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以下一项或者多项规定：

（一）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

（二）不得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

（三）不得从事特定的活动；

（四）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

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两款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证金，并且区别情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监视居住、予以逮捕。

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

第七十条 取保候审的决定机关应当综合考虑保证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需要，被取保候审人的社会危险性，案件的性质、情节，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被取保候审人的经济状况等情况，确定保证金的数额。

提供保证金的人应当将保证金存入执行机关指定银行的专门账户。

第七十一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未违反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取保候审结束的时候，凭解除取保候审的通知或者有关法律文书到银行领取退还的保证金。

第七十二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符合逮捕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住：

（一）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

（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三）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

（四）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

（五）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

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可以监视居住。

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

第七十三条 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适用本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七十四条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期。被判处管制的，监视居住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的，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第七十五条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

（二）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或者通信；

（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六）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身份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款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

第七十六条 执行机关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监视方法对其遵守监视居住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在侦查期间，可以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通信进行监控。

第七十七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不得中断对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理。对于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限届满的，应当及时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应当及时通知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人和有关单位。

第七十八条 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

第七十九条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

（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

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第八十条 公安机关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先行拘留：

（一）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

（二）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

（三）在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

（四）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

（五）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

（六）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

（七）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

第八十一条 公安机关在异地执行拘留、逮捕的时候，应当通知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应当予以配合。

第八十二条 对于有下列情形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

（一）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

（二）通缉在案的；

（三）越狱逃跑的；

（四）正在被追捕的。

第八十三条 公安机关拘留人的时候，必须出示拘留证。

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第八十四条 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拘留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

第八十五条 公安机关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写出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必要的时候，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

第八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

（一）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的；

（二）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

（三）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第八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由检察长决定。重大案件应当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第八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情况分别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对于批准逮捕的决定，公安机关应当立即执行，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不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说明理由，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同时通知公安机关。

第八十九条 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

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

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日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释放，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第九十条 公安机关对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认为有错误的时候，可以要求复议，但是必须将被拘留的人立即释放。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立即复核，作出是否变更的决定，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执行。

第九十一条 公安机关逮捕人的时候，必须出示逮捕证。

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

第九十二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各自决定逮捕的人，公安机关对于经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人，都必须在逮捕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逮捕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

第九十三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第九十四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如果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撤销或者变更。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的，应当通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

第九十五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决定；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

第九十六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第九十七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被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

第九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第七章 附带民事诉讼 第九十九条 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第一百条 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保全措施，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告人的财产。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第一百零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裁定。

第一百零二条 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

第八章 期间、送达

第一百零三条 期间以时、日、月计算。

期间开始的时和日不算在期间以内。

法定期间不包括路途上的时间。上诉状或者其他文件在期满前已经交邮的，不算过期。

期间的最后一日为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满日期，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在押期间，应当至期满之日为止，不得因节假日而延长。

第一百零四条 当事人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而耽误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五日以内，可以申请继续进行应当在期满以前完成的诉讼活动。

前款申请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

第一百零五条 送达传票、通知书和其他诉讼文件应当交给收件人本人；如果本人不在，可以交给他的成年家属或者所在单位的负责人员代收。

收件人本人或者代收人拒绝接收或者拒绝签名、盖章的时候，送达人可以邀请他的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把文件留在他的住处，在送达证上记明拒绝的事由、送达的日期，由送达人签名，即认为已经送达。

第九章 其他规定

第一百零六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意是：

（一）“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

（二）“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

（三）“法定代理人”是指被代理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

（四）“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

（五）“诉讼代理人”是指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委托代为参加诉讼的人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委托代为参加诉讼的人；

（六）“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第二编 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

第一章 立 案

第一百零七条 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

第一百零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

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对于报案、控告、举报，都应当接受。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移送主管机关处理，并且通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而又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先采取紧急措施，然后移送主管机关。

犯罪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自首的，适用第三款规定。

第一百零九条 报案、控告、举报可以用书面或者口头提出。接受口头报案、控告、举报的工作人员，应当写成笔录，经宣读无误后，由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签名或者盖章。

接受控告、举报的工作人员，应当向控告人、举报人说明诬告应负的法律责任。但是，只要不是捏造事实，伪造证据，即使控告、举报的事实有出入，甚至是错告的，也要和诬告严格加以区别。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保障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如果不愿公开自己的姓名和报案、控告、举报的行为，应当为他保守秘密。

第一百一十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

第一百一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第一百一十二条 对于自诉案件，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二章 侦 查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一百一十三条 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对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可以依法先行拘留，对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逮捕。

第一百一十四条 公安机关经过侦查，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案件，应当进行预审，对收集、调取的证据材料予以核实。

第一百一十五条 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

（一）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释放、解除或者变更的；

（二）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退还的；

（三）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

（四）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不解除的；

（五）贪污、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

受理申诉或者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处理。对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第二节 讯问犯罪嫌疑人

第一百一十六条 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由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负责进行。讯问的时候，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

第一百一十七条 对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但是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对在现场发现的犯罪嫌疑人，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讯问笔录中注明。

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

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

第一百一十八条 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

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

第一百一十九条 讯问聋、哑的犯罪嫌疑人，应当有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参加，并且将这种情况记明笔录。

第一百二十条 讯问笔录应当交犯罪嫌疑人核对，对于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他宣读。如果记载有遗漏或者差错，犯罪嫌疑人可以提出补充或者改正。犯罪嫌疑人承认笔录没有错误后，应当签名或者盖章。侦查人员也应当在笔录上签名。犯罪嫌疑人请求自行书写供述的，应当准许。必要的时候，侦查人员也可以要犯罪嫌疑人亲笔书写供词。

第一百二十一条 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

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

第三节 询问证人

第一百二十二条 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在现场进行，也可以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在现场询问证人，应当出示工作证件，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询问证人，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

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

第一百二十三条 询问证人，应当告知他应当如实地提供证据、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

第一百二十四条 本法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也适用于询问证人。第一百二十五条 询问被害人，适用本节各条规定。

第四节 勘验、检查

第一百二十六条 侦查人员对于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应当进行勘验或者检查。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侦查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勘验、检查。

第一百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保护犯罪现场，并且立即通知公安机关派员勘验。

第一百二十八条 侦查人员执行勘验、检查，必须持有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

第一百二十九条 对于死因不明的尸体，公安机关有权决定解剖，并且通知死者家属到场。

第一百三十条 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指纹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

犯罪嫌疑人如果拒绝检查，侦查人员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强制检查。

检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或者医师进行。

第一百三十一条 勘验、检查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由参加勘验、检查的人和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一百三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对公安机关的勘验、检查，认为需要复验、复查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复验、复查，并且可以派检察人员参加。

第一百三十三条 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进行侦查实验。

侦查实验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由参加实验的人签名或者盖章。

侦查实验，禁止一切足以造成危险、侮辱人格或者有伤风化的行为。

第五节 搜 查

第一百三十四条 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侦查人员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

第一百三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义务按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要求，交出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

第一百三十六条 进行搜查，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

在执行逮捕、拘留的时候，遇有紧急情况，不另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

第一百三十七条 在搜查的时候，应当有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在场。

搜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进行。第一百三十八条 搜查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由侦查人员和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如果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在逃或者拒绝签名、盖章，应当在笔录上注明。

第六节 查封、扣押物证、书证

第一百三十九条 在侦查活动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财物、文件，应当查封、扣押；与案件无关的财物、文件，不得查封、扣押。

对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要妥善保管或者封存，不得使用、调换或者损毁。

第一百四十条 对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应当会同在场见证人和被查封、扣押财物、文件持有人查点清楚，当场开列清单一式二份，由侦查人员、见证人和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一份交给持有人，另一份附卷备查。

第一百四十一条 侦查人员认为需要扣押犯罪嫌疑人的邮件、电报的时候，经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即可通知邮电机关将有关的邮件、电报检交扣押。

不需要继续扣押的时候，应即通知邮电机关。

第一百四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查询、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

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已被冻结的，不得重复冻结。

第一百四十三条 对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邮件、电报或者冻结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以内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予以退还。

第七节 鉴 定

第一百四十四条 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

第一百四十五条 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意见，并且签名。

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第一百四十六条 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第一百四十七条 对犯罪嫌疑人作精神病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

第八节 技术侦查措施

第一百四十八条 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

追捕被通缉或者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

第一百四十九条 批准决定应当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确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和适用对象。批准决定自签发之日起三个月以内有效。对于不需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应当及时解除；对于复杂、疑难案件，期限届满仍有必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经过批准，有效期可以延长，每次不得超过三个月。

第一百五十条 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措施种类、适用对象和期限执行。

侦查人员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保密；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与案件无关的材料，必须及时销毁。

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材料，只能用于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公安机关依法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并对有关情况予以保密。

第一百五十一条 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

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

第一百五十二条 依照本节规定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

第九节 通 缉

第一百五十三条 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在逃，公安机关可以发布通缉令，采取有效措施，追捕归案。

各级公安机关在自己管辖的地区以内，可以直接发布通缉令；超出自己管辖的地区，应当报请有权决定的上级机关发布。

第十节 侦查终结

第一百五十四条 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二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

第一百五十五条 因为特殊原因，在较长时间内不宜交付审判的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延期审理。

第一百五十六条 下列案件在本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的期限届满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延长二个月：

（一）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

（二）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

（三）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

（四）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

第一百五十七条 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延长期限届满，仍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二个月。

第一百五十八条 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起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

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应当对其身份进行调查，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但是不得停止对其犯罪行为的侦查取证。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确实无法查明其身份的，也可以按其自报的姓名起诉、审判。

第一百五十九条 在案件侦查终结前，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侦查机关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第一百六十条 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同时将案件移送情况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

第一百六十一条 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并且通知原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

第十一节 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

第一百六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适用本章规定。

第一百六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中符合本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情形，需要逮捕、拘留犯罪嫌疑人的，由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

第一百六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拘留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

第一百六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十四日以内作出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决定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三日。对不需要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对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第一百六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作出提起公诉、不起诉或者撤销案件的决定。

第三章 提起公诉 第一百六十七条 凡需要提起公诉的案件，一律由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第一百六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

（一）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

（二）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

（三）是否属于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

（四）有无附带民事诉讼；

（五）侦查活动是否合法。

第一百六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作出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案件，改变管辖的，从改变后的人民检察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审查起诉期限。

第一百七十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第一百七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可以要求其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

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补充侦查完毕移送人民检察院后，人民检察院重新计算审查起诉期限。

对于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第一百七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法院。

第一百七十三条 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应当同时对侦查中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解除查封、扣押、冻结。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有关主管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

第一百七十四条 不起诉的决定，应当公开宣布，并且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不起诉人和他的所在单位。如果被不起诉人在押，应当立即释放。

第一百七十五条 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的决定有错误的时候，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

第一百七十六条 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决定不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复查决定告知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人民法院。

第一百七十七条 对于人民检察院依照本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作出的不起诉决定，被不起诉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复查决定，通知被不起诉的人，同时抄送公安机关。

第三编 审 判

第一章 审判组织

第一百七十八条 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三人组成合议庭进行，但是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至七人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三人至七人组成合议庭进行。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同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

人民法院审判上诉和抗诉案件，由审判员三人至五人组成合议庭进行。

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应当是单数。

合议庭由院长或者庭长指定审判员一人担任审判长。院长或者庭长参加审判案件的时候，自己担任审判长。

第一百七十九条 合议庭进行评议的时候，如果意见分歧，应当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但是少数人的意见应当写入笔录。评议笔录由合议庭的组成人员签名。

第一百八十条 合议庭开庭审理并且评议后，应当作出判决。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

第二章 第一审程序

第一节 公诉案件

第一百八十一条 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

第一百八十二条 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后，应当确定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被告人及其辩护人。

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人民法院确定开庭日期后，应当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人民检察院，传唤当事人，通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传票和通知书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送达。公开审判的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开庭时间和地点。

上述活动情形应当写入笔录，由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签名。

第一百八十三条 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

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应当当庭宣布不公开审理的理由。

第一百八十四条 人民法院审判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

第一百八十五条 开庭的时候，审判长查明当事人是否到庭，宣布案由；宣布合议庭的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的名单；告知当事人有权对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申请回避；告知被告人享有辩护权利。

第一百八十六条 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后，被告人、被害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公诉人可以讯问被告人。

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

审判人员可以讯问被告人。

第一百八十七条 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

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一百八十八条 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被处罚人对拘留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第一百八十九条 证人作证，审判人员应当告知他要如实地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审判长认为发问的内容与案件无关的时候，应当制止。

审判人员可以询问证人、鉴定人。第一百九十条 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意见、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第一百九十一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

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查封、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

第一百九十二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

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

法庭对于上述申请，应当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

第二款规定的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适用鉴定人的有关规定。

第一百九十三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

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

审判长在宣布辩论终结后，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第一百九十四条 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如果诉讼参与人或者旁听人员违反法庭秩序，审判长应当警告制止。对不听制止的，可以强行带出法庭；情节严重的，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或者十五日以下的拘留。罚款、拘留必须经院长批准。被处罚人对罚款、拘留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对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或者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一百九十五条 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

（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第一百九十六条 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

当庭宣告判决的，应当在五日以内将判决书送达当事人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定期宣告判决的，应当在宣告后立即将判决书送达当事人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判决书应当同时送达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第一百九十七条 判决书应当由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署名，并且写明上诉的期限和上诉的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