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侵权”犯罪的预防

第一篇：论“侵权”犯罪的预防

“侵权”犯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它是一种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属广义的渎职行为。“侵权”犯罪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利，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具有较强的社会危害性。预防此类犯罪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加强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管力度，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一、法制教育方面法制教育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教育，二是对公民的法制教育。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教育，主要是进行依法治国理论教育和职务思想教育。党的十五大确定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是我们党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法治不同于法制，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含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法制所能概括的。历史上任何性质的国家都有适应其性质的法制，即使是在人治国度也存在法制。依法治国的前提是依法行政，它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其职权，如果一个国家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不能在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作出表率的话，那么如何让老百姓执行法律呢？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依法治国理论的教育，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出发，让他们认识到法治的意义，认识到将依法治国思想贯彻到实际工作中的重要意义。其次是职务思想教育，作为一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认识到执行公务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呆板、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抛开“人治”思想和“特权”观念，把自己放在为老百姓办事的立场上，秉公办事，依法行政，杜绝简单、粗暴的不文明执法行为，消除枉法、卖法的违法现象，避免报复、泄愤的“侵权”行为。职务思想教育还应包括对履行职务造成“侵权”后果的认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将自己放到与普通公民同等的地位上，决不能因为履行职务就可以侵犯其他公民的权利，侵犯了其他公民的权利，因为带上“官帽”就可以逃避法律的追究，有时造成“侵权”行为，主要动机可能是为了工作，但“侵权”的责任是无法推卸的，发生该类行为的部门，要认真对待，严肃处理，决不护短，教育才是真正的爱护，护短只能使“侵权”者产生错误认识，有恃无恐。教育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教育公民，要树立主人翁意识，树立法律意识。作为一个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不可侵犯的权利。他们的权利不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务而被肆意剥夺、侵犯。现在个别部门、个别国家工作人员仍存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更有甚者“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以至于滥用权力，构成“侵权”犯罪。一些群众在面对上述情况时，敢怒不敢言，因为不懂法，自己有哪些权利不知道，自己的合法权利被侵犯不知道，忍气吞声，任人摆布，结果助长了“特权”思想，造成了更多的权利被侵犯。通过加大法制教育的力度，宣传法律，让公民懂法，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从而遏止“侵权”行为的蔓延，有效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

二、健全制度方面制度是一种行为规范。广义上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经济制度、部门规章制度等等不同层面的制度。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必然有着健全的法律制度，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在半个世纪的发展中逐步得到了健全，但是仍存在着许多不尽合理的规定，就拿现行《刑法》来说，其在约束“侵权”犯罪中仍然存在一定缺憾，如“侵权”主体规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在法律实践中，代表国家履行行政职能的许多部门如市容监察、城建监察、价格检查、动植物检疫、卫生防疫、环境监管等其内部人员大都不具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主体资格，但是他们却担负着国家行政执法的职能，他们执行职务“侵权”或利用职务“侵权”的后果直接损害着政府的形象，属于职务犯罪的范畴，而现行《刑法》对类似行为只作为一般犯罪处理，显然不能有效地打击“侵权”犯罪。同样，现行的许多行政法规如《公务员暂行条例》等，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预防职务“侵权”犯罪首先要健全法律制度。规章制度是次于法律而更普遍地约束“侵权”行为的一种规范。为了尽可能地避免“侵权”行为的出现，在法律所不能有效制约的同时，规章制度的补充是必不可少的。各国家机关部门应注意调查研究现行的规章制度在职务执行过程中的弊端，研究职务权力的制约机制，建章堵漏，制定更加切实可行和严密的制度规范，加大职务执行的透明度，增加执行职务中的民主集中制度，有效地预防职务权力的扩张，使“侵权”犯罪者想为而不得为，做到防患于未然。对于国家机关整体来说，则要建立完善的相互制约的职务权力制约制度。没有监督的权力往往会导致“侵权”。我国目前对于职务权力的监督主要有法律监督、纪律监督、监察监督、群众监督等多种手段，应该说这些手段很好地制约了权力的扩张。但各种监督在实践中往往是条块分割，各行其事，在预防“侵权”行为中，难以形成合力，更有甚者，对于“侵权”者，出于“自家小孩打不得”的陈旧观念，包庇、袒护犯罪。在提倡政务公开的今天，我们认为可以考虑政务媒体监督制度的建立，因为媒体是最直接、最有影响

第二篇：论“侵权”犯罪的预防

“侵权”犯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它是一种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属广义的渎职行为。“侵权”犯罪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利，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具有较强的社会危害性。预防此类犯罪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加强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管力度，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一、法制教育方面法制教育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教育，二是对公民的法制教育。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教育，主要是进行依法治国理论教育和职务思想教育。党的十五大确定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是我们党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法治不同于法制，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含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法制所能概括的。历史上任何性质的国家都有适应其性质的法制，即使是在人治国度也存在法制。依法治国的前提是依法行政，它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其职权，如果一个国家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不能在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作出表率的话，那么如何让老百姓执行法律呢？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依法治国理论的教育，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出发，让他们认识到法治的意义，认识到将依法治国思想贯彻到实际工作中的重要意义。其次是职务思想教育，作为一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认识到执行公务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呆板、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抛开“人治”思想和“特权”观念，把自己放在为老百姓办事的立场上，秉公办事，依法行政，杜绝简单、粗暴的不文明执法行为，消除枉法、卖法的违法现象，避免报复、泄愤的“侵权”行为。职务思想教育还应包括对履行职务造成“侵权”后果的认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将自己放到与普通公民同等的地位上，决不能因为履行职务就可以侵犯其他公民的权利，侵犯了其他公民的权利，因为带上“官帽”就可以逃避法律的追究，有时造成“侵权”行为，主要动机可能是为了工作，但“侵权”的责任是无法推卸的，发生该类行为的部门，要认真对待，严肃处理，决不护短，教育才是真正的爱护，护短只能使“侵权”者产生错误认识，有恃无恐。教育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教育公民，要树立主人翁意识，树立法律意识。作为一个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不可侵犯的权利。他们的权利不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务而被肆意剥夺、侵犯。现在个别部门、个别国家工作人员仍存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更有甚者“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以至于滥用权力，构成“侵权”犯罪。一些群众在面对上述情况时，敢怒不敢言，因为不懂法，自己有哪些权利不知道，自己的合法权利被侵犯不知道，忍气吞声，任人摆布，结果助长了“特权”思想，造成了更多的权利被侵犯。通过加大法制教育的力度，宣传法律，让公民懂法，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从而遏止“侵权”行为的蔓延，有效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

二、健全制度方面制度是一种行为规范。广义上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经济制度、部门规章制度等等不同层面的制度。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必然有着健全的法律制度，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在半个世纪的发展中逐步得到了健全，但是仍存在着许多不尽合理的规定，就拿现行《刑法》来说，其在约束“侵权”犯罪中仍然存在一定缺憾，如“侵权”主体规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在法律实践中，代表国家履行行政职能的许多部门如市容监察、城建监察、价格检查、动植物检疫、卫生防疫、环境监管等其内部人员大都不具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主体资格，但是他们却担负着国家行政执法的职能，他们执行职务“侵权”或利用职务“侵权”的后果直接损害着政府的形象，属于职务犯罪的范畴，而现行《刑法》对类似行为只作为一般犯罪处理，显然不能有效地打击“侵权”犯罪。同样，现行的许多行政法规如《公务员暂行条例》等，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预防职务“侵权”犯罪首先要健全法律制度。规章制度是次于法律而更普遍地约束“侵权”行为的一种规范。为了尽可能地避免“侵权”行为的出现，在法律所不能有效制约的同时，规章制度的补充是必不可少的。各国家机关部门应注意调查研究现行的规章制度在职务执行过程中的弊端，研究职务权力的制约机制，建章堵漏，制定更加切实可行和严密的制度规范，加大职务执行的透明度，增加执行职务中的民主集中制度，有效地预防职务权力的扩张，使“侵权”犯罪者想为而不得为，做到防患于未然。对于国家机关整体来说，则要建立完善的相互制约的职务权力制约制度。没有监督的权力往往会导致“侵权”。我国目前对于职务权力的监督主要有法律监督、纪律监督、监察监督、群众监督等多种手段，应该说这些手段很好地制约了权力的扩张。但各种监督在实践中往往是条块分割，各行其事，在预防“侵权”行为中，难以形成合力，更有甚者，对于“侵权”者，出于“自家小孩打不得”的陈旧观念，包庇、袒护犯罪。在提倡政务公开的今天，我们认为可以考虑政务媒体监督制度的建立，因为媒体是最直接、最有影响力的监督工具。同时，应研究现行监督制度中的协调机制、配合原则，制订一整套可操作的预防“侵权”犯罪的规范，在预防工作中形成合力，做到监督有序，预防有力。

三、技术进步方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社会的发展。对于预防“侵权”犯罪来说，技术的进步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这里我们将技术分为普遍技术和特殊技术。普遍技术是指在执行职务权力的过程中，为了正确有效地履行职务，而需要具备的技能。它主要指执行人如何充分运用个人知识、智慧在法律范围内有效履行职务的能力，它需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具有渊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果断的决策能力、优秀的组织能力和敏捷的思维能力、正确的处事能力。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和经验积累，具备了上述技能，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能提高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才能提高国家的整体管理能力，也才能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特殊技术分为立法技

术和科技技术。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法制也处在起步阶段，社会的发展要求提高立法的技术。提高立法技术首先要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体制，选择适合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法律框架，从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行使、有利于～保护、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入手，制订合理的、现实的和可操作性强的法律制度，并使之渐趋完善，这项工作需要立法工作者的长期研究和法律实践者的日积月累。科学技术进步是指职务执行环节上的科技进步。当公民的法律意识进一步增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素质进一步提高，法制逐步健全，各项监督机制日渐发挥约束效应时，提高职务执行中的技术成份势在必然，执行职务的手段要更加现代化和科技化。

第三篇：浅析犯罪预防

【内容提要】法律的 经济分析在西方近年来取得的迅速的发展，成为法律哲学和新制 度经济学 的重要分支，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被应 用于分析各个 部门法以及 重大的社会问题。犯罪问题是经济分析的重要内容，对于如何预 防犯罪，经济学的贡献在于将犯罪理解为理性的活动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注重防范犯 罪的 司法活动的效率，提供了新的约束犯罪的思路。从而开辟了 不同于社会学和 犯罪学研究的新的预防 犯罪研究的范式。

【关键词】犯罪 预防犯罪 经济分析

一、引言

20世纪后25年，法 学理论的最重大发展也许是经济学被不断广泛的应用于法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第三版序言]，以前，法律经济学只是局限用于对市场交易行为的分析，应用经济学对法律进行的分析，也限于经济法领 域，如反垄断法和金融市场管制，现在，随着经济学开始对非市场行为的分析，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逐渐渗透于法律的各个领域，其中，对犯罪行为的经济分析发展极 为迅速，犯罪的经济分析可以溯源至边沁，在相隔二百多年后，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第一次系统的、规范的对犯罪作了经济分析，将犯罪行为与经济行为如消费、生产等等同起 来，认为“犯罪”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重要活动或产业，也存在成本与收益等典型的经济学问题，因此犯罪可以从财富最大化的角度出发，综合运用经济学的概念、判断和结论对犯罪的产生原因、运行过程、社会危害进行分析，并进而寻求实现有效率的犯罪预防和犯罪控制策略。在贝克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 和法学家开始对犯罪学和经济学进行交叉研究，犯罪经济分析的方法和理论成果逐渐成熟.。犯罪经济学的理论侧重于解释特定的刑法规则或政策存在的经济意义，预测特定的刑事政策将会产生何种后果，以及运用经济学分析工具提出相应的刑事政策意见，其中，犯罪经济学对于如何预防犯罪贡献了一些不同于其它学科的分析方法以及提出了基于效率的预防犯罪的政策意见。

二、犯罪经济学对预防犯罪的分析

1、司法成本的运用

如同任何稀缺性资源，旨在预防犯罪的司法活动（在此采用广义的司法概念，包括警察、法院、监狱、检察机关的相关活动）是需要成本的，政府对于针对犯罪行为的司法活动的投入是有限度的，每一年，政府根据财政预算拨款用于预防犯罪，因此产生两个需要运用经济分析分析的问题，下文将分别论述。其一，投入越多的成本是否越能够制止犯罪行为。并且投入多少政府预算到预防犯罪中才能产生最大化的收益。对于前一个问题，需要经济学的定量分析方法，并依赖于统计学和社会学抽样调查方法，在此，引用美国学者的研究结论，[2：150]芝加哥大学的学者斯蒂芬·莱维特在其一系列论文中探讨了一个社区中警察数量和监禁人数对于犯罪率的影响，结果发现警察对暴力犯罪，比如谋杀、抢劫等有最强的威慑效果，实际上，他估计暴力犯罪对警察的弹性大约是1.0，即一个城市的警力增加10%，有望使该城市的暴力犯罪下降10%，至于财产犯罪，比如入室盗窃、偷车，拥有更多的警察影响要小一些，弹性估计是0.3，意味警力增加10％，将促使财产犯罪降低3％。这样的研究结论

无疑表明政府对于司法活动的资源投入越多就越能使犯罪数量降低。但是，政府投入成本是有限度的，投入多少成本用于预防犯罪才是最有效率的？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当投入的边际成本等于获得的边际收益时财富最大化，也就是说，政府最后投入的一单位预防犯罪成本应该等于收益。举例来说，当投入10000元预防犯罪能产生因为犯罪未发生而获得的收益15000元，当继续投入下一个10000元时，产生的收益为12000元，继续投入下一个10000元，收益为10000元，此时如果再投入10000元成本的话，产生的收益将少于10000元。虽然继续投入成本仍旧将减少犯罪，但是由于收益少于成本，财富使用最大化的标准将要求政府不再继续投入，与其将这些成本用于司法活动，不如将其用于其它方面更能阻止犯罪，能产生超过成本的收益，效率更高。（请记住，经济分析的目标就是财富使用的最大化）毕竟司法活动远不是预防犯罪的唯一方法。教育、反贫困措施都能够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这将在下文有所涉及。其二，投入的成本如何在不同的防范犯罪的司法机关进行分配。起到预防犯罪作用的机关很多，警察、法院、检察、监狱等机关都有预防犯罪的职能，那么，应该给每个机关分配多少司法成本才能达到最优配置呢？微观经济学中的等边际效应可以解决这个问题。[3：69]简单的表述就是效用的最大化的基本条件是每一单位成本在每一方面的支出产生的收益相同。具体而言，某一给定规模的法律实施预算范围之内，政府必须决定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理想的组合是劳动力或资本投入的任一方面每增加一元，将会提供增加相同数量的法律实施效应。如果在警察部门每增加一元，就产生出比用于法院同样一元更大的阻止犯罪效应，那么警察就会赢得投资。显然投入不能以如此少的数额进行衡量，但不可分割性问题或生产中的起伏，并不改变这一基本论点。

2、犯罪成本的制约

一定惩罚的方式和严重程度可以起到防止犯罪的效果，早在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的《立法理论》中就阐述了这一原理，边沁认为刑罚产生的痛苦要大于犯罪人犯罪所获得的快乐。否则对理性的犯罪人而言，将会产生犯罪的激励。现代经济学对于如何惩罚犯罪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的分析在边沁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由于犯罪罪名方式繁多，犯罪经济学的分析只是针对一般类型的犯罪进行）应用的分析工具是经济学中成本－收益的分析模型。理性的犯罪人会考虑犯罪的成本和收益，当收益小于成本是，他将放弃犯罪，当收益大于成本时，他将选择犯罪，犯罪产生两种收益，财产收益和精神收益，[4：128]犯罪的成本来自于两个方面包括惩罚产生的成本和犯罪活动的机会成本。为预防犯罪，惩罚产生的成本必须大于犯罪收益，对于犯罪产生的财产收益，必须给予剥夺且可以附加相应的罚金。针对精神收益，刑罚将会产生一种精神成本，主要是耻辱成本。从这一点来看，刑罚具有不可或缺性。同时惩罚的严厉程度要考虑两方面的情况，首先，惩罚几率越低的犯罪，惩罚应当越严重，因为犯罪人考虑的预期惩罚的成本是惩罚严厉程度乘以风险机率即惩罚机率。其次，不同程度的犯罪行为必须处以不同的惩罚，举例来说，如果普通抢劫也将面临死刑的话，这无异于鼓励犯罪人杀害被抢劫者，因为犯罪人此时从事其它的犯罪活动将不负担任何成本，[5：10]并且杀害被害人可以有效降低被惩罚的机率。

犯罪的机会成本主要用于分析财产犯罪，是指从事犯罪活动而必然损失的收益，犯罪人从事犯罪活动的时间和投入和其它资本可以用于正当的职业来获得收入，这就是机会成本。为了预防犯罪，必须增大犯罪人的机会成本，很明显，令人绝望的贫困增多了盗窃、抢劫等的犯罪。对他们而言机会成本几乎可以忽略，反贫困的措施比如增加义务教育的投入使人们更容易的获得正当职业的收入，实行再分配的政策都可以有效降低犯罪。（我国一直提倡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在此方面深具经济理性）

3、内生制度的重视

前述两点的经济分析都是基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主要是一种边际分析方法，而关于内生制度的分析来源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经验研究方法。制度分为外在制度和内生制度，外在制度是国家法律，内生制度包括惯例、伦理、习俗和私人规则。[6：126－127]制度可以有效约束犯罪，通常人们习惯于依赖国家法律预防犯罪，确实，刑法以及与此相关的法律有效减少了犯罪，但是，绝不能忽视内生制度的作用，惯例、伦理、习俗、私人规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控制犯罪作用甚至超过国家法律，回想一下，古代中国乡土社会中仅依赖惯例、伦理、习俗、私人规则就形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基于此点，一方面要重视和挖掘惯例、伦理、习俗、私人规则的作用来解决纠纷，防止犯罪。另一方面，外在制度对于稳定的内生制度应该具有兼容性，即国家法律应该不违背稳定的惯例、伦理、习俗和私人规则。否则，外在制度不仅不能有效预防犯罪，反而对于犯罪有生成作用，内生制度的稳定性甚至可以迫使国家制度最终做出退让。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例子，美国政府1920年－1933年发布的禁酒令由于违背了习俗，造成了犯罪剧增，以至联邦政府不堪重负，结果不得不在宪法中以第十三修正案取代第八修正案，取消了禁酒。

三、结语

犯罪经济学基于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和对资源稀缺性的认识，应用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理论模型，对如何预防犯罪做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对传统上属于社会学和犯罪学研究的领域以经济学独特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树立了交叉学科研究的典范。虽然经济学分析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如基于功利主义立场，但源于西方的犯罪经济学仍旧有其巨大价值值得我们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借鉴和利用。

【作者介绍】华东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蒋兆康译.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2]米勒等著公共问题经济学》[M].楼尊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3]萨谬尔森《微观经济学》[M].萧琛主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4]夏普等著.《社会问题经济学》[M].郭庆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5]弗里德曼.《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M].杨欣欣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6]齐默尔曼.《经济学前沿问题》[M].孙静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沉默的证人》是我国第一部也是目前唯一的一部介绍犯罪心理学的电视剧。

犯罪心理学电影有

<七宗罪>

<开膛手杰克>犯罪心理学,too.还有希区柯克的电影,像<爱德华大夫>

<雨人>达斯廷霍夫曼主演的.<拿着剪刀奔跑>

<飞越疯人院>

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这乃是一切优秀立法的重要目的。然而，引导人们去享受最大限度的幸福，或者说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们可能遭遇的不幸，该采取何种较为恰当的措施来预防犯罪呢？

荀子的性恶论阐述，人有着“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和“不知足”的恶欲，人性总是倾向于趋利避害，故其主张利用后天的人为作用，例如用教育、道德和礼法（即法律）等来抑制人性的放纵。而以下大致也是不分先后次序的从这几方面展开浅显论述。

想要预防犯罪，应该把法律制定得明确和通俗，这样普遍的民众都能轻易看懂和理解；应该集中全力去保卫这些法律，而不能用丝毫的力量去破坏这些法律，让民众们从感官上认识到法律的权威；应该使法律少为人的某些阶层服务，而让它为人服务，这样才不会让民众怀疑法律的公正性；应该让人畏惧这些法律，而且让他们仅仅畏惧法律，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畏惧，否则会更容易滋生犯罪。这是从立法层面上所采取的必要措施。

想要预防犯罪，应该让光明伴随自由。知识传播地越广泛，它就越少滋生弊端，就越加创造福利。一个胆大妄为的骗子往往是一个平凡的人，愚昧的人民对他顶礼膜拜，明达的智者则对他嗤之以鼻。知识有助于鉴别事物，并促进各抒己见，使很多情感互相对照，相互改造。当光明普照国家的时候，愚昧无知的诽谤将停息，丧失理性的权威将发抖，法律蓬勃的力量将不可动摇。就如，当你看到自己交出去并丧失的那份自由将只是那种使他人受损害的有害自由时，你就会情不自禁地赞美立法者的仁慈与伟大。

想要预防犯罪，应该使法律的执行机构注意遵守法律而不腐化。而这往往是难以做到的，因为在中国，法律的执行机构的资金来源受到了行政者的束缚，这使得他们难以更为客观地办事。贝卡里亚的观点：“组成执行机构的人越多，践踏法律的危险就越小，因为在相互监督的成员中，是很难徇私舞弊的。每个人所享有的权威越小（尤其同冒险相比较），他们对于提高自己的权威就越不感兴趣”。这无疑有一定的合理性，权力的分散易于遏制权力的滥用，否则就易于使某些司法官员有空可钻，从而导致人民习惯于畏惧司法官员，而非畏惧法律。但是执行机构的人越多，就意味着支出的成本越高，也就容易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可能间接造成程序上复杂，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者的诉讼

成本。所以，这是个体制上的弊端问题，需要从体制上去改善。

想要预防犯罪，应该奖励美德，这样才能促进道德行为的昌明。然而社会上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即过于崇尚圣人道德，类似于“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貌似只有做出了一些惊天动地的壮举才能获美德殊荣。而往往获得者不是倾尽自己的一生去完成某个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发明或创造，就是为了拯救和自己无血缘关系的生灵而献出生命、英勇就义，诸如此类，才会光荣地见诸媒体报端。人已不在，但精神长存，换来了屏幕前暂时的泪水、同情、钦佩、和震撼等，但过后谁又能保证这种情绪会持久地影响着旁观者，引导他们从此就与美德结缘?伟人头顶上的耀眼光环的确是一种诱惑，但是当你发觉自己还需要为柴米油盐发愁，还在为子女成长的投资深思，还在为父母的赡养费而担忧等等生活琐碎而分身乏术时，你还会做着那个为更广泛的群体奉献一些在大多数人看来是惊天动地的壮举的梦吗？恐怕你也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当然这并非在倡导人人为己的错误思想，只是有些好事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力所能及的。从另一方面来看，就某种程度而言，普遍性的道德观念正逐渐沦丧。反观现实，不免存在着这样一种怪现象“做善事的人往往容易被人贴上一个怀疑的标签„这么好心帮我，是不是图谋不轨呢‟，又或是被认为是傻子，傻呆呆地舍己利人”。本应属于主流思想的美德就这样子逐渐被异化为“非主流思想”，不亚于远古时代的“异端邪说”，真是人类社会的一大悲剧！

想要预防犯罪，最可靠也是最艰难的措施就是完善教育。这个论题太广泛了，很难较好地控制。纵观中国历来的教育史，一个人，从进入小学时就开始进行着根深蒂固的政治观念的灌输，初中、高中无一例外，更甚的是连大学都还要继续着政治条框的侵蚀。对众多学子而言，这无疑是不得不痛苦的累赘，酷似乌龟的壳，怎么也甩不掉，当真正甩掉之时亦是死亡之期。而有关道德知识、法律知识方面的教育却是少之又少，有种“门前冷落的凄凉”。也难怪在地大物博的中国法律文盲会过半。法律意识的淡薄是最容易引发犯罪的，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某些犯罪者竟以不懂法来乞求执法者对其从宽处罚。“不知者无罪”这种侥幸心理促使一些法律意识淡薄者走向了犯罪的深渊。故此，结尾借用贝卡里亚的观点：教育不在于课目的繁多而无果，而在于选择上的准确，当偶然性和随意性向青年稚嫩的心灵提供道德现象和物理现象的摹本时，教育正起着正本清源的作用；教育通过感情的捷径，把年轻的心灵引向道德；为了防止它们误入歧途，教育借助的是指出需要和危害的无可辩驳性，而不是捉摸不定的命令，命令得来的只是虚假的和暂时的服从。

第四篇：论医疗侵权损害赔偿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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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论医疗侵权损害赔偿几个问题 探析不当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中的问题 确定医疗单位赔偿责任比例问题研究

论医疗侵权损害赔偿几个问题

本文的通过分析医患双方在诊疗过程中形成的法律关系性质及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的责任构成，明确受害人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时有选择权。《民法通则》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有关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比较分析，明确医疗侵权民事赔偿原则。介绍医疗侵权损害赔偿司法鉴定体制，强调医疗事故构成与否不是医疗机构承担医疗侵权责任的先决条件，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属“鉴定结论”这种证据。

引言

医疗纠纷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被公认为侵权损害赔偿中的难点。妥善解决医疗纠纷，有利于切实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促进医疗科学技术发展。本文拟以侵权行为法为理论基础，尝试解答审判实务中所遇到的几个问题。

一、医患双方在诊疗过程中形成的法律关系性质及其责任构成的要件

患者到医疗机构求医，以解决健康上的烦恼和痛苦，属于要约方;医疗机构运用医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按照医疗常规向患者提供具体医疗处置方式和服务，帮助患者实现目的，属于承诺方。通过医患双方默示的行为形式，双方形成了医疗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它符合订立合同要约与承诺的过程。

医疗侵权损害赔偿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未尽到一个勤勉谨慎的同业者应尽的注意义务，以致发生了患者非医疗必需的损害后果，未能达到合同约定(明示或习惯性的)目标，它在违约的同时也侵犯了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归结为一种侵权行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22条的规定，因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侵害了对方的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的一方有权选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论文资料下载

择，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医疗侵权的受害人考虑到自己诉讼的实际情况，大半请求依据侵权行为责任处理。

医疗侵权损害赔偿之诉，与一般的民事侵权责任相类似，又有自身的特点。

1、医疗侵权行为主体是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非法行医给患者造成人身损害，触犯刑律，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也应承担民事责任。因非法行医的行为人不具备订立医疗合同的民事主体资格，这种民事责任性质，不应理解为违约责任，而应理解为侵权责任，可依照侵权行为法的有关规定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2、医疗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是过错原则。考虑到举证的难易，同时也考虑因过错的医疗行为而遭受侵害的患者能获得更多的赔偿机会，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的行为是否存在过失、医疗行为是否符合医疗常规、是否符合专业的标准，应由医疗机构负举证责任。

3、有损害事实的发生。过错的医疗行为已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如致死、致残或给患者造成不必要机体组织损伤等。

4、医疗过失行为与患者所受的损伤后果有因果关系。因医疗行为本身具有损害性特点，病员本身既存的病理性改变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可能也有一定的作用，患者现存的损害后果往往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所谓的多因一果。在分析过错的医疗行为与既存疾病在损害后果的作用力时，不能忽视患者原有疾病对损害后果作用力。多因一果的损害赔偿之诉，在判断原因事实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关系时，日本法医学家渡边富雄与其他学者所采用损伤参与度，值得我们借鉴。所谓的损伤参与度是指损伤、既存疾病与现存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采用定量比例制的方法来判断、确定责任的划分与承担。

下面简单介绍我国和欧美等国的学者都采用的五等级分类标准。第一等级，损伤(医疗过失行为)参与度为100%，即损伤行为直接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患者原有的自身疾病与损害后果无任何因果关系。第二等级，损害后果是患者原有的疾病与损伤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损伤是后果发生的主要原因，损伤参与度为75%.损伤行为使损害后果易于发生或加重损害后果。原有疾病不易自发急性恶化或随时发作，但因损伤行为的介入，致使损害后果易于或提前发生。第三等级，损害后果是损伤行为与原有疾病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者的作用程度相同，损伤参与度为50%.损伤行为与原有疾病共同协作致使损害后果的发生，单独的原因事实均不能使损害后果发生。第四等级，损害后果是损伤行为与原有疾病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患者自身的疾病是主要原因事实，损伤行为次要的原因事实。损伤参与度为25%.患者自身疾病的程度严重，具有高度或随时潜在性疾病的发作的可能性，损伤行为相对一般健康人而言，不会造成明显的损害后果，而对患者而言，却加速损害后果的发生，或使损害后果明显化、公开化。第五等级，损害后果完全是患难者自身疾病所致，与损伤行为无任何因果关系。患者自身疾病是损害的后果发生的直接原因、根本原因，损害与损伤行为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损伤参与度，为确定多因一果或混合过错的民事责任分担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医疗侵权损害赔偿法律适用

依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它无权规定人民法院对医疗事故赔偿责任的审判工作。同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有关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规定注重医疗事故的行政处理与监督，属医疗行政部门处理医疗事故的行政程序规范。虽然也规定医疗机构因医疗事故而应承担的相应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但这种规范不属于民事实体法规范，而属行政法律规范。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相关规定，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不属于医疗事故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论文资料下载 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它将医疗纠纷简单地框定为医疗事故，对未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差错、非医疗过失的医疗意外排除在医疗赔偿范围之外，这显然有悖于民法的公平、公正基本原则。基于上述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的司法解释中对医疗侵权引起的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明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因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所规定的赔偿原则、赔偿范围、计算方式，确定赔偿责任。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

三、医疗侵权民事赔偿的基本原则

1、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同时注重保护医疗科技的发展。确定医疗损害赔偿，其出发点是要充分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经济赔偿一方面弥补患者所受的损害，另一方面也促进医疗机构提高医疗技术水平。

2、科学分析患者原有疾病、过失医疗行为在损害后果中发挥的作用。充分考虑患者原有疾病状况在发展中的必然趋势与损害后果的关系;医疗过失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关系;患者原有疾病状况发展与医疗过失行为对现存损害后果作用的比较。患者身体已有一定损害或病理改变，医疗过失行为主要加重了原有损害或病理改变，其赔偿责任应低于对健康人的损害。医疗行为本身具有损害性、高风险性的行为，医疗科技的发展是在不间断的临床实验中取得的，其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有利于人类的健康，因此在确定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时，不能片面强调患者的权益，应基于公平原则和有利于医疗科学技术的发展的理念，公平地确定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

3、损害赔偿适用过失相抵原则。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的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时，受害人应对损害结果发生或损害结果的扩大承担相应的责任，有助于促使受害人谨慎行为，避免损失的发生与扩大。

4、实行实际损失赔偿与限额赔偿相结合的赔偿原则。医疗损害赔偿中的医疗费用、误工费、交通费，均按实际损失进行赔偿。残疾者生活补助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均以伤残等级、赔偿年限、侵权行为发生地居民平均生活费为参考依据，作了限额赔偿规定;另外赔偿费用一次性结算原则，也体现了限额赔偿的原则。

四、医疗侵权损害赔偿中的司法鉴定

民事诉讼中的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中人民法院依其职权或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请求，委派具有专门知识、技能或特别经验的人，对案件中涉及的某些专门性的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判断。医疗侵权损害赔偿案件所涉及的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医疗机构医疗行为是否有过错，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因果关系的鉴定属司法鉴定范畴，应符合司法鉴定的特性，它的启动、进行应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鉴定依据的材料必须经过法庭双方和认证程序;鉴定活动的取证是一个公开的过程，必要时举行诉讼双方参加的鉴定听证制;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必须经过法庭质证程序，鉴定人应依法出庭回答诉讼双方提出的相关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决定进行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的，交由条例所规定的医学会组织鉴定。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按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组织鉴定。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与其他司法鉴定一样，均属“鉴定结论”这种证据。这种证据经过庭审的质证、认证，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不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论文资料下载

是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的先决条件。即使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因其行为确有过错，且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医疗机构仍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以上仅为笔者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中一些粗浅的认识，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也不是几点认识可以涵盖，期望与大家共同探讨。

探析不当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中的问题

在医疗纠纷的审判实践中，医患关系的法律定位与法律适用，决定着对不当医疗损害的界定和对其行为种类的划分。医疗纠纷的案由应定为“不当医疗损害赔偿”。不当医疗损害赔偿可因违约或侵权引起，因而这类案件应据此不同诉因分别适用一般或特殊诉讼时效期间。确定不当医疗损害赔偿案件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时应考虑医疗纠纷的特殊性。医生的告知义务和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是医患关系中的一对法定权利义务。

医疗纠纷是近年来的社会热点问题之一，这类纠纷大多是因为患者一方(包括家属)认为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不当医疗行为，造成了自己身体和精神的伤害，要求赔偿而与医疗机构发生的纠纷。为了公正合理地解决争议，医患双方越来越多地寻求司法救济。然而，由于医疗活动的特殊性，以及立法的局限性和滞后性，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遇到了若干问题，本文拟对其中一些易被忽视然而又特别重要的问题作些粗浅的探析，借以求教于各界同仁，进而对这类案件的审理有所裨益。

一、不当医疗损害的含义及其行为种类

医疗损害是指在医疗活动中发生的患者生命、身体健康等权益的损害。不当医疗损害是医疗损害的一部分，是与合理医疗损害相对应的。我们知道，在医疗活动中，有很多医疗行为都具有创伤性或致损性，例如手术切口、各种药物的副作用、X射线对人体的照射等都构成对人体健康的侵害;而在通常情况下，患者并不认为这些医疗行为构成对其身体健康权益的侵害，这部分损害被认为是合法的，或者说是不违法的，所以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但是，另一部分医疗损害却不能或不易为患者所接受，并且可能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将那些由正常的医疗行为造成的患者身体健康权益的损害称为合理的医疗损害，而将那些不能或不易被患者所接受的医疗损害后果称为不良医疗后果或不当医疗损害。

本文所称的不当医疗损害行为，从当前的医疗实践和司法实践来看，笔者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因医疗机构的故意或过失给患者造成本来不应该有的医疗损害的行为。这类行为又可分为以下几种：

1、医疗事故。根据国务院2002年新修订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该文件重新界定了“医疗事故”的标准，将造成患者死亡、残疾或者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以外的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的医疗“事件”纳入到“医疗事故”中来，这较之原来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扩大了属于医疗事故性质的不当医疗损害行为的范围，也为这部分受到较为严重的不当医疗行为侵害的患者及其家属寻求行政和司法救济提供了更为具体明确的法律依据。

2、医疗故意行为主要表现有：A、医疗机构私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论文资料下载

自生产、配制未经国家专门检验批准的药物，给患者造成损害的行为;B、故意购买不合格或废旧的医疗器械给患者造成损害的行为;C、因患者无钱医院不予收治抢救，造成急症患者死亡、残废等严重后果的行为;D、利用医疗技术和自己从事医疗行为的便利对与自己曾有纠纷和意见的患者进行报复，故意侵害患者身体的行为;E、为经济利益采取本不应进行的医疗行为，而该医疗行为不可避免地会给患者造成人身损害;F、明知不立即采取措施会造成严重后果，仍不采取措施放任结果发生的。

3、无明确人身损害后果的医疗侵害行为。这种不当医疗损害行为主要表现为因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过失使患者为此多付出医疗费和承受本可避免或更大的医疗痛苦。该种不当医疗损害行为较难认定，有必要结合具体医疗行为、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并充分考虑医疗行为的特殊性而谨慎做出(认定)，避免过分保护患者的利益而损害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从而不利于医学科学的健康正常发展。第二类是医疗机构无过错不构成医疗事故，但法律规定医疗机构不能因此免责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因血站原因造成的输血异常反应与感染;医用产品质量缺陷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等。第三类是违反告知义务，侵犯患者知情同意权并造成患者不当医疗损害后果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医生未尽实施医疗行为前的告知义务、医疗过程中的转诊和转院的告知义务以及实施主要医疗行为后的注意事项等的告知义务，并因此给患者造成本来可以避免的医疗损害的行为。

二、不当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案由的确定

从以上关于不当医疗损害的含义及其行为种类的分析来看，目前审理医疗纠纷通常所使用的案由，即《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确定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和各地法院自行较多使用的“人身损害赔偿、”“医疗过失行为赔偿”、“医疗损害赔偿”等，但细细分析之，都不够准确。

笔者认为，医疗事故是引起医疗纠纷和医疗损害赔偿的一种原因，但绝非唯一的原因;许多并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故意行为(包括非法行医行为)、医疗过失行为和医疗机构无过错但不能免责的行为以及医生违反告知义务并造成患者不当医疗损害的行为等都给患者造成了不当医疗损害的不良后果，并因此可能要对患者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可见，“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只是各种医疗纠纷赔偿中的一种或一类，用“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作为案由并统称范围极广的医疗纠纷损害赔偿有失偏颇，且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使人们误以为只有构成医疗事故才能请求损害赔偿)，从而不利于保护作为弱者的患者合法权益。

同样，用“医疗过失行为赔偿”作为医疗纠纷的统一案由也多有不妥。尽管“医疗过失行为”从广义上来说可以包括医疗事故和医疗故意行为(故意可以说是过失的高级形态)，但不能涵盖医生违反告知义务造成患者不应有的医疗损害和医疗机构无过错却不能免除对患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情形。并且不是所有的医疗过失行为都要赔偿，只有当医疗过失行为造成了患者人身和精神损害时才可能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果用“医疗过失行为赔偿”作为医疗纠纷的案由还可能极易给滥诉、缠诉的患者和家属提供便利，他们误以为盯住医护人员细枝末节的过失就可以要求其赔偿。

与上述两类案由不能涵盖因不当医疗损害而发生的全部医疗纠纷正好相反，用“人身损害赔偿”作为医疗纠纷的案由，则因过于笼统和宽泛而不能达到案由所应揭示某类特定纠纷和争议特点的目的。我们知道，“人身损害赔偿”作为侵权法上的概念是与精神损害赔偿相对应的，“人身损害赔偿”的外延非常之大，包括了道路交通事故、铁路、水上旅客运输损害赔偿、工伤事故损害赔偿以及包括医疗事故在内的各类医疗损害赔偿等等，因此将“人身损害赔偿”作为由医疗行为引起的不合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案由，其不合理性是明显的。这样做不仅不能准确反映医疗纠纷的特点和实质，而且不利于对案件的准确统计。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论文资料下载

当然，用“医疗损害赔偿”作为医疗纠纷的案由，好象没有了前三类案由不准确的问题，但笔者认为其在表述上不够精确。医疗损害有合理医疗损害和不当(不合理)医疗损害之分，不加以区分而用“医疗损害赔偿”作案由，则极易给滥诉、缠诉的患者及其亲属提供便利，他们可能不顾现有医疗技术水平和条件盲目要求医生为其提供“无痛”治疗。其实，这里的“医疗损害赔偿”是以患者在通常情况下能够接受并且不认为是损害的合理医疗损害不赔偿为前提和隐含条件的。

综上所述，为了能更准确地反映审判实践中医疗纠纷的特点和实质并减少人们对案由的误解，笔者认为，医疗纠纷的案由定为“不合理(不当)医疗损害赔偿”似乎更为准确、贴切。

三、不当医疗损害赔偿案件诉讼时效的选择和起算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民事权利的两类诉讼时效期间，即一般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和包括“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几种特殊情况适用的特殊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在通常情况下，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因医疗行为而建立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医患之间只存在合同法律关系;然而，当医疗机构在医疗行为中违反合同或法定义务给患者造成不合理医疗损害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侵害患者的生命、人身和精神健康等合法权益。可见，在不当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存在着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按照我国合同法第122条关于请求权竞合时只能选择其中一种请求权的规定，法官在医疗纠纷案件的审判实践中应该允许患者选择更有利于自己的请求权即提起违约之诉或者侵权之诉。因此，只有当患者选择侵权作为诉因即仅以“身体受到伤害”要求医疗机构赔偿时才适用一年的特殊诉讼时效;如果当患者选择违约作为诉因，即以医疗机构违约造成患者人身和精神伤害要求医疗机构赔偿时，可适用二年的一般诉讼时效。否则，如果不分情况只要是因“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就简单地一律适用一年的特殊诉讼时效，不仅不利于保护作为弱者的患者和家属的合法权益，而且可能有适用法律错误之嫌。

关于不当医疗损害赔偿案件诉讼时效的起算点问题。我国《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对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已有明确规定，由医疗行为引起的不当人身损害赔偿应该适用之;但由于医患关系的特殊性，这些规定存在着不能有效保护患者(医患关系中的弱者)利益和在审判实践中难以操作和准确把握的问题。《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意见》第168条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在审判实践中对于由医疗行为引起的不合理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如果完全适用上述规定，显然不利于对作为弱者的患者利益的保护。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中，往往从有利于患者的角度出发，尽量不用“应当知道”的推定性语言来推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而以患者实际确定自己受到的人身损害与医疗行为的因果关系时间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并且主张由医院承担诉讼时效已经届满的举证责任。这样，对医疗机构来说似乎不够公平和合理。笔者认为，审判实践中这类不当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根据民事立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精神和司法“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结合《民法通则》及其《意见》等的相关规定以及医疗纠纷的特殊性，公平合理地予以确定。

因此，在确定不当医疗损害赔偿纠纷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时，一方面应该从损害后果(可表现为后遗症、感染其它症状或疾病等)症状固定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确定症状固定的证据包括成熟的医学理论、医学规则、医生证明、病历、诊疗检验单等;另一方面，还应当合理考虑诉讼时效的中止和中断事由。如果有足够的事实和理由确信患者在某一特定时间“应当知道”其身体所遭受的损害与医疗行为有因果关系时，应当以这一特定时间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

四、关于医生的告知义务和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论文资料下载

医生的告知义务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负有告知患者并使患者及其家属充分理解将要实施的医疗行为及其风险，并征得患者同意的义务。而所谓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是指临床上具备独立判断能力的患者，在非强制状态下充分接受和理解各种与其所患疾病相关的医疗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对医疗人员制定的诊疗计划自行决定取舍的一种权利。在现代医患关系中，患者所享有的知情同意权，相对于医疗人员而言就是其承担的告知和说明义务。医疗人员负有告知义务和患者享有知情同意权不仅仅是作为一项有利于达到医疗目的的措施而被国际医学界所广泛接受，而且体现了对患者人格尊严和个性化权利的尊重，也成为世界各国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一对法定权利义务。

从法理上看，在医疗领域确认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和医生的告知义务是更有效地保护患者的生命权和身体健康权的有力武器，也是我们建立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因为它通过确立医生的告知义务来保证公民享有对其个人信息的知情权，即公民有权依法知悉有关自己各方面的情况。尽管医疗行为具有高度专业性、技术性的特点，医疗人员作为专家对医疗措施的提出和实施应该具有一定的裁量权和决定权，在某些紧急和特殊情况下更是如此;但是医疗行为的实施结果必然给患者的生命和身体健康权益带来影响、危险甚至实际损害。因此，对于这些事关患者生命和身体健康的影响、危险和实际损害，除非在医疗人员对其就诊疗方案的诊疗过程、疗效、可能的并发症、成功或失败的机率等方面作出充分的说明，并且使患者或者其亲属能够理解的基础上，患者同意实施医疗行为并接受非医疗机构方过失引起的不良医疗损害后果，否则，医疗机构将因未尽告知义务而对患者及其家属承担侵权引起的不当医疗损害的赔偿责任。

从具体的成文法来看，确认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和医生的告知义务完全具有法律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第98条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因此，公民在医疗过程中知悉与其生命健康权相关的信息应该是从该项权利中引申出来的自然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26条的规定，医师应当如实向病人或者其家属介绍病情。国务院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2条也明确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关系人同意签字。”该条文虽未对“特殊”加以解释，但我们认为“特殊”的范围应包括手术之外的对身体具有侵袭性的任何检查或治疗;并且从该条文可合乎逻辑地引申出医疗机构对治疗方案等的告知、说明义务。因为要取得患者或家属的同意，就必然要向他们对治疗的必须性、各种方案的疗效和可能引起的后果等做出如实告知和详细说明并由他们自行决定医疗行为和各种方案的取舍。2002年国务院颁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1条等有关条文更明确规定：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但是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患者有权复印或者复制各种病历资料。

从医生告知义务的具体内容来看，主要包括诊疗范围的告知、实施重大医疗行为前后的告知和转院、转诊的告知及特定情况下医生享有一定的裁量权(“不告知”)。首先，医生在诊疗之前应确定诊疗范围，而此项范围的确定应事先征得病人同意。其次，在实施那些对患者的生命、身体、健康造成重大影响的医疗行为前，医生应将诸如手术、放射疗法、化学疗法、激光疗法以及某些疗效尚未得到验证的药物疗法所带来的危险与危害向患者包括其家属进行全面、真实、有效的说明，并在此基础上取得患得的承诺。再次，实施医疗行为后的告知义务，如在主要的医疗行为实施后还应告知患者可以或必须采取其它次要和辅助的医疗行为及其它有关注意事项。第四，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医生在不具备治疗条件或者治疗效果不理想的情况下，有转诊的告知义务，即有义务劝导患者转诊、转院，否则，由此导致贻误治疗时机甚至医疗事故都应承担法定的各种责任。

综上关于医生告知义务的论述，笔者认为，医生的告知义务与医生在治疗过程中的谨慎和注意义务同等重要。在治疗过程中医生存在过错或其它不能免责的事由造成患者不当医疗损害的，要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医生在医疗行为的各个阶段违反告知义务并由此造成患者不应有的医疗损害的，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论文资料下载

同样要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正因为如此，本文才将其单独列为三大类造成不当医疗损害的行为之一。

确定医疗单位赔偿责任比例问题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颁布后，基本上确立了医疗事故案件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其它医疗侵权纠纷按照解释处理的法律适用原则.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是确定医疗单位具体赔偿数额的主要依据。但我们在实践中却发现，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当中，即使是比较严重的医疗事故，也较少见到医疗单位负主要责任的结论，在有关医疗过错的司法鉴定结论中有时也不同程度的存在同样问题，因此感觉这种责任程度认定很难直接地转化为医疗单位的赔偿责任比例。在医患双方尖锐对立的诉讼中，法官怎样解读医疗事故鉴定书和司法鉴定结论中的医疗单位责任程度，如何综合衡平医患双方的利益，以正确、合理地确定医疗单位的具体赔偿责任比例，根据现实情况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确实值得认真思考。

一、要正确理解和应用过失相抵原则，分析主观过错、原因力和赔偿责任比例之间的关系

过失相抵是民事侵权案件的一般原则。根据过失相抵原则，被害人有过错，可以减轻加害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原则，是先假设一个损害事故的总过错为100%，然后对双方的主观过错大小作出比较，以划分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抑或同等责任，再进一步据此确定赔偿责任比例。因此，主要责任抑或次要责任这种说法是双方过错程度比较的产物，凡有承担主要过错责任者，必有人承担次要过错责任相对应，在只有一方过错的情况下，是无所谓主次之分的。不过，只有一方过错的情形，如果系多因一果，仍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因为在适用过失相抵原则时，事故发生的原因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

在过失相抵原则中，比较原因力是确定赔偿责任的重要因素，但是原因力的影响具有相对性，主观过错程度才是主要标准。其具体表现是：双方过错程度无法确定时，以原因力的大小确定双方的赔偿责任比例;双方过错程度相等时，各自行为原因力的大小对赔偿责任起“微调”作用，赔偿责任可在原因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适当调整，成为不同等责任;当赔偿义务人承担主要或次要过错责任时，原因力仍然起“微调”作用，即原因力相等的情况下，依据过错程度确定赔偿责任，原因力不等的，适当调整赔偿比例.需要注意的是，上面所说的“微调”，应该只是表明原因力对于最后确定赔偿责任比例的影响相对小于主观过错而已，并不是微不足道的意思。

患者到医疗单位治疗，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在主观上一般不会有什么过错，医疗单位往往是唯一的过错者。但是，完全因医疗单位方的原因而造成医疗损害的情形也很少见，患者自身的病情和特殊体质与医疗过失共同发生作用导致事故的则多见，多因一果是医疗事故的常态。这样，根据过失相抵原则，就应当对医疗损害发生的原因力进行分析，确定医疗单位方的过失行为是否属于导致损害发生的主要原因，然后以主观过错为基础，据情确定赔偿责任比例。

医疗单位作为治病救人的地方，其过失行为对患者造成的损害在性质上与故意伤害他人有着根本的不同;同时，医学发展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不断产生过错、发现并纠正过错的过程，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论文资料下载

如果对医疗单位和医生规定过于苛刻的责任，会妨碍医学进步。考虑医疗行为治病救人的属性，一般情况下应当尽可能减轻医疗单位赔偿责任的幅度，不使之有过度的负担。但是，现行的人身损害赔偿法律没有故意伤害与过失损害之区别，况且主观过错毕竟起到主要作用，原因力的影响具有相对性，决不能完全根据原因力确定医疗单位的赔偿责任，最后确定的医疗单位赔偿责任比例至少要略高于其原因力比例。当然，如果医疗单位和医生在医疗过程中表现出漫不经心，草菅人命的恶劣行径，违背了治病救人的职业道德，也完全可以不减轻其赔偿责任。通过此种调节方式仍不足以体现公正的，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方式再补充。

二、要正确解读医疗事故鉴定书“责任程度”的属性，防止将哲学规律混同于法律规则

医疗事故鉴定书中有两项内容与民事赔偿有密切关系。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1条的规定，这两项内容是：“医疗过失行为与人身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和“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前者在医疗事故鉴定书往往被表述为“具有因果关系”，后者则多是“负次要责任”(较少见到“主要责任”的认定)。正确解读鉴定书中的内容，对于公正处理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侵权纠纷案件也是很重要的。

前面已经提到，“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是双方主观过错程度比较后的说法，在医疗单位作为唯一主观过错承担者的医疗侵权纠纷中，是不存在所谓“主要责任”或“次要责任”的，医疗单位的主观过错责任无论多么轻描淡写，都是“全部责任”，是有和无的问题，不是主和次的问题。此时如果医疗事故鉴定书，当然也包括司法鉴定书中的结论是医疗单位负“主要责任”或“次要责任”，这显然不等同于民法上的主观过错责任。

卫生部颁发的《医疗事故鉴定暂行办法》第36条规定：“专家鉴定组应当综合分析医疗事故过失行为在导致事故损害后果中的作用、患者原有疾病状况等因素，判定医疗过失行为的责任程度。医疗事故中医疗过失行为责任程度分为：(一)完全责任，指医疗事故损害后果完全由医疗过失行为造成。(二)主要责任，指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主要由医疗过失行为造成，其他因素起次要作用。(三)次要责任，指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主要由其他因素造成，医疗过失行为起次要作用。(四)轻微责任，指医疗事故损害后果绝大部分由其他因素造成，医疗过失行为起轻微作用。”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医疗事故鉴定书中的“主要责任”或“次要责任”抑或“轻微责任”，是对事故原因力的认定，其本来意义是“主要原因”或“此要原因”，只不过医疗行政部门对相关责任人的行政处分看来是以原因力作为主要依据，需要如此表述而已。当然，医学会的鉴定结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能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其结论只是专家证言性质，在人民法院来说仅能起到证据的作用，没有绝对的约束力，如果当事人对鉴定结论之责任认定有争议的，如果合议庭认为有必要，可以单独就责任程度问题(即原因力分析)再提交人民法院法医室或委托有关专家作出认定。

根据哲学之唯物主义辩证法，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外因仅仅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对于事物的变化永远不会起到主要作用。在医疗事故案件中，患者自身的病情很容易被根据哲学规律解释为导致医疗事故的主要因素，这就是我们在鉴定结论中往往极少见到医疗单位负主要责任的根源。如果我们审判当中完全依此结论确定医疗单位的赔偿责任，则几乎任何人——就医者都是患病的，发生医疗事故都不会得到有效赔偿，医疗过失行为将都不会得到有效制裁，法律的公正将不复存在。

哲学的目的是揭示是事物的本质，研究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而法律着眼于预防损害的发生和制裁违法行为，并警示人们从主观上加以防范，其着眼点在于人们的主观世界。所以，哲学规律不能等同于法律规则，侵权行为法不依原因力作为确定民事侵权赔偿的主要依据，自有其道理。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论文资料下载

三、要正确理解和应用民事赔偿的衡平原则，适当减少小诊所、乡镇医院和乡村医生的赔偿数额

衡平原则是指在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时，必须考虑诸如当事人经济状况、社会风俗、习惯、舆论、案件特殊需要等因素，使赔偿责任的确定更公正.适用衡平原则的理由在于：损害赔偿责任是一种财产责任，如果赔偿义务人的经济状况很差，没有财产或者财产很少，无力负担这种责任，这时对他们施以财产制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同时还要从人道主义出发，给其家庭预留必要的费用以维持其生存，不应当使他们陷入极端贫困状态;在一些特殊案件中，如果公众对赔偿义务人有普遍的同情，还可以考虑减少加害人的赔偿责任，尽可能使法律正义与和公序良俗相衔接。

根据衡平原则，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小诊所、乡镇医院和乡村医生医疗侵权的纠纷时，应当与大医院有所区别，可据情适当减轻医方的赔偿责任。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小诊所、乡镇医院和乡村医生的收费水平普遍低一些，经济能力和赔偿能力也因此较低，同样是10万元的赔偿，对于大医院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对于小诊所和一些乡镇医院来说也许是几年的收入，而对于乡村医生个人来说，则是一生的积蓄或全部的家产。赔偿过高的话，可能会迫使其提高收费标准或者关闭，而且这种动辄招致倾家荡产的赔偿，必然影响并阻碍新医生的加入，在我国乡村医疗资源尚且不足的现状下，这样会损害附近地区居民的普遍利益。

其次，一般来说，小诊所、乡镇医院和乡村医生的医疗水平普遍较低，这和患者以及社会公众对其医疗效果和风险控制能力的预期也是一致的。特别对于乡村医生而言，他所受到的医疗教育有限，对于医疗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的控制能力也较低，出现同样的事故，其主观过错的程度同高水平的医疗单位比起来相对差一些。此时如果对其施以高额赔偿，不但他自己无力负担，社会公众也会将同情的目光投向受惩罚的医生，而不是受到伤害的患者，这同法律的正义观是背道而驰的。

第三，乡村医生所受到的制裁程度与大医院不同。乡村医生多数从医、耕种相兼，但是往往以从医为主业，一旦发生医疗事故，首先会被吊销从医执照，失去主要谋生手段，本身已经是一种很严厉的制裁，还要再以倾家财产进行赔偿，这与大医院仅仅付出金钱损失是大不相同的。

虽然根据衡平原则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责任，但是衡平原则不能否定全部赔偿原则，它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对判决结果的一种修正和补充，即适用衡平原则对赔偿责任比例的调整度非常有限，只是一种“微调”而已。另外，现实生活中，受害人的利益以及一般医疗单位的心理平衡问题，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鉴于现实情况和没有直接的法律条款可资引用，在现阶段，衡平原则的运用应当慎重。

第五篇：论婚内侵权责任

论婚内侵权责任

摘要：追究婚内侵权责任不会加速婚姻破裂，相反，可以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和维系婚姻家庭的稳定。夫妻别体主义的确立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法理基础，国外立法和司法实践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当前，应尽快建立非常财产制和债权凭证制度，为婚内侵权责任提供物质保证。

关键词：婚姻；侵权责任；非常财产制；债权凭证

一、婚内侵权责任制度否定论述评

1.关于婚内侵权责任制度加速婚姻破裂论

婚姻关系是以夫妻之间的感情为基础的，一方当事人不主张离婚，说明双方之间的感情尚未破裂。此时，应尽量避免法律的参与，让夫妻自行解决矛盾。有学者担心，损害赔偿制度在婚姻内适用，不仅无助于感情的维护，更多时候是对感情的进一步伤害，甚至有可能是对夫妻亲密关系的彻底破坏。[1](p105)因为夫妻的感情体现在互让互谅的宽容与体谅上，如果法律准许婚内损害赔偿，就会使人们将家庭内部的矛盾诉诸公堂。期间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势必要将家庭生活中的一些细节，甚至是带有隐私性的细节披露，这样会对夫妻间的感情造

[2](p176)成进一步的伤害，也许会促使其破裂。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无法成立，理由如下：第一，目前尚没有相关的实证研究支持婚内侵权责任制度会加速婚姻破裂这一结论。毕竟，是否离婚是一个需要权衡多方面厉害关系才能作出决定的人生大事，当事人通常不会仅仅因为配偶追究其侵权责任而轻易选择离婚。第二，如果没有婚内侵权责任制度，受到侵害一方的当事人只能利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增加了离婚的可能。第三，如果没有婚内侵权责任制度，加害人不会因为其加害行为受到惩罚，他可能会变本加厉实施数量更多危害更大的加害行为，对婚姻造成更大的破坏。第四，如果没有婚内侵权责任制度的干预，夫妻矛盾可能不断升级，不仅危害婚姻家庭的稳定，甚至可能诱发恶性刑事案件。第五，婚内侵权责任制度的确立只是赋予了受害人追究加害人侵权责任的权利，这种法定权利还只是属于应然的范畴，是一种可能的状态。[3](p104-106)是否行使该权利，还要由受害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由选择。换言之，婚内侵权责任制度与婚内侵权责任之诉的提起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最后，婚内侵权行为本身就构成了对婚姻的伤害，为什么允许加害人伤害婚姻而不允许受害人利用合法手段来挽救婚姻？

2.关于婚内侵权责任制度没有法律依据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29条规定:“承担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对于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根据该条文，只要不起诉离婚或者判决不准离婚的，法院不支持当事人提出的损害赔偿诉求。

不能认为上述解释从根本上排斥婚内侵权责任。因为，司法解释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对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规的问题所做的解释，应坚持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和法制统一原则。[5](p329)《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的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可见，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而又不存在免责事由的，都应承担侵权责任，并不会因为存在夫妻关系而得到豁免。将其理解为排除了婚内侵权责任，明显违背了《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因而是不合法的。而且，受害人权利受到侵害时，本人有权选择离婚并请求损害赔偿或者只要求损害赔偿而不离婚，将其理解为强行剥夺了婚内侵权受害人选择诉权的权利，明显是不[4](p105)

合理的。此外，该条解释原本是针对离婚损害赔偿问题所作出的解释，将其理解为规定了婚内侵权责任问题，必将造成与其他条文不和谐的现象，违背了法制统一原则,容易引发争议。因此，笔者以为上述司法解释完整地应该理解为：当事人以《婚姻法》第46条所列情形诉请法院要求损害赔偿的而不起诉离婚或被判决不准离婚的，法院一概不予支持；但是，当事人以其他法律规定请求加害人承担侵权责任的除外。

3.关于婚内侵权责任制度缺乏物质基础论

虽然我国《婚姻法》规定了约定财产制，但民众对此制度缺乏了解，也可能担心约定财产会伤害夫妻感情，或者出于其他的原因，现实生活中约定财产制的适用率非常低，共同财产制仍然处于支配地位。夫妻一方除夫妻共同财产之外别无其它个人财产可用于负担损害赔偿时，在婚姻存续期间难以将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以用来承担赔偿责任。[6]倘若用夫妻共同财产来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无异于将左边口袋的钱放到右边口袋去，夫妻双方的权利义务未发生任何改变。结果，婚内侵权责任制度只是浪费了司法资源而已，并无太大的现实意义，不如予以限制。

笔者认为，因财产问题而剥夺受害人追究侵权人民事责任的做法是本末倒置的行为。不容忽视的是，在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许多罪犯（尤其是被判死刑或无期徒刑的罪犯）明显丧失民事赔偿能力，但法院通常会根据受害人及其家属的要求而判决该罪犯承担民事责任，并没有因为该罪犯缺乏财产引起判决难以执行就否决受害人追究其民事责任的权利。事实上，民事侵权责任除了经济补偿功能外，还具有对受害人精神慰藉和对侵权人进行惩戒的重要功能。而且，婚内侵权责任的执行问题也不是无法解决的难题。根据我国《婚姻法》第18条的规定，可以将婚内侵权责任产生的赔偿看作是应归受害人一方所有的财产，对方必须以其个人财产进行赔偿。在判决生效后，只要侵害方有个人财产或者在离婚时分割获得个人财产，受害人都可以要求侵害人用这些财产进行赔偿。除此之外，在现有制度框架下，也可以通过开设特别账户的方式来保障婚内侵权责任的执行。具体操作如下：法院从夫妻共同财产中划出一笔专项款，并将其存入为婚内侵权受害人在银行开设的特别账户作为受害人的个人财产，而该账户只能凭借受害人的签章才可以提取存款。只是需要注意，由于夫妻双方对家庭共有财产都有一半的所有权，所以专项款的数量不是婚内侵权损害赔偿的数量，而是后者的二倍。其效果相当于夫妻双方将一部分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侵害人将自己分得的财产用于承担侵权责任，而受害人则选择了储蓄。

二、建立婚内侵权责任制度的必要性

1.稳定婚姻家庭

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元，对于社会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家庭破裂可能性增加时，妇女可能将更多时间精力转向社会，家庭内部分工可能难以为继，整个家庭对社会生产的投入将发生根本改变，家庭内部生产更可能遭受重创。因为，孩子这类家庭生产的主要产品在家庭破裂时将面临大幅度贬值。为了降低这种风险，一旦预期到较高的婚姻破裂率，妇女就会更少地从事人类自身生产。这正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保护婚姻家庭的重要原因。婚内侵权行为容易伤害夫妻情感，引起婚姻家庭的破裂。建立婚内侵权责任制度，是法律对漠视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违背义务和公共行为准则的行为的谴责和惩戒，它意味着法律依据社会公认的价值准则和行为准则对某种侵权行为所作的否定性评价，也是矫正不法行为的重要措施。[8](p442)作为一个理性人，人类在决定是否从事某种行为前总会权衡该行为的利弊得失。当某种行为产生的预期收益小于预期成本，当事人就会因为无利可图而放弃该行为。通过追究婚内侵权责任可以增加实施侵权行为的成本，从而从根本上改变当事人从事婚内侵权行为的成本收益的对比状况以预防婚内侵权的发生。虽然利用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也可以对婚内侵权行为实施惩罚，但不同性质的责任其功用存在明显差别，不能相互替代。[7] [7]

2.保障无过错方合法权益

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就应该赔偿既是民法的基本要求，也是法律正义性的表现。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了婚姻存续期间的侵权问题，但留下了许多空白。毕竟，该制度的适用是以夫妻双方离婚为前提的，如果不离婚则无法适用。例如，对于一方利用家庭暴力侵害配偶人身权利的现象，根据其后果的严重性，法律分别规定了不同的法律责任：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实施家庭暴力尚未构成犯罪的，根据受害人请求公安机关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定程序予以行政处罚；因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如果受害人不希望离婚，那么出于对整个家庭利益的考虑，受害人不会轻易请求有权机关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因为这样做并不会给自己带来多少利益。而且，即使是在离婚情形，由于该制度只限于有过错一方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这几种特殊的过错类型，对于侵犯配偶的财产权益、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合法权益则无能为力。如此，我国《民法通则》第5条的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受到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也将变成一纸空文。构建婚内侵权责任制度，允许受害人追究侵权人的责任，则受害人可以通过要求对方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及赔偿损失等方式充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建立婚内侵权责任制度的可行性

1.法理依据

在早期，夫妻侵权豁免原则被普遍承认。夫妻关系的特殊性使得夫妻间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夫妻一体主义认为夫妻间的加害行为不具有反社会性，从而，夫妻间侵权行为也具有天生的阻却违法性，不被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但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独立地位逐渐增强。尤其是在日益高涨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夫妻一体主义理论也逐渐被夫妻别体主义理论所替代。所谓夫妻别体，又称夫妻异体，即男女结婚后各自仍然有独立的人格，各自有财产权利，承担各自的义务，夫妻地位平等。我国《婚姻法》第13条明确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该条文承认夫妻之间具有平等关系，夫妻间人格独立，这是夫妻间侵权责任的法律基础。此外，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法律的规定，侵权责任的一般要件是：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的行为造成损害后果；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行为人的行为违法。只要满足上述构成要件，侵权人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除非存在免责事由。很明显，婚姻关系的存在并不是法定的免责事由。

2.国外立法例的经验借鉴

从国外立法例看，配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提起侵权诉讼的禁区已逐渐被打破。在英美法系，在英国，根据1962年的《法律改革（丈夫和妻子）条例》第一节之规定，配偶的任何一方可以对另一方侵权行为提起诉讼，如同他们没有结婚那样。[10]（p273）在美国，自1884年起，《已婚妇女保护法》赋予了妇女独立的人格和对个人财产独立的所有权以后，许多州已准许夫妻间提起侵权赔偿的诉讼了。例如，在Prosser对Prosser案件中，南加州最高法院认可夫妻之间的人身侵权行为诉讼；在Self对Self案中，法院许可夫妻间的故意人身侵

［11］（p91）权诉讼；在Klein对Klein案中，法院许可夫妻间的人身过失侵权行为诉讼。此外，[9]

《澳大利亚家庭法》第119条规定:“一方婚姻当事人可以违约或侵权为由起诉另一方当事人”。在大陆法系，尤其是欧洲，那些禁止配偶之间相互起诉的法律规定在今天均已被废除。例如，《瑞士民法典》则更明确地规定:“配偶一方未履行婚姻共同生活的义务或其行为对他

[12](p39)方有危险、污辱或损害时，他方可据此向法官提出诉请。”我国台湾地区现行《民法典》

第184条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负损害赔偿责任。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者亦同。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致使损害于他人者，负赔偿责任。但能证明其行为无过失者，不在此限。前两项规定，于不法侵害他人基于父母或配偶关

系之身份法益而情节重大者，准用之”。立法理由为：“鉴于配偶与本人关系最为亲密，基于此种亲密关系所生之身份法益被侵害时，其所受之精神痛苦为最深，故规定不法侵害他人基于父母或配偶关系之身份法益而情节重大者，始受保障。又如配偶之一方被强奸，他方身份

［13］（p355）法益被侵害所受精神上之痛苦等是，增订第三项准用规定，以期周延。”由此可见，对于婚内侵权这一社会问题，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立法普遍选择将婚内侵权责任制度作为规范手段，可供我国借鉴。而且，该制度可以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相互配合，加强对已婚妇女权益的保护。

四、完善婚内侵权责任的制度保证

1.建立夫妻非常财产制

所谓非常财产制度，是相对于夫妻一般财产制度而言的，是指出现法定事由时，在不解除婚姻关系的前提下，法院根据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的请求，暂时或永久地对原夫妻财产制类型进行强制性变更，一般是将原来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变更为分别财产制。法院作出非常财产制的宣告，要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使得夫妻双方各自对其左右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财产责任。实行非常财产制的法定情形消除后，经夫

[14](p37)妻双方的共同申请，经法院查明，可撤销非常财产制的宣告，恢复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

从国外立法例来看，凡是不以分别财产制作为法定普通财产制的国家，大多规定有非常财产制。例如，根据《法国民法典》第1441条的规定，夫妻一方死亡或宣告失踪；离婚；分居；

［15］(p89)分别财产以及夫妻财产制的改变等情形下，共同财产制得以解除。再如意大利、瑞士

民法典规定了非常法定财产制，在发生法律规定的特定事由时，由法院判决宣告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离。实际上，我国《物权法》为非常财产制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根据我国《物权法》第99条的规定，“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婚内侵权无疑属于这种“重大理由”。通过增设非常财产制，不仅可以完善我国的婚姻财产制度，也为婚内侵权责任制度的适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建立债权凭证制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5条的规定，申请人申请执行的权利将会在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两年后因执行时效经过而丧失；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两年后因执行时效经过而丧失。如果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则会因为被执行人没有可供执行的个人财产而导致执行程序终结。在司法实践中，不可避免地，有些贫困夫妻可能没有财产，使得非常财产制并无适用的价值。为了避免夫妻一方“破罐子破摔”，侵害配偶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应建立债权凭证制度。所谓债权凭证，是指执行法院实施强制执行无效果时，依申请发放给申请执行人，用于证明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人尚享有债权的权利证书。[17](p250)这种凭证的发放一般要求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1)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现有财产经强制执行所得的数额仍不足清偿债务;(2)执行法院通知申请执行人于一个月内查报被执行人的财产，申请执行人到期不报或查报无财产的;(3)债权凭证发放范围限于金钱给付的执行案件;(4)法定执行期限届满。[17](p253)债权人得到债权凭证后，一旦发现债务人有可供执行财产时，即可依据债权凭证随时申请执行法院强制执行。毫无疑问，债权凭证将是一把悬在婚内侵权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能够产生巨大的震慑作用，有效减少婚内侵权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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