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代表任期制的实践与探索-zuixinxin

第一篇：党代表任期制的实践与探索-zuixinxin

党代表任期制的实践与探索

作者：王大发来源：学习时报来源日期：2008-3-19

湖北省宜都市作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单位，从2003年初开始，把探索实行县市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作为党代会常任制试点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实行代表直选为基础，以明确代表任期和职责为前提，以探索发挥代表作用的实现途径为重点，以建立健全制度和工作机制为保障，为县市实行党代表任期制积累了新的经验。

一、实行代表直选，建立与任期制相适应的代表选举机制

宜都市在代表选举工作中引入竞争机制，按照“报名、推选、公示、审查、选举”五个步骤进行代表直选，积极推进县市党的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方式的变革。

一是自荐参选。党代表候选人由过去酝酿提名改为党员自荐报名，无论是普通党员，还是党员领导干部，都可以自愿报名参选党代表。这一作法得到广大党员的积极响应，2003年换届选举，全市有784名党员报名参选，占全市党员总数的3.6%。2006年换届选举有921名党员报名参选，占全市党员总数的4.2%。二是平等竞选。在党代表选举过程中，每位候选人都要发表承诺演讲，演讲顺序抽签确定；在介绍候选人情况和选票姓名的排列上，一律按姓氏笔划为序；在选举结果的运用上，按得票多少确定谁当选。

三是公开推选。由全体党员分选举单位进行公开推选，根据推选结果确定正式候选人。整个选举过程中，代表资格、条件公开，名额分配和结构要求公开，选举办法和时间公开，并实行秘密写票、无记名投票、现场唱票计票、当场公布选举结果。

四是差额直选。各选举单位召开党员大会直接选举党代表，差额比例不低于40%。实行结构选票，领导干部候选人和非领导干部候选人分别按比例确定差额，确保了普通党员代表的当选比例。2006年换届，非领导干部代表比例由上届的35%提高到52%。

宜都实行代表差额直选，在候选人之间建立起正常竞争和比较的平台，进一步明确了党员与代表的权力授受关系，增强了党代表的“代表意识”，激发了代表的民主政治热情，并从整体上优化党代表的结构和素质，为县市实行代表任期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赋予代表职权，明确代表任期及其权利义务

明晰党代表任期及其职权，是党代表在任期内履行职责、发挥作用的前提。经过四年多试点实践，宜都在界定县市党代表的职责和权利方面作出了初步探索。

规定代表任期。规定党代表直选产生后，其任期与市党代表大会届期一致。在任期内，只要没有按有关规定终止其代表资格的，其代表资格一直有效，履职行为受到保护。

赋予代表权利。规定代表具有六项基本权利，即：选举权，选举市委及市纪委班子，选举出席上一级党代表大会和党的代表会议代表；决策权，在党代表大会期间参与重大事项的决策，在闭会期间对市委、市纪委贯彻执行大会决议的情况进行审查和评议；审议权，审议市委、市纪委工作报告；提议、提案权，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某一事项提出意见和建议；询问（质询）权，就党员群众普遍关注、感到不清楚或不满意的问题，对市委、市纪委，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或者市委工作部门提出询问或质询；评议权，对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及市委工作部门履职情况进行评议。明确代表义务。宜都规定党代表除模范履行《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外，还要履行以下六项基本义务：模范执行党代表大会及党委的决议、决定，积极向所在选举单位党组织和党员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正确行使代表的权利，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收集、反映本选举单位党组织、党员的意见和要求，维护党员的民主权利；受党代表大会和市委的委托，对有关问题进行专项调查研究或视察；回答选举单位党组织和党员对党代表工作等有关问题的询问；向选举单位党组织和党员汇报履行代表职责的情况，自觉接受选举单位党组织和党员的监督。

三、开展代表活动，探索代表任期内发挥作用的途径形式

闭会期间充分发挥党代表作用是县市实行党代表任期制的核心内容和生命力所在，宜都探索 1

出四种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

代表走访服务党员群众。制定《党代表走访服务制度》，要求党代表在闭会期间加强与普通党员、群众的联系，规定党代表要对走访中收集到的各种意见、建议、诉求进行分类整理，并按规定程序提交相关单位予以落实。对工作建议类、诉求类的，填写《党代表接访建议限期答复通知书》；对存在不同看法和意见并要求解释类的，填写《党代表询问书》。《通知书》和《询问书》由市党联办交相关单位在规定期限内答复处理。对有关单位处理问题不满意的，可以按规定提出质询案，由党代表联络办公室按规定召开质询会议。近年来，代表将走访收集的党员群众意见以《通知书》《询问书》的形式，下达责任单位并要求答复，相关单位下访答复询问120多件次，有效化解了矛盾，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代表提出提议、提案。提议是党代表围绕全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等事项提出的书面建议、批评和意见；提案是党代表联名提出的事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或党员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要求列入党代会年会议程进行决策的书面意见和建议。四年来，党代表累计提出提议、提案298件，建言献策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市委不断完善代表提议的处理和回复机制，每年召开交办会议，加大提议督办力度，使提议得到有效办理和落实，代表反馈满意率逐年提高。

代表参与重大决策的协商与评估。市委在重大决策前，由决策协商与评估委员会召开党代表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函等方式，广泛征询代表意见。全委会和常委会作出决策时，邀请相关行业或领域代表列席会议，党代表列席会议时有发言权和建议权。近年来，市委在重大改革方案或工作方案的出台前，组织多次专项协商评估活动，共向党代表发出征询意见函5000余份，收回大量合理化建议，绝大部分得到采纳。市委全委会票决任免重要干部，还邀请相关代表列席会议，并安排代表发言议程，充分听取和吸纳民意。

组织代表开展各种监督活动。一是组织代表视察。二是组织代表民主评议，评议对象是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和党委工作部门。开展试点以来，共评议市“两委委员”3次、党委工作部门1次，民主评议现场计票、当场公布结果。三是代表质询问责。截止到目前，全市先后召开质询会7次。随着质询实践的不断探索和完善，党代表参与民主监督的渠道进一步拓宽、监督力度进一步加大。

四、保障代表履职，构建代表任期制的相关工作机制

为保障代表履行职责，宜都市经过近几年探索，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加强配套工作体系建设，逐步构建了一套实行县市党代表任期制的工作机制。

加强制度建设，构建代表任期制的制度体系。先后探索建立相关制度12项，主要包括《党代表选举办法》、《党代表联系走访、服务党员群众制度》《党代表询问、质询制度》《党代表提议、提案制度》《党代表评议党委工作部门制度》等，逐渐形成了党代表的产生、管理、履职与监督等方面制度体系，有效规范和保障了代表任期内的履职。

选举产生“四个委员会”，加强对代表履职活动的领导。选举成立市党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和决策协商与评估委员会，“四个委员会”为党代表大会下设机构，闭会期间受市委领导。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要负责审查代表选举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和代表任期内的资格是否有效，组织代表述职活动。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主要负责对代表提议、提案进行审核，确定承办单位，并进行交办和督办。监督委员会主要负责组织党代表对全市各级党组织贯彻落实党代表大会精神及大会决议、决定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对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市委全委会、纪委全委会及其组成人员履职情况进行监督。决策协商与评估委员会的主要负责就党代表大会及市委重大决策预案进行党内党外协商论证与评估；受市委委托就专项工作开展专题调查研究，提出建议意见；组织代表开展走访、调研及服务活动，广泛收集党员群众意见，向市委提出工作建议。“四个委员会”的设立为代表任期制的实行从领导力量上给予了保障。

设立市党代表联络办公室，做好相关服务工作。设立市党代表联络工作办公室，定编3人，与市委组织部合署办公，负责做好“四个委员会”与代表的联络及相关组织、管理、服务等日常工作。

党代表任期制：扩大党内民主制度的重要平台

作者：雅安市委党校课题组

来源：学习时报来源日期：2008-10-27

雅安市雨城区、荥经县是十六大以来全国县级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之一，而党代表任期制是试点重要环节和内容，就试点的成效看，被《人民日报》等媒体誉为党内基层民主的“试验田”。中组部领导认为，正是雅安等地的试点为十七大作出“实行党代表的任期制”和“在一些有条件的县（市、区）试行党代会常任制”，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党代表任期制是一项崭新的党内民主制度，需要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为此，我们对试点地方的部分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普通党员、群众代表进行了专题问卷调查。接受调查的对象包括雨城区和荥经县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普通党员、群众，共计459人。其中，县（区）党代表233人，占被调查人数的50.76%。

一、实践启示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和荥经县于2002年开始进行党代表任期制的试点，做法主要包括：改进党代表产生方式，党代表由直接选举产生；建立健全党代表履行职权的相关制度，从各个方面保障党代表职权的行使。通过六年的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

（一）党代表任期制，有利于党内选举制度更加民主和开放

党代表任期制，通过选择最有说服力和公信力的选举制度，为党内民主提供有利的契机。雅安试点采用了竞争性的直选党代表的办法，这是雅安试点的“亮点”之一。各选区须按照“报名—推选代表候选人—初审—推选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资格审查—公示—选举正式代表—公告”8道程序，无记名投票差额直接选举产生党代表。代表选举委员会只审批候选人预备人选，而不再审批当选人选，充分尊重党员确定的选举结果。

调查显示，认为党代表“素质高，能做好代表工作”和“素质较高，能适应工作需要”的占59.41%；认为本届党代表与往届党代表相比，“责任意识更强了、对党员的意见更认真反映了、作用更大了、工作比以前实在了”的占66.37%；认为产生代表的途径和方式有利于党内民主“实行竞争性的差额选举和竞选与承诺”的占72.77%；“代表应充分体现党内不同层次党员的利益和愿望”的占51.34%；“代表由党员大会直接选举”的占45.31%；“党员代表产生的程序化、公开化”的占43.53%；“代表必须自愿报名”的占43.08%。因此，形成自下而上的、透明度很高的民主竞选制度，不仅赋予了党代表的政治责任感，而且有了参与党内事物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动力，增强了代表的民主意识、主体意识和监督意识，提高了代表素质和能力，使党代表的价值、党代表的政治资源和执政资源显现出来了。

（二）党代表任期制，为扩大党内民主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党代表任期制的作用是保障党内民主一个重要的机制，即通过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政治过程，来收集和集中党员的政治要求，再进行一系列的政治议程将党员的“众意”进行立法、监督、决策等方面的转换。过去在党章中只规定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但从未规定党代表的职权。党代表更多的只是会议期间的职权，至于参会期间的政治态度、讨论的积极程度和发言内容的深度，是不作任何要求的，会后的履职也是无法考量。十七大修正后的党章，虽然没有专门规定党代表的职权，但明确提出了实行党代表任期制。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这就为发挥党代表的作用搭建了崭新的制度平台。党代表任期制规定党代表的职权，这正是任期制的本质内涵，同时为参与党内的决策议事有了直接的新的切入点。

雅安试点规定代表任期内拥有选举、知情、审议、表决、评议、监督、建议、视察调研等权利义务。为了规范党代表履职行权有效性，雨城区党代会选举产生了代表工作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和决策咨询委员会，作为党代表大会下设机构，新增党代表在任期内的审议权、评议权和建议权，把“三权”扩充为“六权”。根据调查，认为明确规定党代表的职权，有利于“扩大党内民主”的占76.15%；有利于“加强党内权力运行的监督”的占67.83%；有利于完善党的代表大会职能的占65.86%；有利于“提高党委决策的科学性和权威性”的占56.02%。

（三）党代表任期制，使党内民主有了持续性的常态运行

发挥党代表作用是党代表任期制的核心内容和生命力所在。党代表任期制规定党代表时间连续性和代表资格的常任性，这就便于经常走访和了解基层党员和群众的情况，使他们在代表大会上，有了更强的代表性，而且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也以经常的方式，监督党的机关工作。雅安试点中明确规定，代表在闭会期间主要以列席有关会议、听取情况通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建议、参加评议测评、结对联系党员、参加学习培训等形式来履行代表职责。代表活动主要以代表团、代表小组为单位进行，每年的活动不少于2次。据调查，试点以来，两区县共有3000多人次参加了代表活动，其中雨城区已开展了20多次代表团活动；700余人次列席了区（县）委全委会、常委会，其中荥经县有105名县党代表先后20次列席了县委常委会，72名县党代表先后12次列席了县委全委会，129名县党代表被聘请为县委、政府监督员；雨城区共开展两委委员和代表述职评议450多人次，参加党员2万多人次，办理党代表提出提案和意见建议132件。实践证明，党代表有了经常参与党内事务的渠道和形式，使党代表身份变为经常性，参与的空间越大，履职途径越多，作用体现越直接，党内民主的氛围就越浓，并使党内民主形式变为了常态化。

（四）党代表任期制，积极推动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建设

党代表任期制是党内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通过制定和完善党代表任期制的相关制度，使党内民主的实现形式和途径有了新的保障。据调查，雨城区接连出台了“1＋8”制度体系，荥经县也形成了“一纲三版”格局，出台相关制度文件已超过20个。主要有区、县党代会年会制度；区、县委、纪委通报工作制度；党代表述职测评制度（辞职、罢免）；代表活动制度；代表提案办理制度；代表学习培训制度；“三联”制度和“五个一”活动（提一条合理化建议，反映一个重要问题，联系一个党支部，联系一名困难党员，为党员、群众办一件实事）等制度。通过调查，认为党代表发挥作用的效果“很好”和“较好”的占了69.28%；认为“一般”的只占了25.49%。因此，从公开、公平、竞争地选举代表，党代表职责有规范，党代表联系选区有保证，党代表建言献策有渠道，党代表监督党委委员有力度，每一个环节都有具体的制度来支撑和保障，使党代表的身份能够亮出来、合法、有效。当然，从雅安的试点来看，要使党代表任期制真正发挥作用，还有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制约党代表任期制的主要因素

一是制度保障有待完善，工作机制、激励机制有待建立和完善。问卷调查中，认为发挥党代表作用没有相关制度和机制保障的占60.09%；认为“党代表发挥作用的途径或渠道不明确”的占43.76%；认为“没有形成一种使党代表在平时发挥作用的氛围”的占43.54%；认为“党代表的具体职责和作用不清楚”的占31.52%；认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作用差不多”的占43.96%。虽然实行了党代会年会制，但有的形容党代表发挥作用是“一年一次会，会上发点言，开会划个圈，会后就靠边”；有的党代表认为“形式和程序变得复杂了，实质的内容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却还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有的代表形容自己的最大感受是“光荣、责任、迷茫”。

二是党代表的职责有待明确，素质有待提高，结构有待优化。党代表普遍反映，对在闭会期间党代表的职责，如何发挥代表的作用，并不十分清楚。由于党代表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不清楚，有的党代表缺乏主动性和使命感，党员意识和代表意识不强；一些党代表政治理论和科学文化素质不高，特别是部分党代表的调研分析、参与决策、组织协调及做群众工作等方面的能力欠缺；有的代表忙于生计，在时间、精力投入上确实有困难，影响了作用的发挥；有的代表角色定位局部错位，代表的提案与人代会、政协会的议案重复交叉。另外，代表结构不尽合理，领导干部的比重较高，代表身份重复，有的是人大代表又是政协委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新经济组织等方面的代表偏少。问卷调查中，认为代表结构中“应当适当增加各类专业人员比例”的占49.32%；认为“应当适当增加基层普通党员比例”的占46.59%；认为“应当适当增加非公经济组织党员比例”的占27.05%。

三是代表行权空间和途径需要进一步拓展，代表的整体作用需要提高。从保障代表行权方面，设立党联办的职能、性质和地位与组织代表履职行权的功能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从实践来看，党代表团活动开展不够平衡，有的效果不够明显，针对性不强。有的地方党代表列席会议的事前准备不足，事前不告知党代表列席会议的议题，使党代表事前没有办法也不可能进行充分的、必要的准备，会上发言很难有质量保证。从党代表与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相互沟通的情况来看，也存在信息的不对称。调查显示，党代表“经常”向党组织提意见和建议的占41.36%；“偶尔”的占55.46%；党员或群众“经常”向党代表提意见或建议的占28.05%；“偶尔”的占56.11%；党组织“经常”向党代表通报情况、征求意见的占44.34%；“偶尔”的占46.61%。

三、对策与建议

调查显示，认为党代表发挥作用最切实可行的途径是：“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建立党代表提案和意见建议收集反馈制度”、“党代表与党员、党员领导干部定期座谈制度”、“建立党代表定期专项考察、调研制度”等。认为通过“提案和意见、建议”来发挥作用的占86.65%；通过“调研、视察”来发挥作用的占70.46%；通过“列席党组织会议”来发挥作用的占56.02%；通过“联系党组织和党员”来发挥作用的占55.80%；通过“参与干部的考评监督”来发挥作用的占44.20%。所以，根据调查数据统计分析，我们认为，要更好地发挥党代表的作用，尤其应当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完善党内规章，奠定党代表发挥作用的法规基础。一方面应当对党代表履职的保障制度和基本权利有所界定。从先期试点地区看，党代表的权利借鉴了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一些做法，比如视察权、质询权、调研权、提案权、干部推荐权等等。目前需要出台全国性的指导文件，明确党代表权利的基本内容和行权方式以及保障行权的制度和机制。另一方面，应当注重制度的完整与闭合功能。制度应当从纵向以代表的选举产生方式、代表的权利与职责、代表如何行权、代表的监督与管理等，横向上以制度设计的可行性、科学性、实效性，外界上（社会方面）对这个制度的评价机制和监督机制，形成“多维一体”的易于操作的制度形态。

2、积极构建党代表任期制的体制平台。从试点情况看，要确保党代表在任期内切实履行权力和职责，还须同步架构党代会常任制，以之作为实现党内民主的重要平台，而党代会常任制本身是一种代议制的民主方式，它的合理性、合法性及其功能的发挥与党代表任期制是直接衔接的，并且能够保证党代表行使选举、决策、参与、监督等各项的权利。但是，多数地方党组织没有进行常任制，不召开年会，还是五年一次党代会。那么党代表任期制怎么保障呢？为此，一是是否根据实际情况至少在届中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或每年召开一次代表例会，或者定期召开一些会议等等。二是如何组织代表活动，代表履行职责、开展活动要有一定的组织形式，按区域或工作性质将代表划分为若干个代表团，明确规定代表团是代表参与党内事务的一种组织形式。三是在党委部门成立负责组织协调党代表履职行权的机构，保证工作顺利开展。

3、坚持和完善相关制度，让党代表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发挥作用。通过开辟多种渠道，采取专项考察、调研、征求意见、视察、提案、座谈、质询、咨询、评议等有效途径和形式，使代表发挥作用。为此，我们认为必须坚持和完善以下几个关键制度：建立党代表调研制度、代表视察工作制度、代表列席党委会议制度、代表评议制度、代表质询制度、代表联系党员群众制度、座谈会制度。

4、加强对党代表的服务和管理，提高代表的整体素质。一是加强对党员代表的日常教育培训，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二是强化对党代表的管理，不断完善党代表联系党员群众和述职评议制度，坚持党代表接受“两个监督”（党员和群众）的制度。三是提升代表的整体素质，提高代表的履职能力，这里关键是制定一套保证党代表整体发挥作用的制度，通过整体水平提高，将大大推进党内民主的进程，增强党代表的责任意识和荣誉感，使党代表的作用真正突显出来，发挥出来，展示出来。

第二篇：党代表任期制

党代表任期制：探索中的进步与问题

2008年08月24日 10:46学习时报

2008年7月18日，中共上海市委九届四中全会召开，党代表列席市委全会。这不仅是上海市首次党代表列席市全委会，就全国省级党的委员会而言，也是第一次。

在此两天前，7月16日，新华社授权发布《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以下简称《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党代表任期制条例。

在此九个月前，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党代表任期制写入了党章。

在此二十年前，1988年，中国共产党在县级党代表大会试行党代会常任制，同时开始出现党代表任期制。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党代表任期制从试点走向推广、从制度条文走向新的大面积实践。

一、党代表任期制的历史合理性

一个政党是否实行党代表任期制，并无一定之规。世界上有众多政党，各有各的做法，均是各自情势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并没有实行党代表任期制，后来强调这一问题，并在当下成为全党关注的热点问题，实是当代中国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长期执政的党。党的传统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但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党代表任期制的一大优势就是众多的各级党代表可以成为党员群众与党代会、党的委员会的沟通桥梁，反映群众意愿的管道，成为代表群众监督权力机构的形式之一。因此，在刚刚发布的《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中，赋予党代表密切联系党员和群众的职责，同时规定其接受党员和群众的监督，以确保党代表在密切党群关系方面发挥特定作用。

中国共产党又是在政治体制中承担领导核心责任的党。中国政治体制的政治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各级人大、政协、政府及所属各部门均设有党的组织，各级决策机构人员，大多是共产党员，所谓“一个核心、三个党组（指人大、政府、政协各有党组）”的称谓是其简单写照。在此背景下，党内民主状况，党的重大问题决策，不可能不影响到政治体制的运作。如何监督领导层党员，监督其权力运作是否符合社会公义、符合人民利益，就是党的建设和整个社会的重大课题。党代表任期制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课题，但党代表对党的代表大会和委员会的监督，至少是从党的建设视角解决这一课题的方式、手段之一。

中国共产党又是一个具有七千四百多万党员的大党，其内部事务的管理，就其难度和复杂性而言，不亚于一个国家。在这种背景下，很多党内事务由全体党员直接参与是不现实的，只能通过代表参与。党代表任期制，意味着党代表在任期之内必须向选举单位的党员负责，并代表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管理。在过往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党代表只是在大会召开时起到讨论报告、选举领导机构的作用，大会闭会后便无声息，一般是常委会作为领导机构呈现在公众视野中。代表大会作为领导机构的作用体现不出来，党员的主体地位也表现不出来。因此，实行党代表任期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这种局面。特别是在参政议政方面，党代 1

表任期制确实在县级试点单位中体现出一定作用，是党员主体地位的折射。但在省级、直辖市，乃至全国代表大会，党代表参与重大问题讨论、决策方面，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而上海的做法无疑是对新制度的检验。

二、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进展

党内民主包含有多方面的内容，但最主要的就是民主决策、选举、公开、监督等。党代表的职责和活动方式，牵涉到党内民主的多个方面，对党代表任期制如何规定，既是党内民主发育水平的体现，又是党内民主制度的构成部分。

按照《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党代表的权利职责可归纳为四大类:一是选举权；二是介入重大问题决策过程；三是监督权；四是完成党代会或委员会委托的工作。这些权利与职责，反映了党代表参与党内事务的程度。应该承认，党代表权利职责明确化，是一种进步，比如，条例明确规定党代表在大会期间行使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规定向同级党代表大会或同级党的委员会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规定对同级党委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及其成员进行监督，等等。尽管这些权利还需要有进一步程序规定来体现、保障，但毕竟给予代表以明确的权利，在适当的条件下这种权利就会转化为党代表的实际行动，其行动就有了“法规”的依据。当然，党代表的权利不等同于人大代表的权利，而是依据政党的特点设计的基本权利。

党代表的工作方式、活动方式，同样是党内民主制度的构成部分。在开会期间，代表可提出同级党代会职权范围内的提案，在闭会期间可以个人或联名方式，以书面形式提出相应提议；可通过参加座谈、列席会议等方式，对本地区重大决策和党内重要文件的制定，提出意见和建议；可以对本地区有关重大决策重要事项进行调查研究；可列席同级党委会全体会议并发表意见；可评议同级党委常委的工作等等。高度概括地讲，党代表基本工作方式就是三大类型:提案、议政、调查研究，在这些活动中实现对同级党委的监督。这些条例规定，丰富了党内民主的制度，有的规定（如提出议案）填充了党代表大会长期以来存在的和空白，是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管理的重大进步，对于形成党员参政议政、反映党员意愿的决策机制是一种探索。

三、进一步探索党代表任期制

从现有的制度规定和实践来看，党代表任期制还大有发掘空间。换句话说，还有一些空白需要填补，党内民主才能有实质性进展。

一是关于代表的职责权限。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共产党员有要求罢免或撤换不称职干部的权利。从法理上讲，各级党的委员会是由同级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党代表有权对其提出罢免或撤换的主张。但在实践中，却没有任何相关的具体规定，即使出现了不称职干部，一般党员想要罢免或撤换他，却找不到任何关于启动程序的规定，用大白话说，就是不知道谁负责受理关于罢免与撤换的提议，不知道应该怎样提出相关建议，怎样提出才算没有“违背组织原则”？而在党代表的权利与职责里，能否提出罢免与撤换的规定，亦无规定。在实际生活中，有的基层试点单位对于代表的罢免与撤换是有规定的，但层级较低。在全国使用的代表任期制条例中，如果对党代表权利规定能够完整地体现出党章的精神，将是对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空白的一种弥补。事实上，有选举就有罢免，哪怕罢免在实际上极少发生，也应有相应的规定，以防万一出现问题而无可操作的程序，党章规定的权利也不至于虚化。

二是关于质询与询问。党代表能否有质询的权利？从理论上讲是不成问题的。在基层试点中，党代表质询委员会甚至书记的事也是发生过的。在这次公布的《代

表任期制暂行条例》中，涉及的主要是代表参政议政，提出议案、建议或意见等，而没有涉及质询问题。实际上，授权者向其授权的党的同级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及其成员提出质询、询问，是履行职责的必要方式，是监督被授权者的必要手段，是确保决策正确、不滥用权力的重要形式之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曾指出现行体制的主要问题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党代表任期制如果能够真正体现出代表的权利，如果针对重大问题决策与执行的质询（需指出，对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不等同于质询）权利真正实现，就是对权力过于集中的一种制约。因此，党内监督条例中才对党的委员会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的质询与询问有相应规定。但对党代表的质询权利如何保障，却没有相关制度保障与规范。实际上，在监督机构监督同级主要领导较弱的情况下，党代表的质询也是一种可以弥补现行监督体制不足的做法。

三是关于监督党代表问题。党代表是党员选举产生的，一旦实行任期制，党代表也有一个能否真正反映选举人意志的问题。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其一，党代表在投票表决、选举等事项中“代表”谁？从理论上说当然是代表选举单位意志，代表选举人意志，但在实践中却复杂得多，特别是在用人问题上，“代表”上级意志司空见惯。其二，党代表履职的表现，如何让广大党员知道？党代表在相关会议上的表现如何，提出了什么样的议案，提出了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需要让选举人知道，选举人才能判断其究竟代表谁、是否合格等。由此又决定了党代会需要进一步公开，党内事务进一步公开。其三，上述两个问题，都源于党代表是怎样产生的。如果代表是真正由选举产生而非形式主义的选举产生，代表自然就对选举人负责，把密切联系群众当作天职而非外来力量添加的义务，把代表选举人意志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党代表的活动、表现并不是孤立的，是由整个党内民主状况所决定的。

四是关于“联名”问题。《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规定可以“联名”方式向同级党的委员会提出属于同级党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提议，那么由此产生一个问题:联名必有“串联”，不串联就不可能有联名。按照我们党的传统，一向是把内部某些人的“串联”视为非组织活动或小组织活动的，亦即非法的。实事求是地说，有些串联的确可以带来负面的结果，禁止也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什么样的串联是必须禁止的？什么样的串联属于正当联名？这是一个难以界定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如不予以正视，正常的民主生活就难以开展。

我们期待着《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得到落实，并继续完善，以推动党内民主的发展，使党更好地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高新民）

第三篇：党代表任期制

党代表任期制是指各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同级当届党代表大会期间，可以代表身份从事其职责权限范围内活动。党代表每届任期与同级党代表大会当届届期相同。中国共产党从1988年开始在部分县（市、区)进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同时开始党代表常任制试点。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实行党代表任期制，并在十七大通过的党章中作了相应规定。

认真实行党代表任期制 有序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党的十七大作出了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的重大决策部署，并将其写入党章，这不仅是党的自身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2008年5月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从党内法规的层面，对实行这一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以此为标志，党代表任期制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认真学习领会十七大精神和《暂行条例》的各项规定，实行好党代表任期制，对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实行党代表任期制是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重大举措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执政党地位决定了党的任何一项重大决策，都关系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着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只有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党内智慧，体现全党意志，才能在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面前，牢牢把握改革发展的主动权，始终保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十七大把党内民主提到了“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的高度，并提出了“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强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新论断，这一思想为推进新时期党内民主建设指明了方向。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实行任期制，正是实践这一思想，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重大举措。

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实行任期制，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实践价值。我国是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党是一个有着七千多万党员的大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日益增强，广大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热情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形成科学决策、促进社会和谐，就成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使得党代表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职权得到延续，任期内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党内权利机构主体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参政议政的职能进一步加强，比较好地改变了以往履行职责无途径、行使职权无保障的状况，使党内民主的内涵发生了质的飞跃，党内民主实践得到了新的拓展。

我们党80多年的奋斗历史，就是不断探索和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历史。党的八大时，在毛泽东同志的倡导下，全国普遍实行了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制度没有坚持下来。从1988年开始，在中央的指导下，一些地方围绕发挥党代表的作用，开展了党代会常任制试点。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果，积累了宝贵经验。从实践来看，实行党代表任期制，有利于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党的代表大会代表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党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有利于广泛集中民智，准确把握民意，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进一步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有利于加强党内民主监督，规范和约束党员领导干部的用权行为，提高党拒腐防变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党的纯洁性；有利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搭建党组织与广大党员群众之间沟通联系的桥梁，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有利于提高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民主素质，在全党逐步形成浓厚的民主意识和民主氛围，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良性互动。可以说，实行党代表任期制，是推进党内民主建设进程的一次重大突破。

二、积极探索党代表发挥作用的途径与方式

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任期制、充分发挥党代表作用，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需要我们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不断实践。《暂行条例》对党代表的权利职责和开展工作的方式作出了明确规定。党代表不仅可以在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审查党的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告，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行使表决权、选举权，联名向大会提出提案，而且在闭会期间，仍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继续履行职权，由个人或以联名方式，向同级党的委员会提出相关提议；受党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的委托，对有关重大事项进行调查研究；对党的决议、决定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应邀列席同级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根据同级党的委员会的安排，参加对本地区重要干部的民主推荐，参加对同级党的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的评议。这些规定，丰富了党内民主的内容，提高了党内民主的水平，填补了党代表大会制度设计上的一些空白，是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的重大进步。

党代表任期制的核心是党代表发挥作用。在实际工作中落实党代表的权利，发挥党代表的作用，关键是要在深化和拓展党代表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方式上下功夫。所谓深化，就是要把《暂行条例》对党代表开展工作的方式作出的原则性规定具体化、制度化、规范化。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和相关的配套制度，对程序性、方法性和操作性层面的内容作出详细规定，提出明确要求，为党代表发挥作用提供政策上的依据和制度上的支持。所谓拓展，就是要进一步探索有利于党代表发挥作用的其他途径和方式。党代表任期制蕴含的制度空间很大，党代表发挥作用的途径很多，《暂行条例》只是规定了已经形成共识和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对于询问和质询、视察、发挥党代表小组的作用等方式，都可以进行探索、总结和完善。党建工作基础好、民主氛围浓的县区，也可以在试行党代会常任制方面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不断丰富活动内容、拓展途径方式，把党内民主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大力提高党代表的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

代表素质是发挥代表作用的重要前提。党代表的整体素质和履职能力如何，直接关系着党代表大会职权行使的质量，关系到党代表作用发挥的大小，关系到党内民主建设的整体水平。应当看到，党代表来自各行各业，代表的广泛性、构成的复杂性和工作的兼职性，决定了党代表参与党内事务的差异性。实行党代表任期制，发挥党代表作用，提高素质是根本，抓好培训是关键。各级党委要有计划地组织同级党代表参加学习培训，采取专题辅导、以会代训、小组研讨等多种形式，组织党代表认真学习党的理论，熟悉党的政策，了解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形势，掌握党内决策的主要程序，夯实党代表建言献策、参与决策的理论基础，不断提高党代表队伍的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

打铁还须自身硬。作为党代表来说，更要积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牢固树立代表意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主动学习，自我加压，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政

策理论水平和建议献策能力。要始终意识到，党代表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个重要职务、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必须不断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与基层党员和群众的联系，了解党的决议、决定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反映基层单位和党员群众的意见建议；积极参加同级党代表大会和同级党委组织的活动，努力完成交办的工作。要立足自身工作岗位，加强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积极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和建议，促进党委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要模范遵守党的章程和国家法律法规，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发挥表率作用。总之，只有具备了较高的威望和较强的履职能力，党代表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提出真知灼见，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出上力、撑上劲。

四、努力构建党代表履行职责、发挥作用的保障机制

建立健全党代表履行职责的保障机制，是党代表发挥作用的基础。没有完善的保障机制，党代表发挥作用就无从谈起。从目前来看，当务之急是构建三个方面的机制。一是建立党代表的权利保障机制。要着眼于党代表活动的制度化，重点围绕保障落实党代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建立一套完整的活动制度，详细规定党代表履行职责所涉及的范围、职权、方式、程序、规则等，使党代表的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二是建立服务党代表开展工作的组织保障机制。要着眼于党代表活动的经常化，重点围绕为党代表履行职责提供服务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对组织机构、活动经费及党代表活动的时间等作出明确规定，并认真抓好落实，解除党代表的后顾之忧。三是积极探索建立党代表发挥作用的激励约束机制，解决部分党代表履行职责动力不足的问题。党代表是广大党员选举出来的，必须接受来自党内各个层面的监督制约，其履职情况也要有相应的评价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使党代表积极参加组织活动，自觉履行代表职责，始终代表党员意志。在实际工作中，要通过探索建立党代表向党员述职并接受党员评议，党代表联系党员群众、反映群众意愿，党代表履职情况公示等规章制度，调动和激发党代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促使党代表履行好职责、发挥好作用。

党代表任期制，是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的重大创新，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重大突破，是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大举措。各级党组织要把贯彻执行《暂行条例》，实行党代表任期制作为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举措，列入党组织工作的重要议程，抓紧抓好、抓出成效，努力为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从5年“开一次会、投一次票、举一次手、发一次言”到任期内积极发挥代表作用，党代表任期制使党代表成为全程代表。昨天，江门市党代表任期制工作会议在鹤山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邹家军强调，党代表任期制工作在全市全面铺开，党代表工作室明年上半年将全面建立，全市要以建设党代表工作室为切入点，扎实推进党代表任期制工作，积极发挥党代表的作用，各地各单位要主动接受党代表的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推诿拒绝。

【党代表发挥作用】

从“开一次会”到“经常性参与”

过去，党代表发挥作用只局限在党代会召开期间。党的十七大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全面实行党代表任期制，任期的时间与同级党代会的届期一致。这意味着党代表在党代会闭会期间也以党代表身份从事党内制度规定的相关活动，发挥代表作用，党代表有了经常性参与党内事务的渠道和形式，将彻底转变过去5年“开一次会、投一次票、举一次手、发一次言”，一次性就完成使命的状况。同时，党代表任期制建立了党代表联系群众的制度与机制，从制度上保证了党代表多层次多渠道地联系群众。

邹家军指出，实行党代表任期制，有利于调动党代表参与党内事务，激发党代表履行职能的热情，有利于强化代表意识，提高党代表参政议政水平，同时有利于突出党员主体地位，实现广大党员对党内事务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从整体上提升党内民主建设的水平，同时也有利于加强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市委决策的科学性，使决策更符合民意，更体现民意。

邹家军要求，各地各单位要紧紧围绕中心工作，根据我市党代表发挥作用的特点和规律，把握好关键环节，落实党代表的权利和职责，创新党代表发挥作用的方式和途径，建立健全配套制度，抓好培训提高党代表素质，真正把这项工作落到实处。

【党代表工作室】

区域全覆盖 代表全参与

省委组织部明确提出，各地力争明年上半年把工作室全部建立起来，把活动开展起来。作为省党代会常任制试行单位，鹤山市率先建立党代表工作室，积极探索党代表发挥作用的方式，在全市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邹家军要求，各地要在吸收先行地方经验的基础上，以建设党代表工作室为切入点，积极为党代表发挥作用搭建平台，做到区域全覆盖，代表全参与，并注重建立长效机制。

工作室选点要以方便党代表联系党员群众、有利于党代表开展活动为原则。城市社区、党代会代表选举单位原则上都要建立，农村社区、村委会根据党代表的集中情况分片建立，党代表所在单位有条件的可以在本部门、单位内建立。驻村（社区）工作室由各市（区）统筹规划建设，驻部门（单位）工作室由市（区）直选举单位统筹规划建设。工作室建设要做到“七个有”，即有办公场地，有标识标志，有代表简介，有工作制度，有接见计划，有文档记录，有人员。

要把工作室建设成为接见党员群众的主阵地，定时、按时向党员群众开放，安排党代表轮流进行接见。有条件的要开通网上工作室，积极利用现代信息网络资源，进一步拓宽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党代表在开展活动过程中，对于群众反映的意见建议，要视情况进行解答、解释或提出处理意见。工作室要按照党代表提出的处理意见，及时收集整理呈报所属党（工）委组织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分别处理，并将落实情况及时向党代表和党员群众反馈。

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健全接见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度、情况报告制度、信息反馈制度等相关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工作档案，规范党代表工作室的运作。建立激励制度，每年评选表彰一批先进工作室和先进党代表。严格选配党代表工作室联络员，建好联络员队伍。此外，以党员为主体、以入党积极分子和团员青年为补充，建立党员志愿者服务队伍，城市社区可尝试将党代表接待工作纳入党员义工的重要服务内容。

【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推诿拒绝党代表监督

邹家军要求，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本地本部门党代表任期制工作的领导，一把手作为第一责任人，要亲自部署、亲自研究、亲自推动；各地各单位要把支持党代表履行职责作为一项重要职责，要尊重党代表的地位和作用，主动接受党代表的监督，更好地为党代表服务，对于代表的意见、建议以及对单位评议、监督事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推诿拒绝，需要答复的要限时答复。

关于实行党代表任期制的探索与思考

从党的十六大提出“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到党的十七大提出“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标志着党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和成熟。就酒泉市而言，从2003年选择个别乡镇进行党代会闭会期间开展活动试点，到2008年全面实行乡镇党代表任期制、党代会常任制和县级党代会常任制试点，经历了学习借鉴外地经验到联系实际自我创新，从点上突破到面上推广，从实践探索到理论升华并指导实践的过程。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是明确党代表任期内权利和职责。制定实行党代表任期制实施细则，将党代表的职责和权利细化为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选择权等五个方面，采取编印党代表活动证、制度上墙、公示栏公示、媒体宣传等形式，明确党代表职责和权利，让党代表参照执行，让党员群众参照监督。结合工作实际，让党代表带头参加无职党员设岗定责、带头实行在职党员双重管理、带头落实党员承诺制、带头参与党员星级管理等党性实践活动，让党代表走

在前列，干在实处，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二是拓宽党代表活动的内容和方式。根据“常任”和“任期”两大特点，积极探索党代会闭会期间发挥党代表作用的途径和方式，建立完善党代表分组活动、党代表联系党员群众、党代表调研视察、党代表议案质询、党代表评议工作、党代表培训述职等方面的制度，让党

代表参加培训、参与决策、建言献策、服务群众、接受监督，充分发挥在参与党内事务和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桥梁纽带作用。

三是建立党代表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机制。普遍实行党委委员联系5-10名党代表、每个党代表联系5-10名党员、每个党员联系一户非党员致富典型、帮助一户贫困户(简称“1+2”)帮联活动，组织党代表开展“五个一”活动，即为党委提一条合理化建议、参加一次调研视察活动、走访慰问一名党员、帮扶一户贫困群众、参加一次评议活动，使绝大多数党员、产业带头人、致富能人、困难群众纳入到党群联系链，畅通了党群意愿表达、双向联

系沟通的“直通车”。

尽管目前党代表任期制刚刚启动实行，县级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仍在探索之中，尚未完全成熟，但其成效已经初步显现：增强党代表政治荣誉感，充分调动了党代表参与党内事务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责任心；突出党员主体地位，有效落实了党代表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夯实了党执政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发扬党内民主，增强了党委工作决策的准确性、科学性和规范性；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切实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通过实行党代表任期制，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党代表任期制工作能否取得实效，关键要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一要处理好党代表任期制和党代会常任制之间的关系。党代表任期制是党代会常任制的前提，党代会常任制是党代表任期制的延伸，两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实践证明：实行党代表任期制为试行党代会常任制提供了政策框架，试行党代会常任制使党代表任期制充满活力。实行党代表任期制，要根据中央下发的《暂行办法》，制定实施办法和实施细则，主动适应党委领导体制的新变化，在县、乡和基层党委试行党代会常任制，从职责权利、制度设计、活动载体、机制保障等方面进行细化量化，不断增强党代表任期制和党代会

常任制的关联度、规范性。

二要处理好党代表意见建议征集和落实之间的关系。实行党代表任期制后，党代表的提案、提议和意见建议由谁收集、由谁办理、由谁答复是实行党代表任期制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这些年的探索实践中，我们采取成立党代表联络机构和配备专职人员，解决党代表意见建议收集的问题；采取党委向基层党组织和党委向党组提交办理意见建议的办法，解决党代表意见建议具体办理的问题；采取党代会例会集中答复和给党代表寄送函件书面答复相结合的方式，解决党代表意见建议反馈的问题，在党内外产生良好反响。实践证明：只

有建立完善科学规范党代表机构人员、意见办理、情况反馈等方面的制度机制，才能不断增

强党代表任期制工作的实效性和操作性。

三要处理好党代表监督和被监督之间的关系。实行党代表任期制后，如何处理好党代表监督主体和被监督主体之间的关系，直接关系着党代表任期制工作效果。具体工作中，既要建立健全党代会年会制度、党代表调研视察活动制度、党代表议案和质询制度、党代表评议工作制度，拓展党代表监督的渠道和方式，又要建立健全党代表向党员述职制度、党员群众评议党代表制度、党代表活动向党员公示制度、党员质询党代表制度、党代表任期考核评价制度，党代表资格终止和停止制度，让党代表既保证有权有责，又严格监督制约，始终代表党员群众意愿，始终在相关法规条例和制度范围内履行职责，切实增强党代表任期制的严肃

性。

实行党代表任期制，是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新举措，对于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全面实行党代表任期制，建立党代表作用发挥机制，必须要强化“三个重点”：

一是要强化党代表自身建设。党代表是党代表任期制的角色主体，党代表数量范围、结构比例、能力素质直接决定了代表作用发挥的实效性。为此，在代表的推选上，要严把质量关，尊重党员意愿，引进竞争机制，按照“三推两评一公示”(组织推荐、党员推荐、群众推荐，党员群众评议、组织考察评价和选举单位公示)的程序推选产生党代表，保证代表的先进性。在代表的构成上，要严把结构关，逐步扩大生产和工作一线党代表比例，保证党代表的广泛性。在代表的培训上，严把素质关，以党代表履职和技能培训为重点，坚持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相统一，加强教育培训，提高思想素质，增强其在沟通、参与、监督、示范、带动方面的能力。在代表的管理上，严把评议关，采取党代表向选举单位党员述职、党员群众民主测评，党组织评价定格，党代表大会通报评议结果等方式，实现党代表“荣誉感”向“责任感”的转变，提高履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是要强化党代表作用发挥。党代表作用发挥是实行党代表任期制的关键。建立代表联系党员群众、开展党内民主恳谈、实行党内情况通报和民意收集制度，畅通党代表联系党员群众和反映党员群众意愿的渠道；建立党委重大决策征求代表意见、代表提案和意见建议、代表调研视察、代表列席会议等制度，拓宽党代表参与党内事务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渠道；建立党代表听取和审议“两委”工作报告制度，党代会向党代表报告工作制度，党代表民主评

议“两委”委员制度，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前征求党代表意见制度，党代表列席党内会议制度和党代表参与干部选拔任用等制度，拓展代表参与党内监督的渠道。

三是要强化党代表履职保障。为代表履行职责提供政治、组织、时间、经费保障，是党代表任期制顺利实施的前提和基础。要建立完善党代表任期制相关政策规定，加强舆论宣传，营造党内外关注、支持、参与党代表任期制的环境氛围。要成立代表联络工作机构，配备专职工作人员，确保党代表任期制的组织、协调和具体工作的落实。要加强同代表所在单位的沟通协调，合理安排代表活动时间和方式，避免两方面工作的矛盾冲突。要将党代表活动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落实好专项资金，确保党代表任期制工作的顺利开展

党代表任期制正式实施 任期内仍可行使职权

党代表任期制在经过二十年地方试点后，终于在全国层面破题。中共中央近日印发《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按照条例，党代表应邀可列席同级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并发表意见，这意味着党代表在五年一届的党代会闭会后，在5年任期内仍可继续行使职权。

党代表任期制试点20年

所谓党代表任期制，是指党代表在五年一届的全国党代会闭会后，其代表资格和职权在五年任期内一直有效。

党代表任期制，在去年十七大之后被写入《党章》。当时被认为是这项扩大党内民主的制度，得以正式确立。事实上早在1988年，浙江台州市椒江区就率先对党代表任期制和党代会常任制进行了试点。20年后，《暂行条例》的发布，意味着党代表任期制将在全国铺开。

党代表可建言地方发展

按照条例，党代表履行代表职责，主要是参加同级党代表大会和同级党的委员会组织的活动。在党代会期间，党代表联名可向大会提出属于同级党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提案，提案应当有案由、案据和方案。

在党代会闭会期间，党代表可由个人或者以联名的方式，采用书面形式向同级党的委员会提出属于同级党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提议，也可以通过参加座谈、列席会议等方式，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建设等重大决策和党内重要文件的制定，提出意见建议。

党代表可评议同级党委成员

根据条例，党代表根据同级党委的安排，可以参加对本地区重要干部的民主推荐和对同级党的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民主评议，参加对同级党委常委会工作的评议。

此外，条例要求，“党的各级委员会应当建立党代表大会代表联络工作机构，负责代表联络服务工作”。但《条例》未对该机构的设置标准和是否具有编制做出进一步规定。

党代表任期部分权责

●党代表受同级党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的委托，可在本地区对涉及同级党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有关重大决策、重要事项进行调查研究。

●党代表大会代表参加同级党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安排的活动，代表所在单位应当给予时间保障。党的各级委员会要为党代表大会代表按照其安排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

●各级党委应当保障代表的知情权，采取适当方式向同级党代表通报党的决议、决定贯彻落实情况及党内其他重要情况。

●各级党代会召开前，党委应当征求同级本届和下届党代表和对党委、纪委报告稿的意见。

●对有义务协助代表工作而拒绝履行义务的党组织和党员，同级党委应当予以批评教育。对妨碍代表开展工作或者对代表开展工作进行打击报复的，按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

2008年07月17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发挥党代表大会代表作用，坚持和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党内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大会代表，设区的市和自治州代表大会代表，县（旗）、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代表大会代表。

第三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按照党内选举的有关规定选举产生。严格代表资格审查，保证代表的先进性。

第四条 实行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党代表大会代表每届任期与同级党代表大会当届届期相同。如下一届党代表大会提前或者延期举行，其代表任期相应地改变。代表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和闭会期间，享有代表资格，行使代表权利，履行代表职责，发挥代表作用。

第二章 党代表大会代表的权利与职责

第五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代表大会精神，模范遵守党的章程、党内各项规定和国家法律法规，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密切联系党员和群众，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发挥表率作用，认真行使职权，自觉接受党员和群众的监督，不得利用代表身份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第六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有下列权利与职责：

（一）在同级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参与听取和审查党的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

（二）在同级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参与讨论和决定有关重大问题；

（三）在同级党代表大会上行使表决权、选举权，有被选举权；

（四）了解同级党的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所在选举单位党组织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决定的情况；

（五）向同级党代表大会或者同级党的委员会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六）对同级党的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及其成员进行监督；

（七）参加同级党代表大会或者同级党的委员会组织的活动；

（八）受同级党代表大会或者同级党的委员会的委托，完成有关工作。

第三章 党代表大会代表开展工作的方式

第七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履行代表职责，主要是参加同级党代表大会和同级党的委员会组织的活动。

第八条 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党代表大会代表联名可以向大会提出属于同级党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提案。提案应当有案由、案据和方案。提出提案的代表可以要求撤回提案。

第九条 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党代表大会代表可以由个人或者以联名的方式，采用书面形式向同级党的委员会提出属于同级党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提议；可以通过参加座谈、列席会议等方式，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建设等重大决策和党内重要文件的制定，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十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受同级党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的委托，可以在本地区对涉及同级党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有关重大决策、重要事项进行调查研究。

第十一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应当采取适当方式，与基层党员和群众加强联系，了解党的决议、决定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反映基层单位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二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应邀可以列席同级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等会议，发表意见。

第十三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根据同级党的委员会安排，可以参加对本地区重要干部的民主推荐和对同级党的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民主评议，参加对同级党的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的评议。

第四章 党代表大会代表履行职责的保障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党的委员会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与同级党代表大会代表加强联系。

党的各级委员会领导班子成员到基层检查工作和调查研究，应当注意听取党代表大会代表的意见。

第十五条 党的各级委员会应当有计划地组织同级党代表大会代表参加学习培训，增强其代表意识，提高其履行代表职责的能力。

第十六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参加同级党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安排的活动，代表所在单位应当给予时间保障。

第十七条 党的各级委员会要为党代表大会代表按照其安排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

无固定工资收入的代表按照同级党的委员会安排开展工作，根据实际情况由同级党的委员会负责给予适当补贴。

第十八条 党的各级委员会对同级党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提案和提议，应当责成有关党组织或者有关部门、单位研究办理并负责答复。

第十九条 党的各级委员会应当建立党代表大会代表联络工作机构，负责代表联络服务工作。

第二十条 为便于党代表大会代表开展工作，党代表大会可以为同级代表制发代表证。

第二十一条 党的各级委员会要保障代表的知情权，按照党内有关规定，采取适当方式向同级党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党的决议、决定贯彻落实情况及党内其他重要情况。

第二十二条 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召开前，党的委员会应当征求同级本届党代表大会代表和同级下一届党代表大会代表对党的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告稿的意见。

党的各级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前，可以就会议有关事项征求同级党代表大会有关代表的意见。

党的各级委员会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邀请有关代表列席同级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

第二十三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所在党组织、所在选举单位的党员，可以通过一定方式，向代表反映情况并了解代表开展工作的情况。

第二十四条 各级党组织必须尊重和保障党代表大会代表的权利。

对有义务协助代表开展工作而拒绝履行义务的党组织和党员，同级党的委员会应当予以批评教育。

对妨碍代表开展工作或者对代表开展工作进行打击报复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五章 党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终止和停止

第二十五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在任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代表资格终止：

（一）受留党察看以上处分的；

（二）被停止党籍，或者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

（三）辞去代表职务被接受的。

第二十六条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因组织关系迁出或者工作需要等原因调离同级党代表大会所属范围的，停止执行代表职务。

第二十七条 因其他原因需要终止代表资格或者停止执行党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按照本章上述规定处理。

第二十八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终止，由所在选举单位或者基层党组织提出，由同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党的委员会决定，报上级党的委员会备案。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终止，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党的基层代表大会代表参照本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的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条例，结合各地实际，制定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的具体实施办法，并报中央备案。

第三十一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实行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工作，由中央军委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双鸭山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长范宏就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答记者问

最近，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为使全市各级党组织、党代表和广大党员更好地学习贯彻《暂行条例》，进一步推动各级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工作，记者就《暂行条例》的有关内容及学习贯彻的具体要求，采访了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长范宏同志。

问：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的产生背景是什么？

答：中国共产党实行代表大会制度，由代表大会和它选举产生的委员会作为党的领导机关，代表党员行使党的权力，管理党内事务。我们党历来重视发挥代表作用工作，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充分发挥代表作用，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并将此作为保障党员权力和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七大着眼于党内民主的实践经验，为进一步发挥党代表大会代表的作用，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作出了实行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的决定，并将其写入党章，作为党的一项基本制度固定下来。

问：实行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有哪些重要意义？

答：实行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是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党内开展的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工作实践证明，发挥党代表大会代表的作用，有利于发展党内民主；有利于充分发挥党的代表大会作为党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有利于加强党内监督；有利于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问：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的基本内涵是什么？

答：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就是以党内制度的形式对党代表大会代表的任期加以明确，使代表任期在同级党代表大会当届届期内得到法理性确认和保护，代表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和闭会期间，享有代表资格，行使代表权利，履行代表职责，发挥代表作用。这一制度的主要着眼点是为充分发挥党代表大会代表的作用特别是闭会期间的作用提供基本的制度保障。

问：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的规范有哪些？

答：《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分总则、党代表大会代表的权利与职责、党代表大会代表开展工作的方式、党代表大会代表履行职责的保障、党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终止和停止等六章，共三十三条，对全国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是确立并规范代表任期制的根本制度准则。全市各级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工作必须严格遵循《暂行条例》的规定开展。要注意加强配套制度建设，把代表任期制工作的相关工作机制尽快建立起来，努力形成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工作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

问：关于代表的任期有哪些明确规定？

答：党代表大会代表每届任期与同级党代表大会当届届期相同，如下一届党代表大会提前或者延期举行，其代表任期相应地改变。以我市为例，中国共产党双鸭山市代表大会、各县(区)代表大会代表任期为五年，代表按照党内有关规定由召集代表大会的党委所辖各选举单位选举产生，经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并经大会或大会主席团通过，具有代表资格，代表资格至下一届党代表大会召开时止，出现代表资格终止和停止情况的除外。

问：代表有哪些权利与职责？

答：《暂行条例》规定，党代表大会代表应履行相应的义务，具体内容就是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代表大会精神，模范遵守党的章程、党内各项规定和国家法律法规，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密切联系党员和群众，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发挥表率作用，认真行使职权，自觉接受党员和群众的监督，不得利用代表身份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党代表大会代表的权利与职责是：在同级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参与听取和审查党的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在同级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参与讨论和决定有关重大问题；在同级党代表大会上行使表决权、选举权，有被选举权；了解同级党的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所在选举单位党组织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决定的情况；向同级党代表大会或者同级党的委员会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同级党的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及其成员进行监督；参加同级党代表大会或者同级党的委员会组织的活动；受同级党代表大会或者同级党的委员会的委托，完成有关工作。

问：代表开展工作的方式主要有哪些？

答：《暂行条例》对代表开展工作的方式作出了明确规定，开展工作的主要方式有：在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代表联名可以向大会提出提案；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由个人或者以联名的方式，采用书面形式向同级党委提出提议；可以通过参加座谈、列席会议等方式，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建设等重大决策和党内重要文件的制定提出意见和建议；受同级党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的委托，在本地区对涉及同级党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有关重大决策、重要事项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党的决议、决定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反映基层单位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建议；应邀列席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等会议，发表意见；根据同级党的委员会安排，参加对本地区重要干部的民主推荐和对同级党委、纪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民主评议，参加对常委会工作的评议。

问：代表履行职责有哪些保障措施？

答：切实保障代表履行职责，是落实好代表任期制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各级党委在代表任期制工作中承担的主要任务。从目前看，代表权利的保障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各级党组织必须尊重和保障党代表大会代表的权利，在实际工作中积极为代表发挥作用营造氛围、提供空间；二是各级党委特别是地方党委要在执行代表任期制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相关的工作机制，形成符合党委工作实际的任期制运行办法；三是各级党委要在任期制的落实中把取得的工作经验用制度的办法固定下来，努力形成保证任期制落实的制度体系。

问：在什么情况下，代表的资格将会终止和停止？

答：受留党察看以上处分的，因出国(境)定居等原因被停止党籍或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辞去代表职务被接受的，其代表资格终止；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因组织关系迁出或者工作需要等原因调离同级党代表大会所属范围的，停止执行代表职务。代表资格终止，由所在选举单位或者基层党组织提出，由同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党的委员会决定，报上级党的委员会备案。

问：对学习贯彻《暂行条例》还有哪些具体要求？

答：实行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各级党委必须高度重视，切实摆上重要日程。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采取得力措施，保证代表任期制工作落到实处并取得实效。要认真组织学习传达好《暂行条例》，增强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贯彻执行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的自觉性。要抓好领导班子自身的学习，提高班子成员自觉执行代表任期制的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要组织好各级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学习，把学习和贯彻好《暂行条例》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各级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抓紧抓好，不断提高代表履行职责的民主意识和责任意识。要搞好面向全体党员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全体党员进一步认清新形势下做好代表任期制工作的重大意义和重要作用，切实增强党员的主体意识，增强发挥作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苏家屯区开展党代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工作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沈阳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精神，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积极探索党代表在闭会期间充分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苏家屯区紧紧围绕全区工作大局，从健全机制、构建载体、强化职能入手，搭建起区委与党代表相互交流和沟通的平台，为区党代表切实履行职责和充分发挥作用提供了保障。

一是健全机制，规范管理，为开展党代表活动奠定组织基础。

为了确保党代表活动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苏家屯区以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强化规范管理为切入点，推动闭会期间发挥党代表作用工作扎实开展。

建立了领导机构。区委成立了由区委书记为组长、区委组织部长为副组长、区直有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党代表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党代表活动办公室。建立了完善的制度体系。为推动党代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在工作开展过程中逐步规范了活动组的划分，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区党代表、区党代表室、区党代表活动组、区党代表活动组组长及区党代表活动组联络员的工作职责。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区党代表活动的工作制度，包括区党代表通报大会制度；《区党代表意见建议书》办理制度；区党代表列席区委全委会制度；区党代表参加民主推荐和民主测评领导干部会议制度；区党代表联系党支部制度和党代表联系党员制度。

二是构建载体，开展活动，搭建党代表发挥作用的平台。

党代表在闭会期间发挥作用需要通过活动载体来实现，苏家屯区结合地区实际，统筹安排，精心部署，通过一系列主题鲜明、富有特色的党代表活动，搭建起党代表发挥

作用的平台。

全区党代表在闭会期间发挥作用工作开展以来，围绕一个时期区委的中心工作，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党代表活动。比如：农村活动组巡视了永乐乡互助村温室葡萄生产、十里河镇新庄奶牛场、樱桃谷庄园、佳地庄园和冀东水泥厂、“一村一业”发展情况，结合新农村建设,对农

村工作、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进行座谈讨论。代表围绕农村的实际情况，对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如对村级“两委”班子要进一步加强管理，尤其是要加强对“两委”干部的教育与管理。在机关活动组中，听取了区工商分局、农林局、卫生局党委党建工作汇报，以“如何进一步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工作，转变机关作风，树立服务意识、大局意识，为全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主题，组织代表进行了座谈讨论。根据代表提出的加强软环境建设的建议，区委首先在机关党组织设置上和党组织隶属关系上进行了调整和理顺，并以《实施区直机关工作目标考核》为载体，将全区区直机关工作纳入目标考核范围，与单位评优和机关干部奖罚挂钩，增强了机关干部纪律约束力，调动了干部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较好地促进了机关作风建设。

三是强化职能，拓宽渠道，加快推进全区政治文明建设进程。

在积极组织代表开展活动之外,通过组织党代表参与区委有关重要会议或重要活动，使党代表监督和了解区委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并在政策允许和职责范围内提出合理化建议，让代表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真正得到了落实。

组织代表参与区委全委会报告的审阅，并列席参加会议。区委在每次全会前，向部分代表下发区委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对代表提出修改意见，进行认真研究。同时邀请部分代表列席会议，参与讨论。组织代表参与区管领导班子、区管领导干部测评和推荐工作。区委在组织对拟任职区管领导干部推荐时，都明确要求基层单位要有一定比例的党代表参加；在考核中，也要有部分党代表参加测评，并在测评后以谈话的形式征求代表意见。征求对区委常委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接受党代表的监督。区委每次在召开常委民主生活会前，都要征求党代表对区委常委班子及其本人的意见和建议，对代表提出意见进行认真梳理，并责成有关部门进行整改和落实。

立足六个坚持 突出六个到位伊春区发挥党代表作用工作稳步推进

http://www.xiexiebang.com 2007-11-29 15:37:00 点击821次 【字体：小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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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改进执政方式，优化决策机制，夯实执政基础，伊春区委结合实际，科学谋划，积极探索，立足六个坚持、突出六个到位，使党代会闭会期间发挥党代表作用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

一、坚持加强领导，把工作责任落实到位

为切实加强对党代会闭会期间发挥党代表作用工作的领导，伊春区委建立了三级责任体系,即:由区委书记任组长、部分常委任副组长、各街道党工委常务副书记及部分单位党组织负责人任成员的党代表发挥作用领导小组;由区委组织部长任主任,专职工作人员任成员的党代表常任制办公室;由区党代表民主推选的有责任心、组织能力强的28名科级干部担任组长、副组长的党代表活动小组。并明确了每个体系的责任分工，形成了领导小组亲自抓，常任制办公室经常抓，活动小组组长具体抓的工作格局。每个责任体系定期召开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党代表发挥作用工作，解决党代表发挥作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发挥党代表作用工作健康有序开展。

二、坚持营造氛围，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位

为使广大党员群众充分认识发挥党代表作用工作的目的、意义，区委积极开展宣传和启动工作，搭建了三级宣传平台。一是搭建外部宣传平台。在办公大楼门前利用电子显示屏,以滚动字幕的形式，深入宣传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内涵以及发挥党代表作用工作的重要意义。为增强党代表开展工作的主动性，区委制定和下发了《伊春区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党代表作用实施方案》，对全区党代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工作进行全面规划和细致的安排。二是搭建内部宣传平台。全区各单位、各部门分别以召开会议、党员集中学习等方式，在本单位、本部门的内部开展宣传活动。三是搭建群众宣传平台。各社区充分利用展示板、橱窗、宣传栏等宣传阵地，积极开展党代表发挥作用相关知识的宣传，充分调动社区

广大群众参与和支持此项工作的热情。截止目前，利用各种宣传平台，共出板报500余期，制作条幅600余条，设立宣传橱窗24处，制作展示板18块，为党代表发挥作用工作顺利启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坚持教育培训，把代表素质提高到位

为使党代表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更好地适应工作需求，区委健全了三级培训机制。一是健全全员培训机制。区委坚持每年对全区党代表进行一次集中培训，2007年8月22日，区委组织召开了全体党代表参加的培训会。围绕党代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历史背景、发挥代表作用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党代表履行的职责、开展活动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培训，使党代表对发挥党代表作用工作有了明确的认识。二是健全专项培训机制。区党代会常任制办公室还围绕发挥代表作用的具体细节，举办专题讲座，坚持每季度对党代表活动小组的正、副组长进行业务培训，不断丰富党代表的业务知识，提高组长的履职能力。三是健全分组培训机制。由各党代表活动小组每月组织召开一次业务培训，针对本活动小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着重加强履职能力方面的培训，不断提高调研视察的实际工作

水平。

四、坚持完善机制，把保障措施落实到位

为使党代表发挥作用工作得到有效保障，区委完善了党代表发挥作用的三级保障机制。一是完善制度保障机制。区委研究制定了党代表大会年会、党代表团（组）活动、党代表管理、党代表调研与视察工作、党代表提案建议和意见、党代表提案的处理和回复等14项制度，通过制度来规范和保障党代表发挥作用工作顺利开展。二是完善运行保障机制。为了使党代表发挥作用工作更加规范，区委设计了党代表发挥作用工作流程表，分18个步骤，安排党代表在每个阶段的工作任务，确保了每个步骤环环相扣、紧密衔接，充分体现了党代表发挥作用工作的科学性和严密性。三是完善人员经费保障机制。区委从各单位、各部门专门抽调了18名优秀干部，分别组成了党代表活动指导组、联络组和检查组，确保人员配备到位。区财政拨付专项经费，为党代表常任制办公室配备了电脑、打印机，印制了150个《代表证》和《党代表活动手册》，购买了办公用品，并解决了各活动小组开展活动的费用。

五、坚持搭建载体，把代表作用发挥到位

党代表发挥作用需要借助一定载体来体现，区委结合实际，经过认真谋划,重点开展了三项活动。一是开展调研视察活动。各党代表活动小组围绕8个重点调研视察课题，先后深入到62个部门和单位，召开座谈会36次，听取汇报76次，走访党员群众2000人次，找准了阻碍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突

出问题。共形成了12篇观点鲜明、操作性较强的调研报告，归纳整理出了21个较突出的问题，提出了详细的意见和建议。区委经认真分析和研究，采纳了15条建议。围绕创建优良经济发展环境课题，党代表活动小组建议区委从“端正政风行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入手，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区委经认真研究，采取有力措施，解决了非公有制企业反映强烈的12个问题。目前，非国有经济各项增涨指标与同期相比明显提高；围绕“争创全市第一警”课题，党代表活动小组建议区委进一步提高交通治安防控能力，区委积极采纳，完善了交通治安监控系统。目前，各类案件发案率与同期相比明显降低，群众的安全感普遍增强；围绕新农村建设课题，党代表活动小组建议加大农村道路设施建设力度。区政府责成功之路有关部门切实解决农民行路难问题。目前，修建8公里农田路及1.6公里通村路的各项工作正在实施；围绕社区卫生服务场所建设课题，建议进一步加大社区卫生服务场所建设力度，区政府积极采纳，规范了原有的15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新建3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满足了社区群众的就医需求。二是开展谏言资政活动。党代表活动小组就街道办事处贯彻落实省市十次党代会、区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如何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召开了谏言资政会，街道办事处有关人员结合自身工作详细了回答了党代表的提问，进一步增强了被谏言资政对象做好本职工作的自觉性。三是开展代表评优活动。为充分调动广大党代表发挥作用的热情，区党代表领导小组定期对党代表履行职责情况进行考评。在考评过程中，采取听、看、问、测等形式，认真了解每位党代表在发挥党代表作用过程中的主要表现，对党代表所代表的广大党员群众开展满意度测评，激

发了党代表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四篇：党代表任期制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 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发挥党代表大会代表作用，坚持和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党内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大会代表，设区的市和自治州代表大会代表，县（旗）、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代表大会代表。

第三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按照党内选举的有关规定选举产生。严格代表资格审查，保证代表的先进性。

第四条 实行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党代表大会代表每届任期与同级党代表大会当届届期相同。如下一届党代表大会提前或者延期举行，其代表任期相应地改变。代表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和闭会期间，享有代表资格，行使代表权利，履行代表职责，发挥代表作用。

第二章 党代表大会代表的权利与职责

第 五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代表大会精神，模范遵守党的章程、党内各项规定和国家法律法规，维护 党的团结和统一，密切联系党员和群众，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发挥表率作用，认真行使职权，自觉接受党员和群众的监督，不得利用代表身份谋求任何 私利和特权。

第六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有下列权利与职责：

（一）在同级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参与听取和审查党的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

（二）在同级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参与讨论和决定有关重大问题；

（三）在同级党代表大会上行使表决权、选举权，有被选举权；

（四）了解同级党的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所在选举单位党组织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决定的情况；

（五）向同级党代表大会或者同级党的委员会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六）对同级党的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及其成员进行监督；

（七）参加同级党代表大会或者同级党的委员会组织的活动；

（八）受同级党代表大会或者同级党的委员会的委托，完成有关工作。

第三章 党代表大会代表开展工作的方式

第七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履行代表职责，主要是参加同级党代表大会和同级党的委员会组织的活动。

第八条 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党代表大会代表联名可以向大会提出属于同级党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提案。提案应当有案由、案据和方案。提出提案的代表可以要求撤回提案。

第 九条 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党代表大会代表可以由个人或者以联名的方式，采用书面形式向同级党的委员会提出属于同级党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提 议；可以通过参加座谈、列席会议等方式，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建设等重大决策和党内重要文件的制定，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十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受同级党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的委托，可以在本地区对涉及同级党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有关重大决策、重要事项进行调查研究。

第十一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应当采取适当方式，与基层党员和群众加强联系，了解党的决议、决定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反映基层单位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二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应邀可以列席同级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等会议，发表意见。

第十三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根据同级党的委员会安排，可以参加对本地区重要干部的民主推荐和对同级党的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民主评议，参加对同级党的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的评议。

第四章 党代表大会代表履行职责的保障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党的委员会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与同级党代表大会代表加强联系。

党的各级委员会领导班子成员到基层检查工作和调查研究，应当注意听取党代表大会代表的意见。第十五条 党的各级委员会应当有计划地组织同级党代表大会代表参加学习培训，增强其代表意识，提高其履行代表职责的能力。

第十六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参加同级党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安排的活动，代表所在单位应当给予时间保障。

第十七条 党的各级委员会要为党代表大会代表按照其安排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

无固定工资收入的代表按照同级党的委员会安排开展工作，根据实际情况由同级党的委员会负责给予适当补贴。

第十八条 党的各级委员会对同级党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提案和提议，应当责成有关党组织或者有关部门、单位研究办理并负责答复。

第十九条 党的各级委员会应当建立党代表大会代表联络工作机构，负责代表联络服务工作。

第二十条 为便于党代表大会代表开展工作，党代表大会可以为同级代表制发代表证。

第二十一条 党的各级委员会要保障代表的知情权，按照党内有关规定，采取适当方式向同级党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党的决议、决定贯彻落实情况及党内其他重要情况。

第二十二条 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召开前，党的委员会应当征求同级本届党代表大会代表和同级下一届党代表大会代表对党的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告稿的意见。

党的各级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前，可以就会议有关事项征求同级党代表大会有关代表的意见。

党的各级委员会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邀请有关代表列席同级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

第二十三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所在党组织、所在选举单位的党员，可以通过一定方式，向代表反映情况并了解代表开展工作的情况。

第二十四条 各级党组织必须尊重和保障党代表大会代表的权利。

对有义务协助代表开展工作而拒绝履行义务的党组织和党员，同级党的委员会应当予以批评教育。

对妨碍代表开展工作或者对代表开展工作进行打击报复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第五章 党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终止和停止

第二十五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在任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代表资格终止：

（一）受留党察看以上处分的；

（二）被停止党籍，或者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

（三）辞去代表职务被接受的。

第二十六条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因组织关系迁出或者工作需要等原因调离同级党代表大会所属范围的，停止执行代表职务。

第二十七条 因其他原因需要终止代表资格或者停止执行党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按照本章上述规定处理。

第二十八条 党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终止，由所在选举单位或者基层党组织提出，由同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党的委员会决定，报上级党的委员会备案。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终止，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党的基层代表大会代表参照本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的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条例，结合各地实际，制定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的具体实施办法，并报中央备案。

第三十一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实行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工作，由中央军委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新华社北京７月１６日电）

第五篇：浅谈党代表任期制问题与发展

自1978年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展开了全面的改革。全面改革，涉及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以及进行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等方面管理体制的改革，构成了改革的系统工程。在20多年的改革进程中，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初步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的行政体制。

一、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

当代中国行政体制的改革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这是改革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设置科学的行政体制改革目标，始终贯彻在中国20多年的行政体制改革中，并形成了完整的思路。

中国的改革事业，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实现现代化的事业。中国不仅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且也要实现与之相伴随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度、行政体制，以及科学、教育、文化管理体制的现代化。行政管理现代化，就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

行政管理现代化,是指和社会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职能、组织机构、人事管理及其行政工作运转的科学化、合理化、规范化。它具体表现为“八化”：

1，行政管理法制化。现代化国家是法制化国家，是依法行政的国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痛感法制的重要性。没有法制，没有法律的约束，就必然盛行个人崇拜、个人意志和个人权威，结果是搞封建专制的那一套。所以，在我国跨入新时期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非常强调法制，指出要集中力量，“制定一系列法律。”其中，制定行政法律非常重要，邓小平说：“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在法制化社会里，政府与企业或与公民个人以及政府的各部门之间会出现一些问题，通过行政法来打官司，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确立行政法律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核心地位，是行政管理法制化的本质要求。行政管理法制化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通过行政立法，用完备的法律体系来规范行政管理，使整个行政管理在法律规定的范围进行，即做到行政立法、有法可依；二是要运用法律来进行行政管理，通过行政执法和行政法制监督来实现行政管理职能，也即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政府管理宏观化。现代化社会大生产和市场经济造成的生产, 分工越来越细，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成为市场主体，无须国家扮演“全能化”管理的角色，而应是“宏观化”管理的角色，即政府放弃对微观的具体事务的管理，转向加强对宏观的决策指挥的管理。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是现代政府职能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政府仍然是事事都管的“管家婆”，必然是如邓小平说的“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难以履行政府职责。

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政企不分、以政代企，实行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改革高度集权、事事都管的行政体制，就是要实行中央宏观管理的行政体制，其中，最关键的是改革政府同企业的关系。邓小平指出：“要加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企业的权力。企业要有主动权、机动权”。实行权力下放，使企业摆脱作为政府的附属物地位。

3，行政管理责任化。现代化管理要求严格的责任制，实现行政管理责任化。在行政机关中从上到下建立完善的责任制。现代国家机关的行政责任制，就是对每个机构和每个工作人员的职责权限进行明确的划分。邓小平认为，明确划分职责权限，必须正确处理好职责权三者之间的关系。第一，要明确职事。职事，就是岗位任务，确定职事就是要实行“定任务、定人员、定数量、定质量、定时间等几定制度。”把这“五定”制度建立了，职事就明确了，机构和人员的职务要求也就清楚了。第二，要明确责任。有了职，还必须明确担负此职任务所应负有的责任。第三，要明确权力。权力，是完成工作任务，履行责任的一种必要条件。真正做到职事到人、责任到人、权力到人。

4，行政管理民主化。现代国家结束了封建专制统治，普遍承认主权在民的原则，实行民主政治。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更是如此，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要建立高度的民主政治。行政管理与民主政治紧密相连，行政管理是在国家政治意志的支配下进行的，实际上是国家政治意志的具体实施过程。在政治过程不断民主化的推动下，行政管理民主化也在不断发展：一是行政管理工作的公开性，行政活动开始面向行政组织机构的顾客即服务对象，采取公布机关工作计划、工作总结、人员管理和经费开支情况的方式，增加行政工作的透明度，接受社会各方面对行政机构的直接监督；二是行政管理工作的参与制，主张行政组织机构的底层组织如社区组织，向普通民众开放，让

他们介入基层行政机构的活动，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减少政府对社会事务的包办，逐步实现人民群众的自治制度。

5，行政管理信息化。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新科技革命，目前已跨入全面发展的阶段，高新技术有了快速的发展，出现了一批高新产业，使人类社会由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给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影

响。信息技术对行政管理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行政管理现代化的途径就在于信息技术的普及化，行政管理信息化已成为行政管理现代化的显著特征。中国行政管理信息技术化现已迅速起步，并且有了长足的发展。行政机关中，办公自动化、信息网络等行政信息技术的应用越来越普及，中央国家行政机关之间、地方国家行政机关之间以及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和地方国家行政机关之间联系、指挥，哪怕是在偏僻、边远的山区县城，通讯联系立时可达，能以最快的速度处理行政事务。

6，行政决策科学化。现代的行政决策科学化，是相对于传统的行政决策经验化而言的，它为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分工越来越细、综合性越来越强、情况越来越复杂所要求。面对纷纭多变的现代社会，经验决策显然无法驾驭整个局面，迫切需要一套科学的决策体系。行政决策从经验阶段发展至科学化阶段，主要表现为行政决策由个人决策走向集体决策，由单纯的定性分析走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由仅仅注意决策的结果到注重决策的全过程。行政决策科学化，包括决策过程的民主性、决策程序的制度性和决策方法的科学性。当代中国强调集体领导的原则，破除个人决策的做法，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和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同时在党政关系中，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党委发指示、作决定。确立了行政决策应以政府机关为中心的思想。

7，行政机构精简化。精简行政机构是当代行政管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行政机构庞大，造成财政开支不堪重负，势必阻滞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精简机构不单纯是机构数量上的变动、组合、减少，而是由一系列环节构成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是“全面的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任务：第一，下放权力，分解职能。在放权的基础上调整职能结构和各个机构的职能，减少政务。这是精简机构的核心与关键。第二，在整体职能结构优化的基础上，调整或重新配置机构，包括合并、撤消、新设等。这是精简机构的重点内容。第三，建立科学的行政工作程序，加强行政组织立法，使行政机构运转制度化、机构编制法定化。第四，按照职能和工作程序，进行职位分类，定编定员，配备班子，调整干部，培训人员。第五，妥善安排好编余的干部的工作和出路。对减下来的干部，组织各种训练班进行训练。

8，行政管理高效化。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的调控，需要借助政府管理的力量；而后者则必须适应前者的要求，发挥政府管理的优势。现代化社会节奏加快、注重效率，因此也要求政府实现行政管理高效化。政府的管理要有更多的活力，更多的创新精神，进一步提升行政效率。中国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实现行政管理高效化。其一，要解决行政机构臃肿、重叠的问题。机构过多，盘根错节，层层关卡，难免产生官僚主义。其二，要解决各机构和各工作人员的职责问题，这样，工作才能有秩序，有效率，才能职责分清，赏罚分明，不致拖延推诿，互相妨碍。其三，要解决干部队伍年轻化的问题。不能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否则缺少朝气、缺少效率。其四，要解决国家工作人员素质低下的问题，改变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

二、行政体制改革的内涵

行政体制，是国家推行行政事务所建立的管理体制。行政体制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既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经济体制是行政体制的基础，行政体制要与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的变化，要求行政体制进行改革，并促使着行政体制转变管理职能、方式和手段；政治体制决定着行政体制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政治体制的构成，本身就包含着行政体制这一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体制也必须与政治体制相协调，并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而相应改革。

一般而言，行政体制与关于政府的概念相一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政府的意义上说，行政体制涉及到国家政权的所有机关，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在内，即与公共行政管理相关联的诸方面的法权主体及其相互关系，并以这些法权主体相互关系的改变或调整为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十分广泛，这已经相当于政治体制改革了。在中国，这些法权主体包括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一府两院（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国家机关，还包括执政党组织（这是由中国的宪政制度和政党制度所决定的），也包括政治协商会议等准国家机关。从狭义政府的意义上说，行政体制仅指国家政权中的行政机关，在中国即指中央政府（国务院及各部委）和地方省（市、自治区）、市（州、盟）、县（区、市、旗）、乡（镇、民族乡）各级政府，而不包括其他立法、司法等国家机关。

由上可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所谓当代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是指以狭义政府为中心的行政系统改革。具体地说，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涵盖了以下 6 项改革：

1，行政机构改革与行政职能转换。行政机构是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关键场所。改革前，由于受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中国行政体制的特点是，政企不分，以政代企，高度集权，管理一切。这导致了行政机构不断扩张的趋势和行政机构过于庞杂的结果。因此，这决定了当代中国行政机构改革的主要任务是 “消肿”的问题，即解决机构臃肿重叠、效能低下的问题。行政机构是行政职能和方式运行的载体。改革行政机构必然涉及到转变行政职能和方式问题。中国行政机构膨胀，究其原因在于行政职能不清，职能过多，而且采取直接管理、干预的行政方法，政府“全能化”，管了过多的事务。所以，改革行政机构，关键还要转变职能、合理配置职能。

2，人事干部制度改革。行政事务，归根到底要通过行政机构中的行政人员去贯彻执行。为政之道，首推用人，要能够行之有效地选拔、培养和使用公务人员。原有人事干部制度的弊端在于，干部职务终身制、缺乏科学的干部分类、缺乏公开公平竞争选拔的机制、缺乏考核、升降、奖惩、辞职、罢免、退休等管理制度。这就要通过改革，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人事干部制度。

3，中央与地方关系体制改革。新中国建立后，实行的是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体制。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里，基本上适应了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在社会经济政治日益发展、现代化建设速度加快的情况下，必须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按照国家政体的原则，进行中央和地方的适当分权，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加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扩大地方的自主权。

4，行政决策体制改革。中国传统的决策体制的特点是，决策权力高度集中、个人专断。为此，改革原有的行政决策体制，必须建立科学化、规范化的公共政策制定体系，推进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化与参与化。

5，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经过新中国50年的发展，行政区划体制已形成某些显著特点，如根据经济发展需要适时适地调整行政区划，不搞一刀切；重视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特点；明确划分行政区划的管理权限和审批权限等。但是，现有体制也暴露出不少弊端，如某些行政区域面积过广或过小，未能进行适当调整；区划的层级多且混乱。还必须进行研究和改革。

6，行政监督体制改革。中国行政监督体制包括两大部分，即外部行政监督体制和内部行政监督体制。外部行政监督体制包括政党、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团体、人民群众等。内部行政监督体制指国家行政机关的自我监督机制。其不足之处在于，行政监督的法律规范体系总体上还不完备；各监督主体之间的权限划分不尽合理。还要进一步改革。

三、行政体制改革的进展

（一）关于行政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

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行政机构改革先后进行了四次，即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平均每5年进行一次。

1，1982年改革。在1982年行政机构改革时，中国的国务院行政机构由1978年的86个增加到100个，工作人员达5万余人，达到新中国建国来的最高峰。造成机构多、官员多的直接原因是，“文化大革命”后许多老干部复出，职务得到恢复，需要安排。如当时的第三机械工业部，安排正副部长18人。

这次机构改革的内容是撤并机构、裁减人员，以解决干部副职过多和干部老化。国务院自身的改革率先进行，副总理由13人减为2人，其他部委也大幅度减少副职。经过改革，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减为6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级政府工作部门从50—60个减为30—40个；市级政府机构从50—60个减为45个左右；地区行署办事机构从40个左右减为30个左右：县级政府部门从40多个减为25个左右。在人员编制方面，国务院各部门从原来的5.1万人工作人员减为3万人。国务院部委的领导人数由改革前的540多人减少到180多人。中央直属机关部级领导干部的平均年龄由64岁降到60岁，司局级干部平均年龄由58岁下降到54岁，干部的文化层次也有较大提高。地方省级政府人员从18万人减为12万人；市级、县级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约减20%。

这次机构改革，是新中国建国以来规模较大、目的性较强的一次建设和完善各级机关的改革。这次机构改革不仅以精兵简政为原则，而且注意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对政府机构设置提出的新要求，力求使机构调整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提供有利条件，较大幅度地撤并了经济管理部门，并将其中的一些条件成熟的单位改革成了经济组织。

2，1988年改革。1982年机构改革后，国务院工作机构又陆续增加，到1986年底，国务院工作部门共设置72个，其中部、委机构45个，直属机构22个，办事机构4个和1个国务院办公厅。为了适应政治体制改革和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1987年12月30日，前总理李鹏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宣布了新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1988年4月9日，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这次机构改革，根据建立一个符合现代化管理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灵活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的长远目标，以及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着重于大力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要从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强化宏观管理职能，淡化微观管理职能。其内容主要是合理配置职能，科学划分职责分工，调整机构设置，转变职能，改变工作方式，提高行政效率，完善运行机制，加速行政立法。改革的重点是那些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密切的经济管理部门。改革采取了自上而下，先中央政府后地方政府，分步实施的方式进行。通过改革，国务院的机构由72个调整为65个：除国务院办公厅外，部委机构由45个调整为41个，直属机构由22个调整为18个，办事机构由4个调整为5个。

与1982年的改革相比，这次机构改革第一次明确提出，“以转变政府管理职能为关键。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把直接管理企业的职能转移出去，把直接管钱、管物的职能放下去，把决策、咨询、调节、监督和信息等职能加强起来，使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到间接管理为主。”但是，这次转变职能的任务没有完成，1989年夏季之后由于国内的政治原因（平息**事件）和经济原因（治理通货膨胀）而使进一步的改革暂停下来。

3，1993年改革。1988年的机构改革，最终仍然成为旧体制的又一次“回归”。到90年代初，国务院的工作部门膨胀至86个之多；地方政府平均数省级达到70多个，市级达到65个，地区级达到50多个，县级达到45个。1991年末，全国各级政府工作人员达到920万人，当年全国行政管理费开支达370多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7%。沉重的负担再次敲响警钟！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作出了“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决策，并提出从1993年开始3年内基本完成机构改革。在解释这次机构改革方案时，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罗干说：“这次机构改革和以往机构改革的不同，就是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作为改革的目标。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转变职能的根本途径是政企分开。”这次改革方案中引人注目的一是综合经济部门中组建了国家经贸委，以“加强对国民经济运行中重大问题的协调”；二是专业经济部门的改革被分为3类，其中一类由政府部门改为经济实体，即撤销航空航天工业部，组建航空工业总公司、航天工业总公司，另两类改为行业总会，即撤销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组建中国纺织总会和轻工业总会。改革后，国务院部委和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由86个减为59个，后又陆续减至40个。

这次机构改革有两大特点，第一，突出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机构改革的基本目标；第二，突出地把转变政府职能放在首位，以转变政府职作为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但是，这次机构改革也并不令人满意，没有完全实现以上提出的目标和指导思想。究其原因，首先，在新旧经济体制转换过程初期，计划经济体制还有很大的影响，机构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其次，当时经济出现过热要实现“软着陆”，还必须政府部门的有力干预，这也妨碍了职能转变；最后，中国要保持经济发展的较高速度和经济增长率，在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的情况下，还离不开政府的强有力作用。

4，1998年改革。1998年机构改革是针对着上一次机构改革存在的问题而展开的。这次机构改革，是要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

这次行政机构改革，由于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6年的时间后进行，因而具备了比1993年改革更好的社会环境和基础。通过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由40个减为29个；各部门内设司局级机构减少200多个，机关人员由3.2万人减为1.6万人，减少一半。省级政府工作机构由平均55个减少为40个，平均减少20%；人员平均精简47%，共减编7.4万。是历次机构改革精简力度最大的一次。

转变政府职能是这次机构改革的关键环节，也取得重大突破。第一，调整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核心思想是，把市场能够做的事情交给市场，政府的责任重点放在市场不能做和效能差的地方。政府责任的重点应放在宏观调控、制定产业政策、规范市场、基础建设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第二，调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核心是政企分开，也就是政资分开。政企不分实际是政资不分。在政资分开方面，实行股份制有了新突破。第三，调整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核心是还权于民，大力发展一批社会中介组织，由中介组织提供社会服务。

这次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一是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企业，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国务院机构改革中调整并逐步取消专业经济部门，向企业、社会和下级组织下放的职权约200多项；省级政府不再保留工业、商业等专业经济管理部门。二是减少行政审批事项，转变工作方式。国务院机构改革中，通过“三定”重新规定了各部门的职责权限，取消了一大批行政审批事项，把属于企业和社会中介组织的职能交给了企业和社会中介组织。省级政府在全面清理的基础上，大力减少审批事项。浙江省对现有的1372项审批事项，取消、下放和转移751项；天津市对目前的937项审批事项，压缩40%。三是合理划分职责权限，理顺上下左右关系。通过明确界定政府各部门的职责分工，理顺相互关系，避免职责交叉，完善了运行机制和办事程序，提高了行政效率。这次国务院对各部门之间职责的调整有100多项，解决了一批长期关系不顺的问题。

（二）关于人事干部制度改革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人事干部制度改革，集中表现为改革原有干部制度，建立公务员制度。当代中国的公务员制度，是在对原有干部制度进行改革的基础上，逐渐演化形成的。它经历了以下四个主要的发展阶段：

1，革故鼎新阶段（1978年12月—1987年9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这一决策，指引着干部制度踏上改革的征程。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作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的重要讲话，针对当时干部队伍老化的状况，提出要让年轻干部接班，建立退休制度。必须把此项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里，又一次明确、具体地阐述了干部制度改革。随后，1979年7月30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国纪检会议首先使用了“要有步骤地改革党的干部制度”的提法。不久，在1979年9月5日至10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和11月21日至12月2日召开的全国人事局长会议上，都强调改革现存的干部制度，搞好干部队伍结构的改革工作，建立、健全必要的管理规章。

改革干部制度，为什么要改？怎么改？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首先，邓小平强调了改革干部制度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指出它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社会主义能否发挥优越性的大问题；其次，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选拔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并确立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四化”标准；再次，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干部制度的具体内容，涉及到考试、考核、奖惩、升降、监督、罢免、福利、待遇、退休、退职等干部管理工作的方方面面的各项制度；最后，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干部制度要有切实可行的途径、稳妥的步骤和正确的目标。鉴于邓小平论述的权威性，该文成为干部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1983年中共中央制定的《全国干部培训规划要点》和1984年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的适当下放干部管理权限的决定，是干部制度改革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两个文件。前者提出，对干部进行分类培训，大致分为党务类、行政类、经济类、科技类等，除原有的党校外，拟建立“中央行政管理干部学院”、“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科技管理干部学院”等，培训不同类别的干部。后者指出，要下放干部管理权限，缩小由中央管理的干部范围，干部由党掌握一切干部人事管理权的做法，做到管少、管好、管活。对干部进行分类、分级管理的思想，为行政类干部建立公务员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2，初创与试行阶段（1987年10月—1993年7月）。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全国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干部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要制定《国家公务员法》，筹建国家行政学院。这一决定，成为当代中国公务员制度创建的界碑。

为了贯彻中共十三大建立公务员制度的部署，负责试行公务员制度的国家人事部，组织草拟《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并从1989年初起，开始公务员制度的试点工作，成立了以副部长为组长的推行公务员制度的领导小组，进行试点工作的统筹、协调和安排，并决定，国务院的6个部门：国家统计局、国家建材局、国家海关总署、国家环保局、国家审计局和国家税务总局，作为中央国家行政机关首批试点单位；**、深圳两市作为地方试点城市。经过三年多的试点工作，较好地取得了预期目标：全面进行了公务员制度的试验，探索和总结了公务员管理各个环节的经验；通过试点，进一步检验和修改草拟中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及其他各项配套法规；初步探索了现有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过渡为公务员的办法。

3，确立与发展阶段（1993年8月—1997年8月）。在公务员制度的试点工作取得可喜成绩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党的十四大关于“尽快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鞭策下，1993年8月14日，国务院令第125号正式颁布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是经过数年起草、修改，并在实践检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的产生，标志着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理论与实践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出台，表明了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正式确立，并向着成熟化的方向发展。《条例》对公务员管理的全部内容，体现了6种机制：（1）法制化的管理机制；（2）职位分类机制；（3）激励竞争机制；（4）新陈代谢机制；（5）廉政约束机制。（6）民主监督机制。

在《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颁布后，与《条例》相衔接，有关考试录用、考核培训等单相法规也陆续制定，并予以实施。从1993年起，中央机关和一些省、市、自治区已采取笔试、口试、试用等方法招收公务员。1994年9月，以培训高中级公务员为主要任务的国家行政学院正式成立，开展了公务员的正规培训工作。

4，深化改革阶段（1997年9月至今）。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提出了“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公务员制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的任务。1998年3月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以法律形式通过了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国务院机关干部编制总数减少一半。这宣告了公务员制度进入深化改革的阶段。

虽然我国于1993年建立了公务员制度，但是，由于当时不是在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的条件下来实施它，而是采取了原有干部“全员过渡”为公务员的做法，同时由于政府机构的不断膨胀，导致公务员数量急剧增长。1989年初开始公务员制度试点工作时，全国党政干部人数为543万，至1998年初时则达到800多万。1998年机构改革对干部精简的方针是“带职分流，定向培训，加强企业，优化结构。”中央政府机关公务员的精简比例是50%，由3.2万人减为1.6万人；各级地方政府也要精简机构和人员，精简任务在三年内基本完成。2000年1月，国家人事部部长提出优化公务员队伍结构的新措施：一是推行竞争上岗，各级政府机关内设机构的领导职位，原则上都应通过竞争上岗的方式确定人选；二是加大岗位轮换，把轮岗与竞岗结合起来，对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公务员积极进行轮岗，对权力较大岗位的领导人员必须按照规定年限进行轮岗；三是高度重视并做好人员分流工作。今后公务员任用采取委任和聘任相结合的制度，在事业行政单位则采取与行政级别脱钩的办法，重点建立和推行聘用制度，把聘用制度作为多数事业单位（科技、教育、卫生、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的一项基本用人制度。2000年10月，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对国有企业作出规定，政府与企业要由行政隶属关系改为产权关系，取消企业的行政级别，实行全员竞争上岗制度，打破“干部”和“工人”的身份界限，企业内部各级管理人员必须实行公开竞聘、择优聘用，并实行任期制。新一轮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因其与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的机构改革相配套，将最终使公务员制度步上科学化、完善化的轨道。2002年7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国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更进一步推动了新世纪干部人事制度的深化改革。

（三）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体制改革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其核心问题是权力的分配。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的变化，大体构成放权—收权的怪圈。就政府类型而言，中国一直实行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权力由下而上逐级集中，集中的程度由中央确定。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调整国家权力结构，克服中央高度集权的弊端，我国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调整的总体思路是简政放权：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企事业组织放权。但放权中也有收权。

20多年来中央与地方关系体制的改革，大体经历了以下4个阶段：

1，从1978年到80年代中期，提出并实施权力下放的改革措施。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再次强调：“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主要是消除权力过分集中。”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报告精神，在这一时期，国家发布了一系列法规和文件，在实践中进行改革和探索。

放权分三个层次：一是上一级政府向下一级政府放权；二是政府综合管理部门向企业主管部门放权；三是政府企业主管部门向企业放权。例如，1979年5月，国家经委、财政部、外贸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物资总局确定，在首都钢铁公司等8个企业进行企业管理改革的试点。到1980年4月，进行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发展到了3300多个；到1981年1月，增加到6000多个。进行改革试点的企业获得了部分计划权、销售权、资金使用权和干部任免权。1980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即实行“分灶吃饭”体制，将地方的财政与支出由中央下达改为地方统筹使用，使地方能够主动规划和安排地区经济的发展，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1980年1月，经财政部批准，上海轻工业机械公司及所属企业单位进行“利改税”试点，把原来上缴利润改为征收“四税两费”。到1981年1月，实行“利改税”的试点的企业扩大到全国范围的191个。在此基础上，国务院于1983年4月批转了财政部制定的《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1984年以后，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工作，由“税利并存”逐步过渡到完全的“以税代利”，税后利润归企业安排使用，这就进一步改革了政企关系。1984年6月至1985年底，国务院先后批准在武汉、南京、沈阳等7个大城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并赋予这7个城市省级经济管理权限。1984年10月，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国家进一步简政放权，着重解决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的问题，全面落实国家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各项规定。企业开始从过去那种行政机关附属物的地位，逐步向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的方向转变。

2，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进一步下放权力，同时克服权力过分分散。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针对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提出了进行管理权限改革的原则：“凡是适宜于下面办的事情，都应由下面决定和执行。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要在保证全国政令统一的前提下，逐步划清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做到地方的事情地方管，中央的责任是提出大政方针和进行监督。在政府同企事业单位的关系上，要按照自主经营，自主管理的原则，将经营管理权下放到企事业单位，逐步做到各单位的事情由各单位自己管，政府的责任是按照规则政策为企业服务并进行监督。”

根据十三大的要求，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发布了一系列规定、文件，如1988年2月，国务院批准了国家体改委《关于1988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同月，国务院发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1988年4月，七届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这些规定为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提供了依据和保证。

按照上述法规、文件的规定，从中央到各级地方人民政府采取了许多实际措施，主要内容是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企业放权。如国务院从1988年7月起，下放外资企业审批权，省、直辖市、自治区、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均可审批。同月，经贸部决定在经营外贸企业审批权等9个方面下放权力，放宽政策。1988年8月，京、津、冀地区改革外贸体制，70多家企业获自营出口权。辽宁省政府先后下放了23项权力；沈阳市政府五口综合部门分口放权，出台了100多条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措施；天津市先后制定了200多项转变职能下放权力的具体措施。

在这一时期，由于1988年某些权力下放较快，而宏观管理没有跟上，造成经济生活中出现过于分散的现象。如中央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72年的19.9%下降到6.9%。为扭转这样的局面，中央从1988年底开始进行治理整顿，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强调要树立全局观念，适当集中统一，加强宏观调整与监督。在治理整顿的过程中，又上收了一些权力。

3，90年代前期至2000年，对下放权力进行反思、评估，深入探讨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面对80年代末放权过多，尤其是财权下放过多，出现“财政弱中央”的局面，有人认为国家不应再放权了，而且应该收权；有人则认为，应该要继续放权。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如此惊人的发展速度，依赖于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得以发挥，所以放权是完全必要的。现在仍要强调放权，特别是真正放还给基层、企业，不能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老路；还有人主张，该放就放，该收就收，但要寻找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均衡点。中国调整行政权力结构，从整体上是向权力下放倾斜，向地方政府放权，扶持企业自主、社会自治，把管理经营权放到基层，权力结构向地方化、基层化、社会化发展，自下而上发挥能动性。但在主要领域还需要加强中央政府的统一权威，以调解社会总供需的平衡，控制财政金融，搞好社区间协调，掌握产业政策，调节发展速度，调动全国力量集中办大事。

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要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管理权限，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都不得干预国家法律规定属于企业行使的职权，不得截留下放给企业的权利。这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上，肯定了要继续放权，但要正确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普遍的观点认为，可将权力分为中央专有、地方专有、中央和地方共有三种：（1）中央专有的权力主要是：外交、国防、国家安全、货币发行（特别行政区除外）、海关、国家税收政策及国税征收、宏观经济调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以上权力必须由中央制定并负责执行。（2）地方专有的权力主要是：民族区域及特别行政区自治、地方税征收、地方基础建设、举办地方事业、区域经济合作等。以上权力由地方行使，中央不应任意干涉。（3）中央与地方共有的权力极为广泛，主要是：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环境和资源保护、城乡建设事业、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上述权力的运作可分为多种形式：一是中央负责制定政策法规、全国统一的技术标准及重大决策，具体实施交由地方负责；二是中央提出要求，引导地方积极配合，中央根据地方配合程度与工作绩效，提供支持、予以奖励（如专项资金、补助金等）；三是中央协调，各个或部分地方共同决策、共同实施。1994年，基于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的思路，实行了分税制，即分国家税、地方税和共享税三种。在目前情况下，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要占比重的60—70%，在共享税中国家要占比重的70—75%，同时建立转移合理、科学的支付制度。

4，2001年至现在，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大规模减少行政审批。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9月，国务院成立了由李岚清副总理任组长的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并在监察部设立了负责日常工作的办公室。10月18日，国务院批转的监察部、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体改办和中央编办《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10月24日，国务院召开了电视电话会议，对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作了统一部署。截至目前，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相继开展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绝大多数省(区、市)对省一级政府部门审批项目初步进行了清理和处理，一些地方已经着手进行第二轮和第三轮改革。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审批项目作了较大幅度的削减。有些地方还对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进行了清理。2002年，北京市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服务意识，进一步大力压减行政审批事项。共取消审批事项183项。使投资项目审批实现进“一个门”(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办理中心)，上“一个网”(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专网)，用“一张图”(北京市电子地理信息地图)，进一步改善了政府的形象。过去，北京市审批一个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要跑30多个部门，有80多个审批环节，要盖100多枚公章，审批时间长达480天。改革后，审批环节只剩下3 0多个，一个投资项目审批手续在60至180天内即可全部完成。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也取得明显进展。截至2002年1月底，65个有行政审批职能的部门和单位，全部报送了清理工作情况，审批项目的清理基本完成。据初步统计，各部门共清理出审批项目4000多项。其中，经济管理事务和社会管理事务各约占一半。要抓紧制定《行政许可法》，从而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法制建设结合起来。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突破口；是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性措施。

20多年来中央与地方关系体制的改革，虽未彻底摆脱旧有的放权——收权模式，但也未完全按旧的思路、框架进行。正在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在简政放权和维护中央权威的基础上逐步向着新的科学的体制结构发展。

（四）关于行政决策体制改革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的行政决策体制经历了五个主要发展阶段：（1）1949—1954年，依据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制定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形成了中央一级的中央政府下辖属政务院的两级政府和决策体制，以及大区人民政府委员会代表中央在各地区领导、监督地方人民政府的领导体制和决策体制。（2）1954—1958年，依据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务院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直接领导省、市工作，加强了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在决策上也强调自上而下。（3）1958—1966年，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的领导与决策体制时期，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4）1966—1978年，行政管理体制全面瘫痪，各级革命委员会集党、政、军于一体，取消了现代国家机构所必须实行的基本分工。（5）1978年以来，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的行政首长负责制。1982年《宪法》规定，“国务院总理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县长、区长、镇长负责制。”但是，这样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在管理的一切活动中，均由行政首长一人拍板。相反，在讨论重大问题时需要采取合议制。《宪法》规定，“国务院各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召集和主持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委务会议讨论决定本部门工作的重大问题。”这说明，中国行政决策体制是，讨论、决定重大问题的合议制与执行重大决策的分工负责制的有机结合，也即是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行政首长负责制。

改革开放以来，为实行科学的行政决策体制，中共提出了很多措施。1988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对全国性的、地方性的、基层单位内部的重大问题的协商对话，应分别在国家、地方和基层三个不同的层次上展开。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把它作为领导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去做。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充分发挥各类专家和研究咨询机构的作用，加速建立一套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度。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把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决策同立法结合起来。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要扩大基层民主，实行政务公开和财务公开，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进行监督。

（五）关于行政区划体制改革

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出于治理的需要，都要把疆土划分为若干层次的行政区域，并在所划分的区域内设置相应的、层级不同的行政机构。中国的行政区划实行以四级为主，二级、三级并存的体制。

实行四级体制的是：（1）省、自治区—→（2）市(省辖市、地级市)、地区行政公署（省级派出机构）、自治州、盟—→（3）县、市（县级市）、旗、区（郊区）—→（4）乡、镇，构成中央（级）、省（级）、市（级）、县（级）、乡（级）五个行政级别。

实行三级体制的是：（1）省、自治区—→（2）市(省辖市、地级市)—→（3）区（省辖市和地级市的城区）；还有（1）直辖市（省级）—→（2）县、市（县级市，不设城区）、区（郊区）—→（3）乡、镇，构成中央（级）、省（级）、市（级）、县（级）和中央（级）、省（级）、县（级）、乡（级）四个行政级别。

实行二级体制的是：（1）直辖市（省级）—→（2）区（直辖市的城区），构成中央（级）、省（级）、县（级）三个行政级别。

改革开放以来，在行政区划上出现了如下重大的调整：

1，计划单列市。为发挥经济中心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辐射功能及带动作用，建立中央与中心城市两级经济调控体系，自1983年起，中央对重庆、武汉、沈阳、大连、**、广州、西安、青岛、宁波、厦门、深圳、南京、成都、长春等14个城市实行计划单列。计划单列的主要内容一是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全面单列，直接纳入全国计划综合平衡，统筹安排；二是享受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此外，部分单列市财政独立，中央及省将部分企业下放到单列市。

实行计划单列市，在行政区域上增强了计划单列市的辐射功能，经济上有更大的自主权，自我发展的动力增加，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加快，进而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增强了中央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单列市经济力量雄厚，其工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利税总额分别占全国的15%、17%、18%、16%，中央可以直接控制这些城市的经济能量与经济发展动向，有利于加强中央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在行政区划上，丰富了行政级别，1994年2月25日中央编制委员会确定14个单列市及济南、杭州共16个城市的行政级别为副省级，受省领导，在工资、待遇等方面享受副省级规格（其中的重庆市后于1997年升为直辖市，为省级）。副省级的出现，使该市内的区由原县级升格为副市级。而原来二级体制中直辖市的区，实际上也由县级升为市级，构成中央（级）、省（级）、市（级）三个行政级别。当然，现在对副省级、副市级的争议很大，持否定意见的根据是法律上尚无此规定。

2，撤县改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经济有了快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入非农业生产领域，商品经济的大潮不断冲击着城乡壁垒。传统的切块设市的模式，即依据“市县分立、城乡分离”，“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二元经济结构，在县的中心城镇或县、市中心以外的重要工矿镇、交通枢纽、边境口岸等及其近郊设置市，常形成市县并存，城乡分治的格局。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县矛盾日益尖锐。为此各地在实践中逐步酝酿出撤县改市的新模式。首先在浙江省试点，1983年民政部、劳动人事部在上报国务院的《关于地市机构改革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肯定了撤县改市模式，并提出县改市的具体标准。经过几年的实践，民政部于1986年上报国务院，将撤县改市作主导设市模式，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到1994年底，全国撤县改市373个。

撤县改市有利于城乡结合，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发展，解决了长期以来市县并存，同驻一地难以解决的矛盾。通过撤县改市措施，也精简了机构，减少了行政编制，节约了经费开支有利于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与水平。但是，许多地方为了提高知名度或谋得地方利益，盲目改市，形成一股“设市热”，结果是名不副实，有的农业县建了市，有的穷县也摇身一变成为市，但是设市后依然是老样子，对地方经济并没有起到真正的推动作用。

3，市领导县体制。所谓市领导县体制，就是把中心城市和与该城市有密切联系的农村归由经济实力强的中心城市领导。这一领导体制解决了过去市（地级市）与地区行政公署（省级派出机构）并立的矛盾。以往地级市周围的县及乡村由地区行政公署领导，造成城乡分割发展。实行市领导县体制后，在市领导县的地方撤销了地区行政公署，减少了行政机构。1982年，中央发出了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领导县的通知后，首先在江苏省试点，而后在江苏、辽宁、广东三省推行，进而在全国普遍实行。

市领导县体制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中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采用行政手段硬把市县捆在一起，不符合市、县发展的规律，从而导致市、县矛盾尖锐。由于城市本身事务太多，市领导的精力往往放在市区，因此普遍存在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的现象，不仅没有起到加强农村经济的领导，反而削弱了农村工作。此外，由于城市和农村互惠互利的经济联系不是靠经济手段和发展规律建立起来，因此，在利益分配上就存在市“吃”县、市“卡”县等现象，城市不仅没有带动农村发展，反而通过行政手段对农村资源进行了剥夺和侵蚀，破坏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动摇了城市发展的基础。

4，特别行政区。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中国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分别建立了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直辖中央政府，是地方政府，其外交、国防等国家事务由中央负责处理。特别行政区依据《基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依法自行处理特别行政区的行政事务，并享有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其权力高于其它一般的行政区。特别行政区的设置，极大地丰富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现实内涵。

（六）关于行政监督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致力于行政监督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健全，改变了过去缺乏行政监督体系的状况。20多年来，中国建立的监督制度有如下方面：

1，党纪监督制度。由于中国国家公务员大多数都是中共党员，加强共产党的纪律约束至关重要。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从此在查处党员违纪过程中，有了一个具有强有力的机制。中纪委重建后先后制定了《关于共产党员在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党纪处理暂行办法》（1983年3月）、《关于严惩严重经济罪犯的意见》（1983年12月）、《关于共产党员要模范地遵守职业道德的通知》（1987年3月）、《关于坚决查处共产党员索贿问题的决定》、《关于党员领导干部犯严重官僚主义失职错误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1988年5月）、《共产党员在涉外活动中违犯纪律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1988年5月）、《关于党员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党纪处分若干规定（试行）》（1989年12月）、《关于共产党员在经济方面违法违纪党纪处分的决定（试行）》（1990年7月）、《关于对妨碍案件查处的党组织和党员党纪处分的规定（试行）》（1990年7月）、《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1994年1月）、《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五条规定》（1994年3月）等，为约束、监督党员公务员提供了制度保证。

2，行政检察制度。1987年，中国正式恢复成立了自1959年以来撤销的国家监察部，建立了政府部门的行政监察制度。1989年9月，制定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实施细则》。1990年11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新建立的行政监察制度同50年代相比，其特点是监察对象确定为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除保留前监察机关的检查权、调查权和建议权以外，还具有一定的行政处分权；国家行政监察机关在其依据建议权提出的建议不被采纳时，可以向上级监察机关或国务院申告。行政监察机构的建立，为政府的廉洁自律确立了组织体系。

3，经济检察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结合改革开放反腐败的司法实践，1986年确立了《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经济检察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从而使人民检察院担负的经济检察作用更加明确。1989年8月，广东在全国人民检察院系统率先成立反贪污贿赂局，使反腐败的斗争更加职能化。现在，全国各级人民检察院系统基本建立了反贪污贿赂局，使经济检察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95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反贪污贿赂总局，加大了打击贪污腐败的力度。

4，行政诉讼制度。1989年第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制定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和行政工作人员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提起诉讼的制度，即“民告官“制度。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是对行政机关和行政工作人员滥用权力的有力制约。从1990年10月至1993年6月，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行政诉讼案件7万多件，比《行政诉讼法》实施前的17年增长1.7倍，其中民告官胜诉2500件。

5，举报制度。1988年3月，深圳、广州、汕头率先在全国人民检察院系统建立了“经济举报中心“。随即很快形成覆盖全国的举报网络。监察部于1991年制定举报工作办法，举报制度建立。中纪委、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中央电视台和中央各大报纸反复公布举报电话号码。许多全国轰动的大案要案都是群众举报的。

四、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应该肯定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是非常成功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成功，缘于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的正确。20多年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透射出许多发人深思的启示。

1，行政体制改革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并构成改革中的关键环节

政府行政体制作为国家上层建筑，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行政体制改革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衡量各项改革也包括行政体制改革在内的是非得失的标准。凡是能达到“三个有利于”，就要解放思想，大胆改革。中国20多年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就是，行政体制改革要顺应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着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向，并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提供动力。

行政体制改革服从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但也反作用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不能滞后。从中国的情况看，行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没有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和突破，也难取得成效和巩固其成果。

2，行政体制改革要坚持“分步实施、逐步到位”和“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渐进式改革策略

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必由之路。每个国家各自应选择自己认为适宜的转变方式。我们认为，“改革是一场革命”，但这是一场渐进式的“革命”，必须采取从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从表面到深层，从单项改革转向整体改革的渐进推行方式。中国的改革，1978年后是先从农村起步，先试点，积累经验，然后在面上推广，社会震动小，收效较好，实现了农村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平稳过渡。1984年后，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使改革进入全面开展的新阶段。从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推向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等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先试点再推广，先搞企业微观的、浅层次的改革，再搞中观的、宏观的和深层次的改革。1994年财税、、金融、外资、外汇、物价、投资体制的深层次改革，也是创造条件逐步出台的。行政体制改革也经历了从单项的精简机构转向转变政府职能，到行政体制整体改革的。改革是先从突破旧体制转向侧重建立新体制，从政策调整转向体制创新，在实行双重体制并存的过程中，逐步用新体制代替旧体制。

3，行政体制改革要持续、深入的进行，必须始终抓住和解决重大问题，以重大问题的解决带动其他问题的解决

综观20多年中国行政体制的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重点问题集中在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和人事干部制度改革上。对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已有了很大进展，但也仍存在不少难点。从现实的情况看，机构反弹、重新膨胀，行政职能没有简化，仍然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放下去的权力又收回来，精简的人员又回来了，都还可能发生。行政体制改革要深入发展，巩固改革的成果，避免迟缓、乃至半途而废的局面，必须以此为契机，推出有力度、深度的改革措施。

人类跨入了21世纪，这将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世纪。在新世纪里，中国将通过改革，创造出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现代化政府行政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