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建党思想释析

第一篇：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建党思想释析

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建党思想释析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共中央在全党有领导、有计划、有步聚地开展了闻名中外的整风运动。因为这次整风从延安开始而以延安的整风最为典型，所以通称“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最深刻最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历时四年多时间，共经历了三个时期，即整风准备时期、普遍整风时期和总结历史经验时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建党思想更加成熟和完备。

一、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党所处的历史方位

1.党内外现实情况迫切要求加强党的建设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采取了以劝降为主，以军事为辅的对华方针，对国民党的正面战场采守势，对共产党的敌后战场采攻势。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上提出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制造了一系列惨案，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活动，并在经济和政治上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汪精卫与此同时建立了伪政权，对日妥协、投降，国内局势一度出现了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并使党的工作卓有成效。但同时党内还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自遵义会议以来，党从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但还没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彻底清算这种错误，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同时，1937年王明本人回国后，极力向全党发放他自己的《两条路线》小册子，并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报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一时间内造成了党内干部和党员的思想上混乱。二是随着抗日战争的向前推进，我党已经跳出了狭隘的圈子成为全国性的大党，党员数量已增加70余万，这些新党员虽有强烈的革命积极性，但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表现明显，使党的方针、政策贯彻受到影响。三是由于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使得党不可能对全体党员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这也导致了党内干部和党员的马克思理论水平还不高，党员还不能正确地处理不正确思想。

如何克服和战胜外界的困难环境，如何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达到统一，由而完成抗日任务，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运用马克思主义水平，已势在必行。

2.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为党加强自身建设提供可能

1941年后，这些主客观条件已具备。一是敌后斗争虽处于艰苦困难的阶段，但进入相持阶段后，敌我斗争形势变化较小，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局势稳定，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后备保障。二是自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上做出了不再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的组织事宜，尤其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中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明确指出，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以增加中央领导机关同志间的亲密团结。三是此时期我党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并且有一批

比较了解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骨干。四是我党在思想上、理论已有了最基本的准备。

二、主要内容

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建党思想比较丰富，涵盖了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就其毛泽东个人而言，毛泽东建设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著作中，如《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论联合政府》等；就其集体知慧结晶而言，还包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所提出的一些党建思想。

1.明确了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大特色，也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条重要原理。

延安整风阶段，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着重思想”建党的论断，并概括了思想建设的基本内容，阐明了思想建设的原则和方法。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把党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并解释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同时，他还论述了党内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两种错误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态度，一种是经验主义态度，并指出这种态度“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就是“没有党性，或叫党性不完全”强调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另外，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对此“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以解决“思想入党”的问题。

2.阐述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和修养

抗日战争致使我党处于极其艰难的环境，如何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已成为共产党人回答的问题之一。毛泽东早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了共产党员的性质，指出“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地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并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人个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指出“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是叫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其次，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创立了共产党员修养理论。他着重论述了党员修养的概念、内容；强调了加强党员修养的必要性；提出了提高党员修养的方法。他指出，党员修养的内容归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无产阶段的革命战略战术修养，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并强调了共产党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就必须加强党性修养，唯有此才能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性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还提出了加强党员修养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终身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就党员个人来说，“就是要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忠诚纯洁的进步的模范党员和干部”。提出

了提高党员修养的途径就是既要参加革命斗争实践，又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此外，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任弼时在宣传解释这个决定中，着重从增强党性与党的建设关系着手，论述了增强党性的特殊意义。他指出，增强党性要使党员自觉地、自动地、积极地服务于我党的最高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要切乎实际地运用马列主义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同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观点做斗争，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行动，个人利益要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为党的统一、团结而斗争，要遵守党的统一纪律，服从组织，克服无组织与散慢性，要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同时，他还指出增强党性的决定“告诉我们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如何来巩固党的团结”。对于全党起了教育作用，使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比过去更加统一。

3.论述了民主集中制是民主与集中的统一

早在延期整风时期之前，毛泽东就提出了党的组织建设要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党的机关和党员干部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并指出“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并鉴于张国焘严重点破坏纪律行为，重申了党的组织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另外，刘少奇在《论党》中详细的阐述了党内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制内含、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刘少奇在阐述党内民主集中制时指出，“我们的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而党的领导者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的首脑（中央）、党的各组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一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同时，他详细的论述了党内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指出“党内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他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它反映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反映党的上组织与下级组织的关系，反映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的关系，反映党的中央、党的各级组织与党员群众的关系”。并强调了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路线要克服两种错误倾向，即：要反对“党内反民主的专制主义倾向，和党内极端民主化的现象”。

4.强调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我党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而解决党的组织路线特别是党的干部路线问题成为党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才德兼备”的干部标准，并论述了党的干部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关心和爱护干部的原则方法，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干部工作的理论。他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同时还强调了实行“知人善任”的干部政策。

与此同时，际云在《论干部政策》一文中指出，“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并提出选拔干部的原则应当是“德才兼备，以德为主。反对只顾才不顾德，也反对只顾德不顾才。才和德应该是统一的。才，不是空才；德，也不是空德。考察一个干部的才和德，主要应看其在完成任务中的表现”。他还用12个字：“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概述了党的干部政策和用人之道。这些重要原则丰富了毛泽东的“任

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

5.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正确党内斗争方针

在党的历史上，发生过陈独秀家长制领导和几次“左”倾错误领导，他们在党内斗争上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针对此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把开展党内斗争比喻成治病救人，形象的指出“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不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由而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正确党内斗争方针。

其次，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中系统地论述了党内斗争的根源、实质、必要性以及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原则和方法。他指出，党内产生矛盾和斗争有两面根源，阐述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间生党内斗争和分歧的社会根源，看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所引起党内许多不同意见是认识根源。并指出，党内斗争的实质就是思想斗争，即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并指出这种分歧可以发展到政治上的分歧、组织上的分歧，开展党内斗争是为了清除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不为之则“就要危害党，使党腐败下去”。他还提出了必须完全站在全党的利益上，在思想原则上划分界限，克服、避免党内斗争中的三种错误倾向，即防止“党内的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机械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党的组织问题上及党内斗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党内无原则的纠纷与斗争”。

另外，周恩来在总结党的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了必须正确开展反对错误倾向斗争，要反对唯成份论等错误倾向。

6.概述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经典的提出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

其一，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些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离开了这一点，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其二，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并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同时，他还强调了正确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还必须改正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等弊病。另外，刘少奇在《论党》一文中指出，“所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告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他强调指出，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就是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就是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

其三，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形象用“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由而指出党内要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二篇：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论析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论析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一重要命题。在他这一时期的许多重要著作中，如《矛盾论》、《实践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论联合政府》等，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建设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科学论述了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文化建设的方针原则、文化建设的人才队伍、文化建设的领导力量等多个方面。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观点、重要论述，形成了基本完整和相对成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为动员千百万人民群众进行抗战并争取战争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食粮，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值得我们认真进行梳理、学习、研究和借鉴。

一、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是由人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交织、共同作用构成的实践活动，文化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以人类本身的进化发展来说明文化的重要性。他指出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进一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人类拥有的文化越多，越脱离必然王国而越接近自由王国。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论证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既充分肯定了物质生产的终极决定力量。又充分肯定了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的巨大反作用力量。实现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奠定了他们在科学史上的不朽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至理名言深刻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是对精神文化重要作用的高度褒奖。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重视文化建设，坚持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实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艰巨的文化建设任务，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长期统治中国的目的，在其占领区内，建立奴化教育的统治机构与制度，提倡与利用中国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文化，培植为他们奴役中国人民服务的奴化文化。这种文化奴化政策，消弭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精神，加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危机。因此，为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实现国家解放民族独立，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必须组织起革命文化大军，用革命文化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文化。毛泽东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文化斗争，是没有硝烟的斗争，是另一条革命的战线，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共产党既要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军事大军，又要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从文武两条战线展开斗争，使日本侵略者，不仅在军事上遭到打击，在精神文化上也要遭到打击，加速其失败，文化是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在毛泽东看来，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不仅仅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的需要，而且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目标之一，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需要。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在毛泽东所设想构建的新中国里，文化具有重要位置，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文化任何社会都是建立不起来的，文化与政治、经济三位一体，有机统一，不可分割。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再次把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确立为未来新中国的基本目标之一，强调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毫无疑问，文化建设是毛泽东所追求和确立的国家建设重要目标之一。

二、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以其特定的指导思想为核心，从而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历经百般挫折、千辛万苦的历史必然。近代以来，面对中华民族文化危机，中国的仁人志士不断努力探索文化启蒙与文化复兴的道路。从洋务派对器物文化的青睐，到维新派对政治文化的关注，再到新文化运动对观念文化的变革；从中体西用，到西体中用，再到中西综合；从文化保守主义，到文化自由主义，再到文化激进主义等等，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启了中国新的文化自觉之路，执著地探索着一种新型现代文化，期间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始终没有找到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毛泽东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

第三篇：中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启示、延安整风运动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实施方法强调多样化和综合性。如英、法、日本等国都专设了德育课，教法灵活。有讨论、演剧、唱歌、辩论等。还建立“社会道德委员会”等机构，推进教育工作。美国则在专业教学中渗透德育，其自然、技术、人文学科均蕴含思想道德教育内容。许多大学规定必须拿到政治学分才能获得学位。新加坡推行真实教育，不但带学生去参观社会发展的成就展览，也带领学生参观监狱、禁毒展览等。

强调灌输渗透，注重隐性教育

“灌输”理论是列宁提出的，是指一种理论不会自发地在人们头脑中产生，需要有意识地自觉地加以灌输。很多国家在不断地对其公民进行隐蔽的思想灌输，或者叫渗透。如美国和西欧的学校经常通过职业、心理咨询等方式对学生施加影响，进行引导，实际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日本也极其重视隐蔽课程的作用，对教师的学历、仪表、言谈举止甚至容貌都有规定。俄罗斯则大量开设历史、哲学等课程来影响学生。

二、对我国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启示

（一）更新观念，创新方法，重视效益

我国必须加强对社会成员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并注重对教育效益的研究。要学会寓思想政治教育于各种活动之中，如文明创建活动、社会公益活动等。要充分合理地利用教育资源，培养人们的民族自豪感、集体意识和文化意识。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在社会转型期，思想政治教育更要“以人为本”，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增强感染力和说服力，做到事半功倍。

（二）突出意识形态，把握正确导向

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突出政治性。就是进一步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抵御敌对势力的“西化”和“分化”图谋。

（三）以人为本，培养道德思维和道德能力。

只有重视发展受教育者的道德思维，培养道德实践能力，才能保证受教育者真正具备较高的道德素质。我们应该注重学生主动性的发挥，尊重他们的个性和独特情感，营造民主的教学环境，引导他们形成正确思维模式，使他们能独立判断、解决问题。

（四）加强社会配合，推进整体教育

我们必须调动一切手段营造氛围，使人们在良好环境中受到熏陶，保持思想政治教育强烈的渗透性和持久性。可以利用法律手段来强制和保障，利用财政与税收政策来引导。建立社会合作机制，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趋势。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形成系统化、网络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渠道，有效推进整体教育。

（五）充分利用媒体，发挥网络功能

我们应充分利用现代化大众传播媒介，抓住热点、吸引大众、教育国民，把握舆论导向。还要利用网络技术，不断创新教育手段和形式，逐步建立起覆盖全社会的思想政治工作调研网络和信息网络，加强对社会动态和舆情的研究分析，及时掌握国民思想动态，有的放矢，从而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延安整风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根据地开展的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定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它锻炼和培育了一代共产党人，为中国革命的前进和胜利奠定了不可逆转的基础。它的历史功绩巨大，现实意义深远

一、延安整风的原因和目的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全党范围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中共中央之所以要进行一次整风运动，主要是以下原因：

第一，清算王明“左”和右的错误在党内的影响。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以后，党从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然而，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清算这种错误，党的干部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认识。许多党的干部，还未能深刻认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和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王明的影响还有市场，特别是1940年3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原名《两条路线》)在延安的再版，对党产生了严重恶劣影响。为了彻底清算王明的错误及其影响，1940年9月，中央召开会议，回顾党的历史，分清路线是非，全面总结历史经验，从而为在思想上对党进行整顿作了准备。

第二，全面提高党的理论水平。1937年7月到1940年7月，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队伍急剧扩大，中共党员由4万人增加到80万人。党员队伍虽然迅速扩大，但有许多人思想上并没有入党，80万党员中不乏目不识丁的农民、地主子弟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大部分缺乏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素养，缺乏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并且在紧张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使党不可能对他们进行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被带进了党内，为党内错误思想的滋长提供了新的土壤。党中央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领导全党进行了整风运动。

第三，改进党的作风，与解放区人民共渡难关1941年前后，由于日寇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敌后解放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到1942年，华北解放区的面积缩小了1／6；八路军由40万减少到30多万，新四军由13．5万减少到11万；华北解放区人口由4000万减少到2500万，全国解放区人口由1亿降到5000万以下。加上当时华北地区又连续发生水、旱、虫灾，更增加了解放区的困难。为了克服困难，争取抗日战争和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加强战胜困难的精神力量，改进党的作风。

因此，整风的目的是彻底清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达到全党思想统一。从当时国内外形势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中苏等26个国家签订《联合国家》宣言，反法西斯联盟建立。侵华日军攻势遭到有力遏制，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二、延安整风运动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全党整风预备阶段。在此期间，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制定了正确的政治策略和战略战术，并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揭露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实质，为全党整风准备了有力的哲学思想武器。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7月和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加强调查研究，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性锻炼。9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检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的错误政治路线，提出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解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会上，大家列举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种种表现和危害，认真地尖锐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第二阶段为全党范围内的整风逐步展开阶段。1942年2月，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阐明整风的任务和方针，在全党引起强烈反响。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在延安的近万名干部普遍参加了学习。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在全党进行整风的指示。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重点是反对主观唯心主义。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毙后，治病救人”，即通过学习文件，掌握精神实质，发扬党内民主，充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

第三阶段为总结历史经验的阶段。1943年10月一1945年4月，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弄清路线是非。1944年4月，毛泽东作了《学习与时局》的报告，对高级干部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作了总结。

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历史上各次“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作出了公正的结论。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三、延安整风运动的意义

第一，延安整风运动促进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的形成。延安整风运动作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全党的思想解放。通过整风，使党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彻底清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自觉性。整风运动使一度严重危害党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大歪风受到涤除和整肃，使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植根于广大共产党员的思想深处。通过整风，在党内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三大作风。在这三大作风中，理论联系实际是整风运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整风运动所采取的基本方式；坚持群众路线在整风运动中得到了全面的贯彻。其中，整风中所采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后来毛泽东把它总结概括为“团结—批评一团结”这么一个公式。这样，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仅是解决党内思想矛盾的基本方法，同时也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中共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党在延安时代，通过对自身历史的正确总结和不断的自我革命、自我教育中逐步形成的，是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不彻底批判党内普遍存在的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就树立不起来；不彻底批判党内的宗派主义，就不能实现全党的团结和统一；不结合党的历史，不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深刻地自我反省，真诚坦率地互相帮助，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就形不成。总之，不彻底清算存在于党内的各种不正之风，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就树立不起来。

延安整风运动从根本上转变了党内的学习态度和方法，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党风、文风，党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

第二，延安整风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整风运动的直接结果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的思想。通过整风运动，毛泽东的威望达到了空前高度，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巩固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的团结和统一。延安整风运动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破除了党内外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以及把共产国际指导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一面，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革命，使全党把掌握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空前一致地团结起来。整风运动中全党通过对党的历史的广泛、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对整顿“三风”的学习，分清了是非，分清了功过，分清了我们党的历史上正确路线同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之间的根本对立，从而大大提高了同志们的思想水平和认识水平，统一了党内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提高了路线觉悟，基本形成思想上的统一。当整风运动即将完成，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时，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到了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之下。全党已承认毛泽东是马列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代表，是全党的思想领袖，从面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体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的做到利为民牟；权为民用。其次要深化人事制度，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把优秀管理人才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扩大党员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再要加强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的学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和老一辈无产阶级家多次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再一次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一项战略任务提到全党面前，要求各级干部都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需要；是深刻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觉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向方针政策的需要；是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需要。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第四篇：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中国文化特质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中国文化特质

毛泽东建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近代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是毛泽东建党思想产生的浓厚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构成毛泽东建党思想最直接最主要的理论渊源，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毛泽东建党思想深厚的民族根基。在毛泽东关于建党问题的著述中，处处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的火花，鲜明地表现出了它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表明，任何一种反映时代精神的理论形态都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体。民族性规定了它的基本特征，而世界性则反映着它超越民族界限的普遍意义和共同价值。探究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中国文化特质，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历史渊源及精神实质。

一

探究毛泽东建党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性，不能不透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除马列著作之外，毛泽东读得最多的是中国的书。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诗辞歌赋到稗官小说，毛泽东几乎无所不读。这使毛泽东国学功底深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毛泽东不是为读历史而读历史，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以历史为借鉴，站在历史的巅峰来反观历史，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以批判的态度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因此，毛泽东建党思想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的传统文化素养。

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传统文化观，为毛泽东的建党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建党理论。那么毛泽东在构建建党思想的过程中，究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哪些内容呢？举其要端，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党的最高纲领的思想。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奋斗目标，也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但它也是历史上我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好范文版权所有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的企望，最引人注目的是思想家们对理想社会模式的种种规划。早期道家的社会理想是崇尚远古时代的原始氏族社会。老子提出的“小国寡民”就描绘了一幅原始氏族社会的图画。受老子的影响，庄子构筑了一个具有原始氏族生活意景的“至德之世”的理想王国。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等人也都曾设计过他们思想的社会蓝图，最有代表性的是《礼记·礼运》篇中孔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此后，大同思想历经沧桑而不衰，不仅为中国历代思想家所重视，而且成了历次农民起义的一面旗帜。到了近代，大同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构划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国社会。改良派领袖康有为不仅在内容上接受了大同思想，而且直接用“大同”一词来命名他关于理想社会蓝图的著作。与前人不同的是康有为强调要在科学发达、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实现社会生活的公共化和社会化。孙中山也把大同作为他的理想，认为按照他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建国，“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受到大同思想的影响。年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明确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并于年把他的“新村计划”付诸实践。“新村计划”失败后，毛泽东并未完全抛弃大同思想，他在肯定大同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手段和途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人民民主专政，从而掌握了通向大同社会的金钥匙。这是毛泽东对传统大同思想的弘扬和升华。

勿庸讳言，毛泽东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途径时，更多地受到了大同思想中空想因素的影响，离开了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去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因而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毛泽东既超越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又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但超越是主要的，这正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

关于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应该说，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结晶。但是作为学风，“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最早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意思是做学问务必详尽地掌握事实材料，以求得真实的知识和符合实际的结论。这种求实的学风，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言行和著作中就已初露端倪，孔子就主张求学要“不耻下问”，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明末清初，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批新儒家，痛心清谈误国而力倡“经世致用”，希望以“求实”救其偏弊，后因乾嘉学派偏向训古考据而使明清实学流于空泛。世纪初，龚自珍针砭时弊，力主转变“九州风气”，

第五篇：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科技事业的思想和政策[范文模版]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科技事业的思想和政策

摘 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敌后根据地科技事业的发展，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以发展科学技术推动根据地经济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吸引并激励科学工作者将科技研究与群众劳动生产实践和抗日救国大业紧密结合起来，对完成民族抗战和推进科技服务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科技事业

中图分类号：G3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4-0192-02

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都高度重视科技事业的发展。延安时期，各根据地处于反抗民族侵略战争后方腹地和防范国民党顽固派封锁绞杀的地理历史时空中，政治、经济、军事上面临诸多困难。可以说，此阶段发展科技事业所需的外部条件非常恶劣。但中共中央从抗战统一战线和敌后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出发，高度重视特殊历史环境下的科技发展。

一、党内高层重视特殊历史环境中的科技事业发展

延安时期，毛泽东曾说，自然科学非常好，它能解决与人类生存发展相关的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生活问题。他还从哲学视角分析指出，同掌握社会科学可以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迁，进行改造社会的革命建设活动获取人类自由一样。人类要在自然界中获得应有的自由，就需充分了解自然，改造自然。1941年4月下旬中央根据毛泽东根据地应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做出《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强调了全体党员应向党内外一切拥有科学技术知识的专家学习。

此外，朱德根据抗战国内科技人才避难流散和根据地急需科技人才的现实需要，代表全党热诚号召和欢迎边区以外的工程师和各种专家以及熟练工人及学徒大批来边区工作。陈云指出，研究自然科学既可以提高生产力，也可改善边区人民生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尊重和重视自然科学的党。他号召自然科学工作者怀有创新奋斗的精神，下定决心投身于自然科学研究中去，为事关民族解放的抗日大业和边区根据地建设贡献力量。

二、中共延安时期科技政策的具体制定和推行办法

为加速推进陕甘宁根据地科学文化事业发展，我党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发展观为正确思想指导和行动方针，细化制定并实施了促进科技发展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和举措。

第一，科技发展，教育先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发展边区教育事业。中共中央在延安经济条件比较艰苦的条件下，陆续创办了各类各级的学校培养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科技人才。1937年9月，陕北公学正式创立。1940年中国医科大学成立。随后，抗日军政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延安大学、边区农业学校等也开始为根据地培养科技人才。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高度重视基础教育、在职教育。抗战期间，根据地新办中小学近千余所，各工矿厂内的职工需要坚持每天2小时结合本职工作的组织学习。通过这样的方式，我党为中国科技事业的长远发展打牢基础的同时，迅速普及和提高根据地广大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也培养出了一批工人出身的技师和工程专家。

第二，广募人才，合理使用。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和边区各级政府将广泛招募人才和自力更生培养人才相结合，扩大边区科技人才的来源途径。同时，有计划地将懂科技的知识分子调配到合适的技术研究与实践岗位上，将来自全国各地投奔根据地的知识分子都派遣到科教文卫部门去工作。工作上不以政治认识高低为根本标准，侧重看重人才的知识技术水平和实践工作能力。放手大胆地使用值得信赖的科技人才，并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使其能更好地发挥其技术专长服务于敌后根据地建设和抗日统一大业。

第三，制定政策，激励人才。为激励科技人才服务根据地建设，中国共产党为在延安边区工作的科学技术人才制定并落实兑现了一系列优惠激励政策。比如，大胆提拔既懂科技又懂管理的人员承担科技事业的领导工作。对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与实践工作的科技人员，在一定范围内尊重他们的政治选择，为其创造相对宽松的人际关系和工作环境。在鼓励科技人员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在生活上各级党组织给予科技人员大量特殊照顾，提供相对优厚的物质待遇。设置奖励奖金，调动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激励他们从事发明创造活动。

三、延安时期科技事业建设与发展获取成绩的总结

第一，创办延安自然科学院。1939年5月，为提高陕甘宁根据地生产力，保障边区人民正常生活的物资需求以及满足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的需求。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建自然科学院，直接归属中央财经部管理。1940年初，在此基础上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正式成立，该研究会成立的核心目的是要科学合理地掌握和运用自然科学技术，使其成为民族抗战的宝贵力量，有效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配合抗战。

第二，促?M边区工农业生产。起初，延安边区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机械设备和原材料极度匮乏，技术工艺粗糙简单，工业品生产十分艰难。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的号召下，根据地科研人员克服各种困难，加强自然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实践探索，攻克了工业发展面临的许多技术瓶颈，取得了众多出色的业绩。有效地推动了革命根据地的工业发展。至抗战胜利前夕，陕甘宁根据地工业的发展规模在量上有数十倍的扩张，生产技术水平含量也有质的飞跃，边区整体工业生产体系初现。其间通过广大科研人员科技创新活动所取得的科技成果，其迅速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效解决了边区建设和军事战备的急需，为夺取全面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物力保障。在农业生产方面，科学技术人员加强创新研究与实践摸索，发明并推广了一系列新的农业生产技术，更新了过去简陋落后的农业生产工具设备，大量兴修水利工程，积极培育推广优良品种，加大对农业病虫害的防治研究力度，科学合理高效的施肥，加强田间管理等。使得边区的粮食产量增产幅度接近20%，有效解决敌后根据地粮食基本供给问题。

第三，改善根据地人民生活。党中央号召边区广大科技工作者响应毛泽东同志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将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应用到边区劳动生产实践上去，数年之间，在工业基础薄弱、农业生产贫瘠的革命边区创建出纺织厂、冶炼厂、皮革厂、棉被厂、火柴厂、造纸厂、肥皂厂、玻璃厂、制鞋厂及基本化学用品工厂等近150所，产品广泛覆盖边区人民日常生活所需的纸质用品、棉被战服、毛巾肥皂、玻璃火柴、鞋袜衣帽等轻工业用品。在深陷民族抗战，自然资源匮乏，环境恶劣并遭受经济封锁和军事围攻的诸多不利条件下，各革命根据地建设能够取得改善人民生活的重大成绩与中国共产党对发展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及正确地制定方针政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科技事业的经验与启示

事实上，延安时期，我党在发展科技事业的战略政策制定和执行上虽然处于初步探索时期，但依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效。延安时期，科技事业发展不但为建国后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且对我国现在推行的科技兴国战略的实施也有一定的借鉴启示价值。

第一，结合具体国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科技发展战略制定与执行的理论渊源和行动原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促进了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提升了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加深了人类对自然物质的属性功能的认识，深化了人类对自然规律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控。这对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延安时期，我党用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全面武装全党，并紧密结合民族抗战的现实需要将其与边区的实际状况相结合，确立了一系列的科技发展战略和举措，为抗日革命根据地的科技文化建设事业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所形成独具特色的科技思想理论成果，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将科学技术研究与民族抗战国防需求相结合。科学技术发展必须有效服务于抗战救国之大业。边区各级党和政府反复强调指出，科学技术工作是革命抗战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科学理论技术研究作为革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直面最紧迫的现实需求，服务于民族抗日之大计。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力争用自然科学的力量来化解持久抗战进程中军事武器以及原料物资上的严重匮乏，例如面对抗战形势的逐步严峻化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经济物资封锁，各革命根据地普遍缺少军火等战备物资，广大科技工作者临时搭建的木棚里开办工厂，自行研制硫酸、硝酸，合成研制出威力各异的弹药和爆破设备，供应战斗之急需。可以说，将科学技术研究与民族抗战国防需求相结合，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结合现实需要发展科技事业的一条宝贵经验。

第三，将科学技术研究与边区群众劳动生产相结合。早在1944年5月底延安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朱德同志就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响应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将理论学习与生产实践运用结合起来，多多学习科技理论知识的同时也多多参加生产工作，在实践中动手摸索研究，在生产中学习，学理工科的要多进工厂，学农科的要多下农场，学医学的要多入战地医院病房。反对根据地科研人员将过去已有的科学技术知识，机械僵化地套用到边区落后的现实生产生活中，强调科技工作者在某些问题上要甘拜劳动群众为师，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Y合实际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科学技术研究不与边区群众劳动生产实践相结合，就很有可能陷入务虚空谈之境。至1944年抗战结束前夕，在各根据地工农业基础基本建立，技术骨干基本形成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又提出“争取工农业产品全部自给”的任务。此时，边区生产的粮食食盐、牙粉肥皂、香烟火柴、衣物鞋帽等群众生活物资都能自给。可以说，延安时期将科学技术研究与边区群众劳动生产相结合，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潘李军.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5.[2] 李转.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5.[3] 王员.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研究[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4.[责任编辑 陈 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