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如何加强国有企业的党风廉政教育（5篇）

第一篇：浅谈如何加强国有企业的党风廉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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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加强国有企业的党风廉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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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已经成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但由于我国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中间的失误与漏洞在所难免，使一些意志薄弱、经受不住诱惑的腐败分子有了可乘之机，给企业的党风廉政建设带来的严峻的考验。从十年前的阎建红、周北方到近几年的蒋丽萍、周普华，发生在国有企业的大案要案几乎年年都有，腐败分子也是前赴后继、奋不顾身，处理了一批又起来一批。究其原因，除了配套的监督体制跟不上之外，作为前移腐败控制关口有效手段的党风廉政教育工作，不能及时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切实起到警示行为、净化思想的作用，应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一、当前国有企业党风廉政教育的特点和难点

一是党风廉政教育活动缺乏主动性。就企业基层情况来看，党风廉政教育大都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被动地开展，很少有结合一个时期、一个阶段的形势开展主动工作的。

二是党风廉政教育内容缺乏针对性。既然是上级安排的任务，那也就只有上级安排什么就学什么，至于和本企业现阶段的形势合不合拍，能不能起到教育作用，则不在考虑之列，很难使受教者思想深处受触动。

三是党风廉政教育方式缺乏灵活性。目前国企的党风廉政教育仍然停留在读文件、做笔记、看录相、写心得的传统层面上，对于互联网等新出现的传媒利用率不是很高，即使有几个这方面的网站，但由于内容陈旧、方式古板，也只不过是把原来的书本搬上网去了而已，并没有真正发挥互联网络的互动作用，影响自然也就谈不上太大了。

四是党风廉政教育管理缺乏协同性。抓党风廉政教育，党政工团等各职能部门家家有份，各自有责，理应互相配合齐抓共管，但当前国有企业中，却似乎只落到了纪检部门一家身上，没有形成合力，削弱了党风廉政教育的声势和效果。

二、针对党风廉政教育工作难点的解决办法

一是严格落实领导责任制，提高企业负责人对党风廉政教育工作的认识。加强思想教育，既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也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基本经验，党风廉政教育工作是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基础性工作和治本之策，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使其真正发挥预防作用，才能把住反腐败工作的第一道关口。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应对本单位的党风廉政教育工作负总责，每年制度具体的工作目标规划，采取层层分解的形式，逐项落实。对落实情况严格考核，完不成责任目标者，要追究主要领导的责任，使其真正从思想上对党风廉政教育工作重视起来。

二是加强相关政工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使党风廉政建设教育真正形成健全完善的“大宣教”格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建

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体系”，将党风廉政教育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地位。中纪委、监察部在纪检监察宣传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又明确提出了“大宣教”的概念，要求党委各级部门都要对党风廉政教育工作齐抓共管。因此，国有企业必须把握好这一方向，理顺当前企业各部门在党风廉政教育工作中的职能，将工作安排到位，并纳入相应的考核，形成“一人一把号，同吹一个调”的宣传教育格局。

三是落实好纪检监察部门的主管职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要从根本上改变国有企业当前党风廉政教育工作落实不到位的情况，就应该充实纪检监察部门的力量，真正落实其主管职能，必要时可以象“安全一票否决”一样，对党风廉政教育工作不好的单位，也实行一票否决，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四是在党风廉政教育的内容和时机上要改变被动局面，提高教育针对性和主动性。针对带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抓好经常性教育。一是针对理想信念问题，经常开展理论教育。人的行为是受理想信念支配的，如果理想信念发生了偏差就会走上违纪违法的邪路。一些人因“一念之差”而犯错误，这个“念”不是简单的念头的“念”，而是理想信念的“念”。因此，党风廉政教育要把加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摆在首位，认真开展以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切实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针对法纪观念的问题，开展经常性党纪政纪法纪教育。

党纪国法是党员干部必须严格遵守的行为准则，触犯了党纪国法就要受到相应的惩处。要通过经常性地党纪政纪法纪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懂得哪些可以为，哪些不可为，什么是违纪，违纪后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增强法纪观念，做到依法行政和廉洁从政，少犯或不犯错误。针对心存侥幸的问题，经常性地开展正反典型教育。特别是要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优势，抓好反面典型的警示教育。一些党员干部自恃位高权重，别人不敢查，或觉得手段高明，别人查不了，或认为法不责众，查不到自己头上，有恃无恐，心存侥幸。要通过“现身说纪说法”警示教育，根据不同对象、时机和领域，抓好重点教育。

另外，要不断拓展党风廉政教育的领域，当前特别要把运用互联网开展活动纳入整体规划中，充分用这个互动平台，正确引导网上反腐倡廉舆论，在提高教育效果的方式上多下功夫。

第二篇：国有企业党风廉政谈话制度

第一条为了贯彻执行中央纪委、监察部关于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加强公司党风廉政建设，特制定本党风廉政谈话制度。

第二条党风廉政谈话是企业党组织指定专人对企业领导人员、其他有关人员进行廉洁自律有关规定的宣传教育和实施批评、劝诫的制度，包括个人谈话和集体谈话两种形式。

第三条党风廉政谈话一般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实行分级谈话。鼎立公司可以对所属各单位领导人员和有关人员进行廉政谈话。企业领导人员包括领导班子成员、部门负责人，有关人员包括涉及人、财、物等管理岗位的工作人员。

第四条下列情况需要进行党风廉政谈话：

×、领导人员上岗前。

×、领导人员任职期间。

×、领导人员民主生活会召开前。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检查后。

×、有关人员出现违纪苗头或犯有轻微错误时。

×、企业基建工程、物资采购、改革调整等实施前。

×、其他有关需要进行党风廉政谈话的情况。

第五条党风廉政谈话应根据被谈对象的具体情况确定谈话内容、形式、目的及要求。谈话内容主要包括：

×、宣传企业领导人员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具体内容；

×、进行党风党纪党性教育，树立正确权力观，遵纪守法，严格执行企业各项规章制度；

×、增强主动接受党组织和职工群众监督的意识；

×、联系违纪案例和职工群众反映的意见进行警示教育；

×、需要告诫被谈话者注意的有关问题及要求；

×、其他有关执行廉洁自律规定的内容。

第六条领导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存在违纪苗头但不构成违纪错误，或在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中存在尚不够责任追究的问题，应进行劝诫谈话，同时应下达《劝诫通知书》，被劝诫者应在规定时间内向公司党组织书面报告整改措施或整改结果。

第七条公司党组织要对党风廉政谈话后的落实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对谈话后未引起重视或没有纠正的要批评教育；对谈话后发生违纪的要按党规党纪从重处理。

第八条进行党风廉政谈话应有专项记载。有关人员的《劝诫通知书》和整改报告应归入领导人员廉政档案或其他卷宗。

第九条公司下属各单位可根据本制度制定实施办法。

第十条本党风廉正谈话制度自下发之日起实行。

第三篇：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党风廉政教育的特点、难点和解决办法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已经成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但由于我国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中间的失误与漏洞在所难免，使一些意志薄弱、经受不住诱惑的腐败分子有了可乘之机，给企业的党风廉政建设带来的严峻的考验。从十年前的阎建红、周北方到近几年的蒋丽萍、周普华，发生在国有企业的大案要案几乎年年都有，腐败分子也是前赴后继、奋不顾身，处理了一批又起来一批。究其原因，除了配套的监督体制跟不上之外，作为前移腐败控制关口有效手段的党风廉政教育工作，不能及时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切实起到警示行为、净化思想的作用，应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一、当前国有企业党风廉政教育的特点和难点

一是党风廉政教育活动缺乏主动性。就企业基层情况来看，党风廉政教育大都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被动地开展，很少有结合一个时期、一个阶段的形势开展主动工作的。

二是党风廉政教育内容缺乏针对性。既然是上级安排的任务，那也就只有上级安排什么就学什么，至于和本企业现阶段的形势合不合拍，能不能起到教育作用，则不在考虑之列，很难使受教者思想深处受触动。

三是党风廉政教育方式缺乏灵活性。目前国企的党风廉政教育仍然停留在读文件、做笔记、看录相、写心得的传统层面上，对于互联网等新出现的传媒利用率不是很高，即使有几个这方面的网站，但由于内容陈旧、方式古板，也只不过是把原来的书本搬上网去了而已，并没有真正发挥互联网络的互动作用，影响自然也就谈不上太大了。

四是党风廉政教育管理缺乏协同性。抓党风廉政教育，党政工团等各职能部门家家有份，各自有责，理应互相配合齐抓共管，但当前国有企业中，却似乎只落到了纪检部门一家身上，没有形成合力，削弱了党风廉政教育的声势和效果。

二、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分析

一是个别领导认识上有偏差，对党风廉政教育的作用认识不足，对党风廉政工作的重视不够。一些企业的负责人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中心工作就是经济效益，党风廉政教育抓不抓无所谓，该腐败的再教育也得腐败，不腐败的不教育也不会有任何问题。还有一些人认为，业务工作太忙，党风廉政教育不仅要花钱，还要花费精力，不抓也罢。这些错误的认识，导致党风廉政教育在国企领导的日程里靠边站，失去了落实的强大支持。

二是党风廉政教育组织体系不健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随着国有企业工作重心的转移，企业的政府职能被逐渐淡化，政工工作这一符合中国国情,但又与世界通行的现代企业管理理念不太一致的行业，也相应地被“边缘化”，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地位。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政工科室一再被压缩、合并，专职政工人员一再减少。往往一级纪检部门，只有很少的几个人，什么都要抓，什么都要管，穷于应付也就在所难免。其他与党风廉政教育有关的政工部门，也是苦于人少事多，只好得不管处且不管了。

三是党风廉政教育工作开展的效果不易衡量。作为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党风廉政教育所起的作用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式的，效果不象别的工作一样，立竿见影，一抓就灵。这种情况一方面容易让主要领导忽视党风廉政教育工作，一方面也为一些专职干部偷懒提供了借口。大部分企业虽然都有党风廉政教育工作制度，但具体到党风廉政教育怎么搞、谁来抓，不同系统、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人员怎么分工、怎么协调，定期落实哪些内容、发挥什么作用、起到什么效果，搞得好怎么办，搞不好怎么办，却没有一套量化的标准。干好干坏无法衡量，党风廉政教育工作出现因循守旧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针对党风廉政教育工作难点的解决办法

一是严格落实领导责任制，提高企业负责人对党风廉政教育工作的认识。

加强思想教育，既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也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基本经验，党风廉政教育工作是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基础性工作和治本之策，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使其真正发挥预防作用，才能把住反腐败工作的第一道关口。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应对本单位的党风廉政教育工作负总责，每年制度具体的工作目标规划，采取层层分解的形式，逐项落实。对落实情况严格考核，完不成责任目标者，要追究主要领导的责任，使其真正从思想上对党风廉政教育工作重视起来。

二是加强相关政工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使党风廉政建设教育真正形成健全完善的“大宣教”格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明确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体系”，将党风廉政教育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地位。2004年3月，中纪委、监察部在纪检监察宣传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又明确提出了“大宣教”的概念，要求党委各级部门都要对党风廉政教育工作齐抓共管。因此，国有企业必须把握好这一方向，理顺当前企业各部门在党风廉政教育工作中的职能，将工作安排到位，并纳入相应的考核，形成“一人一把号，同吹一个调”的宣传教育格局。

三是落实好纪检监察部门的主管职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要从根本上改变国有企业当前党风廉政教育工作落实不到位的情况，就应该充实纪检监察部门的力量，真正落实其主管职能，必要时可以象“安全一票否决”一样，对党风廉政教育工作不好的单位，也实行一票否决，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四是在党风廉政教育的内容和时机上要改变被动局面，提高教育针对性和主动性。

针对带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抓好经常性教育。一是针对理想信念问题，经常开展理论教育。人的行为是受理想信念支配的，如果理想信念发生了偏差就会走上违纪违法的邪路。一些人因“一念之差”而犯错误，这个“念”不是简单的念头的“念”，而是理想信念的“念”。因此，党风廉政教育要把加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摆在首位，认真开展以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切实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二是针对法纪观念的问题，开展经常性党纪政纪法纪教育。党纪国法是党员干部必须严格遵守的行为准则，触犯了党纪国法就要受到相应的惩处。要通过经常性地党纪政纪法纪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懂得哪些可以为，哪些不可为，什么是违纪，违纪后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增强法纪观念，做到依法行政和廉洁从政，少犯或不犯错误。三是针对心存侥幸的问题，经常性地开展正反典型教育。特别是要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优势，抓好反面典型的警示教育。一些党员干部自恃位高权重，别人不敢查，或觉得手段高明，别人查不了，或认为法不责众，查不到自己头上，有恃无恐，心存侥幸。要通过“现身说纪说法”警示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除非分之想，警钟长鸣，拒腐防变。

根据不同对象、时机和领域，抓好重点教育。一是重点对象重点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领导干部是党风廉政教育的重点。国企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认识程度、抓的力度以及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成效。因此，国企党政“一把手”要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亲自抓、负总责和领导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各负其责，狠抓党风廉政教育任务的落实。二是重点时机重点抓。一些领导干部借节假日和婚丧喜庆等事宜敛财的问题，一般集中发生在节假日和家庭出现婚丧喜庆、子女升学、过生日、生病住院、乔迁新居等时机。在这些重点时机适时开展廉政提醒教育，告诫领导干部不要为亲情所累，不要被“人之常情”所迷，“党和人民在监督，众目睽睽难逃脱”，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三是重点领域重点抓。管钱、管物、管人的实权部门往往是腐败现象的易发、多发区，有针对性地加强对这些重点部门和重点领域党员干部的党风廉政教育，帮助他们树立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正确处理好责、权、利的关系，常想人民的养育之恩，常思党组织的培育之情，面对各种诱惑，时刻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危机感，不为世俗所扰，不为物欲所动，不为美色所迷，掌权为公，执政为民。

另外，要不断拓展党风廉政教育的领域，当前特别要把运用互联网开展活动纳入整体规划中，充分用这个互动平台，正确引导网上反腐倡廉舆论，在提高教育效果的方式上多下功夫。

第四篇：加强党风廉政教育

同志们：

大家好。

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我占用大家一段时间，主要和大家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看待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面临的形势，二是探讨一下一些党员干部腐败堕落的原因；三是有几点想法，与同志们共勉。

一、如何看待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面临的形势。

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形势是广大党员干部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我们对反腐败形势总的估价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形势依然严禁，任务还很艰巨。可以说，由于体制制度的不完善，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种种影响，由于我党执政的时间越来越长，当前的腐败问题和腐败现象仍处在易发、多发期。

具体一点说，可用以下四句话来概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形势。

1、全党达成共识，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人民群众满意度在不断提高。

十三年反腐败最大的成果是：全党、全社会达成了以下共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一个“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国反腐败的实践以及前苏联的解体使每一个中国人都充分认识到：若不反腐败，党要亡，国要亡，社会主义也要亡。

在八十年代当人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人们思想上还存有疑虑，“果真会这样吗?”有一小部分人甚至认为这是“小题大做”。思想上的不统一造成了行动上的迟缓。因而出现了邓小平同志生前一再严厉批评的“打击不力”现象。现在不一样了。如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都已充分认识到反腐败的极端重要性。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反腐败的力度、深度和广度才得以不断加大。看一看共和国(甚至国外)的反腐史，在很短的时间内，接二连三地将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李纪周这样的“高官显贵”送上审判台、断头台，应该说是“史无前例”的。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61917件，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37711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79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近一点的话就看我们启东市，以2002年为例，2002年我们启东市共查办案件233件，其中经济案件118件，10万元以上案件36件，百万元以上案件6件，查处乡科级干部22人，移送司法机关41人，挽回直接经济损失2708万元。重点查处了市环保系统少数党员干部贪污受贿、吃拿卡要的案件，原华美集团公司特大经济窝案，东洲丝厂少数党员干部利用企业改制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案，海复棉厂厂长等有关人员合伙侵吞集体资产案等。

对于这样大力度的查案如何看?这说明了，如今反腐败上并不是只“反小”不“反大”，并不是只“反下”不“反上”，并不是“假反”而是“真反”。八十年代的反腐败是“杀鸡给猴看”转到九十年代以后的反腐败是“杀猴*给猴看”。反腐败的“威慑力”不是空洞的，而是在“杀猴”、“杀鸡”过程中体现出来的。

大家知道，民意是检测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和办法举措好不好的晴雨表。近年来，中央纪委会同有关部门每年在不同的10个省(区、市)进行万人随机抽样调查，结果表明，2002年，有74％的群众对反腐败工作表示认可，比1996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69％的群众认为腐败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遏制，比1996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68％的群众对反腐败斗争有信心，比1996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今年五六月，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在除西藏、台湾、香港、澳门之外的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9.1％的群众认为腐败现象已在一定范围内得到遏制，78.7％的群众对反腐败斗争抱有信心。这些结果说明什么?说明广大老百姓对反腐败的满意度在不断地提高。在这个问题上，即便是一向对中国反腐败抱有成见的、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腐败状况评估排位中也能反映出来：1995年在41个国家中我国是第40位，倒数第二位；1996年在54个国家中我国是第50位，倒数第五位；1997年在52个国家中我国是第41位，倒数第12位；1998年在 85个国家中我国是第52位，倒数第34位。所排的名次是逐年上升的。事实表明，广大干部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成效是认可的，满意程度在不断提高，对反腐败斗争的前途也越来越有信心。

2、保持高压态势，严查彻办大案要案，腐败蔓延泛滥势头得到有效控制。

反腐败为什么艰难?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是一场“权力者”对“权力者”之间的斗争。大家知道，对于刑事犯罪分子，可以一个“严打”接着一个“严打”，“有权的”对付“没权的”，事情总是好办一些。对付有腐败问题的权力者远非这样简单，他手中也有权，有“一帮”人，有雄厚的腐败势力，有丰富的官场经验，有牢固的关系网，一句话可以用权力对抗权力。

如广东湛江、厦门远华腐败案和辽宁沈阳腐败案，腐败分子不是一个人二个人，而是一窝人、一串人；不是普通的小官，都是掌握当地要害部门的高官、大官……尽管这些都是“地方上的腐败分子”，从理论上说应由“省级”去管，然最终的“领导”却是中央级的，结果当然是毁灭性的，“一网打尽”，很是彻底。

近年来的反腐败斗争，不仅呈现出过去从未有过的力度和气势，而且在其内容和质量上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将反腐败与打击黑恶势力紧紧地连在一起。大凡熟悉世界腐败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黑道”(犯罪恶势力)向“红道”(权力)和“黄道”(经济)的渗透，建立彼此的利益共同体，是个普遍规律；而在一个权力腐败泛滥的社会中，权力腐败者也会主动地与黑社会势力“联手”’以获取更大的“利润”，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也并不例外。如震动中外的三个腐败大“黑道”和“黄道”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典型。这几年来这“三股恶势力结合”的规模和组织程度尽管还没有像意大利黑手党那样成熟，却显示了以下一些特征：一是势力的发展越来越快，有的甚至控制了一个地区；二是侵蚀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它已经渗透到多种领域；三是对社会的危害越来越厉害，国家财产几亿、几十亿、几百亿遭受侵占。因此，怎样在中国不让“三股道结合”像意大利黑手党那样发展成气候?怎样更有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怎样最大限度减少犯罪恶势力、腐败恶势力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应该说，在这一个问题上这几年来不仅走出了有力坚实的一步，而且还是有成效的。一是极大地打击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二是使腐败现象蔓延泛滥的势头得到控制，三是消除了腐败恶性化发展的可能。

3、反腐败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保障了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种错误观点：腐败能促进经济发展，反腐败则会影响经济发展。然而，二十余年的反腐败实践，清楚地告诉我们，这种“腐败有益论”是多么荒唐，多么谬误。据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先生的研究，当今社会存在的四种腐败类型——“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和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成的各类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13.2％——16.8％之间(指90年代后半期)。腐败被揭示出来的大案、要案表明，腐败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损害是严重的。为此，近几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打击走私与反腐败结合起来，将一时嚣张的走私气焰打了下去；此外，根据近几年社会腐败的特点，有条不紊开展了腐败的高发区、频发区——金融、证券、房地产、土地批租出租、建筑工程和物资采购等领域——的反腐败斗争，将一大批“走私大王”、“金融大王”、“房地产大王”等“经济蛀虫”送上了审判台，这就最大限度地缩小了社会的经济损失，保障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社会得益，老百姓得益。譬如，以开展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反走私斗争来说，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通过对广东湛江、福建厦门大案要案的处理，初步将猖狂的走私气焰打了下去，作为国家财源之一的石油企业很快地从亏损转为赢利，而1999年国家职工的工资增加又是从哪儿来的?一定程度上是托了打击走私的“福”。再以沈阳慕马腐败案为例，据《人民日报》报道：在反腐败斗争的政治洗礼面前，沈阳赢得了经济的恢复性快速增长。2001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1％，财政收入增长34.3％。2002年国民经济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400亿元，比上年提高13.1％。财政收入突破百亿元大关。实现工业总产值2110亿元，比上年增长18％。

4、反腐败也要与时俱进，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反腐败的特点和规律。

过去的反腐败，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反腐败，依靠的是像“三反”、“五反”这样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应该说当时是奏效的，所以才有“杀了张子善，管了二十年”的说法。改革开放后，社会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腐败发生在“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市场经济体制极不完善”的大背景下，这就是说，依靠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反腐败管不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腐败行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怎么办?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腐败也只能靠“摸着石头过河”，所以，这二十余年的反腐败，是积累经验的二十余年，是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的二十余年，是从过去侧重治标到如今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二十余年。总之，是在不断摸索“符合初级社会主义、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反腐败”的二十余年。这是指导思想上的突破，是方法论上反腐败的飞跃，这就为新世纪的反腐败奠定了牢固基础。

为什么相当数量的高级领导干部会堕入腐败的陷阱?为什么在查处的腐败分子中“一把手”居然达到三分之一这样高的比例?为什么新的历史时期腐败会呈现窝案、串案的特点?原因很复杂，但有一点为人们所公认：即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是什么原因产生“绝对权力”呢?原因有三：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过分集中遗留下来的影响，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家长制”的复活，三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之，二十余年的反腐败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体制上的缺陷对腐败问题的影响，因而在近几年的反腐败斗争中强化了党的建设，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了“党政领导干部主动接受同级纪委监督、党政领导干部公布廉洁从政情况、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和党风廉政建设专项巡视”等制度；重点加强了对“一把手”的监督和管理，加大对各级机关部门具有专管权力的中层干部、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管理力度，认真执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工作述职评议制度、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干部提拔任用“党风廉政一票否决制”；积极推进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高干部人事工作民主、公开、竞争的程度；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范行政行为……所有这一系列的“从严治党”、“从严治权”的措施，它既是深化反腐败的必然，也是防止腐败泛滥的根本措施。从某种意义上说，促进了政治文明的进程，又为社会的政治改革打下了基础。而这，是我们在正确评价二十余年反腐败所不能忽视的。

也许在座有人会说，你这样看形势是不是太盲目乐观了，是不是有点涂脂抹粉了。不是的，我的这种认识一点都不妨碍我对当今反腐败仍然严峻性、严重性的评价，一点都不妨碍我对现实生活中前反腐败艰巨性、困难性的估计，一点都不妨碍我对未来反腐败长期性、曲折性的预测，我是从自己多年来对反腐败的研究认为，改革开放至今的反腐败形势的确是在向平稳的、健康的、好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确是完全有能力解决腐败问题的。

但是，现阶段的有些情况要求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仍然存在，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串案、窝案、案中案明显增多，腐败分子结成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团伙性；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于一体；吏治和司法腐败严重；经济发展的热点领域往往成为腐败案件的高发区；领导干部“傍”不法“大款”现象严重；作案方式和手段诡秘，更具隐蔽性；一些腐败分子向国外转移赃款赃物，涉案人员向外潜逃；查处与反查处、腐蚀与反腐蚀斗争相当尖锐激烈。为什么当今腐败行为呈现出以上这些特点，接下来我就和同志们讲第二个问题——

二、探讨一下一些党员干部腐败堕落的原因。

1、一些党员干部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面前，放松了学习和世界观改造，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消极腐朽思想恶性膨胀。

从近年来查办的腐败案件可以发现，很多人放松学习和世界观改造，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严重扭曲，是他们走向腐化堕落的总根源。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曲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屡屡做出违反政策的事情；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对党章、党规、党纪视而不见，滥用职权、专横跋扈；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不能正确对待权力，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异化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淡忘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热衷于穿名牌、坐好车、住豪宅；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不懂得“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道理，心存侥幸，肆无忌惮地去搞腐败；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发生动摇，沉湎于封建迷信和低级趣味之中；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缺乏道德修养，才会不顾人格，干出追求感官刺激的种种丑恶行为。他们堕入深渊的沉痛教训再次深刻说明，不讲学习，不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就不可能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更不可能做一名合格的党的领导干部。

2、目无党纪国法、肆意践踏民主集中制，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不受监督制约，是一些党员干部走向腐败堕落的重要因素。

一些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个人权力欲恶性膨胀，严重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骄横跋扈，失去监督和制约，必然要导致腐败。这些案件再一次警示我们，在我们党内没有特殊党员，任何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都必须自觉地接受人民群众和党组织的监督，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法律法规以及党规党法。绝不允许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各级党组织一定要对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对那些严重践踏民主集中制，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恶劣行径要进行坚决的批评和斗争，决不能姑息迁就。

3、对党政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不正之风认识不足、治理不够，执行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流于形式，是产生腐败案的温床。

这些腐败案件的发生，与长期以来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严重不正之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不正之风催生了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而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又使得各种不正之风愈演愈烈，使更多的干部身陷其中，不能自拔。

近年来，广大干部群众对一些党政干部中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反映十分强烈：一是送礼金问题，二是一些领导干部家属子女经商问题，三是一些领导干部生活奢华、吃喝玩乐问题。

党政干部中的不正之风长期得不到纠正，其影响和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不正之风必然会带坏社会风气，一些干部在不良风气的长久污染下，丧失了是非鉴别力，不但不抵制，还认为这是“时尚”。一些干部就是从“小节”问题开始，逐步走向腐化堕落，最终变成严重的腐败分子。不正之风之所以盛行，与中央许多早已明确的规定、制度得不到落实有关。因此，要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着力提高同各种违反规定、制度的行为作斗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通过制度约之以典章，规之以法纪，真正做到违纪必查，违法必究。

4、对各级“一把手”的监督不到位，是“一把手”轻而易举就能腐败。

对“一把手”监督不到位，对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监督机制不健全。我们看到，很多重特大职务犯罪案件的涉案人员都是单位的“一把手”，这说明在对“一把手”的监督工作上，处于严重失控状态，同级监督机关难以监督，上级监督机关又无法监督。一个地区和部门，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选好一个清正廉洁的班长，至关重要。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和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5、干部人事制度缺乏公开、民主、竞争机制，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提供了机会，同时又成为派生出其他腐败现象。

很多严重违法案件，在许多方面都涉及到干部人事制度方面的问题。比如，一些案件之所以成为典型的群体性腐败案件，与一些人以人划线，搞“小圈子”有关，而一些领导干部热衷于跑关系、进圈子，对上送钱送礼，都是为了一个“官”字，是一种买官卖官的行为。从案件查处的情况看，一些职务犯罪案件的腐败分子的买官卖官行为，已经超出了政治范畴，成为一种经济性的交易行为。

尤其严重的是，干部人事方面的腐败问题，还会派生出其他一些腐败问题。一些人为了跑官要官，或者大肆收受下级送的钱财，或者从不法“大款”那里拿钱，或者私设“小金库”等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问题的出现，根本的原因是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存在“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问题，人治的因素多，而公开、民主、竞争的因素少。在一些重大职务犯罪案件中，涉案人员中许多人的交流或提拔，基本上是由主要领导提名或授意，严重违反组织程序进行的。

6、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府管理体制还不够健全和完善，为一些领导干部通过插手微观经济活动谋取私利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当前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由于部分地区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等方面的许多改革措施还没有到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完全实现，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还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这就为少数人通过插手微观经济活动谋取私利提供了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营性土地使用权的出让，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二是对房地产开发的管理不规范，存在随意减免税费的弊端；三是在企业产权交易过程中，行政权力不当介入，产生严重腐败问题；四是财政管理体制不健全，资金监管不力。种种事实表明，“小金库”已经成为腐败现象滋生的重要经济源头。

这些地方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加剧了当地不正之风的滋生蔓延，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严重败坏了干部队伍的作风和社会风气，给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损失。此外，一些领导干部严重的腐败行为，也严重恶化了投资环境。这些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再次证明，腐败破坏生产力，瓦解凝聚力，削弱战斗力。可以说，腐败不除，经济难上，改革难行，稳定难求。

三、有几点想法，与同志们共勉。

在座各位都是中坚力量。对此，我们更要以清醒的头脑，加强学习和世界观改造，不断增强党性锻炼；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党性原则，不为亲情友情所动。真正做到强化自律意识，常思贪欲之害，常除非分之想，常怀律己之心，常修为官之德，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把握自己，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具体讲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l、要不断加强学习。许多违法违纪的党员干部，等到被立案审查，被绳之以法，被关进牢狱，一个个才如梦初醒，痛哭流涕，懊悔自己平时不注意学习，怪罪自己放松了思想改造，其实这里有许多讲的是假话。究其原因，根本还是一个学风问题。被金钱腐蚀了灵魂的他们，只相信金钱和权力，根本不相信组织、不相信什么教育。

海关总署原副署长王乐毅用万分悔恨的心情，向党说出了心里话：近几年没能很好地保持晚节，在一片赞扬和奉承中变得飘飘然，满足于整天忙忙碌碌，自我感觉良好。不知不觉地放松了学习，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产生了“船到码头车到站，再过几年就退休”的错误想法，“不思进取，贪图享乐，骄奢淫逸”的思想在自己身上滋长起来，谦虚谨慎、克己自律少了，想房子、孩子和个人的事多了，导致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滑到腐败的泥坑中。

海门市水利局原局长施荣希在接受审查的第十天，曾写下长达1 3页的悔过书《十天走过生死路》。他这样写道：我没有被老山前线的地雷、炮弹炸倒，没有被援助老挝筑路时千百次的塌方所压倒，却被铜臭熏倒。意志被摧毁了，原则被瓦解了，自己从功臣、模范变成了罪人。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自己不重视学习，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

海门市工商联合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会长张小海在检查书中写到：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思想上自我约束的弦放松了，就会违法乱纪；政治上自我约束的弦放松了，就会不思进取；经济上自我约束的弦放松了，就会滋生贪欲；生活上自我约束的弦放松了，就会放任自流，自毁形象。

由此可见，长期放松学习，必然导致思想政治素质低下，因而就不能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就容易善恶不分、美丑不辨，就很难避免被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侵蚀，中箭落马。因此，我们要增强学习的自觉性，积极参与到今年在我市开展的坚持“两个务必”主题教育中来。通过深入、系统的学习，让科学的理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切实筑牢自己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和侵蚀。同时，要系统学习党内的有关纪律和国家的有关法律，学习市委、市政府制订的有关规定，知道什么事情能够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做了会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增强拒腐防变的自觉性，从而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人生观、价值观。

2、要在工作中有所作为。要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性。要做到爱岗敬业，工作上有特色、有成效。组织是对大家信任，这么轻的年纪，就把大家推到领导岗位上，使大家有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每个同志要把握好、珍惜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敢作敢为，全力促使启东经济社会攀高争先，跨越奋进。去年，由市委办、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联合在全市党员干部中组织推评出的十佳勤政廉政好干部，个个都是事业有成者，他们为启东的发展呕心沥血。如市发展计划与经济委员会委员、市崇启大桥筹建办公室总工程师李洪斌，为促成崇启大桥的规划立项、加快启东接轨上海，实现经济腾飞而常年奔波在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启东中学党委书记、校长王生，多年来，以校为家，向外输送了一大批天之骄子，形成的“启中现象”，引起了全国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在座各位在各自的舞台上，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要创出新业绩，树立启东新形象。

3、要注意防微杜渐。千里长堤，往往溃于一蚁之穴。近年来查处的一些案件表明，一些党员干部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不是偶然发生的，他们都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放松到滑坡再到崩溃的这样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对我们广大党员干部的侵蚀更多，更直接，更广泛。特别是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自由主义，对党的肌体的趋势无孔不入，相当严重。一些不法之徒，采取种种手段，拉拢、腐蚀党员干部的势头之猖獗，手段之卑劣，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他们往往瞄准领导干部的薄弱环节，投其所好，不惜采用金钱、美色等种种手段进行诱惑、腐蚀，以达到他们非法获取暴利的目的。我们的党员干部既处在经济工作、改革开放的第一线，又处在反腐败斗争的最前沿，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渗透的渠道多、影响大，加之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完善，法制不健全，管理不完善，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不注意防微杜渐、时刻警惕，就极易被腐蚀、被利用，最终跌入罪恶深渊。

海安县地方税务局直属分局原局长曹健，由接受吃请，收受礼金开始，进而收受贿赂数万元甚至索取财务，因而受到法律的制裁。曹健也曾严格要求过自己，但被过多的恭维吹的飘飘然，开始顶不住歪风，管不住小节。从收受纳税人进贡的几百元可是，仅在1998年至2001年4月间，她7次收受11家单位逢年过节的“小意思”2.49万元。至案发时，他利用职务之便，共索取、非法收受14家单位40次所送的现金、购物券和物品，合计人民币4.471万元。最终败倒在金钱面前。

4，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我们的党和党领导的军队，为什么能由弱小变得强大起来?靠的是共产党干部艰苦奋斗、艰苦创业；靠的是共产党干部两袖清风、一尘不染；靠的是共产党干部吃苦在前，无私奉献。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这种共产党干部的光辉形象却在一些同志那里变了味。有的认为经济发展了，条件好了，没有必要再讲艰苦奋斗了；有的认为自己为党为人民作了贡献，吃点拿点享受一点是应该的；有的认为讲排场、摆阔气是小节，是工作需要；有的认为身在高位，手中有权，不再保留过去那种朴素节俭的优良传统，滋长了贪图享受、奢侈浪费、比阔气、讲排场的歪风；一些干部热衷应酬玩乐，醉心于感官刺激，陶醉于灯红酒绿，沉湎于奢侈糜烂的生活方式。

原海门市委农工部副部长陆展超不检点小节，一开始，打打80分，觉得也挺好。但慢慢地觉得不够刺激，开始寻求“小来来”。一开始是二块头麻将，后来最大打到200块头，觉得很刺激。从此，他便沉迷与“方城大战”之中。赌输了，便向那些“铁哥们”伸手要。同时，他还以党委书记的名义出面为参与赌博被公安机关抓获的人员说情打招呼，完全丧失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应有的立场和原则。

福建石狮市工商支行行长黄奕连，曾被评为全国金融系统劳模。检查机关查处他收受18家企业16万元、港币4万元以及金银饰品等贿赂的犯罪事实。他供述自己起初与企业人员上歌厅在“金钱美女面前感到寒酸”，“抵不住诱惑”，转而主动为歌女捧场、献花、赠金首饰，摆阔气，贪图享受和淫乐。

因此，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还必须把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口号重新叫响，把清正廉洁、精打细算的好风气重新树立起来。这不光是省几个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表现了干部队伍的一种精神状态，防止干部犯更大的错误。

5、要慎重交友。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既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对各级领导干部又是一个重大考验。“傍大款”是时下一些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与不法“大款”们非正常频频交往的写照。不法“大款”们企图用手中的钱曲线“买”权。他们绞尽脑汁，或者走“公子路线”，或者走“夫人路线”，或者走“老乡、战友、同学路线”，千方百计地靠近领导干部，拉拢领导干部，最终将领导干部拖下水。近几年来，无论是全国还是我们启东，这种情形一再发生。我们领导干部在交朋友方面一定要有高度的政治警觉，绝不可与“大款”进行非正常交往。要知道，在别有用心的“深情”后面，往往包藏的是祸心，设置的是陷阱。面对形形色色的人，纷繁复杂的事，要多动脑筋想一想。如果麻木不仁，讲义气、求面子，与他们同流合污，就必然会堕落成人民的罪人。

通州市人民法院原助理审判员李刚把每一次的办案都看成为其编织关系网的机会，把每一次执行都看成为其储存利用便于谋利的信息。他为了图谋报恩，给罪犯的儿子提供与其父亲串供的机会，竟“提审”由上一级检察机关查处的、尚处于侦查起诉阶段的罪犯，在戒备森严的看守所内导演了一幕儿子“审讯”老子的闹剧。

如皋市下原镇财政所原副所长石俊祥，自1995年结识了“郭老板”后，生活上相互拉拉扯扯，利益上互相牵连。他多次为该老板借款担保，但借款有去无回，为了弥补漏洞，他一次一次地贪污、挪用财政资金，用于还款付息。石俊祥贪污作案的108笔中，就有104笔用于借给朋友高经营活动。

时下，有人常把市场经济纷繁复杂的环境比喻成“处处有陷阱，时时有风险”。实际上，这陷阱恰恰是陷入“陷阱”的人自己挖掘的。如果我们“清心寡欲”、“心明眼亮”、“扎紧篱笆”，再大的风险也能抗得住，再深的陷阱也能跨得过。有个领导曾讲过这么一段话：一个领导干部，门可罗雀，不见的不好；门庭若市，不见得是好事。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事，如不瞪大眼睛、绷紧头脑这根弦，是分不清是非好坏的。因此，对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对一些社会影响不太好的人，领导干部要保持距离，不要把个人交往中的感情带到工作中来，把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和庸俗作风带到党内来。否则，必然会贬低自己的形象，甚至会为违纪违法分子所左右。

6、要谨慎用权。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又是为人民服务的。权力具有两重性，既可使人建功立业，也可使人身败名裂，必须用之谨慎，使之得当，不能有权滥用，有职乱使。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双重转换过程中，政治权力对于经济行为还有相当大的支配力。而这些支配力又往往掌握在党政一把手手中。如果这些一把手平时不注意经常反省、剖析自己，提高警惕性，就会经不起形形色色人物的“攻关”和“轮番轰炸”，甚至把权力当作捞钱的资本，就必然会使权力变质，成为被他人利用的工具。

据不完整统计，目前在领导干部违法犯罪案件中，涉及党政一把手的案件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甚至更高。我市最近查处的殳云标、王能洲等他们都是一把手。他们以前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有过对事业执着的追求，有过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对人民作出了贡献。但自从当上了一把手，掌握一定的权力后，“关心”的人、围着转的人就多了，应酬活动也多了。一些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开始用一些小恩小惠拉他们“下水”。有的领导干部开始还有一些警惕性，尚有一定的觉悟，但经不起这些人的软拉细磨，便逐渐下水，之后便见多不怪，贪欲大增。

我市粮食局原局长、党委书记王能洲，随着手中权力越来越大，使他豪爽的性格慢慢发展成凡是都由他说了算，都由他“一锤定音”。可笑的是，在酒桌上，他尽对一个只有 7岁孩童许诺，“只要你喝下这一小杯葡萄酒，我就卖给你爸爸500吨莱粕”。当小孩当真一饮而尽后，王能洲立刻对小孩大加称赞，“真是将门出虎子，将来肯定能成大事!叔叔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决不赖皮”。

如东县反贪局原局长朱沈泉利用手中权力，把每次执法当作是谋取私利的“良机”，边“反”边“贪”，执法枉法。1996年5月至2001年8月间，他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或索要他人钱物折合人民币20万余元。此外，朱沈泉于1994年至2001年间，收受他人所送的人民币13万余元，属非法所得。

我们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该牢记他们的教训。要把权力看成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作为组织对个人的补偿；要把权力看成是一种负担，而不是贪图享受的温床；要把权力看成是奉献的手段，而不是个人向人民、向社会索取的工具。在获得权力上，要有正确的态度；在行使权力上，要有高尚的人格；在神圣的职责面前，决不装聋作哑；在人民的痛苦及要求面前，决不闭目塞听。要用自己的心力，持之以恒地为人民服务。我们还应看到，对任何人来讲，权力都不是永恒的，都不过是一个过程。一个人为官从政，有上任之时也有卸任之日。从政者要珍惜自己的任期，在任期内开足马力拼搏，为国为民不为己，求绩求效不求官，严己宽人不敛财，认理认法不认人。一旦卸任，就干脆利落地卸下担子，不贪恋权力，不要有什么失落感。如果我们的干部把官场作为争权夺利的竞技场，到头来，只能是争权者得累，夺利者得害。为权力所累者，终究要毁在权力上。我们领导干部务必用健康的心态、清醒的头脑、洒脱的风格来处理和使用手中的权力。权大不能为所欲为，“功高”不能忘乎所以，“位尊”不能自命不凡。

7、要品行端正。品行端正，就是要按照党章、准则的要求严格管好自己。要做到“四个管住”：即，一要管住自己的脑，不该想的不要想。毛泽东说过，我们要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这种一不为名、二不为利的崇高思想境界，既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又应当成为鼓舞我们前进的力量。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一定不该有过多的私心杂念。要做到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从政，勤勤恳恳工作，默默无闻奉献。要耐得住清贫，抗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顶得住歪理。二要管住自己的嘴，不该吃的不要吃。据有关资料介绍，全国大中型宾馆中，有60％的营业性收入来自公款。又据分析，10年前，全国公款吃喝费用每年大约250亿；10年以后，每年大约在1000亿以上。公款大吃大喝，目前已处于群众不满意的几种现象的首位。公款大吃大喝，不仅糟蹋了国家的资材和老百姓的血汗，而且也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腐蚀干部队伍。有首顺口溜嘲讽某些干部“有了位子就端起杯子，端起杯子就忘记了位子”。虽然讲得很片面，但的确也反映了一些现象。少数干部把嘴吃软了，立场吃偏了，原则吃丢了，形象吃丑了，随之而来的徇私舞弊，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给对方和个人以好处。“民以食为天，官以喝为戒。”不该吃的坚决不吃。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绝对不能讲排场、摆阔气，大吃大喝，挥霍公款。三要管住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不要拿。有少数干部一切向钱看，事事围钱转，不给好处脸难看，给了好处事好办。钱多急办，钱少缓办，无钱不办。有的接受下属的礼金、利券和高档礼品；有的收受贿赂，贪污侵占。这方面的案例实在太多，我们应当牢记这方面的的教训。四要管住自己的脚，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现在，极少数党员干部一味追求淫荡糜烂的生活方式，热衷于吃喝玩乐，沉溺于歌厅舞场，腐败堕落，道德败坏。江泽民总书记告诫我们，“决不可以沉浸到酒绿灯红的地方去”，“不要参与那些豪华性娱乐，更不能追求奢靡腐朽的生活方式”。有一位伟人说过，人很高贵，因为人有七情六欲；人又很卑劣，也因为有七情六欲。从这里可以看出，七情六欲具有两面性。一个人一旦失掉进取心，就会一直衰退，精神空虚，不去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去追求真善美，反过来贪财恋色，私欲横流，最终毁掉自己。

8、要正确面对成功。领导干部随着职务的变动、地位的上升、权力的增大、头上桂冠的增加，所听到的恭维声、赞扬声就会逐渐增多，而听到的批评声却越来越少。如何面对获得各种成绩、荣誉，如何面对涌来的鲜花、光环，不仅仅是态度、方法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党员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成就观。个人有点功劳，头一个应该是集体的力量，第二是党组织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没有党的正确领导，个人单枪匹马能干出什么政绩来?遗憾的是，有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些作出大的贡献的领导干部恰恰不能正确对待荣誉，片面地夸大个人的力量，有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有一点贡献就希望获得回报，觉得自己贡献大，党和人民给自己的太少而产生心理失衡。甚至见名就争，见利就上，刚愎自用，虚荣过人，气盛过大，骄傲自满。一旦组织未能很好地满足自己的愿望，就闹意见有情绪。这种思想本质上是严重的个人主义，因而他们不能正确地面对成绩、面对成功。而一旦被成绩、被成功冲昏了头脑，良知就会百蒙蔽。这是最危险的事情。许多沦为罪犯的优秀干部都曾有过这样的反思：骄傲自满的情绪开始滋长后，思想就发生了可怕的变化，看自己成绩多了，自以为是多了，放松世界观的改造，终于走上了违法违纪的道路。

山东潍坊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的出纳员丁某，刚参加工作，就担任了公司的团委书记，且工作成绩显著。但她没能好好把握自己，趁着公司财务管理混乱之机，先后支出其单位银行存款248笔，共计1078万元。然而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个更让人吃惊的现象，丁某参加工作6年，就有5年半的时间在作案。

南通开发区国土建设事务所工程师周兴说，“看到那些粗俗的包工头大把大把地捞钱，我堂堂同济大学的高才生却弄不到钱，心里实在不服气”。心态上不平衡，加上监督防范措施缺乏，他便产生了权钱交易。

因此，党员领导干部在成绩、在荣誉面前务必严于解剖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务必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务必严于律己，再接再厉，更好地为党为人民工作。

9、要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家庭观念，人皆有之，党员领导干部也不例外。问题是，作为领导干部，首先要树立以人民利益为重的观念，切不可把手中的权力，当作自己和家属成员谋取私利的手段。领导干部既要管住自己，还要管住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这也是我们党对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要求。总的来说，大多数领导干部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好的。但是，有的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利用领导干部的权利和影响，或谋求不正当升迁，或收受、索要贿赂，或违纪违法经商牟利，而有些领导干部对此却听之任之，不加管束，有的甚至还为其大开方便之门，纵容包庇。作为领导干部，不仅要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还要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在政治上要严格要求，工作上要严格监督，生活上要严格约束，而不是无原则地提拔纵容。

吉林省委原副秘书长张新民，38岁任现职，可谓平步青云，一帆风／顷。他童年时家境贫困，一件棉衣破了又补，补了又穿，从小学一年级穿到六年级。后来，组织上要保送他上大学，他没去，硬是凭着实力考上了大学。提拔处长时，他才30岁。给领导同志当秘书时，引起了那些崇拜权力的人对他的兴趣。有的把他吹捧为“中原一大儒，东北一大虎”。他得意忘形，飘飘然了。面对金钱和物质的诱惑，他开始变起权钱交易的戏法来了。一次次的得手，一次次的侥幸，张新民大肆收受贿赂，不管什么人，有求必应，敢送敢收，而且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人家求我办事，我就给办；办事不收人家的钱，就得罪了人。为了不得罪人，我只好收下。”张新民就是利用在领导同志身边这个特殊地位，用组织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权作交易，而领导同志却放松了对他的教育、管理和监督。结果，不仅张新民断送了前程，领导机关的形象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0、珍惜个人的前途和人身自由。我们成长到现在是多么不容易。既有组织上的关怀，人民的信赖，更有自己多年的艰苦奋斗；既是事业上的主心骨，也是家庭里的顶梁柱。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工作、生活、娱乐，一旦被组织审查，甚至被法律采取强制措施，人生自由就得不到保证了。那个时候，“失去了的更觉得珍贵”的感觉，就显得刻骨铭心了。再有多大的雄心壮志，再有多大的工作热情，再有多大的工作本领，也无法得到施展。那个时候，是一名党员干部最大的痛苦，最深的遗憾。

在座不但是单位的顶梁柱，也是家庭的主心骨。一旦有问题，小到家庭不得安宁，大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那里对得起家庭，那里对得起组织。

以宿迁市原副市长陆启生为例，他在监狱里忏悔地说：作为社会人的你，可随己所好来修饰自己的发型，而沦为阶下囚的我却必须顶着光光的脑袋；你可以天天换上喜爱的服装，而我却每天必须穿上囚服；你可以在主席台上拥有一个发言的席位，而我却只能龟缩在牢房的一角；你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我的言行举止却必须受到约束；你可以享受天伦之乐，而我却被监禁在高墙铁窗之内。即使有一天回归社会，也永远摆脱不了“劳改人员”的烙印。我的犯罪给无辜的亲人带来了精神上的创伤和无尽的煎熬。我现在真正体会到，什么事都可以做，就是不能违法犯罪；什么都能失去，就是不能失去自由。

因此，我们必须十分珍惜、百倍地爱护个人的美好前途及快乐的人生自由，千万不能给党、给人民、给单位、给家庭、给自(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己带来大大小小的损失。极少数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沉沦带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一失于己，从领导岗位落到罪恶的深渊；二失于家，由于本人堕落，导致家庭幸福的破灭，给家人带来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三失于党和人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哺育培养，败坏了党的声誉，损害了党员干部的形象。

同志们，认真总结分析这些案件的深刻教训，对于我们正确判断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探索新形势下有效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思路与对策，以反腐败的实际成果取信于民，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必须警钟长鸣，严格要求自已，清正廉洁，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第五篇：加强党风廉政教育

同志们：

大家好。

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我占用大家一段时间，主要和大家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看待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面临的形势，二是探讨一下一些党员干部腐败堕落的原因；三是有几点想法，与同志们共勉。

一、如何看待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面临的形势。

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形势是广大党员干部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我们对反腐败形势总的估价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形势依然严禁，任务还很艰巨。可以说，由于体制制度的不完善，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种种影响，由于我党执政的时间越来越长，当前的腐败问题和腐败现象仍处在易发、多发期。

具体一点说，可用以下四句话来概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形势。

1、全党达成共识，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人民群众满意度在不断提高。

十三年反腐败最大的成果是：全党、全社会达成了以下共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一个“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国反腐败的实践以及前苏联的解体使每一个中国人都充分认识到：若不反腐败，党要亡，国要亡，社会主义也要亡。

在八十年代当人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人们思想上还存有疑虑，“果真会这样吗?”有一小部分人甚至认为这是“小题大做”。思想上的不统一造成了行动上的迟缓。因而出现了邓小平同志生前一再严厉批评的“打击不力”现象。现在不一样了。如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都已充分认识到反腐败的极端重要性。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反腐败的力度、深度和广度才得以不断加大。看一看共和国(甚至国外)的反腐史，在很短的时间内，接二连三地将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李纪周这样的“高官显贵”送上审判台、断头台，应该说是“史无前例”的。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61917件，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37711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79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近一点的话就看我们启东市，以2002年为例，2002年我们启东市共查办案件233件，其中经济案件118件，10万元以上案件36件，百万元以上案件6件，查处乡科级干部22人，移送司法机关41人，挽回直接经济损失2708万元。重点查处了市环保系统少数党员干部贪污受贿、吃拿卡要的案件，原华美集团公司特大经济窝案，东洲丝厂少数党员干部利用企业改制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案，海复棉厂厂长等有关人员合伙侵吞集体资产案等。

对于这样大力度的查案如何看?这说明了，如今反腐败上并不是只“反斜不“反大”，并不是只“反下”不“反上”，并不是“假反”而是“真反”。八十年代的反腐败是“杀鸡给猴看”转到九十年代以后的反腐败是“杀猴*给猴看”。反腐败的“威慑力”不是空洞的，而是在“杀猴”、“杀鸡”过程中体现出来的。

大家知道，民意是检测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和办法举措好不好的晴雨表。近年来，中央纪委会同有关部门每年在不同的10个省(区、市)进行万人随机抽样调查，结果表明，2002年，有74％的群众对反腐败工作表示认可，比1996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69％的群众认为腐败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遏制，比1996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68％的群众对反腐败斗争有信心，比1996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今年五六月，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在除西藏、台湾、香港、澳门之外的全国30个盛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9.1％的群众认为腐败现象已在一定范围内得到遏制，78.7％的群众对反腐败斗争抱有信心。这些结果说明什么?说明广大老百姓对反腐败的满意度在不断地提高。在这个问题上，即便是一向对中国反腐败抱有成见的、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腐败状况评估排位中也能反映出来：1995年在41个国家中我国是第40位，倒数第二位；1996年在54个国家中我国是第50位，倒数第五位；1997年在52个国家中我国是第41位，倒数第12位；1998年在85个国家中我国是第52位，倒数第34位。所排的名次是逐年上升的。事实表明，广大干部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成效是认可的，满意程度在不断提高，对反腐败斗争的前途也越来越有信心。

2、保持高压态势，严查彻办大案要案，腐败蔓延泛滥势头得到有效控制。

反腐败为什么艰难?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是一嘲权力者”对“权力者”之间的斗争。大家知道，对于刑事犯罪分子，可以一个“严打”接着一个“严打”，“有权的”对付“没权的”，事情总是好办一些。对付有腐败问题的权力者远非这样简单，他手中也有权，有“一帮”人，有雄厚的腐败势力，有丰富的官场经验，有牢固的关系网，一句话可以用权力对抗权力。

如广东湛江、厦门远华腐败案和辽宁沈阳腐败案，腐败分子不是一个人二个人，而是

一窝人、一串人；不是普通的小官，都是掌握当地要害部门的高官、大官……尽管这些都是“地方上的腐败分子”，从理论上说应由“省级”去管，然最终的“领导”却是中央级的，结果当然是毁灭性的，“一网打颈，很是彻底。

近年来的反腐败斗争，不仅呈现出过去从未有过的力度和气势，而且在其内容和质量上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将反腐败与打击黑恶势力紧紧地连在一起。大凡熟悉世界腐败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黑道”(犯罪恶势力)向“红道”(权力)和“黄道”(经济)的渗透，建立彼此的利益共同体，是个普遍规律；而在一个权力腐败泛滥的社会中，权力腐败者也会主动地与黑社会势力“联手”’以获取更大的“利润”，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也并不例外。如震动中外的三个腐败大“黑道”和“黄道”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典型。这几年来这“三股恶势力结合”的规模和组织程度尽管还没有像意大利黑手党那样成熟，却显示了以下一些特征：一是势力的发展越来越快，有的甚至控制了一个地区；二是侵蚀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它已经渗透到多种领域；三是对社会的危害越来越厉害，国家财产几亿、几十亿、几百亿遭受侵占。因此，怎样在中国不让“三股道结合”像意大利黑手党那样发展成气候?怎样更有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怎样最大限度减少犯罪恶势力、腐败恶势力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应该说，在这一个问题上这几年来不仅走出了有力坚实的一步，而且还是有成效的。一是极大地打击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二是使腐败现象蔓延泛滥的势头得到控制，三是消除了腐败恶性化发展的可能。

3、反腐败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保障了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种错误观点：腐败能促进经济发展，反腐败则会影响经济发展。然而，二十余年的反腐败实践，清楚地告诉我们，这种“腐败有益论”是多么荒唐，多么谬误。据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先生的研究，当今社会存在的四种腐败类型——“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和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成的各类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13.2％——16.8％之间(指90年代后半期)。腐败被揭示出来的大案、要案表明，腐败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损害是严重的。为此，近几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打击走私与反腐败结合起来，将一时嚣张的走私气焰打了下去；此外，根据近几年社会腐败的特点，有条不紊开展了腐败的高发区、频发区——金融、证券、房地产、土地批租出租、建筑工程和物资采购等领域——的反腐败斗争，将一大批“走私大王”、“金融大王”、“房地产大王”等“经济蛀虫”送上了审判台，这就最大限度地缩小了社会的经济损失，保障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社会得益，老百姓得益。譬如，以开展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反走私斗争来说，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通过对广东湛江、福建厦门大案要案的处理，初步将猖狂的走私气焰打了下去，作为国家财源之一的石油企业很快地从亏损转为赢利，而1999年国家职工的工资增加又是从哪儿来的?一定程度上是托了打击走私的“福”。再以沈阳慕马腐败案为例，据《人民日报》报道：在反腐败斗争的政治洗礼面前，沈阳赢得了经济的恢复性快速增长。2001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1％，财政收入增长34.3％。2002年国民经济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400亿元，比上年提高13.1％。财政收入突破百亿元大关。实现工业总产值2110亿元，比上年增长18％。

4、反腐败也要与时俱进，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反腐败的特点和规律。

过去的反腐败，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反腐败，依靠的是像“三反”、“五反”这样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应该说当时是奏效的，所以才有“杀了张子善，管了二十年”的说法。改革开放后，社会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腐败发生在“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市场经济体制极不完善”的大背景下，这就是说，依靠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反腐败管不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腐败行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怎么办?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腐败也只能靠“摸着石头过河”，所以，这二十余年的反腐败，是积累经验的二十余年，是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的二十余年，是从过去侧重治标到如今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二十余年。总之，是在不断摸索“符合初级社会主义、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反腐败”的二十余年。这是指导思想上的突破，是方法论上反腐败的飞跃，这就为新世纪的反腐败奠定了牢固基矗

为什么相当数量的高级领导干部会堕入腐败的陷阱?为什么在查处的腐败分子中“一把手”居然达到三分之一这样高的比例?为什么新的历史时期腐败会呈现窝案、串案的特点?原因很复杂，但有一点为人们所公认：即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是什么原因产生“绝对权力”呢?原因有三：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过分集中遗留下来的影响，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家长制”的复活，三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之，二十余年的反腐败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体制上的缺陷对腐败问题的影响，因而在近几年的反腐败斗争中强化了党的建设，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了“党政领导干部主动接受同级纪委监督、党政领导干部公布廉洁从政情况、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和党风廉政建设专项巡视”等制度；重点加强了对“一把手”的监督和管理，加大对各级机关部门具有专管权力的中层干部、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管理力度，认真执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工作述职评议制度、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干部提拔任用“党风廉政一票否决制”；积极推进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高干部人事工作民主、公开、竞争的程度；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范行政行为……所有这一系列的“从严治党”、“从严治权”的措施，它既是深化反腐败的必然，也是防止腐败泛滥的根本措施。从

以人划线，搞“小圈子”有关，而一些领导干部热衷于跑关系、进圈子，对上送钱送礼，都是为了一个“官”字，是一种买官卖官的行为。从案件查处的情况看，一些职务犯罪案件的腐败分子的买官卖官行为，已经超出了政治范畴，成为一种经济性的交易行为。

尤其严重的是，干部人事方面的腐败问题，还会派生出其他一些腐败问题。一些人为了跑官要官，或者大肆收受下级送的钱财，或者从不法“大款”那里拿钱，或者私设“小金库”等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问题的出现，根本的原因是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存在“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问题，人治的因素多，而公开、民主、竞争的因素少。在一些重大职务犯罪案件中，涉案人员中许多人的交流或提拔，基本上是由主要领导提名或授意，严重违反组织程序进行的。

6、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府管理体制还不够健全和完善，为一些领导干部通过插手微观经济活动谋取私利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当前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由于部分地区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等方面的许多改革措施还没有到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完全实现，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还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这就为少数人通过插手微观经济活动谋取私利提供了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营性土地使用权的出让，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二是对房地产开发的管理不规范，存在随意减免税费的弊端；三是在企业产权交易过程中，行政权力不当介入，产生严重腐败问题；四是财政管理体制不健全，资金监管不力。种种事实表明，“小金库”已经成为腐败现象滋生的重要经济源头。

这些地方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加剧了当地不正之风的滋生蔓延，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严重败坏了干部队伍的作风和社会风气，给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损失。此外，一些领导干部严重的腐败行为，也严重恶化了投资环境。这些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再次证明，腐败破坏生产力，瓦解凝聚力，削弱战斗力。可以说，腐败不除，经济难上，改革难行，稳定难求。

三、有几点想法，与同志们共勉。

在座各位都是中坚力量。对此，我们更要以清醒的头脑，加强学习和世界观改造，不断增强党性锻炼；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党性原则，不为亲情友情所动。真正做到强化自律意识，常思贪欲之害，常除非分之想，常怀律己之心，常修为官之德，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把握自己，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具体讲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l、要不断加强学习。许多违法违纪的党员干部，等到被立案审查，被绳之以法，被关进牢狱，一个个才如梦初醒，痛哭流涕，懊悔自己平时不注意学习，怪罪自己放松了思想改造，其实这里有许多讲的是假话。究其原因，根本还是一个学风问题。被金钱腐蚀了灵魂的他们，只相信金钱和权力，根本不相信组织、不相信什么教育。

海关总署原副署长王乐毅用万分悔恨的心情，向党说出了心里话：近几年没能很好地保持晚节，在一片赞扬和奉承中变得飘飘然，满足于整天忙忙碌碌，自我感觉良好。不知不觉地放松了学习，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产生了“船到码头车到站，再过几年就退休”的错误想法，“不思进取，贪图享乐，骄奢淫逸”的思想在自己身上滋长起来，谦虚谨慎、克己自律少了，想房子、孩子和个人的事多了，导致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滑到腐败的泥坑中。

海门市水利局原局长施荣希在接受审查的第十天，曾写下长达13页的悔过书《十天走过生死路》。他这样写道：我没有被老山前线的地雷、炮弹炸倒，没有被援助老挝筑路时千百次的塌方所压倒，却被铜臭熏倒。意志被摧毁了，原则被瓦解了，自己从功臣、模范变成了罪人。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自己不重视学习，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

海门市工商联合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会长张小海在检查书中写到：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思想上自我约束的弦放松了，就会违法乱纪；政治上自我约束的弦放松了，就会不思进取；经济上自我约束的弦放松了，就会滋生贪欲；生活上自我约束的弦放松了，就会放任自流，自毁形象。

由此可见，长期放松学习，必然导致思想政治素质低下，因而就不能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就容易善恶不分、美丑不辨，就很难避免被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侵蚀，中箭落马。因此，我们要增强学习的自觉性，积极参与到今年在我市开展的坚持“两个务必”主题教育中来。通过深入、系统的学习，让科学的理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切实筑牢自己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和侵蚀。同时，要系统学习党内的有关纪律和国家的有关法律，学习市委、市政府制订的有关规定，知道什么事情能够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做了会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增强拒腐防变的自觉性，从而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人生观、价值观。

2、要在工作中有所作为。要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性。要做到爱岗敬业，工作上有特色、有成效。组织是对大家信任，这么轻的年纪，就把大家推到领导岗位上，使大家有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每个同志要把握好、珍惜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敢作敢为，全力促使启东经济社会攀高争先，跨越奋进。去年，由市委办、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联合在全市党员干部中组织推评出的十佳勤政廉政好干部，个个都是事业有成者，他们为启东的发展呕心沥血。如市发展计划与经济委员会委员、市崇启大桥筹建办公室总工程师李洪斌，为促成崇启大桥的规划立项、加快启东接轨上海，实现经济

腾飞而常年奔波在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启东中学党委书记、校长王生，多年来，以校为家，向外输送了一大批天之骄子，形成的“启中现象”，引起了全国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在座各位在各自的舞台上，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要创出新业绩，树立启东新形象。

3、要注意防微杜渐。千里长堤，往往溃于一蚁之穴。近年来查处的一些案件表明，一些党员干部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不是偶然发生的，他们都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放松到滑坡再到崩溃的这样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对我们广大党员干部的侵蚀更多，更直接，更广泛。特别是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自由主义，对党的肌体的趋势无孔不入，相当严重。一些不法之徒，采取种种手段，拉拢、腐蚀党员干部的势头之猖獗，手段之卑劣，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他们往往瞄准领导干部的薄弱环节，投其所好，不惜采用金钱、美色等种种手段进行诱惑、腐蚀，以达到他们非法获取暴利的目的。我们的党员干部既处在经济工作、改革开放的第一线，又处在反腐败斗争的最前沿，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渗透的渠道多、影响大，加之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完善，法制不健全，管理不完善，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不注意防微杜渐、时刻警惕，就极易被腐蚀、被利用，最终跌入罪恶深渊。

海安县地方税务局直属分局原局长曹健，由接受吃请，收受礼金开始，进而收受贿赂数万元甚至索取财务，因而受到法律的制裁。曹健也曾严格要求过自己，但被过多的恭维吹的飘飘然，开始顶不住歪风，管不住小节。从收受纳税人进贡的几百元可是，仅在1998年至2001年4月间，她7次收受11家单位逢年过节的“小意思”2.49万元。至案发时，他利用职务之便，共索娶非法收受14家单位40次所送的现金、购物券和物品，合计人民币4.471万元。最终败倒在金钱面前。

4，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我们的党和党领导的军队，为什么能由弱小变得强大起来?靠的是共产党干部艰苦奋斗、艰苦创业；靠的是共产党干部两袖清风、一尘不染；靠的是共产党干部吃苦在前，无私奉献。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这种共产党干部的光辉形象却在一些同志那里变了味。有的认为经济发展了，条件好了，没有必要再讲艰苦奋斗了；有的认为自己为党为人民作了贡献，吃点拿点享受一点是应该的；有的认为讲排尝摆阔气是小节，是工作需要；有的认为身在高位，手中有权，不再保留过去那种朴素节俭的优良传统，滋长了贪图享受、奢侈浪费、比阔气、讲排场的歪风；一些干部热衷应酬玩乐，醉心于感官刺激，陶醉于灯红酒绿，沉湎于奢侈糜烂的生活方式。

原海门市委农工部副部长陆展超不检点小节，一开始，打打80分，觉得也挺好。但慢慢地觉得不够刺激，开始寻求“小来来”。一开始是二块头麻将，后来最大打到200块头，觉得很刺激。从此，他便沉迷与“方城大战”之中。赌输了，便向那些“铁哥们”伸手要。同时，他还以党委书记的名义出面为参与赌博被公安机关抓获的人员说情打招呼，完全丧失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应有的立场和原则。

福建石狮市工商支行行长黄奕连，曾被评为全国金融系统劳模。检查机关查处他收受18家企业16万元、港币4万元以及金银饰品等贿赂的犯罪事实。他供述自己起初与企业人员上歌厅在“金钱美女面前感到寒酸”，“抵不住诱惑”，转而主动为歌女捧尝献花、赠金首饰，摆阔气，贪图享受和淫乐。

因此，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还必须把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口号重新叫响，把清正廉洁、精打细算的好风气重新树立起来。这不光是省几个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表现了干部队伍的一种精神状态，防止干部犯更大的错误。

5、要慎重交友。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既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对各级领导干部又是一个重大考验。“傍大款”是时下一些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与不法“大款”们非正常频频交往的写照。不法“大款”们企图用手中的钱曲线“买”权。他们绞尽脑汁，或者走“公子路线”，或者走“夫人路线”，或者走“老乡、战友、同学路线”，千方百计地靠近领导干部，拉拢领导干部，最终将领导干部拖下水。近几年来，无论是全国还是我们启东，这种情形一再发生。我们领导干部在交朋友方面一定要有高度的政治警觉，绝不可与“大款”进行非正常交往。要知道，在别有用心的“深情”后面，往往包藏的是祸心，设置的是陷阱。面对形形色色的人，纷繁复杂的事，要多动脑筋想一想。如果麻木不仁，讲义气、求面子，与他们同流合污，就必然会堕落成人民的罪人。

通州市人民法院原助理审判员李刚把每一次的办案都看成为其编织关系网的机会，把每一次执行都看成为其储存利用便于谋利的信息。他为了图谋报恩，给罪犯的儿子提供与其父亲串供的机会，竟“提审”由上一级检察机关查处的、尚处于侦查起诉阶段的罪犯，在戒备森严的看守所内导演了一幕儿子“审讯”老子的闹剧。

如皋市下原镇财政所原副所长石俊祥，自1995年结识了“郭老板”后，生活上相互拉拉扯扯，利益上互相牵连。他多次为该老板借款担保，但借款有去无回，为了弥补漏洞，他一次一次地贪污、挪用财政资金，用于还款付息。石俊祥贪污作案的108笔中，就有104笔用于借给朋友高经营活动。

时下，有人常把市场经济纷繁复杂的环境比喻成“处处有陷阱，时时有风险”。实际上，这陷阱恰恰是陷入“陷阱”的人自己挖掘的。如果我们“清心寡欲”、“心明眼亮”、“扎紧篱笆”，再大的风险也能抗得住，再深的陷阱也能跨得过。有个领导曾讲过这么一段话：一个领导干部，门可罗雀，不见的不好；门庭若市，不见得是好事。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事，如不瞪大眼睛、绷紧头脑这根弦，是分不清是非好坏的。因此，对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对一些社会影响不太好的人，领导干部要保持距离，不要把个人交往中的感情带到工作中来，把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和庸俗作风带到党内来。否则，必然会贬低自己的形象，甚至会为违纪违法分子所左右。

6、要谨慎用权。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又是为人民服务的。权力具有两重性，既可使人建功立业，也可使人身败名裂，必须用之谨慎，使之得当，不能有权滥用，有职乱使。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双重转换过程中，政治权力对于经济行为还有相当大的支配力。而这些支配力又往往掌握在党政一把手手中。如果这些一把手平时不注意经常反盛剖析自己，提高警惕性，就会经不起形形色色人物的“攻关”和“轮番轰炸”，甚至把权力当作捞钱的资本，就必然会使权力变质，成为被他人利用的工具。

据不完整统计，目前在领导干部违法犯罪案件中，涉及党政一把手的案件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甚至更高。我市最近查处的殳云标、王能洲等他们都是一把手。他们以前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有过对事业执着的追求，有过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对人民作出了贡献。但自从当上了一把手，掌握一定的权力后，“关心”的人、围着转的人就多了，应酬活动也多了。一些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开始用一些小恩小惠拉他们“下水”。有的领导干部开始还有一些警惕性，尚有一定的觉悟，但经不起这些人的软拉细磨，便逐渐下水，之后便见多不怪，贪欲大增。

我市粮食局原局长、党委书记王能洲，随着手中权力越来越大，使他豪爽的性格慢慢发展成凡是都由他说了算，都由他“一锤定音”。可笑的是，在酒桌上，他尽对一个只有7岁孩童许诺，“只要你喝下这一小杯葡萄酒，我就卖给你爸爸500吨莱粕”。当小孩当真一饮而尽后，王能洲立刻对小孩大加称赞，“真是将门出虎子，将来肯定能成大事!叔叔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决不赖皮”。

如东县反贪局原局长朱沈泉利用手中权力，把每次执法当作是谋取私利的“良机”，边“反”边“贪”，执法枉法。1996年5月至2001年8月间，他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或索要他人钱物折合人民币20万余元。此外，朱沈泉于1994年至2001年间，收受他人所送的人民币13万余元，属非法所得。

我们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该牢记他们的教训。要把权力看成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作为组织对个人的补偿；要把权力看成是一种负担，而不是贪图享受的温床；要把权力看成是奉献的手段，而不是个人向人民、向社会索取的工具。在获得权力上，要有正确的态度；在行使权力上，要有高尚的人格；在神圣的职责面前，决不装聋作哑；在人民的痛苦及要求面前，决不闭目塞听。要用自己的心力，持之以恒地为人民服务。我们还应看到，对任何人来讲，权力都不是永恒的，都不过是一个过程。一个人为官从政，有上任之时也有卸任之日。从政者要珍惜自己的任期，在任期内开足马力拼搏，为国为民不为己，求绩求效不求官，严己宽人不敛财，认理认法不认人。一旦卸任，就干脆利落地卸下担子，不贪恋权力，不要有什么失落感。如果我们的干部把官场作为争权夺利的竞技场，到头来，只能是争权者得累，夺利者得害。为权力所累者，终究要毁在权力上。我们领导干部务必用健康的心态、清醒的头脑、洒脱的风格来处理和使用手中的权力。权大不能为所欲为，“功高”不能忘乎所以，“位尊”不能自命不凡。

7、要品行端正。品行端正，就是要按照党章、准则的要求严格管好自己。要做到“四个管妆：即，一要管住自己的脑，不该想的不要想。毛泽东说过，我们要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这种一不为名、二不为利的崇高思想境界，既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又应当成为鼓舞我们前进的力量。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一定不该有过多的私心杂念。要做到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从政，勤勤恳恳工作，默默无闻奉献。要耐得住清贫，抗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顶得住歪理。二要管住自己的嘴，不该吃的不要吃。据有关资料介绍，全国大中型宾馆中，有60％的营业性收入来自公款。又据分析，10年前，全国公款吃喝费用每年大约250亿；10年以后，每年大约在1000亿以上。公款大吃大喝，目前已处于群众不满意的几种现象的首位。公款大吃大喝，不仅糟蹋了国家的资材和老百姓的血汗，而且也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腐蚀干部队伍。有首顺口溜嘲讽某些干部“有了位子就端起杯子，端起杯子就忘记了位子”。虽然讲得很片面，但的确也反映了一些现象。少数干部把嘴吃软了，立场吃偏了，原则吃丢了，形象吃丑了，随之而来的徇私舞弊，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给对方和个人以好处。“民以食为天，官以喝为戒。”不该吃的坚决不吃。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绝对不能讲排尝摆阔气，大吃大喝，挥霍公款。三要管住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不要拿。有少数干部一切向钱看，事事围钱转，不给好处脸难看，给了好处事好办。钱多急办，钱少缓办，无钱不办。有的接受下属的礼金、利券和高档礼品；有的收受贿赂，贪污侵占。这方面的案例实在太多，我们应当牢记这方面的的教训。四要管住自己的脚，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现在，极少数党员干部一味追求淫荡糜烂的生活方式，热衷于吃喝玩乐，沉溺于歌厅舞场，腐败堕落，道德败坏。江泽民总书记告诫我们，“决不可以沉浸到酒绿灯红的地方去”，“不要参与那些豪华性娱乐，更不能追求奢靡腐朽的生活方式”。有一位伟人说过，人很高贵，因为人有七情六欲；人又很卑劣，也因为有七情六欲。从这里可以看出，七情六欲具有两面性。一个人一旦失掉进取心，就会一直衰退，精神空虚，不去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去追求真

善美，反过来贪财恋色，私欲横流，最终毁掉自己。

8、要正确面对成功。领导干部随着职务的变动、地位的上升、权力的增大、头上桂冠的增加，所听到的恭维声、赞扬声就会逐渐增多，而听到的批评声却越来越少。如何面对获得各种成绩、荣誉，如何面对涌来的鲜花、光环，不仅仅是态度、方法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党员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成就观。个人有点功劳，头一个应该是集体的力量，第二是党组织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没有党的正确领导，个人单枪匹马能干出什么政绩来?遗憾的是，有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些作出大的贡献的领导干部恰恰不能正确对待荣誉，片面地夸大个人的力量，有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有一点贡献就希望获得回报，觉得自己贡献大，党和人民给自己的太少而产生心理失衡。甚至见名就争，见利就上，刚愎自用，虚荣过人，气盛过大，骄傲自满。一旦组织未能很好地满足自己的愿望，就闹意见有情绪。这种思想本质上是严重的个人主义，因而他们不能正确地面对成绩、面对成功。而一旦被成绩、被成功冲昏了头脑，良知就会百蒙蔽。这是最危险的事情。许多沦为罪犯的优秀干部都曾有过这样的反思：骄傲自满的情绪开始滋长后，思想就发生了可怕的变化，看自己成绩多了，自以为是多了，放松世界观的改造，终于走上了违法违纪的道路。

山东潍坊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的出纳员丁某，刚参加工作，就担任了公司的团委书记，且工作成绩显著。但她没能好好把握自己，趁着公司财务管理混乱之机，先后支出其单位银行存款248笔，共计1078万元。然而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个更让人吃惊的现象，丁某参加工作6年，就有5年半的时间在作案。

南通开发区国土建设事务所工程师周兴说，“看到那些粗俗的包工头大把大把地捞钱，我堂堂同济大学的高才生却弄不到钱，心里实在不服气”。心态上不平衡，加上监督防范措施缺乏，他便产生了权钱交易。

因此，党员领导干部在成绩、在荣誉面前务必严于解剖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务必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务必严于律己，再接再厉，更好地为党为人民工作。

9、要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家庭观念，人皆有之，党员领导干部也不例外。问题是，作为领导干部，首先要树立以人民利益为重的观念，切不可把手中的权力，当作自己和家属成员谋取私利的手段。领导干部既要管住自己，还要管住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这也是我们党对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要求。总的来说，大多数领导干部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好的。但是，有的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利用领导干部的权利和影响，或谋求不正当升迁，或收受、索要贿赂，或违纪违法经商牟利，而有些领导干部对此却听之任之，不加管束，有的甚至还为其大开方便之门，纵容包庇。作为领导干部，不仅要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还要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在政治上要严格要求，工作上要严格监督，生活上要严格约束，而不是无原则地提拔纵容。

吉林省委原副秘书长张新民，38岁任现职，可谓平步青云，一帆风／顷。他童年时家境贫困，一件棉衣破了又补，补了又穿，从小学一年级穿到六年级。后来，组织上要保送他上大学，他没去，硬是凭着实力考上了大学。提拔处长时，他才30岁。给领导同志当秘书时，引起了那些崇拜权力的人对他的兴趣。有的把他吹捧为“中原一大儒，东北一大虎”。他得意忘形，飘飘然了。面对金钱和物质的诱惑，他开始变起权钱交易的戏法来了。一次次的得手，一次次的侥幸，张新民大肆收受贿赂，不管什么人，有求必应，敢送敢收，而且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人家求我办事，我就给办；办事不收人家的钱，就得罪了人。为了不得罪人，我只好收下。”张新民就是利用在领导同志身边这个特殊地位，用组织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权作交易，而领导同志却放松了对他的教育、管理和监督。结果，不仅张新民断送了前程，领导机关的形象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0、珍惜个人的前途和人身自由。我们成长到现在是多么不容易。既有组织上的关怀，人民的信赖，更有自己多年的艰苦奋斗；既是事业上的主心骨，也是家庭里的顶梁柱。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工作、生活、娱乐，一旦被组织审查，甚至被法律采取强制措施，人生自由就得不到保证了。那个时候，“失去了的更觉得珍贵”的感觉，就显得刻骨铭心了。再有多大的雄心壮志，再有多大的工作热情，再有多大的工作本领，也无法得到施展。那个时候，是一名党员干部最大的痛苦，最深的遗憾。

在座不但是单位的顶梁柱，也是家庭的主心骨。一旦有问题，小到家庭不得安宁，大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那里对得起家庭，那里对得起组织。

以宿迁市原副市长陆启生为例，他在监狱里忏悔地说：作为社会人的你，可随己所好来修饰自己的发型，而沦为阶下囚的我却必须顶着光光的脑袋；你可以天天换上喜爱的服装，而我却每天必须穿上囚服；你可以在主席台上拥有一个发言的席位，而我却只能龟缩在牢房的一角；你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我的言行举止却必须受到约束；你可以享受天伦之乐，而我却被监禁在高墙铁窗之内。即使有一天回归社会，也永远摆脱不了“劳改人员”的烙樱我的犯罪给无辜的亲人带来了精神上的创伤和无尽的煎熬。我现在真正体会到，什么事都可以做，就是不能违法犯罪；什么都能失去，就是不能失去自由。

因此，我们必须十分珍惜、百倍地爱护个人的美好前途及快乐的人生自由，千万不能给党、给人民、给单位、给家庭、给自己带来大大小小的损失。极少数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沉沦带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一失于己，从领导岗位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