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届历次中央全会范文合集

第一篇：中共十七届历次中央全会

中共十七届历次中央全会 十七届一中全会

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于2007年10月22日召开，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提名，通过了中央书记处成员；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

十七届二中全会

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于2008年2月25至27日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在广泛征求党内外意见、反复酝酿协商的基础上提出的拟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和拟向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推荐的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决定将这两个建议名单分别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和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主席团推荐。全会审议通过了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同意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十七届三中全会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于2008年10月9至12日召开，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回良玉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十七届四中全会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于2009年9月15至18日召开，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十七届五中全会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于2010年10月15至18日召开，全会听取和讨论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全会决定增补习近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十七届六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李长春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党的十八大于2012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

第二篇：中共第七届历次中央全会

中共第七届历次中央全会

中共七届一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９日在延安杨

家岭召开。

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书记处

书记；毛泽东等１３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根据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的规定，毛泽

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４９年３月５日─１３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３４人，候补中央委员１９人，列席的重要工

作人员有１１人，因为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者２０人。

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全会听取并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即《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批准了１９４５年６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的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毛泽东主席关于以八项条件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确定了在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后，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规定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

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

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和《关于军旗的决议》。《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全会提出了迅速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的目标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全会根据当时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已经被基本消灭的事实，认为今后消灭残余的１００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主要有天津、北平、绥远等三种方式。天津方式是战斗的方式，北平方式是和平改编的方式，绥远方式则是暂时让其原封不动，待条件成熟后再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改编的方式。会议指出，天津方式仍然是首先注意和必须准备的方式，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按照后两种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应当注意和学会运用这些方式。同时，为了解决已经解放和即将解放的广大地区需要大批干部的问题，全会决定要准备２１０万野战军全部转化为工作队，提出了人民解放军不但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的方针。全会着重地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全会明确指出，用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城市工作的中心是恢复和发展生产；要求全党必须用极大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党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

胜这些凶恶的敌人。

全会还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所面临的国内外基本矛盾，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毛泽东指出，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之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

家的矛盾。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在政治上，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在经济方面，全会指出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大约占１０％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９０％左右，这是党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中国现代工业虽然占的比重很小，但是其最大的和最主要的部分是集中在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

经济中占据了领导地位。

关于对外政策，会议指出，我们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在做了这些之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全国胜利之后，我们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只要他们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它们在中国

以合法地位

最后，全会提出了加强共产党的思想建设，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问题。全会提醒全党要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全党同志务必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方面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这次会议完满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和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一系列重大方针问题；并为这种转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重要的准备。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５０年６月６日─９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３５人、候补中央委员２７人。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负责人

及有关工作人员４３人列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即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年多的工作。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陈云作了《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聂荣臻作了《关于人民解放军整编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外交工作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薄一波、安子文、胡乔木分别作了关于税收、党的组织工作以

及整党工作的专题报告。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确定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以及所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毛泽东的报告提出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为在三年左右的时间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全党全国人民要一致团结起来，创造三个条件，完成八项工作。三个条件是：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八项工作是：有步骤地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在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平衡和物价稳定的方针下，调整税收和现有工商业；在保证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并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坚决地肃清一切

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坚决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全党整风的指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全党整风运动。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党在当时的战略策略方针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集中力量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要完成土地改革，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残余作斗争，我们面临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必须处理好国内各阶级、政党、民族等各方面的关系，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而不应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的不利局面。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

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

会议批评了那种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这是不适合我们国家情况的错误思想。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不要把他们推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

为主，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挤走资本、消灭资本。

全会通过了毛泽东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全会决定成立土改问题委员会。土改委员会由１１人组成，刘少奇负责。

全会决定增补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为中央委员，撤销黎玉、刘子久的候补

中央委员。

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会议提出的策略路线和行动纲领，对于开展各项民主改革，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国民经济，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54年2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向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作报告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５４年２月６日─１０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３５人，候补中央委员２６人。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党

组，军委各部门和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同志共５２人列席了全会。

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

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４４位同志在会上发言。

全会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关于１９５４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讨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及其他有关的各项问题。

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决议》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毛泽东因正在休假，没有参加这次全会。

中共七届五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５５年４月４日下午在北京中南

海西楼召开。

全会批准了１９５５年３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和《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批准了全国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１５人，候补委员６人的名单，及董必武的书记职务和刘澜涛、谭政、王从吾、钱英、刘锡武的副书记职务；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全国代表会议的公报。

全会补选了林彪、邓小平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４日─１１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３８人，候补中央委员２５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各地委书记，中央各部委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负责人等３８８人列席了会议。全会的主要议题是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和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问题。毛泽

东主持全会，并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示范章程（草案）》。全会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助长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情绪。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在肯定“大发展”的方针和批判所谓右倾错误的推动下迅猛发展。

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

中共七届七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５６年８月２２日、９月８日、９月１３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４４人、候补中央委员２３人。

全会通过了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日程（草稿）》、《大会规则（草稿）》、《八大预备会议安排（草稿）》、《七届七中全会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工作的建议（草稿）》、《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名单（草稿）》、《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草稿）》、《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章程（草稿）》、《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草稿）》、《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的建议（草案）》、《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草稿）》、《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草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名单（草案）》。全会决定递补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为第七届中央委员。确定了八届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决定八届中央委员名额为１７０人。

第三篇：历次党代会以及中央全会总结概

中国共产党

历次党代会以及中央全会总结概括

(1921年中共一大—2017年中共十九大)

(包含历届中央全会)

1.中共一大

背景：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与中国正在发展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讲解革命道理，组织工人进行斗争。在这个基础上，各地先后成立了一些党的早期组织，这些地方分别是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此外，旅居日本和法国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成立了这样的组织。这些组织当时叫法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则称共产党小组或支部，由于它们性质相同，因此，后来统称它们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积极开展工作，推动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

会议内容：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现改兴业路76号)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通过了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了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

大会选举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称为‚三人团‛。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担任组织主任，李达担任宣传主任，主编《共产党》月刊。

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主要内容有：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党的基本任务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各项活动，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研究与领导；党的组织方面的规定为，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等。意义：‚一大‛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领导工人运动，对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任务、方针、政策和方法都提出了规定或要求。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无产阶级因此有了战斗的司令部，中国的劳苦大众从此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中国的革命从此焕然一新。

2.中共二大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党的中央局成员、地方组织的代表等共12人，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邓中夏、施存统、王尽美、邓恩铭、项英、向警予、高君宇、张太雷。他们代表着全国195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学说和远东大会的精神，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讨论了党的任务，根据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宣言 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指出：当前的中国革命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前途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宣言实际上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纲领（现阶段主要任务）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的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这次大会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这是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走向社会主义不可超越的一个阶段。党的‚二大‛这样明确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破天荒的举动。早在十九世纪就开始进行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运动，经历了无数次斗争。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没有哪一个阶级或政党，能够正面提出这一政治主张，从而找到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钥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刚刚一年，就解决了这个基本问题，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它说明，只有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中共二大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3.中共三大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妥善解决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分析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把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改造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可能性。在讨论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国焘、蔡和森等人反对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那样将混乱无产阶级的思想。马林、陈独秀等人认为全体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大会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人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观点，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主张。经过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党内合作）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的中心思想是，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

党的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扬民主，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党的三大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胜利地举行了北伐战争，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高涨。但是，大会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和军队问题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党的‚三大‛所确定的建立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使共产党活动的政治舞台迅速扩大，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为波澜壮阔的第一次大革命作了准备。

4.中共四大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此后，工人运动逐渐恢复，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国共合作建立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国内的革命形势出现了热气腾腾的新局面。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低落的工人运动逐步恢复，广东的农民运动得到发展，革命军队因黄埔军校的创办建立起来，国民党的各级组织不断扩大。与此同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内左右派的分化日趋明显，统一战线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日趋尖锐。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中也潜伏着令人不安的暗流。1924年6月，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绝对不宜党中有党‛。8月，张继等又抛出所谓《护党宣言》，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中共中央于7月1日发出党内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连续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右派违背国民党一大政纲、破坏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反动言行。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制定新的工作方针和政策，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作准备，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和讨论中国共产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以及党在组织上和群众工作上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大会还在总结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党同国民党关系的新政策，基本方针是：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扩大左派。大会强调指出，共产党要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为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并决定将原党章中有５人以上方可组织小组的规定，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党在当时要解决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了阐述和回答，而最具历史意义的是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会议通过的文件指出：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不是以附属于资产阶级的身份，而是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和目的参加的。在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虽还幼稚，但因为它最受压迫，所以最有革命性，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有无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取得胜利。大会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若不去发动和组织农民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是不可能取得的。《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强调了农民在中华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表明，此时党已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了。

党的‚四大‛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的阐述，表明党已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了，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党的四大作出的各项正确决策，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来临了。

5.中共五大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严重失败。此后，全国形成了三个政权，即原来的北洋军阀政府，上海、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政权和武汉国民政府。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党的五大就是在这种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全体党员期望这次大会能正确判断当前局势，回答大家最为关注的如何从危急中挽救革命的问题。

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纠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党的重大方针政策。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这个报告整个基调是右倾的，既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还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如说中山舰事件退却让步是正确的；无产阶级不应搞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只应进行经济斗争等。还提出了‚向西北去‛的逃跑主义理论。陈独秀报告之后，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接着，大会对陈独秀的报告进行了讨论。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任弼时、恽代英等许多代表发言，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经过斗争，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于上年１１月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并根据这个决议案的精神批评了陈独秀在过去中央领导工作中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否决了陈独秀‚向西北去‛的错误主张，提出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陈独秀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但由于当时全党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还缺乏一致的深刻的认识，因此，会议没能改变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大会在陈独秀的操纵下拒绝讨论毛泽东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加速深入农民斗争，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提案，甚至把毛泽东排斥于大会之外，剥夺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

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大会还发表了《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和《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这些文件把蒋介石的叛变革命当作整个资产阶级都叛变了，从而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同时，又把汪精卫、唐生智等人当作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代表，对他们抱有很大的幻想，对他们公开叛变革命的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准备。大会提出了土地革命的要求，规定了将土地无条件地转给农民的原则，但又将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汪精卫集团身上。更为重要的是，大会没有认真讨论如何实现和发展党直接领导革命军队的问题。因此，会议虽然对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却没有拿出纠正这些错误的任何办法。

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召开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却没有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但周恩来、任弼时等一批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有所认识、有所抵制的同志，被选进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为后来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供了组织上的准备。

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完成的。

6.中共六大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８日至７月１１日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１４２人，代表全国党员４万多人。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和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参加了大会。

大会的主要内容：第一，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批评了那种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所谓‚不断革命论‛的观点，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二，认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即低潮时期，革命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第三，大会规定了党的建设、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各方面的任务和策略。第四，总结了大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错误，指出盲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历史意义：第一，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六大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政权。第二，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第三，指出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而不是立即举行全国性的起义。

六大存在的缺点：第一，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之一。第二，大会仍然把城市工人运动的兴起看作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继续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缺乏必要的认识。第三，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三时期理论‛，对于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退却，特别是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第四，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过分强调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人成份。忽视了把有办事能力的有斗争经验的德才兼备的人选进中央委员会。

7.中共六届二中全会

党的六大以后的一年时间里，由于贯彻了‚六大‛基本正确的路线，党的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党的组织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统一；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党在宣传工作和职工运动中，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一年来的实践与经验证明，六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党内各种不正确的倾向特别是右倾危险，仍然严重存在着。党内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倾向，以顺直、江苏两省最为突出。

为了总结党在‚六大‛后一年来的工作，以解决目前党的许多斗争策略问题，中国共产党于1929年6月25日至30日在上海召开了第六届二中全会。会议听取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听取了关于政治、组织、农民、土地问题等方面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决议》、《政治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宣传工作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告红军将领士兵同志书》、《关于德国及其他各国党内右倾派别的决议》、《告柏林无产阶级书》、《致在狱同志及死难同志与在狱家属书》及《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宣言》等文件。

全会认为，一年来中央政治局‚在总的工作路线上确能依照六次大会的精神，正确地应用六次大会所规定的策略‛，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巩固‛。这一方面证明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另一方面正因为中央能将大会所规定的原则，在实际斗争中正确地运用。‛但是，全会指出：‚中央过去有时对于政治事变的应付迟缓‛，对于政治形势的分析虽然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在有些问题的解释上‚不免有过于机械或过分估量的毛病，致引起一些同志不正确的政治观念。‛全会还认为中央还少工作上的积极指导，反帝运动注意得还不充分。

全会同意中央在党内政治斗争中所采取的主要是反对右倾的路线，同时防止‚左‛倾的情绪。同意中央指出的最近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党内活动，应引起全党的严重注意。全会要求中央‚今后需多向全体党员群众说明反对派理论上反布尔塞维克的路线，指出反对派分裂党分裂共产国际而走向反革命道路的罪状‛。

全会根据党的总路线和目前政治局势，确定了以后斗争的路线与策略，提出了加强反帝反军阀斗争，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建立和扩大红军，纠正非无产阶级意识，加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等15项政治任务。为完成上述15项任务，全会提出了党的主要策略路线是：1．争取公开活动，同时应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起来。2．坚决地同党内右倾思想作斗争，以防止其发展。3．也要注意防止‚左‛倾盲动主义与急躁情绪的危险。

全会指出，一年来党在组织上‚已取得了相当的进步，已将党从涣散的状态中挽救出来，并已建立了组织上的相当基础。‛同时还指出党在组织上与工作上存在的弱点与缺点。全会规定了党在组织上的正确路线。全会坚决反对党内不正确的组织观念，并主张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活动。

全会强调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加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认为‚党必须加紧宣传工作，积极与以往的弱点斗争，方能适应目前革命形势的需要‛，‚忽视宣传工作，是党在全部工作上一个大的损失。‛全会还规定了今后职工运动的中心任务与策略路线。全会还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开除王藻文中央委员和开除王仲一候补中央委员的决定。补选恽代英等为中央委员。会后不久。7月9日发出了《中共中央通告第四十号》，向全党对六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与精神作了系统简要的说明。

六届二中全会基本上坚持了六大的路线和策略，对于今后的政治策略、组织问题、职工运动的任务与方法，都作了更实际更周密的指示，对于全党进一步贯彻六大路线，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党内工作的转折，起了重要作用。它的最大缺点是，错误地认为右倾是目前党内特别危险的倾向，从而忽视并助长了党内‚左‛倾危险的抬头。

8.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1930年9月24日─28日在上海召开。由瞿秋白主持，全会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全党的统治。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对于中央政治报告的决议》、《组织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等，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民众书》、《致苏联共产党中央贺电》、《致德国共产党贺电》、《告青年团书》、《告同志书》等。会议还宣读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给第三次全会的信》。成立苏区中央局，补选了中央委员7人，候补中央委员8人，中央审查委员2人，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改选后的中央政治局有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7人。

9.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这次全会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策划的，意在扶植王明（陈绍禹）等人上台。会议从头至尾都充满着激烈的斗争。王明在会上概述了会前他根据国际文件写成的题为《两条路线》（即后来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的观点，指责李立三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指责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未加以丝毫的揭破和打击，在主要问题上继续着立三路线。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等通过这次全会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对党的第三次领导，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

全会通过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中国共产党中央四中扩大会告中国工农红军书》、《中国共产党中央四中扩大会告在狱革命战士书》等文件。

全会撤销了李维汉、贺昌2人的中央委员职务；补选韩连会、王尽仁等9人为中央委员；撤销了瞿秋白、李维汉、李立三3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出周恩来等9人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等7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3人为政治局常委，向忠发（工人运动领袖）任总书记。

10.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

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三年来，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从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取得了一至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其他省区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也有很大发展。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出现了全国人民反蒋抗日高潮。同年11月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形成革命与反革命的两种政权对立局面。另一方面，1931年9月，因王明出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等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推行王明‚左‛倾错误。他们通过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和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进一步贯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打击和排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撤销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和‚反邓、毛、谢、古‛的斗争。1933年1月，临时中央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同年9月，蒋介石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造成对红军和根据地的严重威胁。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是：

一、关于形势的分析。全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对于世界形势和中国形势的分析。国际十二次全会在对于目前世界形势的分析中指出：‚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终结已经开始，但在最重要的与有决定意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还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目前正处在走向阶级与阶级间国家与国家间的伟大冲突的新阶段--即走向革命与战争的新阶段的过渡期中。‛从这一结论出发，全会不顾当时中国革命运动遭受的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挫折和白区工作的巨大破坏等基本事实，盲目地断言：‚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这一斗争的胜利，‚将实现一省或数省的苏维埃革命首先胜利，并奠定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胜利的强固基础。‛

二、规定党在苏维埃区域和国民党区域的各项任务。全会指出党在苏区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规定党在苏区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一切资源，发扬党和群众的积极性到最高限度来扩大和巩固红军。‛‚在尽可能的短时期内，实现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为实现这一中心任务，党要求：1．健全赤卫军和少先队的组织，使他们变成为红军的现成的有良好训练的后备军与地方部队。2．加紧与改善苏维埃工作，使苏维埃政权更加强与密切自己与千百万劳苦群众的联系。3．继续实行苏维埃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4．努力扩大、加强、健全一切苏区的工人、青年、妇女等群众组织。5．加强和健全党的组织，提拔训练新干部，清除异己分子和不可靠分子，加强两条战线的斗争，以保证完成任务。全会认为党的白区工作十分薄弱，尤其是中心城市党的工作状况很严重，工会工作极端不够。为迅速改变这一状况，党规定在白区的工作任务是：1．用最大的力量去准备、组织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党的全部力量应放到工厂、工会罢工上面‛。2．发动农民群众反对捐税和高利贷，反对地租的斗争，发展分粮抢米，夺取土地的斗争。在农村中，党要团结贫农、反对富农，打倒地主豪绅。3．在群众的反帝斗争中，党必须坚决地为着创造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而斗争。4．党必须加强少数民族的工作。为完成上述任务，白区党的组织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巩固党的组织，‛‚创立与加强党在大的工业中心的工作与组织。‛

三、高度评价六届四中全会，坚持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全会指出：‚四中全会后三年来的事变与党在领导群众斗争中所获得的伟大成绩，愈益明显地显示了四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全会肯定了四中全会以来的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认为‚奠定了党内工作全部转变的基础‛，‚完成了党在布尔塞维克化方面极大的进步‛。使党‚最后走上了布尔塞维克的道路‛。全会强调：在新的形势面前：‚只有进行一个坚决的斗争，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党才能够发展布尔塞维克的路线。‛

全会增选王稼祥、凯丰为中央委员，增选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孔原为候补中央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项英、陈云、王明、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为政治局委员，刘少奇、朱德、关向应、邓发、凯丰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负总责。全会还选举了中央党务委员会，李维汉任书记。

六届五中全会，全面肯定了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路线，并且通过了一系列‚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给中国革命造成更大的损失，最终导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1.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斗争经验，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明确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以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

全会由张闻天致开幕词。选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博古、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12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李富春为大会秘书长。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论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是其中第七部分)的政治报告；张闻天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文件；周恩来作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朱德作了关于华北战场的报告；项英作了新四军工作报告；陈云作了青年工作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北方局工作的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各地区负责同志分别作了地方工作报告。全会围绕着毛泽东的报告，对争取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党在抗日阶段的工作重点和军事战略方针问题；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在大家讨论的基础上，毛泽东代表中央作了总结报告(《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是总结报告中的两部分)。11月6日，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重要文件。

上述报告、决议和决定，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问题：

一、总结了抗战以来的基本经验，强调党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会议完全赞同毛泽东对15个月抗战经验的总结。认为，自遵义会议特别是洛川会议以来，党中央执行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是马列主义的。针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领导地位问题，强调了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重要性。为了实现党对抗战的领导，会议确定：1．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不动摇。只要中日矛盾为主，这个方针就始终不能动摇。坚持持久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们胜利的基本方针。2．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在统一战线中，就必须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否则，就不能实现党的领导。3．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既统一，又独立。‚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根本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二、论述了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强调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毛泽东在总结报告中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会议决定，党的工作重点是在战区和敌后，要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批判了那种把抗战的胜利寄托于国民党军队，寄托于在国民党统治下搞合法运动的错误。为了提高全党对抗日游击战争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论述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指出：‚游击战争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日而忽视游击战争，无疑是非常错误的。会议根据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情况和经验，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

三、提出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强调马列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在报告中专门讲了理论学习问题。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又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到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许多同志在发言中都讲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批评了洋八股和教条主义。

四、制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强调了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要发挥模范作用。会议认为，为了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必须制定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任人唯亲‛干部路线，批评了在干部问题上宗派主义、自由主义。

会议强调了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要发挥模范作用。指出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只有‚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会议制定的关于党规党纪的一系列文件，分别规定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部工作的任务、职责范围和纪律。针对王明在长江局工作期间，对抗中央、破坏党纪的行为，会议重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重申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

全会对王明的错误，只是作了局部的批评。王明在会上没有检讨错误和承认错误，并继续坚持其错误观点。为了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由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从而结束了王明对华中地区的错误领导，使党的正确路线得以贯彻执行。

六届六中全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了党中央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并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在党的建设方面，它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六大和古田会议所提出的建党思想，为加强党的建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全会确认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为中共领导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精简版）六届六中全会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９日至１１月６日，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全会的主要任务是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解决党内一度出现的右倾错误，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此外，张闻天、周恩来等同志也分别向会议报告了各方面和各地区的工作情况。最后，由王稼祥致闭幕词。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它正确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它基 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 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12.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于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在延安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通过讨论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党的高级干部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或更深刻的认识，党内思想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基本统一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时间开的最长的一次会议。在历时11个月的会议期间，先后召开了如下8次全体会议：

1944年5月21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五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会议决定，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政治局和书记处停止行使职权。在开幕式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把关于讨论党史中六个重大问题的结论意见，提交中央委员会讨论，被会议一致通过，最后正式形成决议。其要点是：(1)中央某些个别同志曾被其他一些同志怀疑为有党外问题，根据所有材料研究，认为他们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内错误问题。(2)四中全会后的临时中央及其召集的五中全会是合法的，因为当时得到国际的批准，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应作历史的教训。(3)对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应该在思想上弄清楚，但其结论应力求宽大，以便团结全党共同奋斗。(4)自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但尚有其正确的部分，不要否认一切。(5)六大虽有其缺点错误，但基本路线是正确的。(6)遵义会议以来，作为政治纲领和组织形态的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党内应克服山头主义倾向。通过了党的七大的议事日程和报告负责人，决定除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由主席团和全会讨论外，其他如关于军事报告、修改党章、党的历史问题等，分别成立4个委员会进行起草。

6月5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

11月9日，举行了第三次会议。会议讨论了毛泽东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谈判的问题。

12月7日，举行了第四次会议。周恩来报告了去重庆谈判的情况。

12月9日，举行了第五次会议。会议议论了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问题。

1945年2月18日，举行了第六次会议。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报告。

3月31日，举行了第七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准备提交到中共七大会上的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作了说明。他讲了两个问题：第一，关于联合政府。他指出：‚工农民主专政是新民主主义的本质。具体纲领在各个阶段是不同的。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并提出了联合政府的三种可能性：一是要我们交出军队去做官；二是形式是民主，实质是蒋介石独裁政府；三是以我们为中心。第二，关于算不算旧账。他强调：‚总结经验也可以说是算账，但我们的算账不要含有搞垮谁的意思。‛‚过去的历史错误主要是一个社会现象，由于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以为自己是对的才要在党内党外打倒一切。‛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准备向党的七大作的政治报告和准备提交党的七大讨论的党章草案。

4月20日，举行了第八次会议。任弼时代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讲话指出：决议主要是说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的问题，抗战期间的问题留至以后解决。解决历史问题的方针是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分析错误的内容与根源，而不着重个人的责任。会议通过了准备向党的七大作的《军事报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了党的七大主席团、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和会议日程。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会议通过的主要文件之一。它是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形成的。重新起草历史决议，是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最重要的工作。这次会议一开始，即成立了有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康生、彭真、高岗、博古8人参加的专门委员会，任弼时为召集人，负责《决议》的起草、修改。由任弼时先写出第一个稿子，修改几稿后，胡乔木以任弼时的稿子为基础，重新起草一个稿子。任弼时对胡乔木的稿子又进行多次修改。之后，中央又指定张闻天参加修改。最后，毛泽东对张闻天修改过的稿子，作了7次修改。总之，会议期间，作了8次以上的修改，向全会提出了3次草稿。《决议》原准备提交党的七大讨论通过，为了使党的七大能集中精力讨论抗战建国方针问题，后来征得准备参加党的七大的各代表团同意，改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在全会一致通过这个《决议》时，王明因病没有参加会议，但他写信给全会表示拥护这一决议。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个重要的马列主义文件。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党的斗争历史经验和教训作了科学总结和概括。

《决议》对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给予高度评价，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不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服从于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决议》对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作了肯定。

《决议》清算了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从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各方面深刻地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及其危害，分析了产生错误路线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提出了克服的方法。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团结与统一。《决议》指出：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因此，要克服错误的‚左‛倾思想和右倾思想，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而必须深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提高全党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鉴别能力，并在党内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耐心说服教育工作，具体地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其危害。说明错误之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办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应有态度。会议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党整风和党史学习中所采取的方针，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正确的方针，因而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提高并团结全党的伟大成就。

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出：目前，‚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是切合时宜的。‛但‚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不进行群众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就不能配合军队与农村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为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会议通过了《组织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决议》，确定城市工作委员会由14人组成，彭真为主任。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标志着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了充分准备。

至此，从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经1943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展开的中央领导层整风运动，到1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历时3年8个月，尽管后期出现过包括‚抢救运动‛（抢救失足者运动）之类的错误，但总体上是成功的。

13.中共七大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他说：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并就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了长篇口头报告。七大的一个重大历史功绩是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条政治路线阐明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阐明了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就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阐明了加强党的领导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为加强党的领导，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区别于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

党的七大另一个重大历史性贡献是将毛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推进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努力奋斗，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胜利。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２０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

14.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议着重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全会批准了1945年6月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认为‚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全会批准了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全会批准了由我党发起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最后，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对全会作了结论报告。结论报告总结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12条经验，强调要发扬党内民主，加强集体领导，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号召各级干部要学好马列的12本书。会议决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确定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会议认为，今后解决国民党残余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消灭敌军的方式；‚北平方式‛，即和平改编国民党军队的方式；‚绥远方式‛，即暂时维持原状，以后再改编敌军的方式。当前首先必须采取的还是‚天津方式‛，但后两种方式也不能忽视，必须认真学会和平斗争的方式。会议认为，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还必须积极开展政治斗争，无论在军事和政治斗争中，都应把原则的坚定性同策略的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必须培养大批革命干部，要把人民解放军看成培养干部的学校，准备把210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

二、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会议认为，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现在，由于敌强我弱，党的工作重心一直在乡村。在乡村开展武装斗争，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为夺取城市作好了准备。现在经过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后，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继续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工作方式已经不适应了。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应该由乡村转向城市，实行由城市领导乡村的工作方式。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紧密地结合起来，巩固工农联盟，绝不可只顾城市而丢掉乡村的工作。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精神，着重讨论了如何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变的问题。认为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学会领导城市人民进行胜利的斗争，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人民的斗争中，党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共产党合作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站在一条战线上，以便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地斗争。会议认为，管理和建设城市的中心任务和关键问题是恢复发展工业生产。首先，是公营企业的生产；其次，是私营企业的生产；再次，是手工业生产。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应该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这一中心工作服务。全会号召‚全党同志用全力学习工业生产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并使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否则，‚党和人民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要失败。‛

三、决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的一系列基本政策。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全国胜利后两种基本矛盾的分析，规定了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在政治方面，必须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此，党要认真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作为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时，也要认真团结广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便结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全会认为，必须坚持同党外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在经济方面，会议根据全国胜利后还存在着各种经济成份这一客观事实，认为必须首先没收官僚资本为国家所有，使无产阶级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使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就要在经济政策上犯右的错误。对于占现代工业第二位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必须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就是说，要利用它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必须限制它的消极方面，将其纳入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是积极地引导他们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向着集体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在外交方面，我们应按照平等的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对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决不给他们在中国的合法地位。我们应学会同帝国主义作外交斗争。我们即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四、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会议认为，在伟大的胜利面前，党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滋长。同时，由于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这样，有一些共产党员将可能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会议号召全党同志要牢固地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防止骄傲自满情绪，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要认识到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必须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最后，全会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的反对突出个人的六条措施：1．不给党的领导祝寿。2．不送礼。3．少敬酒。4．少拍掌。5．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6．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提出了两个务必，务必保持不骄不躁，谦虚谨慎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在革命的转变关头，为党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作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15.七届三中全会

1950年6月6日至9日，北京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报告: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是当前阶段中心任务，为此要创造三个条件:土地改革完成，现有工商业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节俭。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初期召开的最重要会议，为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党的工作规定了策略路线和行动纲领。毛泽东在报告和讲话中，深刻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外的大好形势，总结了建国以来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指出党在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完成这一任务的基本条件是:完成土地改革，合理调整现有工商业、大量节减国家机构所需要经费。确定党在当时的战略和策略方针是，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搞好土改、稳定物价、调整工商业、改革旧有文化教育事业、救济失业人员、肃清反革命、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整党等八项工作。《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指出:要完成土地改革，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残余作斗争，我们面临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必须处理好国内各阶级、政党、民族等各方面的关系。以便加大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而不应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的不利局面。必须在-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会前毛泽东在给上海市委书记关于税收和失业问题的一份电报中，还提出这样一个策略思想:“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些，你们把握了这-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1950年4月16日给陈毅的电报。)当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再加上革命胜利引起的社会经济改组，使失业的工人、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暂时增多，农民负担还很重，工商资产阶级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惶惶不可终日。投机资本的破坏活动和打击投机资本的辉煌胜利，又使党内有的同志误以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针对这种情况，会议批评了那种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土义的思想，指出这是不适合我们国家情况的错误思想。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不要把他们推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是节制资本而产是挤走资本、消灭资本。

会议的决议为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党的工作规定了明确的策略路线和行动纲领。这次会议是建国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对于彻底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迅速战胜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决定是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行动纲领，对党领导人民战胜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精简版)1950年6月，党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会议主要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为争取在三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而斗争的中心任务，规定了实现财政经济好转的三个条件和八项工作，制订了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极少数敌人的战略策略方针。这些决定是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行动纲领，对党领导人民战胜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6.七届四中全会

1954年2月6日─10日，在北京召开。全会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关于1954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讨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及其他有关的各项问题。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决议》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毛泽东因正在休假，没有参加这次全会。

17.七届五中全会

1955年4月4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批准了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和《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批准了全国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5人，候补委员6人的名单，及董必武的书记职务和刘澜涛、谭政、王从吾、钱英、刘锡武的副书记职务;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全国代表会议的公报。全会补选了林彪、邓小平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

18.七届六中全会

1955年10月4日─11日在北京召开。八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程是:关于人民公社问题，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关于不提名毛泽东同志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问题。此外，还讨论了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问题和国际形势问题。全会经过小组会议和全体会议的充分的深入的讨论，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

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于过去几个月中我国农村的人民公社运动给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决议从理论上和政策上阐述了有关人民公社的一系列的问题。决议对于人民公社的正确发展方向，对于公社的生产方针，对于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组结合的分配制度，对于组织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对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对于加强党的领导、发扬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等问题，都作了规定。决议要求各级党委抓紧今年十二月至明年四月的五个月时间，紧密结合冬季和春季的生产任务，对本地区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整顿和巩固的工作。

八届六中全会总结了一九五八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提出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全会指出:一九五八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获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根据现在对一九五八年全年工农业产品产量的预计，钢将由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到一千一百万吨左右，煤炭将由一九五七年的一亿三千万吨增加到二亿七千万吨左右，机床将由一九五七年的二万八千台增加到九万台左右，粮食将由一九五七年的三千七百亿斤增加到七千五百亿斤左右，棉花将由一九五七年的三千二百八十万担增加到六千七百万担左右。其他重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也都有巨大的增长。工农业总产值，一九五八年预计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七十左右，而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二年才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八;财政收入，一九五八年预计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百四十亿元左右，而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二年才增加了一百三十四亿元;基本建设投资，一九五八年预计可以完成二百二十亿元以上，接近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投资总额四百九十二亿元的一半。

全会指出，一九五八年我国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各方面的大跃进，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的大大提高，以及在今年夏秋之间出现的人民公社化高潮，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全民整风运动的伟大成果。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同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援助分不开的。今年我国国民经济的飞跃发展，证明了党的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在工业战线上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以及工业方面的集中领导必须同在工业方面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一句话，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而不是一条腿或者一条半腿走路的方针，这样的一整套方针是正确的。一九五八年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是一个伟大的实践。通过这个实践，我们不但找到了一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并且在这条康庄大道上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这就使得我们不但有可能在一九五九年继续跃进，并且有可能跃进得更好。

全会指出，在一九五八年伟大胜利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九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需要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继续实行工业和农业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并举的方针，在工业中继续实行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和集中领导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同时，需要努力使经济计划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并且根据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发展的客观法则，努力使各项指标相互保持适当的比例。中央全会根据这些方针和原则，提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指标:钢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一千一百万吨左右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左右，煤炭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二亿七千万吨左右增加到三亿八千万吨左右，粮食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七千五百亿斤左右增加到一万零五百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六千七百万担左右增加到一亿担左右。全会责成主管部门根据这些主要指标，根据一九五九年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我国物质技术条件，编制一九五九国民经济计划，提交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

根据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出的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既要有冲天的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精神，全会指出，为了实现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我们一定要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一定要在战略上藐视困难，这是坚定不移的方针。与此同时，我们一定又要在战术上重视困难，认真提倡实干苦干巧干，提倡“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提倡切实的计算、安排和检查，反对浮夸，反对隐瞒缺点。经济工作一定要愈作愈细致，一定要尽可能地接近实际或者符合实际。

全会还指出，为了实现一九五九年的计划，必须继续坚持政治挂帅、依靠群众，在建设工作中继续采取群众路线，开展群众运动;全党全民必须一致努力，一切局部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

全会认为，根据上述主要指标制订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将是一个宏伟的跃进计划。全会号召全党全民团结一致，沿着一九五八年的胜利道路英勇奋斗，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使我国在苦战三年的决定性的一年中，实现比一九五八年更伟大的跃进。全会相信，我国人民一定能够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七届六中全会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全会通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指出，这完全是一个积极的建议。因为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于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这样，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更为有利。

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这个决定将在提交国务院讨论通过之后，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

七届六中全会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全会指出，最近时期国际形势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和平的力量大于战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大于反动的力量，进一步鼓舞了全世界的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主张和平共处、不愿意战争的人们，而使战争的制造者陷入空前孤立的地位。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重重，他们的所谓“团结”，正在处于逐步走向反面即逐步走向四分五裂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可能还相当长，但是总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面对着日益增长的强大的和平力量、社会主义力量和民族革命力量，帝国主义者正在大起恐慌。他们的日子很不好过。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会上所说的，国际形势的总的特点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全会指出，过去一年中，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解放的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正在继续高涨中。最近法国和其他某些国家的反动政变，决不是表示反动派的强大，而是表示了他们的腐朽和脆弱。他们正在充当人民的“反面教员”，用他们的反动行为使人民得到教训，使人民不能不进一步觉悟和团结起来。帝国主义战争狂人和反动派的冒险和挣扎，都不可能挽救他们的最后的灭亡。美帝国主义想赖在台湾不走是不行的;如果美国侵略军不自己撤走的话，那么，在大陆和台湾的中国人终将团结起来把它赶走。同样，美帝国主义想赖在南朝鲜、南越、日本、菲律宾、西柏林、西德、西欧、北非、中东以及其他外国的军事基地不走，是不行的;如果美国侵略军不自己撤走的话，那么，同样，各国人民必将团结起来把它赶走。

全会满意地指出，在过去一年中，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更加壮大了，团结得更加巩固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的一切挑拨、咒骂和破坏，都注定要失败。全会对苏共中央提出的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计划感到兴奋，认为这是一个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建设共产主义的纲领。它代表着进步人类的崇高的希望和美好的未来，它的实现将大大改变世界的力量对比，大大有利于人类制止战争的和平事业。全会深信，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和平竞赛中，社会主义必将胜过资本主义。几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向中央提出，希望不再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中央全会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这个提议，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不再提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候选人。中央全会认为，这完全是一个积极的建议。因为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于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这样，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更为有利。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各级党委应当根据这些理由，在党的适当会议上，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在工矿企业工人的集会上，在人民公社的集会上，在机关、学校、部队的集会上，向党内党外的干部和群众进行充分的解释，以便大家了解这件事的理由，而不致有所误解。

19.七届七中全会

为了做好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前后和期间，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1956年8月22日、9月8日和13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对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日程(草稿)》、《大会规则(草稿)》、《八大预备会议安排(草稿)》、《七届七中全会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工作的建议(草稿)》、《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名单(草稿)》、《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草稿)》、《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章程(草稿)》、《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草稿)》、《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62年)的建议(草案)》、《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草稿)》、《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草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名单(草案)》。

全会确定了八届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决定：八届中央委员名额为170人；递补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为中央委员。

20．中共八大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大会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的判断；确定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体现了执政党的特点，强调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群众路线，规定全国、省、县级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随后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选举了由17名委员和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21.八届二中全会

1956年11月10～15日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作《目前时局的报告》，谈到埃及问题、波兰问题、匈牙利问题以及党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和应记取的教训。周恩来作《关于1957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充分肯定了成绩，指出了缺点，总结了经验教训；报告明确提出，1957年的计划应当在继续前进的前提下，为基本建设作适当的压缩；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性。陈云作《关于粮食和主要副食品问题的报告》。毛泽东作总结发言，同意全会所采取的各项方针和措施，并着重谈了经济问题、国际形势问题、整风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号召全体工作人员向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

22.八届三中全会

1957年９月20日～10月９日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和会议的总结发言,陈云作《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关于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前作了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会议基本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及关于工业、商业、财政的管理体制和关于劳动工资、劳保福利问题的几项规定草案。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了五个问题：一是关于整风和反右派斗争问题，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很合适的形式；二是关于农业问题；三是关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四是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五是关于国内主要矛盾问题。这次会议对１９５６年党中央所采取的反冒进的若干正确作法再次提出尖锐批评，这实际上是后来发动‚大跃进‛的开端。

23.八届四中全会

1958年５月３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中央委员会向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修正稿）》和《八大二次会议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修正稿）》等文件。

24.八届五中全会

1958年５月25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书记处书记；递补杨献珍、王恩茂为中央委员。全会决定出版《红旗》杂志，每半月一期，由陈伯达任总编辑

25.八届六中全会

1958年11月28日～12月10日在湖北武昌举行。邓小平作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说明》,李富春作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说明》。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关于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议》、《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和《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会议期间（12月１日），毛泽东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的著名短文；12月６日，毛泽东还同有关同志谈了宣传工作问题。他提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要实事求是，反对虚夸作风。

26.八届七中全会

1959年４月２～５日在上海举行，会议听取了薄一波作的《关于第一季度工业生产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报告》,李先念作的《关于财贸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邓小平作的《关于经济工作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的说明》,李富春作的《关于准备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说明》。全会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和《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方案》。会议重点讨论了：(1)人民公社问题，重申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2)1959年国民经济草案；(3)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

27.八届八中全会

1959年７月２日～８月16日在江西庐山举行。７月２～15日，会议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着重讨论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包括形势、任务、体制、宣传、综合平衡、群众路线、协作区关系、公共食堂、农村初级市场、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讲话，指出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综合平衡，过去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是重、轻、农,没有执行《论十大关系》确定的序列。应当反过来，以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和农业服务。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使用“农、轻、重”的概念，是对《论十大关系》的重要发展。７月14日，彭德怀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７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因而在会议后期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８月１日，中央常委会上，算了彭德怀的历史旧帐。８月２日～16日召集了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公报。

28.八届九中全会

1961年１月14～18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八届九中全会。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作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作的《关于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通过《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全会正式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建议国务院根据这一方针，编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全会号召全国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全会还批准成立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中央局，代表中央分别加强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其中，陶铸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担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担任西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担任华北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

29.八届十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八届十中全会是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进行的。八届十中全会讨论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并且通过了决定；讨论了关于商业工作的问题，并且通过了决定。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全会还决定加强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并且增选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全会增选陆定

一、康生、罗瑞卿三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决定撤消黄克诚、谭政两同志的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八届十中全会认为，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八届十中全会号召全国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一切爱国人士，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辉旗帜，鼓足干劲，努力增产节约，为争取明年农业的丰收、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新发展、为争取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

30.八届十一中全会

1966年８月１～12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先后讲了话。刘少奇的讲话列举了自十中全会以来的在国际、国内方面的一些工作，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８月５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８月７日，会议转为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子恢、薄一波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８月８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８月12日，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政治局常委；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政治局委员，李雪峰、谢富治、宋任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书记处书记；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中央委员的有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杨尚昆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

31.八届十二中全会

1968年10月13～31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会议批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九大代表产生的决定》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会议还通过了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中央委员的人员名单：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张达志、韩先楚、潘复生、刘建勋、刘子厚、吴德、李大章。

32.中共九大

1969年4月1～24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1512人，代表全国2200万名党员。毛泽东主持大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林彪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其中党章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大会还选举了中央委员会。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33.九届二中全会

1970年8月23日-9月6日在庐山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林彪一伙在会上通过称颂毛泽东为“天才”的办法，借以吹捧林彪，鼓吹要设国家主席，想以此达到其夺权的目的。8月24日，陈伯达在华北组宣讲由他编选经林彪审定的《论天才》的材料，煽动华北组通过决议: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8月31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一文，揭穿了“称天才”的骗局，指出了他们在庐山搞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的阴谋和野心，指出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从而挫败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向党发起的有组织、有预谋的进攻。为此，全会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全会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报告。

34.中共十大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是在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路线取得伟大胜利，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发扬民主，加强团结，集思广益，共同努力，开得生动活泼，热气腾腾，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充分的准备。

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早有过明确的全面的评价。这次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体现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心愿。大会以极大的革命义愤声讨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一致通过把他们永远开除出党，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历史的判决，人民的判决，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清除了“四人帮”，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强、更加巩固。

大会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一大将要总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粉碎“四人帮”的重大政治和组织成果。大会将讨论和通过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的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继往开来的大会，是中国走向大治的重要标志，在国内国际都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35.十届二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八日至十日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会议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36.十届三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同志出席了会议，也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一致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全会完全拥护中央政治局根据毛主席生前的安排，于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作出的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这个决议，不仅对当时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稳定全国的局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巩固党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中国继续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具有伟大的深远的意义。

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全会一致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全会对“四人帮”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表示极大的革命义愤。根据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要求，根据党章规定，全会一致决议：

一、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二、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三、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江青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四、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全会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完全赞同中央政治局为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各项准备工作。

十届三中全会巩固和发展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成果，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全会遵照毛主席“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的教导，充分发扬了民主。全会自始至终在团结战斗、生动活泼的热烈气氛中进行，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37.中共十一大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在揭批江青集团进一步深入，各方面工作得以恢复和整顿，广大群众渴望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全面清理、拨乱反正的情况下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会，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团结、坚持光明正大的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巩固和扩大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必将成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这次大会将作为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恢复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大会，而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史册。

党的十一大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揭批“四人帮”的初步成果，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在为动员全党完成这个历史任务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十一大”通过的政治报告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这就起了严重阻碍拨乱反正的消极作用。因而，从根本上说，党的十一大未能从理论和党的指导方针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

38．十一届二中全会

1978.2.18-23在北京召开，这次中央全会的任务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的胜利召开，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

39.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否定了中共十一大沿袭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的观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个伟大转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前提和先导。全会冲破了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从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会议在充分肯定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我国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的同时，着重强调要从科学体系上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切照搬照抄，不能搞“两个凡是”。否则，党和国家就会失去生机，就要亡党亡国。全会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第二，全会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全会讨论 并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全会决定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要加强集体领导。全会针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遭到破坏的情况，指出：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三，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全会在讨论华国锋总理提出的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时，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搞好综合平衡的要求。全会还讨论了农业问题，认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才能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文件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这个文件在经过修改和充实之后正式发布，接着一些重要的农业方面的文件相继制定和发布施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改革的进程。

第四，全会开始了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全会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肯定了1975年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的很大成绩，肯定了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四人帮”干扰破坏进行的斗争，肯定了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的革命性质，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文件”。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等9人为中央委员。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冲破了“左”倾的观念，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政冶上、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路线，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40.十一届四中全会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条战线不断取得重大胜利，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前夕，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1979年9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通过叶剑英同志代表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全会一致通过了叶剑英同志的讲话。全会认为，叶剑英同志的讲话，高度评价了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和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朱德同志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朽功绩，全面回顾了建国三十年来的战斗历程，深刻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所蓄意制造和推行的极左路线，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明确指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的努力方向。讲话稿在全会讨论前曾在党内广泛征求意见，并在各民主党派一部分负责人和一些无党派人士中征求了意见。这是一个对全党全军全国工作有长期指导意义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它的发表，将极大地鼓舞和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上通过的这个决定草案，经过九个月来全国范围的学习、讨论和试行，深受亿万农民群众的欢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全会根据全国讨论和试行情况，集中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意见，对决定草案作了必要的修改。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我国农业现状的分析、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部署，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正确的;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适合我国现阶段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的，是顺乎民心的。全会相信，这个决定的公布和实行，对广大农村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农村的大好形势，加快农业发展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和极大的推动作用。

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赵紫阳同志和中央委员彭真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会认为，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第四篇：中共历次党代会

历次党代表大会 时间 地点 代表人数

一大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 上海 南湖 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 二大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 上海 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 三大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 广州近40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 四大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 上海 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

五大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 武汉 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 六大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 莫斯科 142人

七大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 延安杨家岭 正式代表547人，代表全国121万名党员

八大 1956年9月15日～27日北京 1026人，代表全国1073万名党员

九大 1969年4月1～24日 北京 出席代表1512人，代表全国2200万名党员 十大 1973年8月24～28日 北京 1249人，代表全国2800万名党员

十一大 1977年8月12～18日 北京 出席代表1510人，代表全国3500多万名党员 十二大 1982年9月1～11日 北京 正式代表1545人，代表全国3965万多党员 十三大 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 北京 1936人，代表全国4600余万名党员 十四大 1992年10月12～18日 北京 2000人，代表5100多万共产党员 十五大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 北京 2048人，代表5900多万共产党员 十六大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 北京 2120人，代表全国6600多万党员 十七大 2007年10月15日至 北京 2237 代表全国7300多万党员

第五篇：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全文)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全文)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

(2009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09年9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194人，候补中央委员163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党的十七大代表中部分基层党务工作者、基层党员和从事党建工作研究的专家学者也列席了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中央政治局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隆重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万众一心，迎难而上，锐意改革，共克时艰，全力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力度，取得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明显成效，推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健康开展，加快推进地震灾区灾后恢复重建，维护民族地区社会大局稳定，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全会研究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认为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进一步研究和部署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对于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88年、执政60年、领导改革开放30年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我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创举，是根本改变中华民族命运、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变革。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我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迈进。在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党要适应这样的新形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实现党的十七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

全会指出，当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

全会指出，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 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全会认为，我们党在长期执政实践中，探索形成了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这就是：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坚持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改革创新，增强党的生机活力；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高管党治党水平。这些基本经验，必须倍加重视、倍加珍惜，必须作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

全会提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关于党的建设总体部署，按照党章要求，着眼于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着眼于增强全党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着眼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全面推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全会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作出了部署，强调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积极发展党内民主，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善于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

全会提出，世界在变化，形势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深入，不断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是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必须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要求，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中国 3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建设学习型党组织。

全会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必须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根本，以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切实推进党内民主，广泛凝聚全党意愿和主张，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党的坚强团结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全会提出，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是培养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关键。必须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全面贯彻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坚持五湖四海，拓宽视野选拔干部，广辟途径培养干部，满腔热情爱护干部，严格要求管理干部，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能力，培养造就大批优秀年轻干部，健全干部管理机制。

全会提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任务的战斗堡垒。必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着力扩大覆盖面、增强生机活力，使党的基层组织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使广大党员牢记宗旨、心系群众。要推进基层党组织工作创新，增强党员队伍生机活力，建设高素质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

全会提出，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党和人民事业成败。必须在全党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以思想教育、完善制度、集中整顿、严肃纪律为抓手，下大气力解决突出问题，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形成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力量。要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以坚强党性保证党的作风建设。

全会提出，坚决反对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更有效地预防 腐败，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新成效。要加强廉洁从政教育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力度，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

全会强调，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是全党的重大政治责任。各级党组织要认真贯彻全会决定精神，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加强党建工作调查研究，全面认识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推动党的建设创新，确保党的建设各项部署落到实处，努力在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上见到成效，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全会全面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任务，强调经过全党全国共同努力，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明显下滑趋势得到遏制，经济形势总体呈现企稳向好势头。同时，世界经济复苏将是一个缓慢曲折的过程，我国经济回升基础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国际国内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我国经济发展仍处在保增长的关键阶段。我们必须增强信心，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科学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继续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充实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更加注重推进结构调整，更加注重加快自主创新，更加注重加强节能环保，更加注重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发展，更加注重深化改革开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抓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工作，有效防范各种潜在风险，善于趋利避害，积极化危为机，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全会强调，做好民族工作，在新形势下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对维护和发展各族人民根本利益、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要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广泛、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有效防范和坚决打击民族分裂活动，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全会号召，全党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把党和国家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永远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和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