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合同纠纷案例：上诉人东莞市福龙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门市中塑管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5篇范文]

第一篇：买卖合同纠纷案例：上诉人东莞市福龙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门市中塑管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买卖合同纠纷案例：上诉人东莞市福龙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门市中塑管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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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东莞市福龙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门市中塑管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东一法民二初字第4746号民事判决，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该案。

中塑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称：中塑公司与福龙公司一直有业务往来，福龙公司向中塑公司购买波纹管，福龙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尚欠中塑公司货款280053.11元，于2012年8月1日福龙公司写下了欠款单，保证于2012年10月30日前还清，欠款到期后，中塑公司多次向福龙公司追讨，福龙公司一直拒不支付。福龙公司没有按照约定还款已构成严重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对于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借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等规定，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并参照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2年11月1日起计算，暂计至2013年8月10日止，从2013年8月11日起至判决福龙公司还款日止，判决生效后的利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加倍支付，共计利息18492.84元，本息合计298545.95元。综上，为维护合法权益，中塑公司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

一、福龙公司支付货款280053.11元及利息18492.84元，本息合计298545.95元给中塑公司（注：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2年11月1日起计算，暂计至2013年8月2日止，从2013年8月3日起至判决福龙公司还款日止，判决生效后的利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2条规定加倍支付）；

二、该案诉讼费用由福龙公司承担。

福龙公司向原审法院答辩称：确认有欠中塑公司款项，但福龙公司已经归还部分货款，现在只欠中塑公司176922.87元，福龙公司不存在一直拒不支付款项的行为，福龙公司一直有向中塑公司还款，虽然欠款单上约定还款时间，但双方通过电话口头达成协议，中塑公司同意福龙公司分期还款，且由于中塑公司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福龙公司要求退货，才暂缓了还款，因此中塑公司要求逾期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案涉双方素有业务往来，福龙公司向中塑公司购买波纹管。2012年8月1日双方进行对账，确认截止到2012年8月1日福龙公司尚欠中塑公司波纹管货款386553.11元，减免106500元后尚欠280053.11元，中塑公司据此起诉福龙公司要求其还款280053.11元。福龙公司确认欠款单的真实性，但认为对账后双方又发生新的交易，福龙公司也归还了部分货款，现只欠中塑公司货款176922.87元。福龙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供了订货单、退货单、对账单、银行转账单、账户资料为证。中塑公司对福龙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亦不确认福龙公司的主张。

中塑公司在立案时提出财产保全申请，但中塑公司于2013年8月25日以无法提供担保

为由撤回财产保全申请。

以上事实，有中塑公司提供的欠款单、利息计算表，福龙公司提交的订货单、退货单、对账单、银行转账单、账户资料、库存处理协议书，以及原审法院的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为福龙公司拖欠中塑公司货款的具体数额。一审庭审过程中，双方均确认福龙公司通过传真订货确认书的方式进行订货，且在双方于2012年8月1日对账之后还继续发生业务往来。虽然中塑公司不确认福龙公司提交的订货单、退货单、对账单、银行转账单、账户资料，但中塑公司未能按照原审法院指定的期限提交后续交易的相关单据，且福龙公司提交的部分转账凭证、订货确认单、对账单、退货单与福龙公司当庭提交的订货确认单、订货单相吻合，福龙公司提交的上述资料亦能相互印证，故对福龙公司提供的证据予以采信。从福龙公司提供的2013年7月26日的应收账款对账单上显示，截止2013年7月26日，福龙公司尚欠中塑公司货款177374.85元。2013年8月5日，福龙公司又向中塑公司订购价值27766.8元的货物，且该笔货款于2013年8月6日支付完毕，但从2013年8月6日的送货单上显示，该笔货物有退款451.98元，故福龙公司尚欠中塑公司货款为176922.87元，对中塑公司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未予支持。至于中塑公司主张的利息，虽然双方在2012年8月1日的欠款单上约定2012年10月30日前还清，但后续双方又陆续发生交易，导致货款数额不断发生变化，且福龙公司也归还了部分款项，故利息应从双方最后一次交易（2013年8月6日）时开始计算，以176922.87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判决确定的清偿之日止。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原审判决如下：

一、福龙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中塑公司支付货款176922.87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以176922.87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3年8月6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清偿之日止）。

二、驳回中塑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福龙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案一审诉讼费2889元，由中塑公司承担1156元，福龙公司承担1733元。

上诉人福龙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法院提起上诉称：库存处理协议书是福龙公司在2013年8月3日就有关需要退货的库存数量传真给中塑公司后，中塑公司将上述库存的处理意见以传真的方式于2013年8月6日回传给福龙公司。中塑公司的回复内容是上述管材存放时间较久（近两年半），回收后无法按照正常产品销售，只能按次品或回炉处理，因此经研究决定，上述产品按7.5折回收（含破裂管）。根据库存数量乘以进货价格，按照7.5折后需要退货的金额为179733.71元。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应当由中塑公司将需要退换的货物运回，相应的退货金额应当在以后的交易中进行相应抵扣，中塑公司所欠货款只有176922.87元，抵扣上述退款后，中塑公司还需要向福龙公司支付部分退货款。福龙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明确了没有支付中塑公司部分货款是因为中塑公司没有按照约定处理上述退货事宜，也没有在货款中扣抵退货的相应金额（福龙公司已经支付了上述需要退货的货款），但一审法院没有认定该事实，也没有审查关键证据库存处理协议书。综上，福龙公司上诉请求判决：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驳回中塑公司的诉讼请求。2.该案一审及二审的诉讼费全部由中塑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中塑公司向法院书面答辩称：1.福龙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已明确尚欠中塑公司176922.87元，并当庭表示愿意还清该欠款。福龙公司在二审之前并无提出要求中塑公司退货的问题，可以看出福龙公司并没有要求过退货。2.中塑公司从来都没有同意过福龙公司退货，福龙公司也从来都没有向提出要退货或者提出质量有问题。双方更没有对退货的问题正式确认过。中塑公司从没有发过有关退货的传真，是福龙公司伪造出来的，而且传真件的内容没有任何可以证明是得到中塑公司的确认同意可以退货的，既没有中塑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确认，也没有中塑公司的盖章。3.案涉货物至今卖给福龙公司已长达三年多的时间了，即使至今还没有卖出去，但存放时间过久，已不值钱，中塑公司是不可能会同意回收的。综上，中塑公司请求法院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福龙公司于二审期间向法院提交中塑公司不合格产品退货明细表及送货单，拟证明退货的单价及总额。中塑公司对福龙公司提交的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并主张前述明细表为福龙公司单方制作，不应采信。

以上另查事实，有不合格产品退货明细表、送货单和法院二审庭审笔录附卷为证。

法院认为：该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福龙公司与中塑公司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法院依法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该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福龙公司主张的退货款是否应在货款中予以扣除。

福龙公司确认其尚欠中塑公司货款176922.87元，福龙公司现主张依据库存处理协议书在货款中应扣除退货款179733.71元，抵扣之后，福龙公司无需再支付案涉欠付货款。对此，法院认为，案涉库存处理协议书为传真件，其上没有显示有中塑公司员工签名，且该协议书上加盖的公章模糊不清，难以分辨，无法确认是中塑公司的公章。在中塑公司对该份协议书的内容不予确认，且福龙公司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法院对福龙公司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据福龙公司确认的欠款事实判令福龙公司对中塑公司支付尚欠货款176922.8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于法有据，法院予以维持。

综上，福龙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未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法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二篇：买卖合同纠纷案例：上诉人某甲因买卖合同纠纷案

《买卖合同纠纷案例：上诉人某甲因买卖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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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某甲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上虞市人民法院（2013）绍虞商初字第654号民事裁定，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称：上诉人在前年始就居住于建德市洋溪街道听水苑2单元502室，根据有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及原告就被告的民事诉讼管辖原则，应由暂住地法院管辖。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将该案移送建德市人民法院审理。

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被上诉人夏某某以上诉人某甲、被上诉人某乙、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共同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买卖合同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之规定，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各该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据此，原审法院以被告（上诉人某甲、原审被告某乙）住所地确定该案管辖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足，二审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第三篇：买卖合同纠纷案例：上诉人某甲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某乙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买卖合同纠纷案例：上诉人某甲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某乙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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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某甲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某乙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2013）绍新商初字第464号民事裁定，向法院提出上诉。上诉人称：

1、一审法院对2007年11月21日前发生的买卖关系无管辖权，应分案处理。2007年11月21日至2011年5月3日期间，双方未发生业务往来，故2007年所发生的债务与2011年的债务不具有法律上的的连续性，不能作为同一案件处理。

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1年5月3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虽然约定了管辖法院，但一审法院以该合同约定，将部分案件的管辖权约定任意扩大到不同货物买卖纠纷案件。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依法撤销原审裁定，将2007年11月21日前发生的货物买卖关系的案件移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管辖。

法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条规定：购销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对交货地点有约定的，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上诉人与浙江某某医药胶囊有限公司于2006年7月8日签署的《浙江某某医药胶囊有限公司产品购销合同》中明确约定：交货地点在供方仓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虽然浙江某某医药胶囊有限公司于2008年4月更名为某乙公司（即被上诉人），但不影响该约定条款的效力。该案供方仓库（即合同履行地）在某某县，故一审法院对该案具有管辖权，其裁定驳回上诉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足，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条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第四篇：买卖合同纠纷案例：上诉人某甲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案范文

《买卖合同纠纷案例：上诉人某甲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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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某甲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上虞市人民法院（2013）绍虞商初字第742号民事裁定，向法院提出上诉称：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关于管辖法院的约定（协商不成，双方均可向各自所在地法院提请诉讼解决），违反《民诉法》协议管辖制度中的协议管辖惟一性原则，应属无效，该案应由上诉人所在地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管辖。请求撤销原审裁定，裁令该案由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管辖。

法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分别签订的《合同》、《采购合同》均载明了管辖条款（即：双方均可向各自所在地法院提请诉讼和甲乙双方同意提交各自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上述管辖条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应属有效。据此，原审法院对该案具有管辖权，其裁定驳回上诉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足，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第五篇：买卖合同纠纷案例：上诉人上海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案

《买卖合同纠纷案例：上诉人上海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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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上海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满城县人民法院（2013）满民初字第746号民事判决，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

原审法院认定，2008年1月12日，保定公司与上海公司订立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建立长期买卖关系，约定，保定公司为上海公司供应灰板纸、箱板纸等纸制品，价格随市场行情而波动。至2009年7月7日双方对账时，上海公司共欠保定公司货款501036.34元，期间上海公司向保定公司提出部分产品存有质量问题，并要求扣减货款59765.28元，但双方对质量问题未进行协商处理便继续发生业务。此后至2012年5月17日，保定公司共向上海公司送货140笔，各种纸制品数量累计4201.022吨，价值10447428.25元，上海公司于2009年7月10日至2013年5月17日共实际付款10628670元，加上2009年7月7日的尾欠数额，上海公司尚欠保定公司货款319794.79元。期间，上海公司于2013年1月20日单方起草了一份赔偿协议，要求保定公司按每吨纸降价40元，共返还其319760元，双方未达成一致。2013年6月30日，保定公司向上海公司发出催款通知，要求上海公司尽快偿还所欠货款339760元。上海公司以不欠保定公司为由拒绝给付。庭审中，保定公司提供了双方的买卖合同、2009年7月7日的对账单传真件以及自2009年7月12日至2012年5月17日的上海公司签字或盖章的提货单140笔。经庭前对账、举证交换和庭审中质证，上海公司对保定公司出具的合同、2009年7月7日的对账单传真件以及其中122笔提货单均认可，对其中18笔提货单提出异议，认为其中的2009年8月6日、8月21日、2010年2月21日、3月2日、5月15日、5月28日、5月31日、6月9日、6月16日、7月23日、9月2日、9月11日、10月3日、11月23日、2011年1月11日、5月20日、8月17日、9月29日的提货单上的内容有些是复印件，字迹模糊，有的未加盖公章，光有付相辉的签字，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保定公司则提出，上海公司所称上述提货单，是由于上海公司收到货物后，有时将提货单用传真机复印、盖章或签字后才交给保定公司，因时间较长，个别提货单出现退色、字迹模糊，但仔细甄别，金额的大写部分与保定公司入账的原始底联、增值税发票均能相符。有的没有公章的，上面的负责人签字与其他上海公司认可的单据上的签字完全相符。保定公司每次发货，共开具提货单两联，其中将提货单底联用于自己入账，另一联让司机交给上海公司入账，上海公司按提货单接货后将提货单留自己入账，将复印、加盖公章或由其负责人签字后的复印件再由送货司机捎回给保定公司，其中有的系用传真机复印，出现了褪色情况，如其中的2010年3月2日、5月28日、6月9日、6月16日、9月11日、10月3日的六笔提货单，印章和签名虽清楚（系原件），但内容确实有些模糊。其他的提货单均能如实反映交易的实际数量和金额。而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上海公司复印前的提货单原件在上海公司手中有一记账联，在对账过程中上海公司拒不向法院提供该记账联原件，也未申请对保定公司提供的提货单复印件进行鉴定，并称该复印件有公章、签字就是原件。此外，对付款问题，上海公司提供了向保定公司付款的凭证和明细表，保定公司对付款明细情况以及其主张的付款数额均认可。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各自履行自己的义务。该案的关键在于上海公司拖欠保定公司货款的债务数额如何确定。保定公司和上海公司对2009年7月7日的对账单传真件均认可。根据该证据的内容显示，上海公司至2009年7月7日拖欠保定公司货款501036.34元之事实清楚，双方对当时的质量问题未作处理便继续业务往来，应认定为当时

上海公司欠保定公司的货款为501036.34元。此后双方发生的140笔业务中均有保定公司提供的上海公司签字或盖章的提货单、保定公司自己已入账的提货单、运输协议等证实，虽然上海公司对其中的18笔表示有异议，认为有的是复印件，有的字迹不清楚，难以确认其真实性，但根据法院对该证据的审查核实，结合保定公司自己入账后的提货单底联，上海公司加盖公章的或其负责人签字的提货单复印件以及为上海公司出具的相关增值税发票足以证实保定公司主张的欠款数额成立，故保定公司之主张应予支持。上海公司不认可却拒不提供其入账的提货单入库联原件，依照举证规则，应承担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自2009年7月7日双方对账后，结合保定公司的发货数量、金额和上海公司的付款总额，上海公司应按约定给付保定公司货款319794.79元，逾期应承担违约责任，即自保定公司主张权利之日（即保定公司发出催款通知之次日2013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逾期违约金。据此，原审法院判决：被告上海爱辉纸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次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保定市满城城东纸业有限公司货款319794.79元，并自2013年7月1日至给付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违约金。案件受理费6100元，诉讼保全费2520元，由被告上海爱辉纸业有限公司负担。

宣判后，上海公司不服，向法院上诉称，一、我公司与保定公司于2009年7月7日形成的对账单所确认的欠款金额是441271.06元，而非原审判决认定的501036.34元；

二、我公司自2009年7月10日起至2013年5月17日止，向保定公司付款10628670元，已经基本向保定公司付清全部价款；

三、保定公司提供的2010年11月23日开具的53号、54号提货单复印件，没有我公司的签字、盖章，不能证实我公司收取了相应货物。原审判决据此认定我公司收取了保定公司价值82686.4元的货物是错误的；

四、保定公司提供的2010年5月28日提货单，没有记载任何内容，且提货单的日期有改动，保定公司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审判决认定该提货单记载的金额为74575元，是依据保定公司的单方表示（供货明细表）认定的，实属不当；

五、保定公司提供的2010年6月16日提货单，没有记载任何内容，且提货单的日期有改动，我公司不予认可。原审判决以保定公司单方提供的对账单载明的金额79050元为依据，认定该提货单记载的是我公司欠款金额79050元，确属不当；

六、保定公司提供的2009年8月6日、8月21日以及2010年2月21日三张提货单均是复印件，没有提供原件，我公司不予认可，但原审判决却予以认定，实属不当；

七、保定公司未提供与供货数量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及提货单存根，对我公司提出异议的价款数额不能佐证。但原审判决却称我公司所提异议的供货数量及价款金额有相关的增值税发票及提货单存根相印证，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认定，违背法定程序。事实是保定公司从未向原审法院提交增值税发票，原审法院也从未让我公司对这些证据进行质证。

八、保定公司尚有价值158万余元的增值税发票未交给我公司，我公司要求其立即交付。请求人民法院支持我公司以下上诉请求：

一、请求撤销原审判决；

二、改判我公司不承担向保定公司支付货款及违约金；

三、一审诉讼费及二审诉讼费由保定公司负担。

保定公司辩称，一、原审庭审中，上海公司的代理人承认2009年7月7日对账单的真实性，其对对账单中的欠款数额是认可的。至于上海公司在对账单中提出的质量问题，因其在原审中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且该实物现已不存在，我公司也不认可货物有任何质量问题，因此，上海公司的这一上诉理由不成立；

二、从上海公司的上诉状中可以看出，其对2009年7月7日以后我公司供货价值10447428.25元的事实是认可的；

三、我公司向法院提交的部分提货单虽有些字迹模糊，但并非不能辨认，且盖有上海公司的印章，或者有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

四、我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所有的增值税发票和其他票据，是上海公司不予质证，而非原审法院不让其质证；

五、关于增值税发票的问题，因上海公司没有提

供证据证实未开发票的数额，也未提起反诉，其要求我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法院认为，从上海公司与保定公司2009年7月7日对账单的内容来看，上海公司对保定公司所确认的欠付价款账面金额为501036.34元是认可的，只是主张应当扣除存在质量问题的部分货物的价款及运费。但上海公司对这一主张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原审判决据此认定截至双方对账的2009年7月7日，上海公司欠付保定公司价款的金额为501036.34元，法院亦认同这一认定。双方此后发生的140笔业务的价款金额均有保定公司提交的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的提货单第二联、保定公司已经入账的提货单第一联、运输协议等予以证实。虽然其中部分提货单第二联字迹模糊，但是保定公司已经对此做出合理解释，即部分提货单第二联是用传真机复印的，而传真机使用的热敏纸上的字迹不具有耐久性。且有保定公司已经入账的提货单第一联予以印证，原审判决据此认定保定公司主张的价款金额并无不当。另外，根据保定公司与上海公司的交易习惯，凡是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或者加盖上海公司印章的提货单第二联，其原件均在上海公司处保存。但上海公司在原审中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这些内容不利于该公司的证据，并且，在二审中经法院释明，上海公司仍表示暂时不能提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仅凭此一点，即应推定保定公司的主张成立。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