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是构成受贿罪还是公司人员受贿罪

第一篇：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是构成受贿罪还是公司人员受贿罪

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是构成受贿罪还是公司

人员受贿罪？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主要涉及到犯罪主体问题，即被告人孔庆志是否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如果被告人孔庆志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则构成受贿罪。

被告人孔庆志，系山东枣庄矿业（集团）公司蒋庄煤矿选煤厂装运车间原班长。2001年9月至2002年3月，被告人孔庆志在担任枣庄矿业（集团）公司蒋庄煤矿选煤厂装运车间班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私自多次给浙江省绍兴市天鸿物资有限公司超吨装煤，先后五次收受该公司副经理王天林经赵建民转交的贿金23800元。案发后，其亲属代为退清全部赃款。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孔庆志在担任枣庄矿业（集团）公司蒋庄煤矿选煤厂装运车间班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于2001年9月至2002年3月私自多次为浙江省绍兴市天鸿物资有限公司超吨装煤，收取该公司副经理王天林贿送的现金23800元。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触犯刑法382条、383条，构成受贿罪。

被告人对犯罪的基本事实供认不讳，辩护人辨称被告人孔庆志系初犯，法律意识淡薄，主观恶性不深，建议法庭从轻处罚。

[审判]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孔庆志虽为国有企业蒋庄煤矿选煤厂工作人员，但孔庆志的职责仅是根据矿上的装煤单进行装货，不具有代表单位进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的职能，对矿上的煤没有管理支配权，其装煤仅是经手，实质上是劳务工作，不具有公务性质，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孔庆志为国有企业从事公务的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具备受贿罪主体身份，于法无据。但被告人孔庆志身为国有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贿金的行为，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被告人孔庆志归案后认罪态度好，且退清全部赃款，可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合议庭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的规定，判决 被告人孔庆志犯公司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宣告缓刑一年，并追缴非法所得238000元，上缴国库。判决后，被告人没有上诉，检察院没有抗诉，判决已生效。

[评析]

（一）、从事公务的含义

对何为“从事公务”，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职务行为以及其他办理国家事务的行为；有的认为是依法所进行的管理国家、社会或集体事务的职能活动；还有的认为是指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中履行组织、领

导、监督、管理等职责。本文认为，刑法第93条中所称的“从事公务”，应当是指代表国家对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组织、领导、监督等活动。它至少具有四方面的特性：

第一，公务活动具有依属性。从刑法93条的规定可以看出，从事公务的主体不仅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包括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人员以及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人员。从事公务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公权力的行使活动，它总是依附于一定的主体，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是公务活动产生和存在的基础，离开了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这个基础，就无所谓“公务活动”。

第二，具有管理性，即公务活动实质上是一种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公务主体依照法律法规依法授予的职权，代表国家对公共事务进行监督、处分、协调。这里的公共事务比较广泛，既可以是国家事务，也可以是社会事务和集体事务，其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文体、卫生、科技以及同社会秩序有关的各种事务的管理。第三，公务活动总是与行为人的一定职务身份相联的。具体的行为人具有一定的职务身份性。行为人的这种职务身份性，是通过选举、任命、聘用或受合法委托而取得的，是一定职权和职责的表现，它是行为人的公务活动的前提。如果不具有一定的职务身份，行为人所从事的活动就不是公务活动。

第四，公务活动具有国家权力性。公务行为的对象是与工作职权相联系的国家事务、集体事务，而公务活动的法律后果（包括违法后果）最终是由国家承担的，例如，《国家赔偿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违法履行职责，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从事公务人员的工作行为相对于其所在的单位来说是一种履行义务的行为，但相对于被管理者而言，其行为是一种权利的行使行为，是职权与职责的统一。

（二）、公务与劳务的区别

公务是“公共事务”的简称，原本是与“私务”相对而言的一个概念。劳务的内涵应是劳动事务，指单纯的体力劳动或者技术劳动，具有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或社会服务性劳动的特点。公务与劳务有以下区别：其一：公务活动只存在于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公共机构集体组织当中，而劳务活动不仅存在于上述组织，还存在于其他组织，如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中。其二，公务活动是在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各种职能部门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性的职务活动。劳务仅仅是一种体力劳动，不具有组织、领导、监督等特点。其三，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或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一般都按照其职务享有处理一定事务的权利。而从事劳务活动的人，一般要在从事公务活动的工作人员的管理之下进行活动。

（三）、被告人孔庆志不是在依法从事公务

在本案中，被告人孔庆志虽然为国有公司工作人员，具有从事公务的主体资格，但其不是在从事公务。

第一，孔庆志的工作职责仅仅是根据矿上的装煤单给他人装煤，属于单纯的体力劳动。本案被告人虽然是装煤车间的班长，但仅仅是组织工人给他人装煤的“班长”，不具有组织、协调等职能，其对矿上的煤没有管理支配权，不具有代表单位—蒋庄煤矿选煤厂进行监督管理国有资产的职责，其装煤仅仅是经手，实质上是一种劳务工作。因此，被告人孔某的行为不具有公务活动的本质特点。

第二，孔某的工作不属于集体事务，当然，更不属于国家事务。集体事务是集体经济组织的事务，而国有煤矿从性质上讲是全民所有的，不是集体经济组织，孔某的工作也自然而然的不是集体事务，国家事务反映和体现了国家意志，国家以自己的意志任免、批准国有企业、公司中的管理人员，这些被任免、批准的管理者代表了国家（任免、批准机关的意志），而孔某装煤这一行为显然不能代表国家意志，因此，也谈不上国家事务。

第三，孔某的行为仅仅是一种履行矿上交给他的义务，即装煤，并以此来换取劳动报酬的行为，这一行为只是一种义务，并不是一种权利，没有公务行为权利、义务相统一的特点。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孔某的行为不具有公务性，其就不是在依法从事公务，因而就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不具有受贿罪的主体资格，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孔庆志犯受贿罪是不合适的。

（四）、孔庆志的行为构成公司人员受贿罪。

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是指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务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这里的公司、企业人员不仅包括非国有公司、企业从业人员，也包括除国有公司、企业中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在本案中，被告人虽然在国有公司工作，但其不是在从事公务，故仍然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客观上，被告人利用了在国有公司工作这一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取了浙江绍兴市天鸿物资有限公司副经理王天林贿送的现金23800元，并积极为该公司谋取利益，使该公司以较少的金钱取得了较多的煤炭，侵犯了煤矿的正常生产管理秩序，构成公司人员受贿罪。

（作者单位：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第二篇：武汉律师成功辩护被告人受贿罪判缓刑

武汉律师成功辩护被告人受贿罪判缓刑 案情简介：被告人李某某在某国企任财物科长，2012年至2014年3月，李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收取财物共计价值15万元。检察院在一次向李某某了解其他情况时，李某某将收受他人财物的事实向检查机关做了供述，并退缴了全部赃款。检察院以李某某犯受贿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律师观点：

一、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某某犯受贿罪罪名成立。李某某作为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九十三条之规定，李某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二、李某某具有自首情节。检察院在向李某某了解其他情况，李某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犯罪的事实，该行为依法应认定为自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李某某依法可以减轻处罚。

三、李某某积极退缴了全部赃款，可以酌情从轻处理。

四、建议对李某某适用缓刑。李某某具有自首、自愿认罪、积极退赃等诸多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法院判决：

1、被告人李某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2、犯罪所得15万元予以追缴。

第三篇：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犯罪主体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犯罪主体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设立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该罪名源于《关于惩治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九条规定的商业受贿罪。仅就此罪而言，修订后的刑法进一步完善了该罪的刑事立法。但是，将之置于整个职务经济犯罪体系加以审视，其犯罪主体还是存在一定的立法缺陷。例如：村委会负责人在本村基建招标中的索贿、受贿行为，足球裁判员的受贿行为，民办学校校长招生时的受贿行为，民办医院人员暗收药品回扣行为等等。上述非公务性受贿行为道德上的邪恶性和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已达犯罪的严重程度，人们对此都表示出不能容忍的社会心理。其行为在客观上远远超出了一般违法范围，民事责任已不足以充分显示法律的制裁作用，以刑罚方法给予严厉的惩处是必要的，也完全符合刑法惩恶扬善、伸张法律正义和社会公平的目的。但是，上述非公务性行为除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外，司法机关受制于刑法中无相应条款规定，难以追究其刑事责任。司法实践中，这种无罪可定的窘态，其根源还在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犯罪主体方面的立法缺陷。

我国刑法以自然人为主体的受贿犯罪有两种，即受贿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在此以外的人员均不构成上述两罪的主体。但社会上大量存在的受贿主体远超过法律规定的两种。在司法实践中遇到这样的案例，被告人刘某系村党支部书记，在其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自1998年起，在本村房屋开发工程中，4次收受施工单位的贿赂，计人民币65000元。在审理中，审判人员对此案存有很大的困惑。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下称《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七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中第七项是指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其他行政管理工作，但本案村委会的行为不是《解释》规定的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行为。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有义务协助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但并不是所有协助人民政府的行为都属于《解释》规定的从事公务的行为，只有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其工作才体现国家对社会的组织、管理职能。本例中该村房屋开发、建设，这是村民自治范围内的村集体事务，而非政府的行政管理行为。因此，村党支部书记张某的行为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另外，张某的行为也不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不同于职务侵占罪的主体，仅限于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而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既非公司，又非企业，其成员在通常情况下也与公司、企业工作人员有别。尽管张某的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但根据罪行法定原则，张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笔者认为，漏洞只能通过立法方式解决，不宜以扩大解释来弥补。笔者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于对足球裁判受贿行为可以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立案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党支部书记在本村房屋开发工程中收受、索取贿赂的行为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定性的批复表示质疑。因为脱离刑法规范立法原意或超出内涵的任意扩大解释，都是对法律解释权的滥用，这种方法虽可暂时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矛盾，但它从根本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同时“两高”的规定或批复有客观上也有侵入立法领域之嫌，因而是不足取的。

同作为职务经济犯罪的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在犯罪主体的确立上体现了较强的包容性，其犯罪主体都规定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从而与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相互补充，同时涵盖了所有的自然人主体，具有很强的操作性。那么，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作为与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罪相对称，其主体也应扩大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立法上若作此修改，文中前述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对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进行修改，扩展为“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

第四篇：本案是无效婚姻还是构成重婚罪？

本案是无效婚姻还是构成重婚罪？

2009年8月，陈某提出与吴某离婚的诉讼请求，吴某则提起刑事自诉，状告陈某犯重婚罪。自诉人吴某诉称，其于2002年10月20日与被告人陈某登记结婚，同年生育一子陈某某。2006年5月自诉人发现被告人与兰某某同居生活，自诉人多次找被告人和兰某某，说明自己是被告人的合法妻子。但被告人陈某与兰某某却于2007年6月25日公然登记结婚。自诉人吴某的诉讼代理人提出：被告人陈某的行为，符合重婚罪的四个要件，已构成重婚罪，要求依照《刑法》、《婚姻法》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陈某辩称，其与吴某的结婚属无效婚姻，因当时被告人尚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向婚姻登记机关出具的出生年月日材料不真实，因而其行为不构成重婚罪。经本院审理查明：被告陈某与吴某及兰某某的两吴结婚证都是用虚假结婚证明材料领取。2002年10月20日，年仅18周岁的陈某采取提供虚假身份证明的方法与比他大3岁的吴某领取了结婚证，二人结婚后一直居住在一起，二人结婚之事亲戚朋友都知道，并于同年生育一子陈某某。2006年5月，被告人陈某与兰某某相识，以夫妻名义先后长期在出租房非法同居。2007年6月25日，被告陈某又用虚假证明材料与兰某某登记结婚。

余婧婚姻家庭律师团队专业律师分析：

律师认为以重婚罪对被告人陈某定罪判刑是有充分法律依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前述《批复》，事实婚姻仍可作为重婚罪的构成要件;同时，按照《批复》，陈、兰的行为属于“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形态的重婚行为，符合重婚罪的构成要件。重婚行为构成的前提是，符合婚姻法规定的法律婚或者事实婚的形态，只有在确定其为一种婚姻的条件下，才能进而认定其为一种非法的婚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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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海关工作人员参与走私的是构成走私罪还是放纵走私罪？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海关工作人员参与走私的是构成走私罪还是放纵走私罪？

【判决结果】

判定罪名： 走私罪，放纵走私罪

刑罚： 被告人高庆亭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２２５０元、金项链２条、金戒指２枚。被告人刘贵良犯放纵走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附带民事赔偿： 无

【核心术语、争议焦点、案例要旨】

核心术语： 走私，放纵走私，一般主体，特殊主体，客观方面，客体 争议焦点：

1.海关工作人员参与走私的是构成走私罪还是放纵走私罪？ 被告人：高庆亭，男，48岁，山东省济宁市人，原济南海关副关长。1997年1月14日被逮捕。

辩护人：王广仁、李曙光，济南众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刘贵良，男，36岁，山东省五莲县人，原济南海关调查处副科长。1997年1月14日被逮捕。辩护人：叶守刚，济南泺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郝春森，山东文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高庆亭犯走私普通物品罪，被告人刘贵良犯放纵走私罪，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高庆亭伙同他人走私物品价值2100余万元、偷逃税额370余万元，构成走私普通物品罪。被告人刘贵良明知是走私物品予以放行，构成放纵走私罪。请予依法判处。

被告人高庆亭及其辩护人辩称：高庆亭没有参与走私，只是放纵走私，请求公正处理。

被告人刘贵良的辩护人辩称：刘贵良的行为是在高庆亭的指使下实施的，且认罪态度好，要求对其从轻处罚。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1994年夏季，被告人高庆亭经人介绍认识了香港达升贸易公司总经理李勇健（在逃），此后二人交往频繁。

1996年春，李勇健为与济南亨得利钟表眼镜有限公司合作经营进口手表，找到被告人高庆亭商量不报关直接从香港走私进口手表，高表示同意。之后，李勇健先后二次将575只瑞士产梅花、欧米茄、雷达牌手表从香港空运至济南入境。受高庆亭的指使，身为监管科副科长的被告人刘贵良明知该批货物未办理任何报关手续，却两次放行。经济南海关核定，该批手表价值人民币1774746．24元，偷逃关税763494．8元。案发后，济南海关从济南亨得利钟表眼镜有限公司扣留了尚未售出的手表272只，价值人民币962903元。1996年8月，被告人高庆亭和李勇健一起来到卡西欧浪潮通信电子有限公司。高庆亭要求该公司与李勇健合作进口传呼机散件，李勇健则向该公司提出可将从日本进口到青岛再由青岛发往济南的传呼机散机改由从日本直发香港，由他负责将货物自香港进口到济南。该公司以这样做必将增加运费为由不同意，李勇健便提议在报关时可将关税高的传呼机成套散件（税率25％）伪报成关税低的集成电路（税率6％），降低报关费用，用以弥补增加的运费。高庆亭当即表示同意。同年9月15日至12月6日，李勇健先后12次将47200套传呼机成套散件伪报成集成电路入境。第一次进货时，高庆亭还亲自到济南机场接货。被告人刘贵良受高庆亭的指使，也先后三次去接货，以使货物不受查验顺利通关。经济南海关核定，该批货物共价值人民币19867110．3元，偷逃关税3019800．9元。案发后，济南海关扣留了5000套传呼机成套散件；对已进入生产销售环节无法扣留的42200套，依法追缴了3060875元的货款。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高庆亭在担任济南海关副关长期间，违反海关法规，伙同他人进行走私，走私货物价值和偷逃税额均超过法定犯罪数额，走私的物资系成批量的、且用于生产、销售领域，而非小量生活用品，故其行为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公诉机关指控其犯走私普通物品罪属定性不当。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走私货物、物品价值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走私货物、物品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199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规定：“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依照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款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高庆亭的行为无论依补充规定，还是依刑法规定，都是犯罪行为，两相比较，刑法是以偷逃应缴税额量刑，比补充规定以走私货物价值量刑要轻。因此，对高庆亭的犯罪行为，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处罚。同时，依照刑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高庆亭及其辩护人关于没有参与走私、只是放纵走私的辩护意见，经查：高庆亭参与走私，有其多次供述，供述的情节与证人证言一致，有伪报品名的报关单书证和济南海关查扣的走私手表、传呼机成套散件等物证在案证实，高庆亭还亲自到机场为李勇健接运走私货物，证据确实充分，其辩解和辩护人的意见没有事实根据，不予采纳。被告人刘贵良身为海关工作人员，违反海关法规，徇私舞弊，明知是走私行为却予以放纵，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四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公诉机关指控其犯放纵走私罪成立。鉴于被告人刘贵良是在高庆亭的指使下实施的犯罪行为，其辩护人要求从轻处罚的意见，可以采纳。据此，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9月9日判决： 被告人高庆亭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250元、金项链2条、金戒指2枚；被告人刘贵良犯放纵走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第一审宣判后，被告人高庆亭仍以原辩解理由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其辩护人以高庆亭“一贯表现尚好，犯罪后真诚悔过”为由，要求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认定上诉人高庆亭、原审被告人刘贵良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高庆亭身为海关工作人员，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伙同他人走私，偷逃关税数额巨大，情节特别严重。高庆亭的犯罪事实经查证据确凿，不容抵赖。高庆亭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了国家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应予严惩，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高庆亭的辩护人认为应对其从轻或减轻的辩护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原审适用法律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于1998年11月19日裁定：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