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市建镇江市建筑工程公司诉南京市五金机械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的应用

第一篇：镇江市建镇江市建筑工程公司诉南京市五金机械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的应用

镇江市建筑工程公司诉南京市五金机械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上诉人(原审原告)镇江市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镇建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镇江市七里甸营房街74号。

法定代表人董适，镇建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程美瑛，江苏镇江君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市五金机械总公司(以下简称五金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南京市中山南路74号。

法定代表人林晓阳，五金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安祥、万樾莉，江苏南京李安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美国环球网联集团(以下简称网联集团)。

上诉人镇建公司、五金公司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镇经二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2年11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3年12月22日公开

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镇建公司委托代理人程美瑛，上诉人五金公司委托代理人李安祥、万樾莉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网联集团因其地址不详，经本院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一审中的诉辩主张：

镇建公司诉称：1995年12月8日、20日、28日，原告与南京浩龙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龙公司)分别签订了工程承发包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及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浩龙公司将“金长江大厦”交由原告施工，并向原告分期借款1500万元，浩龙公司保证在工程结构封顶时一次归还本息。协议签订后，原告从1995年12月至1996年4月分期借给浩龙公司人民币共计450万元。1996年5月10日浩龙公司与原告签订协议，约定将借款金额调整到450万元并保证在1998年9月30日前归还所借本息，后该工程始终未能开工建设，经原告多次催要，浩龙公司仅归还借款本金13万元，由于浩龙公司系五金公司与网联集团合作成立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1996年10月4日因投资不到位而被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销，镇建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立即归还借款437万元及利息，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五金公司答辩称，浩龙公司是由其与网联集团于1995年9月5日合作成立的中外合作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浩龙公司的合同和章程约定，网联集团为浩龙公司的出资义务人，而法律规定只有出资义务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才对开办单位的外债承担法律责任。五金公司不是浩龙公司的出资义务人，故其不应对浩龙公司的债务承担法律责任，请求法院驳回镇建公司对五金公司的诉讼请求。

因网联集团地址不详，原审法院进行公告送达，故网联集团未作答辩。一审法院查明：

1.1995年12月8日，镇建公司与浩龙公司签订一份工程承发包协议，约定浩龙公司将“金长江大厦”除裙房装潢工程外的全部工程发包给镇建公司总承包，镇建公司为了支持浩龙公司的前期拆迁工作，需在1996年2月前借款1500万元给浩龙公司，借款利息按年率14%计算，浩龙公司在工程结构封顶时将本息一次性归还镇建公司。1995年12月20日，镇建公司与浩龙公司签订一份工程承发包补充协议，协议对借款1500万元的付款时间及工程开工日期作了调整。该协议经镇江市公证处公证。1995年12月28日，镇建公司与浩龙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协议条款，对“金长江大厦”建设工程施工的具体内容及要求作了详细约定。协议签订后，镇建公司从1995年12月20日至1996年4月8日分11次借给浩龙公司人民币共计450万元，但浩龙公司未能按期办理工程开工的有关手续，致使工程未能按期开工建设。1996年5月10日，镇建公司与浩龙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将原借款总金额调整为450万元，浩龙公司承诺在工程结构封顶时归还本息，最迟在1998年9月30日前归还本息。后该工程一直未能开工建设，镇建公司多次向浩龙公司索要借款，浩龙公司仅于1997年4月24日归还4万元，1997年7月3日归还4万元，1998年7月29日归还5万元，余款一直未能归还。

2.浩龙公司系五金公司与网联集团合作兴办的中外合作经营有限责任公司，1995年9月5日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成立，经营范围为：开发、建设、销售、租赁金长江大厦商品房及物业管理、相关配套服务。根据五金公司与网联

集团的合同及浩龙公司章程约定，浩龙公司投资总额为人民币2300万美元，五金公司以南京市中山南路74号5365平方米地块毛地出让费，现有房产(建筑面积约5300平方米)拆迁费用，自行过渡费用及建设期间的经营损失等作为该项目的投入，折价644万美元，占投资总额的28%，网联集团以现汇投入1656万美元，出资项目为注册资本、拆迁安置费用(五金公司除外)、工程建设费用等，占投资总额的72%，项目利润根据双方投资比例分配，总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以内五金公司得28%房产权，网联集团得72%房产权，其中裙楼各得50%。双方约定浩龙公司注册资本920万美元全部由网联集团支付，在领取营业执照两个月内投入首期资本200万美元，其余资本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两年内缴清。

3.浩龙公司成立后，其注册资金始终没有到位，浩龙公司也未按有关规定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拟开发的金长江大厦建设项目也未办理土地使用权手续，项目未得到有关部门立项和批准。1996年9月25日，五金公司向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递交报告，称由于外方资金不能按规定到位，以致合作公司无法继续经营，特申请注销浩龙公司，浩龙公司债权债务由五金公司负责处理。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6年10月4日以宁工商(1996)242号文，决定注销浩龙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善后事宜由主管部门按国家有关规定协助企业处理。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浩龙公司与镇建公司的工程承发包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协议条款、协议书、银行汇票存根、浩龙公司合同、章程、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关于南京浩龙建设有限公司报告的批复”、五金公司向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浩龙公司的报告等。

一审归纳的本案争议焦点为：五金公司是否应承担浩龙公司的对外民事责任及应承担何种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镇建公司与浩龙公司于1995年12月8日签订的工程承发包协议，1995年12月20日签订的工程承发包补充协议，1995年12月28日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协议条款中有关浩龙公司将“金长江大厦”发包给镇建公司总承包的约定，因签订以上协议时金长江大厦项目尚未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批立项，浩龙公司既未办理土地有偿使用手续，也未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而应认定为无效。以上协议及1996年5月10日镇建公司与浩龙公司签订的协议中有关浩龙公司向镇建公司借款(融资)的约定，因违反有关金融管理法规，依照镇建公司与浩龙公司签订所有协议时尚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之 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浩龙公司应将依该无效协议取得的借款437万元及孳息一并返还给出借方镇建公司。浩龙公司虽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由于其投资方五金公司与网联集团均没有实际投资到位，致使浩龙公司因注册资金没有实际投入而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销，对外的民事责任应由浩龙公司的投资者五金公司与网联集团承担，五金公司虽然不是浩龙公司注册资金出资义务人，但是浩龙公司应以其投资总额为限对外承担责任，五金公司与网联集团应以其投资为限对浩龙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五金公司同样负有向浩龙公司缴足投资的义务。对五金公司不是浩龙公司的出资义务人，不应对浩龙公司对外债务承担法律责任的辩称理由，不予采纳。五金公司与网联集团在合作合同中虽然没有直接约定合作双方对合作企业的风险和亏损承担比例，但合作合同中约定五金公司投资占浩龙公司投资总额的28%，网联集团投资占浩龙公司投资总额的72%，合作企业的利润也是根据双方投资比例进行分配，五金公司得28%的房产权，网

联集团得72%的房产权。根据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合作双方对浩龙公司的风险和亏损也应按投资的比例承担，而镇建公司对合作双方应对合作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称理由无充分证据和法律依据，故五金公司与网联集团应以其投资比例对外承担浩龙公司的民事责任。依照五金公司与网联集团合作设立浩龙公司时尚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

一、五金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镇建公司人民币1223600元，并支付相应的孳息(从1998年10月1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

二、网联集团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镇建公司人民币3146400元，并支付相应的孳息(从1998年10月1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案件受理费31860元，由五金公司负担 8920.8元，网联集团负担22939.2元。

第二篇：农业银行安庆分行诉潜山县商务局市场服务中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安徽法院参考性案例#【 农业银行安庆分行诉潜山县商务局市场服务中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民事金融借款担保

裁判要点

1、公益性事业单位系指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或者为政府行使职能提供支持保障，不以营利为目的，不能、不宜或没有主要依赖市场配置相关资源的事业单位。通过开展经营性活动来履行管理和服务职能、其存在与运转基本依赖于经营性的收入、完全或主要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事业单位不应被视为公益性事业单位。

2、社会公益设施是用于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且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设施，在其之上设定抵押，将影响公益目的的实现。对于一些为公共利益服务，但具有营利目的的社会设施，尽管其存在和运转情况涉及到一定范围内群众生活，对社会公共利益有一定影响，也不能认定为社会公益设施，在其之上可以设定抵押。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七条第（三）项

基本案情

2004年3月31日，中国农业银行潜山县支行农贸分理处（简称潜山县农行农贸分理处）和潜山县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潜山县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向潜山县农行农贸分理处借款300万元，期限一年。同日双方签订抵押合同，约定潜山县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以其房地产为300万元借款提供抵押担保。2005年3月31日，双方签订借款展期协议，展期一年。2006年3月25日，潜山县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因部分抵押物被拆除，向潜山县农行农贸分理处申请变更抵押物。2006年8月12日，双方重新签订抵押合同，约定潜山县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以房产证号为潜梅城字第2942号、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潜国用（2006）01009120号，坐落于潜山县梅城镇五显路的295.92平方米房产、4629.9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后双方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借款到期后，潜山县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未能还款。2009年3月30日，潜山县人民政府决定撤销潜山县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设立潜山县商务局市场服务中心。同年4月23日，潜山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潜编字（2009）19号文件决定撤销潜山县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设立潜山县商务局市场服务中心，该中心为自收自支事业单位，隶属县商务局。后潜山县工商局与潜山县商务局签订交接协议书，潜山县工商局将原潜山县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的人员、市场资产、债权债务整体移交给潜山县商务局，移交清单中注明银行借款300万元。2011年12月8日，安庆农行向安庆中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潜山县商务局市场服务中心立即清偿借款本金及利息，并对借款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裁判结果

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8日作出（2012）宜民二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

一、潜山县商务局市场服务中心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行借款本金300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暂计算至原告起诉之日2011年12月8日止）；

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安庆农行提起上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8日作出（2012）皖民二终字第00148号民事判决，以原潜山县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不属于公益性事业单位，涉案抵押物非社会公益设施，原潜山县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以之设定抵押，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七条第三（项）的强制性规定

为由，判决：

一、维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宜民二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

二、撤销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宜民二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

三、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行对潜山县商务局市场服务中心抵押的295.92平方米房产、4629.9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在本判决主文第一项确认的债务范围内优先受偿。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根据国务院《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条的规定，事业单位应该是“为了社会公益目的”而设，其承担的职能是社会服务，主要是指承担义务教育、基础性科研、公共文化、公共卫生及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等基本公益服务，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单位，以及承担高等教育、非营利医疗等公益服务，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单位。本案中的潜山县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和潜山县商务局市场服务中心，均系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其支出经费全部来源于自身的经营性收入，尽管具有对市场进行管理，为经营户提供服务的职能，但其是通过经营管理国有市场资产，收取市场设施租赁服务费等经营性活动来履行该职能，因此，不能视之为公益性事业单位。

社会公益设施，顾名思义应该是用于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设施，其基本特征应是不以营利为目的。《担保法》第三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其他社会公益设施”，通常认为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文化宫、敬老院、福利院等。案涉抵押物系潜山县农贸市场房屋及土地使用权，尽管其存在和运转情况涉及到一定范围内居民的生活，对社会公共利益有一定的影响，但用于抵押的295.92平方米房产全系门面房，该房产及用于抵押的4629.9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上的摊位全部被用于向经营户出租，原潜山县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和潜山县商务局市场服务中心作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其全部收入几乎都来源于该抵押物的租金，因此，案涉抵押物不符合社会公益设施的基本特征，不属于社会公益设施。

综上，由于原潜山县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不属于公益性事业单位，案涉抵押物亦非社会公益设施，原潜山县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以之设定抵押，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七条第（三）项的强制性规定。2009年，由于机构调整，原潜山县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的人员、市场资产及债权债务整体移交给潜山县商务局市场服务中心，因此，其对潜山县农行农贸分理处的300万元贷款的还款义务和抵押担保责任应一并由潜山县商务局市场服务中心承担。

第三篇：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闸北支行诉施某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闸北支行诉施某等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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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闸民二（商）初字第598号

民事判决书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闸北支行（原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闸北支行）。代表人戴某，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魏某，该支行员工。

委托代理人陈某，该支行员工。

被告施某。

被告曹某。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范瑶瑶，上海市白玉兰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谢志刚，上海市白玉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宝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闸北支行与被告施某、被告曹某、被告上海宝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宝吉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09年7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9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魏某、陈某,被告施某、被告曹某共同委托代理人谢志刚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宝吉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4年4月21日，“被告施某”向原告申请汽车消费贷款人民币264,000元，被告宝吉公司也表示已与被告施某达成购车初步意向。2004年4月22日，原告与“被告施某”、被告宝吉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726的《汽车抵押借款合同》

一份，该合同约定：“被告施某”向原告借款264,000元并以所购车辆提供抵押担保；借款期限自2004年4月22日起至2007年4月21日止；被告宝吉公司为该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内，如被告施某购买的车辆领取牌照且办妥抵押登记的，自原告收执他项权利证书之日起，保证责任终止。签约当日，原告将264,000元汇入“被告施某”出具的划款委托书所指定的被告宝吉公司帐户，但未办妥车辆抵押登记手续。2004年4月29日，“被告曹某”出具承诺共同偿还贷款本息至贷款结清止的共同还款承诺书。涉案贷款到期，原告未获足额还贷，遂在2007年6月以（2007）闸民二（商）初字第672号案向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起诉本案三被告，后原告撤诉。根据上案中的鉴定书，被告施某、被告曹某在涉案《汽车抵押借款合同》等材料上的签名均非其本人所签。据此，现原告起诉，请求判令：

1、确认2004年4月22日合同编号为***726的《汽车抵押借款合同》无效；

2、被告宝吉公司返还原告264,000元；

3、被告宝吉公司赔偿原告利息损失（以264,000元为基数，从2004年4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

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宝吉公司负担。庭审后，原告自认已获还款178,683.68元，并将上述第2、3项诉请相应减少为：

2、被告宝吉公司返还原告85,316.32元；

3、被告宝吉公司赔偿原告利息损失（以85,316.32元为基数，从2004年4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

原告提供以下证据材料：

1、企业名称变更预先核准通知书，旨在证明原告更名情况；

2、2004年4月22日合同编号为***726的《汽车抵押借款合同》，旨在证明该合同上被告施某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该合同无效；

3、2004年4月29日共同还款承诺书，旨在证明该承诺书上被告曹某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涉案合同无效；

4、2004年4月21日划款委托书，旨在证明该委托书上被告施某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涉案合同无效；

5、2004年4月22日借款凭证，旨在证明原告将264,000元汇入被告宝吉公司账户；

6、（2007）闸民二（商）初字第672号民事裁定书，旨在证明原告曾起诉，后又撤诉；

7、被告施某、被告曹某身份证复印件，旨在证明被告施某、被告曹某的身份情况。

本案审理中，本院为核实有关情况，调取了（2007）闸民二（商）初字第672号案中的民事起诉状、原告起诉时提供的材料、沪公刑技文鉴字（2007）第0534和第0589号鉴定书、民事撤诉申请书、民事裁定书以及法庭审理笔录。

被告施某、被告曹某共同辩称：第一，原告提供的所有证据材料上被告施某、被告曹某的签名均非本人所签，两人也未委托他人代签，且对此不予追认，现对本案原告诉讼请求不持异议；第二，被告施某、被告曹某从未向被告宝吉公司购车，且不知该公司如何获取两人的身份资料。

被告宝吉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和举证通知书以及开庭传票后未应诉。经审理查明，被告施某向原告申请汽车消费贷款264,000元的2004年4月21日汽车贷款申请表落款署名为被告施某，被告宝吉公司在此表中明确与被告施某达成购车初步意向并加盖公章。2004年4月21日向原告出具的委托将贷款264,000元划入被告宝吉公司帐户的划款委托书落款署名为被告施某，同日向原告出具的同意抵押证明落款署名为被告施某与被告曹某。2004年4月22日原告签订一份合同编号为***726的《汽车抵押借款合同》，该合同落款的借款人署名为被告施某，被告宝吉公司亦在该合同落款的保证人处盖章，该合同约定：被告施某向原告借款264,000元并以所购车辆提供抵押担保；借款期限自2004年4月22日起至2007年4月21日止；被告宝吉公司为该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合同约定的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保证期内，如车辆领取牌照且办妥抵押登记的，自原告收执他项权利证书之日起，保证终止。2004年4月22日，原告将264,000元汇入被告宝吉公司帐户，相应借款凭证落款的借款人署名为被告施某。2004年4月29日向原告出具的承诺共同偿还贷款本息至贷款结清止的共同还款承诺书落款署名

为被告曹某。

另查明，本案审理中，原告自认，涉案贷款系授权被告宝吉公司办理，且未办理车辆抵押登记手续，原告已获还款共计178,683.68元。

再查明，原告曾以（2007）闸民二（商）初字第672号案起诉本案三被告，后又撤诉。在该案审理中，本院委托上海市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对涉案《汽车抵押借款合同》等六份材料进行笔迹鉴定，鉴定结论为：①2004年4月22日《汽车抵押借款合同》第8页上书写的“施某”签名字迹、第9页上借款人落款中的“施某”签名字迹及其他书写字迹以及保证人落款中的书写字迹，2004年4月21日汽车消费贷款申请表上书写的字迹，2004年4月21日划款委托书、2004年4月22日借款凭证上书写的“施某”签名字迹、2004年4月21日同意抵押证明、2004年4月29日共同还款承诺书上除“曹某”签名字迹以外的其它书写字迹与提供比对的施某字迹样本不是同一人书写；②2004年4月21日同意抵押证明上书写的“曹某”签名字迹、2004年4月29日共同还款承诺书上除“曹某”签名字迹以外的其它书写字迹与提供比对的曹某字迹样本不是同一人书写；③2004年4月29日共同还款承诺书上承诺人签字、盖章处的“曹某”签名字迹与提供比对的曹某字迹样本不是同一人书写。

以上事实，有原告企业名称变更预先核准通知书、汽车消费贷款申请表、同意抵押证明、《汽车抵押借款合同》、共同还款承诺书、划款委托书、借款凭证、民事裁定书、鉴定书、谈话笔录以及庭审笔录等为证。

本院认为，根据鉴定结论，涉案汽车消费贷款申请表、《汽车抵押借款合同》、共同还款承诺书、同意抵押证明、划款委托书、借款凭证上被告施某、被告曹某的签名均非本人所签，两人也未委托他人代签，且对此不予追认，所以，涉案《汽车抵押借款合同》无效。鉴于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而本案原告系将264,000元汇入被

告宝吉公司帐户，故被告宝吉公司理应将此款返还原告。现原告未获足额还款，被告宝吉公司应返还原告余款85,316.32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2004年4月22日合同编号为***726的《汽车抵押借款合同》无效；

二、被告上海宝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闸北支行85,316.32元；

三、被告上海宝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闸北支行利息损失（以85,316.32元为基数，从2004年4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2,997.8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宝吉公司负担，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倪德生

审判员顾静

代理审判员李霞

书记员钱佳妹

第四篇：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诉陈碰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200903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诉陈碰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信托型资产证券化案件的司法审查标准

《判案研究》2009年03月13日

【简要提示】抵押贷款资产证券化是普通金融贷款活动的新型衍生产物，体现了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业务的交叉和合作，也是我国对资产证券化的最新探索和尝试。如何界定委托人、信托人和借款人之间的法律地位和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信托公司应如何行使信托资产中的抵押权、如何厘清信托资产中各方当事人的法律权利义务等，都是在学理研讨和司法实践中值得探讨的问题。

【主审法官】顾权【案例撰写人】顾权

一、基本案情

原告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陈碰兴

2007年5月23日，案外人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汽金融公司）与被告陈碰兴签订了合同编号为79467的《汽车贷款合同》与《汽车抵押合同》及其附件，约定被告陈碰兴为购买车辆而向上汽金融公司借款60,000元，借款期限为36个月，自2007年5月23日至2010年5月23日止，还款方式为等额还款，并就所购车辆办理了车辆抵押登记作为借款担保。合同签订后，上汽金融公司按约发放了贷款。上述合同贷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28.25%，合同签订时年利率为8.08%，如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发生变动，在变动生效之月后第二个月的第一个还款日起，贷款利率将相应发生变动。另，《汽车贷款合同》约定，被告未按时全额偿还应付的贷款本金、利息及应向上汽金融公司支付的其他款项，并且逾期30天以上，就构成合同所述之严重违约，上汽金融公司有权宣布贷款立即到期，并要求被告立即清偿合同项下的所有未付款项。

2007年12月27日，上汽金融公司和原告签署了《通元2008年第一期个人汽车抵押贷款证券化信托合同》，约定将上述合同编号为79467的《汽车贷款合同》所涉及的包括：（1）（现有的和将来的、实际的和或有的）全部所有权和相关权益；（2）到期或者将到期的全部还款；（3）被清收、被出售、或者被以其他方式处置所产生的回收款；（4）请求、起诉、收回、接受与以下财产相关的全部应偿付款项；（5）相关承诺的利益以及强制执行财产的全部权力和法律救济，均信托予原告。2007年12月29日，上汽金融公司与原告在中国债券信息网、中国货币网刊登了《通元2008年第一期个人汽车抵押贷款证券化信托公告》。2008年1月18日，上汽金融公司与原告又在中国债券信息网、中国货币网刊登了《通元2008年第一期个人汽车抵押贷款证券化信托成立公告》。因自2007年11月起被告未能按期还款，至起诉时，被告逾期还款情况严重，并经多次催收无果，故原告诉诸法院，要求判令被告支付贷款剩余本金52,626.68元、计算到2008年4月2日的贷款利息2,216.32元、计算到2008年4月2日的逾期利息288.13元及自2008年4月3日起到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和逾期利息，并判令原告有权行使车辆（车牌号为“闽DU0225”、车架号为“LSGTC52MX7Y045464”）的抵押权，所得价款优先用于清偿上述债务。

被告未应诉答辩。

二、法院的认定与判决

法院依法缺席审理后认为，本案系因上汽金融公司将其对被告享有的个人汽车抵押贷款债权信托于原告并予以证券化后，被告不能按约还款而引发的纠纷。原告作为受托人是否有权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被告主张本案中系争贷款债权，及是否可以同时主张系争车辆抵押权是本案的主要焦点。

对于原告是否有权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被告主张本案中系争的贷款债权，法院认为，本案原告系基于与案外人上汽金融公司的信托合同主张系争贷款债权，所谓信托法律关系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和处分过程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信托关系成立后，受托人依法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债务人主张债权。本案中，上汽金融公司与被告签订的《汽车贷款合同》以及《汽车抵押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

上汽金融公司和原告签订的《通元2008年第一期个人汽车抵押贷款证券化信托合同》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获得了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的批准，合法有效；同时，上汽金融公司和原告之间的《通元2008年第一期个人汽车抵押贷款证券化信托公告》以及《通元2008年第一期个人汽车抵押贷款证券化信托成立公告》依法在中国债券信息网、中国货币网的全国性媒体进行了刊登，符合信托法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对于通过设立特定目的信托转让相关资产应依法进行公告的有关规定，故本案原告与上汽金融公司就本案贷款债权构成信托法律关系，受托人原告基于信托合同，可以自己的名义为上汽金融公司的利益，对该贷款债权进行管理或者处分。因此，原告以自己的名义向被告主张上汽金融公司的贷款债权，且亦不损害作为债务人被告的合法权益，于法不悖，应予准许。现上汽金融公司已经依约履行了放贷义务，对被告享有贷款债权，被告亦应按约履行偿还贷款本息义务。因被告未按《汽车贷款合同》履行还款义务，根据《汽车贷款合同》和《汽车抵押合同》的约定已经构成严重违约，故原告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宣布被告贷款立即到期，并要求被告立即清偿贷款合同项下的所有未付款项。

对于原告是否可以同时主张系争车辆的抵押权的问题，法院认为，1、原告根据与上汽金融公司的信托法律关系，依法以自己的名义向被告主张贷款主债权，而抵押权作为贷款主债权的从权利，根据主、从债权关系的基本理论，原告亦可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抵押权；

2、从我国现行物权法规定来看，汽车作为特殊动产，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动产抵押登记的效能是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而并未强制规定抵押权人变更后必须重新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或变更登记手续，故由拥有系争贷款主债权的原告主张主债权的从权利（抵押权）于法无悖，并且亦不损害被告作为债务人的合法权益；

3、本案中被告逾期欠款情况只是大批量汽车抵押贷款合同中的少数个例，若要求每个抵押贷款合同转让抵押权必须重新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或抵押权人变更手续，在实际操作中经济成本较高并可能因抵押人拒绝合作或者怠于协助而使抵押登记的变更手续难以顺利完成，从而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原告作为信托关系的受托人在主张贷款主债权的同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债务人主张抵押权。综上所述，原告之诉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均未提起上诉。本案现已生效。

三、对本案的研究与解析

（一）资产证券化的通常范畴之引入

自1977年美国投资银行家莱维斯瑞尼尔（Lewis Ranier）首次使用资产证券化这一术语，[1]资产证券化之表述虽在金融界被广泛使用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但至今尚无统一的定义来界定何谓资产证券化。其主要原因在于资产证券化是高度金融衍生技术的产物，是涉及法学、金融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共建的制度，所以需要从多种学科中厘清其基本模式。通常认为，资产证券化是指：发起人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在未来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或资产集合（在法学本质上是债权）出售给特殊目的机构（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由其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分离和重组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并增强资产的信用，转化成由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担保的可自由流通的证券，销售给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的融资制度。[2]在一个典型的资产证券化交易中，发起人将能产生收益的资产权益卖给特殊目的机构，特殊目的机构面向市场的投资者发行证券，并将该收益支付给发起人，投资者从资产群中获得偿还。[3]我国台湾学者认为，资产证券化是指企业单位或金融机构将其能产生现金收入的资产加以重组，然后发行证券，出售给有兴趣的投资人，借此过程，企业单位或金融机构能向投资人筹措资金。[4]

在我国，综观现行的《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信托法》等与资产证券化相关的主要法律，均没有关于资产证券化的明确定义，这充分体现了现行金融法律体系对资产证券化这种金融创新活动的缄默态度。只是在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制定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第二条中规定，资产证券化是指在中国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发起人，将信贷资产信托给受托机构，由受托机构以资产支持证券的形式向投资机构发行受益证券，以该财产所产生的现金支付资产支持证券收益的结构性融资

活动。虽然该规定只是将资产证券化拘囿于较小的种类和范围，但是却明显反映我国对资产证券化所认可的主要结构模式。因此，我国现行主要的资产证券化活动基本上也是在此规定的基础上展开的。

（二）资产证券化中各主体

在通常的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主要存在发起人（原始债权人）、原始债务人、特殊目的机构、投资人等相关参与主体，而其中特殊目的机构则是处于核心地位的参与者。

发起人是资产证券化的原始权益人，在交易中又称为资产的卖方或者转让方，它是资金的需求者，与原始债务人之间存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例如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贷款人、个人汽车抵押贷款的借款人、应收账款的债权人、租赁设备的出租人。为实现资产证券化，发起人需要以“真实出售”（True Sale）的方式将资产从其资产负债表中移出，以达到表外资产证券化。特定目的机构，是指专门为资产证券化而成立的法律主体，同时又担当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人，其一般是破产隔离和免税实体，可以采取公司、信托、有限合伙等组织形式。投资人，即资产支持证券的购买人，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者通常为大型机构投资者和职业投资者，因为资产证券化的复杂结构和巨大的发行量不太适合零星的投资者。原始债务人，即证券化资产的债务人，如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借款人、应收账款的债务人、租赁设备的承租人等。债务人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其对债权人的支付形成资产的现金流，用于偿付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此外还有其他辅助参与人，如信用增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资产服务机构等。

（三）信托型（SPT）资产证券化的基本法律架构

因为资产证券化的特殊要求和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限制，特定目的机构难以采取公司、有限合伙的组织形式，而只能借宿于信托这种特殊法律形式之下，使得特定目的信托（SPT, Special Purpose Trust）成为我国目前进行资产证券化的最主要的SPV模式。特定目的信托之资产证券化“导管体”的功能，主要通过特定目的信托设立和信托受益权转让等环节来实现。[5]

我国信托型资产证券化基本构架流程如下：首先，选定证券化资产范围。发起人将需要证券化的资产按照一定的期限、利率等标准进行分类、组合，形成一个资产池（asset pool），从而移转给特定目的机构。一般来讲，为了赢得更多的投资者，应选择现金流量稳定、可靠、风险较小的资产作为证券化资产。目前国际上通常进行证券化的资产包括各类银行贷款、企业应收款、不动产收益等，而在我国主要是指金融资产。其次，设立特定目的信托机构（SPT）。证券化资产从原始权益人（发起人）处分离出来，通过“真实出售”移转资产给破产风险隔离实体——特定目的信托机构，然后以此资产为基础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出售给投资者。再次，信用增强和信用评级。信用评估机构对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评级反映了该证券的风险和收益等信息，这为投资者提供了投资决策依据。在资产证券化交易中，发起人都应担保投资人免受某些基本的风险，如保证对资产的陈述真实、准确、完整，保证资产合法、有效，保证债务人受相关合同条款的约束并不存在抗辩情形等等。为了使资产支持证券获得一个较高的信用评级，需要采取一些信用增强措施，信用增强的结果使得特定目的信托机构发行的证券比发起人直接发行的证券更有信用，从而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筹集资金。第四，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和普通证券的发行没有太大区别，可以通过公开发售的方式进行，也可以通过私募的方式进行，为了控制相关风险我国采用的公开发售方式。最后，偿付证券本金和收益，证券化资产转让给特定目的信托机构后，由于特定目的信托机构只是一个导体和工具，一般没有能力管理、运用和处分证券化资产，需要委托给专业服务机构。专业服务机构归集资产现金流后，按照资产证券化计划分配给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偿付完全部证券、处理完剩余资产后，整个资产证券化活动即告结束。

（四）信托型资产证券化的司法审查具体标准之抉择

虽然信托资产证券化属于金融创新的范畴，但是作为司法机关面对这种金融创新活动，不可简单地予以回避或者否定，笔者认为只要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的金融政策，金融司法应当充分尊重金融市场主体的创造力和智慧，并且应从法理的层面作出分析诠释，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司法审查对金融创新的规则指导作用，从而主动性地应对可能产生的相关纠纷。

信托型资产证券化中发起人（委托人）将自己的金融债权“真实出售”给了信托公司，使得这种信托关系的基础因发起人（委托人）移转金融资产获得了转让收益而被解构，并且对此种关系是否还属于信托关系存

有较多疑惑。因此要理顺信托型资产证券化交易的法律结构，首先需对该种法律关系的性质进行甄别，从而才能结合其他贷款、担保或者投资合同关系来完整理解特殊目的信托的法律构架。

我们首先假设，发起人（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存在信托法律关系。如果从融资人角度的思路出发，发起人（委托人）就是事实上的融资人，假设发起人（委托人）与信托公司之间存在信托关系，则信托公司接受信托而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的性质就难以解释。但是，若从实质上来分析支持信托公司发行证券的资产基础，就不难发现该资产基础实际就是由发起人（委托人）信托给信托公司的金融债权的信托收益。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发起人（委托人）“真实出售”金融资产所获得的“公允对价”实际上就是发起人（委托人）自己的信托收益，只不过在形式上该“公允对价”是直接就以信托公司支付现金对价方式来体现。但是，若上述前提成立，则又引发进一步争议：该信托收益表面上是由信托公司通过证券化的形式出售给投资人，这是否就意味着与先前所认为的发起人（委托人）获得了信托收益存在矛盾？对此，笔者认为并不发生矛盾，这实际上是发起人（委托人）通过信托公司来出售自己的信托收益，从而达到了融资的真正目的。因为根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的规定，为了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发起人（委托人，例如银行等金融机构）是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发行资产支持的证券，所以在实际交易过程中就形成了发起人（委托人）通过设立特殊目的信托，即将相关资产信托给受托机构信托公司，再由信托公司以资产支持证券的形式向投资机构发行受益证券来收回信托收益，因此发起人（委托人）获得的融资款实际上就是发起人（委托人）从信托公司获得的信托收益。由此可见，通过资产证券化信托合同的约定，发起人（委托人）和信托公司基于该信托合同关系构成内部和外部两种法律关系，从外部关系来看，发起人（委托人）将对债务人的个人抵押贷款债权转移给信托公司，并对该债权转移的事实进行了信托登记，故信托公司可以根据信托关系的本旨和目的以自己的名义对该项贷款债权进行管理或者处分；从内部关系来看，发起人（委托人）基于对信托公司的信任，对信托受益权、债权资产的赎回、清仓回购、信托期限、追索权等内部具体事项约定了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虽然信托型资产证券化中发起人（委托人）将自己的金融债权“真实出售”给了信托公司，但是这却不是金融债权转让关系，而是发起人（委托人）与受托人信托公司之间构成了信托法律关系。

从对上述信托型资产证券化法律性质的甄析，不难发现这种实质上融资人（发起人或委托人）转让受益凭证的模式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使得发起人获得了资金，实现了资产证券化的融资目的；其次使得信托收益权凭证的投资人获得了受益人的身份，从而享有信托资产的收益；最后，实现了“信托易主”，特殊目的信托公司此后从形式上将为投资人服务，同时“真实出售”到信托公司的资产也实现了“破产隔离”，保证了投资人能够获得安全的、稳定的证券收益。这种精巧性的制度设计显示了信托这种“脱法”制度设计挑战既存规范的历史传统，以及金融创新在规避法律和追求利益最大化过程中的强大生命力，因此我们司法审查也应穿透表面形式从实质关系中加以甄别和规制相关金融主体的法律关系。

（五）金融债权移转效力的司法审查标准

虽然信托型资产证券化描述的是从发起人（委托人）移转给受托人（信托公司）的“金融资产”，但是在我国目前实践中，该“金融资产”的主要内容就是发起人（委托人）作为原始债权人享有的金融债权。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该种金融债权的移转应当遵循怎样的司法审查标准，是信托型资产证券化司法审查标准中的又一重要问题。

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债权转让采通知主义，即债权人转让债权应当通知债务人。但是由于资产证券化的特殊性，即其债务人通常是不特定的多数，且分布广泛、流动频繁，若机械要求每一笔债权转让都通知债务人，资产证券化的成本将大为增加，明显不利于资产证券化的进一步发展，所以资产证券化发达的国家对此都有自己的应对规则。例如《美国统一商法典》扩大了登记的范围,将登记不仅适用于账债和动产契据的买卖,也适用于“无形资产的支付”和“本票”的买卖。美国修正后的登记制度几乎适用于所有的合同债权和证券债权。[6]日本新出台的《债权让渡特别法》采取债权让与登记制度，明定应以磁盘制作债权让与登记档案，载明法定应记载事项，由让与人及受让人向法务省提出债权让与登记的申请，始能以其债权让与对抗第三人，其中除必须载明债权总额外，尚应记载债务人或其他为特定债权的必要事项。可见登记制的公示方式具有使交易者及第三人认识债权状态的作用，起到防止风险、排除争议和降低成本的效果，因而

更有利于债权特别是大宗债权的转让，加速了债权的资本化。[7]由于我国资产证券化采用的是信托关系的法律构架，所以根据我国信托法有关规定，信托关系成立并依法登记后，受托人信托公司可以自己的名义为发起人（委托人）的利益对该贷款债权进行管理或者处分。因此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法院应当审查“金融债权”在整体信托转让时是否已经在全国性公开媒体进行过公告，只有符合了信托公告的相关规定，该金融债权移转才能对原始债务人产生法律效力。

对于“金融债权”的从权利（例如抵押权）的转让是否必须重新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或抵押权人变更手续？对此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抵押物一般为不动产，而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公示方式，这也是各国的立法通例。抵押权作为一种担保物权，也应当遵循物权公示原则，否则抵押权的转让无效。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抵押权转让的前提是抵押物已经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是为了保障主债权能顺利实现所形成的抵押权，若主债权转让，作为其从权利的抵押权也随之转移，针对主债权而设立的抵押权应当继续存在，无需重新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或抵押权人变更登记手续。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首先，从我国物权法规定来看，并没有要求主债权转让后抵押权必须重新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或者办理抵押权人变更登记手续的强制性规定。抵押权作为金融债权的从权利，当金融债权移转时，抵押权也随之移转，同时这是在抵押权已经有效成立的前提下发生的转移，并非重新设立新的抵押权。其次，从相关司法解释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也明确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有抵押担保的债权后，可以依法取得对债权的抵押权，原抵押权登记继续有效。”该规定为金融资产的从权利转让提供了司法审查的参考依据依据，虽然资产证券化法律构架中，发起人（委托人）只是将金融债权信托给受托人信托公司，并不是该条规定所指的金融债权的完全出售，但是从该条规定的立法意图和立法精神也可以看出，在抵押权随主债权转移后，受让人即可依法取得主债权的抵押权，原抵押登记应当继续有效，无需重新办理抵押登记。最后，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若要求转让抵押权必须重新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或办理抵押权人变更手续，则实际操作中往往会因抵押人不肯再次合作（怠于协助行为）而使抵押登记的变更手续很难顺利完成，这样抵押权便难以有效转让，抵押权转让的规定便会形同虚设，没有实际意义。因此，受托人（信托公司）受让金融债权和相关从权利（抵押权）后，可以自己的名义向原始债务人主张债权。

第五篇：中国银行哈尔滨动力支行诉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公司、中国冶金进出口哈尔滨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中国银行哈尔滨动力支行诉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公司、中国冶金进出口哈尔滨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源：（2000）经终字第1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钢铁工 点击数：22 更新时间：2006-9-22 16:38:00-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0）经终字第1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长安街乙17号。

法定代表人翁宇庆，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宋学成，北京市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冶金进出口哈尔滨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文瑞街4号。

法定代表人杨学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栾红，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惠铁男，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公司法规处处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银行哈尔滨动力支行。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动力区民生路196号。

负责人刘滨，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郭庆涛，该行职员。

委托代理人李会武，黑龙江省仁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公司、中国冶金进出口哈尔滨公司为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哈尔滨动力支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黑经初字第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宋晓明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周帆、于松波组成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夏东霞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查明：1995年10月11日至1996年3月26日。中国冶金进出口哈尔滨公司（以下简称冶金公司）向中国银行哈尔滨动力支行（以下简称动力中行）先后提出了五份《出口信用证项下打包放款申请书》，动力中行据此先后为冶金公司办理了五笔出口信用证项下打包放款，总计金额172万美元。具体情况是：1995年10月11日第一次放款48万美元，月利率7‰，还款期限1995年11月2 日；1995年11月8日第二次放款36万美元，月利率7‰，还款期限1995年11月20日；1996年3月12日第三次放款12万美元，月利率7‰，还款期限1996年4月5日；1996年3月20日第四次放款6万美元，月利率7‰，还款期限1996年5月25日；1996年3月26日第五次放款70 万美元，月利率7‰，还款期限1996年4月26日。动力中行向冶金公司放款时，均按当日汇率将美元分别折为人民币3981984元、2986776元、996756元、498780元、5820430元后，分五次划至冶金公司在该行开立的人民币帐户内。

1997年4月8日，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钢集团公司）向动力中行出具一份《信用保证书》，承诺：中钢集团公司为冶金公司在该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保证有效期一年，即从1997年4月8日至1998年4月8日；最高保证限额（包括外币贷款折人民币）为2300万元，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和有关费用。同日，中钢集团公司、冶金公司又共同向动力中行出具一份确认书，确认截止1996年12月31日，冶金公司在动力中行共融资2524万元，中钢集团公司为其中2300万元提供担保。

1998年4月6日，中钢集团公司、冶金公司又共同向动力中行出具一份确认书，确认截止1997年12月31日，冶金公司在动力中行融资外汇190.4万美元，利息32万美元。中钢集团公司保证承担连带责任。

1998年10月12日，动力中行与冶金公司签订了两份《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共计631万元人民币，第一份合同借款300万元人民币，月利率6.023‰，还款期限1998年11月12曰；第二份合同借款331万元人民币，月利率6.023％口，还款期限1998年11月12日。

上述贷款相继到期后，冶金公司仅偿还部分美元本息。动力中行向冶金公司催收，并要求该公司对尚欠的美元及人民币提供还款担保。1999年3月8日，冶金公司和中钢集团公司又共同向动力中行出具了美元及人民币欠款《确认书》各一份，内容为，至1999年3月8目，冶金公司尚欠动力中行美元贷款本金136.5万美元、人民币711万元。中钢集团公司并表示为冶金公司尚欠的美元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和尚欠的人民币借款中631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继续承担连带责任。至1999年9月20日，冶金公司除已陆续偿还的本息，共欠动力中行美元借款本金1365523美元，利

息625731.8美元，尚欠人民币贷款本金 631万元，利息1879599.5元。1999年9月9日，动力中行为此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冶金公司偿付借款本息，中钢集团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动力中行与冶金公司因打包放款及贷款人民币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清楚，冶金公司对此也未提出异议，故该公司应承担偿还所欠美元及人民币本息的责任。中钢集团公司在冶金公司与动力中行债权债务关系已经形成，冶金公司不能按期偿还债务的情况下出具的连带责任保证，其保证合法有效，中钢集团公司对冶金公司的债务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打包放款是出口贸易融资的一种方式，其与外汇贷款是金融机构两种不同的业务，因此，对打包放款不应适用外汇贷款的法律规定。动力中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将外汇按当日汇率折合成人民币给付冶金公司应属合同有效，中钢集团公司提出动力中行上述行为违反国家外汇贷款管理中“借外汇、用外汇、还外汇”的规定应属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中钢集团公司出具的《信用保证书》明确承诺，对最高保证限额（包括外汇贷款折人民币）2300万元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保证的意思表示清楚，故中钢集团公司提出动力中行贷美元给付人民币，事先不知道，违背了其意思表示的理由亦不能成立。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

一、中国冶金进出口哈尔滨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中国银行哈尔动力支行美元借款本金1365523美元，利息625731.8美元；偿还人民币借款本金 631万元，利息1879599.5元（计算至1999年9月20日，至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的利息分别按外汇及人民币逾期借款利率计算）。

二、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公司对中国冶金进出口哈尔滨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128870元，财产保全费40500元。由中国冶金进出口哈尔滨公司负担。

中钢集团公司、冶金公司均不服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中钢集团公司上诉称，原判认定动力中行与冶金公司发生五笔打包放贷业务，证据不足，缺乏事实依据。中钢集团公司只对“押汇美元”提供担保，而原审法院却判决中钢集团公司对“打包放款”的人民币贷款承担保证责任，超出了中钢集团公司担保责任范围。动力中行向申请人提供的既不是凭证押汇，也不是外汇贷款，而是人民币贷款，加大了贷款的使用风险，也加大了担保人的风险。请求依法予以改判。

冶金公司上诉称，冶金公司与动力中行不存在五个信用证打包贷款的合同关系，也没有借贷过外汇，只存在人民币借贷关系，原审判决认定为外汇借贷，属认定事实错误。

动力中行答辩称，动力中行与冶金公司因打包放款及贷款人民币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清楚。打包放款是出口贸易融资的一种方式，即申请人将出口信用证交付银行抵押，由银行先支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因其不同于外汇贷款，应按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进行结汇，交付给申请人的应是人民币。因此，中钢集团公司提出贷美元给人民币违反有关规定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中钢集团公司为冶金公司担保实际上是一种债务担保，即冶金公司与动力中行债务已形成，冶金公司不能按约偿还债务的情况下出具的担保，而且多次承诺，对冶金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中钢集团公司应承担民事责任。

本院认为，动力中行依据冶金公司的出口信用证项下打包放款申请，为冶金公司办理了打包放款，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将外汇按当日汇率折合成人民币给付了冶金公司，双方因此而形成了打包放款的民事法律关系。该民事法律关系并未违反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金融管理法规，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冶金公司应依照合同约定，偿付动力中行尚欠款项及利息。中钢集团公司为冶金公司向动力中行的外汇及人民币借款出具担保，并一再予以确认，承诺对冶金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担保也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中钢集团公司对冶金公司的债务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打包放款是冶金公司利用信用证正本作为还款凭据向动力中行申请的一种出口贸易融资，不同于一般的外汇借款关系，打包放款不应适用国家有关外汇贷款的法律规定，因此，中钢集团公司、冶金公司有关动力中行未向冶金公司发放外汇贷款以及本案借款违反国家外汇贷款管理中以“借外汇、用外汇、还外汇”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的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亦无不当，应予维持。

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28870元，由中钢集团、冶金公司各承担6443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宋晓明

审 判 员 周 帆

审 判 员 于松波

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夏东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