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坛市供电因停电引发赔偿纠纷获胜诉五篇范文

第一篇：金坛市供电因停电引发赔偿纠纷获胜诉

金坛市供电因停电引发赔偿纠纷获胜诉本网讯 通讯员 程洁 袁静报道 10月24日，笔者江苏省金坛市供电公司获悉，该公司与江苏常州益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常州维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一起历时两年多、因停电引发的损害赔偿纠纷，终于尘埃落定。2008年4月8日，常州维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房屋建造过程中搭建的防护架，被风吹倒在10千伏架空电力线路上，导致供电突然中断。接在该线路上的常州益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保安电源安装结束但未经供电公司验收合格的情况下，盲目组织生产，主供线路停电后保安电源不能启动，引起了该公司生产设备和原料的损失。随后，益鑫公司将金坛市供电公司诉上法庭，索赔金额高达390余万元。一审法院在错误认定停电原因的情况下，判决供电公司因违反供用电合同约定造成了益鑫公司停电损失，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该案件引起了江苏省电力公司的高度重视，如果这一判决结果不能在二审中被逆转，那么无疑将对省公司系统类似纠纷的处理形成非常不利的判例。在江苏省电力公司经法部的指导帮助下，金坛市供电公司依法提出上诉，案件具体承办人员尽心尽力，组织收集证据材料近百页，撰写证据说明、案情分析材料一万五千多字，并积极主动与法院沟通公司诉讼观点和主张。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益鑫公司断电的原因是维信公司的防护架吹倒在高压线上导致，依据《电力法》第60条规定，因用户或第三人的过错给电力企业或其他用户造成损害的，该用户或第三人应当依法赔偿责任，因此维信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益鑫公司与供电公司签订了供用电合同，并交纳了保安电源的相关费用。但实现二路供电要有申请、提交受电装置、验收受电装置、交费、装表接电等程序。根据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供电营业规则等规定，供电公司在整个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无过错。断电事故发生后，供电公司积极履行抢修义务，于当天恢复了供电，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益鑫公司明知自身用电性质，但在保安电源未实际供电的情况下盲目组织大规模生产，自身存在过错，应对损失承担相应责任。综观本案，益鑫公司损失系由维信公司的侵权行为和益鑫公司自身的过失混合过错造成。

据此，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后下达了终审判决，撤消一审法院的判决，维信公司对益鑫公司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益鑫公司对损失承担30%的责任，驳回益鑫公司对供电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二篇：土地承包人因政府征地引发的赔偿纠纷应如何处理

土地承包人因政府征地引发的赔偿纠纷应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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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滚屏[左键停止] 作者:韩玫（女，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高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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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承包人因政府征地引发的赔偿纠纷应如何处理

内容提要：土地承包人在政府征收土地后，未能就其承包土地上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获得补偿，由此引起的纠纷应当属于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赔偿义务主体是谁，土地承包人的请求在何种情况下能够得到支持是本文集中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土地承包征地赔偿义务主体

【问题的提出】

2003年，某村民委员会将其所有的土地发包给一外地客商种植仙人掌。期间，当地中学向政府申请征收土地。政府批准将该村民委员会所有的土地征收后划拨给中学使用。该中学向原发包人村民委员会支付了用地补偿款并取得了包括该客商承包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后，要求客商移植仙人掌。客商提出了赔偿要求，各方协议未果。中学将仙人掌全部砍除后开始建房。该客商遂以中学和村民委员会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赔偿。村民委员会提出，原村民委员会所属的土地系政府征收，其执行政府命令向中学交付土地并无过错，导致土地承包合同不能履行的责任不在村民委员会，仙人掌又不是村民委员会砍除，故不应由其承担赔偿责任。中学则认为，其土地使用权从政府处取得，与该客商无涉。在取得土地使用权之后，有权清除客商的仙人掌，不应为此承担民事责任。

【主要观点及理由】

该案审理过程中存在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客商无权向村民委员会和中学请求民事赔偿，而只能向政府要求征地补偿。

第二种观点认为，客商在与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后，在所承包的土地上种植作物的权利属于行使“地上权”的行为，不仅政府在征收土地时应当向地上权人支付补偿，后一权利人中学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后，也应尊重客商的权利。其清除仙人掌的行为已经构成对客商权利的侵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村民委员会来说，与客商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原因是政府的征地行为，村民委员会不存在过错，故不应承担合同继续履行不能的责任。实施砍除仙人掌行为的是中学，故村民委员会亦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第三种观点认为，该客商可以在政府征收土地时要求补偿。如果政府或者中学向原拥有土地的村民委员会支付的补偿款中，包括了青苗款性质的补偿，则村民委员会应当将该部分款项返还给客商。如果补偿款中未包括这一部分，中学在未与客商就仙人掌移植问题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擅自砍伐作物的行为就构成侵权，应当对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客商在知晓其承包的土地被政府征收的情况后，仍不主动采取措施移植作物，属于放任损失扩大，亦应自行承担一部分责任。如其自行移植作物，既可以避免损失的扩大，又可以就其因此而支出的费用，请求相关责任人赔偿。在政府征收土地时，如果村民委员会未将该地块种有作物的情况告知政府或者中学，则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作者观点及理由】

作者认为，本案中应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客商提出的赔偿请求的对象应当是谁？客商的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处理这一纠纷，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一、人民法院处理征地补偿纠纷的主要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目前，人民法院处理征地补偿纠纷的主要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土管法实施条例》）。《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土管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征收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

根据上述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国家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时，依法应当对原土地所有权人给予补偿。本案中作为承包人的客商，虽然不是对被征收土地享有所有权人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但由于其通过与土地所有权人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而取得了承包权，因此，在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后，承包方有权要求获得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

关于客商以地上权被侵害为由提起民事诉讼能否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问题，作者认为：从民法理论上说，地上权是指在他人土地上修建建筑物或者其他工作物，或以种植竹木为目的而使用他人土地的权利。地上权是用益物权的一种，登记是其生效或者可以处分的前提条件。当事人以地上权被侵害为由提起民事诉讼是应当被人民法院受理的。如果经审查被告的行为构成侵权并给原告造成了财产损失，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但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公布物权法，在现有的法律、法规中还找不到直接保护地上权的依据，相应地也没有地上权登记机构。且我国《土地管理法》和《土管法实施条例》中又对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国家征收时，承包人应当获得的补偿作了具体规定，因此，当事人以地上权被侵害为由而提起民事诉讼，无论是在地上权的认定上还是在适用法律上，均存在一定障碍。人民法院在现阶段处理此类纠纷时，也不宜舍弃现有法律的直接规定，而选择依据民法理论对案件进行处理。

二、当事人诉讼请求的性质决定赔偿义务的指向

关于客商向中学和村民委员会请求赔偿时所持的理由，我们不妨设想可能存在的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客商因为土地被征收，所种仙人掌被清除，以不能继续履行土地承包合同为由诉村民委员会，请求赔偿损失。这样的请求是以土地承包合同为基础的，造成损失的原因是土地承包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因此，赔偿义务只能指向合同的相对人村民委员会。

第二种情况，如果客商请求赔偿的理由是因仙人掌被清除所蒙受的损失，是中学的侵权行为造成的，就只能以中学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因为仙人掌与其他一年生或一年两季生或者三季生的农作物有着明显的区别，麦苗或者稻秧是难以移植他处的，但仙人掌从植物属性上具备移植条件。如果种植面积不大，客商又有其他地方可供移植，是可以考虑采取移植的办法减少损失的。在这种情况下，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中学即使已经支付了青苗补助费，也应当与作为青苗所有者的客商就仙人掌的移植时间等问题进行协商，以减少土地承包人的损失。因此，客商在仙人掌遭到砍伐的情况下，以中学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的诉权是应当得到支持的。

第三种情况，客商认为因政府征收土地后，其所种仙人掌被清除没有得到补偿，则请求的应当是补偿而不是赔偿。义务指向问题则需要具体分析。如果政府在征收该地块时，根本没有考虑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给予补偿，则征地程序明显违反《土地管理法》第47条和《土管法实施条例》第26条之规定，客商作为土地承包人，有权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政府给予补偿。

第四种情况，中学已经按照政府的要求将土地补偿款（包括青苗和地上物补助费）支付给原土地使用权人，但村民委员会擅自扣留了补偿款，在这种情况下，客商可以以村民委员会的行为构成侵权为由，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赔偿。

当事人诉讼请求的性质，决定着赔偿义务的指向和诉权是否成立。正确选择被告不仅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起诉是否能够为人民法院受理，而且关系到其实体权利是否能够得到司法保护。

三、当事人实体权利获得保护的条件

关于当事人实体权利受保护的条件，作者认为，在政府征收土地时，客商作为土地承包人有权获得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如果政府在征地过程中根本没有考虑给予这一部分补偿，客商是有权利单独提起行政诉讼，获得补偿的。人民法院对客商的请求，应当给予支持。

如果中学按照政府的要求，已经向原土地所有人――村民委员会支付了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款，而村民委员会没有将补偿款支付给客商，则在客商以村民委员会为被告提起的侵权损害赔偿诉讼中，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客商的诉讼请求。

如果在征地过程中，政府于确定青苗补偿款的数额时已经考虑到仙人掌是可移植作物的实际情况，即对承包人青苗的实际损失是在考虑了仙人掌的移植情况后认定的，则中学就有义务在实际利用划拨土地前，与客商就仙人掌移植的时间等问题进行协商。未经协商一致，擅自采取措施砍伐仙人掌的行为构成对客商合法民事权益的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至于村民委员会在政府征地过程中，未将被征收土地上存在青苗的情况告知政府和中学的情况在实践中发生的可能性甚微。一是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征收农地是有严格的审批程序的，征地事项依照法定程序获得批准后，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征地补偿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也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政府有关部门在整个征地过程中，对于被征收的农地上存有青苗的情形一无所知的可能是很小的。二是村民委员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多报青苗亩数、收到青苗补助费少给甚至不给非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人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向政府瞒报实际存在的青苗，放弃青苗补助费的可能性则很小。因此，以村民委员会未将青苗情况告知政府为由，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

另外，以土地承包合同不能继续履行为由，请求村民委员会给予民事赔偿的请求，人民法院不能予以支持。因为，征收土地是依据法律作出的政府行为，村民委员会作为被征收土地的原所有权人只能服从。由于没有违约行为作为基础，故请求村民委员会对土地承包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给客商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的请求，是无法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的。

审判实践中，对于土地承包者，无论其是否为被征收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只要承包的土地上有其合法建设的地上附着物或者青苗，在该地块被征收时，都应当获得补助费这一观点，在民事审判人员中已经获得了高度认同。请求补助费的对象究竟是谁，则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原则上是：政府没有考虑补偿问题或者没有确定补偿标准的，应当通过行政诉讼，追究政府的责任；政府已经确定了补助标准和具体补助办法，征地后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单位或者个人已经与被征地单位签订合同确定补助费支付情况，却没有按照政府要求支付补助费的，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或者承包人均有权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其支付；被征收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已经领取了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助费而不向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所有权人支付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所有权人有权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其返还补助费。

这类案件在审判实践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的问题是:除了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助费外，作为非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承包人，是否有权获得我国《土地管理法》中规定的安置补助费。由于目前我国现有法律和行政法规对此尚无明确、具体的规定，理论上也存在争议，因此，各地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存在不同的做法。对于这一问题，确有必要从理论上、立法上加以探讨、解决。由于本案中的土地承包人为“客商”，不属于农业人口，故对这一问题可以暂不涉及。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认为：非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人在国家征收土地后，有权就其承包土地上的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获得补偿。如果承包人未能获得上述补偿，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司法救济。其请求权指向的对象根据具体情况有所不同：如果相关行政机关在征地过程中，没有给予补偿，可以向有权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有权以相关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如果相关行政机关已经确定了补偿标准和具体补偿办法，土地使用权人已经与被征收土地的原土地使用权人签订合同确定了补偿的具体办法，但却拖欠补偿费的，承包人可以土地使用权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如果土地使用权人已经按照合同支付了青苗和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款，而该款项被集体经济组织扣留的，则该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作为民事诉讼的被告。

第三篇：如何降低供电企业因故障停电引发的法律风险[模版]

【关键词】供电企业 停电 法律 风险

供电企业的法律身份比较模糊。作为一个国家公共事业的企业，法律定位为企业，但其工作范围和行为模式却不局限于企业身份，很多都体现着政府的公益性。而公司行为的企业性与公益性的竞合，却与司法实践相脱离，在国内的司法大环境中，公司往往被单纯的看待为企业性质，给公司的诉讼带来不利后果。

供电企业提供电力供应服务，从本质上来讲应定性为服务，而非产品。服务和产品的区别在于适用的过错原则不同，服务适用一般过错责任原则，产品责任则为无过错原则。就目前全世界范围内，供电企业提供的电力供应服务无法做到全年365天24小时持续不间断供电，其无法排除因外力破坏、不可抗力、设备自身故障等原因造成的断电。就现阶段而言，供电企业只能根据用户在申请用电时，对需要特殊用电要求的，供电企业将根据其要求做好特殊的供电方案，以最大程度的提高供电可靠性。

供电企业与用户的法律关系为正式合同关系和事实供用电关系。具体来讲，前者是用户与供电企业正式签订合同的合同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以书面的供用电合同加以确定明确。另一种是事实供用电关系，即没有签订正式合同的供用电双方的法律关系。举例，与供电公司存在正式合同关系的用户以转租的形式将场地、设备租给其他用户，且出租户没有按照供用电合同约定，向供电公司办理过户手续，使承赁户与供电公司没有形成书面的供用电合同关系等等。两者的区别通常在于，在进入诉讼程序时，前者可以选择合同纠纷也可以选择侵权纠纷，而后者则通常以侵权纠纷为由诉诸法律，无论是寻求以上何种方式，诉讼结果都会向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用户倾斜，促就了供电企业的法律风险不断的放大。

1.合同中未告知公共电网存在的风险而引发诉讼瑕疵 1.1风险的分析

供电网络具有自然垄断属性，供电企业是公用事业单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供电企业有义务向所属营业区域内需要用电的主体提供供电服务。因此，只要申请方满足用电技术条件，供电企业就应当履行强制缔约的义务。其中，有部分用户，如养殖类，以公共电网用电作为申请，实际上，公共电网根本没有办法满足他的需求，但在断电发生后，养殖户却以连续性供电的特殊用电标准要求供电企业承担赔偿，在诉讼过程中，可能因为供电企业未将风险告知而承担较多不利法律后果。

1.2防范措施

（1）营销部、办公室编制供用电合同的补充约定，其中应包含以下内容：罗列告知用户申请的公共电网标准存在的断电风险；告知其如果需要进一步提高电网可靠性，可以申请特殊用电要求；（2）如用户不申请特殊用电，营销部在实际的业务受理中，应以书面形式固定用户不申请特殊用电的意愿。

1.3案例

2004年7月28日23时40分左右，因雷电击断1吉农供电线路上的电线和线杆上的瓷瓶，导致原告的鱼塘上停电，鱼塘内的增氧机停止运转。7月29日凌晨1时左右，原告从睡梦中醒来后，发现停电，即开户自备发电机，增氧机给塘内增氧、向塘内抛洒增氧剂，但为时已晚，同时由于被告方也未及时派人抢修线路，直到7月29日中午，原告所在的滩区才恢复供电，致使原告养的三个鱼塘内的鱼全部因缺氧而翻塘死亡，共计死鱼81270斤。

吉利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原、被告签订的供用电合同是被告方提供的格式条款合同。合同第十条规定，用电方有自备电源和非电保安措施的，因供电方的电力运行事故给用电方造成损害的，供电方不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供电方供电免责条款的约定是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明显违背了民法公平、诚信之合同原则，依法应认定其无效。雷电击断供电线路上的电线和瓷瓶，是不可抗力，但这是停电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原告鱼塘死鱼的直接原因。如果被告在停电后及时将停电情况通知用电户，用电户尚有机会采取积极防范措施，开启自备发电机给鱼塘增氧机供电增氧，但被告却没有履行及时通知对方的义务，也没有及时抢修线路，致使原告所养三塘鱼全部因停电缺氧而翻塘死亡。同时原告在签订供用电合同时，自愿选择了单电源、单回路供电，加大了养殖风险。因此原告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应承担55%的责任，被告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应承担45%的责任。

2.外破者逃逸后未及时固定证据引发的诉讼风险 2.1风险分析

根据《电力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因电力运行事故给用户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害的，电力企业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电力运行事故由下列原因之一造成的，电力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不可抗力；用户自身的过错；因用户或者第三人的过错给电力企业或者其他用户造成损害的，该用户或者第三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但在诉讼实践中，经常会发生外破者在损坏电力设备停电后逃逸。虽然法律有明确规定此类赔偿应由第三人负责，但在证明过程中，仅凭供电企业的单方判断远远不够，而一般逃逸的情况也都发生在人少、车少、时间点特殊的情况下，第三方作证的可能性少之又少，多数情况下也只能因举证不能而承担赔偿责任。

2.2防范措施

（1）运行检修部、营销部应进一步明确电力设备的巡视周期，同时进一步固化巡视的书面记录；（2）一旦发生有外破情况，电网运维中心应立即采取报案措施，并积极通过公安部门落实证人证言，以固定第三人外破的事实。

2.3案例

2009年2月10日，某供电公司路边的变压器被一辆超高汽车刮损漏油，后该肇事车辆逃逸。原告廖某驾驶轻便摩托车在途经时，因路边变压器漏油致摩托车滑倒，廖某摔倒受伤，构成九级伤残。后廖某在受伤后即由其家属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反映了受伤情况，此后又委托律师申请做了伤残等级等鉴定。2010年6月廖勤仙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电力公司是路边变压器的产权人，应负管理职责，电力未尽管理职责致其受伤，应承担赔偿责任。据此，要求供电公司赔偿其损失15万余元。

法院认为，路边变压器产权归属于电力公司，电力公司对于变压器有管理职责，同时没有证据证明该漏油是由于第三人所为，故电力公司对变压器漏油后而产生的损害事故，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亦认为原告本人对事故的发生也有一定过错，故判决适当减轻了电力公司的赔偿责任。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0年9月19日作出判决，判令电力公司赔偿廖勤仙医疗费、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3万余元。

3.外破肇事者固定，但因证据瑕疵引发诉讼不利后果的风险 3.1风险分析

在第三人的外破造成的断电要求索赔过程中，应该区别看待因第三人外破直接导致断电和因第三人的外破引发电力设施故障需要电力企业进行断电抢修两种情况。前一种情况可直接判定为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电力运行事故，依据《电力法》的第60条，可以直接适用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而对于第二种情形，一般会认为公司断电抢修是供电企业的主动行为，除了证明断电抢修的必要性，还同时负有在防止扩大性损失方面做了有效措施的举证或者是在履行合同方面已经履行了合同的附随义务，其中典型的义务即为通知。所以，在此过程中，证据中的是否直接断电证明成了案件的关键点。就目前的公安局出具的证据材料来看，外破没有造成立即断电的情况在其证明材料会有反映，而立即断电的情况却一般不反映，对于供电公司来讲，又增加了证明外破造成立即断电的举证责任，提高了公司因举证不能而引发的诉讼不利后果的风险。

3.2防范措施

（1）外破发生后，运行检修部应立即到达现场，积极与公安部门、肇事方进行事故责任认定，并争取在责任认定书上落实立即引发断电的描述；（2）如不能在责任认定书上确认立即引发断电的事实，电网运维中心应积极寻找证人，通过公安部门做的证人证言进行情况的确认。在此过程中，安监部应配合运行检修部做好与公安机关的沟通联系。

3.3案例

原告朱坚强系水产养殖户。2009年5月8日凌晨，可的源通公司的驾驶员驾车撞倒路边电线杆致断电，原告养殖的水产品发生死亡等损害后果。

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和可的源通公司均提出在公安局出具的交通责任认定书只证明了有撞杆这个事实，没有立即断电的事实，所以断电是由于供电公司的抢修行为所致，故应由供电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从原告提出的断电时间和撞杆的时间的对比，法院认定肇事车辆驾驶员撞杆直接造成断电，原告的损害后果系肇事车辆造成，由肇事车辆驾驶员的单位（职务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电力公司无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系经一审后，二审维持。

4.故障抢修停电过程中未履行通知引发的诉讼风险 4.1风险分析

在第三人的外破造成的断电要求索赔过程中，应该区别看待因第三人外破直接导致断电和因第三人的外破引发电力设施故障需要电力企业进行断电抢修两种情况，前一种情况可直接判定为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电力运行事故，依据《电力法》的第60条，可以直接适用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而对于第二种情形，一般会认为公司断电抢修是供电企业的主动行为，除了证明断电抢修的必要性，还同时负有在防止扩大性损失方面做了有效措施的举证或者是在履行合同方面已经履行了合同的附随义务，其中典型的义务即为通知。在实际案例中，用户与供电企业的关系被孤立在单纯的一般民事合同关系中，是一对一的关系，而且作为合同供电方的企业，即便合同没有明确约定，根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以及附随义务，审判机关也会倾向于供电企业承担一定的通知义务。

4.2防范措施

（1）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营销部、运行检修部应重新梳理公司的抢修流程，针对外破未直接造成断电的情况，适当增加通知环节，分不同的客户类型，分别由营销部、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进行通知；（2）通知方式，应采取短信、电话等有效方式；（3）对于用户的联系方式，应提前进行梳理，首先以合同约定的为优先，其次是以书面形式进行变更的联系方式。

4.3案例

2007年4月23日早上，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车辆撞断了某供电公司的电杆（线未断），电杆严重断裂，不得不进行抢修，所以，供电公司在做好一系列抢修准备后，于中午12点正式停电抢修，以保证更大范围的用电人用电安全。在抢修过后，何春荣等7家养殖户由于没有采用增氧措施导致其养殖的虾苗死亡。7家养殖户中的1家养殖户何春荣向人民法院诉供电公司供用电合同纠纷。

本案的合同纠纷中，法院认定供电企业在可以做到通知时而未履行通知义务，致使养殖户无法及时进行救济措施，使得损失得以扩大，而养殖户应当对自己养殖虾负有管理看护责任，但疏于管理，也是此次损失发生的一个原因，双方都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5.前期管理中证据缺陷引发的诉讼不利后果风险 5.1风险分析

用户超容用电等违反用电安全管理的行为导致电力设备故障引发诉讼纠纷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但是由于线路上用户众多，无法固定是由于他们的违反安全用电导致的设备故障断电。目前，就供电企业的现有技术水平，也没有办法做到对他们的设备进行时时监控。此外，在公司管理过程中，部分用户因无法接受停电，处处阻挠供电公司检修、消缺工作也是导致电力设备故障发生的一个因素。

5.2防范措施

（1）营销部应进一步加强此类用户定期的用电检查（结合负荷测录仪进行分析作为不定期检查），如设备容量核对等，一旦发现违章用电情况，由用户进行签字确认，针对用户不愿意签字确认的情况，可采取挂号信、邮政快递的方式发送整改通知书；（2）营销部应进一步加强相关的档案工作；

5.3案例

某年8月6日晚，养殖户韩斌向周山镇供电公司打来报修电话反映，其虾塘用电发生故障，请求派人前去修理。因事故维修规程有规定，雷雨天气严禁带电作业，抢修人员待命。凌晨4时，天气条件符合作业规定后，供电公司立即维修，但由于恢复供电时间较长，造成了其养殖的虾苗死亡。经检查，造成此次停电事故的原因是由于超负荷用电烧毁设备引起的。双方应协商不成，韩斌向法院提起诉讼。

在庭审过程中，原告认为，白对虾死亡的根本原因是供电公司管理不善，保障安全供电是被告的法定义务，被告在发现原告设施超负荷运行时，未采取可靠的措施避免事故的发生，导致变压器烧毁，导致了损害的发生，原告将此观点贯穿在整个案件的诉讼过程中，对被告产生了不利影响。

6.用户未加装缺相保护装臵引发的赔偿风险 6.1风险分析

根据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低压用户电气装臵规程》DGJ08-100-2003J10247-2003中5.7.13条规定，连续运行的三相电动机，当采用熔断保护时，应当设断相保护器；短时工作或断续周期工作的电动机、容量小于3kw的电动机，可不装设断相保护。但在实际的供用电关系中，部分用户为节约开支，明知自己的设备是三相电动机运作，却不加设断相保护器，导致其三相电动机因缺相运行而烧坏，即便供电企业在很短时间内恢复供电，用户也会因为三相电动机无法运作引发损失，从而引发诉讼。由于《低压用户电气装臵规程》5.7.13条为非强制性规定，从而使得供电公司告知用户需要加装缺相保护装臵的行为显得尤为重要。从目前公司的运行流程看来，仅为口头告知，此种形式的告知诉讼风险较大。

6.2防范措施

（1）营销部在实际的业务受理中，应形成专门的告知单，告知用户不加装该设备可能引发的风险，用户盖章或签字确认（详见附件一）；（2）营销部应进一步做好相关的档案工作。

6.3案例

2010年9月22日半夜，因供电公司的变压器熔丝熔断一相，导致彭小平臵于虾塘内用增氧机因缺相运行时间较长毁损，供电公司在50分钟后恢复送电，但由于彭小平的增氧机损坏，导致无法供养，其养殖的虾因缺氧而死亡。故彭小平诉诸法院要求供电公司对其损失进行赔偿。

由于公司无法提供强有力证据证明对方应加装而未加装缺相保护装臵，也无法证明供电企业作为电力管理部门也已经尽了管理责任，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7.总结

供电企业在尽量弥补内部的法律空隙的同时，其实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和考虑，具体如下：

行业定位要清晰，并融汇于司法实践当中。自1996年《电力法》颁布实行后，原来在各级政府中实行政企合一的电业局，依法不再享有行政管理职权，改由各级政府的经贸委行使该项职权，供电公司成为单独的电力企业。供电公司变为独立的电力企业，也就意味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电公司是一个与其他公司、企业、公民一样的民事主体。由于电力资源的国家垄断性，供电公司是一个垄断性的、国资性的民事主体。通俗地讲，现在的供电公司是一个国有公司，不再享有行政管理权。但作为一个国家公共事业的企业，法律定位为企业，但其工作范围和行为模式却不局限于企业身份，很多都体现着政府的公益性。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让审判机关充分考虑电力企业行为的公益性与企业性并存的情况，在单纯考虑个案中的民事关系过程中，适当地平衡企业的公益性特点，这是我们整个行业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要充分发挥电力行政管理机构的职能。依据《电力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经济综合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的电力管理部门，负责电力事业的监督管理。依据《电力法》第53条、54条、第61条至68条规定了行政管理部门有设立电力设施保护区标志的职能、有批准保护内安全作业的职能、对用户执行电力法律法规的监督检查职能、有对违反电力法律用户的处理职能。但是，目前的现状是，供电公司依法不能行使电力行政管理职能，当地电力管理部门因为人力有限等原因没有行使电力行政管理职能或仅行使了其中的某一小块，造成了电力管理职能的缺位，影响十分明显。当前，危害电力设施、违章用电的现象大量存在，但作为民事主体的供电公司，却要保证持续供电，还要小心翼翼地保护电力设施、千方百计的考虑违章用电的证据有效性，但这种保护和考虑能力实在太薄弱了。供电公司有时会为了保护国家整体利益、人民的生活保障，做了很多维护大局的事，却同时要承担本不该承担的赔偿或补偿责任。所以，无论从保障供电的安全，还是维护国家的利益，都迫切需要政府主管部门的及时协调和处理，进一步明确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和电力企业的不同职责，使具体职权和义务更明确化。

将侵权纠纷逐渐转化为合同纠纷。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即便是签有书面合同的用户，如果其要求赔偿损失，则法院就会以侵权诉由进行立案，侵权诉讼中，则更强调法官的自由裁断，供电企业是否有违法行为没有统一的评断依据，一般情况下，供电企业多为承担不利后果。但实际上，《合同法》的第十章就将供用电合同作为有名合同列入《合同法》，它的订立、履行及解除等依法适用《合同法》基本原则和总则规定，《供用电合同》明确主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权利义务的对等性也贯穿在整个合同的执行过程中，电力企业的义务均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固定在合同文本中，只要符合书面规定，公司将不会承担的法律责任。所以，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将供用电纠纷定性为合同纠纷为当务之急，同时可以考虑出台电力企业的服务行业标准，以此作为明确判断供电企业行为符合规定的标准。

参考文献：

[1]《电力法》、《合同法》、《低压用户电气装置规程》（作者：李凤，上海市电力公司奉贤供电公司）

第四篇：因公示催告引发纠纷中的票据权利认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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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示催告引发纠纷中的票据权利认定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1】A公司将票据空白背书后交给周某卖出以换取现金，周某将票据卖给B公司后未将获得的价款支付A公司。B公司接受票据后在空白背书处将自己补记为被背书人。后A公司以遗失票据为由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B公司申报权利。现A公司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享有票据权利，B公司返还票据或票款。法院判决认定B公司在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而且B公司系从周某处受让票据，并支付了对价，不属于恶意取得票据，依法应当享有票据权利，遂驳回了A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例2】某银行承兑汇票开具后经多次背书转让至C公司，C公司因与D公司存在业务关系而将票据空白背书交给D公司。后D公司以票据丢失为由申请公示催告，公示催告期间E公司申报权利。E公司提供的票据显示，C公司背书的被背书人处已经补记为E公司。E公司主张该汇票是众恒公司交给其作为借款的质押。D公司起诉E公司，要求确认享有票据权利，E公司返还票据。法院认定E公司取得票据存在重大过失，并非善意取得，不能享有票据权利。理由是：

一、E公司取得票据时，背书人为C公司，众恒公司并未表明其有合法的票据权利，E公司稍加注意就可得知众恒公司无处分权。

二、转让方式没有经过背书，违反票据法。

【案例3】F公司将3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空白背书给G公司，G公司直接交付给h公司，h公司业务员为获取现金将票据交给陈某，陈某卖给i公司，i公司支付288万元，但陈某并未将款项支付h公司。后h公司以票据丢失为由申请公示催告，i公司申报权利。h公司以i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享有票据权利。法院判决认定i公司在没有真实交易背景下通过买卖取得票据，系违法恶意持有票据，不能成为善意持票人，因此i公司应返还汇票。

近年来，基于票据公示催告程序而引发的公示催告申请人与实际持票人之间的权利归属纠纷不断产生。从上述三起案例来看，该类纠纷中存在争议的主要问题是：空白背书票据能否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民间票据贴现是否有效、是否影响票据权利的取得;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以及重大过失应如何认定。

二、票据权利的取得方式

认定是否享有票据权利，主要就是审查实际持票人是否以合法方式取得票据。根据票据法原理，在票据本身系有效票据的情况下，合法取得票据权利，一般基于三种方式：

(一)基于法律行为而取得

这又分为两类，基于票据法上的法律行为即票据行为和基于普通民事法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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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票据行为。票据属于要式证券，票据权利的得丧变动原则上要通过要式的法律行为也即票据行为来完成，根据我国票据法，主要是指基于出票和背书两种票据行为而取得票据。出票行为是指出票人作成票据并交付收款人，该情形属于票据权利的原始取得。背书行为是指持票人在票据背面或粘单上为转让权利之签章，并交付被背书人，该情形属于票据权利的继受取得。

2、基于普通民事法律行为。根据票据法原理及国际票据法立法例，对于无记名票据和空白背书票据，可不依必须在票据上签章的票据行为而取得，通过单纯交付行为即可完成票据权利的转让。

(二)基于事实行为或事件而取得

这是指非基于当事人转让票据权利的意思表示而引起票据权利主体的变化，主要有继承、公司合并分立、税收等。《票据法》第31条关于“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票据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的规定，就是对基于事实行为和事件等非法律行为而取得票据的立法认可。

(三)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而取得

这主要是指票据的善意取得制度。一般而言，构成票据善意取得应具备以下要件：

1、受让人从无处分权人处受让票据;

2、受让人按照票据法规定的转让方式取得票据。

3、受让人对无权处分行为善意且无重大过失。

4、受让人支付了对价。我国《票据法》第12条规定了不能取得票据权利的三种情形，即：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票据法规定的票据。其中第一种情形是属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票据不能享有票据权利的规定。第二、三种情形关于恶意和重大过失取得票据不能享有票据权利的规定，实际上就是从反面确认了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制度，由此可以得出的解释是：从无处分权人手中受让票据，只要不存在恶意和重大过失，即可认定构成善意取得从而享有票据权利。

三、单纯交付与票据权利取得

《票据法》第27条规定，持票人转让票据权利，“应当背书并交付票据”。但实践中转让人取得空白背书票据后不作补记和背书，而是以直接交付受让人的方式再次转让十分普遍，司法实践中对该种转让的效力以及过错认定均存在较大争议。

(一)空白背书票据能否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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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票据法并不认可空白背书，其要求背书转让票据时必须明确记载被背书人的名称。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票据规定》)明确认可了空白背书的法律效力。但对于接受空白背书票据的一方必须补记后再次以背书形式转让，还是可以直接通过单纯交付进行转让，《票据规定》并未直接给出结论，司法实践中则认识不一。前述案例1中法院认定B公司从周某处受让空白背书票据后予以补记具有与背书人A公司记载同等的效力，显然认可了空白背书票据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案例2则以E公司取得票据未经背书违反票据法为由否定了转让效力。

笔者认为，空白背书票据可以单纯交付转让是承认票据空白背书的当然结果，司法实践中应当予以认可。第一，符合票据法基本理论。依票据法理论，对于记名票据和完全背书票据，只能通过背书并交付的方式转让票据权利;而对于无记名票据和空白背书票据，既可以背书方式，也可不经背书而通过单纯交付方式转让。这是因为票据系文义证券，原则上只有为票据所记载的人才能成为票据权利人。在记名票据和完全背书票据情形，如果票据上记载的收款人或被背书人未作背书而将票据交付受让人，就会导致持票人与票据记载权利人不一致，有违票据文义性。但就空白背书票据而言，因为被背书人处空白，只要最后取得票据的人补记完整，票据的文义性并不会受到影响。第二，符合国际票据立法的通例。无论是英美票据法，还是以日内瓦票据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票据法，均认可无记名票据和空白背书票据可以通过单纯交付转让。第三，符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内在精神。依《票据规定》第49条，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从该规定来看，可以对空白进行补记的为“持票人”，并没有限定为背书人的直接后手。显然，在背书人的直接后手之后又取得票据的持票人，也是有权补记并进而行使票据权利的。这实际上已经认可了空白背书票据的单纯交付转让。第四，符合目前的票据交易习惯。空白背书的价值就在于可以通过单纯交付实现票据权利转让的高效便捷，这也正是目前我国票据市场上单纯交付方式大量存在的原因。对于这种不违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市场交易习惯，司法尤其是商事审判领域应予以尊重，不宜轻易否认。

(二)空白背书票据单纯交付转让时重大过失的认定

在以背书方式转让票据时，只要背书连续，受让人即可取得票据权利。即便背书人不享有票据权利，一般也应认定受让人构成善意取得，受让人无需对背书人取得票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但在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空白背书票据时，受让人应否审查转让人取得票据的合法性则存在争议。司法实践中有观点认为，受让人从非背书人的手中受让票据，按照一般的工作及生活经验稍加注意就应当知道转让人不是票据上记载的权利人，或者存在不是权利人的较大可能，尤其当商业汇票转让人为自然人时，受让人更应知道按照《支付结算办法》第74条规定，只有法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才能使用商业汇票。因此受让人未审查转让人持有票据的合法性而受让的，如果出现转让人系无权处分，应当认定受让人具有重大过失，不能善意取得票据权利。前述案例2就采取了这一观点。

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首先，票据系流通证券，以高效、便捷和安全的流通为基本特性。如果在票据转让时，要求受让人严格审查转让人取得票据的合法性，将影响票据的流通效率，有悖票据交易的基本特征。其次，允许对空白背书的票据通过单纯交付方式转让，就意味着转让人必然不是空白背书的背书人，但其持有空白背书票据，原则上就可以推定为权利人或有处分权。再次，在自然人持有空白背书票据时，虽然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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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其直接使用商业汇票，但也应推定其具有对票据的处分权。因此，只要没有其他可以引起受让人合理怀疑的因素，受让人基于对转让人持有票据的信赖而受让票据，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司法实践中不应将转让人与空白背书的背书人不符、转让人为自然人单纯作为认定受让人存在重大过失的标准。

司法实践中还应厘清的一点是，所谓重大过失主要是用于判断受让人是否构成善意取得。而善意取得所针对的是转让人无处分权的情形，在转让人有处分权时根本无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余地，也就无需分析受让人是否存在重大过失。如前述案例1和案例3，均系公示催告申请人自愿将票据交给他人进行票据贴现后假称票据丢失而恶意申请公示催告，B公司、i公司均系从有处分权人手中受让票据，自无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之必要。

四、民间票据贴现与票据权利取得

所谓票据贴现，是指商业汇票持票人在汇票未到期之前，为了取得现金贴付一定的利息将票据权利转让给金融机构的票据行为。民间票据贴现，又称票据买卖，日常生活中俗称为倒票，是指持票人为了融通资金，将未到期的票据以低于票面金额的价格转让给非金融机构。从近年来人民法院受理的纠纷来看，民间票据贴现问题普遍存在，已经成为困扰审判实践的重大问题。

(一)民间票据贴现的合法性争议

由于我国目前的相关规定只允许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金融机构从事票据贴现业务，对于向非金融机构贴现票据的合法性问题存在较大争议，一直未能形成相对统一的认识。上述案例1中采取了模糊化认定，但实际上是认可了民间票据贴现合法性，案例3则直接认为民间票据贴现系非法取得票据。目前，主张非法的观点主要认为，依据我国的相关行政管理规定，票据贴现业务系经我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向票据持有人进行融资的一种方式，且应具有合法、真实的基础商品交易关系。非金融机构通过买卖取得票据，不具有合法性。主张合法的观点则认为，我国并未有相关立法明确禁止公司、企业和个人提供票据贴现的融资业务。且目前民间票据贴现已经成为民间通用的融资手段。笔者注意到，在刑事司法领域，对于民间票据贴现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也产生过广泛的争论和探讨。

应当说，从国务院1998年7月13日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来看，民间票据贴现确属行政机关应当予以取缔的非法金融活动。究其目的，是通过强化政府管制防止大规模信用扩张，避免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失灵，维护金融秩序的安全与稳定。因此，民间票据贴现实质上涉及到对金融管制和民间融资的态度这一核心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放松管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经成为党、国家和社会的共识。从最高法院有关精神来看，司法对于企业间借贷等民间融资行为也正呈现逐渐放宽的趋势。就票据而言，其具有支付、汇兑、结算、信用及融资等多项功能，其中融资功能自20世纪以来尤其得到了突出发展。民间票据贴现恰恰是票据融资功能的重要体现，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当下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对其从根本上加以否认显然会阻塞企业融资渠道，不利于经济发展。鉴于此，笔者倾向认为，基于对经济规则的尊重和市场现实需求的回应，民商事司法实践中不应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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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否认民间票据贴现的效力。至于上述国务院的规定，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合同法解释(二)》的精神认定为不影响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管理性规定。

(二)民间票据贴现的合法性对票据权利取得的影响

在民间票据贴现场合，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是否存在原因关系，有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认为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另一种理解则认为买卖票据本身就是真实交易关系。依笔者之见，不论何种理解，也无论对民间贴现的合法性采取何种立场，民间贴现均属于票据原因关系范畴，只牵涉到原因关系是否存在、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从票据关系无因性出发，原因关系是否存在、是否合法有效原则上不应对票据关系产生影响。因此，即便认定民间贴现非法和无效，也不宜在民商事案件审理中否定实际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实践中，应着重澄清的问题是

1.民间贴现是否属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票据。以非法手段取得票据不能享有票据权利，系票据关系无因性之例外。但凡为例外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我国《票据法》第12条对以非法手段取得票据列举了欺诈、偷盗、胁迫等情形，并未将民间贴现列入其中，而且民间贴现合法与否主要涉及到对票据融资功能的态度和立场，并不象欺诈、偷盗、胁迫之类具有绝对的违法性，审判实践中不宜将《票据法》第12条的规定扩大适用到民间贴现情形。上述案例3认定实际持票人属于非法恶意取得票据有失妥当。

2.以民间贴现方式受让票据是否构成恶意或重大过失。票据善意取得中的恶意或重大过失所针对的是受让人对转让人是否具有处分权的主观认识状态。民间贴现是否合法与转让人是否有处分权没有必然联系，因此审判实践中不宜仅以民间贴现非法为由，认定实际持票人取得票据构成恶意或重大过失。

3.未支付票款是否影响票据权利取得。《票据法》第10条第2款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司法实践中，在实际持票人系通过民间票据贴现购买票据，且尚未支付价款或全额支付价款时，有的法院往往会援引该规定否认实际持票人的票据权利。这一认识值得商榷。首先，上述规定所指取得票据应当支付对价，所对应的是无对价情况，而非存在对价尚未支付的情况。其次，对价属于票据原因关系范畴，基于票据的无因性，除非善意取得情形，是否存在对价以及是否实际给付对价，不应当成为影响票据权利取得的因素。票据法的上述规定因否定和动摇了票据无因性，不仅长期以来饱受学者批评，而且也早已为最高法院的判例所否定。因此，司法实践中不应因为尚未支付票据买卖款而否认实际持票人的票据权利。

五、票据权利认定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票据权利认定原则上适用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但由于票据的高度流通特性，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票据完全有价证券性、文义性、要式性等特征，在举证责任分配上也存在一定的特殊性。

(一)实际持票人应对票据本身的有效性和形式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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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属于完全有价证券，持有符合法律规定的票据者，即可推定为票据权利人。根据《票据法》第31条规定，实际持票人只要证明其所持票据系有效票据，且背书连续，即完成了对自己享有票据权利的举证责任，无需对取得票据的原因和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应当明确的是，空白背书票据单纯交付转让情形，虽然票据流转环节中的部分当事人无法体现在票据上，但只要实际持票人在票据上补记完整即可符合背书连续性要求，不能因部分票据转让人或受让人未在票据上记载而认定背书不连续。

(二)实际持票人持有背书连续的有效票据时，公示催告申请人应对自己系票据权利人承担举证责任

公示催告申请人不仅要举证证明自己在票据丧失前已经取得票据权利，同时还要对实际持票人系通过欺诈、胁迫、偷盗等非法手段取得票据，或者系恶意或重大过失从无处分权人手中受让票据承担举证责任。

(三)特殊情形下实际持票人需对取得票据的基础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票据属于典型的无因证券，因此票据当事人原则上不得援引基础关系的抗辩。但作为无因性的例外，《票据法》第13条第2款规定了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由此引申，当实际持票人是票据上记载的公示催告申请人的直接后手时，若公示催告申请人主张与实际持票人之间不存在原因关系的，实际持票人应对其取得票据的原因承担举证责任。鉴于空白背书票据可以通过单纯交付转让，作为实际持票人并不一定是从票据上记载的直接前手，即公示催告申请人处受让票据，也可能是从第三人处通过单纯交付方式取得票据，此时实际持票人只要证明与第三人存在原因关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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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因公示催告引发纠纷中的票据权利认定问题

因公示催告引发纠纷中的票据权利认定问题

马向伟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内容提要:公示催告；票据权利认定

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1】淮都公司将票据空白背书后交给周烨民卖出以换取现金，周烨民将票据卖给华隆公司后未将获得的价款支付淮都公司。华隆公司接受票据后在空白背书处将自己补记为被背书人。后淮都公司以遗失票据为由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华隆公司申报权利。现淮都公司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享有票据权利，华隆公司返还票据或票款。法院判决认定华隆公司在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而且华隆公司系从周烨民处受让票据，并支付了对价，不属于恶意取得票据，依法应当享有票据权利，遂驳回了淮都公司的诉讼请求。[1]

【案例2】某银行承兑汇票开具后经多次背书转让至泰丰公司，泰丰公司因与天恒公司存在业务关系而将票据空白背书交给天恒公司。后天恒公司以票据丢失为由申请公示催告，公示催告期间天河公司申报权利。天河公司提供的票据显示，泰丰公司背书的被背书人处已经补记为天河公司。天河公司主张该汇票是众恒公司交给其作为借款的质押。天恒公司起诉天河公司，要求确认享有票据权利，天河公司返还票据。法院认定天河公司取得票据存在重大过失，并非善意取得，不能享有票据权利。理由是：

一、天河公司取得票据时，背书人为泰丰公司，众恒公司并未表明其有合法的票据权利，天河公司稍加注意就可得知众恒公司无处分权。

二、转让方式没有经过背书，违反票据法。[2]

【案例3】振兴公司将3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空白背书给嘉盛公司，嘉盛公司直接交付给志冠公司，志冠公司业务员为获取现金将票据交给陈忠强，陈忠强卖给鹏华公司，鹏华公司支付288万元，但陈忠强并未将款项支付志冠公司。后志冠公司以票据丢失为由申请公示催告，鹏华公司申报权利。志冠公司以鹏华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享有票据权利。法院判决认定鹏华公司在没有真实交易背景下通过买卖取得票据，系违法恶意持有票据，不能成为善意持票人，因此鹏华公司应返还汇票。[3]

近年来，基于票据公示催告程序而引发的公示催告申请人与实际持票人之间的权利归属纠纷不断产生。[4]从上述三起案例来看，该类纠纷中存在争议的主要问题是：空白背书票据能否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民间票据贴现是否有效、是否影响票据权利的取得；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以及重大过失应如何认定。

二、票据权利的取得方式

认定是否享有票据权利，主要就是审查实际持票人是否以合法方式取得票据。根据票据法原理，在票据本身系有效票据的情况下，合法取得票据权利，一般基于三种方式：

（一）基于法律行为而取得

这又分为两类，基于票据法上的法律行为即票据行为和基于普通民事法律行为。

1、基于票据行为。票据属于要式证券，票据权利的得丧变动原则上要通过要式的法律行为也即票据行为来完成，根据我国票据法，主要是指基于出票和背书两种票据行为而取得票据。出票行为是指出票人作成票据并交付收款人，该情形属于票据权利的原始取得。背书行为是指持票人在票据背面或粘单上为转让权利之签章，并交付被背书人，该情形属于票据权利的继受取得。

2、基于普通民事法律行为。根据票据法原理及国际票据法立法例，对于无记名票据和空白背书票据，可不依必须在票据上签章的票据行为而取得，通过单纯交付行为即可完成票据权利的转让。

（二）基于事实行为或事件而取得

这是指非基于当事人转让票据权利的意思表示而引起票据权利主体的变化，主要有继承、公司合并分立、税收等。《票据法》第31条关于“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票据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的规定，就是对基于事实行为和事件等非法律行为而取得票据的立法认可。

（三）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而取得

这主要是指票据的善意取得制度。一般而言，构成票据善意取得应具备以下要件：

1、受让人从无处分权人处受让票据；

2、受让人按照票据法规定的转让方式取得票据。

3、受让人对无权处分行为善意且无重大过失。

4、受让人支付了对价。[5]我国《票据法》第12条规定了不能取得票据权利的三种情形，即：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票据法规定的票据。其中第一种情形是属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票据不能享有票据权利的规定。第二、三种情形关于恶意和重大过失取得票据不能享有票据权利的规定，实际上就是从反面确认了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制度，由此可以得出的解释是：从无处分权人手中受让票据，只要不存在恶意和重大过失，即可认定构成善意取得从而享有票据权利。

三、单纯交付与票据权利取得

《票据法》第27条规定，持票人转让票据权利，“应当背书并交付票据”。但实践中转让人取得空白背书票据后不作补记和背书，而是以直接交付受让人的方式再次转让十分普遍，司法实践中对该种转让的效力以及过错认定均存在较大争议。

（一）空白背书票据能否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

我国票据法并不认可空白背书，其要求背书转让票据时必须明确记载被背书人的名称。[6]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票据规定》）明确认可了空白背书的法律效力。但对于接受空白背书票据的一方必须补记后再次以背书形式转让，还是可以直接通过单纯交付进行转让，《票据规定》并未直接给出结论，司法实践中则认识不一。前述案例1中法院认定华隆公司从周烨民处受让空白背书票据后予以补记具有与背书人淮都公司记载同等的效力，显然认可了空白背书票据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案例2则以天河公司取得票据未经背书违反票据法为由否定了转让效力。

笔者认为，空白背书票据可以单纯交付转让是承认票据空白背书的当然结果，司法实践中应当予以认可。第一，符合票据法基本理论。依票据法理论，对于记名票据和完全背书票据，只能通过背书并交付的方式转让票据权利；而对于无记名票据和空白背书票据，既可以背书方式，也可不经背书而通过单纯交付方式转让。[7]这是因为票据系文义证券，原则上只有为票据所记载的人才能成为票据权利人。在记名票据和完全背书票据情形，如果票据上记载的收款人或被背书人未作背书而将票据交付受让人，就会导致持票人与票据记载权利人不一致，有违票据文义性。但就空白背书票据而言，因为被背书人处空白，只要最后取得票据的人补记完整，票据的文义性并不会受到影响。第二，符合国际票据立法的通例。无论是英美票据法，还是以日内瓦票据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票据法，均认可无记名票据和空白背书票据可以通过单纯交付转让。第三，符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内在精神。依《票据规定》第49条，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从该规定来看，可以对空白进行补记的为“持票人”，并没有限定为背书人的直接后手。显然，在背书人的直接后手之后又取得票据的持票人，也是有权补记并进而行使票据权利的。这实际上已经认可了空白背书票据的单纯交付转让。第四，符合目前的票据交易习惯。空白背书的价值就在于可以通过单纯交付实现票据权利转让的高效便捷，这也正是目前我国票据市场上单纯交付方式大量存在的原因。对于这种不违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市场交易习惯，司法尤其是商事审判领域应予以尊重，不宜轻易否认。

（二）空白背书票据单纯交付转让时重大过失的认定

在以背书方式转让票据时，只要背书连续，受让人即可取得票据权利。即便背书人不享有票据权利，一般也应认定受让人构成善意取得，受让人无需对背书人取得票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但在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空白背书票据时，受让人应否审查转让人取得票据的合法性则存在争议。司法实践中有观点认为，受让人从非背书人的手中受让票据，按照一般的工作及生活经验稍加注意就应当知道转让人不是票据上记载的权利人，或者存在不是权利人的较大可能，尤其当商业汇票转让人为自然人时，受让人更应知道按照《支付结算办法》第74条规定，只有法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才能使用商业汇票。因此受让人未审查转让人持有票据的合法性而受让的，如果出现转让人系无权处分，应当认定受让人具有重大过失，不能善意取得票据权利。前述案例2就采取了这一观点。

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首先，票据系流通证券，以高效、便捷和安全的流通为基本特性。如果在票据转让时，要求受让人严格审查转让人取得票据的合法性，将影响票据的流通效率，有悖票据交易的基本特征。其次，允许对空白背书的票据通过单纯交付方式转让，就意味着转让人必然不是空白背书的背书人，但其持有空白背书票据，原则上就可以推定为权利人或有处分权。再次，在自然人持有空白背书票据时，虽然有关规定不允许其直接使用商业汇票，但也应推定其具有对票据的处分权。因此，只要没有其他可以引起受让人合理怀疑的因素，受让人基于对转让人持有票据的信赖而受让票据，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司法实践中不应将转让人与空白背书的背书人不符、转让人为自然人单纯作为认定受让人存在重大过失的标准。

司法实践中还应厘清的一点是，所谓重大过失主要是用于判断受让人是否构成善意取得。而善意取得所针对的是转让人无处分权的情形，在转让人有处分权时根本无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余地，也就无需分析受让人是否存在重大过失。如前述案例1和案例3，均系公示催告申请人自愿将票据交给他人进行票据贴现后假称票据丢失而恶意申请公示催告，华隆公司、鹏华公司均系从有处分权人手中受让票据，自无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之必要。

四、民间票据贴现与票据权利取得

所谓票据贴现，是指商业汇票持票人在汇票未到期之前，为了取得现金贴付一定的利息将票据权利转让给金融机构的票据行为。民间票据贴现，又称票据买卖，日常生活中俗称为倒票，是指持票人为了融通资金，将未到期的票据以低于票面金额的价格转让给非金融机构。从近年来人民法院受理的纠纷来看，民间票据贴现问题普遍存在，已经成为困扰审判实践的重大问题。

（一）民间票据贴现的合法性争议

由于我国目前的相关规定只允许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金融机构从事票据贴现业务，对于向非金融机构贴现票据的合法性问题存在较大争议，一直未能形成相对统一的认识。上述案例1中采取了模糊化认定，但实际上是认可了民间票据贴现合法性，案例3则直接认为民间票据贴现系非法取得票据。目前，主张非法的观点主要认为，依据我国的相关行政管理规定，票据贴现业务系经我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向票据持有人进行融资的一种方式，且应具有合法、真实的基础商品交易关系。非金融机构通过买卖取得票据，不具有合法性。主张合法的观点则认为，我国并未有相关立法明确禁止公司、企业和个人提供票据贴现的融资业务。且目前民间票据贴现已经成为民间通用的融资手段。[8]笔者注意到，在刑事司法领域，对于民间票据贴现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也产生过广泛的争论和探讨。[9]

应当说，从国务院1998年7月13日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10]来看，民间票据贴现确属行政机关应当予以取缔的非法金融活动。究其目的，是通过强化政府管制防止大规模信用扩张，避免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失灵，维护金融秩序的安全与稳定。因此，民间票据贴现实质上涉及到对金融管制和民间融资的态度这一核心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放松管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经成为党、国家和社会的共识。从最高法院有关精神来看，司法对于企业间借贷等民间融资行为也正呈现逐渐放宽的趋势。就票据而言，其具有支付、汇兑、结算、信用及融资等多项功能，其中融资功能自20世纪以来尤其得到了突出发展。民间票据贴现恰恰是票据融资功能的重要体现，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当下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对其从根本上加以否认显然会阻塞企业融资渠道，不利于经济发展。鉴于此，笔者倾向认为，基于对经济规则的尊重和市场现实需求的回应，民商事司法实践中不应轻易否认民间票据贴现的效力。至于上述国务院的规定，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合同法解释

（二）》的精神认定为不影响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管理性规定。

（二）民间票据贴现的合法性对票据权利取得的影响

在民间票据贴现场合，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是否存在原因关系，有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认为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另一种理解则认为买卖票据本身就是真实交易关系。[11]依笔者之见，不论何种理解，也无论对民间贴现的合法性采取何种立场，民间贴现均属于票据原因关系范畴，只牵涉到原因关系是否存在、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从票据关系无因性出发，原因关系是否存在、是否合法有效原则上不应对票据关系产生影响。因此，即便认定民间贴现非法和无效，也不宜在民商事案件审理中否定实际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实践中，应着重澄清的问题是

1．民间贴现是否属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票据。以非法手段取得票据不能享有票据权利，系票据关系无因性之例外。但凡为例外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我国《票据法》第12条对以非法手段取得票据列举了欺诈、偷盗、胁迫等情形，并未将民间贴现列入其中，而且民间贴现合法与否主要涉及到对票据融资功能的态度和立场，并不象欺诈、偷盗、胁迫之类具有绝对的违法性，审判实践中不宜将《票据法》第12条的规定扩大适用到民间贴现情形。上述案例3认定实际持票人属于非法恶意取得票据有失妥当。

2．以民间贴现方式受让票据是否构成恶意或重大过失。票据善意取得中的恶意或重大过失所针对的是受让人对转让人是否具有处分权的主观认识状态。民间贴现是否合法与转让人是否有处分权没有必然联系，因此审判实践中不宜仅以民间贴现非法为由，认定实际持票人取得票据构成恶意或重大过失。

3．未支付票款是否影响票据权利取得。《票据法》第10条第2款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司法实践中，在实际持票人系通过民间票据贴现购买票据，且尚未支付价款或全额支付价款时，有的法院往往会援引该规定否认实际持票人的票据权利。这一认识值得商榷。首先，上述规定所指取得票据应当支付对价，所对应的是无对价情况，而非存在对价尚未支付的情况。其次，对价属于票据原因关系范畴，基于票据的无因性，除非善意取得情形，是否存在对价以及是否实际给付对价，不应当成为影响票据权利取得的因素。票据法的上述规定因否定和动摇了票据无因性，不仅长期以来饱受学者批评，而且也早已为最高法院的判例所否定。[12]因此，司法实践中不应因为尚未支付票据买卖款而否认实际持票人的票据权利。

五、票据权利认定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票据权利认定原则上适用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但由于票据的高度流通特性，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票据完全有价证券性、文义性、要式性等特征，在举证责任分配上也存在一定的特殊性。

（一）实际持票人应对票据本身的有效性和形式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票据属于完全有价证券，持有符合法律规定的票据者，即可推定为票据权利人。根据《票据法》第31条规定，实际持票人只要证明其所持票据系有效票据，且背书连续，即完成了对自己享有票据权利的举证责任，无需对取得票据的原因和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应当明确的是，空白背书票据单纯交付转让情形，虽然票据流转环节中的部分当事人无法体现在票据上，但只要实际持票人在票据上补记完整即可符合背书连续性要求，不能因部分票据转让人或受让人未在票据上记载而认定背书不连续。

（二）实际持票人持有背书连续的有效票据时，公示催告申请人应对自己系票据权利人承担举证责任

公示催告申请人不仅要举证证明自己在票据丧失前已经取得票据权利，同时还要对实际持票人系通过欺诈、胁迫、偷盗等非法手段取得票据，或者系恶意或重大过失从无处分权人手中受让票据承担举证责任。

（三）特殊情形下实际持票人需对取得票据的基础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票据属于典型的无因证券，因此票据当事人原则上不得援引基础关系的抗辩。但作为无因性的例外，《票据法》第13条第2款规定了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由此引申，当实际持票人是票据上记载的公示催告申请人的直接后手时，若公示催告申请人主张与实际持票人之间不存在原因关系的，实际持票人应对其取得票据的原因承担举证责任。鉴于空白背书票据可以通过单纯交付转让，作为实际持票人并不一定是从票据上记载的直接前手，即公示催告申请人处受让票据，也可能是从第三人处通过单纯交付方式取得票据，此时实际持票人只要证明与第三人存在原因关系即可。

【注释】

[1]参见江苏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淮中商终字第195号民事判决。

[2]参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2）玄商初字第1335号民事判决。

[3]参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济商初字第61号民事判决。

[4]需要说明的是，与英美票据法上持票人特指票据权利人不同，在我国票据法上，持票人仅仅是指事实上持有票据的人，并不必然是票据权利人，也可能是票据质押的质权人、委托收款的收款人、保管关系中的保管人等。因此，现实中公示催告申请人和实际持票人存在着均非票据权利人的可能，但从司法实践所产生纠纷来看，均是公示催告申请人或实际持票人以票据权利人身份提出的相应诉讼或抗辩。因此，本文在此仅探讨公示催告申请人与实际持票人均主张自己是票据权利人的情形。

[5]吕来明：《票据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7-58页。

[6]参见我国《票据法》第30条。

[7]赵新华：《票据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131页；吕来明：《票据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5页。

[8]吕来明：《票据法判例与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94-195页。

[9]徐宵燕：《民间票据贴现不能“以刑代行”》，载《法制》2012年第9期。

[10]该办法第4条第3项规定“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

（三）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

[11]前引[8]。

[1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分行硚口区支行于中国工商银行大理市支行、云南大理物资贸易中心银行承兑汇票纠纷一案的请示答复》。

出处:《山东审判》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