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范词护辩罪贿受

第一篇：本范词护辩罪贿受

受贿罪辩护词范本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律师法》的规定，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上诉人XXX及其家属的委托，指派我们作为其二审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为了履行辩护人的职责，庭前，我们依法会见了上诉人XXX，查阅了全部卷宗材料，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二审辩护意见如下：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缺乏依据。

从犯罪主体方面来看，根据《刑法》规定，受贿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机关从事公务的人员，另一类则是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上诉人不是上述两类人员，因此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具体理由如下：

(一)上诉人XXX所在的单位即湘南工业园区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湘南开发公司)不属于国有企业的范畴：

(1)根据《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可以明确地了解，上诉人XXX所在的湘南开发公司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其不属于国有企业范畴，其股东出资情况为XXX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3825万元、XXX平园经济开发公司225万元、百草民族经济发展公司225万元、XXX县兴坂开发有限公司225万元。国有资产一旦作为公司资本投入，即作为公司法人财产，而无法直接认定为国有资产，结合到本案中，湘南开发公司的资产无法推定为国有资产。

(2)即使认定湘南开发公司属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也不应当认定为 “国有公司”，理由如下：

首先，根据法律解释学的理论分析，国有公司不应包括国有资本控股公司。我国刑法并没有对“国有公司”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出明确规定，而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根据民法理论，“国有”与“非国有”是从所有制的角度进行的划分，即国有是指全部资产均为国家所有。因此，无论从通常含义还是特有含义，“国有”的概念根据文义解释都是一致的，即“国家所有”，并无“复数解释之可能”。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中的部分股份并非为国家所有，因此根据文义解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不属于“国有公司”。

其次，根据现行有关规章的规定，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也不属于国有公司。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国有企业是指企业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非公司制的经济组织。”我国的公司法没有对何谓“国有公司”作出规定，但是，“同一法律中苟使用同一用语，或此一法律与他法律使用同一用语，若无特别理由，亦宜作同一解释。”因此刑法中的国有企

业应该是指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的非公司制经济组织。而国有公司、企业在我国刑法当中是并列的概念，其对于“国有”的解释也应当是相互一致的。因此，我们认为，国有公司是指依照公司法成立，财产完全属于国家所有的公司，包括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或共同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所以国有资本控股或参股的公司不属于国有公司。

第三，结合司法实务界达成的共识，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也不属于国有公司。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即是在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派员参加该座谈会的情况下，经过充分讨论达成的共识。该纪要规定“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在国有控股或者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工作的人员，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国有公司、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员中，除代表国有投资主体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人外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该纪要的之一规定反映两个问题：①将国有公司、企业与国有控股或者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并列提出，体现与会人员对二者的不同已达成共识。②国有公司、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员中，只有代表国有投资主体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人方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由于会议纪要不属于有权解释，因此，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法院系统具有参照执行的作用，因此，我们也是作为案件定性的参考。

第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也不属于国有公司。2005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如何认定国有控股、参股股份有限公司中的国有公司、企业人员的解释》中规定：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有公司、企业人员论。该司法解释作为有权解释再次肯定了前述会议纪要的精神，将国有控股、参股公司排除在国有公司之外。

(二)XXX不是国有机关委派的从事公务的人员：

首先，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XXX受国家机关委派”缺乏依据。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副经理需经经理的提名，得到董事会的通过才能任命。上诉人担任的工程部负责人和副总经理无具体的任命书，亦无具有法定权利的部门的任命，湘南开发公司聘任上诉人为工程部负责人和副总经理仅是在会议上口头简单宣布，非但没有法定权力机关文件为依据，也明显违反了《公司法》对聘任副经理的相关规定，一审仅凭一份会议记要就认定上诉人是被县政府委派的，显然缺乏说服力。况且该记要未经到会人员的签名确认，其真实性和合法性有待商榷。由此可见，上诉人的工程部负责人和副总经理的资格身份并不合法。

其次，所谓“依法取得从事公务的人员”，必须是已通过合法程序手续完备的在职在编的人员和通过具有法定权力机关的任命、聘请、委任、派出或者依照法律规定而取得，并且必须有相关的档案材料或文字记录证明，否则，不能认定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或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资格。本案中，上诉人原供职的单位是

XXX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其为私营企业，既不是“国家机关”，也不是湘南工业区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是不可能也不能“委派”人员到湘南开发公司工作，况且由湘南开发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已明确上诉人是湘南开发公司因工作需要想监理公司采用口头方式“借用”的临时工，未办理任何法定手续。而且，上诉人是一个对工程管理业务相当熟悉的专业技术人员，其被湘南开发公司临时借用到工程部，主要是从事专业技术上的工作，并非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第三，一审判决认定的“协助XXX县政府开展湘南工业园区工程建设管理工作”是错误的。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湘南开发公司是一个经济实体，其行为只能是纯粹的市场行为，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公权力，不能代表政府。就其实际工作内容看，上诉人无非是协助湘南开发公司监督正确履行工程施工合同以保证工程质量。上诉人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据《施工合同》，是代表湘南开发公司与工程承包者履行合同的一种民事活动。可见，上诉人的管理行为不能被视为协助XXX县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三)上诉人与国家之间没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

所谓“与国家之间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1、行为人与国家之间必须是一种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2、行为人为国家服务，并由国家向行为人支付报酬，报酬的来源必须是国家财政，如果行为人的报酬不来自国库，就不是国家工作人员;

3、行为人必须享有国家保障的福利待遇，如医疗、社保、住房公积金等等。然而上诉人进入湘南开发有限公司两年，没有办理任何手续，至今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享受XXX县人事局惠人(2007)3号文件所规定的县级工业园区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更没有从国家财政中取得工资报酬。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其工资待遇由县政府主管部门确定”是严重违反事实的。综上所述，上诉人不具备受贿罪的主体资格，其行为不能认定为受贿罪。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二、上诉人具有从轻处罚的情节，一审判决量刑过重。

上诉人归案后主动交代了未被发现的部分受贿事实，依据《刑法》第67条：“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应认定为自首，一审判决未予认定是错误的。而且上诉人认罪态度良好，积极退回违法所得，具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一审判决虽然予以认定，但是并未在判决书上充分体现。因此，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处上诉人有期徒刑六年明显过重。

三、对于上诉人的量刑建议

综上所述，上诉人不应以受贿罪定刑，只应以商业受贿论处。鉴于上诉人具备自首的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系初犯，认罪态度好，等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为此，请二审法院全面、深入地分析本案案情，结合上诉人的情况，撤销原判，给予从轻处罚。

以上辩护意见，敬希采纳。

谢谢!

辩护人：XX律师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建立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对全省水土流失动态进行监测、预报，省人民政府定期将监测、预报情况予以公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执法监督体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及本办法的执行情况实施监督检查。水土保持监督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时，必须持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水土保持监督检查证件，并佩带执法标志。

第二篇：无 罪 辩 护 词

无罪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受被告人柴智的委托，本人依法担任湖北省蕲春县人民法院（2017）鄂1126刑初306号盗窃一案被告人柴智的辩护人。前三次庭审和庭前会议已会见了被告人，查阅复制了卷宗相关材料，根据前三次庭审质证询问环节所查实的，以及 9月29日被告人被人民法院解除强制措施后，辩护人通过与被告的交谈情况，已经证实这是一起蕲春县公安局和人民检察院联合人为制造的一起冤假错案。

辩护人于2017年10月16日下午收到湖北省蕲春县人民法院（2017）鄂1126刑初306号出庭通知书，这是辩护人收到的第四次开庭通知；同时收到《蕲春县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定结论书》蕲价[2017]85号，这是第三份物件鉴定结论书。

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依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辩护人第四次发表关于被告无罪的辩护意见：

一、公诉人指控柴智犯有盗窃罪的指控不成立。蕲春县公安局横车派出所，故意制造冤假错案，从以下三个数据就足以证明：

（1）蕲春县检察院起诉书，起诉被盗物折价4074元；（2）《蕲春县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定结论书》蕲价[2017]83号，鉴定被盗物折价1456元；（3）《蕲春县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定结论书》蕲价[2017]85号，鉴定物折价810元。

本案属于公安机关“侦查权强大”和公诉机关“草菅人命”的典型案件。（2017）鄂刑初306号一案，是蕲春县侦查、公诉机关联合人为制造的一起冤假错案。

二、没有一个直接证据证明本案与被告人有关系，所谓间接证据是侦查机关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违反了法定的收集程序、收集方法和司法鉴定的要求。不得作为法院判决依据。

三、经法庭调查，公诉机关无法对以上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上述证据应当依法排除、不得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

前三次庭审和庭前会议，公诉机关提出的所有间接证据，在质证环节已被辩护人依法排除，此次辩护人不再对辩护意见

（二）、（三）作详细的复述。

四、《蕲春县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定结论书》蕲价[2017]85号，鉴定物折价810元。

即使允许公诉机关以《起诉书》和现有证据作出指控，本案的认定价格不但无法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标准，反而能完全证明柴智不构成盗窃罪。

（1）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2）湖北省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盗窃罪实施细则（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13年12月26日讨论通过），其中盗窃罪量刑标准：盗窃公私财物，犯罪数额达到“数额较大”起点二千元（贫困山区县、市为一千元）。

五、即使允许公诉机关以《起诉书》和现有证据作出指控，指控柴智涉嫌盗窃罪的没有本人的有罪供述，除此之外并无其他任何证据支持柴智有罪，应当依法认定被告人柴智不构成盗窃罪。不能认定其有罪和处以刑罚。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柴智不符合盗窃犯罪的构成要件，公诉机关定性有误，指控罪名不成立，请合议庭宣判被告人柴智无罪。

蕲春县公安局横车派出所和蕲春县人民检察院一错再错，造成当事人被非法羁押110天之久，辩护人尊重当事人意见，保留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故意制造冤假错案的刑事责任的权利。

蕲春县公安局横车派出所，用过期“拘留证”非法拘留当事人，然后制造假证企图让当事人入刑，这是对“法治中国”时代的法律的亵渎，敬请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 “栽赃陷害”的法律责任。

蕲春县人民检察院批捕科、公诉部的失察，造成当事人非法羁押严重后果发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敬请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 “渎职”的法律责任。

本辩护人坚信法庭一定会尊重事实真相，认真严格审理，保护被告人柴智的人权和合法权益，请求合议庭依法宣告当事人无罪，依法判决柴智不构成盗窃罪！

综上所述，请求合议庭依法宣告当事人无罪！辩护人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留向媒体公开此案全部过程的权利。如果得不到公正、公平的判决结果，绝不会让蕲春县公、检、法相关责任人中的一人逍遥法外！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法律人，应当坚信法律正义的最终保障！

此致

蕲春县人民法院

辩护人：柴进 2017年10月20日

第三篇：辩 护 词

辩 护 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贵州威驰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张Ａ家属张Ｃ的委托，经被告人张Ａ同意并委托授权，指派我担任张Ａ涉嫌盗窃一案中被告人张Ａ的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我会见了被告人，认真查阅了本案的相关案卷。现结合法庭调查及公诉人提供的有关证据，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辩护意见如下，以供合议庭参考并敬请采纳。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Ａ构成盗窃罪，辩护人不持异议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盗窃罪的规定以及本案相关证据来看，被告人已经涉嫌盗窃犯罪。因此，对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

二、被告人张Ａ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系从犯

1、本案属一般共同犯罪

从被告人的供述中可以看出，杨Ａ、张Ａ等被告人是因为偏离正确的价值观方向而纠集在一起并误入扒窃这一歧途的，自2011年9月中旬实施扒窃至同年12月11日至团伙成员被抓获，时间跨度仅两个多月，而被告人张Ａ涉案时间更是仅仅不足一月。即杨Ａ、张Ａ等被告人实施扒窃的时间并不长，涉案金额并不多，社会危害性并不严重，所以不宜将其认定为一个犯罪组织，而应认定其为一般的共同犯罪。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84年6月15日发布的[1984]法研字

院长张军在2011年9月出版的《刑法总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明确指出，犯罪集团中的犯罪分子不是为了实施某一种犯罪而纠集在一起，而是为长期进行犯罪活动，或者为实施需要多人或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的重大犯罪案件而纠集在一起。杨Ａ等人短时间内纠合在一起作案，明显并不符合犯罪集团的特征，对杨Ａ、张Ａ等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也应以一般的共同犯罪进行定罪量刑。

2、张Ａ在本案共同犯罪中只起到次要作用，依法应认定为从犯（1）公诉机关的证据显示，张Ａ不是犯意的提起者，系受杨Ａ电话邀请来贵阳实施盗窃犯罪的。

（2）张Ａ也不是犯罪行为的组织者、策划者，更不是犯罪活动的指挥者。根据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可知，张Ａ（包括杨Ｂ、杨Ｃ、杨Ｄ等被告人）只是听从杨Ａ的安排从事扒窃活动，在犯罪过程中明显处于辅助地位。

（3）张Ａ在犯罪中作用有限。

一是张Ａ参与作案时间短。张Ａ在来贵阳之前一直在昆明务工，直到2011年9月底应被告人杨Ａ之邀才来到贵阳的。到贵阳后，张Ａ并未马上参与扒窃，而是直到同年的10月26日才开始实施扒窃，至11月24日扒窃后，张Ａ即不再参与扒窃。也就是说，张Ａ真正参与的作案时间只有不足一个月。

二是张Ａ参与作案的次数少。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表明，张Ａ前后四次参与扒窃，扒窃次数不多。

三是张Ａ扒窃的赃款赃物少，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表明，张Ａ四次扒窃，涉案价值3847元。

四是在赃物的分配方式上，也并不必然得出“张Ａ在盗窃中地位最为重要”的结论：张Ａ虽然可以分得赃物的50%，但这都是根据各被告人事前的约定（谁动手摸包谁多分赃物）来进行分配的，与其在扒窃犯罪过程中的作用及地位无必然联系。在各被告人实施扒窃时，若没有大家的相互配合（如挡住被害人视线、干扰被害人注意力等），谁都很难扒窃成功。也就是说，各被告人在扒窃过程中，大家的地位和作用都是相同的。

综合以上几点，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张Ａ在本案中处于从属地位，应当定性为从犯。

三、被告人张Ａ具有法定、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请合议庭在合议时予以考虑

1、张Ａ系从犯

根据法律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2、张Ａ如实供述自己罪行

张Ａ归案后，如实向司法机关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对司法机关顺利地侦破并了结此案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3、张Ａ积极主动的全部退赃、退赔，犯罪后果并不严重 从犯罪后果来讲，本案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被告人张Ａ只是秘密地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没有对他人的生命健康及人身权利构成危害。相比入室盗窃、持凶器盗窃，扒窃的社会危害性显然要小很多。同时，案发后被告人积极主动地退还了全部赃款赃物，挽回了被害人的损失，从而最大限度地弥补了由于其犯罪行为而造成的后果。

4、被告人具有悔罪表现，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从本案的侦查到起诉再到审判，从被告人的口供中可以看出，被告人在案发后能够积极主动、全部、彻底地向司法机关交待自己的犯罪行为，说明被告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良好愿望。在看守所羁押期间，被告人服从管理，能积极协助管理人员开展工作。从今天的庭审情况来看，被告人也能够主动交待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良好。

5、张Ａ家境贫寒，母亲年迈多病，张Ａ为筹医药费铤而走险 根据被告人家属当庭向法庭递交的材料可知，张Ａ家境贫寒，父母年迈，属当地民政部门的低保对象。张Ａ母亲体弱多病，常年往医院跑，特别是2011年10月，常母亲查出身患肿瘤，这对本就贫寒的常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通过刚才庭审可知，张Ａ考上大学却因无钱而中途辍学，本身即为人生一大遗憾，加之常母身患肿瘤，至今因缺钱而无法作有效治疗，这对张Ａ来说更是压在心头的一块巨石，为了筹集医药费，张Ａ最终铤而走险，选择了实施盗窃。

辩护人对张Ａ家庭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确实，家境贫寒本应该成为张Ａ奋发图强的推动力，而绝对不能作为他违法犯罪的借口，但恰恰是张Ａ所处的贫寒家境影响了张Ａ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使其偏离了价值观的正确方向而铤而走险、以身试法，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请合议庭看在张Ａ对亲人一片孝心的基础上，本着治病救人的目的，能对张Ａ酌情从轻处罚。

6、张Ａ身患严重传染性疾病

根据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表明，张Ａ患有“继发性肺结核”，具有

极强的传染性。对张Ａ酌情从轻或减轻处罚，将有利于张Ａ病情的控制与治疗。

四、对公诉机关有关张Ａ的量刑建议的异议

公诉机关2012年7月2日的《量刑建议书》以张Ａ系累犯为由，向审判机关提出了对张Ａ处以3至5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根据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及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建议量刑明显偏重，与刑法“罪刑相适应”原则相违背，严重加重了对张Ａ的处罚，量刑建议无任何法律依据。

1、张Ａ不属于“有其他严重情节”，不应在3至4年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根据《实施细则》 [

四、常见犯罪的量刑„„

（六）盗窃罪

2、法定刑在3至10年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 的规定，可以认定为“有其他严重情节”、并在3至4年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的，必须同时满足两个前提：一是盗窃公私财物数额满八千不满一万元，二是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①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②盗窃金融机构的； ③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④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⑤盗窃救灾、抢险、防汛、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⑥盗窃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的； ⑦造成其他重大损失的）。然而本案被告人张Ａ既未达到八千元的数额标准，也不具有以上七种情形的任意一种。

2、本案中，张Ａ做案四次，涉案金额小，仅为3847元，根据《实施细则》，对张Ａ应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量刑。辩护人认为，对被告人张Ａ可在9至12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张Ａ虽属累犯，但刑法

第四篇：辩 护 词.doc

爱德律师事务所

刑事辩护工作稿

辩 护 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爱德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白建军亲属的委托，并征得白建军本人的同意，指派我们担任被告人白建军的一审辩护人。辩护人庭审前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本案卷宗，深入研究了案情，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5条的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

苏尼特右旗人民检察院苏右检刑诉（2009）第2号起诉书（以下简称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白建军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125条第1款的规定，应当以非法储存爆炸物罪追究刑事责任。对此，辩护人认为，起诉书对白建军的犯罪指控存在定性错误和指控有罪的主要证据不足的问题，白建军的涉案行为不构成犯罪，不应负刑事责任。

一、被告人白建军的行为，并不符合非法储存爆炸物罪的犯罪构成条件

1、“非法储存爆炸物”的法定含义

刑法第125条第1款采用的是简单罪状的立法模式，即在该条文中只简单的规定了非法储存爆炸物罪的罪名，但对该罪具体适用条件并无更为细致的规定。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5月10日专门作出了《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5号（下称《解释》），在该《解释》中，不仅对非法储存爆炸物罪的起刑标准作出了相应规定，更为重要的是对何为“非法储存”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所谓“非法储存”------------《解释》第8条规定，“刑法第125条第1款规定的‘非法储存’，是指明知是他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的枪支、弹药、爆炸物而为其存放的行为。”

根据这一规定，构成“非法储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第一，“明知”，即行为主观上必须明知被储存的对象是爆炸物；第二，“他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的枪支、弹药、爆炸物”，即被储存的爆炸物必须是由他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而来的；第三，“为其储存”，即行为人的目的是为他人存放。以上三个要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否则便不是刑法第125条第1款规定的“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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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的行为。

2、被告人白建军的涉案行为，并不属于《解释》界定的“非法储存”的范畴

结合以上规定，纵观本案，被告人白建军主观上虽然知道在自己家里存放的物品是爆炸物，但其所储存的爆炸物却并非是他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的爆炸物，而是白建军家盖房炸石头用完后，遗留下来的，这一点也可以从公诉机关出示的讯问笔录中得到印证，而且，本案中也不存在白建军为他人存放，也没有任何人委托其存放，白建军的涉案行为并不符合《解释》中所规定的非法储存爆炸物的后两项构成要件，也就是说，白建军的涉案行为并不构成刑法第125条第1款所指的非法储存爆炸物罪。

3、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在《解释》中对《刑法》第125条第1款中“非法储存爆炸物罪”作出了限制性规定，主要是因为在我国广大农村或牧区中，大量存在农牧民因生产、生活需要而私自持有爆炸物的情况，如果不分国情、不问因由地一概以犯罪的形式进行刑事追究，就会直接导致打击面过广、矫枉过正的负面结果，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这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中界定何为“非法储存”的立法本意。

根据《刑法》第三条“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罪刑法定”原则，既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自己储存炸药的行为构成犯罪”，那么在本案中，白建军的行为也就不能以“非法储存爆炸物罪”来予以追究，否则的话，就会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就会冤枉一个无辜的好人，就会酿成一件令人悲愤的错案。所以，恳请法庭以审慎的态度，认真研究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对白建军作出无罪的判决。

4、司法实践中相关案例的处理

我国虽然不是判例法国家，但是其他法院的既有判例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在吴炅非法储存爆炸物案（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04）南刑初字第594号刑事判决书）、李富生非法储存爆炸物案（河南省正阳县人民法院（2003）正刑初字第46号刑事判决书）等审理过程中，受案法院都严格以《解释》第八条作为是否构成“非法储存爆炸物罪”的依据，只要行为人不满足“明知是他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的枪支、弹药、爆炸物而为其存放”的三个条件，一律作出了不构成非法储存爆炸物罪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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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法学理论界，法学专家和法律工作者也纷纷就“自然人非法持有爆炸物的行为不受我国刑事法律追究，不构成非法储存爆炸物罪” 进行撰文，例如：《检察日报》于2007年1月4日登载的《非法持有爆炸物不同于非法储存爆炸物》、《检察日报》3月3日刊登载的《准确适用刑法第125条的若干思考》、《人民检察》2005年第13期登载的《非法储存爆炸物罪的规范疏漏与完善》、《中国法院网》2007年5月15日登载的《也谈泄私愤自制炸药包爆炸他人房顶以何罪论处》、法律图书馆网站登载的《我国刑法应增设非法持有、私藏爆炸物罪——兼论法释［2001］15号司法解释之相关内容》等等。

二、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罪的证据不足，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1、关于涉案炸药的数量的证据存疑问题

从公诉机关庭审中出示的“公安局扣押物品清单”与“搜查笔录”中可知，办案单位在对被告人白建军家搜查过程中，并未现场称量所搜出的炸药数量，只是在搜查笔录中粗略地写到“炸药十管、散装的约一公斤”，“约”也就是估计，但是在案发四个多月后，由公安机关制作的《收缴（销毁）物品清单》中，在备注栏和数量栏中却分别出现了“炸药10管1.83公斤和炸药散装2.23公斤”的记录，这个数量是怎么得出来的？这个数量是从白建军家搜出的炸药的真实数量吗？怎么证明表中记载的炸药数量就是从白建军家搜出来的炸药数量？而公诉机关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却不能够说明“《起诉书》中认定的炸药数量就是从白建军家搜出的炸药数量”。鉴于公诉机关的证据不能有效排除其他可能性，根据存疑利益归属于被告人的刑诉原则，理应认定公诉机关指控犯罪的主要证据不足。

2、关于涉案炸药的效力存疑问题

据白建军庭审陈述，他家中的炸药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从大队取得，距今已近三十年，该炸药有无失效是一个客观和重要的问题，如果炸药已经失去爆炸效力，那么这些炸药与一堆废土没什么区别，就谈不上什么威胁公共安全问题，也就不具有了社会危害性，更谈不上构成犯罪的问题。但是，本案中的《鉴定书》（公刑2009技鉴字第23号）却未对炸药效力进行任何鉴定，不解决涉案炸药效力的问题，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就极有可能出现错误，故本案中存在公诉机关指控犯罪的证据不足的严重问题。

3、关于《鉴定书》（公刑2009技鉴字第23号）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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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律师事务所

刑事辩护工作稿

（1）该《鉴定书》未依法告知被告人，属程序违法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1条（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41条（公安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如果犯罪嫌疑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提出申请，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将此鉴定结论告知本案白建军，白建军享有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如不告知即为程序违法，程序违法即导致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案件事实的证据。据白建军今天庭审中陈述他是第1次见到该鉴定结论，故该证据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

（2）该《鉴定书》结论存疑，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

根据《鉴定书》（公刑2009技鉴字第23号）备注第2项，鉴定结论发出后2个月，无特殊原因检材销毁。该《鉴定书》是2009年1月13日作出，据今天庭审已有3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本次鉴定的检材很可能已经销毁、不存在了，无法通过重新鉴定进一步确认其鉴定结论的正确性，因此该鉴定书无法排除可能存在的不准确问题，即该鉴定书存疑，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从现行法律规定看，被告人白建军的行为依法不构成公诉机关所指控的非法储存爆炸物罪；从公诉机关出示的指控犯罪的证据来看，也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来证明被告人构成本罪，故请人民法院依法对白建军作出公平、公正的最终判决！

爱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永强、张海军 2009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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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辩 护 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尊敬的公诉人：

依照我们国《刑事诉讼法》之规定，受被告人×××及其家属的委托和北京市雨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我们们担任该起案件中被告×××的辩护人，参与本案诉讼活动。

开庭前，我们会见了被告×××，对案件经过进行了仔细询问，并认真研读了起诉书、案卷材料等相关法律文书，根据本案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在发表正式辩护意见之前，辩护人要说的是：本案的第一被告××与×××，两个风华正茂的青少年，都是20刚出头，本应在大学或高中的教室里或在社会上锤炼自己的一技之长，却因为自己的鲁莽和幼稚，站在了刑事审判的被告席上。我相信，今天参加诉讼的法官、检察官、辩护人和他们参加旁听的家长一样，心里都感到格外的沉痛。痛定思痛，我们既为他们的犯罪行为感到愤慨，更为他们的未来感到担忧，因为今天的审判势必将关系到他们的终身命运。因此，依照我国刑法有关严格规定审理本案，同时依法考虑到法定或者酌定的从轻或减轻的情节，既是对其必要的惩罚，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挽救。可以说，被告人×××在这起案件中，始终是受到××的诱导和教唆才稀里糊涂地走上犯罪道路的，希望法庭能在综观案情，查明事实，对×××予以宽大处理。

辩护人对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涉嫌抢劫罪的定性不持异议，被告人×××本人也供认不讳，自愿接受法律制裁。辩护人认为：从全案来看，被告人×××具有以下法定或酌定的从轻减轻情节。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辩护人现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发表如下罪轻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在合议时参考：

一、×××在投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及同案犯××的全部罪行，依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应予从轻或减轻处罚。

（一）依照刑法修正案

（八）：在刑法第六十七条（自首）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辩护人认为：本案中，×××的行为纵然不被认定为“自首”，但是×××有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之行为，同时，作为共同犯罪案件中的被告人之一，他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全部积极地供述其所知的同案犯××的全部罪行，依前述刑法修正案

（八）之规定，对×××应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六条规定：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到案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的，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本案被告人×××到案后，积极主动的交待了××的全部犯罪事实，依规定可以予从轻处罚。

综上，×××在该案中的表现符合刑法修正案

（八）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及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减轻处罚之规定，恳请法庭予以认真考虑此节，对×××酌情予以宽大处理。

二、从本案整体上分析以及对比第一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和作用，第二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应认定为从犯，即次要实行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退一步讲，即使不能认定×××为从犯，也建议法庭考虑×××在整个犯罪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始终是处于被引导，被唆使的消极情形，予以宽大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31条规定：“对于一般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充分考虑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的不同，根据事实和证据能分清主从犯的，都应当认定主从犯”。下面辩护人将结合本案事实及卷宗当中的证据从整个犯罪过程，即犯意、预谋、准备、实施、既遂后等多个阶段的角度。通过本案被告人客观行为表现就他们主从关系的判断以及划分作如下几点详细分析：

（一）被告人×××不是抢劫犯意的造意者，也不是共同犯罪的发动者。综观这起抢劫案件，全是由第一被告人××直接起意并策划和组织实施的。×××在案发前一直和××联系密切，据他自己所述，玩网络游戏、吃吃喝喝等，全都是××带他玩的，玩什么怎么玩，他也是和××学习或××出主意然后二人进行的。本案中，正是因为××因为吃喝玩乐欠别人的钱从而产生犯罪意图，这时候××需要找帮手，自然会想到×××，×××开始还很幼稚的问：怎么弄钱，××说了自己的犯罪计划后，×××因为自己的幼稚和无知，根本没想到事情的严重性，便在被告人××的直接引导和教唆下从而实施了犯罪行为。

（二）抢劫作案的时间、地点、目标和作案方式也就是组织、策化、指挥等都是由被告人××确定和安排的，×××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较小。如上述，根据××和×××的口供相互印证可知，正是××策划和组织实施了对被害人郭××的抢劫行为的。从犯罪的时间安排、地点、目标和作案方式的选择上，××早有预谋，×××则无一不是在××的授意或默认下进行的，其在整个犯罪行为中没有任何主观上的自作主张的想法和做法。具体来说，在二被告人开始选定目标，进而实施犯罪行为，乃至拉着被害人从北京到承德的整个犯罪过程中，包括租车、开车、碰瓷；乃至行车路线的选择、用被害人的银行卡取款（包括验证银行卡密码、取钱地点、方式及数额）、联系黑车将被害人送回北京全是××一人策划和实施的，×××在整个过程中始终听命于××，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

（三）被告人×××的行为对被害人实施的暴力程度轻微，其威胁的程度明显低于第一被告人××。

整个犯罪过程中，×××没有直接对被害人并进行暴力威胁，即使进行了轻微的语言上的恐吓，也是××对其进行分工的安排，×××简单的落实而已。与×××基本上一直跟在××的后面做些辅助性工作相比，××对犯罪行为的实施则更具主观能动性和破坏力，从思想上和行动上更能影响犯罪行为的进程和走向，以及犯罪情节的严重与否。值得一提的是，在从北京到承德的路上，×××一直和被害人聊天，给被害人烟抽，二人聊的就像朋友一样；当××找到黑车将被害人郭××送回北京时，×××还主动给被害人披上衣服，并搀扶着受到惊吓的被害人上车，所有这些，说明了×××根本没有对被害人进行严重的恐吓和威胁，当然，被害人同×××套近乎聊天交朋友的言辞和举动明显是为了稳住他们二人，以避免带来人身或生命上更大危害，×××和××均因为年轻幼稚居然信以为真，但这也恰恰说明了他们二人的单纯和善良的一面，这点与其他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四）所得赃款问题 ×××供述，他们二个人所获的赃款也完全是由××控制和使用的，支取被害人的4000元，用于支付租车费用，住宾馆，吃饭后也所剩无几。综上所述，从被告人×××在整个犯罪的全过程中的行为上分析，×××既不是整个行为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对被害人基本未采取直接的暴力手段，也不是分赃的组织者，最后并未分得实际利益。即在共同抢劫行为中所起作用是较小的，非共同犯罪中的积极实行者，其在共同犯罪中明显起到的是次要作用，应属从犯。依据《刑法》第27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对被告人×××应当依法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退一步讲，即使对××和×××不做主从犯区分，但依据北京市高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2010）中关于“对于未区分主从犯，但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对较小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３０％以下”之规定，建议法庭考虑此节，在量刑上比照××从轻对×××进行处罚。

三、抢劫数额问题。

二人最终从被害人的银行卡上支取了4000元，不算数额巨大。虽然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能够支取更多，但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也说明了他们二人主观恶性不深。

四、×××参与的该起案件，被害人受到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是轻微的，未造成严重的后果，对社会治安秩序亦未造成特别严重的威胁。恳请法庭能考虑到抢劫罪量刑的立法本意，对其予以宽大处理为盼。

五、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被告人自愿认罪应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庭审中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这一态度是应当加以肯定的，依据《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9条：“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六、本案中被害人曾当场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已经谅解，案件办理过程中及庭审中被告人×××以及其家属多次表示愿意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亦表示愿意交纳罚金。

（一）二被告人在获取了被害人的银行卡密码后，并未有进一步的暴力威胁和胁迫行为，并且主动给被害人联系黑车回京，也正因为如此，被害人才有时间联系其妹妹，从而使得侦查机关能够在最短时间内破获该案。

（二）被害人当场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表示了谅解，同时×××的家属表示愿意积极赔偿本案被害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以及北京高院关于量刑意见的相关规定，庭审后，×××及其父母希望能在宣判前交纳赔偿和罚金，也请合议庭考虑此节，以对被害人进行赔偿及交纳罚金的意愿作为量刑时的情节予以考虑。

七、被告人×××年幼无知，法律意识极其淡薄，加之交友不慎，才导致现在这个局面，为此他本人将付出沉重代价，请法庭念在×××的此次犯罪属于初次犯罪，平时表现一贯良好，并无前科，主观恶性不深，案件发生有其特有的背景等因素，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无论是从主观的犯罪动机、客观造成的实际损害，还是在被羁押后的认罪态度上，都可以看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无论是社会危害性还是主观恶性都不大。另，鉴于被告人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刚刚步入社会，法律意识极其淡薄，是非观念较差，一时因无知和幼稚受别人的诱导和教唆而触犯了刑律，但是念其犯罪后如实供述自己及同案犯的罪行，在犯罪中处于从属地位，没有非法所得，积极表示能主动退还案款和缴纳罚金，具有强烈的悔罪表现，又系初犯，希望法庭能够对其从轻减轻处罚，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为宜，从而给他一个长大成人、重新做人的机会，辩护人代表×××本人及其父母和其他亲友将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