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花犯行贿罪一案的 二 审 辩 护 词

第一篇：陈振花犯行贿罪一案的 二 审 辩 护 词

陈振花犯行贿罪一案的 二 审 辩 护 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国家检察员：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云南鼎兴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上诉人陈振花家属的委托，并在会见时征得上诉人陈振花本人的同意，指派我担任本案上诉人陈振花犯行贿罪一案二审第一次开庭后的辩护律师，依法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出席今天的法庭审理，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赋予的辩护人的法定职责。

根据本案一审的庭审记录和判决认定的证据情况以及二审法庭今天开庭审理查明的事实情况，在认真听取检察员发表的各个出庭意见以及上诉人陈振花个人的陈述和自我辩护意见以后，本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陈振花犯行贿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罪名依法不能成立，尤其是判决认定上诉人陈振花行贿赵雷武100万元的证据不仅不足，本案的侦查人员在行使侦查权的过程中还存在一系列的违反法定程序以及滥用侦查权的问题，现发表具体的辩护意见如下：

第一，背景之辩

一、本案公诉机关的起诉书和一审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以上诉人陈振花存在“抢建、改建、违建”虾塘的行为认定上诉人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是错误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1、本案涉及的海棠湾镇政府发布的各项公告，本质上是一种抽象的行政行为。

本案涉及的海棠湾镇政府发布的各项公告不是针对陈振花一个人发的，它本质上是一种抽象的行政行为，不会对任何具体的公民或者单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不用任何级别的政府重申，任何违章建筑依法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但本案上诉人陈振花在海棠湾的管辖范围内没有任何在建的、改建的、抢建的违章建筑，依法也不受海棠湾镇政府发布的公告的制约。

因此，本案以上诉人陈振花有违反海棠湾镇政府发布的公告来设定陈振花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是不对的，没有事实和相关法律依据。

2、本案涉及的海棠湾镇政府发布的相关公告本身的内容的合法性尚存有疑问

拆迁补偿工作中，当地的主管政府依法发布一系列的政府公告是正常的，也是必须的，但公告的内容，首先不应该是命令性的，而只能是商量性的，中央政府的相关文件精神对此规定是明确的：“征地前要及时进行公告，征求群众意见；对于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必须妥善予以解决，不得强行实施征地。”

3、上诉人陈振花也没有什么行为是违反一审判决书引用的海棠湾镇政府相关的公告的

即便本案涉及的海棠湾镇政府发布的相关公告本身的合法性尚存有疑问，也没有发现本案陈振花领取拆迁补偿款的哪些地上附着物的形成有哪些是违反公告的哪一条内容的？也没有发现海棠湾镇政府根据公告的哪一条内容，对陈振花已经领取了拆迁补偿款的哪些地上附着物的形成的行为进行过相应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过其他相应的行政强制措施。当然，卷宗中有材料反映，陈振花的第三口大塘改建过程中遭到过海棠湾镇政府的阻止，但卷宗中的材料也同样证实，该口改建的第三口大塘，海棠湾镇政府是没有给予陈振花相应的拆迁补偿款的，这是否准确，也同样与本案无关。

4、在陈振花同意拆迁单位拆迁其合法使用的土地上的附着物以前，陈振花在其合法使用的土地上只要不干违法的事情，都是其依法行使经营自主权的表现。

按照中央政府的文件精神：“程序不合法、补偿不到位、被拆迁人居住条件未得到保障以及未制定应急预案的，一律不得实施强制拆迁。”因此，本案的海棠湾镇政府在与陈振花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在陈振花拿到拆迁补偿款以前，任何人是不能强拆陈振花的合法财产、强征陈振花合法使用的土地的。此时的陈振花在自己合法使用的土地上，怎么建都是她自己的事情，都是陈振花依法行使自主经营权的表现。因此，不能以一个不是刑法学概念的“抢建、改建、违建”的词语来作为陈振花犯行贿罪的前提。

5、本案上诉人陈振花获得拆迁补偿款的多与少？都是海棠湾镇政府与陈振花的另外一层法律关系，与本案的行贿犯罪没有关联。

“抢建、改建、违建”不仅不是一个刑法学概念，更不是刑法所要追究的犯罪行为，本案上诉人陈振花是否存在“抢建、改建、违建”行为，充其量也只是海棠湾政府与陈振花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或者是民事法律关系，与本案行贿的刑事犯罪一点关系也没有，即使陈振花有可能存在什么“抢建、改建、违建”，以及在此基础上多获得一些拆迁补偿款，也只能是利益的相对方即海棠湾镇政府通过行政行为或者诉讼的途径，依法让陈振花退回多获得的补偿款。

本案的海棠湾镇政府是依法按政府的组织程序和财务会计规则发放陈振花的拆迁补偿款的，海棠湾镇政府就没有对陈振花领取拆迁补偿款的行为提出过异议，在利益相对方海棠湾镇政府都没有异议的情况下，本案的侦查机关介入本案，以陈振花存在什么“抢建、改建、违建”的事实认定陈振花多获得了拆迁补偿款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需要再次顺带说明的是，一审公诉人曾经退侦，要求本案的侦查机关补充侦查上诉人陈振花涉嫌犯诈骗罪的所谓漏罪，是违反我国刑诉法的公检法三机关基本的管辖职能的，幸好本案的侦查机关动用上级人民检察院来纠正本案一审公诉人滥用公诉权力的行为，一审公诉机关的这次退侦行为，被海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告知，诈骗罪属于公安机关管辖，人民检察院对此不能行使侦查权。

需要在此特别强调的是，本案的侦查机关要求公安机关侦查了一段时间，不仅没有查明上诉人陈振花有犯诈骗罪的犯罪事实，反而查明了上诉人陈振花犯本案行贿赵雷武100万的犯罪事实，纯属是无中生有。上诉人陈振花和证人赵雷武在公安机关公正的调查下，在不同的环境，毫无疑问的讲述了共同的客观事实，即陈振花行贿赵雷武100万元的虚假供述是被相关侦查人员非法取证的结果。

6、本案海棠湾镇政府启动对上诉人陈振花育苗池的第二次评估，是依法行政的表现，陈振花对此获得相应增加的拆迁补偿款，依法属于自己及其股东的合法收入。

拆迁补偿工作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因群众不满拆迁单位的强拆行为，引发了一系列的群众自焚、伤亡等群体性事件，比如最近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发生的群众不满拆迁单位的强拆行为，已经造成了8人死亡、多人受伤的严重后果，引起了中央以及全球媒体的关注。本案海棠湾镇政府在上诉人陈振花等人对拆迁补偿标准有异议的情况下，自己决定不了怎么赔，遂请专家依法按程序，对陈振花等人的养殖场室外水泥池进行第二次评估，是依法在全国面前做了一个平息群众上访，达到各方满意的拆迁补偿工作的良好典范，这本身是一个值得推广学习的良好的拆迁补偿工作程序，怎么到了本案的侦查机关那里就成了犯罪了呢？不启动合法的第二次评估程序，还有什么程序可以启动呢？

综上，本案一审公诉机关、审判机关，设定一个上诉人陈振花有违反海棠湾政府公告的行为，涉嫌“抢建、改建”作为上诉人陈振花构成行贿罪要件之一“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前提，是非常错误的，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司法权干扰行政权的典型案例表现。

第二，程序之辩

二、本案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陈振花犯行贿罪有罪的各个证据，是在本案的侦查机关违反法定的侦查程序并使用非法取证的方法取得的，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使用。

1、本案的指定管辖没有事实依据

没有下级人民检察院需要报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的情况下，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乐东县人民检察院管辖本案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证据：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琼检反贪指辖【2012】5号指定管辖决定书，侦查卷宗第一卷第1页。

相关法律依据：高检发释字〔1999〕1号《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十八条规定： “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管辖不明或者需要改变管辖的案件。”

整个卷宗中就没有发现本案有管辖不明、管辖权有异议或者因为其他什么原因需要改变管辖的资料，说明本案从立案开始就没有事实依据。

2、本案逮捕上诉人陈振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逮捕本案的上诉人陈振花之前，陈振花因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没有被决定逮捕。

证据：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琼检二分侦监不捕【2012】1号不予逮捕决定书，侦查卷宗第一卷第9页。

陈振花在不予逮捕被释放以后，侦查机关在没有进行任何调查也没有申请复议的情况下，本案的审查批捕机关没有再次决定逮捕陈振花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证据：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琼检二分侦监捕【2012】13号逮捕决定书，侦查卷宗第一卷第16页。上诉人陈振花因为涉嫌行贿犯罪被决定逮捕

3、立案前限制陈振花的人身自由进行调查没有法律依据。本案中，侦查机关乐东县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在立案前就对上诉人陈振花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进行调查，以及没有持任何法律手续就从三亚带走陈振花的行为，不仅没有法律依据，相反是违法的。

4、未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没有按照要求全部录音录像。

一审公诉机关赖以支持其起诉上诉人陈振花犯行贿赵雷武100万的有罪的所谓证据，不外乎就是陈振花曾经的有罪供述及证人赵雷武曾经的有罪供述。可是陈振花的供述违背了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2005年11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通过）。该规定第二条明确指出：“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是指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对讯问全过程实施不间断的录音、录像。”该规定第六条规定：“讯问开始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将对讯问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告知情况应在录音、录像中予以反映，并记载于讯问笔录。”第十五条规定：“案件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被告人或者其辩护人对讯问活动提出异议的，或者被告人翻供的，或者被告人辩解因受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所供述的，公诉人应当提请审判长当庭播放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对有关异议或者事实进行质证。”高检院的这个规定要求：“从2006年3月1日开始，全国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实行全程同步录音。”本案中陈振花被立案于2012年4月8日，此时高检院的此规定已生效，然而通过查阅卷宗，陈振花在本案侦查机关的大部分讯问笔录，均未按照规定实行同步录音。更让人值得怀疑的是，对于行贿赵雷武100万的这个问题，陈振花供述行贿赵雷武100万的时候，侦查机关进行了录音录像，陈振花供述没有行贿赵雷武100万的时候，侦查机关就没有录音录像。

更还要在这里予以说明的是，陈振花供述行贿赵雷武100万人民币的录音录像制作时间都很短，怎么之前不交代行贿赵雷武100万并没有录音录像的时候，笔录的制作时间都比较长，而在陈振花交代行贿赵雷武100万并启动录音录像设备的时候，笔录的制作时间反而比较短呢？陈振花反映的，是照着之前的有罪供述进行录音录像制作笔录的陈述是值得采信的，陈振花还反映侦查机关打时不录，录时不打的陈述也应该是真实的。

可以这样认为，侦查机关在讯问陈振花的每一次笔录中，均未严格按照前述规定，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因此对陈振花的每一次供述，均不符合法定程序，当陈振花否定曾经行贿赵雷武100万人民币的供述，并称是在威胁等手段下形成的，陈振花的曾经行贿赵雷武100万人民币的供述也就不具真实性、合法性，也就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至于证人赵雷武曾经供述的受贿陈振花100万的有罪供词，赵雷武在很多场合已经声明过，没有受贿陈振花100万元这回事，之前在侦查机关曾经交代的受贿陈振花100万的有罪供述是侦查人员非法取证的结果，不是他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5、本案的侦查机关滥用侦查权力的行为非常明显 本案的侦查人员在侦查本案的过程中，违法认定群众有什么抢建行为而强行大量收取群众巨额现金的行为不仅没有法律依据，相反是明显的滥用侦查权。没有法律授权或者超越法律规定的权限，大量索取或收取老百姓巨额现金的行为，绝对是违法的，迟早会引起中央领导以及媒体关注的，如何定性本案侦查人员的这些行为，是另外一层法律关系，与本案陈振花的行贿犯罪的关系不大，如果一定要说有一点关系的话，那就是侦查权在本案中几乎没有收到任何的监督和制约。

三、本案的公诉机关没有严格履行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能，反而丧失了法律赋予的审查起诉的职能。

1、公诉人接到上诉人陈振花反映的遭到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材料后，不仅不对侦查机关是否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行为进行调查核实，反而将上诉人陈振花反映的遭到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材料转到侦查人员手中，违反了公诉部门本身应具备的审查起诉的基本职能，也使本案的公诉机关丧失了审查证据、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能。

2、本案的公诉机关违背刑事诉讼法基本侦查管辖的规定，在审查起诉的时候，以陈振花涉嫌犯不属于本案侦查机关管辖的诈骗罪为由，退回到本案的侦查机关要求补充侦查陈振花涉嫌诈骗罪的漏罪，明显滥用了公诉权。

3、本案一审公诉人没有在一审法庭上做到证明侦查机关取证的合法性 在一审审判笔录的第6页，针对陈振花及其辩护人提出的陈振花遭到刑讯逼供的反映，公诉人说，是有5月7日至10日的录音录像的，但是公诉人在一审法庭只是播放了10日的录音录像，对5月7日到9日连续审讯上诉人陈振花的录音录像，一审公诉人至今没有出示。

四、本案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了当事人的诉讼和辩论权力。

1、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公诉人建议法庭休庭的意见，一审法庭置之不理。

本案一审审判笔录的第8页，公诉人回答辩护人的疑问时说了：“对于辩方提出7-9日的录音录像，建议法庭休庭，待取证后再开庭”，但一审法庭对此建议未予采纳。

2、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了当事人的诉讼和辩论权力。

在一审审判笔录的第9页，审判长说，为了不影响法庭的审理，将7-9日的录音录像放在后面再证明可以吗？但直到一审庭审结束并到一审判决宣判之日止，一审法庭并没有组织控辩双方观看7-9日的审讯陈振花的录音录像，违背了本案控辩双方的意思，剥夺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力。

3、一审法院对关键性证据，未组织当事人陈振花及其辩护人质证。本案一审审判笔录的第15页，公诉人播放了编号为20120208的光盘，但一审法庭对此却不组织当事人陈振花及其辩护人进行质证，再次剥夺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力。

五、本案陈振花不认可的口供依法都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使用

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明文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根据这一条法律规定，在没有其他客观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下，陈振花之前供认的送赵雷武100万元的供述，不论是否遭到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或者其他非法取证的行为，在陈振花不认可的情况下，一审公诉人没有权力强迫陈振花对此有罪供述的供词继续予以认可，这就是新刑诉法最有效的遏制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法律规定，二审法院对此法条应该严格认真的执行，陈振花不认可的有罪口供，任何人再次强迫陈振花继续认可，不仅没有法律依据，相反是违法的。陈振花在法庭上实事求是的面对控辩双方以及法庭调查的口供，依法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六、一审判决书只是排除上诉人陈振花5月10日的供述是非法的，而对陈振花的其他有罪供述不予排除，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一审合议庭在一审庭审结束前，根据法庭的审理情况，高调的认定了陈振花交代的行贿赵雷武100万的供述系非法证据而予以排除。但一审法院却在一审判决书中不顾合议庭的这一庭审裁定，只是排除了上诉人陈振花5月10日的讯问笔录，而在认定陈振花行贿赵雷武100万的有罪证据时，罗列了陈振花5月10日之后的有罪供述。既没有事实依据，超出了公诉机关在一审庭审的举证范围，也没有法律依据，违反了两院三部颁布实施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精神。

本辩护人认为，既然一审法庭依法排除了5月10日陈振花的有罪供述，那就说明侦查机关在本案中有非法取证的行为，既然侦查机关在本案中存在非法取证的行为，陈振花反映的遭到刑讯逼供的事实就是成立的，陈振花反映的交代行贿赵雷武100万元的供述是被刑讯逼供的结果也就是成立的，整个陈振花交代的行贿赵雷武100万元的供述也就完全不能成立。因此，即便是在5月10之后，陈振花遭到刑讯逼供的程度不如以前或者说没有遭到刑讯逼供，但一审公诉机关如果不能举证证明此时陈振花已经消除了遭到刑讯逼供后的恐惧或者影响，陈振花继续交代的行贿赵雷武100万的供述都是不值得采信的。七、二审检察员出示的侦查机关自己证明自己没有非法取证的“情况说明”是无效的

二审法院在第二次开庭审理时，检察员出示了本案的侦查机关自己证

明自己没有非法取证的行为的“情况说明”，本身不仅是不真实的，与客观事实不符，而且因为上面没有相关讯问人员的签字，形式上也应不具备两院三部颁布实施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七条第三项规定的形式要件而无效。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七条第三项规定：“„„公诉人提交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未经有关讯问人员签名或者盖章的，不能作为证明取证合法性的证据。”。

八、本案一审公诉人、二审检察员都不能举证证明他们指控陈振花行贿赵雷武100万的证据是合法取得的

本案侦查机关提供的一证通、陈振花的审讯笔录、看守所提供的提讯登记表上显示的提讯陈振花的时间相互都是不吻合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采信陈振花自己书写的被刑讯逼供的事实经过。

不论侦查人员在法庭上怎么陈述，没有使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方法提讯陈振花，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看守所提供的提讯登记表以及侦查机关提供的一证通显示的提讯时间来看，那就是侦查人员经常深夜到看守所提讯陈振花，陈振花曾经整夜没有得到睡觉，侦查机关采取了不让陈振花正常休息的疲劳审讯的方法审讯陈振花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本案陈振花自己陈述遭到刑讯逼供的事实是成立的，这样的陈述得到了证人赵雷武的遥相呼应，赵雷武也在庭上作证证实了他收受陈振花100万元的供词也是被非法取证的结果。因此，陈振花和赵雷武都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反映遭到刑讯逼供，有关陈振花行贿赵雷武100万元的二人曾经的有罪供述是侦查机关采取非法取证的方法取得的证据是非常明显的，一审公诉人、二审检察员不能完整有效的举证证明他们指控陈振花行贿赵雷武100万元的证据是合法取得的，陈振花行贿赵雷武100万元的二人的虚假有罪供述依法予应以全部排出。

第三、实体之辩

九、本案公诉机关一审指控上诉人陈振花犯行贿赵雷武100万元的证据不充分

一审判决书要判决上诉人陈振花有罪用了22页的页面纸张，而一审公诉机关的起诉书要指控上诉人陈振花有罪，却只用了4页的页面纸张，在一审庭审的时候，公诉人的举证范围并不能证实上诉人陈振花犯本案的行贿罪。

根据一审审判笔录的记载，本案公诉机关一审指控上诉人陈振花犯行贿赵雷武100万的证据有：

①被告人陈振花的自述材料：一审审判笔录又没有说清楚一审公诉人出示的是陈振花的哪一份自述材料，没有说清楚的话，陈振花的大部分自述材料叙述的是遭到侦查人员的逼供、诱供等非法取证的情况下而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供认了行贿赵雷武100万的。根据一审审判笔录的记载，一审公诉人出示陈振花自述材料的目的，是证明陈振花承认池塘是违建。

本辩护人认为，是否是违建？不是单靠陈振花自述就可以认定的，本案的证据材料就反映不出陈振花有违建的客观证据，在法律程序上，这需要有权的行政机关的调查和处理。再次重申，陈振花是否违建，并不需要本案的侦查机关、公诉机关来处理，作为一个单位的乐东人民检察院下属的本案的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就无权处理三亚老百姓的是否违建的事情，陈振花是否违建与本案的行贿犯罪也没有关系，违建也不等于陈振花就要向赵雷武行贿100万元，本案的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可以利用职权迫使陈振花承认有违建的事实，可是本案的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却没有办法让赵雷武利用他手中的权力把一个违建的事实化作虚无，赵雷武又怎么利用职权为陈振花谋取不正当利益呢？

②被告人陈振花的供述：一审审判笔录同样没有说清楚一审公诉人出示的是陈振花的哪一份供述，没有说清楚的话，陈振花在侦查机关最初的大部分供述证实的内容是没有向行贿赵雷武100万，针对陈振花在庭审时供述没有行贿赵雷武100万人民币的供词时，二审检察员对此的发表的出庭意见认为是陈振花翻供的表现，根据检察员的这个证明逻辑，陈振花在这八次供述之后再交代行贿赵雷武100万人民币的供词也是属于翻供的行为，人民法院也依法应不予采信。③播放了同步录音录像，但是没有经过当事人陈振花及其辩护人的质证程序，法庭是放录像给大家随意看看的吗？该证据应视为无效。

（上述三份证据的出示情况见一审审判笔录第15页）④赵雷武的证人证言：赵雷武曾经供述的收受陈振花100万的供述，已经被赵雷武多次予以否定了，证人本身都不认可的言论，怎么可以拿来作为证据使用呢？什么法律规定曾经的有罪供述的证据效力大于无罪供述的法律效力呢？强迫证人承认之前对上诉人不利的有罪供述的法律依据又在哪里呢？ 证人赵雷武在二审开庭时已经亲自出庭作证接受控辩双方的质问，他没有收过陈振花的100万元。

⑤林雄的证人证言：辩护人依然从一审审判笔录看不出公诉人出示的林雄的证人证言是哪一份供述？是哪一份供述与本案的行贿有关，本辩护人认为林雄的证人证言与本案的行贿一点关系也没有，如果一定要认为有关的话，只有一点，那就是本案的侦查机关滥用侦查权，以非法认定林雄有抢建的行为为借口，从林雄那里“拿走”了人民币40万元。

⑥唐如妹的证人证言：经过证人赵雷武的出庭作证以及上诉人陈振花的自述材料和法庭陈述，唐如妹的证人证言虽然有虚假的地方，尤其是吃饭的时间，但是唐如妹也还是说了，她没有看见陈振花送赵雷武100万元，这就足够了，不用再去申请法院通知唐如妹出庭作证了，唐如妹的供述不能证实陈振花行贿赵雷武100万元，本辩护人认可一审公诉人出示该证据的目的，那就是她们三人在一起吃过饭，仅此而已。

⑦取款凭证及支付凭证：一审公诉人的举此证的目的是证明陈振花获得补偿款的拨付并取款，本辩护人对此证明没有异议，但强调的是此证据是陈振花依法行使自己权利的表现，与行贿犯罪无关。

⑧三亚市委、市政府关于抢建、违建的公告等相关文件：公诉人出示此证据的目的是三亚市委市政府发布文件禁止抢建违建。本辩护人对此的辩护意见在辩护词的开篇“背景之辩”时已经说了很多，在此不再赘述。

⑨国家建设用地补偿表等证据，公诉人出示证据的目的是证实赵雷武是审核人。本辩护人认为，审核不等于犯罪，是赵雷武依法行使职权的表现，何况该补偿表等证据显示，最后说了算的还是镇长李骥，说明赵雷武不可能利用职权为陈振花谋取不正当利益。

⑩卫星影像判研图：此证据因不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本辩护人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此份证据也证明不了一审公诉人说的“证实陈振花的养殖场在政府发文后抢建抢种的”。

⑪赵雷武二审部分庭审笔录及一审、二审判决书：在一审的审判笔录中，公诉人没有具体说明出示此证据的目的和陈振花有什么关系。本辩护人认为，一份生效的刑事判决书，只能证实一定时期相关当事人的刑事法律责任而已，这些判决书根据证据的变化，会被撤销或者改判，比如，杜培武、赵作海等人的刑事判决书不就是已经被撤销了吗？而且，不论是老刑诉法的第42条规定的7种证据还是新刑诉法第48条规定的8种证据，都没有把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作为证据使用，上诉人陈振花及其辩护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去赵雷武的刑事判决书及其庭审笔录的目的，是要看看赵雷武在该判决书中是怎么说的，证人证言才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之一，这才是本案要审查的证据的关键。很显然，在赵雷武的庭审笔录以及相应的刑事判决书中，赵雷武明白无误的表明了他没有收受陈振花的100万元，曾经交代过的收受陈振花100万元的供述，不是客观事实，是相关侦查人员非法取证的结果。

⑫审计报告：此证据因不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本辩护人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一审公诉人出示此证据的目的是“证实被告人陈振花其他人出资改建鱼塘的情况”，本辩护人认为，一审公诉人的证明目的与本案的行贿犯罪也没有什么关系，要说有一点关系的话，那就是司法权强行介入了经济纠纷，何况，本案现在还没有产生什么经济纠纷。

这就是一审公诉机关公诉人在一审法院开庭审理时所举的要证明陈振花有罪的全部证据，通过对这些证据的全部分析，可以说一审公诉机关要证明陈振花犯行贿赵雷武100万元的证据，是一个也没有。

一审法院的一审判决书充当一审公诉机关的“辩护人”，超出一审公诉人的举证范围罗列证据判决认定上诉人陈振花行贿赵雷武10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属于滥用审判权。十、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陈振花行贿赵雷武100万元的有罪证据自身存在重大矛盾

至今没有人看见那烟、酒袋子里面装有的100万元钱是什么样子？当初陈振花或者赵雷武提起的时候重不重？累不累？提起这么大的一笔现金会不会觉得有什么风险？在纪委领导的面前提这么一大堆现金行贿、受贿合不合客观事实？这一大笔现金已经流向哪里了？陈振花的取款行为获得的钱与那个莫须有的烟、酒袋子里面装的钱关联性又是怎么来的？一审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调查了一年多两年，至今没有直接客观证据对此予以证实。

根据侦查机关自己编造的赵雷武和陈振花的虚假口供，他们编造了两个有关陈振花送赵雷武100万元的法律事实。编造的第一个虚假的法律事实是，陈振花对第一次的评估不满意，因此要请赵雷武吃饭，吃饭的目的是希望赵雷武能够启动第二次评估，以获得更多的补偿。根据卷宗中赵雷武和陈振花的虚假供述以及其他客观资料表明，这个时间可以确定在第一次评估不满意后启动第二次评估程序以前，陈振花的确是和赵雷武吃过一次饭的，这是客观事实，二人对此客观事实也是予以认可的，二人一起吃饭的时间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

编造的第二个虚假的法律事实是，在陈振花第二次评估完从银行取到300万的拆迁补偿款现金后，虚构陈振花是从这300万元的现金中提取了100万元送给赵雷武。

卷宗中的客观证据显示，这两个时间不可能是同时的，而本案的侦查机关编造虚假事实的高明之处还在于，硬是让赵雷武和陈振花双方都供认是在陈振花请赵雷武吃饭的时候就送了赵雷武100万元的。

还是套用那句话古话，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侦查机关对自己编造的虚假事实出现了明显的时间、空间严重错误的问题也全然不知，一审法院不顾证人赵雷武公开向海南省委书记反映的真实情况和陈振花天天在看守所内自书冤情的实际情况，对辩护律师依据事实和法律的正确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而强行采纳被非法取证后的陈振花和赵雷武二人的虚假供述来判决认定陈振花行贿赵雷武100万元，实在是让人费解。

送陈为骥1万元，都需要股东林雄的参与和送钱过来，陈振花自己会掏腰包送赵雷武100万元吗？

十一、陈振花行贿赵雷武100万元的行贿款的来源不明、去向也不明

一审公诉机关指控上诉人陈振花行贿赵雷武100万元款项的来源作了两个事实情节的说明，一是说这些行贿款的来源是陈振花在2010年2月11日从中国光大银行三亚分行取款300万元，二是这些行贿款的来源还是相关股东给予陈振花相应拆迁补偿款的8%的所谓活动经费。

本来，公民是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无罪的，但是在本案一审法院已经判决上诉人陈振花行贿赵雷武100万的情况下，陈振花及辩护人不得已只有自己找证据来证实自己无罪。

二审开庭时，上诉人陈振花及其辩护人通过一系列的银行出具的客观证据和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证实了陈振花在2010年2月11日从中国光大银行三亚分行取款300万的流向已经有250万左右，加上那些没有证据证明却已经用了的款项，这300万元已经不可能再有100万元可以用在其他的什么地方了。

关于相关股东给予陈振花相应补偿款的8%的所谓活动经费的数字，二审庭审时，上诉人陈振花及其辩护人通过举证，客观证据或者是证人证言都已经证明相应补偿款的8%的所谓活动经费是40万元左右，陈振花找不到100万元的活动经费来送任何人。

本案行贿款100万的去向问题，根据赵雷武一案的判决书，说是赃款100万元交由一个案外人庞耀东保管，这不仅是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当干扰本案侦查、起诉、审判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面的时候，庞耀东迟早会说出事实的真相的，即便权力还未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按现有的非法证据，也还不能完全证实赵雷武收受的300多万元，哪些是在这100万元里面的，难道一审法院可以认定这100元万刚好就是陈振花送的100万元吗？一审法院也好像没有这样认定，一审法院没有这样认定的话，那赵雷武把这陈振花送100万放在哪里了呢？没有找到这100万元的流向以前，认定陈振花行贿赵雷武100万元的证据，除了二人被逼的口供，还有什么证据呢？

十二、陈振花向其他人行贿6万元的辩护意见

有关本案上诉人陈振花向其他人行贿6万元的问题，本辩护人同意之前的辩护人宣东对此的辩护意见，需要强调一点的是，陈振花虽然送钱给相关人员是事实，陈振花对此也是认可的，但陈振花所得的拆迁补偿款是依法应得的，相关人员收受陈振花的钱是强吃卡要，并没有条件利用职权为陈振花谋取不正当利益。因此，这6万元的所谓行贿款，陈振花虽然承认送了，也不构成行贿犯罪，是相关人员的不当得利，依法应该返还给予陈振花。

十三、关于侦查人员“拿走”陈振花家属人民币100万元的辩护意见

在本案的法庭审理过程中，上诉人陈振花及其辩护人都不愿提及本案的侦查人员利用本案侦查职权的便利“拿走”陈振花家属100万元的问题。在法庭调查快要结束的时候，二审检察员突然举证说明，本案的侦查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向陈振花家属“拿走”的100万元已经转移到了公安机关。关于这100万元在本案中的性质，二审的审判长已经解释得很清楚并注意到了一个细节，那就是一审公诉机关说是陈振花交的，一审审判机关说是陈振花家属交的。不论是哪里交的，它的确与本案的陈振花行贿犯罪无关，因为行贿犯罪要成立的话，赃款只能是在受贿人手中，怎么本案的侦查人员那么厉害，硬是从行贿人的手中，搞到100万的行贿赃款呢？说明本案的侦查人员和赵作海的那个案件那样，不仅能够逼供犯罪嫌疑人，还能够逼供犯罪嫌疑人的家属，侦查权力无限扩大。

二审的审判长对此总结的三点意见是正确的，在此基础上，本辩护人认为，本案的侦查机关滥用侦查权的行为是明显的，法庭应对此予以充分的注意，侦查机关既然有本事从没有遭到羁押的陈振花家属手中搞到100万的巨款，更能逼迫被羁押的陈振花承认送赵雷武100万的供词。

结语：没有客观证据可以证明陈振花送了赵雷武100万元，这样的故事也不会有人相信，侦查人员从犯罪嫌疑人家属那里“拿走”100万元，不仅没有法律依据，相反是明显的滥用职权，应该受到追究，也没有人相信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是自愿交纳这100万元的。

刚刚闭幕不久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刚刚走过的昨天12.04既是全国法制宣传日，又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宪法日”，法治的力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的速度在我国前行，在此背景下，我国之前的很多疑案、错案判决正在重新清理和再审中，权力影响法院审判的因素正在逐步得到遏制和消除，本辩护人希望本案的二审人民法院从敬畏法律精神的角度出发，认真考虑本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坚决拒绝权力对本案的干扰，对本案上诉人陈振花作出罪行相适应的公正的判决！

谢谢法庭！

云南鼎兴律师事务所

辩护人：律 师：邓永声

二O一四年十二月五、六日

第二篇：2010年陈某滥用职权二审辩护词

二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上诉人陈某因滥用职权一案，不服某省省宁安市人民法院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一日（2010）宁初字第40号刑事判决，于二〇一〇年七月一日提起上诉。经当事人委托，我受某某律师事务所的指派，依法出庭担任本案上诉人陈某的二审辩护人，经详细查阅卷宗及调查，我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陈某犯滥用职权罪所依据的事实不清，因果关系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依法应被宣告无罪。现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一审判决中关于陈某有超越职权的行为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

结合本案的证据，分析三起案件中涉及陈某的行为中涉及滥用职权的主要如下：

1，拦截、检查、扣押药材的行为：

首先，根据《某省省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资保站的职责之一是：依照国家、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行使监督检查权。站长的职责是负责野生药材资保站的全面工作。因此，陈某有对被举报的药材进行相关检查的权力。同时，根据《某省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条例》第23条、25条，对于无证的药材，陈某等人有权禁止运输，暂扣其药材，等候进一步处理。

其次，陈某检查、暂扣药材的行为是正当的职务行为，是执行上司指令的行为。张某是野生药材保护站的主管领导，资保站的大小事情都处于张某的领导支配之下。我国行政决策程序采一长制，从关宏伟的证言中可以看出，平常有关资保站的事情也都是张熙个人决定的。在工作中，陈某对张某的指示（即使是某些不符合法定程序）听从、执行是必须的同时也是无力抗拒的。这点从张志刚的供述中也可以看出来。在这三起事件中，陈某均是按照张某的通知到达现场，在张某的带领下拦截货车，并按照张某的指示暂扣药材，将药材押送至指定的仓库。因此，在这一阶段，陈某作为下属，对上司的指令进行了执行的行为是属于执行指令的职务行为不属于超越职权。

2，将药材送往指定的仓库后，陈某对扣押的药材没有进行清点的行为：的确属于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职权的行为，存在一定程序瑕疵，但属于工作的失误，不属于超越职权。

3，未提交审委会集体讨论的行为：这是一审判决认为陈某构成滥用职权的关键行为。一审判决认定，陈某对于这三起重大复杂案件，未提交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讨论，因此属于超越职权，构成滥用职权。辩护人认为，这三起案件未提交审委会讨论即作出处罚决定并被执行，的确属于超越职权。但这并非是陈某超越职权，而是张某超越职权。原因：其一，在处罚决定审核之时，陈某就提出过异议，但张熙以不马上决定会有人找说情往回要药为由做了反驳。其二，这三起没收药材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都是张某个人决定的。陈某、张志刚等人只是按主管领导的意思具体来操作。正如张志刚所供述的，“主管领导让我办，也只能这样办了。”试问，怎能不分清主次，把明明是领导者的应承担的责任归到下属身上呢？

二，一审判决中关于陈某的行为造成重大损失的因果关系认定是错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滥用职权罪，是指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滥用职权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属于结果犯。但并非实施了滥用职权行为就构成犯罪，而是只有在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才构成犯罪。即滥用职权行为与造成的重大损失结果之间，必须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滥用职权行为与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有主要原因，也有次要原因；有领导者的责任，也有直接责任人员的过失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则是指滥用职权行为与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之间有必然因果联系的行为。

本案中，陈某的行为与重大损失之间不具有刑法上的必然的因果关系。上面所说，在三起案件中，陈某的主要过错在于，没有严格依照程序清点。即检斤时当事人不在场，让单位之外的人检斤，检斤中途离开。检验物品的数量及品种并在与当事人核对无误的情况下将所扣物品查封。但是，没有清点与“致使允许自由买卖的药材被扣押、变卖，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与“给被害人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之间不具有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

辩护人认为，给被告人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造成三被害人的损失构成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被扣押的允许自由买卖的药材被扣押、变卖。而扣押、变卖行为均是张某进行的。

首先，扣押决定是张某作出的。在苗某一案中，9月29日案发当天，审理宋某的是张某。当时宋某明确告诉张某，药材中有少量的白鲜皮。也就是说，张某明知药材中有不该被扣押的白鲜皮，仍然作出了扣押决定，填写了扣押清单。作出没收并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随后第二天就将药材擅自处理，卖给了宋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对于扣押的物品，应当妥善保管，不得挪用、调换或者损毁，本案中，张某作为主管领导，明知扣押了当事人的合法财产，仍然不决定解除扣押，相反，将其迅速卖给宋某。从而造成了当事人苗某的损失。

其次，王某一案和赵某一案的发生，与张某纵容宋某非法买卖野生药材有直接因果关系。由证据可以看出，宋某并没有收购野生药材的许可证。本应当对其进行没收药材、非法所得及其罚款的处罚，此外还应当对其进行教育，使其不能、不敢再犯。本案中，张某不仅不处罚宋某，相反还默许其欺瞒行为，把药材低价卖给宋某，纵容宋某等人一而再的从非法倒卖药材行为大赚非法利益。并且，在把扣押的苗某的药材卖给宋某时对宋某说，下次你卖药材的时候跟我说一声。这完全是赤裸裸对宋某所作所为的鼓励。因此，我们就毫不意外的看到了10月10日的王某一案的发生和10月19日赵某一案的发生。在非法处理王某和赵某的药材时，张某甚至因白鲜皮的数量、价格和宋某等人进行了多次争论。而从张某提交给公安机关的证据也可以看出，三次所卖药材都属于同一批药材，都包括了白鲜皮。

由此可以看出，张某对于擅自出卖白鲜皮是明知且故意的。是造成三被害人人损失的直接的、主要的原因。

第二，从现有证据来看，白鲜皮等药材在仓库中被偷盗隐藏，是导致三被害人损失的又一大原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即使是被扣押的合法财产，在依正当程序合法扣押等待处理时，在没有被主管领导决定返还给所有人

时，仍属于国家财产。在此期间。因此，即使没有经过清点，只要被扣押查封，任何人都不能擅自处理。三案件中，药材被放在宋某仓库里，后来找不到白鲜皮了，其中一项合理推测就是宋某等人对于药材进行了隐藏、偷盗。而且，对此，宋某也承认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导致导致三被害人找不到白鲜皮，也无法索要回来。造成了三被害人的重大损失。

总而言之，三被害人的损失主要是由于张某、宋某等人的行为造成的，上诉人陈某的行为虽然有一定的程序方面的瑕疵，但与重大损失之间不具有刑法上的必然的因果关系。上诉人陈某没有清点的行为，使宋某等人钻了空子，属于滥用职权，对被害人的损失有一定的过错，对此上诉人也认识到了并且深深悔悟。但这并不是“重大损失”的主要原因，不是刑法上的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不符合滥用职权罪客观要件。依法不构成滥用职权罪。

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

首先，主观方面：上诉人陈某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工作多年，兢兢业业，无前科劣迹，在被调查讯问期间也如实交代全部问题，且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真诚悔悟，表明其主观恶性很小，属于可以教育、改造好的人。谈不上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其次，客观方面：上诉人陈某的行为与三被害人的重大损失之间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属于一般的工作上的错误问题，可由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况且，没有清点也是有原因的：

其一，被害人自己具有一定的过错。在拦截现场，在陈某等人查问车上装的何物时，三被害人均肯定的说车上只有赤芍，没有别的，并说了明确的数目。鉴于当事人均没有收购和运输许可证，赤芍属于省重点保护药材，根据相关法律，所有的药材被拦截、被一起暂时扣押等待处理是正当的合法的。上诉人陈某并不知道扣押药材里面有不该被扣押的白鲜皮、车前子等物。

其二，没有当事人在场，主要是怕当事人闹，阻挠卸货。在押送药材到达仓库后，上诉人主观方面一是出于听从、信任领导安排，二是认为当事人不可能撒谎，因为那样吃亏的是他们自己，客观方面一是药材数量太多且当事人之间说的数目都能对上，二是确实有事，张某通知其去做笔录，三是天晚了，种种原因，造成未对扣押药材进行仔细清点。

因此，结合主客观事实的分析，上诉人陈某的行为，只能是违反一定的工作程序的程序瑕疵问题，而非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因此，根据刑法的谦抑性、最后手段性及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

第一款第一项的明确规定，建议法庭依法宣告陈某无罪。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认定因果关系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陈某的行为依法不符合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恳请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改判上诉人陈某无罪。

以上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辩护人：

2010年10月12日

第三篇：贵州李某某犯诈骗罪一案辩护词

贵州李某某犯诈骗罪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受被告人李某某家属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辩护人为其出庭辩护。辩护人就该案提出以下辩护词，恳请合议庭评议时予以斟酌。

一、李某某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的辩护词。

起诉书中指控的是“李某某明知台湾甜心联盟系以视频裸聊为名实施诈骗获利网站，······，为该网站提供技术及相关服务”，由该起诉书中能够确认，李某某实施的行为是卖软件及提供技术给他人，那么要构成诈骗罪的共犯，必须是其在主观上具有犯罪故意，即明知台湾甜心联盟系诈骗网站。

李某某在2012年1月16日的笔录中对主观方面的供述是： “·······，后期他的量大了，金额也大起来，我就知道他们这个联盟网站做诈骗或诈骗的可能性很大，······，我也知道他做诈骗或者视频裸聊的可能性很大，······”

李某某当庭供述，其根本就不知道T会利用该软件来进行诈骗，其供述知道诈骗的可能性大是因当时是从事物本身的角度来分析，所以不能排除T会进行诈骗，就如同李某某不能排除T会不会利用这个软件做慈善一样，李某某根本就无从知道会用于诈骗。并且在证据方面，李某某是否具备主观方面的明知，只有李某某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参照《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出现反复，庭审中不供认，且无其他证据与庭前供述印证的，不能采信庭前供述。”故鉴于李某某庭审中的供述与庭前供述不一致的情况，恳请法庭综合全案证据，切实审查李某某是否具备诈骗的犯意。

即使按照刘某鑫2012年2月14日笔录中的供述“我和李某某、李某任在两三年前，在重庆一个网络公司（运作分贝网）工作，······，然后分贝网因涉嫌真人主播、视频裸聊被抓了，······”那么李某某最多也只是知道做的是视频裸聊，但据此是不能判断出做诈骗。虽然被告人李某某庭前供述有做诈骗的可能性，但庭审中，其否认知道，由于本案中，T并未到案，也没有其他的证据印证李某某明知诈骗，故不能对李某某主观上是否明知诈骗予以认定。

公诉机关认为其他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的是诈骗罪，所以在李某某的两种犯意可能性基础上，选择了诈骗的犯意，进而认定李某某构成诈骗罪。

辩护人认为，犯罪故意是由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所构成，而在认识因素方面，必须是清楚认识自己行为所指向的、所要侵犯的犯罪直接客体的性质。而就李某某供述中的犯意，一种侵犯的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一种侵犯的是社会道德风尚和社会治安秩序。对于李某某的犯意方面，其只与T有过联系，T没有到案，就只有李某某自己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其具有诈骗的犯意，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在诈骗的犯意之下，积极参与、实施了诈骗行为。不能因为李某某获利大就认定其犯罪，我国并未对软件的出售价格进

行行政干预，完全是市场行为，卖高卖低都是正常的。故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规定。从有利于被告的角度出发，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认定李某某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

二、如果李某某的行为构成犯罪，其属于从犯的辩护词。起诉书中指控“T上网通过腾讯QQ软件联系到李某某为其建立网站，提供技术服务”。

一个网站的建立，包括服务器的购置和配置、网络域名的购置和配置、安装软件、支付接口的安装和配置、网站人员的招募和工作安排等。而本案中，李某某只是将软件出售给T并上传到T购置的服务器上，服务器是T去租借的，网站域名是T购置并配置的，也是T使用该软件来填充目标网页的内容，T配置的支付接口。并且此网站建立后，也无法从网站内容上确定是进行诈骗。诈骗活动是T在网站建立后，由T招募、培训主播代理及主播，并指使主播人员骗取会员钱财，同时安排推广人员对网站进行网络推广。

本案指控的是诈骗罪，是虚构事实，骗取他人钱财。但本案中，是否是李某某在虚构事实？是否是其在招募或培训主播？是否是其指使主播骗取会员钱财？是否是其主持分配犯罪所得？从公诉机关举示的所有证据来看，以上行为均不是李某某直接所为或组织、领导而为。从犯罪团伙的组建、诈骗方案的制定、诈骗对象的选择、成员的招募到团伙人员的管理、犯罪资金的流转、犯罪所得的分赃等行为，李某某根本就没有参与。

并且，证据卷第13卷中电子数据检查报告中，刘某鑫与T的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刘某鑫是主要人员，其与T讨论网站的经营策略；刘某鑫与主播李婧谈到天天亏，并请主播们加油。证据卷第14卷中电子数据检查报告，刘某鑫与T的聊天记录中谈到，晚上在群里面开个会，讨论怎么把业绩搞上去，并且谈到要T防范到李某某，同时问T如果李某某收回程序，T能不能自己搞，T告知如果被收回程序，就用他自己的程序；刘与蒋衍新的聊天记录中谈到，蒋衍新写了个私聊方面的规定，要刘某鑫叫人改一下。

以上聊天记录中证实，刘某鑫作为网站主播代理，多次与T就网站经营中的事情进行商量，并且与他人在群里面讨论如何把业绩搞上去。同时刘某鑫还告诫T要防范李某某，而T证明即使李某某收回程序，其也能使用自己的程序继续搞，证明李某某确非网站的主要管理人员，并且李某某提供的软件也并非不能替代。

根据《刑法》第二十六条对主犯的规定，主犯必须是起组织、领导作用的首要分子或者是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李某某既未组织、也未领导整个诈骗团伙，其提供的软件只能进行视频聊天用，是T利用了该软件组织他人来实施诈骗活动，在整个诈骗实施过程中，李某某仅仅就是提供一个软件给T，并且这个软件还不具有不可替代性。至于T利用这个软件做什么，李某某根本就无法控制。如果T实施的是合法行为，那么李就算想犯罪都不能成功。李某某的行为符合《刑法》对于从犯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规定，故如果认定李某某的行为构成犯罪，就应当认定其属于从犯。

三、辩护人对指控的金额有异议的辩护词。

公诉机关关于诈骗金额的证据链是：T以尹某芳名义与银宝公司签订支付协议，银宝公司出具证明，证明尹的账户金额从2011年10月25日到2012年1月1日止为1千余万。同时，公诉机关指控李某某于2011年4至7月、10至12月获利70余万。辩护人认为这其中存在的问题是：

1、公诉机关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就是T是以尹某芳的名义与银宝公司签的协议。

2、没有证据证明银宝公司收到的钱全部来自于T经营的甜心联 盟。因为周某作为银宝公司的总经理，其在2012年1月12日的讯问笔录中供述“……我们技术发现，他偶尔有些充值订单是来源于交友网站。”据此，周某证明银宝公司结算的款项中，只是偶尔有些订单来源于交友网站。于本案而言，就产生了尹某芳在银宝公司还有来源于其他网站的结算款项，而这些网站是不是甜心联盟的网站不得而知。

并且在尹与银宝公司签的支付协议中，尹确定的结算网址为www.xiexiebang.com，而勘验笔录证明台湾甜心联盟的网址为a.admincps.com，二者网址并不一致。各被告人也均未供述过甜心联盟的网址为www.xiexiebang.com，同时公诉机关也未出示无证据证明www.xiexiebang.com就是a.admincps.com。

3、T没有到案，其是否按照各被告人自述的分成比例打的款给各被告，这个并不能确定，故不能排除多打或少打款项的可能性。据

此，就不能通过各被告所获得的金额来反推总金额。

4、本案中，台湾甜心联盟打的广告是“想和美女聊天吗”，8名受害人都证实是看到此广告后而点击进入该网站。本案所查获的主播中，有女性，如黄某、杨某、张某兰等人，而被害人进入网站后，花费10元的确实现了其和美女聊天的目的。

被害人于某军证实“······自动弹出来一个标有你想和美女聊天不的窗口，我就点击这个窗口，然后进入了这个聊天室，······，最初是先要我注册，注册是不要钱的，······，这个聊天室有一个美女主播在主持，也跟我们聊天，但聊了几分钟后，就有提示提示我，说我的金币不够，要充10元的金币才可以继续聊天，聊到一定程度后，那主播就跟我说，如何要想跟我裸聊，就充298元的金币。······我觉得我被骗了，我就关了，后面我又注册了几个账号，每个账号都只充值10元的金币。”

此人证实：10元充值后，网站的确提供的是美女聊天服务，并且于某军在明知自己受骗后，为了继续和美女聊天，每个账户只充10元，以达到和美女聊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看裸聊或表演。

由此可以证明：该网站在被害人支付10元前并未对被害人进行诈骗，诈骗行为是在被害人支付了10元后，主播以裸聊或色情表演为名要求被害人升级vip的过程中实施的，并且存在有被害人明知没有裸聊，也愿意充值10元以达到与美女聊天的目的。故对于此前10元充值和美女聊天的金额不应当计算在诈骗金额内。

本案指控1千余万诈骗金额中，有多少是仅花费10元达到其与

美女聊天的目的？有多少是升级vip而被骗的金额？证据上并未证明。并且于某军证实，其发现被骗后，依然还要进去聊天，其注册多个账号后，并未进行升级，只是达到和美女聊天的目的，这个时候，被害人根本就不是基于虚构的事实而交付钱财，这就不是诈骗。同理，本案中，有多少人只是为了和美女聊天而花10元进入聊天的？有多少人是在明知是骗局的情况下，只愿意花费10元达到聊天目的？

5、本案中，仅仅有8名被害人的询问笔录，涉案金额总计为6770元，其他金额并无证据证明是诈骗所得来的赃款。没有被害人的报案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不能排除有打错钱或其它的可能性，故超过6770元的金额不宜认定为本案的犯罪金额。

6、起诉书中认定的诈骗金额为2011年10月25日到2012年1月1日，并且银宝公司的周某和方某春均在讯问笔录中供述，尹开户的时间是2011年10月左右，基本吻合起诉书中所称的10月25日。但在认定李某某的获利金额时，时间跨度却是2011年的4月到7月、10月到12月。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并未证明4到7月间，T与本案被告在什么地方，采用了什么手段，诈骗了什么人钱财。同时公诉机关认定的该联盟诈骗金额是自10月到12月，那么就不宜认定李某某4月到7月的金额为诈骗罪金额。

综上，对于金额方面的认定，辩护人认为无法达到法律规定的确实、充分程度。参照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从以上论述中，已经可以证明银宝公司与尹某芳的结算款项并非来自于台湾甜心联盟，就算退一步，假设认定该金额来自台湾甜心联盟的金额，但也不能排除该金额中有T来自于其他网站的结算款项的可能性。无法满足“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高度，据此，辩护人认为对于指控的诈骗金额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

四、对于量刑方面的辩护词

鉴于辩护人做无罪辩护，根据《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九条之规定“对于被告人不认罪或者辩护人做无罪辩护的案件，在法庭调查阶段，应当查明有关的量刑事实。在法庭辩论阶段，审判人员引导控辩双方先辩论定罪问题。在定罪辩论结束后，审判人员告知控辩双方可以围绕量刑问题进行辩论，发表量刑建议或意见，并说明理由和依据。”故辩护人独立发表以下量刑方面的意见。

1、李某某系从犯的辩护词

由于李某某在整个犯罪团伙中处于从属地位，对其应当适用《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关于“对于从犯，应当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是否实施犯罪实行行为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50%；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的规定。

2、李某某系初犯，且一贯表现良好。

李某某在因本案被抓获前，并无犯罪记录，一贯表现良好，系初犯，可以对其从轻处罚。

3、李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

被告人在庭审过程中，对事实并无隐瞒，如实对事实经过予以了供述，至于供述的事实是否构成诈骗的犯罪行为，被告人自己并不能判断，但其做到了如实供述，对其量刑时应当适用《刑法》第67条第三款之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关于“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依法认定自首、坦白的除外。”的规定。

4、李某某家人愿意代其退赃并缴纳罚金

李某某到案后，其早已被查扣了3辆车辆在案，并且其家属愿意代其缴纳罚金。对其量刑时应当适用“对于退赃、退赔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退赃、退赔行为对损害结果所能弥补的程度，退赃、退赔的数额及主动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的规定。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在本案中，认定李某某主观上具有诈骗罪犯意的证据不足，并且在诈骗金额上的证据也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即使退一步，认定李某某的行为构成犯罪，那么其也只是出售了一个工具给T，这个软件本身并不能进行诈骗，诈骗是T招募主播等人后，安排主播代理及主播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与李某某出售的软件的行为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李某某仅仅就是卖了软件，如果T将该软件没有用于犯罪，李某某也不会构成犯罪。不能因为李某某获得了较大的金额，就推定其是一个起主要作用的被告，因为没有哪部法律规定钱得多了就有问题，就是犯罪！故李某某在犯罪团伙中，也没有起组织、领导或主要作用，只是起到了辅助的作用，其属于从犯地位，如果构成犯罪，也应当对其减轻处罚。审判长、审判员：本案的证据存在诸多明显瑕疵和缺陷，希望法庭能够秉承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做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认定，作出经得起检验的公正判决，以体现法律的神圣和尊严。以上辩护词恳请法庭斟酌并采纳，谢谢！

此致 三穗县人民法院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

辩护人：

年 月 日

第四篇：陈国雄贩卖毒品一案的辩护词

陈国雄涉嫌贩卖毒品一案的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定，并受山西业盛律师事务所的委派我担任陈国雄涉嫌贩卖毒品罪一案的辩护人，通过仔细研究本案案卷相关证据材料，会见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基本事实，本辩护人提出如下辩论意见，望合议庭予以采纳：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问题

（一）对于2014年6月11日下午，公安机关当场抓获被告人陈国雄，并从其身上缴获甲基苯丙胺19.5克的行为，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理由如下：

公诉机关指控的本起犯罪行为，被告人陈国雄不构成贩卖毒品罪，应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在本起犯罪行为中，侦查机关并没有现场抓获陈国雄向李华或者是其他人贩卖毒品，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陈国雄将该毒品用于贩卖，只有在2014年6月11日19陈国雄的第一次讯问笔录中供述“说是帮人送货”，并无其他证据证明陈国雄贩卖毒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之规定及 “疑罪从无”的刑事原则，被告人陈国雄依法不构成贩卖毒品罪，而且陈国雄本人就是吸毒人员，并不能排除合理怀疑被告人吸毒、非法持有毒品的行为。故而，根 据《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对同一宗毒品可能实施了两种以上犯罪行为，但相应证据只能认定其中一种或者几种行为，认定其他行为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则只按照依法能够认定的行为的性质定罪”。因此，陈国雄2014年6月11日下午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并从身上缴获甲基苯丙胺19.5克的行为应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

（二）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国雄2014年2月，先后向被告人李华以200元的价格出卖甲基苯丙胺15克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公诉机关指控的本起犯罪事实，并无被告人陈国雄的供述予以证明，没有查获毒品、毒资等证据，证明陈国雄上述行为的证据只有被告人李华的供述，而李华的几次供述并不一致，前后矛盾。如在2014年6月11日21时50分到22时20分的讯问笔录中供述：“第一次是今年过完春节，内蒙一个叫‘欣欣’的女子想我购买毒品，我便从姓陈的男子那里购买了五个包的冰毒，每包1克，价钱是210元/克，卖给‘欣欣’，姓陈的男子给了我不到1克冰毒，第二次是今年过完春节后，我一个叫“亮亮”的朋友受他朋友托付想我购买10包冰毒，我便向姓陈的男子购买了10包冰毒，每包1克，每克200元”；而在2014年6月23日10时40分到11时20分的讯问笔录中又供述：“在今年除夕后一天，我向陈国雄以二百元一克的价格向陈国雄购买了十克冰毒，后以二百元的价格出售给了“欣欣”，第二次是今年卖给“欣欣”冰 毒后的十几天，我又以同样的方法向陈国雄以二百元的价格购买了冰毒五克，后又以同样的价格卖给了亮亮”，两次供述明显矛盾，李华在2014年6月11日供述中说是以210元/克的价格从姓陈的买了5克，自己再卖给了一个叫“欣欣”的女人，而李华在2014年6月23日的供述中却说是以200元/克的价格向陈国雄购买了10克冰毒，再卖给了“欣欣”；同样矛盾的供述是购买了10克冰毒卖给了一个叫亮亮的人，一次供述说是购买了5克冰毒卖给了一个叫亮亮的人，因此，李华的上述供述自相矛盾，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公诉机关指控的上述被告人贩卖毒品的行为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不能予以认定。

（三）公诉机关指控2014年2月，被告人陈国雄以每克甲基苯丙胺150元/价格出售给吸毒人员李昊10克亦同样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首先，在公诉机关指控的本起事实中，并无被告人陈国雄相关供述证明上述事实；其次，在案证据中，只有2014年6月12日李昊的询问笔录中陈述：“从今年过年后至今买过十次左右，每次是

一、两小包，每包1克冰毒，共计花销了2000所元吧”，李昊的陈述也是一个推定的数字，比如每次是

一、两小包，每包1克冰毒，那么推定的就是10克到20克，而公诉机关指控的是10克就是李昊推定的一个数字，况且在辨认笔录中，被告人陈国雄并不认识李昊，并无其他证据证明出售的毒品数，仅凭李昊主观推断，认定被告人陈国雄贩出卖其毒品，不但不符合最高人 民法院印发《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规定：“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的要求，也明显不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向李昊出售毒品10克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四）公诉机关指控的2014年6月10日上午，被告人陈国雄向被告人李华出售甲基苯丙胺15克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首先，在公诉机关指控的本起行为中，并无被告人陈国雄相关供述印证上述事实，也无缴获毒资、毒品等证据；其次，被告人几次供述相互矛盾，在2014年6月11日18时40分到19时40分被告人李华的第一次询问笔录中陈述向被告人陈国雄购买毒品，陈国雄给其一克毒品吸食，而在其向冯五平出售过程中，冯五平给其一克毒品好处，而在2014年6月11日21时50分至22时20分的讯问笔录中却说，冯五平在向其购买中并未给其毒品，前后自相矛盾，对于李华的上述供述不能采信，因此，对于公诉机关指控2014年6月10日上午被告人陈国雄向李华出售毒品15克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不能予以认定。

综上，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对被告人陈国雄定罪量刑。

二、关于陈国雄量刑的问题 首先，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对陈国雄定罪。

其次，关于缴获的毒品并未经有资质的机构进行称重记录，并由陈国雄签字。

再次，对本案的涉案毒品并未进行含量鉴定，并出具检测报告书。

请人民法院在量刑时予以考虑上述情节。

辩护人：凌兴旺

山西业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0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第五篇：王某等被控故意杀人罪一案之二审辩护词

王某等被控故意杀人罪一案之

二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受王某的委托和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在刘某、江某、王某三人被控故意杀人罪一案中，担任王某二审阶段的辩护人。我们接受委托后，依法会见了王某，到贵院进行阅卷，并进行针对性的调查。现刘某、江某、王某三人已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并已全额支付了赔偿款，被害人家属亦向贵院提交了《谅解书》及《撤诉申请书》。根据上述新情况，综合在案证据和案件事实，我们依法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本案中，王某并无故意杀人的行为，亦无杀人的故意。

首先，王某对被害人李某某实施了故意伤害行为，而非故意杀人。在本案中，王某共作出六份《讯问笔录》，在每一份讯问笔录中，均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且供述内容一直稳定。王某供述的核心内容均是：“„„，他突然被沐足的凳子绊了一下，整个人趴在凳上，我当时就在旁边，我见状就抽刀也砍了那人一刀，是砍了这个男人的背部。这个男人很快就站了起来，跑了出去。”（详见《预审正卷B2卷》第32页）

由此可知，尽管王某的确砍了被害人一刀，但并非砍在致命部位上，且考虑到被害人很快变站起来，可知王某并未使用致命的力度。随后王某并未追砍被害人，而是快速离开现场。上述事实充分证明王某根本就没有实施任何故意杀人的客观行为。

其次，在案证据亦证明，王某没有杀人的故意。王某在《讯问笔录》中明确：“我当时很紧张，而且这男子马上往外跑，我没有留意到这个男子是否被我砍伤。”（详见《预审正卷B2卷》第52页）“我当时意识到了，我们去帮这个忙有可能会发生打架，需要用菜刀来防身，以免吃亏”。（详见《预审正卷B2卷》第34页）。显然，王某对其帮忙行为可能会伤害到被害人，在主观上是明知的，但根据王某的供述及相关案件事实，其并无杀人的故意，仅存在伤害的故意。

二、李某某对本案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

刘某在《讯问笔录》中多次供述，李某某在赌博时与其发生争执，并用侮辱性言语对其辱骂（详见《预审正卷B2卷》第97至124页）。被害人家属李某某等四人与刘某、江某和王某签订的赔偿《协议书》中亦明确：“2014年4月10日，刘某、江某、王某在广州市海珠区某休闲中心与李某某因赌博问题发生激烈口角，双方互相推搡并扬言要教训对方。”被害人家属李某某等四人在其出具的《谅解书》中再度明确：2014年4月10日，刘某、江某、王某三人与李某某在广州市海珠区某休闲中心赌博时发生激烈口角，双方争执不下、互相推搡，双方均扬言要“教训”对方。由此可见，李某某对本案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第三条第25点规定：“被害人对犯罪发生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的程度、负有责任的大小，可以减少基准刑40%以下。”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我们请求贵院对此应予考虑。

三、王某积极赔偿，已与被害人家属达成了《赔偿协议》，并全额支付了赔偿款，用实际行动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

经核实，被害人之父李某某、之母曹某某、之妻周某和之子李某某于2014年11月12日签订了赔偿《赔偿协议》，同意刘某、江某、王某一次性赔偿60万元给李某某家属，其中刘某筹得50万元，江某、王某各筹得5万元。李某某等四人于同日出具《谅解书》，确认刘某、江某、王某的悔罪态度，对其犯罪行为予以谅解，并请求法院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第三条第25点规定之规定，“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以及认罪、悔罪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对刘某、江某、王某三人予以减轻处罚。2014年12月7日，李某某之父李某某出具《收据》，确认其已收到赔偿款60万元。被害人家属李某某等四人，已向贵院提交了《撤诉申请书》。

事实上，案发后，王某一直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一直委托家属与被害人家属协商赔偿问题。但因被害人家属一直坚持索要300万元的赔偿，不愿意作出任何让步，这已远远超出王某一家的实际赔偿能力。王某父母、妻子均在家务农，收入甚少，根本就无力筹措如此高额的赔偿款项，致使双方在一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前无法达成赔偿协议。到了二审阶段，王某家属继续四方举债，砸锅卖铁，全力筹措，后筹得5万元款项，全部赔偿给李某某家属。此数额已远超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穗中法刑一初字第31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38200.50元赔偿数额。王某及其家属竭尽全力，超额赔偿被害人家属的损失，其认罪、悔罪态度良好，已获得被害人家属出具了《谅解书》。为此，我们恳请贵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王某予以减轻处罚。

综上所述，王某并无杀害被害人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被害人李某某对本案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且案发后王某已积极赔偿，并已取得谅解。为此，我们恳请贵院综合考虑上述情节，并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对王某予以减轻处罚。

此致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辩护人： 王思鲁律师

2014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