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大全5篇]

第一篇：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神圣军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党的十八大这样一个承前启后、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时刻，进一步强调铸牢军魂，其重要性在于我们党向世人宣示，在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的伟大征程中，在各种斗争任务和各种复杂环境的考验面前，我军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和制度坚如磐石、不可动摇，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党和人民对人民军队的最高政治要求。所谓“最高”，就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在我军建设发展中居于首位的问题，是最根本、最本质、最重要的原则和制度。只有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使我军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性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特有政治优势，是我军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一个根本标志，是我军的建军之本、立军之基、强军之魂。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是使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最主要条件，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邓小平同志指出，政治工作的任务，主要是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江泽民同志强调，加强军队建设，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同志进一步强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的根本原则和永远不变的军魂，是我国的基本军事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军建军85年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正是我军始终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使我军始终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行动和战斗，使我军始终能够肩负起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神圣使命，始终成为让党和人民高度放心的人民军队。

魂为生命之根。党的十八大对我军铸牢军魂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加扎实有效地把党指挥枪的原则落到实处。当前，国际国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大肆宣扬“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观点。特别是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兴媒体快速普及，影响官兵思想、削弱官兵军魂意识的途径和渠道日趋增多，围绕“铸魂”与“反铸魂”的较量更加尖锐复杂。在这种

情况下，我们必须积极探索贯彻执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有效途径和方式，不断强化官兵的军魂意识，确保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部队。一是着力提高理论武装实效，始终深扎官兵铸魂的思想根子。要坚定不移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尤其要把科学发展观贯穿落实到军队建设各个领域、各条战线、每名官兵，使科学发展观切实成为全军官兵须臾不能离开的思想和行动指南。要持续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大力加强党史、军史教育，用我军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党和军队的光辉历史，批驳各种歪曲和丑化我军军魂的错误思想和言论，进一步提高政治上的坚定性。二是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等我军一整套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确保部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三是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要坚持党组织决定干部任用，保证党选人用人的主导权，确保枪杆子永远掌握在政治上靠得住的人手中。四是高度重视和加强网络政治工作，占领网上铸魂高地。要积极探索和把握网络政治工作的特点规律，充分发掘信息网络优势，利用网络进一步改进创新政治工作方式方法，对网上不健康特别是丑化党和军队形象的错误言论坚决进行彻底批判，切实打好网上思想文化斗争主动仗。

第二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保证。我们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就以解放全中国，全心全意为中国民的利益而奋斗为宗旨。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党才创建了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就成为党实现自己的目标的有力工具。这也就决定了我军是从属于我们党的，是从属于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利益的。只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的阶级属性才不会改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不会动摇。相反，如果军队不坚持党的领导，那么它的阶级属性必然要发生变化，就会变成其他的阶级、政治集团或个人野心家的工具。这样，就不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因此说，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可靠保证。

75年的岁月风风雨雨，75年的历程波澜壮阔。我军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实际上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

军队代表们讨论江泽民同志的报告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军队的命根子。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既是我军的根本政治要求，也是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三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军队建设发展的最高政治原则，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忠诚于党，是当代

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内核”，是我军官兵最重要的政治品格。长期以来，敌对势力大肆鼓吹“军队非党

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企图挑拨和离间党与军队的关系，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进而颠覆我国的基本社会制度。近来，有的人以西方国家体制为参照系，在涉及军队与政党、国家、人民等重大关系问

题上散布所谓“公器公用”和“文明社会规则”等观点，贩卖的还是“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

那一套。因此，有必要深入、系统地给予批驳，以正本清源，释疑解惑，进一步强化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意识，净化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人文环境。本报从今日起推出“„三个为什么‟系列解答”。

“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是意识形态领域引人注目的错误政治观点，也是敌对势力

对军队渗透破坏的一个纲领旗号。其中，“军队非党化”处于首要和核心位置，“军队非政治化”和“军队国

家化”都是在不同方面对这一问题的延伸。“军队非党化”否定军队与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内在关系，进而

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深入剖析和深刻认识“军队非党化”的实质及其严

重危害，对于坚持人民军队性质宗旨、保持我军建设发展的正确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军队非党化”掩盖了政党与军队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极其荒谬和虚伪的军队和政党都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军队必须接受政党领导，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

历来认为，政党和军队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一定的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组建的政治组织和武装组织

。政党是阶级的领导力量，军队是阶级的暴力工具，军队只有接受政党的领导，才能保持自己的阶级性质，并成为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有效工具。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来都不隐瞒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公开声明自己代

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明确宣示工人阶级政党在夺取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必须建立和牢牢掌握自己的军队

。早在苏联红军创建时，针对当时资产阶级所宣称的武装力量应当是“独立的”、要“置身于政治之外”、实

行“非党化”等错误言论，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队不可能而且也不应当保持中立。使军队不问政治，这是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的伪善的奴仆们的口号，实际上他们一向都把军队拖入反动的政治中”。尽管随

着时代的发展，当今世界不同国家的阶级关系、政党关系都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但马克思主义关于军队从

属于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政党这一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观察和认识政党与军队关系的基本思

想武器。

“军队非党化”是西方资产阶级关于政党与军队关系的理论，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和思想主张。

“军队非党化”的核心理念是强调军队应与政党分离，不归某一个政党直接领导。在近代以来的政党政治中，资产阶级政党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但为了竞选和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它们往

往以全民利益代表的面貌出现，不仅不愿承认其政党的阶级性，也不愿承认其军队的阶级性。由于资本主

义国家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政治制度，执政党总是处在经常性的更替轮换当中，这也客观地决定了军队

不能为某一个党派所直接掌控。

在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里，根本不存在所谓“非党化”的军队。政党政治是通过政党来掌

握国家政权、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一种政治统治形式。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条件不同，当今世界的政党政治有一

党制、两党制、多党制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等多种类型。军队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接

受执政党的领导，只不过对不同国家和政党政治类型来说，其具体的领导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实行一党制

或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的国家，由于不存在其他党派的竞争和掣肘，执政党往往直接领导和指挥军队。而

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国家，尽管从表面上看军队不属于哪一个政党，执政党也不能直接领导和指挥军队，但实际上，不仅执政党可以通过国家权力机关，运用相应的行政权力对军队实施领导和指挥，就是那些

在野党，也可以通过议会等平台，通过参与有关军队的人事任用和政策制定等事务，来对军队施加一定影

响。因此，在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中，执政党领导军队是一个普遍规律，军队与政党具有必然联系是一种

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和不能被掩盖抹杀的事实。有人推崇美军的所谓“非党化”，殊不知美军的最高统帅——总统，就不是党外人士，仅有“驴”与“象”之分而已。

把“军队非党化”作为“文明社会规则”和“普世规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十分错误和荒谬的。人类文

明发展多样性的历史表明，世界上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党政治模式，同样也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党军关系模式。政治制度决定军事制度，政党制度的不同决定了党军关系的差异。不同的党情、国

情和军情，必然会派生出不同的党军关系模式，把“军队非党化”作为“普世规则”，用来衡量和评价不同国

家和民族的政党政治和党军关系，甚至试图把它强加给其他国家，不仅理论上极为荒谬，实

践上也是站不

住脚的。

宣扬“军队非党化”的实质和要害是要军队脱离共产党领导，最终目的是改变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

所谓“军队非党化”，就是军人没有参加党派组织的权利，军队中不能建立任何党派组织，军队不对任

何党派负责，不接受任何党派的领导和指挥。在当代中国，针对我军宣扬“军队非党化”，直接目的就是要

“军队非共产党化”。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有着休戚与共的紧密关系。党创建了人民军队，并

依靠这支军队夺取了全国政权；党的正确领导，保证了我军不断发展壮大和从胜利走向胜利。党在军队各

级建立起严密的组织，通过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作用，实现对军队思想、政治、组织上的领导和

直接有效的指挥。除了中国共产党和她的助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外，不允许其他任何党派和团体在军

队中建立组织和开展活动。这些制度措施，有力地保证了军队的团结统一和纯洁巩固，保证了军队牢牢置

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形成了我党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国内外敌对势力宣扬“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其指向性十分明确，那就是要军队中不能有中国共产党党员，不能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说到底，就是妄图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

从更深意义上分析，宣扬“军队非党化”，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政党政治模式决定

着党军关系模式，党军关系模式反过来又体现和影响着政党政治模式。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一直实行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一党执政、多党参政，是我们国

家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色。与这一制度相联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根本建军原则，党

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和直接指挥，是基本的党军关系模式。这一政治制度和党军关系模式，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中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各种敌对势力出

于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竭力鼓吹“军队非党化”，实质上就是要改变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这一根本制度，把西方那一套多党竞争的做法搬到中国来，在中国推行多党制，使中国丧失自己特有的政治优势，最终变成西方的附庸。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由其特殊的国情、党情、军情和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的。近代以来，中国曾效仿西方实行过议会政治和多党制，但结果都以失败

而告终。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进行的伟大实践，也是曾经饱受灾难和屈辱、又正在亲历国富民强的中国人民的自觉选择。在当代中国，不存在多党轮流

执政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也不容许实行多党轮流执政。“军队非党

化”缺少基本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背离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没有任何推行的理由和价值。

“军队非党化”，将严重危害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诉我们，“兵权之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之所去，则随之以亡。”近代中国政权衰微、军权旁落、军阀四起、连年混战，给国家

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放弃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与军队关系的基

本原则，在失去军权的时候也丧失了政权，造成了令人扼腕的历史悲剧。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不顾本

国的国情条件和发展阶段，盲目引入西方国家包括“军队非党化”在内的政治制度，结果导致经济衰退和社

会动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尽管遇到了种种风浪考验，但始终巍然屹立，不断

走向繁荣昌盛。邓小平同志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国家所以稳定，军队没有脱离党的领导的轨道，这很重

要。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

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对此，我们应该有十分

清醒的认识。

第四篇：坚定理想信念,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第一课：坚定理想信念,毫不动摇地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崇高坚定的理想信念，是革命军人必须具备的政治品格和精神境界，是我军精神支柱的核心，是确保我军履行新的历史使命的重要政治保证。作为预备役官兵要树立崇高坚定的理想信念，忠诚坚守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永恒不变的军魂，高扬理想的旗帜，砥砺奋斗的精神，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作出积极贡献。

一、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道路决定前途，道路维系命运。6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3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这条道路，扎根神州大地，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人民意愿。在当代中国，只有这条道路而没有别的什么道路，能够解决中国发展进步的问题，我们决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只能走这条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

辉煌成就印证正确的历史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各项建设事业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1978年到2010年，经济保持年均9.8%的增长速度，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9万亿元，一大批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首位，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达到2.8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9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同时，三峡大坝、青藏铁路、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捷报频传，机场、港口、高速公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华夏大地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截止2009年底，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增长到1717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增长到5153元，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00万。群众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质量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目前，我国已与171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参加近300个国际条约、150多个国际组织，在解决诸如反恐、防核扩散、气候变化、国际维和、人道主义救援等问题上发挥着重要建设性作用，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赞誉。

——国防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军兵种结构逐步优化，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控制系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一批信息化水平较高的新型作战平台研发成功，新型主战装备、电子信息装备和保障装备协调发展、形成体系，“神舟飞天”、“嫦娥探月”梦想已经实现，“北斗导航”、“天河一号”等陆续问世，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之路逐步走开，我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诸军兵种合成、具有一定现代化水平并开始向信息化迈进的强大军队。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繁荣富强和中国人民幸福安康的正确道路。

——预备役部队进一步壮大。随着军事变革的步伐不断迈进，我们预备役部队的任务和职能不断拓展，在传统只有陆军单一类型模式，空军、海军、二炮等预备役部队也相继成立。2010年，新修订的《预备役军官法》颁发，今年《预备役部队政治工作规定》第一次出台，预备役部队在科学发展中不断壮大，各项建设取得不断进步，瞄准打赢的战斗力不断提高。预备役部队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积极参与遂行各种非战争军事行动，在应对各种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社会安全和公共卫生事件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既为战时应战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又为平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

特有优势提供可靠的胜利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但得到了中国人民的高度认同，而且受到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成为热议的话题。可以预见，随着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进一步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更加彰显社会主义巨大优越性。

——科学的理论体系作指导。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形成的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深刻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有着鲜明的实践特色；深深扎根中国土壤，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之中，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时代特征，反映时代要求，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有这样的理论指引方向、凝聚力量，我们就能够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中的各方面重大关系，妥善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先进的制度体制作保证。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探索，我们成功地进行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深刻变革，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各方面的制度体制，为社会主义的巩固发展奠定了坚实制度基础。比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使全社会充满改革发展的创造活力;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使国家经济具备了应对重大风险的防范能力，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率先实现经济企稳回升;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有效保障人民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有利于保证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有利于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集中力量办大事。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

——坚强的组织领导作支撑。我们党作为一个拥有7700多万党员、37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执政大党，掌握着全部国家机器，在人民群众中拥有崇高的声誉和威望，特别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具有治党治国治军的高超政治智慧和卓越领导才能，完全能够驾驭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航船，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这些年来，我们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有效应对汶川、玉树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和非典、禽流感等重大疫情，妥善处理台海危机、拉萨“3•14”事件、乌鲁木齐“7•5”事件，等等，根本在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的英明领导、科学决策。只要坚持党的领导，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社会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30多年改革开放的特色实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也面临着一些突出矛盾问题。对此，部分同志关注和议论比较多，存在的疑虑和困惑也不少，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心。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善于运用辩证的思维、发展的眼光、联系的观点去观察社会、分析形势、认识问题，坚持在科学思辨中解开“扣子”、统一思想。

正确看待就业难问题。就业是民生之本。近年来，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城镇青年就业难、农村劳动者进城务工难等问题依然突出。面对当前的就业形势，我们有些同志心生困惑，为什么我国经济建设发展越来越好，人们找工作却越来越难呢？还有的同志对个人今后转业退伍安置存有担忧。到底该如何看待就业难这个问题，我们应当从我国特殊的国情、复杂的经济形势来认识分析原因。一方面，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并且正值适龄人口劳动高峰期，加之我国长期面临青年就业、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三碰头”局面，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相当突出，这是其他国家不曾有过的。根据人口结构测算，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每年需要就业的城镇劳动力超过2400万人，而在经济正常增长条件下，就业岗位每年只能安排1200万个左右。此外，我国农村还有1亿多富余劳动力，每年需要转移的大约800万－900万人。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总体素质偏低，大量农民工包括青年农民工，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技术工人特别是技师、高级技师却相当紧缺，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需要。这些都增加了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应当看到，我们党和政府对解决就业问题高度重视，先后推出了一系列稳定和扩大就业的政策措施。在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方面，国家及时推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就业促进措施：实施“岗位拓展计划”，拓宽大学毕业生到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就业的主渠道；实施“创业引领计划”，对大学毕业生创业实施创业培训、项目开发、小额担保等一体化动作和服务；实施“就业服务与援助计划”，为大学毕业生提供免费就业公共服务；举办大学毕业生就业服务周、就业服务月专项活动，等等，这些政策措施越来越细、越来越实、越来越成体系，为就业提供了多种渠道和重要保障。在促进农民工就业方面，国家实施“五缓四减三补两协商”等措施，引导企业尽量不裁员、少减员，稳定在岗农民工就业岗位，同时大力扶持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和服务业发展，增强吸纳农民工就业的能力，并组织实施了“春风行动”、“阳光工程”等各种农民工就业服务活动。2009年“春风行动”期间，全国送岗下乡活动提供岗位370多万个，组织招聘会8000多场次，通过各种渠道帮助农村劳动者实现就业377万人。据统计，近5年来，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5000万人，城镇失业率控制在4.5%以下，截至2009年底，全国外出务工农民总数达1.45亿人，就业形势总体趋于好转。在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绩非常不容易。在解决退役军人就业问题上，党和国家一直十分重视，先后修订出台《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暂行办法》、《士兵退役安置条例》、《士官退出现役安置办法》等法规政策，对军人退役安置工作提出明确具体的指标要求。对退役士兵，国家和各级政府坚持体现优待优惠、保障权益、妥善安置、各得其所的原则，采取以扶持自主就业为主，发退役金、安排工作、退休、供养等多种方式予以安置。近年来，为提高退役士兵的就业能力、促进充分就业，地方各级还积极抓好退役士兵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不断拓宽就业门路。我们坚信，随着国家促进就业各项政策和退役军人安置办法的深入落实，就业难的问题必将得到进一步缓解，军人退役安置也会越来越好。

正确看待看病难问题。现在，人们对就医问题的反映比较强烈，到大医院看病难，挂专家号难，农村居民看病难，医药费用负担重的现象带有一定普遍性。出现这个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目前，我国医疗卫生体系呈“倒金字塔”型，70%左右的卫生资源在城市，广大农村只拥有30%左右的卫生资源，而且农村医疗卫生机构设备条件差、技术力量薄弱，导致患者纷纷涌向大城市大医院。另一方面是部分公立医院趋利化。由于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公立医院公益性淡化，形成了“以药补医”的模式，导致医院和医生倾向于开大处方、使用大设备，使患者的医疗费用大幅攀升。再一方面是药品价格虚高。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加之监管不到位，药品和医用器材生产流通秩序混乱，特别是部分厂商利欲熏心，虚报成本、肆意加价的现象比较严重，导致药品价格居高不下。为解决看病难问题，2009年3月中央作出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明确了建立覆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目标任务和实施办法，以此为标志，新一轮医改拉开了大幕。一是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去年对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比上年增长50%，并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标准，提高了报销比例和支付限额。到2011年城镇职工和居民医保以及新农合参保率将达到90%以上。二是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基本药物目录遴选调整管理机制和供应保障体系，将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医保药品报销目录。三是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用三年时间完成5000个乡镇中心卫生院、2000个县医院以及2400个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建设。目前，中央已投入200亿元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在岗培训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四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一年多来，国家先后实施了为3038万名15岁以下人群免费补种乙肝疫苗、为175万名农村妇女免费检查宫颈癌、为21万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做复明手术等六项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到2011年，在全国统一建立居民健康档案，提高公共健康管理水平，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不低于20元。五是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目前，已在16个城市开展试点，2011年后全面推开。公立医院将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明显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形成多元办医格局。俗话说：“健康是福。”国家医改方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远景：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到那时，人人都能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医疗卫生需求，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必将得到明显提高。

正确看待房价过高问题。住房是关系亿万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问题。而现实中，“蜗居”、“房奴”、“蚁族”这些热词的流行，表明高房价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不可承受之重”。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住宅平均价格涨幅达25.1%。2010年1-9月份，济南市新建商品房平均售价，比前两年同期上涨了43%。房价过高的症结何在？究其原因，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一个是投资推动。随着人民收入增加，投资需求日益旺盛，但目前投资渠道偏少，银行存款利率偏低，加之近年来房价持续走高，使很多人认为买房只赚不赔，纷纷加入“炒房大军”，住房消费严重存在着投资和投机的倾向；另一个是地价助推。一些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增加收入、拉动经济，2009年沿海地区有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达1200亿元，是地方财政收入的2.3倍，这样造成了“地王”频出，地价与房价相互影响、交替上涨；再一个是制度原因。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历史只有10多年，体制机制还不健全，比如，房地产市场存在不少权利不对等、信息不对称、竞争不充分的问题，面向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性住房供应不足、欠账过多，造成住房供应的结构性失衡非常严重，等等。此外，房价过高还与城镇化快速发展有关，今后5年内，预计城镇每年增加1500万人，每年新增家庭500万户，其中大城市人口聚集效应更为明显。房价问题不单是经济问题，也是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2010年4月14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专题研究部署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措施，4月17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提出五方面十条政策措施，被称为“新国十条”。这次调控措施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广、针对性之强，被媒体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宏观调控”，充分表明了党和政府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态度和决心。各级坚决认真地贯彻“新国十条”，普遍出台了具体调控措施，下大力抓好落实。一是“明问责”。对稳定房价和住房保障工作，实行政府抓落实的工作责任制，建立约谈、巡查和问责制度。二是“抑投机”。实行更为严格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严格住房消费贷款管理，坚决抑制投资投机性住房需求。上海、重庆等城市目前正在研究出台引导个人合理住房消费和调节个人房产收益的税收政策。三是“增供给”。增加居住用地的供应，依法加快处置闲置房地产用地，调整住房供应结构，增加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供应。四是“促保障”。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仅去年就完成了保障性住房300万套、各类棚户区改造住房280万套的任务，2011年将建设1000万套，到2012年年底基本解决1540万户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解决城市和国有工矿成片棚户区改造的目标。五是“严监管”。加强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购地和融资的监管，严格查处土地闲置及炒地行为，对捂盘惜售、囤积房源、哄抬房价等行为加大曝光和处罚力度，等等。我们应当相信，在中央有力的宏观调控下，通过各级政府积极落实调控政策，房价的过快上涨一定会得到遏制，广大群众的住房问题会得到更好解决，“住有所居”的目标将一步步变为现实。

正确看待分配不公问题。去年新华网开展“你最关心话题”网络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分配不公问题在18个选题中位居第一。为什么我国现阶段会出现分配不公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体制改革不到位。目前我国还处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同时由于不同地区、领域、行业改革推进的先后和力度不同，享有的机会、占有的资源也不尽相同，就会导致利益分配的差异。另一个方面是由于相关政策不完善。比如，受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政策的限制，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劳动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基本社会保障欠缺等诸多问题。再一个方面是由于分配制度改革滞后。比如，个人所得税征收存在“逆向调节”的现象，2009年6300多亿元的个税中，工资、薪金项目占40%以上，工薪阶层成了实际的纳税主体；对某些“灰色”和非法收入也缺乏有效的约束监管，等等。党和国家对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高度重视，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去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又强调，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现在，国家在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上，概括起来就是十个字：“提低、扩中、调高、打非、保困”。“提低”，就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通过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全面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等，解决普通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收入偏低的问题。2010年以来多个省（区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其中广东、山东、宁夏、吉林、福建等省（区市）平均涨幅都在21%以上。“扩中”，就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通过加快推进城镇化、鼓励和支持自主创业、着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等，让更多的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调高”，就是有效调节过高收入，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等，使其一部分财富通过税收等形式上交国家，用于二次分配。“打非”，就是坚决取缔非法收入，通过治理商业贿赂，堵住国企改制、土地出让、矿产开发等领域的漏洞，打击以权谋私、走私贩私、偷税漏税、制假售假等经济犯罪活动，切断违法违规收入渠道。“保困”，就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使困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上得起学、看得起病。通过以上这些措施，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缓解目前过大的收入差距充满期待。

正确看待反腐败问题。近年来，随着一桩桩大案要案被查处，一个个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广大群众对此拍手称快。但也有部分同志提出了这样那样的疑问：腐败年年反、月月反、天天反，为什么反而不绝？腐败问题仍然是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不少同志认为反腐败的工作和成效不尽人意。这说明，在看待腐败现象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上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否则，很可能会产生消极悲观情绪，甚至影响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信念。正确看待反腐败斗争现状，必须破除三个方面的模糊认识。一是破除腐败现象是共产党“***”必然结果的模糊认识。有的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一党执政容易产生腐败，而资本主义国家有多党相互制约，不容易产生腐败。对此，首先必须澄清的是我国实行的不是“***”，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近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聘请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人员、参加党风廉政建设的检查，使民主监督的渠道进一步拓宽、力度不断加大，有力地促进了反腐倡廉工作。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出现一些腐败分子，纯属在社会大变革、体制大转轨、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理想信念不坚定者的个人行为，与所谓共产党“***”没有关系。从总体上看，我们党是当之无愧的廉政为民、廉洁自律的先进政党。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多党制并不能有效解决腐败问题，20世纪以来，执行多党制的西方国家虽然在制度、道德等层面作了规定，但并没有解决政党与当政者以权谋私行为，像1992年意大利“米兰贿赂丑闻”涉及2000多名政要，2006年美国“游说门事件”牵扯国会议员达296名。在有关国际组织提出的2008年世界上最腐败的10个国家与地区中，9个实行多党制。事实表明，西方多党制不可能有效解决腐败问题。二是破除反腐败是“雷声大雨点小”的模糊认识。有人对反腐败形势有这样一个比喻，就是“反腐败像雷阵雨，雷声大，雨点小”，实际成效不明显。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符合事实。我们党不但高度重视反腐败，而且是雷厉风行、坚决打击，不但是“雷声大”，而且“雨点也很大”。2009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4504件，结案132808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8708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366人，还对7036名领导干部进行问责。特别是严查深挖抓“老虎”，2010年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河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孙善武等12名省部级贪腐高官被判重刑，正如一位网友在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被查处时的留言，“经济有特区，反腐无特区”。这说明我们党反腐败一向是动真的、来硬的，绝不姑息养奸。三是破除腐败是不治之症的模糊认识。有人讲，现在的腐败分子是前“腐”后继，腐败问题已成为一个无法根治的“毒瘤”。这是一种悲观的论调。应当看到，一方面，随着我们党思想政治建设不断加强，大多数党员干部都能自觉遵守党纪国法，维护党的形象，搞腐败的只是少数人。另一方面，我们党和政府已经建立健全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它像一张严密的“天网”，把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治统一起来，打出“组合拳”，使“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为我们从源头上根治腐败提供了科学思路和有力抓手。事实证明，腐败绝不是什么不治之症，随着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扎实推进，腐败现象滋生和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腐败分子正在逐渐失去立足之地。我们坚信，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有日益健全的各项制度和机制，我们一定能够遏制腐败现象，并逐步根除产生腐败的土壤。正确看待社会诚信问题。近几年来，社会“诚信危机”呈上升趋势，假文凭、假学术、假新闻屡见不鲜，假冒伪劣商品、坑蒙拐骗现象时有发生，连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食品药品都敢造假。不少同志认为现在社会是无诚信可言，什么都靠不住了。应当看到，诚实守信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仍然是当前社会主流和良好道德风尚，不能把少数不守诚信、秩序混乱的典型案例看成是整个社会“诚信大堤”的垮塌。当前社会上之所以诚信缺失比较严重，一个是，市场经济的利益诉求激发了人们的求利心理，一些人利欲熏心、金钱至上，为了获得利益违背良知、不择手段；另一个是，社会信用制度还不够健全完善，不少企业和个人不以失信为耻、反以为荣，失信也不承担任何责任和风险或者承担的成本很低，造成失信现象较为普遍。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社会对完善信用体系、规范信用秩序的要求越来越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这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也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种种失信现象的必然选择。近些年，党和政府主要抓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道德建设，增强社会信用意识。广泛开展对《民法》、《合同法》等各项法规普及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采取媒体曝光、文艺宣传、行业示范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引导，在全社会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舆论环境，不断强化言必信、行必果的信用意识。二是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奠定社会信用基础。先后颁布实施了《知识产权保护法》、《著作权法》、《商标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从法律上明确产权主体对各种产权客体的所有、支配和使用关系，使产权归属清晰并且得到有效保护。三是加大执法力度，给信用以强有力的法律保护。把信用纳入法制轨道，不断加大对各种制假贩假、失信违约行动的查处打击力度。2010年，国务院专项部署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违法犯罪行动，公安部会同国家版权局等5部门挂牌督办37起重点案件，成功破获了广东“1•21”非法光盘生产线案等一批大案要案；全国各地共查处食品药品安全案件165297件，给予党纪政纪或其它处理17329人。四是加快建设企业和个人信用服务体系，进一步规范信用交易行为。建立健全适应我国国情的企业及个人信用管理法律制度，对各类企业和个人的社会整体信用进行评估、登记，建立数据库并向社会开放，逐步形成“守信者褒、失信者惩”的信用机制。像北京市启动“不良行为警示记录管理系统”，上海市开通建立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和“大学生信用档案”，对企业和个人信用行为进行监督、约束，收到了较好成效。可以预见，随着公民道德水平不断提高，信用制度不断健全，各种不守诚信的现象将会失去藏身之地，重承诺、讲信誉、守信用将日益成为全社会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

正确看待环境污染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加快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低碳生活”成为人们的自觉追求，大家更加渴望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新鲜的空气、享受优美的环境。然而，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全国有五分之一的耕地受到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废渣）和农药污染，长江、珠江、淮河、黄河等七大水系中四类、五类和劣五类水质占到60%左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环境恶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就我国来讲，主要与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有直接关系，也与人民群众环境保护意识不强有关。面对严峻现实，我们党和政府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来抓，采取了一系列扎实有力的整治措施：一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提高资源产出效率为目标，加快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加强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鼓励产业废物循环利用，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和垃圾分类回收制度，推进资源再生利用产业化。二是坚定不移地抓好节能减排工作。2009年11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50%，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十一五”期间，依据国务院发布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在各个省市区及14个中央企业实施了节能减排目标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仅去年下半年，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公告了18个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其中涉及水泥、造纸、印染等2087家企业，规定9月底前务必关闭。三是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以解决饮用水不安全和空气、土壤污染等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通过强化污染减排和治理，增加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种类，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加大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力度，健全重大环境事件和污染事故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改善环境质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是党、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每名官兵也责无旁贷，要自觉树立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养成节能环保、爱护生态、崇尚自然的良好习惯，努力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三、展望“十二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美好前景

宏伟蓝图昭示光明的发展前景。回顾过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一个个建设奇迹；展望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去年10月份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根据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结合国际国内新形势，对今后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全面规划部署，进一步开启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篇章。

发展目标鼓舞人心。五中全会深刻总结“十一五”时期我国发展成就和经验，综合考虑未来国际国内发展的趋势和条件，从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目标。

——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就业持续增加，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结构调整目标。居民消费率上升，服务业比重和城镇化水平提高，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增强。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人民生活目标。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

——社会建设目标。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全民受教育程度稳步提升，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健全，人民权益得到切实保障。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社会管理制度趋于完善，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改革开放目标。财税金融、要素价格、垄断行业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明显进展，政府职能加快转变，政府公信力和行政效率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互利共赢开放格局进一步形成。

发展思路科学明确。全会提出，“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重点落实好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强社会建设等十大任务，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这一总体思路，贯彻了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体现了顺应时代与立足国情、着眼当前与放眼长远、统筹全局与把握重点的有机统一，抓住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带全局性方向性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具有很强的战略性前瞻性和指导性。在世界经济结构深刻变革的大趋势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们在新一轮的国际经济格局调整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的英明之举，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发展举措务实有力。为实现“十二五”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全会就坚持扩大内需战略、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这些举措针对性操作性很强、力度很大，只要全面抓好贯彻落实，我们就一定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新成就、实现新发展。

四、自觉做改革发展的坚定拥护者实践者捍卫者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给黑暗的中国带来光明，给贫穷落后的中国带来富强的希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涌动改革春潮的中国注入强大活力，也必将指引中华民族阔步迈向伟大复兴。我军作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为人民理想而奋斗，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我们作为寓军于民的预备役官兵，是军中民、民中军，既是平时地方经济活动的劳动者、实践者，又是战时战斗行动的指挥员、战斗员，双重职责、任务双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共同理想来追求，作为科学真理来坚信，作为正确道路来坚持，切实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应有作用、做出积极贡献。

一是要强化“听党指挥”的军魂意识，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事不过硬，一打就垮；但政治不过硬，就会不打自垮。当前，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日益加剧，借助文化产品、大众传媒，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和社会矛盾对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影响价值观念，抹黑党的形象，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企图动摇党的领导地位，搞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内一些人打着反思改革的旗号否定改革开放，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等等。预备役部队寓军于民，军民兼容，能否永固“听党指挥”的军魂意识，更显重要。我们必须更加自觉地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部队建设的首位，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大力培植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加强军魂教育和战斗精神培育，进一步增强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力，用阶级的立场、政治的眼光观察分析问题，旗帜鲜明地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思想的侵蚀影响，切实认清“普世价值”、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观点的反动本质和险恶用心，旗帜鲜明地进行批驳抵制。确保部队在各种考验面前高举旗帜不动摇，政治坚定不含糊，头脑清醒不迷向，始终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地听党的话、跟党走，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军队建设发展的强大力量。

二是要强化“服务人民”的宗旨意识，积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贡献。有些同志认为，军队主要是打仗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的事，是地方人民群众的事，与我们关系不大。这种认识是非常片面的。我们要充分认清预备役部队的重要地位和肩负的重要责任，牢记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本色，牢固树立服务人民、奉献人民的价值取向，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模范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踊跃参加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以实际行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力量。要在推进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骨干作用。发挥预备役部队在人才、技术、装备、设施等方面的优势，力争在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担当重任、有所作为。要在军民共建精神文明中发挥示范作用。我们要继续秉承优良革命传统，始终恪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以新时期预备役官兵的良好新形象引领社会风尚，主动参加驻地文明城市、文明社区、文明村镇创建活动，传播先进文化、弘扬时代新风。要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柱石作用。近年来，我们先后参与完成打涝浒苔、抗洪抢险等多项急难险重任务，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面对“三股势力”活动猖獗、改革发展深层次矛盾凸显等复杂形势，进一步加强针对性研究演练，切实肩负起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责任。三是要强化“英勇善战”的职能意识，不断提高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预备役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不仅需要高度的政治自觉，也需要战斗精神的激励。针对预备役官兵亦军亦民的实际，着力破除“后备后用、备而不用”的认识偏差，增强“当兵打仗、带兵打仗、时刻准备打仗”的使命感。坚持把执行重大军事行动和各类演习，作为强化战斗精神的主渠道，把战斗精神培育融入渗透到大项任务之中，锤炼部队高昂饱满的战斗意志和敢打必胜的战斗精神，为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注入强大动力。坚持“战时应战、应战必胜”原则，以提高打赢能力为重点，积极参加部队组织的军事训练，在完成成建制快速动员演练、实弹战术演习等任务中不断提高战斗力。坚持“平时应急、应急管用”原则，围绕提高战斗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双重任务，切实在承担急难险重任务中当先锋、打头阵、挑重担，充分发挥紧急救援的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通过遂行急难险重任务，练指挥、练技能、练作风、练协同、练保障，不断催生部队完成多样化任务的过硬本领

第五篇：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认识和实践

路 彬 杨忠虎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曾产生过各式各样的政党和组织，也曾出现过各式各样的军队和武装，但都没有能够担负起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都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退出了历史舞台。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承担起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的重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掌握着一支忠诚于党的革命军队。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说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反映。我们党对这一规律的认识，是在领导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认识逐步深化、制度逐步完善的。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投身革命斗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经过东征和北伐战争，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已有很大影响。然而，幼年的党斗争经验不足，对独立掌握武装力量重要性认识不够，受共产国际“武装国民党”错误主张的影响，放弃党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并发出《通告》：“在国民军中不发展组织，不便有党支部。”致使北伐军的实权大部分掌握在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手中，以至于当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时，大批手无寸铁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毅然发动了南昌起义，走上了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中，逐步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制度。

党从创建人民军队的第一天起，就在探索新的军事领导制度。南昌起义成立的党的前敌委员会就明确提出“党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依据前车之鉴和起义部队的现状，敏锐地意识到解决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此，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泽东做了在我军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支部建在连上。”连队建立党支部，班、排设立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的委员会。从组织上解决了党直接掌握士兵进而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大问题。罗荣桓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指出：“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向党中央的报告中也曾说：“党的组织，现分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种。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以决议的形式，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制度和措施，把红军初创时期提出的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原则系统化、理论化、规范化。以党委制为核心的党领导军队的新体制，真正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控制和影响。此后，各地红军也都先后贯彻实行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红军面貌为之焕然一新。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里对我军的这一制度作过如此描述：“这样，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每日都在的实体，党便来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来到了每个战士的身旁。”

在探索新的军事领导制度的进程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科学概念也相应地酝酿提出。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毛泽东。1929年6月他在写给林彪的信中就有“绝对的党领导”、党的“绝对的指挥权”的提法。其后，1932年1月，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支部工作的训令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是“目前红军中党的最中心任务”。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观念逐步成为共识并为广大官兵所接受。

然而，历史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人们对党的军事领导制度在认识上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实践中不断经受挑战和考验。上个世纪30年代，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照搬苏军模式，1931年在赣南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在反对“红军中党的包办主义”口号下，作出了取消党委制，实行政治委员全权代表制，主张党委制的毛泽东受到错误的批判。党委制的取消，党的领导的削弱，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1935年1月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认真总结了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强调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并在军团成立军委分会，恢复了红军中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的坚持奠定了基础。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懋功会合后，张国焘倚仗四方面军人多势众，野心膨胀，企图拥兵自重，篡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按照他的军阀主义的逻辑：“谁的人多枪多，有实力，谁就应当领导。”公然挑战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和原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张国焘与党争军权、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径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并采取组织措施，保证了党对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到达陕北后，党中央迅即在党内军内开展了清算张国焘军阀主义的教育运动。经过斗争和教育，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观念深入人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和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再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我们与国民党及军队的关系从敌对关系转为友党友军的关系。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以国家化身自居，一再逼中国共产党放弃军权。党内也出现了迎合国民党主张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党要不要和怎么样领导军队这一根本问题又一次受到挑战。毛泽东明确指出，国共合作不是合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党中央提出了坚持“党对军队单一领导”的原则，不容许国民党插手人民军队。1937年9月中央在《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指出：“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党拒绝了国民党派人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恢复了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的名称，同时，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团和军分区以上单位成立了军政委员会，作为中共的集体领导机关。

在游击战争条件下，由于各战略区相互分割和长期分散，致使党内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闹独立性的倾向有所发展，个别人又流露出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党的领导、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倾向。对此，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在论述党与军队关系的问题时，鲜明而生动地提出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1944年4月，在谭政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重申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论断，批评了部队存在的军阀主义倾向。抗战期间，正是由于党中央与任何脱离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不间断的坚决斗争，保证

了党的抗战纲领和抗战政策的贯彻执行，也维护和强化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制度的权威。

1945年4月，党的七大提出恢复军队中党的委员会制度。11月，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首先恢复了党委制，在纵队和旅两级建立了党委，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他们的做法和经验受到党中央的重视。1947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规定“凡关于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之处断应由首长担负外，在一般情况下，经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之民主讨论和决定，再由首长执行”。至此，中断了15年之久的军队党委制得以恢复。1948年9月，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断的党的重要制度”，“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党委制的恢复和健全，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的贯彻执行，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力地保证了部队团结和集中统一的指挥，为领导和指挥全军夺取全国解放提供了根本保证。

（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多党制不同，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政治制度决定军事制度。与我国特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在对军队的领导和指挥上，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直接掌握，而不能由其他任何政治力量来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为我国的基本军事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党由革命党转变成为执政党，我军建设由长期战争环境转入相对和平环境，人民军队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军队成分的来源、自身建设所处的环境和条件等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的形势面前，一些同志产生了还要不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疑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这种思想倾向保持了高度警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际，我军在设计新的军旗时，毛泽东明确指示：军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对于革命胜利后，军队将帅是否会居功自傲，不听党的指挥，中国社会是否会再现辛亥革命后兵为将有、军阀割据、军阀混战的政治格局，毛泽东早在进城之初，就对军队的高级干部预打了防疫针。刘伯承元帅曾回忆：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这里所谓的“守规矩”，就是要遵守党领导军队的原则制度，所谓“听指挥”，就是要军队听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

50年代初，我军提出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任务，在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途径与方式上，一些同志盲目地迷信苏军模式。苏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正规化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军队，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苏军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制度上与我军不同，在军队的领导体制上，苏联一直实行一长制，开始是政治委员一长制，后来是军事首长一长制。在开展学习苏军经验的过程中，军队有少数干部不加鉴别，不结合中国军队实际，错误地认为，搞正规化建设，苏军有现成经验，我们拿过来就是了。有的甚至主张

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实行单一首长制，否定政治工作，说什么“过去是打政治，现在是打技术”，“指导员当妈妈的时代过去了”。如何处理好学习他人经验与保持自身特色的关系，在推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坚持我军优良传统，是当时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在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军委领导严肃批评了忽视政治工作观点和“一长制”的错误主张。彭德怀代表军委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为了完成党中央毛主席所指示的建军任务，在组织方面，应按照毛主席历来的指示，根据党委会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在党的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1954年4月15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颁布实施。条例继承了我军的优良传统，总结了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必须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而奋斗；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提高全体军人的政治素养，使军队干部战士熟练掌握现代化的军事业务技术；政治工作在保证完成一切任务中必须贯彻党的三大作风。毛泽东审阅了这个条例，并亲笔加上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工条例的下发和贯彻，有力地回答和澄清了干部战士中的糊涂观念，从而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真正地完全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指导和推动了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全面内乱，削弱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但是，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乱军的阴谋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老一辈革命家1967年的“二月抗争”、1972年前后周恩来对极“左”思潮的批判、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1976年的“四五运动”等党和人民开展的大的斗争，使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人民军队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军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制度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敌对势力宣扬所谓“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国内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也鼓吹“党军分家”，说什么“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不是共产党一党的军队”，其目的就是妄图改变我军的性质，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针对这种思潮，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无论国内外情况如何变化发展，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多次告诫我们，“军队要听党的话，不能打自己的旗帜”。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一个军队要有军魂。我看，我们军队的军魂就是党的绝对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胡锦涛主席在领导我军建设的实践中，对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了许多重要论述，明确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军队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纵观这个时期中央和军委领导关于军队建设的论述和我军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践，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强调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官兵头脑，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官兵头脑，是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保证。面对各种错误思潮对官兵的思想冲击，最根本的就是要与时俱进，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军事理论武装官兵的头脑，增强广大官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打牢官兵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坚实思想基础。

二是强调走依法治军之路，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必须坚持依法治军，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纳入法制的轨道，才能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基础，从而使之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军委领导指出，依法治军的目的，就是“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依法治军的推行，强化了官兵以高举旗帜、维护核心为核心内容的军事法制意识，保证了部队政令、军令畅通和高度集中统一和稳定。三是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制度，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基础。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要靠一系列根本制度来保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我们党在军队中逐步形成和确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领导制度。这些制度集中体现在：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这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最集中、最直接的体现；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是适应军队高度集中统一的特点，经过长期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十六字”原则，强化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在部队团以上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这为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供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保证；党的支部建在连上，这是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落实到基层，是我军几十年来艰苦奋战而无往不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新世纪新阶段，尽管我军所处的历史环境、官兵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我们坚持这些根本制度，进一步巩固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基础，确保了军队永远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四是强调树立“军魂”意识，确保我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魂乃命之本，军魂是军队的生命之本。中央军委领导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提到军魂的高度多次加以强调，是新形势下的一个重要创造，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下，我军坚持不懈地对官兵进行“军魂”教育，才有效地抵制了国内外敌对势力鼓吹的所谓“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谬论，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任凭风浪起，方向永不偏；才使我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多样化军事任务。实践证明，牢固树立“军魂”意识，是我军“打得赢”和“不变质”的根本思想保证。

（作者系西安政治学院科研部副教授，军队党的建设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