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近年来，境内外反对势力把军队作为重要目标，加紧渗透破坏，极力攻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大肆宣扬“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企图动摇我们党重要的执政基石。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面前，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即党指挥枪）。“党指挥枪”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形象表述。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2010）第一章第四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其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
党指挥枪的原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人民军队的性质决定的。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一些武装力量，要听从中国共产党的指挥，因为在今天的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军队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围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开展工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和科学把握中国革命斗争客观规律基础上形成和逐步完善起来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独立掌握军队和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建立自己的军队。南昌起义标志着人民军队的诞生，也标志着党对军队领导的开始。
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进行改编时，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为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29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古田会议决议，从理论上阐明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并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些基本制度和措施。
1932年9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训令》中，第一次出现了“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的字句。
1938年11月6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提出：共产党不争个人兵权，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争人民的兵权，并形象地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表述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邓小平同志曾反复强调：“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听中央的话，听党的话，选人也要选听党的话的人。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加强军队建设，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江泽民同志在担任军委主席时，明确提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
2004年9月21日，胡锦涛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要始终关注、抓住不放，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
中国国防大学政委、上将赵可铭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坚决抵制军队国家化》一文中说，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观点的影响。赵可铭说，军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坚持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保持中国军队性质的根本前提。赵可铭尤其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解放军始终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和宗旨的根本前提，是实现军队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根本保证，也是打赢未来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根本要求。不断强化全军官兵的军魂意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制度，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的影响，是解放军建设发展的首要问题，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任何时候都动摇不得。
党对军队地绝对领导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出的真理性道路。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拥护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这是确保我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保障。
第二篇：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认识和实践
路 彬 杨忠虎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曾产生过各式各样的政党和组织，也曾出现过各式各样的军队和武装，但都没有能够担负起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都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退出了历史舞台。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承担起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的重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掌握着一支忠诚于党的革命军队。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说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反映。我们党对这一规律的认识，是在领导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认识逐步深化、制度逐步完善的。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投身革命斗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经过东征和北伐战争，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已有很大影响。然而，幼年的党斗争经验不足，对独立掌握武装力量重要性认识不够，受共产国际“武装国民党”错误主张的影响，放弃党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并发出《通告》：“在国民军中不发展组织，不便有党支部。”致使北伐军的实权大部分掌握在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手中，以至于当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时，大批手无寸铁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毅然发动了南昌起义，走上了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中，逐步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制度。
党从创建人民军队的第一天起，就在探索新的军事领导制度。南昌起义成立的党的前敌委员会就明确提出“党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依据前车之鉴和起义部队的现状，敏锐地意识到解决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此，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泽东做了在我军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支部建在连上。”连队建立党支部，班、排设立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的委员会。从组织上解决了党直接掌握士兵进而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大问题。罗荣桓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指出：“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向党中央的报告中也曾说：“党的组织，现分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种。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以决议的形式，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制度和措施，把红军初创时期提出的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原则系统化、理论化、规范化。以党委制为核心的党领导军队的新体制，真正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控制和影响。此后，各地红军也都先后贯彻实行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红军面貌为之焕然一新。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里对我军的这一制度作过如此描述：“这样，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每日都在的实体，党便来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来到了每个战士的身旁。”
在探索新的军事领导制度的进程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科学概念也相应地酝酿提出。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毛泽东。1929年6月他在写给林彪的信中就有“绝对的党领导”、党的“绝对的指挥权”的提法。其后，1932年1月，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支部工作的训令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是“目前红军中党的最中心任务”。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观念逐步成为共识并为广大官兵所接受。
然而，历史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人们对党的军事领导制度在认识上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实践中不断经受挑战和考验。上个世纪30年代，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照搬苏军模式，1931年在赣南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在反对“红军中党的包办主义”口号下，作出了取消党委制，实行政治委员全权代表制，主张党委制的毛泽东受到错误的批判。党委制的取消，党的领导的削弱，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1935年1月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认真总结了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强调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并在军团成立军委分会，恢复了红军中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的坚持奠定了基础。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懋功会合后，张国焘倚仗四方面军人多势众，野心膨胀，企图拥兵自重，篡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按照他的军阀主义的逻辑：“谁的人多枪多，有实力，谁就应当领导。”公然挑战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和原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张国焘与党争军权、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径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并采取组织措施，保证了党对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到达陕北后，党中央迅即在党内军内开展了清算张国焘军阀主义的教育运动。经过斗争和教育，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观念深入人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和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再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我们与国民党及军队的关系从敌对关系转为友党友军的关系。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以国家化身自居，一再逼中国共产党放弃军权。党内也出现了迎合国民党主张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党要不要和怎么样领导军队这一根本问题又一次受到挑战。毛泽东明确指出，国共合作不是合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党中央提出了坚持“党对军队单一领导”的原则，不容许国民党插手人民军队。1937年9月中央在《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指出：“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党拒绝了国民党派人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恢复了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的名称，同时，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团和军分区以上单位成立了军政委员会，作为中共的集体领导机关。
在游击战争条件下，由于各战略区相互分割和长期分散，致使党内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闹独立性的倾向有所发展，个别人又流露出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党的领导、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倾向。对此，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在论述党与军队关系的问题时，鲜明而生动地提出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1944年4月，在谭政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重申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论断，批评了部队存在的军阀主义倾向。抗战期间，正是由于党中央与任何脱离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不间断的坚决斗争，保证
了党的抗战纲领和抗战政策的贯彻执行，也维护和强化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制度的权威。
1945年4月，党的七大提出恢复军队中党的委员会制度。11月，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首先恢复了党委制，在纵队和旅两级建立了党委，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他们的做法和经验受到党中央的重视。1947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规定“凡关于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之处断应由首长担负外，在一般情况下，经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之民主讨论和决定，再由首长执行”。至此，中断了15年之久的军队党委制得以恢复。1948年9月，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断的党的重要制度”，“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党委制的恢复和健全，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的贯彻执行，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力地保证了部队团结和集中统一的指挥，为领导和指挥全军夺取全国解放提供了根本保证。
（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多党制不同，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政治制度决定军事制度。与我国特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在对军队的领导和指挥上，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直接掌握，而不能由其他任何政治力量来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为我国的基本军事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党由革命党转变成为执政党，我军建设由长期战争环境转入相对和平环境，人民军队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军队成分的来源、自身建设所处的环境和条件等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的形势面前，一些同志产生了还要不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疑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这种思想倾向保持了高度警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际，我军在设计新的军旗时，毛泽东明确指示：军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对于革命胜利后，军队将帅是否会居功自傲，不听党的指挥，中国社会是否会再现辛亥革命后兵为将有、军阀割据、军阀混战的政治格局，毛泽东早在进城之初，就对军队的高级干部预打了防疫针。刘伯承元帅曾回忆：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这里所谓的“守规矩”，就是要遵守党领导军队的原则制度，所谓“听指挥”，就是要军队听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
50年代初，我军提出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任务，在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途径与方式上，一些同志盲目地迷信苏军模式。苏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正规化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军队，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苏军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制度上与我军不同，在军队的领导体制上，苏联一直实行一长制，开始是政治委员一长制，后来是军事首长一长制。在开展学习苏军经验的过程中，军队有少数干部不加鉴别，不结合中国军队实际，错误地认为，搞正规化建设，苏军有现成经验，我们拿过来就是了。有的甚至主张
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实行单一首长制，否定政治工作，说什么“过去是打政治，现在是打技术”，“指导员当妈妈的时代过去了”。如何处理好学习他人经验与保持自身特色的关系，在推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坚持我军优良传统，是当时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在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军委领导严肃批评了忽视政治工作观点和“一长制”的错误主张。彭德怀代表军委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为了完成党中央毛主席所指示的建军任务，在组织方面，应按照毛主席历来的指示，根据党委会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在党的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1954年4月15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颁布实施。条例继承了我军的优良传统，总结了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必须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而奋斗；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提高全体军人的政治素养，使军队干部战士熟练掌握现代化的军事业务技术；政治工作在保证完成一切任务中必须贯彻党的三大作风。毛泽东审阅了这个条例，并亲笔加上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工条例的下发和贯彻，有力地回答和澄清了干部战士中的糊涂观念，从而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真正地完全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指导和推动了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全面内乱，削弱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但是，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乱军的阴谋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老一辈革命家1967年的“二月抗争”、1972年前后周恩来对极“左”思潮的批判、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1976年的“四五运动”等党和人民开展的大的斗争，使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人民军队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军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制度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敌对势力宣扬所谓“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国内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也鼓吹“党军分家”，说什么“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不是共产党一党的军队”，其目的就是妄图改变我军的性质，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针对这种思潮，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无论国内外情况如何变化发展，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多次告诫我们，“军队要听党的话，不能打自己的旗帜”。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一个军队要有军魂。我看，我们军队的军魂就是党的绝对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胡锦涛主席在领导我军建设的实践中，对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了许多重要论述，明确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军队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纵观这个时期中央和军委领导关于军队建设的论述和我军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践，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强调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官兵头脑，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官兵头脑，是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保证。面对各种错误思潮对官兵的思想冲击，最根本的就是要与时俱进，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军事理论武装官兵的头脑，增强广大官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打牢官兵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坚实思想基础。
二是强调走依法治军之路，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必须坚持依法治军，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纳入法制的轨道，才能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基础，从而使之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军委领导指出，依法治军的目的，就是“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依法治军的推行，强化了官兵以高举旗帜、维护核心为核心内容的军事法制意识，保证了部队政令、军令畅通和高度集中统一和稳定。三是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制度，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基础。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要靠一系列根本制度来保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我们党在军队中逐步形成和确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领导制度。这些制度集中体现在：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这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最集中、最直接的体现；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是适应军队高度集中统一的特点，经过长期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十六字”原则，强化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在部队团以上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这为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供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保证；党的支部建在连上，这是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落实到基层，是我军几十年来艰苦奋战而无往不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新世纪新阶段，尽管我军所处的历史环境、官兵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我们坚持这些根本制度，进一步巩固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基础，确保了军队永远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四是强调树立“军魂”意识，确保我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魂乃命之本，军魂是军队的生命之本。中央军委领导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提到军魂的高度多次加以强调，是新形势下的一个重要创造，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下，我军坚持不懈地对官兵进行“军魂”教育，才有效地抵制了国内外敌对势力鼓吹的所谓“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谬论，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任凭风浪起，方向永不偏；才使我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多样化军事任务。实践证明，牢固树立“军魂”意识，是我军“打得赢”和“不变质”的根本思想保证。
（作者系西安政治学院科研部副教授，军队党的建设学系教授）
第三篇：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人民解放军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人民解放军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建设首位，注重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官兵头脑，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政治工作铸造不变的军魂，确保广大官兵始终凝聚在党的旗帜下，确保军队始终在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下行动，确保全军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能否跟上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战争；能否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是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一直关注的两个重要问题。江泽民主席从新形势下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反复强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全军各项建设的首位。1999年，中共中央批转《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了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使命是为“打得赢”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不变质”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证。
中央军委先后实施一系列重大措施，确保广大官兵的政治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全军各大单位和武警部队普遍举办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委书记培训班，并组织机关团以上领导干部下基层指导学习教育活动；各部队认真按照“三个代表”要求，以新的视角、新的观念、新的思路审视部队各项工作，研究解决部队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在全军部队广泛深入开展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教育；大力加强各级党组织建设，自上而下、分期分批进行了“三讲”集中学习教育；广泛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要求团以上党委班子认真研究制定在新形势下贯彻“十六字”方针，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的办法和措施；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加强军队高中级干部教育管理的意见》和实施《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的意见》，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促进军队的党风廉政建设。认真抓好年轻干部的选拔培养工作，一大批能够继往开来、担当重任的优秀治军人才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全军和武警部队把理论武装作为战略性任务。总政治部制定《军队高中级干部学习规划》，编印《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学习纲要》。军队院校形成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内容的新的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从党的十四大到2001年，全军部队共举办理论轮训班近万期，每年参加轮训的团以上干部达85％以上。各级把学习掌握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作为理论武装的重要内容，广泛深入地学习江泽民总书记“七一”讲话、“5·31”讲话等一系列重要讲话和关于国防与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为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感和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中央军委批转《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军队院校思想政治建设的意见》，总政治部制定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在深入开展爱国奉献、革命人生观、尊干爱兵和艰苦奋斗教育中，各部队以抵御“酒绿灯红”影响为突破口，狠抓思想作风纪律教育整顿，并在领导干部中进行革命气节教育。
全军各部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还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方法，开拓新领域。着眼军营生活与社会联系日益密切、官兵接受信息更加广泛的实际，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军地共教共育活动和群众性自我教育活动。积极开发信息网络等现代教育手段，开通全军宣传文化信息网，不少部队还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局域网。为积极稳妥地开展心理疏导，总政治部编印《心理科学知识读本》和《士兵心理指南》，具有我军特色的以心理素质教育为主，政治工作系统和医疗卫生系统相结合的心理疏导工作机制，在部队逐步建立。发挥军营文化的熏陶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军人道德组歌》迅速在大江南北、边疆海岛的军营中唱响。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力地推动了部队各项建设。广大官兵高举旗
帜、维护核心，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理论、路线、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10多年来，全军部队涌现出以徐洪刚、李国安、柏耀平、邹延龄、李向群、许志功、范匡夫、叶景林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革命军人。在基层部队广泛开展“争创先进连队，争当优秀士兵”活动8年来，全军共评出先进连队6万多个（次）、优秀士兵360多万人（次），全军基层建设出现了协调发展、整体进步的局面。
第四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保证。我们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就以解放全中国，全心全意为中国民的利益而奋斗为宗旨。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党才创建了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就成为党实现自己的目标的有力工具。这也就决定了我军是从属于我们党的，是从属于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利益的。只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的阶级属性才不会改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不会动摇。相反，如果军队不坚持党的领导，那么它的阶级属性必然要发生变化，就会变成其他的阶级、政治集团或个人野心家的工具。这样，就不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因此说，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可靠保证。
75年的岁月风风雨雨，75年的历程波澜壮阔。我军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实际上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
军队代表们讨论江泽民同志的报告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军队的命根子。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既是我军的根本政治要求，也是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五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军队建设发展的最高政治原则，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忠诚于党，是当代
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内核”，是我军官兵最重要的政治品格。长期以来，敌对势力大肆鼓吹“军队非党
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企图挑拨和离间党与军队的关系，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进而颠覆我国的基本社会制度。近来，有的人以西方国家体制为参照系，在涉及军队与政党、国家、人民等重大关系问
题上散布所谓“公器公用”和“文明社会规则”等观点，贩卖的还是“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
那一套。因此，有必要深入、系统地给予批驳，以正本清源，释疑解惑，进一步强化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意识，净化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人文环境。本报从今日起推出“„三个为什么‟系列解答”。
“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是意识形态领域引人注目的错误政治观点，也是敌对势力
对军队渗透破坏的一个纲领旗号。其中，“军队非党化”处于首要和核心位置，“军队非政治化”和“军队国
家化”都是在不同方面对这一问题的延伸。“军队非党化”否定军队与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内在关系，进而
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深入剖析和深刻认识“军队非党化”的实质及其严
重危害，对于坚持人民军队性质宗旨、保持我军建设发展的正确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军队非党化”掩盖了政党与军队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极其荒谬和虚伪的军队和政党都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军队必须接受政党领导，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
历来认为，政党和军队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一定的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组建的政治组织和武装组织
。政党是阶级的领导力量，军队是阶级的暴力工具，军队只有接受政党的领导，才能保持自己的阶级性质，并成为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有效工具。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来都不隐瞒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公开声明自己代
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明确宣示工人阶级政党在夺取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必须建立和牢牢掌握自己的军队
。早在苏联红军创建时，针对当时资产阶级所宣称的武装力量应当是“独立的”、要“置身于政治之外”、实
行“非党化”等错误言论，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队不可能而且也不应当保持中立。使军队不问政治，这是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的伪善的奴仆们的口号，实际上他们一向都把军队拖入反动的政治中”。尽管随
着时代的发展，当今世界不同国家的阶级关系、政党关系都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但马克思主义关于军队从
属于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政党这一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观察和认识政党与军队关系的基本思
想武器。
“军队非党化”是西方资产阶级关于政党与军队关系的理论，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和思想主张。
“军队非党化”的核心理念是强调军队应与政党分离，不归某一个政党直接领导。在近代以来的政党政治中，资产阶级政党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但为了竞选和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它们往
往以全民利益代表的面貌出现，不仅不愿承认其政党的阶级性，也不愿承认其军队的阶级性。由于资本主
义国家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政治制度，执政党总是处在经常性的更替轮换当中，这也客观地决定了军队
不能为某一个党派所直接掌控。
在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里，根本不存在所谓“非党化”的军队。政党政治是通过政党来掌
握国家政权、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一种政治统治形式。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条件不同，当今世界的政党政治有一
党制、两党制、多党制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等多种类型。军队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接
受执政党的领导，只不过对不同国家和政党政治类型来说，其具体的领导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实行一党制
或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的国家，由于不存在其他党派的竞争和掣肘，执政党往往直接领导和指挥军队。而
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国家，尽管从表面上看军队不属于哪一个政党，执政党也不能直接领导和指挥军队，但实际上，不仅执政党可以通过国家权力机关，运用相应的行政权力对军队实施领导和指挥，就是那些
在野党，也可以通过议会等平台，通过参与有关军队的人事任用和政策制定等事务，来对军队施加一定影
响。因此，在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中，执政党领导军队是一个普遍规律，军队与政党具有必然联系是一种
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和不能被掩盖抹杀的事实。有人推崇美军的所谓“非党化”，殊不知美军的最高统帅——总统，就不是党外人士，仅有“驴”与“象”之分而已。
把“军队非党化”作为“文明社会规则”和“普世规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十分错误和荒谬的。人类文
明发展多样性的历史表明，世界上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党政治模式，同样也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党军关系模式。政治制度决定军事制度，政党制度的不同决定了党军关系的差异。不同的党情、国
情和军情，必然会派生出不同的党军关系模式，把“军队非党化”作为“普世规则”，用来衡量和评价不同国
家和民族的政党政治和党军关系，甚至试图把它强加给其他国家，不仅理论上极为荒谬，实
践上也是站不
住脚的。
宣扬“军队非党化”的实质和要害是要军队脱离共产党领导，最终目的是改变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
所谓“军队非党化”，就是军人没有参加党派组织的权利，军队中不能建立任何党派组织，军队不对任
何党派负责，不接受任何党派的领导和指挥。在当代中国，针对我军宣扬“军队非党化”，直接目的就是要
“军队非共产党化”。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有着休戚与共的紧密关系。党创建了人民军队，并
依靠这支军队夺取了全国政权；党的正确领导，保证了我军不断发展壮大和从胜利走向胜利。党在军队各
级建立起严密的组织，通过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作用，实现对军队思想、政治、组织上的领导和
直接有效的指挥。除了中国共产党和她的助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外，不允许其他任何党派和团体在军
队中建立组织和开展活动。这些制度措施，有力地保证了军队的团结统一和纯洁巩固，保证了军队牢牢置
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形成了我党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国内外敌对势力宣扬“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其指向性十分明确，那就是要军队中不能有中国共产党党员，不能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说到底，就是妄图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
从更深意义上分析，宣扬“军队非党化”，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政党政治模式决定
着党军关系模式，党军关系模式反过来又体现和影响着政党政治模式。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一直实行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一党执政、多党参政，是我们国
家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色。与这一制度相联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根本建军原则，党
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和直接指挥，是基本的党军关系模式。这一政治制度和党军关系模式，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中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各种敌对势力出
于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竭力鼓吹“军队非党化”，实质上就是要改变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这一根本制度，把西方那一套多党竞争的做法搬到中国来，在中国推行多党制，使中国丧失自己特有的政治优势，最终变成西方的附庸。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由其特殊的国情、党情、军情和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的。近代以来，中国曾效仿西方实行过议会政治和多党制，但结果都以失败
而告终。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进行的伟大实践，也是曾经饱受灾难和屈辱、又正在亲历国富民强的中国人民的自觉选择。在当代中国，不存在多党轮流
执政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也不容许实行多党轮流执政。“军队非党
化”缺少基本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背离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没有任何推行的理由和价值。
“军队非党化”，将严重危害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诉我们，“兵权之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之所去，则随之以亡。”近代中国政权衰微、军权旁落、军阀四起、连年混战，给国家
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放弃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与军队关系的基
本原则，在失去军权的时候也丧失了政权，造成了令人扼腕的历史悲剧。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不顾本
国的国情条件和发展阶段，盲目引入西方国家包括“军队非党化”在内的政治制度，结果导致经济衰退和社
会动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尽管遇到了种种风浪考验，但始终巍然屹立，不断
走向繁荣昌盛。邓小平同志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国家所以稳定，军队没有脱离党的领导的轨道，这很重
要。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
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对此，我们应该有十分
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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