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30年十大里程碑事件

第一篇：农村改革30年十大里程碑事件

《半月谈》

农村改革30年十大里程碑事件

新华网（2008-11-24 10:15:52）来源： 手册2008年第6期

30年来，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村税费改革，再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一个个里程碑事件，推动着中国农村历史性变革的车轮，勇往直前!

农村改革30年十大里程碑事件

1、“包产到户”到“包山到户”——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30年前的1978年底，（2009.国考）户农民秘密签订契约，决定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大包干。中国农村改革从此拉开序幕。中央在总结小岗村“分田到户”的创新实践后，作出全面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战略决策，实现“耕者有其田”。小岗村农民的“大包干”，由此成为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里程碑事件。30年后，中央在总结福建、江西、辽宁、浙江等地“分山到户”的创新实践后，作出在全国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战略决策，实现“耕者有其山”，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从耕地延伸到林地。

点评：从“分田”到“分山”，我国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一以贯之的改革，把耕地、山林的承包经营权，完整地交给了农民，确定了农民的经营主体地位。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在突破中完善，中国农村生产力，在改革的推进中得以解放。

2、取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确立农民市场主体地位

1979年开始，我国逐步减少农副产品的统派购种类。1985年，国家全面改革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取消了粮食、棉花的统购，将其改为合同定购，定购以外的粮食可自由上市。其他各类农产品，也实行价格放开，由市场供求调节。2004年，国家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直接补贴粮农。随后，《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公布施行。

点评：30年农村改革中，取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对粮食流通体制进行突破性革新，我国确立了农民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地位，为农村经济发展自此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闯开了道路。

3、乡镇企业——探索中国特色农村工业化道路

20世纪80年代，前身为农村手工业和社队企业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78年到1988年，是乡镇企业迅速崛起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期。党中央1984年发布文件将社队企业正式改称为乡镇企业，并肯定它是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1992年至1994年，乡镇企业发展步入第二个高峰期。国务院(1992)19号和(1993)10号文件，充分肯定了它的重要作用，为其创造了空前良好的外部环境。1995年以后，经过改制和优胜劣汰，乡镇企业进入稳步发展新时期。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到1998年时，乡镇企业已解决近1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1978年，乡镇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不到 1/4。到1987年，乡镇企业已撑起农村经济的半壁江山。1978年到2007年，全国乡镇企业的增加值从209亿元变为69620亿元，增长了300多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52%。来自农业部的信息，我国乡镇企业从1978年到2007年的30年间，共反哺农业资金超过4000亿元。

点评：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发展，解决了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题。它的另一个贡献，就是打破了农村、农业、农民三位一体的自然经济，促进了整个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

4、农民工进城——突破城乡二元分割

上世纪80年代，东南沿海城市开发开放对劳动力产生的旺盛需求，掀起农民工进城的“第一个潮头”。数十万“川军南下”的历史，至今留在人们记忆之中。2003年底，党中央、国务院在《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首次以中央名义作出重要判断：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地把农民工纳入工人阶级范畴，实现了对农民工从“经济上的接纳”到“政治上的尊重”。2006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从工资支付保障、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多个方面，推出了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体系。到2007年，我国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已超过2亿人。

点评：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农民进城务工，一头连着城市和发达地区，一头连着农村和落后地区，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闯出了一条新路，使整个社会结构产生了变革；它还为城市二、三产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立下首功；农民工进城还以特殊方式反哺农村，他们每年带回家乡的现金，成为发展农业、改善生活的“资金干渠”。

5、村民自治——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

村民自治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展于80年代，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而迅速推进。198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村民代表选举产生了全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简称“村委会”），成为“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1982年，村委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被载入新通过的宪法，村委会的合法地位得到确认。1997督首次写进党的代表大会报告。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摘掉了10年“试行”的帽子，正式颁行。“十五”期间，我国85%的农村建立了实施民主决策的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80%以上的村庄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或村规民约，建立了民主理财、村务管理等制度。截至2007年底，全国已建村委会62万多个。

点评：村民自治，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和农村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它在广大农村的推行，增强了农民的民主法制观念和参政议政的意识。对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初步构筑新型的农村基层治理新体制至关重要。

6、取消农业税——调整国家与农民的分配关系

2005年12月底，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1958年开始施行的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从此，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有2600年历史的“皇粮国税”。

附：【《左传》记载：“宣公十五年秋七月，初税亩。”春秋时期的公元前５９４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成为征收农业税的最早记载。从那时至今，中国农民缴纳农业税这一“皇粮国税”已经延续了２６００年。】

以取消农业税为标志事件的中国农村税费改革，2000年在安徽率先试点。2000年到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第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就是“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和一项改革”，即：取消屠宰税，取消乡镇统筹款，取消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用3年时间逐步减少直至全部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

义务工；调整农业税政策、调整农业特产税征收办法；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办法。2004年，农村税费改革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国务院决定5年内取消农业税。这一年的3月，中央决定在黑龙江、吉林进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河北、内蒙古、辽宁、江苏、安徽等11个粮食主产省(区)的农业税税率降低3个百分点，其余省份降低1个百分点，沿海及其他有条件的地区也允许进行免征农业税试点。此后不到2年时间，农业税征收就画上了句号。在取消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同时，国家又加大了对农民直接补贴的力度（包括种粮直补、良种补贴、购置农机具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到2007年，直接补贴达600多亿元。一减一补，全国农民得到约2000亿元的好处。

点评：以取消农业税为标志性事件的农村税费改革，是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与农民分配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国家对农民由取向予的政策转折，实现了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使广大农民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目标追求。国家发改委有关专家指出:农村税费改革,从制度层面上开始动摇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其政治和经济意义都是空前的。

7、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民获得平等保障

教育保障：1.5亿中小学生家庭受益。将农村义务教育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的改革，则标志着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

公共卫生保障：全国逐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截至2008年8月底，由中央政府出“大头”，提供资金保障建立起来的新农合，已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参合农民超过8亿人。最低生活保障：2007年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保障范围的这一制度创新，由此启动。截至当年底，获得农村低保制度保障的人数，已超过3000万人。

点评：长期以来，一道巨大的鸿沟横亘在城乡之间。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在诸多领域，农民无法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国民待遇”。30年改革开放，随着国家总体上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阶段，一系列民生保障政策开始覆盖农村，惠及亿万农民。

8、新农村建设——农村走向现代化

2005年10月，党的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2006年初，中央又以“一号文件”的形式，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再次涉及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各个方面，党对农村改革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构想，进一步细化。

点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业、数量最多的农民，都在中国。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正是基于对此国情及城市化艰难程度的深刻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疑将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

9、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迈向中国农业产业化

上世纪80年代。1984年，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农民可不受地区限制，自愿参加或组成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各种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党的十七大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第一次写进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2007年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施行。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进入有法可依的时代。该法的颁布实施，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据农业部统计，目前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已超过15万个。2006年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户成员3480多万，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3.8%，比2002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

点评：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我国加入WTO，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和市场开放，已成为不可避免的大趋势。中国农民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竞争，愈来愈受到小规模分散化生产导致的较低组织化程度的严重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则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解决了农户分散经营与现代大市场难以对接的问题。组织起来的农民“抱团”闯市场，可规避风险，形成规模优势、产业优势和自己的品牌优势。中国农业产业化的水平将因此提升。

10、“扶贫”——2.5亿到1479万的攻坚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布实施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目标、对象、措施和明确期限的扶贫开发行动纲领，国家决定力争用7年左右时间，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到2000年，国家确定的到20世纪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战略目标基本实现。2001年，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对21世纪前10年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作出全面部署。2007年末，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1479万。

点评：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约占全部人口的1/4。到2007年末时已不足全部人口的2%。对中国政府探索出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全面发展这一符合中国国情的扶贫道路，以及我们取得的成就，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给出极高的评价：在消灭贫困方面，中国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近25年来，全人类取得的扶贫事业成就中，2/3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

（作者：高薇 编辑：张景媛）

第二篇：2016十大教育事件

2016十大教育事件

走在2017年1月的时间里，我们回首2016年的中国教育，哪些事件让你心潮澎湃，哪些热词引发社会热议，哪些人物让我们感悟教育的真善美，哪些书目拨动你阅读的心弦？从今天起，中国教育新闻网将推出盘点系列。教育小新将为您解读2016年重大教育事件，给您汇聚2016年最热教育词汇，带您走近2016教育人物，和您分享2016年教师书单。

每一项事件，都值得载入史册；每一个热词，都牵动人心；每一个人物，都将丰盈你我心灵；每一份书单，都充满着知识的气息。

在这里，读懂中国教育；在这里，我们迎接2017。

2016十大教育事件

2016年，教育有很多热点事件。从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到城乡统筹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再到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获通过„„每一件，都与教育工作者息息相关。

1.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12月7日至8日，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全国高校思政工作召开后，总书记讲话在教育系统引起强烈反响。

2.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缩小城乡差距 促进教育公平

2016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快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标准统一、教师编制标准统一、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统一、基本装备配置标准统一和“两免一补”政策城乡全覆盖，到2020年，城乡二元结构壁垒基本消除，义务教育与城镇化发展基本协调；城乡学校布局更加合理，大班额基本消除，乡村完全小学、初中或九年一贯制学校、寄宿制学校标准化建设取得显著进展，乡村小规模学校（含教学点）达到相应要求；城乡师资配置基本均衡，乡村教师待遇稳步提高、岗位吸引力大幅增强，乡村教育质量明显提升，教育脱贫任务全面完成。义务教育普及水平进一步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

3.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获通过——对民办教育实行分类管理

11月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修订后的法案明确对民办学校实施“分类管理”的要求：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但是，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得取得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全部用于办学。新建、扩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人民政府应按照与公办学校同等原则，以划拨等方式给予用地优惠。非营利性民办学校还可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的税收优惠政策。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修改决定公布前设立的民办学校，选择登记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根据依照决定修改后的学校章程继续办学，终止时，民办学校的财产依照本法规定进行清偿后有剩余的，根据出资者的申请，综合考虑在决定施行前的出资、取得合理回报的情况以及办学效益等因素，给予出资者相应的补偿或者奖励，其余财产继续用于其他非营利性学校办学；选择登记为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应当进行财务清算，依法明确财产权属，并缴纳相关税费，重新登记，继续办学。

4.教育部印发指导意见推进中考改革——2020年中考基本结束唯分数论

2016年9月19日，教育部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0年左右初步形成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录取模式和规范有序、监督有力的管理机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维护教育公平。《意见》提出五大改革任务：推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所设定的全部科目纳入考试范围，引导学生认真学习每门课程；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包括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五个方面的内容和要求，充分反映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特长，注重考查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养成；改革招生录取办法，探索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招生录取模式；进一步完善自主招生政策，给有条件的高中阶段学校一定数量的自主招生名额，招收具有学科特长、创新潜质的学生，推动学校多样化有特色发展，满足不同学生的发展需要；加强考试招生管理，完善招生计划编制办法，按照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要求，根据区域内学校布局、适宜的学校规模和班额以及普职招生规模大体相当的原则核定招生计划并严格执行。

5.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全面推开——统一职称系统，对农村和偏远地区教师倾斜

8月2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将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在全国全面推开。一是将分设的中学、小学教师职称（职务）系列统一为初、中、高级。二是修订评价标准，注重师德、实绩和实践经历，改变过分强调论文、学历倾向，并对农村和边远地区教师倾斜。三是建立以同行专家评审为基础的评价机制，并公示结果、接受监督。四是坚持职称评审与岗位聘用相结合，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9月，人保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全面推开。此次改革统一了自1986年以来一直施行的中、小学两大职称系列，首次设置了正高级职称，从制度框架、评审标准、评价机制等方面对中小学职称制度进行了整体设计。

6.《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发布——“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

2016年6月23日，《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发布，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与国家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教育信息化体系；基本实现教育信息化对学生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支撑作用和对教育创新发展、均衡发展、优质发展的提升作用；基本形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创新发展的中国特色教育信息化发展路子。

7.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发布——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9月14日，教育部委托课题、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正式发布。该研究成果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3个方面，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等六大素养，具体细化为国家认同等18个基本要点。各素养之间相互联系、互相补充、相互促进，在不同情境中整体发挥作用。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以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为基本原则，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充分反映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系统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素养是对素质教育内涵的具体阐述，将从多个途径引导课程设计、教学实践、教育评价等各教育环节的变革。

8.留守儿童有了顶层制度设计——合力监护，相伴成长

2016年2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颁布。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发布的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系统性顶层制度设计。

《意见》抓住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监护缺乏监督指导、关爱服务体系不完善、救助保护机制不健全三个薄弱环节，提出坚持家庭尽责、政府主导、全民关爱、标本兼治的四项基本原则。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等组织了全国范围内留守儿童摸底排查，精确锁定“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满十六周岁农村户籍未成年人”共计902万人。为进一步的政策干预提供了实证依据。经国务院批准，2016年11月至2017年年底，民政部、中央综治办、教育部等8部门将在全国联合开展以“合力监护、相伴成长”为主题的农村儿童关爱保护专项行动。

9.专项治理“校园欺凌”——国务院也管小孩打架

两会期间，“校园欺凌”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教育部表示坚持防范“校园欺凌。4月底5月初，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向各地印发《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要求各地各中小学校针对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的校园欺凌进行专项治理。11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强教育预防、依法惩戒和综合治理，切实防治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的发生。意见指出，对实施欺凌和暴力的中小学生必须依法依规采取适当的矫治措施予以教育惩戒。12月初，中关村二小发生疑似校园霸凌事件，12月中旬，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专项督导暂行办法》，推动建立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中小学（幼儿园）安全保障体系和运行机制，提高安全风险防控能力。

10.教育部颁布相关办法整治高校学术不端——“亮剑”遏制学术造假顽疾

9月1日起，《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正式在全国各高校施行。这是教育部首次以部门规章形式对高校预防和处理学术不端做出规定。

《办法》将六类行为认定为学术不端，包括剽窃、抄袭、侵占他人学术成果；篡改他人研究成果；伪造科研数据、资料、文献、注释或捏造事实、编造虚假研究成果；未参加研究或创作而在研究成果、学术论文上署名等；买卖论文、由他人代写或者为他人代写论文等。

《办法》还对学术不端案件的举报受理机制予以明确。高校应确定具体部门负责受理对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对于那些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或线索明确的匿名举报，或者媒体公开报道的案件，以及其他学术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主动披露的涉及本校人员的学术不端行为，高校应当主动进行调查处理。

第三篇：2006十大宪法事件

2006中国十大宪法事例

我们的宪法权利就在身边 ——2006中国十大宪法事例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北京市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联合发布了“2006中国十大宪法事例”，并召开了学术研讨会。

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莫于川教授介绍说，此次参与候选的有20个宪法事例，通过给专家学者寄函、在中国宪政网以及相关网站进行投票，根据各事例的入选票数评选出了10个事例。

据了解，本次评选遵循三大原则：有影响力，要是广大民众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有学理性，要与宪法、行政法相关，有探讨空间；有典型性，要在类似的事件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这些事件分别是： 1《监督法》获得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从起草、审议到2006年8月27日表决通过，历经20年。

为保障人大常委会监督不失职、不越权，《监督法》既有监督权力的规定，又有监督程序的规定，确定了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备案审查、询问和质询等制度，并对一些传统制度和程序作了具体化的规定。

《监督法》总共9章、48条，已于今年1月1日施行。［入选理由］

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权力体系中，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是绝对的，其他国家机关必须服从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机关是主从关系，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不得超越和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

然而，随着公关管理高效化的需求，经常走入公众视野的往往是政府权力。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人大的监督职能往往难以落到实处，这也使得人大一度被称作“橡皮图章”。因此，《监督法》中有关人大各项监督权力的规定被寄予厚望，希望人大能借此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评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陈云生曾参加《监督法》的第一次论证会，“当时有很多人反对。”他说，主要原因是，草案中除部分条款外，绝大多数内容现行法律都有规定。

宪法监督是宪法学界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陈云生认为，就宪法监督的现行体制而言，制定部门法，明确人大监督权力的范围和履行权力的程序，使得监督工作具有可操作性，是《监督法》的积极意义所在。

但是，陈云生也认为，《监督法》在宪法监督方面并不是尽善尽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刘茂林坦言，对《监督法》不能寄予太多希望。“一部法律要有罚则。如果‘一府两院’不履行义务、滥用权力，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他说，“《监督法》对此并未明确。”

2西部教育免费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存在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不够完善、教育质量和师资水平偏低、学生辍学率较高等问题，普及和巩固农村义务教育的任务十分艰巨。

2005年12月24日，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承诺确保2006年，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2007年，这一免费政策扩展到中部和东部地区，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

［入选理由］

自1919年的德国《魏玛宪法》开创性地制定了公民受教育权这一内容后，很多国家的宪法、法律中都对此有了详细规定。我国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但是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教育经费不足、师资力量薄弱等一系列困难使得农村学生辍学率偏高，这些孩子的受教育权难以得到实现。西部义务教育免费事件，引起了人们关注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受教育权。

［评析］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飞认为，这一事件体现了宪法规定的平等权。受教育权中的平等主要包括性别平等、地区平等、城乡平等以及民族平等几个方面。“对不同群体有必要区别对待，”刘飞说，“否则，就会构成不平等。”

受教育权的实现，现实地依赖于国家与政府积极地履行义务，但经济是基础，一切义务的履行都归结在“钱”的问题上。因此，公民受教育权实现的现实途径是国家及政府财政投入的不断增加。从西部义务教育免费到中部、东部义务教育免费，需要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承担资金支持，这很好地体现了国家履行保障国民受教育权的义务。

3死刑核准权的收回

我国死刑核准权经历了一个从逐步下放到全部回收的过程。

1980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高法可以授权高级法院核准。

2006年10月31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将《人民法院组织法》的第十三条修改为：“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今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所有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入选理由］

2004年，我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众所周知，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生命权是第一人权、是最基本的人权。

随着佘祥林“杀妻”、聂树斌“强奸杀人”等一系列冤错案的曝光，死刑核准权下放等问题饱受人们诟病，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收回死刑核准权，可以在制度上保证死刑的公正，对判决死刑的人的权利进行救济，体现对生命权的终极关怀和尊重。

［评析］

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官丕亮说，死刑又称生命刑，实际上就是国家对罪犯生命权的剥夺。许多国家的宪法在规定人人享有生命权的同时明确规定废除死刑。在保留死刑的国家，则严格控制死刑。上官丕亮表示，只有用于惩罚故意致人死亡等极其严重的犯罪适用死刑，才不算侵犯宪法上的生命权

4《物权法(草案)》合宪性学术争议

2005年8月12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法理学教授巩献田在网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称这部草案的基本原则违背了宪法，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开历史倒车，需要经过原则性修改才能通过。

之后，《物权法(草案)》偏离了预定的立法轨道，没有在2005年12月底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如期接受“五审”，也未被列入2006年3月全国人大的审议议程。

这场《物权法(草案)》合宪性问题的**从此愈演愈烈，民法学界的诸多知名学者包括曾经参与过《物权法(草案)》起草的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民法学教授王利明、北京大学著名民法学教授尹田等人纷纷对巩献田的观点予以反驳。

2006年12月25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对物权法草案进行分组审议，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认为，《物权法(草案)》通过多次审议，已经越来越成熟，赞成提交2007年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

至此，这场旷日持久《物权法(草案)》合宪性的学术争议暂时画上了句号。［入选理由］

物权法是规范财产关系的重要法律，是涉及所有人切身权益的法律。物权法在草拟过程中出现的曲折让很多人始料未及。《物权法(草案)》的合宪性之争，是部门法与宪法之间关系的争论。

［评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莫纪宏认为，物权法不仅仅是民法问题，而是涉及行政法问题乃至整个法学界。但他认为，双方争议焦点集中在合宪性问题上，并未触及问题本质。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对此表示赞同，“这场争议本身的宪法涵义并不多，由此引发的一些宪法问题更值得深思。”张千帆说，任何一部法律都是对宪法基本权利的细化。如，《物权法(草案)》中规定国家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合理补偿。但究竟是否属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是否给予合理补偿、谁来判断合理等问题，却并未明确

5深圳“卖淫女示众”事件

2006年11月24日开始，福田公安局在区内进行为期60天的大扫黄，全面查封违法、违规场所，全面打击皮条客、灯头(容留吸毒的组织者)、鸡头、妈咪、保护伞及黑帮势力。

11月29日，福田区公安分局挂出“福田公安分局打击整治涉黄违法犯罪公开处理大会”的横幅，将连日大扫黄中逮捕的167人押到色情场所集中的“三沙”(上沙、下沙和沙嘴)地区游街示众。这些人全部戴上口罩，面部几乎全部遮住，仅留一双眼睛。警方在众人围观下分别读出他们的姓名及籍贯，宣判各人行政拘留15天。

此事一经报道，社会反响强烈，12月1日,上海普若律师事务所律师姚建国给全国人大写了一封公开信，称“这样的活动本身是违法的。”而且，“有必要对这种公开示众的做法以立法的形式予以明令禁止。”

［入选理由］

人格尊严是公民权利的基础，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在现代宪法理论上，人格尊严是宪法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宪法权利的核心内容。

［评析］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公安部就强调对于犯罪嫌疑人不能游街示众，不能挂牌子。但是这样侵犯公民人格尊严的事件还是时有发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田思源认为，在这一事件中，要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改革开放起步早、民主法制相对更健全的深圳？”

国家行政学院博士赵永伟进一步指出，在法制建设进程中，要防止3种不良倾向：一是以道德评判取代法律判断，这是公权力行使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二是以公共管理创新为名突破法律底线。三是在公共执法中，以对个人隐私的公开掩饰政务不公开。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齐小力说，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要注重维持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间的平衡。“公权力如何保障相对人的权利和人格尊严，是这一事件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6福建漳州“纳税大户子女中考加分”事件

2006年，福建省漳州市出台的一项规定引起了广泛争议，即“经漳州市政府办审核公布的2005漳州市民营企业前100名的纳税大户的控股企业主的子女(外商子女也参照本规定执行)，可享受加20分(课改县13分)的照顾。”

漳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骆沙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是市委市政府的决定，主要考虑到漳州市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工业立市进程缓慢，此举是为了鼓励民营企业，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制定政策的当地部门表示，民营企业将会成为推动漳州市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力。既然纳税大户为社会作出了很大贡献，社会为何不能投桃报李？

［入选理由］

平等权是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权利，当然包括公民在受教育方面的平等。对纳税大户子女的差别待遇意味着侵害其他学生公平接受教育的权利。

［评析］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教授马岭认为，在受教育权方面，差别情况要差别对待，但是需要有正当理由。漳州市的加分政策是基于纳税大户对当地经济的贡献，从而对纳税大户的子女中考加分。“这个差别待遇的理由不但不成立，反而破坏了受教育权的平等性。”马岭说，对这些人在经济上的贡献，社会可以从其他途径给予回馈，应该奖励其本人而非其子女。

现在，常见的对烈士、见义勇为人士子女的加分政策则与此不同。“这些人已经牺牲，或者失去了自食其力的能力，难以保证其子女受教育。”马岭认为，当社会给他们本人的回馈已无可能时，给其子女适当的照顾是站得住脚的。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范进学则表示，此事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应由法律制定，地方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不能进行创设性规定。因此，漳州市及其教育部门无权出台此类政策。

7手机短信侮辱县委书记案

2006年9月，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教委借调干部秦中飞因填写的一阙《沁园春·彭水》而涉嫌诽谤罪被批捕。词中暗喻传言已被逮捕的彭水县原县委书记马某，和现任县委书记、县长，以及两件轰动一时的官民纠纷，3个政府公共工程。

随后，秦中飞通过手机短信把他的得意之作“发给了10~15个朋友”；又通过QQ“传给了4~6名网友”。

8月31日，秦中飞被警察带走。公安机关认为，秦捏造了一首引起群众公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县领导名誉的词，认为“肯定会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

经过一天的审讯后，县公安机关以涉嫌诽谤罪将秦中飞刑事拘留，关进看守所。9月11日，县检察院批准逮捕秦中飞，如果罪名成立，秦中飞将获3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起案件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10月24日，县公安局承认诽谤案属于错案，向秦中飞道歉，并让其领取2125.7元的国家赔偿金。

［入选理由］

该事例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言论自由权的保障问题。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言论自由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言论自由的范围包括以言论方式表现思想和见解的权利。

［评析］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认为，言论自由作为基本人权应当得到国家的尊重和保护。在行政执法、司法实践过程中，应当允许普通公民对公共权力机关“评头论足”。“彭水政府缺乏足够的自信，不敢面对公众的批评。如果让人们三缄其口，那真是一种悲哀。”湛中乐认为，国家、政府对公民的不当言论应该适当宽容，当公权力与私权利发生冲突时，必然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苗连营认为，公权力最大的特性就是公共性，公权力的行使应当置于阳光下，官员接受社会大众的批评也是其中应有之意，“哪怕是激烈些的。”

8“孟母堂”事件

2004年9月，全日制私塾“孟母堂”在上海松江开设，教学内容以读经为主，如《易经》、《道德经》、《论语》等中国古代传统典籍；英文则从《仲夏夜之梦》起步；数学由外聘老师根据读经教育的观念，重组教材，编排数理课程；体育课以瑜伽、太极之类修身养性的运动为主。

2006年7月17日，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下发告知单，指出：“孟母堂”属非法教育机构，从事的是非法教育活动，应立即停止非法行为。24日，上海市教委发言人阐述了三大理由：学堂未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未获得办学许可；“读经教育”与义务教育多学科、全面发展的要求不相符，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的多项规定；未经物价部门审核，擅自收取高额学费。而家长未按规定把适龄子女送到经国家批准的教育机构接受义务教育，也属违法行为。

然而，“孟母堂”负责人则声称，孟母堂并没有违反《义务教育法》。教育部门的告知书和公开发言，无法律依据，并准备以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分别起诉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和上海市教委，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其合法权利。

［入选理由］

宪法第46条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义务教育法》在对其进行细化时，明确规定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必须“入学”，而且，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学制度、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包括教科书的审定都是由国务院主管部门确定的，各地没有原则性差异。这样，家长的选择自由与之产生冲突就成了一个复杂的宪法问题。

［评析］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刘飞宇认为，“孟母堂”确实违反了《义务教育法》，但国家是否允许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内容多样化，如果从宪法角度考虑，《义务教育法》是否违宪就有了讨论空间。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刘莘则认为，“孟母堂”无非是为那些实际上失去学习机会和兴趣的孩子提供了另一种学习途径。“有教无类”强调的是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因人施教”强调的是针对不同的受教育对象施以不同的教育

9郑州市专项工作报告未被通过

2006年10月24日，在郑州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郑州市政府有关负责人作了《〈关于解决城乡弱势群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代表议案办理情况的汇报》(以下简称《代表议案办理情况的汇报》)。

出人意料的是，该报告经表决未获通过。原因在于人大代表认为办理情况汇报太虚，与广大市民的“只要政府重视，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的心理预期相差太大。这并不是偶然事件，全国各地都曾有过这样的事例。

2006年12月，甘肃省金昌市人大常委会否决了金昌市公安局交警的工作报告。

2006年6月，湖北省荆州市第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等工作情况报告。在29日的表决中，关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报告未获通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否决了昌吉市政府关于2004年财政决算和2005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理由是昌吉市政府财政支出超过了人代会批准的财政预算，预算执行中有违反《预算法》的行为。

2001年12月2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否决了市政府所作的整治网吧的工作报告。

［入选理由］

按照现行宪法规定，地方人大和常委会监督“一府两院”是“天然”的权力行为。但各级人大常委会否决某议案的行为却并不平常，这是人大力图摆脱“橡皮图章”的尴尬形象，力图加大自身监督力度的努力。

［评析］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文钊认为，长期以来，政府权力过大，各级人大与之相比，往往处于弱势，人大的监督常常难以落实到位。“这个事件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各级人大应该重视宪法赋予的权力。”

10馒头》恶搞《无极》

胡戈可谓一夜成名，成名原因就是他恶搞了著名导演陈凯歌耗资巨大的《无极》。

2006年，“恶搞”这个不太规范的词语风风火火地跃入了大众视野。打开“百度”，有对恶搞的解释，全称即“恶劣的搞笑”，特征是主角的性格会变得有些扭曲，或是故事情节逗笑，也可以用无厘头这样的词语来解释。

当《无极》的成功与否还不太好准确判断时，胡戈恶搞此片制作完成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迅速在网络走红。这部长约20分钟的短片，截取了《无极》的画面，通过重新编排、配音，以戏谑的方式将其编辑成了一个与电影风马牛不相及的新闻纪录片。该片还根据剧情穿插了滑稽的广告，令人忍俊不禁。《无极》导演陈凯歌得知此事后，颇为气愤，“我们一定要起诉而且就这个问题解决到底”，“我觉得人不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陈凯歌愤而诉诸法律的“威胁”并没有终止这场网络的恶搞风，反而愈演愈烈，出现了各种版本的恶搞作品。

这场纠纷以陈凯歌的放弃而结束，但由此却带来了相关法律问题的争论。［入选理由］

如果此案进入司法程序，首先是著作权案件；但从宪法角度看，胡戈对影片《无极》的嘲讽实则是他的艺术自由，而这却与陈凯歌的人格尊严、艺术自由之间产生了冲突。以宪法的眼光看，“馒头案”是个典型的“基本权利冲突”的案件。

［评析］

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法室处长童卫东认为“馒头案”关系到胡戈的言论自由。在传统媒体时代，受物质条件限制，即便电影盛名难符，观众也仅能抱怨“上当”，除此之外，再无其他途径表达自己的观点。在童卫东看来，胡戈这种“恶搞”其实是一种艺术批评的方式。进入互联网时代，普通大众不仅仅是听众、观众，他们可以借互联网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是这个时代的幸运，”童卫东说，根据宪法第47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当然，公民的表达自由权“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至于胡戈的这种行为是否侵犯了陈凯歌的创作自由，需要据法律而定，因为对表达自由的限制是法律的权力。如果侵权，要根据《著作权法》、《民法》、《刑法》的规定承担法定责任。

“普通法律权利都是宪法上基本权利的具体化，”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张翔说，按照这一逻辑，“保护作品完整权”应当是宪法上“人格尊严”和“艺术自由”在著作权领域的映射

第四篇：2007十大宪法事件

1.重庆“最牛钉子户”

事件回放：2007年3月，重庆市九龙坡区鹤兴路17号的房屋产权人——杨武和吴萍，因拆迁时未能与开发商达成一致，而拒绝拆迁，开发商将周围房屋拆除，同时挖断了房子边上的路，将那栋两层小楼变成了无法靠近的孤岛。面对相关部门的强制拆迁令，杨武住进了无水无电的小楼。一时间，这栋悬挂着国旗和标语的小楼，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杨武、吴萍一家被称为“史上最牛钉子户”。经过艰难谈判，2007年4月2日，杨武、吴萍终于与相关部门、开发商达成协议，当日晚10点37分，小楼被拆除。

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莫纪宏、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杨武、吴萍夫妇以宪法维护自己的私产，引发了人们对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争论。宪法保护的是什么性质的财产权？保护到什么程度？住宅不受侵犯的意义何在？一时间，这些论争成为学界和舆论关注的焦点。

2.山西“黑砖窑”

事件回放：自2007年3月起，媒体接连曝光发生在山西的多起黑砖窑主非法限制民工人身自由、非法雇用童工、强迫民工超强度劳动、殴打民工致死致残等事件，引起强烈反响。5月，山西洪洞警方破获一起黑砖场虐工案，解救出31名民工，其中有部分童工。7月31日，山西省临汾市和运城市五家法院，依法对一批“黑砖窑”案件公开宣判，31名被告人被判有罪，打手赵延兵被判处死刑。另有95名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因该案受处分。

点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文钊：该事件不仅是一个违反劳动法、违反刑法的事件，更是一个涉及人权保障、政府责任的宪法性事件。它反映的是当地政府在人权保障上的缺席和失职。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这一原则不仅是国家在人权保障方面的态度宣示，同时意味着国家要切实承担起人权保障的现实责任。

3.同居者不签字致孕妇胎儿死亡

事件回放：2007年11月21日，怀孕41周的李丽云因难产生命垂危，被其“丈夫”肖志军送到北京市朝阳医院京西院区治疗。医生经检查发现，李患有较严重肺炎，需立即进行剖腹手术取出胎儿，否则李与胎儿均面临生命危险，然而肖拒绝在手术单上签字。在得到上级“如果家属不签字，不得进行手术”的指示后，几名主治医生只好采取药物急救等措施，当日晚7点20分，孕妇胎儿双双死亡。

点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中央党校教授傅思明：宪法关注的不仅是宏观问题，还包括很多具体问题。宪法所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包括生命权的内容，而生命权是承载其他基本权利的基础，该事例将生命权与制度规范的关系，紧急救助与责任机制的关系问题摆在了政府与公众面前。

4.69名专家学者联名建议废除劳教制度

事件回放：2007年11月29日，经济学家茅于轼、法学教授贺卫方等69名专家学者向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去关于启动违宪审查程序、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公民建议书。理由是：在“依法治国”、“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业已入宪的今天，延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劳动教养制度与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等上位法相冲突，应当尽早废除。

点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范进学：目前劳动教养制度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全国人大的直接立法，特别是与立法法缺乏衔接。在此背景下，劳教制度的合宪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5.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与深圳华为公司七千员工辞职

事件回放：来自华为员工的消息显示，华为鼓励员工辞职的方案2007年9月已获通过，从10月开始至11月底，华为公司分批次与老员工私下沟通取得共识，对7000多名工作超过8年的老员工，逐步完成“先辞职再竞岗”工作。此次华为“先辞职再竞岗”，被外界解读为直接以规避《劳动合同法》相关条文为目的。点评：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周伟、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飞：《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合同制度的完善，更有利于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劳动权这一基本权利。但如何解决企业规避责任问题，政府如何承担管理职责需要人们深入思考。

6． 山东淄博淄川区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事件

事件回放：2007年11月，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以十七大精神指导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在研究确定代表名额分配比例时，在全市率先取消了城乡差别，将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改为农村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与市区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相同，即“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山东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依法确定淄川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253名。目前，该区已将代表名额按照这一原则分配到各选举单位，由各选举单位酝酿产生候选人。

点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任进、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官丕亮：这是一次完善选举制度的重要实践，符合十七大确立的目标，有利于公民平等权的实现。不过，对这一实践的评价不宜过高。修改选举法，将1４改为１１，才是最终的目标。

7.《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

事件回放：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７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自２００８年５月１日起施行。条例规定，四类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包括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公开时间为：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法律、法规对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点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莫于川、副教授刘飞宇：只有实行阳光政府，才能建立法治政府。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一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被媒体誉为“最具诗意的一句话”。也是中央对政府信息公开在更高政治层面的一种支持。

8.厦门PX项目事件

事件回放：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１日，十几个业主组成“厦门６１１环保志愿者联盟”，阻止尚未兴建的ＰＸ项目上马。２００７年３月，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联合１０５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关于厦门海沧ＰＸ项目迁址建议的提案”，将业主们的抗争和ＰＸ项目的问题传至庙堂深处。在厦门各界人士的呼吁下，环评终于启动，并有了具体的时间表。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５日，厦门市政府发布环评报告简本，并启动公众参与程序。ＰＸ项目将迁建漳州。点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王广辉、中央党校副教授刘素华：此事件直接体现了现代法治中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厦门市民凭借宪法赋予的权利，携手捍卫自己的家园。因为他们的团结和努力，可能威胁环境安全的“ＰＸ”项目暂告停止，城市整体规划环评得以启动。该事例成为公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自由表达权得到保障的范例。

9.上海医保修改方案因争议搁浅

事件回放：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８日，上海市政府向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提交了《关于上海市贯彻〈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实施方案的修改内容》的议案，着手修改城镇医保办法。当日下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首先举行主任会议，有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鉴于目前大家对医保修改方案许多条文，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仓促付诸表决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建议推迟议案的表决。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最终以投票方式决定本次常委会不对城镇医保修改方案进行表决。

点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树忠：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职权。能否对相关议案及行政决策行使监督权，实际上是一把衡量地方人大及常设机构是否对人民负责的标尺。当前人大监督工作不够有力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上海市人大走出了可喜的一步。

10.广电总局对娱乐节目、“选秀节目”进行限制

事件回放：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５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的通报中，称重庆电视台举办并播出的《第一次心动》选拔活动严重违规。通报指出，该活动严重偏离了比赛宗旨，热衷制造噱头炒作活动，比赛环节设计丑陋粗糙，内容格调低下，演唱曲目庸俗媚俗，立即停播。点评：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德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胡弘弘：这一事例直接反映了宪法学上古老而永恒的话题：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的关系。选秀节目满足和体现的是个人的表现自由但是，政府部门亦有管理与监督的职责。政府的手该伸向哪里，如何在实现政府管理的同时保障公民的精神文化自由，媒体如何来维护公序良俗，这些深层次问题无法回避。一个民族要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只靠一个经济的躯体，还要有强大的精神文化支撑。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第五篇：学习十七届三中全会心得：农村改革新的里程碑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政策极大地焕发了广大农民的创业激情。毋庸置疑，30年的改革开放成就是巨大的。据测算，30年来，农村人均收入比1978年增长了30倍，广大中国农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不仅改变了自己的贫困命运，过上了好日子，而且推动了整个中国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摒除小富即安，小进则满，站在全局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高度上看，的确不容盲目乐观，我们与小康社会、现代化农业的目标相去甚远，与产业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形势发展的大格局仍然格格不入。

我们应该承认中国农业还处于粗放式生产经营的落后阶段——小、散、弱、差。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农村的现状让我们难以自豪：土地分散、生产简陋、各自为战、经营落后、土地的利用率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我们的农业还没有走上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轨道。长此以往，将严重制约中国由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的进程。

温家宝总理在XX年的两会时坦言，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会有全国的现代化。中央几代领导人的认识是深刻到位的。我们的差距的确很远。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已实践证明——规模化生产经营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也是农业的根本出路——这也是中国农业唯一的路径。规范土地流转可以合理、科学地配置土地资源，就是把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进行适度的规模经营，不断推进我国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为建设新农村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包产到户解放了生产力，解决了吃饭问题，但生产关系却落后于生产力。这不容忽视。

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三农”存在“三仍然”，有“三最需要”——“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深入，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农村问题远非如此。

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在国际经济危机四伏、金融秩序动荡不安的当口，党和国家领导人淡定从容，把“三农”问题摆在突出的位置，这很不容易！中国不是独善其身，也非因为一枝独秀，而是抱着负责任的大国态度，充分说了我们的党中央、国务院头脑清醒，勇于承当责任，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民本思想，同时也表达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坚强决心。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健全农村**管理制度”。这对中国农村、农业、农民奔小康、做大做强、参与国际竞争等等，无疑提供了极佳的政策支持。

自从包产到户，农民虽然尝到了甜头，也有了奔头，中央的决定是好啊，但目前农民兄弟们还站不到这个高度，也没有如此的科学发展观，仍然还处在盯住自己一亩三分地阶段，所以对中央的政策不一定能够理解深透。但是由于近几年中央的一系列惠民政策，深受欢迎，深得民心，以至于下一步改革，农民兄弟自然会有较好的预期。但无论如何变革，他们最期望的是越来越好，至少有饭吃、有钱用、有房住，看得起病，政策稳定。

我出身于农村，对农村有特别的情感，对农民也比较了解。今年因特殊原因，多次回老家——湖南农村。农村的变化给我的感受很深，但同时我也注意到昔日的村庄在逐步消失、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完全老化、部分农田在荒芜、生态和环境在被破坏、迷信活动和赌博活动盛行、集体经济薄弱、基层组织建设涣散。看到这种情况心理有说不出的滋味，但又无能为力。这当然是一隅之见，但至少说明了中西部农村现状——与东部农村差距越来越大，与新农村的目标也相去甚远。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基层组织是他们的依靠。获得了土地的农民却无力走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天地，更没有走向市场。基层组织也未能带他们走出新的希望。闲暇时间除了打工就是打牌。中国农村已走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也面临新的发展课题。

十七届三中全会站在新的起点上，描绘了农村改革发展的“新路线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来了新的春天，增添了新的动力。作为农民的子弟，我感到很高兴——但又高兴不起来——就如眼下的救市举措——仍希望这一揽子计划能振兴中国农村——更期望这么好的政策在具体执行中不要走形变样。但无论怎样，我还是坚信——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必将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新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