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综观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我们发现有不少新提法、新概念。这些崭新的表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其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表述,格外引人注目。在新时期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一个首创的概念,曾经很多年前就有这个提法,在现阶段重提这个概念,更有其特殊的意义。
何以见得?以农村卫生为例,足可说明这一点。
一是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我们将自然联系到中央提出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就会认识到其所指是:第一、以往简单地强调工业化、城市化,导致城乡差别加大和社会失衡;第二、以往比较注重农业生产,而农村社会文化和农民福利事业的投入相对不足。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给农民在看病问题上带来太多的实惠。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2%。就这仅有的2%的医疗资源,其80%都集中在城市。从1998年到2003年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2.48%,但医疗卫生支出年均增长11.48%,后者的增长竟然是前者的近五倍。据有关媒体报道,至今中国农村有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在广东那样的经济发达地区,也有40.08%的群众有病未就诊,23.35%的群众应住院而不能住院。另外,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还很窄,不足以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在广大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上处于“空白地带”。疾病,像一把利剑挂在农民兄弟的头上,“看病难、看病贵”是目前中国农村比较普遍的现象。“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将进一步加剧,要使这一转型能够平稳推进,整个社会需要构建严密而可靠的安全网。因此,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问题本身,解决农民的看病难,不仅仅是尊重农民起码的生存权的问题,更是建设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如何解决农民的看病难?回顾历史,我们曾经解决过这一问题,而且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1993年世界银行年度发展报告《投资与健康》指出:“直到最近,(中国)一直是低收入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例外……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医疗保险几乎覆盖了所有城市人口和85%的农村人口,这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人口还占全国人口80%,但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6岁提高到了68岁。专家们承认,这种健康业绩的基础,是在“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资源配置大格局中,辅之县乡村三级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网络、遍布每个农村社区的土生土长的“赤脚医生”队伍和合作医疗制度的“三大法宝”。因此,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发展农村合作医疗,是新时期建设新农村题中应有之意,是非常必要的。
二是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是基于两个判断:第一,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二元结构特征还非常明显,要达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点难点都在农村;第二,我国现在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最直接的成果是国力大大增强。以前财政所占GDP的比重很低,而现在占到了将近20。去年财政收入已经达到26000多亿人民币,一年免掉农民农业税几百亿,今后我们的财政收入还会继续增长。中国经济的发展已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政府有能力承担责任,推进公共财政的政策,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的公共品的投入,应该如农村的基础设施一样,主要由公共财政来承担,以加强对农村的教育、卫生等建设等。农民即使生活在农村,也有一个比较好的生产、生活条件,有利于他们安居乐业,就有利于社会稳定。因此,把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发展合作医疗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完全可能的。
三是新农村建设的提出,集中体现了两个重要思想:一是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二是强调注重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
所谓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就是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这是为了让广大农民群众分享改革和发展带来的实惠,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所谓强调注重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就是强调把公共服务的职能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扩大公共服务对农村覆盖的范围。这是因为,当前城乡差距不仅仅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更大的差距是公共服务的差距。要缩小城乡差距首先要缩小城乡公共服务的差距,尤其是体制性因素导致的公共服务的差距。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要由政府提供,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关键在于强化政府责任,保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而不能任由市场去调节。这一点在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心目中已经是一个定势,它已经定下来,不仅是承诺了将来要让所有农村贫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学,而且也进一步追加了建立农村合作医疗的政府投资的规模。今年8月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范围,2006年将试点县(市、区)由目前占全国的21扩大到40左右;中
第二篇:办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办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推进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
办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办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南江县人民政府
我县被列为四川省第二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当年全县参合农民万人,参合率达%,乡村覆盖面达到100%,共筹集新农合基金万元。全年实现报费补助万元,其中住院报费万元,受益5516人次;门诊报费万元,受益127648人次。全县参合率达%,截止月底实现参合农民报费补偿元,其中住院报费元,受益2099人次;门诊报费元,受益30706人次。
一、主要做法
我县的试点工作,得到了国家卫生部的专家和省委、省政府、省卫生厅的充分肯定。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以提高参合率为目标,加大宣传力度
县委、县府把建立新农合制度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号工程”,列为县委、政府承诺为人民群众所办的“十件实事”之一。实施中,我们坚持把强化宣传,引导农民自愿参合作为提高参合率的突破口。多次召开相关部门、乡镇、医疗卫生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新农合工作会和30万干部群众参加或收看的电视直播会议。整合乡镇、村组干部和医疗卫生人员两支队伍的力量,逐级召开干部会、党员会和村民会,采取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用最浅显、最直接、最生动的事例和道理,多层次,全方位宣传新农合的优越性以及缴费标准、报销范围、报费程序、报费
比例等政策。同时,深入开展“九个一”的主题宣传活动,提高了广大农民对新农合政策的知晓度,解除他们的思想疑虑,增强参合积极性和主动性。为顺利推进新农合工作,我县将督查督办作为重要抓手,从相关部门抽调36名干部组成13个督查组,采取明察与暗访、普查与抽查、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巡回督查,并将新农合工作纳入乡镇目标考核,形成了各级党政重视,组织到位,督查督办有力,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局面。
以健康运行为目标,实施规范化管理
我们坚持把便民、利民的原则体现在方案制定、制度完善等各个环节,确保参合农民真正受益,保障新农合制度健康运行。
1、健全办事机构。县设立新农合服务中心为副科级事业单位,核编8个,中心主任按正科级配备,工作人员面向社会公开择优选聘,并将经办机构人员
和工作经费全部纳入财政预算。乡镇设立新农合服务站,按每乡镇核编2-3人,全县一次性核编122个,做到专人、专岗、专职、专责,实现新农合工作办公有地点、做事有人员、管理有制度、经费有保障。
2、完善报费方案。我县先后邀请国家卫生部张振忠、四川大学毛正中等专家亲临调研指导,组织财政、卫生、民政、审计、监察等部门的业务骨干深入细致开展基线调查,在充分论证、严密测算的基础上,本着“安全运行、兼顾群众受益”的原则,制订了切合实际的报费方案。今年,根据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增加的政策,兼顾的运行情况,我县对报费方案又进行了补充修订和充分完善,适度增加了用药目录,提高了县内住院的报费比例,降低了报费起付线,并积极探索参合农民县外住院费用代理报账制和特殊病种申报制,严格报账公示制,报费方案更趋合理,各级专家一致予以肯定。
3、实施制度配套。为解决农村五保户、特困户参合困难,我县将民政的特困医疗救助制度与新农合制度配套实施。,为37931名贫困农民缴纳参合资金万元,对贫困户生病住院在新农合报账补偿后进行二次补偿万元,切实缓解了农村弱势群体的“看病难题”。
以农民满意为目标,优化服务质量
1、着力改善就医条件。我县通过不断增加财政投入,积极争取项目投入,广泛吸收社会资金,增强自身造血功能,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先后争取中澳巴中农村卫生促进项目、秦巴卫生及英国赠款支持性项目、国债乡镇卫生院建设项目、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建设项目、国家降低孕产妇死亡和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项目、县人民医院传染病区建设项目、卫生扶贫项目、新农合能力建设等十多个国家农村卫生项目,争取投资2500万元,改建乡镇卫生院27所,添置了ct、彩超、碎石机、电子胃镜、麻醉机、各类检验、生化等大中型诊疗
设施设备2350台件,提升了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功能。
2、不断健全服务网络。针对目前医疗机构相对偏少,农民“看不了病”问题较为突出的现实,近两年,我县共核准新农合门诊定点医疗机构600个,县内住院定点医疗机构29个,全县医疗卫生三级服务网络更趋完善,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得到有效改善。
3、切实强化医疗监管。先后制订出台医疗卫生监管五项制度,从严控制医疗费用,优化医疗服务水平。一是医疗服务承诺制度。把优质服务纳入医德医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全县卫生系统广泛开展行风评议,医务工作者向患者实行承诺:不具备住院指征的绝对不收入住院治疗,不该用的药绝对不用,不该计的费用绝对不计,不该开的检查绝对不开,不具备转诊转院指征的绝对不转诊转院,全县医德医风明显好转。二是“病种费用”控制指标制度。我县已对部分单病种实行最高限价管理,逐步探
索,再适度扩大范围。三是医疗机构处方抽查制度。成立县级专家工作组,采取抽签的方式从专家组中抽调成员对医疗机构处方实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对违规情况,予以从严、从重、从快查处。四是责任追究制度。出台了《南江县医疗机构违规处理办法》,公布监督举报电话,做到“凡报必查、凡查必清、凡错必究”。五是直接下达费用控制指标制度。要求医疗机构辅检总费用为参合农民让费优惠5%,参合农民住院床铺费下调20%,药品费下降5个百分点,控制医疗费用,保障了群众真正受益。
二、几点体会
在新农合工作的具体实践中,我们深刻体会到:
1、增大新农合工作经费投入是实施新农合的保障。推进新农合工作,面宽量大,运行成本高,工作经费与发展后劲不足的矛盾非常突出,这是我县目前实施新农合工作面临的最大困难。我们认为,新农合的稳定发展,工作经费
仅靠县本级财政投入,是难以承担,必须有上级财政的资金支持,才能确保其稳定、健康发展。
2、增大卫生投入是实施新农合的关键。实施新农合制度,目的就是要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要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最终必须解决卫生服务问题。目前,基层卫生单位发展举步维艰,主要原因在于:卫生自身承载的功能跟不上。一是乡镇卫生院硬件建设滞后。一方面基础设施落后。大多数乡镇卫生院仍是六、七十年代修建的房屋,破烂不堪;部分乡镇卫生院无房屋,农民无地方看病。另一方面诊疗设备落后。较多乡镇卫生院还只能凭“老三件”和经验给农民治病。二是医务人才溃乏。乡镇卫生院大专及以上毕业生奇缺,后继乏人。卫生服务质量差,价格偏高。定点医疗机构不同程度存在诊疗项目收费不规范,药品价格高,价格不统一等现象。加重了农民经济负担和审核监管难度,使参合患者报账受益
率偏低。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认为,必须改革卫生管理体制,加大卫生投入,改善卫生服务环境,确保卫生服务质量;切实加强卫生服务过程的监管,确保新农合基金有效运行。
3、加强宣传是实施新农合的有效措施。“自愿参合”是实施新农合的基本原则。千百年来,我国农民从未享受过“生病住院可以报账”的政策,要让农民主动自愿参合,必须解决他们的意识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参合问题。
推行新农合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项探索创新工程。
尽管我县在新农合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与兄弟市、县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不断探索完善新机制,切实解决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千方百计落实好这一惠农政策,为推进新农合健康、持续、稳定发展作出不懈努力。
第三篇: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构建和谐新农村
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构建和谐新农村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给农民在看病问题上带来太多的实惠。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2%,就这仅有的2%的医疗资源,其80%集中在城市。目前,“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在农村非常普遍。“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将进一步加剧,要使这一转型能够平稳推进,整个社会需要构建严密而可靠的安全网,这张网首先要必须保证“三农”问题的有效推进或解决。因此,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 问题本身,解决农民的看病难,不仅仅是尊重农民起码的生存权的问题,更是建设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全国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会议上,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重要意义和地位做了明确阐述,指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直接关系到我国几亿农民的健康和利益,是医疗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央为解决“三农”问题而做出的重大决策,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们国家农村合作医疗近50年来的发展概况
去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第28届全球大会”上一个全球关注的热门话题,就是农民医疗保障问题。据国际劳工局有关人士介绍,近10年来,世界范围农村人口获得的社会保障明显减少,农民因病致贫的问题,在世界各国都有体现。我们国家在解决农民医疗保障问题方面历史上曾有过很好的经验,同时也存在深刻的教训。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农民贫病交加,各种传染病、地方病猖獗流行,人均期望寿命不到35岁,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人均寿命提高到68岁的惊人转变,使我国独特的农村卫生发展模式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当时,我们国家以只占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全球22%的人口,而且人均粮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以低于发达国家100多倍的医疗卫生支出,使人均期望寿命达到68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何以能使人民大众健康的改善与经济增长呈现出相互促进的良性态势呢? 有关专家们承认,这种健康业绩的基础,是在“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资源配置大格局中,辅之县乡村三级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网站,遍布每个农村社区的土生土长的“赤脚医生”队伍和合作医疗制度的“三大法宝”,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医疗卫生服务体制。这就是所谓独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卫生模式。
所谓三级医疗卫生网,就是在县、乡、村三级普遍建立医疗卫生机构,使之形成网络,逐级进行业务技术指导,尤其要建立健全农村基层卫生组织,达到乡乡有卫生院、村村有卫生室,做到“哪里有人,哪里就有医有药”。
所谓乡村医生(赤脚医生)队伍,就是选拔适宜的农村知识青年,施以半年左右的专业培训,再加上持续不断的继续教育,使之掌握基本的预防保健知识、传统医学知识(针灸和草药)和处置小伤小病的技能,能在最基层的村级卫生机构为农民提供初级卫生保健服务。
所谓合作医疗制度,就是在政府号召和农村集体经济支持下,由农民群众集资,在卫生保健方面实行互助互济,采用“合作制”方式举办的具有一定保险性质的医疗保障制度。
回顾这段历史,思考当时这些做法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以及今天对我们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当时的合作医疗制度利于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促进了农村计划免疫、健康教育、妇幼保健、爱国卫生运动的落实,使许多传染病、地方病得到有效控制。第二,在较短时间内,建立和普及了农村基层卫生组织,培养了一支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卫生队伍,形成了低成本、广覆盖的卫生保障机制,使广大农民群众都能就近得到基本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患了病的农民也能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大大增强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第三,显著改善了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大大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
正像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在1980年代的一份考察报告中所说的:“中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范例”。该报告还说:“初级卫生工作的提出主要来自中国的启发。中国在占80%人口的农村地区,发展了一个成功的基层卫生保健系统,向人民提供低费用和适宜的医疗保健技术服务,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卫生需求,这种模式很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农村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普遍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1950年代以来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发展起来的集体经济纷纷解体,加上舆论导向、政策导向上的失误和领导管理上的缺欠等诸多原因,因而导致农村合作医疗的解体和基层卫生组织的衰落。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由1970年代鼎盛时期的90%,1980年代猛降至10%以下,最低时覆盖率只有5%左右。更为糟糕的是,随着农村集体经济和合作医疗的解体,使乡村两级基层卫生组织失去了集体经济的依托,各级政府又未能适时地增加投入,逼着一些农村基层卫生组织走向市场化、商业化,因而导致70%的乡镇卫生院陷入困境,50%左右的村卫生室变成了靠看病卖药赚钱的私人诊所。在社会的重大变革时期最容易看到统治阶级手忙脚乱的尴尬一面,由于当时中国农村正进行着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眼睁睁地看着政府忙碌的身影渐渐远去,而自己又无能。以至造成今天这样的后果:第一,农村公共卫生、预防保健工作明显削弱,一些已被控制和消灭的传染病、地方病死灰复燃,新的公共卫生问题不断出现,农民的健康水平呈现出下降趋势。第二,医药费用不断上涨,广大农民不堪重负,看不上病、看不起病的相当普遍。第三,医疗资源分布严重失衡,城乡差距、东南沿海与中西部的差距、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进一步降低,总体绩效更加降低。
上世纪90年代至2002年,中国政府曾力图恢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整顿和加强农村基层卫生组织,并为此采取了一些措施,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一度略有上升,一部分乡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状况也一度有所改善;但因各级政府重视不够,投入不多,决心不大,加之又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干扰,其结果很不理想。“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重振合作医疗雄风”的号召,依然是不能落到实处的空话!
仔细盘点1949年到2002年农村卫生发展这段历史,是为了进一步弄明白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在毛主席那个资源极度匮乏的时代,能够较好的解决农村的医疗卫生的问题?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当时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经济依托---集体经济,村卫生所、保健站都是依靠集体公益金来运转,赤脚医生、保健员全都依靠集体提供的工分来维持生活;二是当时的农村合作医疗不以赢利为目的,预防和保健服务基本免费,药品收费也比较低廉,一般仅相当于成本或比成本略高。
第二,为什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出现了农民看病难的问题?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政府对农村卫生工作的放任自流,医疗卫生领域是市场比较难以发挥作用的一个领域,随着集体经济的解体,农村合作医疗失去依托,政府本该承担起这个责任,但没有承担。
第三,当时的合作医疗制度能不能解决目前农村的医疗卫生问题?过去的集体经济即使不垮台,合作医疗也难以为继。原因有两个:一是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前,药品的价格比较低廉,也比较稳定,况且在那个缺医少药的短缺年代,很多地方的合作医疗使用农民自采的中草药,成本非常低。而改革开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药品奇缺的问题解决了。但随之而来的是药品价格迅速增长,药品流通领域的假冒伪劣非常普遍。在这种情况下,维持合作医疗制度运行就很困难了,收不抵支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二是内部监控的困难。人民公社时期就存在着干部、出身好的人从合作医疗中获取好处较多的情况。这中间比较难以监控。改革开放后,即使集体经济没有夸掉,合作医疗也还将因这一矛盾而步履艰难,运行困难。
2002年10月,国务院召开了有中央政府各部门和省级政府主要领导人参加的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会后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强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农村卫生工作,加强领导,增加投入,优化卫生资源配置,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和完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立和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等等。由国家最高当局就农村卫生问题召开专门会议并作出重要决定,这在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尚属首次。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确立及与原来合作医疗的不同 农村集体经济时代的合作医疗制度一直是人们心中的向往,但人们一直在试图寻求一种更好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经历了长时间的探索,现在人们的认识终于统一在被称为“新型合作医疗”的框架之中。
那么什么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它是由政府资助、个人缴费和集体扶持相结合的一种筹资机制,并以县为单位管理由政府主导来组织推动,以大病统筹为主,重点解决农村患大病而出现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一项农民的初级医疗保障制度。
这一制度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经济成果,以前财政所占GDP的比重很低,而现在占到了将近20%。去年中央财政收入已经达到26000多亿人民币,一年免掉农民农业税几百亿,今后我们的财政收入还会继续增长。中国经济的发展已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政府有能力承担责任,推进公共财政的政策,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与过去实行的旧合作医疗制度有许多不同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新型合作医疗是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而过去的合作医疗则主要依靠乡村社区自行组织。
第二,新型合作医疗的资金来源,主要靠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多方筹资,中央和地方财政每年都要安排专项资金予以支持。具体的筹资比例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各占1/3,农民个人缴纳1/3,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条件的也要给予资金扶持;而过去的合作医疗资金,主要靠个人缴纳和村级集体经济补贴,政府各级财政不负筹资责任。
第三,新型合作医疗以“大病统筹”为主,重点解决农民因患大病而出现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而过去的合作医疗主要解决小伤小病,抗风险能力差。
第四,新型合作医疗实行以县为单位进行统筹和管理的体制。一个县的人口,大县有一百多万,小县也有二、三十万,统筹的范围大,互助共济的作用就大;而过去的合作医疗一般都以村为单位(2000左右人口)统筹,少数以乡为单位(二、三万人口)统筹,互助共济的能力较小。第五,在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同时,还要建立医疗救助制度,设立由政府投资和社会各界捐助等多渠道筹资的专项基金,对农村贫困家庭和“五保户”进行医疗救助。另外,在经济发达的农村,还可以鼓励农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
由此可见,新型合作医疗较之以往实行的合作医疗有更多的优越性,因而也更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尽管目前试点运行管理比较平稳,但从一些试点县的运行情况来看,由于几十年发展历史中沉淀和累积的一些问题,使一些干部和农民群众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稳定性和公信度产生了疑虑,对新型合作医疗可持续发展的复杂性、艰巨性产生了畏难情绪。因此,要在农村广泛建立这一制度,把这项惠及千家万户的制度建设好和落实好,还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中面临的八大困难及解决措施
1、医疗保险意识问题。大多数农民过于重眼前、重实惠,缺乏风险防范意识。许多青壮年农民偶尔感冒发烧不算病,慢性病、大病又很少发生,一年到头很少花钱看病,所以有钱不愿参加合作医疗;一些患慢性病、大病和年老体弱的农民想参加合作医疗,又出不起钱;一部分富裕农民虽然有钱,但认为参加新型合作医疗补助那点钱解决不了大问题,没多大意思;个别偏远乡村农民整体经济比较困难,无力或无法按时筹集资金。同时,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相配套的民政救助制度还未建立健全,农村特困户、五保户出资的问题无法解决。另外,广大农民群众已看到或得到合作医疗带来的好处,但部分地区仍存在盲区,部分群众的心中仍存在吃不透、摸不清的现象,这些问题都严重影响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进。
解决措施:加大宣传力度,做到家喻户晓。政府在加大政策力度的同时,也要加大宣传力度,不仅要在媒体上增加宣传内容,还应该采取多种方式,进村入中,广泛发动,做到人人明白,家喻户晓。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农民来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才能使更多的农民感受到党和政府关怀,感受到社会主义的温暖。
2、医疗机构问题。近年来,部分贫困山区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小病忍,大病耐,快死才往医院抬”,普遍认为:“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甚至是“一人得病,几代受穷”。什么原因呢?当然贫穷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乡镇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的极度缺乏。乡镇卫生院和农村卫生所是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重要载体。从运城市目前试点情况来看,大多数乡镇卫生院和农村卫生所房屋破旧,设备简陋,药物种类不齐,技术手段落后,医卫人员学历和专业技术水平普遍偏低,难以保证农民就医的质量;部分卫生院(所)实际上以个人承包的形式在运作,政府对承包人缺乏有效监督,存在许多管理上的漏洞。农村卫生院(所)服务水平和质量不高,难以承担新型合作医疗定点机构的重任,导致一些农民对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缺乏信心。
解决措施:完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加强农村卫生队伍建设。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改善农民的医疗卫生条件,是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重要环节。
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联合制定了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发展规划,今年就正式实施。不少地区的省政府也都制定了农村卫生建设发展规划,安排大量资金改善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条件。在加强农村卫生队伍建设的问题,温家宝总理提出了明确要求:一要加强农村现有的医疗卫生人员培训,提高专业知识技能。二要根据农村卫生发展的需要,定向培养人才。三要研究制定鼓励农村医务人员安心在农村卫生机构工作的政策措施。四要建立城市支援农村的长效机制,加强城市医院对县、乡、村医疗机构的定点帮扶。五要制定政策措施引导医学院校毕业生以多种形式到农村基层开展志愿服务。
运城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农村卫生工作目标,即:用三年的时间在农村改造30万户厕所,为300万名农村居民建立健康档案,为农村卫生室培养3000名中专以上学历的乡村医生,为乡镇卫生院培养400名大专以上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为每个行政村建立一个填埋式垃圾处理场,简称运城市农村卫生“33341”工程。下大力气从根本上解决运城市的农村卫生、医疗机构和卫生队伍的问题。
3、卫生资源的配置问题。政府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对卫生资源进行合理地整合配置,力争使群众预防、就医不跑闲腿,不花冤枉钱,要求做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解决措施:一是要抓好预防工作,预防为主,提前治疗,本身就减轻了农民负担。运城市在2004年就完成了100万农民健康体检建档工作,今年其它县(市)的体检工作也正逐步进行。市、县、乡三级医疗卫生机构为农村居民健康体检免去费用达400余万元。通过健康体检发现多种慢性病、肿瘤等疾病达12%,治疗率达98%,健康体检建档工作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
二要抓好医疗机构的科学布局和大中型医疗器械的合理配备,实行医疗集团化管理,避免重复检查,减少医疗费用。
三是要鼓励发展中医事业,发挥乡村的有效治疗技术,提升农村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
4、资金的问题。合作制度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三块:中央政府拨付一部分,地方政府补助一部分,农民自己缴纳一部分。三方资金合起来组成一个合作医疗基金,这三块资金任何一块的短缺,都可能直接影响合作制度的顺利实施。随着合作医疗制度的全面实施,国家财政每年至少要180亿(9亿农民每人20元),全国地方财政每年用于合作医疗的资金总和也将达到180亿,这180亿分摊到各地政府的头上,对个别贫困地区的财政来说将是一个挑战。
解决办法:建立长期筹资机制,打消农民的后顾之忧。
(一)财政补助
国务院第101次常务会议决定,从2006年开始提高中央和地方财政对今后农民的补助标准,中央财政的补助标准由 目前每人每年10元提高到20元,地方财政也相应增加10元,农民缴费标准不变。
运城市于2003年10月在五个县(市)实施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到2004年仅河津市参加的农民就24.69万人,占河津市农业人口的87.48%。资金的分配方式:每人缴纳10元,河津市财政每人补2元,运城市财政每人补3元,省财政每人补6元,中央财政每人补10元,全市共计736.172万元全部进入专户管理,深受农民们的好评。
(二)保险公司参与合作医疗基金管理 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管理要坚持以下几项原则,一是坚持政府主导,由政府制定试点方案,委托保险公司承担具体的审核和支付业务,不采取商业保险运行机制;二是坚持按照合作医疗的相关政策,加强基金管理和监督;三是坚持合作医疗基金和利息要全部用于对农民的医疗补助,保险公司的管理费用由政府安排,不挤占合作医疗基金;四是坚持便民利民,及时报销;五是加强政府监管,保证基金有效运行。
(三)资金筹集的另一种方式就是社会慈善机构或企业家的捐助。政府在这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确实将工作做到位,得到社会的认可,筹资应该会收到好的效果。另外,在个别条件好的地方,集体经济的补充也是筹资的一个渠道。
5、管理问题。第一,机构问题。目前,从试点县、市反馈的情况看绝大多数地方都是成立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人员大都是从卫生部门内部调剂或从其他部门暂时借用的,属临时性机构,没有编制,而且大部分乡村的管理人员为兼职,且人手偏少,缺乏经费保证,造成了工作上疲于应付、效率不高。长此以往,势必影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健康发展。第二,资金管理问题。总结外地和河津市在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过程中的经验,最关键的两个问题,一是怕基金崩盘,二是怕基金沉淀。如果对定点医疗机构的服务行为和医药费用的控制缺乏有效监管,可能会造成基金透支,新型合作医疗将难以为继。但如果控制过紧,报销补助比例偏低,又可能会造成基金沉淀,使合作医疗的优越性大打折扣。在实际操作中,诊疗项目和药品目录面过窄不被群众接受,个别卫生院在用药和体检方面问题较为突出。一些药品报销后仍高于医药公司的价格,群众对此反映较为强烈。有的地方转诊手续规定过严,强调除急诊外,首诊必须在当地定点卫生院,客观上形成了农村医疗服务市场新的垄断,使农民产生了逆反心理;另外,还有个别贪污、挪用资金问题。这些都直接影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持续发展。
解决措施:第一,面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庞大的资金筹集、管理、兑付和政策宣传、教育等工作,必须设立专门机构,有专人负责;第二,省、市人民政府成立由卫生、财政、农业、民政、审计等部门组成的农村合作医疗协调小组;省、市卫生行政部门内部应设立专门的农村合作医疗管理机构,负责日常管理工作;县级人民政府成立由有关部门和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代表组成的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负责有关组织、协调、管理和指导工作。各级政府即要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又要齐抓共管,相互协调。要按照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原则管理基金,做到专户储存、专款专用;要实行帐目公开,接受群众监督;要建立合作医院管理组织、参保者和医疗单位三方制约机制,规范合作医疗保险基金的运作,提高资金的利用率;要对医疗机构的诊疗服务行为进行规范,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合作医疗基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同时,要建立各项监督审计和公开的制度,监督资金使用的安全。
6、受益群体的问题。第一,新型合作医疗受益最大的群体是中等以上经济条件的家庭。例如:运城市临猗县规定:住院医疗费用补偿封顶线为1万元(各地不尽相同,如河津市封顶线为3万元),补偿比例在25%―50%之间。也就是说,如果花费为1万元的话,农民自己只少要负担5000元,这5000元对中等以上的家庭也许还拿得出,而对于贫困家庭来说还是望而生畏。如果花费再大的话,新型合作医疗的优越性就更难体现,因为除了政府的资助外,剩下的部分农民还是无力承担。第二,流动人口难以享受到合作医疗的好处。以户为单位整体参保与农村人口流动、迁移之间的矛盾。在医疗保险中存在着逆选择,即身体健康的人不想参加合作医疗,健康状况不太好的人积极参加。为了克服农民的这种倾向,多数地方的农村合作医疗实行以户为单位参加的办法。但是,目前农村人口的流动性很强,有的长期在外打工,有的农闲时外出打工。实际上,由于合作医疗的报销一般局限在当地的指定医院住院等多种原因,这样一来,以户为单位整体参加的办法实际损害了那些流动人口多的家庭利益。
解决措施:进一步提高补偿比例;另外可考虑因地制宜、因人而宜制定小范围的保障制度。比如,不同职业的农民所面临的疾病类型是完全不一样的,司机、建筑工人,他们的健康风险比较大。这些人本身往往就是一个小社会。先在他们中间建立疾病保险制度可能容易些。一步步地把那些最容易做的人群先纳入合作医疗的范围,纯粹务农农民的合作医疗问题就也容易解决了。
7、报付标准问题。目前新型农村合格医疗的筹资总额和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农民医疗需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标准、医疗服务费用的上升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还难以达到从根本上减轻农民医疗负担的目的。从河津市目前试行的起付线和封顶线标准看,确实体现了“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原则,但问题是大多数健康农民如果年复一年享受不到实惠,让他们继续坚持参加合作医疗的积极性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大多数农民迫切要求提高门诊费补偿标准,调整报销比例。由于受经费总盘子的制约,提高门诊补偿标准已不大可能,仅靠对年内未享受补偿者进行一次免费体检以弥补心理平衡的做法,也难以稳定他们继续参加合作医疗的信心,从而影响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持续发展。
解决措施:只有采取适当降低报销起付线和提高封顶线的办法,才能较好地解决的这一问题。如山西省决定从明年起,乡镇卫生院的起付线原则上不高于100元(去年是300元),县级医疗机构不高于300元。调高封顶线,原则上不低于3万元(去年是1万元左右)。此外还要逐步降低合作医疗基金节余比例,避免基金过多沉淀。
8、商业医疗保险与合作医疗的矛盾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商业性的人寿保险业务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很快。即使在中西部地区,也有不少农民为子女购买了商业保险。显然,这部分农民对合作医疗的需求程度要小。而且这些保险往往需要逐年交纳保险费,结果这部分农民再参加新型合作医疗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解决措施:通过政府的支持把合作医疗与人寿保险结合起来。实际上,商业保险公司虽然是企业,但它是有辅助社会管理的功能的。在涉及风险控制和资金管理,政府部门是弱项,而商业保险公司在条款精算、资金运用、承保核保、理算理赔、风险控制等方面确有优势。在农村合作医疗与商业保险的结合上,江苏省的江阴市等地方已经有了很好的探索。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是我们国家在总结以往农村卫生经验的基础上确立的利国利民的新政策,尽管目前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并且普遍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好评,但是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为了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了解和学习一些国外的做法和经验。
四、国外做法和经验
印度作为世界上第二大发展中国家,全国享受免费医疗和参加医疗保险的人口一直以来不到5%,其中大多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对于生活在农村的7.3亿印度人而言,由于收入低微、参保人数少、管理困难等种种原因,医疗保险仍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许多农民在生大病时,只能听天由命,自生自灭。
近年来,为保障广大农村人口的健康安全,印度一些地区的行业联合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开始行动起来,针对发病率较低但医疗费用较高的大病风险,积极介入农村医保,牵头帮助农民投保医疗,走出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医疗的一条新路。
例如: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玛拉巴地区,当地牛奶生产者合作社协会与印度东方保险公司签约,协助奶牛养殖户参加住院医疗保险。每户每年交纳130卢比(1美元约合45卢比)的保费,就可获得1.5万卢比的保额。目前,这项计划已覆盖协会2/3的成员。此外,在喀拉拉邦19个覆盖农村地区的非正规产业联合会中,都设有福利基金,每年按照雇员工资的固定比率从会员及其雇主那里收费。会员在满足规定的基金交纳年限或金额后,有权享受医疗、养老、伤残、生育等补助。此外,目前已有9个联合会率先为农村雇员提供大病医疗补助,当地棕榈酒业工会还设有金额为3000卢比的癌症医疗补助金。
当地专家指出,以往大型保险公司不接纳农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户居住分散,获得收入的时间和金额都极不确定,而且投保数额较小,导致公司成本提高。而由行业组织出面,带领农民集体投保,可有效避免上述风险,降低保险公司的交易成本,确保农户能获得正规的医保服务,有利于农民这个弱势群体的健康安全和行会凝聚力的增强。
前苏联实行优抚金制度。在农村,集体农庄在员按规定均可领得一定数额的优抚金。1980年,领优抚金的庄员有1,140万人,其中领养老金者有1,000万人,占农村人口的十分之一。集体农庄庄员领取养老金的条件和退休年龄与工人、职员相同,其基金来自国家和农庄拨出的经费。农村医疗区是由区段医院或独立的诊疗所、产科诊所、集体农庄产院、卫生站和其他机构联合而成的。这一级的医务人员为一定范围内的居民提供多种形式的医疗服务,实施经常的卫生和防治流行病措施。在播种和收获庄稼季节,安排流动诊所,而在田间直接设医疗站。只是随着前苏联的解体,这种优抚金制度也随之烟消云散。
日本的医疗保险是一种强制性的保险制度,所有的日本人和有合法资格在留的外国人都必须加入不同形式的医疗保险。日本的医疗保险体制分为“雇员健康保险”和“国民健康保险”两大类。雇员健康保险制度的适用对象主要是全国拥有5人以上的企事业单位的雇员及其家属,均被强制加入“雇员健康保险”;“国民健康保险”以区域为单位,由各个基层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其对象为农民、个体经营者、无业者、不能享受“雇员健康保险”的退休人员以及上述三等亲以内的抚养家属。被保险者在发生工作之外的原因导致的疾病和伤害时,只要向与保险机构有合作关系的医疗机构出示健康保险证就可以按规定接受各种医疗服务。
为了克服对老人公共护理制度的缺陷,1997年底首次正式颁布了“护理保险法”,并从2000年起正式实施。该法律规定,凡年满40周岁以上的公民均须参加护理保险。至此,日本已经建立起了完全覆盖农村地区,包括广大农村居民加入的公共医疗、养老、护理等各类保险和公共福祉及老人保健等在内的、比较完善的农村和社会保障体系。
但是,世界上象日本在农村卫生方面取得这样好的成效的国家并不多,即使是一些非常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例外。例如在英国,虽然是全民享受基本的免费(政府通过税收筹集所需资金)医疗服务,但政府仍然会通过授权或签署合同等方式向私立医疗机构购买医疗服务,并由独立的社区全科医生来控制每个患者的医疗费用。英国是靠公共财政预算支持、医生领取工资的全民性医保国家,其医疗改革主要是通过引入准内部市场机制、提高竞争程度,以解决供方的低效率问题。
而像德国这样实行医院和医生按医疗服务收费的传统国家,则是在不损害医疗服务质量的前提下,通过逐步加重患者的自费负担,同时辅之以对医生等医疗服务供方的着力限制等方式来约束过度需求的,这样也能达到抑制医疗支出飞涨和医保缴费率不断攀升的目的。在美国,虽然也存在为贫困人群和没有医疗保险的人群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的医疗救助制度,但大多数民众仍在加入各种商业医疗保险,并主要到私立医疗机构(其中私立非营利机构占60%)接受治疗。
通过了解这些国家的农村卫生医疗状况,不难发现:国际上,各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完全获得成功的案例很少(只有欧洲为数不多的经济发达、国土面积小、人口数量少的国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仍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经济发达的大国目前也没有探索出很好的解决模式。同时,印度社团为农民投医保做法为农村人口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普及医疗保险作出了榜样。
五、新型合作医疗任重道远
我们国家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难点很多,诸如人口因素、小农经济、农业灾害,政府缺乏有力措施,互助组织发展缓慢,大部分地区居住区域的卫生条件差(如饮用水)等等,随着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展开,这些状况正在逐步得到改善。
我们现在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假如上述的八个问题得到了比较到位的解决,那么是否就能确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高枕无忧呢?有这一方面的担心是由于我们在这方面有过深刻的教训,例如:前些年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初看起来都挺好,但一落实就走样。一旦失败,再建立起农民的信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相比之下,合作医疗的困难比开展农民养老保险和合作金融都困难。医疗服务比较特殊,信息极不对称。患者大多也不懂医疗知识,不清楚他要花多少钱才能把病看好,不懂要什么样的医疗服务。而医生有诱导服务,过度医疗的条件。而养老保险和合作基金会,没有合作医疗那么多环节,都失败了,可想而知合作医疗的困难有多大。由此看来,要真正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项利国利民的政策落到实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管道路如何坎坷漫长,前行者首先必须清楚要到达的目标。那么,新型合作医疗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有关专家就一些方向性的东西作了明确。第一,建立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全民医疗保健计划,而不是把患者和医护人员推向市场,使得绝大多数农民都能够看得起病而不至于沦落到有病不医或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境地。第二,政府承担有限责任。实事求是地说,国家的责任不是无限的,在医疗这个领域,个人肯定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说医疗保健是公共产品,有一定的道理,但在一定意义它也是私人产品。身体健康,对个人是有好处的。个人对自己的健康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第三,实现各种医疗保障制度的有机结合。把农民纳入各种合作医疗、社会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等医疗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之中,基本消除农民自费医疗的情况。第四,对于那些少数没有参加医疗制度的极端贫困的农民和花费极其昂贵的病人,实施社会医疗救助。
要达到上述目标,还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加大力度:
首先,解决农村卫生的根本问题在于增加农民大的收入。从1998年到2003年,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2.48%,但医疗卫生支出年均增长11.8%,二者的增长比例显著不匹配,农民收入增量中的一部分被医疗价格的上涨所抵消了。并且,物价上涨、孩子择校费用等的增长率均高于农民的收入增长率,这些直接导致农民无钱看病。因此,要进一步增加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步伐。同时,加大扶持力度,通过良种补贴、培训补贴、大中型农机具补贴和退耕还林还草补贴等多种方式,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增加农民收入。
其次,适当调整国家卫生政策。比如:一位业內人士在谈到现在的卫生政策时说,根据目前的卫生政策从医人员必须要有资格证,资格证的获取必须通过考试,考试内容其中包括英语,而一些老中医根本就不具备取得资格证的能力,这样这些从医多年的老中医就成了无证行医的取缔对象。该人士颇为感叹地说,不知道资格重要还是疗效重要,并说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年,真正的中医将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取得西医资格证的中医。这种感叹似乎有些片面,但也有其中的道理,毕竟目前的资格证是按西医的标准来制定的。
再比如:国家对农村的医疗机构“断奶”,但作为对“断奶”的补偿,在政策上给他们创收开了口子。开了什么口子呢?让县、乡政府办的卫生机构垄断农村的卫生市场,阻止一些其他主体(民营的,联营的)进入医疗领域,从而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利润。比如说,按照国家的政策规定,乡镇卫生院既搞医疗服务,又承担妇幼保健公共卫生职能,同时还要承担农村卫生市场管理的职责。财政给它的钱不够用,它就得想办法。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以各种名义,通过各种途径限制村卫生室的发展。例如,收取各种管理费、以“一体化办医”的名义要求一村一室、实行控制财权的联合办医等等。这样一来,村卫生室就少了,1985年全国有940617个村卫生室,1995年减少到740150个,2003年进一步减少到694515个。最后的结果是,农民选择的余地小了,乡镇卫生院的病员多了,利润自然也就大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另外,现有的以30元钱为基础筹资标准太低,保障程度不够,保障标准应该提高。这个标准不能解决农民看病难和因病致贫、返、贫的问题。政府还应进一步加大保障标准,同时要有效遏制医疗价格上涨的问题。现有的医疗卫生政策失当导致了农民看病贵,看病贵又成了实施新型合作医疗的心病,这些问题不解决,新型合作医疗很难有持续性。总的思路是,必须明确在医疗卫生领域政府必须承担责任,而不能任由市场的力量去调节。要增加卫生投入在政府财政投入中的比重,增加政府对农村卫生投入的力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最后,要加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立法进程。农村合作医院在1978年曾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逐步发展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等事业,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但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对合作医疗进行确认。此后,合作医疗只是出现在中央的文件或决议中,从未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筹资和管理监督方面已明显具有社会保险的性质,所以一旦条件成熟,应该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应明确政府的职责、农民的权利和义务、村集体的扶持责任等,这样才能保证农村合作医疗持续、稳定的发展。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让农民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既是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也是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但是要真正通过合作医疗,解决广大农民群众的实际困难,达到“农民得实惠,政府得信誉”的效果,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相信随着“十一五”规划的实施,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步伐将会更稳更快。
第四篇:浅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展
2003年,**市被省政府确定为**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后,**市委、市政府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作为改善民生,惠及百万农民的重大实事来抓,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逐步提高筹资标准,创新管理机制,建立并完善住院统筹、大病救助、小病受惠、社区卫生服务“四位一体”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体系,取得了显著成效。
2008年,**市共有70.67万人参加了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96.21%。至4月底,共筹集合作医疗基金4.03亿元,其中市、镇两级财政投入2.43亿元,补偿参保病人100.8万人次,补偿支出2.93亿元,群众满意度达95%以上,有效缓解了参合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受到了全市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和好评。**市先后被评为省社区卫生服务先进县(市)、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建设先进单位、省群众满意基层卫生单位。2007年7月,卫生部在**市召开全国东部九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现场会,与会领导和专家对**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一、健全组织,广泛宣传,大力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保率
加强组织建设。市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各镇(街道)和开发区设立了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和结报服务点,各定点医疗机构设立了结报服务窗口,全市实现了管理、服务、指导网络的全覆盖。
加大资金投入。市医管中心、各基层结报服务点人员和工作经费每年由市财政安排,同时,市、镇两级财政每年每站各投入1.5万元共1000余万元,专项用于社区卫生服务站从业人员的补贴、设备配备补助和考核奖励,在建站之初市财政还对每站给予一次性补助经费5000元,村(社区)为社区卫生服务站无偿提供业务用房和水电供应。
加强宣传力度。通过每年编印宣传手册,召开市、镇、村三级培训会议,设立咨询热线电话,在有线电视台播出公益广告和参保公告,开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网站等全方位多层次面向社会宣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相关知识,使各项政策制度家喻户晓,深人人心,营造了浓厚的参合氛围,群众参合率从2004年的82.81%上升到2008年的96.21%。
二、完善政策,加强监督,促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规范建设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市在实际运作中做到政策到位,操作规范,制度透明,取信于民。
完善政策制度。出台了《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统筹制度实施办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大病救助实施办法》、《社区卫生服务实施办法》等政策性文件,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的筹集、使用、管理、考核等都作了明确规定。
严格资金监管。严格执行《**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财务制度》,实行独立建帐、专户储存、专款专用、封闭运行的管理模式,形成结报服务点、医管中心、财政部门和银行四方互相监督机制。每月通过党政信息网向全市通报和公布资金运行情况,每年由市审计局对基金使用情况进行全面专项审计,并向社会公告,自觉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提高基金运行的透明度。
强化机构监督。制定出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管理和考核办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门诊补偿暂行方案》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慢性疾病补偿办法》,切实加强费用补偿的审核力度,不定期进行抽查和指导,坚决杜绝不合理的基金支出,并将市内定点医疗机构执行政策情况与卫生部门综合目标管理考核和行风建设考核挂钩。
三、稳步推进,合理运作,不断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标准
按照“政府推动、个人参与,住院为主、救助为辅,门诊补充、扩大受益”的原则,实施具有**特色的“四位一体”保障体系,并随着经济发展,相应提高享受水平。筹资标准从2004年的每人每年75元(其中个人20元,市、镇财政各补助20元,**市财政补助15元),上升到2008年的每人每年170元(其中个人40元,镇财政50元,市财政60元,**市财政20元)。
住院统筹:对住院费用及六种慢性病门诊费用给予统筹补助,以500元为起报点,超过起报点部分的有效医疗费用,市内镇级医疗机构、市级医疗机构、市外定点医疗机构分别按段补偿65-85%、40-60%和20 30%,全年累计最高补偿额为20000元。合作医疗推出四年多来共住院补偿14.13万人次,补偿支出2.64亿元;特殊慢性疾病门诊补偿2.57万人次,补偿支出1229.30万元。
大病救助:对统筹内补偿超封顶线、连续相邻两年补偿费用累计超封顶线的困难人员和内家庭成员补偿费用累计超封顶线的家庭纳入大病救助范围,对超过补偿封顶线的有效医疗费用,实行分段计算、累进救助的办法,分别救助20-60%,最高救助额为5万元。合作医疗推出四年多来共实施大病救助1239人,救
第五篇: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探索与实践经
验逐步成为了中国特色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锥形;到21世纪初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突破,逐步认识到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农村的建设与发展是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因素。党和国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二十字总体要求,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同时强调当前党和国家的紧迫任务在于切实改善民生。
简要提纲:
一、中国社会主义的的成就与理论发展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
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解放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民生活
二)巩固农村基层民主,保障农民权利
三)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文化素质
四、党和国家当前的紧迫任务
纵观中国21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从宏观上看,无论是从哪个方面去探讨,中国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不可否认的:从解决温饱问题到总体上的小康社会,从“四项基本原则”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民主政治根本原则,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社会主义“荣辱观”„„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建设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探索与实践,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指导得以充分的发展,既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又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改革开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依法治国到基层民主建设,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到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根本上立足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与实践,同时又指导并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
社会主义新农村便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农村,作为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已经成为全国的焦点,它的发展将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是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十六届五中全会早已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把这五句话与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也可以理解成全面协调推进农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农村的基层组织建设,对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意义甚大!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生活得到了很
大提高。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当前农村存在的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农村土地、资金等资源的流失在加剧,工农关系失调、城乡关系失衡的机制尚未根本改变,从而使得农村基础脆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增收缓慢等问题日益突出;同时,由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依然在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存在明显反差,过低的收入水平严重抑制了农民的购买力,加之物价上涨,缺乏必要的消费环境,阻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针对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为了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党和国家依照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中“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目标,在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方案,促进了小康社会的全面发展。
为了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党和国家坚决落实了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切实保护基本农田,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了解决农民增收缓慢问题,党和国家坚持和完善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政策,保持合理的粮价水平,加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调控,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为了协调城乡关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农民的收入,党和国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主要从提高农产量和完善保障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党和国家致力于实现现代化农业,用现代化物质条件装备农业,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用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农业,提高资源利用率;同时,加大农业科研投入,让广大农民共享科技成果,从而提高农业产量。另一方面,党和国家建立了工资保障金等制度,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切实解决了务工农民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同时也加强了对农业和农民的支持保护体系,继续稳定、完善和强化对农民的减免和补贴政策。在党和国家的政策支持引导下,农村呈现出一片繁华——农村的基本农田得到了基本的制度保障,为保产稳产提供了基础,加之,现代化的推动,农田的农产量更进一步提高;在粮食购价政策和减免补贴政策下,农民负担减轻,收入大幅度提高,购买能力大大增强,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部分农民依靠发展农业和外出务工等诚实劳动致富,住进了新房,并购
买了现代化农业设备,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既然农业的生产发展问题得到了初步的妥善解决,那么眼下的另
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如何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让他们在新农村建设中更好地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突
破,尽管它已经被国家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但事实上,对于中国的基础农民而言,它似乎只是一种书面形式罢了。在农村,干群关系依然是一个很突出的矛盾:以乡镇党委村支部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作为党和国家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不但没有整合农民利益关系,调处农村各种矛盾,没有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重点问题,例如:土地承包、征地迁拆、环境污染等,反而大搞形式、盲目攀比、强迫命令、包办代替,导致农民的知情权漠视化,参与权忽略化、管理权包办化,监督权书面化。农民的意愿得不到根本的兑现,取而代之的却是那些伤财劳民的“豆腐渣”工程和面子工程。
为了保障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实现完全意义上的人民当家
作主,党十七大首次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范畴,明确指出:“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党和国家致力于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同时,党和国家也进一步加强了农村基层组织的阵地建设,引导基层干部发扬求真务实、踏实苦干的工作作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由于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不但从法律上得到确立,而且也受到党和国家的积极重视,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得到了根本上的保障,同时也激发了广大群众参与基层自治管理的积极性,使决策充分体现了农民群众的意愿,“豆腐渣”工程或面子工程大量减少,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得到充分的矫正。
农村的“管理民主”得到了巩固,农民的政治权利有了法律的保
障,这并不代表广大农民群众就能够通过基层自治制度充分地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只有相应地不断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才能充分体现基层民主制度的优势性,才能营造充分反映农民素质的文明乡风。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农村地
区总体上文化素质低下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大部分村干部都是初中文化程度,甚至还有文盲、半文盲;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七年,如果不能大力提高农民素质,培养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那么就无法有效地发挥出基层管理民主所应有的作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更是空谈!目前,大部分农民,包括村干部在内,由于文化素质有限,因此未能很好地把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指导思想的精髓,这已成为中国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一大绊脚石,只有挪走这块绊脚石,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才能在经济发展中充分暴露出它的不足之处,进而才能不断地改革、不断完善。
精神文明建设一直是中国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党和国家
针对近年来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为了使新农村获得强大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来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一方面,党和国家大规模因地制宜地组织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和整体技能;同时,继续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发展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基层服务点,着力扩大农民的知识面和视野,使农民更容易更直接地了解到国内的时事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更好地把握党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人口文化素质低下的问题,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党和国家着力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实行“两免一补”政策。在党和国家的正确引导和政策支持下,国家的各种方针政策,尤其是农业政策得到了广泛的宣传,指导思想则通过基层服务点被不断地大众化、通俗化,同时,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普遍提高,从根本上消除文盲、半文盲的局面。精神文明建设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现在回头看来,党和国家似乎已经很努力地促进农村的发展,但
是农村们却依然怨声载道。众所周知,水平不流,人平不语。当前农民最希望的是国家能帮助他们解决当前最直接最关心的问题——农民的“吃穿难、卖农产品难、上学难、行路难、饮水难、看病难、社会保障难”等,党和国家更应该注重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坚持以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为目标,加快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农村饮水安全、能源缺乏、公路建设等问题,加快以乡镇卫生院为重点的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并建立起与农民收入水平相适应的农村药品供应与监管体系,规范农村医疗服务,同时建立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其他保障设施相配套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从而从实际上解决广大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
题,并加快村容建设,实现村容整洁目标。
从总体上看,农村生产力得以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得以提高,农
村基层民主得以巩固,农民文化水平得以提高,这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目标,也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的结果,更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依据。
参考文献:
《中国特色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由来与发展》 刘建武 人民出版社
《中国特色色社会主义理论最新成果研究》 史守中 孙钦军
人民出版社
《中国特色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顾海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