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农民!农民!》有感

第一篇：读《农民!农民!》有感

读《农民！农民！》有感

我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我国的国家性质可以看出，农民作为国家的主人之一，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是“乡土中国”，要认识中国，必须认识乡土。《农民！农民！》是以农民问题为主题的专访，在这本书中，我读到了李昌平、温铁军、于建嵘、杜润生等著名专家对农民问题所进行的深刻性剖析。

“三农”指农民、农村、农业。这本书就很好地突出了这三个重点对象，并提出了很多问题及解决途径。

农民虽然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但他们的基本民主权利同样需要得到保障，因此要不断改革和完善我们的民主制度。对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向来习惯于倾听上层的意见，专家学者的意见，而忽略了基层“最沉默的声音’’。其实，改革是人民大众的事业，它的命运跟每个人的痛痒相关，因此人们不但有表达的意见和权利，而且他们的意见和权利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随着时代步伐的不断迈进，农民的素质亟待提高，我们的政府等相关部门理应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另一方面，农民也应不断通过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学法、懂法、守法、学会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农村是农民生活的场所，要统筹城乡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对于城乡发展差距，我们的政府财政部门要不断加大对农村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的投入，促进教育、医疗的公平。农民要依托自然地理优势，发展蔬菜、水果种植、家禽饲养、水产养殖等特色农业，提高家庭经济收入；政府要不断加大对农业的财政补贴力度，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外，政府要加强对化肥、农药的市场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农药化肥制假售假、哄抬价格的违法行为。

实际上，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将他们从土地和其他约束解放出来，并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可怕的事情。唯有这样，农民这个趋于被主流社会抛弃的边缘群体才能焕发活力，为经济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第二篇：读《农民的儿子》有感

读《农民的儿子》有感

张雨

自从我读了《毛泽东》这本书中的《农民的儿子》一文，深有感触。

毛泽东六岁就随母亲下地干活了。8岁进私塾读书时，老师教他们《三字经》、《论语》、《孟子》和《诗经》，随便老师点到什么，他都背得滚瓜烂熟，甚至老师没有教过的书，他也能认得、懂得。为此，同学们还给他取了个“省先生”的外号。我想他肯定是下过一番苦工，一分耕耘才能有一分收获啊！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每天除了劳动，就是埋头读书。炎热的夏天，蚊子成群结队地往人身上叮。毛泽东便钻进蚊帐，在床前放一盏油灯，把头伸到帐子外面看书，有时蚊子在头上和脸上叮了好多包，他还浑然不知，依旧聚精会神地读着。他不满足于私塾里读的书，还读一些先生不准许读的古典小说。家里没钱给他买书他就借，凡是韶山冲能借的书他都设法借来，如饥似渴地读着。唉，看到这里我不禁为我们自己叹息，我们的老师鼓励我们多读课外书，我们现在的学习环境比毛泽东小时候不知好出多少倍，可我们却不知道珍惜，有书都不好好看。而毛泽东当时老师不让他看课外书，他偏偏想尽办法看，真是天壤之别啊。我们应该感到惭愧。因为看古典小说被老师开除后，他白天干活，忙个不停，读书之余他和长工一起到田间劳动，回到家里还是忙个不停。菜园被他收拾得井井有条，牛栏、猪圈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我想那时的毛泽东也只有13岁，比我们稍微大点，就像大人一样从事农活和家务了。而我们从小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别谈操持家务了，有的同学连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好，娇生惯养，俨然是家中的“小皇帝”、“小公主”。这样的同学连最起码的自理能力都没有。我们应该帮父母干些活了。

毛泽东小时候不仅热爱读书、勤劳，而且非常善良。

一次下雨，毛泽东不顾自家晒的稻谷，先帮别人家收稻子；由于猪价上涨，他自作主张让卖猪给他们家的人家把猪赶回去„„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

小时候的毛泽东是那么好学、勤劳、善良。怪不得他长大后能成为一代伟人，受万人敬仰。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第三篇：读《湖南农民运动》有感

我很少听从网友建议去写文章，这是因为我固守一个原则，对没有经过慎重思考的问题尽可能不发表看法，然而本篇却是地地道道的“命题作文”。最近（“韩三篇”发表以后）关于革命的话题突然热络了起来，很多网友给我来信，希望听一听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让我很为难，如果我说：“我还想看一看。”读者一定会觉得我虚伪，看来只能遵命了。我想说一说假如中国发生革命，革命以后会怎样？一定有人不以为然：“现在连革命的毛儿都还没有看见一根，你却要说革命以后会怎样？你是不是傻掉了？”我没有傻掉，我是这样看的：革命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政治过程，有开始就会有接续，有接续就会有结局，它的内在品性不仅见诸于发端的部分，也会渗透进接续的部分，更会最终决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所以，对结局的关注实际上是一种逆向考察，是可以破解隐含在革命之中的遗传密码的。

为了对革命有一个具象的概念，我先说一件将近一个世纪以前发生的事。这件事我以前曾经提及，不可避免会在行文上有重叠，敬请读者原谅。

21927年年初，还没到春节，天气异常寒冷，一个早就对社会不满的家伙，根据“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怀揣颠覆国家政权的企图，到我国湖南省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窜访，在乡下和县城召集农民代表开会，向他们了解最近几年政府违法占地、强制拆迁、农村黑恶势力与基层政权勾结鱼肉乡里的情况。

85年前的国家权力机构还不像如今这样致密，再加上五县三十八乡的政府的公仆们大局意识不强，在“维稳”问题上严重失职懈怠，导致这位刚过33岁生日的家伙从1月4日起至2月5日止，整整猖獗地活动了32天，居然没有被举报，没有被拘押，没有被送进派出所“躲猫猫”，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这个家伙根据这次流窜考察写出了一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且居然发表了出来，深得国内外敌对势力赞扬和欣赏，此文作者被誉为最深刻看清中国问题的完全彻底的革命者。

这个赫赫有名的造反者和革命者，就是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被我们所敬爱，当然不仅仅因为他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这一件事，作为最坚定的革命者，这位同志为了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真可谓在刀尖上行走，抛头颅、洒热血，将生死置之度外，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最后终成正果，夺取了全国政权，最终成为了“人民的大救星”、“中华人民共

和国缔造者”、“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伟大天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毛泽东早就有言：“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即便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难得不做坏事，我记得最初读到记述毛泽东1949年以后所做坏事的书籍时，真是如雷灌顶，呆若木鸡，完全不敢相信那些白纸黑字是真的，后来知道了一点儿政治哲学常识，也就释然了。

现在，不管你对毛泽东是爱还是恨，有一点你无法否认，他的领袖地位不是自封的，是历史和人民把他推到了这个位置，而这个位置的获得又直接渊源于他深邃的社会洞见、卓越的政治运筹和军事指挥才能，这都不是常人可以具备的。除此之外，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我也必须强调指出来，那就是他对人民尤其是对农民的深切热爱，这种热爱也是任何其他人无法企及的。

“陈行之，我读过你很多文章，我曾经认为你是坚定的反专制主义者，今天我才算看清，你其实是一个五毛。”

对此我不做辩解，我们接着考察85年前发生的事情。

流窜到湖南省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进行活动的毛泽东这样判断当时的中国社会：“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后来的革命经历中，显然是选择了“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这是由他的社会革命思想决定的。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一定是站在社会潮流顶端的那个人，因为只有他才能够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

我们来欣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关于革命的几段著名文字——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宫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解，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篇幅所限，我不能做更多引述了，读者可以通过原文领略毛泽东作为最彻底的革命者是如何讴歌农民革命行动的。你会从文章中看到，给乡绅戴高帽子游街示众、没收他们的家业和地产、非法关押和枪决民愤极大的地主等等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可以被列为反社会暴行的行为，在毛泽东那里都成为了最值得赞美的革命事物；被严重破坏稳定的社会已经进入到

反革命**的状态，可见毛泽东的革命主张有多么激烈。

能不能据此认为毛泽东有偏爱暴力的病态人格呢？我不这样认为。当一种社会力量用暴力的方式欺压人民时，人民当然有用暴力的方式反抗的权利，这在任何政治哲学教科书中都是常识，这也是人类历史普遍书写的篇章，美国的建国者甚至公然把这一条写进了《独立宣言》。毛泽东对农民暴力行为的赞美，我想没有什么其他原因，皆因他对农民情之所切，爱之弥深，他比所有人都更深切更直接了解到了农民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里遭受着怎样野蛮的欺压，因为这位出生于农村的年轻知识分子切实看到了农民生活的惨景，看到了整个中国从乡村到城市广泛弥漫着可耻的非正义。

这是对么可贵啊！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打一个不适当的比喻：当乌坎告急的时候，你有胆量背着笔记本电脑突破包围潜入这个村子去组织村民开调查会和座谈会么？你有胆量在那里呆一个月之久，切切实实了解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么？你有胆量写出一份《乌坎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且上传到网络或者发往国外么？你有胆量在报告中断言乌坎村村民冲击政府和烧警车的行为“好得很”么？你绝对没有这个胆量！可见，坐在书房里舒适地谈论革命是一回事，真的以“砍头不过碗大的疤”的气概投入革命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绝不是偶然的，换一句话说，革命和革命者都不是闹着玩儿的，毛泽东当年做的事情不是一般人做得了的，没有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深刻了解，没有坚定的对真理的信仰和不屈不挠的信念，没有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同情，没有“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境界，你连毛泽东的百分之一都做不到——用网络语言表述：你连给毛泽东提鞋的资格都没

有，你不值毛泽东的一根汗毛。

有一句老话：“时势造英雄”。在历史情境中，所谓英雄，用浅白的话说，就是做正确事情的人，反之，我们把做不正确乃至于反动的事情的人叫枭雄。那么，什么才是正确呢？我以为这里大致有两个标准：

一、你是不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做了时代迫切想做的事；

二、你是不是在为人民谋利益，做了人民渴望你做的事。在这两点上，毛泽东全部做了正确的选择，所以我们通常都认为1949年10月1日发生的事情是合乎逻辑的，用官方的话说，是“历史的选择”。

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所谓历史的选择，在时间意义上不过是对某个历史时段的归纳性描述，这就好比我们在一条直线上标注出任意一个点，这个点看上去似乎是静止的（所

谓“历史的选择”），然而在直线的延续中，它显示的则是另一种意义：它既是过去的结束，也是未来的开始。

当毛泽东同志站在紫禁城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胡风先生热泪盈眶，用一个知识分子近乎于孩子一般的纯真热情，忘乎所以地高叫一声：“时间开始了！”说的就是旧时代结束了，新时代开始了。

开始以后怎样呢？依照想象，“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应当心无旁骛，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了，人民应当心安理得地享受革命红利了，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相反，人们惊讶地看到，庞大的历史列车竟然开始倒行！

我们仍然以前面说到的农民问题为例。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事实上是一场农民革命，在形式和内容上与陈胜、吴广、李自成同志领导的农民起义没有什么不同，就个体来说，毛泽东也与这些人心灵相通、血脉相承——公元前209年，刚刚起事的陈胜同志壮怀激烈，曰：“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接着，这位眼盯着皇帝宝座的乡邮员悲愤地质问苍天：“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意思是：“日你妈的！难道你们丫这些王侯将相就是天生的吗？！”过了两千一百四十五年，在贫瘠的陕北高原上，同样眼巴巴盯着皇帝宝座的毛泽东同志也壮怀激烈，赋诗曰：“惜 秦皇 汉 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 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意思是：你们前面那些皇上都不济事，要说干事情，还得看我毛泽东的！结果，毛泽东像陈胜、吴广、李自成那样，也率领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旧王朝，也住进紫禁城做起了皇帝。

做了皇帝的毛泽东得意地把自己定位为“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一种结合：“马克思”奠定了中国的乌托邦社会主义道路，“秦始皇”则把严厉的社会控制手段发挥到极致，整个中国变成了密不透气的铁桶。

这个铁桶首先窒息了中国社会最广泛的社会阶层——农民。

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展开，（以私有制为标志的）中国农民数千年以来都未曾失去的土地，被国家强行掠夺了过去，尽管被冠以“集体所有制”的名称，然而就连村头的大槐树都悲哀地意识到，农民事实上什么都没有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成为了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这种状况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发展到极致，那时候吃公共食堂，家里连碗筷炊具都被没收了。也就是说，毛泽东以革命的名义带领农民打倒了大大小小的地主，革命以后，他所统领的国家却成为了超级地主，中国农民成为了不得不依附在这个超级地主身上的佃农，佃农还可以依据选择东家，农民却被钉死在了超级地主家里，既无财产权又无迁徙权，具有很多奴隶的特点。无论计划经济时代的“剪刀差”，还是所谓市

场经济时代的“国家征用”，超级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掠夺，既残酷又无情，甚至可以说是血淋淋的，令人发指的，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极为罕见。

更大范围内对自由和民主的压制，这种压制导致了怎样凄凉、晦暗的社会图景；这种压制在世界范围内怎样把中国弄成了让所有人警觉的“不正常国家”，我们就不说了吧！我要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场伟大革命发生以后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严重的状况，迫使我们不得不无奈地想到如下问题——革命是靠得住的么？

革命者是靠得住的么？

我的回答是：革命是靠不住的，革命者也是靠不住的——就连毛泽东这样对人民抱有最深切感情的革命者最终都成了人民利益的戮害者，你对其他人还能抱怎样的指望呢？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中国文化是根深蒂固的皇权专制主义文化，这块广袤的土地是制造专制者的最好温床，历史上之所以不断发生革命导致专制的状况，实在与这种文化有关。这里说的文化，当然不单纯指孔子同志的儒家主张，更是指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不是专制者制造专制，而是我们制造专制者，专制者才得以制造专制。

假如胡风先生当初别喊那句“时间开始了”，他还会遭受磨难，最终被革命碾碎么？假如中国知识分子在1957年堂堂正正站立，决绝地宣称：“不自由，毋宁死！”中国大地还会发生那场血雨腥风式的政治清洗么？假如中国科学家1958年不像钱学森那样违背科学精神，揣摩圣意，发表文章论证粮食亩产达到数万斤“是可能的”，大跃进所造成的民族灾难还会那么骇人听闻么？假如周恩来不是毛泽东的仆从，而是一个有独立意识和独立作为的政治家，毛泽东的罪恶还能够延续那么久么？假如林彪和林立果打出反对党的旗号，就像台湾民进党叫板国民党那样，在顺应民意中拓展政治作为，他们还会以宫廷政变者的身份被记入历史么？假如中国人具有明确的自由、民主意识，成熟到在特殊利益集团的掠夺面前像大山一样屹立，同声说：“不！”改革开放还会演变为权力和资本对国民财富肆无忌惮的饕餮么？中国还会面临“有可能中断现代化”（吴敬琏语）的危险么？

遗憾的是历史从来不相信“假如”，它总是遵循着自己的逻辑和路径发展，所以，在中国革命这条道路上，该发生的全部发生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我们目前所置身的这个时间节点，是过去之延续，未来之开始。

在这“过去之延续，未来之开始”，除了想到上面这些之外，我还想到，如果真的发生革命，绝对不能再任由革命者去操纵革命了，必须有一种独立的超然的力量来看护革命，这意味着革命者（那时候革命者已经成为了统治者）必须被监督，绝对不能给任何人复辟专制留下任何可乘之机。

学者李劼先生在回顾埃及巨变的文章中，提出了“义工”的概念，他以两个平静地参与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去赴死的普通人为例，来说明真正的革命需要那些不计代价的参与者，对人很有启发。

李劼先生说：“假设1989年，中国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懂得为这个民族做一次义工，那么局面就可能完全不同。因为惟有义工的心态，才不会计较利害得失，才不会把好不容易聚焦起来的力量，交付给某个政治利益集团，不管是开明的，还是保守的。政治利益集团再开明也跳不出利益的考量。任何一个政治利益集团都不会成为一个义工族群。这是义工的价值所在，也是义工超越功利而独具的审美境界。义工所独具的境界，不计毁誉荣辱，惟有义无反顾。中国的知识精英，最缺乏的最害怕的就是义无反顾。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政治枭雄几乎一致。枭雄的理论是革命不能白革；精英的心理通常是代价不能白付。这倒并非中国特色，西方社会、美国学府亦然。”（李劼：《义工：埃及巨变给中国人的最大启示》）

李劼先生进一步指出：“从埃及巨变中，人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要素，中国全都具备，诸如突发事件，千百万群众上街，媒体的空前关注等等；几乎所有的画面，当年都在中国出现过：民众与军队的对峙，人山人海，群情激昂，口号震天响。但比较过后，人们又可以发现，比起埃及巨变的历史时刻，在中国精英群落里似乎什么都不缺，独缺义工。那年在北京街头做义工的全都是无名无臭的平民百姓，即便是一尽挺身挡坦克义务的也是普通男女学生。”（引文同上）

这非常值得深思。

所谓“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实际上是说，时间节点与时间节点不同，它有一个递进和上升的过程，这意味着当我们现在回望过去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较以前明亮了，我们看得到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了；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的心灵较以前透彻了，我们警觉到必须警觉的东西了。

我们可不可以相信一再上演过的历史戏剧不会再重演了呢？

第四篇：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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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感

简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湖南省农民运动进行分析的重要著作，首次发表于1927年3月的《战士》。

时代背景：1926-27年，随着国共合作的深化与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进展，以毛泽东、谭平山等人为代表的一派中共党员开始主张深化农村土地革命，发展农民运动。这一主张，以及农民运动本身主要着眼于反对封建宗法制度以及野蛮的土地佃租制度的特点，引发了农村社会的深刻变革。至1926年底，湖南省农会会员发展到100多万人，1927年3月达到200多万人，而且以更快更猛烈地势头向前发展，把革命进程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但土地革命与农民运动对农村社会的冲击触动了以地主阶级为主体的中国国民党右派的利益，故而引起了他们猛烈地抨击。以此同时，以陈独秀为首的部分中共党员严格奉行共产国际所指令的“国共合作”方针而坚持维护与国民党的合作，为回避农民运动所带来的矛盾而迁就国民党的合作，故而也对土地革命及农民运动产生了极大的质疑与责难。当时，在武汉和长沙城里引起了一阵骚动，随时可以听到咒骂农民运动的言论。毛泽东在这篇报告中写下了当时他在长沙的见闻：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错误！未指定书签。

会听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

特别是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会上压制所有的反对意见，奉行左倾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策，否定农民土地革命的要求等原则。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为了解释与回击来自党内外的质疑，不满与责难，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农民运动最为蓬勃的湖南省，实地考察当地的农民运动，本文即是此次实地考察的总结性报告。

主要内容：毛泽东的这份报告主要包括以下这些内容：

1.农民问题的严重性：这章主要阐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毛从中分析出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联合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受到他们的检验，是选择站在他们这一边还是另一边？

2.组织起来：这章主要阐述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农会，必须将他们组织起来。在当时，农会会员激增到200多万，能直

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因为农民入会大多数每家只报一个人的名字，故会员二百多万，群众便有约一千多万）。如此大的群众力量，当组织起来时，将会是革命最有力的同盟军。而且在湖南农民总数当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广大的组织，便于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3.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利归农会。这章主要阐述了农会要展开夺权斗争，推翻封建地主统治，不仅仅是平均地权、减租减息，而是希望搞土地革命，一切权利归农会，归广大农民群众。

4.“糟得很”和“好得很”：这章主要阐述了两个不同阶级对农民运动截然不同的看法。在农村，一切权利归农会，广大农民热烈支持农会，而地主等在农会的压力之下也不敢说句不好；在城里，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糟得很。”

5.所谓“过分”的问题：这章主要阐述了在两千的封建统治之下，人们深受其毒害，必需采取“过分”之手段才能有力打击地主阶级的统治，以及进一步解放广大农民的思想。

6.所谓“痞子运动”：这章主要是对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污蔑的反驳；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使国民党右派惊慌不已，他们害怕，纷纷对农民运动进行诽谤。

7.革命先锋：这章主要是对农民运动出自内心的赞美，农

民阶级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最有力的盟友。

8.十四件大事：这章主要对农民运动进行的主要活动进行澄清，向党内外人士表明农民运动并不是“糟得很”，而是成果显著，主要有：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政治上打击地主、经济上打击地主、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清匪、文化运合作社运动等等。具体影响：毛泽东的这份报告体现了当时中共党内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认识。它使党内一部分人更加注重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重大作用。

以后发生的以系列重大事件和历史发展的进程证明，这个思想为毛泽东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创造“工农武装割据”，进而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读后感：

1.毛泽东在党内投降主义气氛浓厚的情况下直抒己见，热情讴歌农民运动的胆略和气魄就让我们钦佩。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实事求是，到实践中寻找答案，难能可贵。现在学术上的抄袭之风愈演愈烈的时候，我们更应提倡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2.这篇报告清晰地思辨，缜密的论证和无懈可击的论据，让我们不得不佩服毛泽东。

特别是在“组织起来”这节，毛将当时的社会阶级分成几大阶级并再细分来看他们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严密而全面。这是结合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全面客观地分析中

国的国情，指出：农民阶级大部分是支持的；其中又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雇农、贫农是热烈支持农民运动的，而中农有点中立的立场，富农颇有微词。地主资产阶级右派是完全反对的等。

3.同这一时期其他关于农民运动方面的文献比较，毛泽东的这份报告不仅与轻视乃至放弃农民运动的右倾投降主义形成鲜明对照，而且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在进一步肯定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的基础上，着重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战略思想。这个思想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在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这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运用。

参考资料

1.《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著；

2.《毛泽东的非常之路》，蒋伯英著，人民出版社；

3.维基百科关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解释。

第五篇：农民

论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

1前 言：农民收入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全面奔小康，重点在农村，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是一篇很大很难做的文章。必须从宏观和微观方面下功夫，采取有效措施。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农业减收。农业收入受“两头”影响，一头是农民本身；另一头是农产品市场。农业减收的主要原因就是农产品市场需求的变化。现阶段城镇中，住宅、通讯、汽车、旅游和子女教育等新兴消费领域的需求增长很快，而食品尤其是未经加工或只经初加工的农产品需求增长缓慢。二是就业不足。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深层原因，就是农业中的劳动力总量居高不下，农民的就业极不充分。这是农民主要靠农业难以保持收入增长的关键所在。三是农业组织化程度低。小农户面对大市场仍是目前农村经济的基本格局。这种一家一户分散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信息化、标准化、优质化、规模化的现代农业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四是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比较低。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尤其是掌握和运用现代科技的能力差，不能很好地适应当代农业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农民向二、三产业的转移。农民负担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农民收入的增加是党的农村政策能够顺利贯彻执行的最关键因素。实践证明，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心实意地为农民增收而努力，才能为农村小康打下基础，才能实现农村稳定，才能发展农村各项社会事业，才能赢得农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同时，农民收入能否增加，也是农村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是否密切，社会治安状况是否良好的关键。另外，增加农民收入对于当前扩大内需，开拓国内市场，促进整个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城乡关系的良性互动，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2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党在农村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农村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在经济发展、农民增收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依然突出,分析其制约因素，主要有：

2.1体制严重影响农民增收。

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体制：

2.1.1县乡管理体制。现在乡的体制是人民公社的一种变体，再加上县以上又强化了地市，结果县这一级的功能很难发挥。县一级政府独立的功能发挥不出来，县乡的经济就无法活跃，财政困难成了增加农民负担的一个重要的根源。

2.1.2宏观管理体制。现在对农民、农村的宏观管理体制还在相当程度上带着计划经济甚至自然经济的痕迹。无论是县乡管理体制还是基本经营制度的问题，其根源都出在宏观体制和政策上。（1）是宏观政策。如果只实行以积极财政为主的扩大内需政策，而不实行通过体制改革来创造内需的政策，那就必须要增加税收，增加企业和县乡的负担。（2）是城 1

乡分离的体制和政策。农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一个原因是，这几年靠财政花钱连续给城镇居民涨工资。中西部城镇居民的收入和东部城市差不多，因为也是靠财政支持。而没有财政支撑的中西部的农民收入就和东部相差甚远了。

2.1.3农村基本经营体制。改革初期形成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在现在的新形势下也暴露出很多问题，主要是很多地方的农民难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统一经营还局限于狭窄的社区范围，服务功能单一，且不能跟农民平等、互利地打交道，而是停留在传统的管理方式，两者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行政性关系，这就影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也影响了村民自治的发育和农民增收。

2.2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滞后于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

近几年来，受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影响，人们的食品消费结构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第一，人们对粮食的直接消费需求减少。第二，城乡居民对动物类食品消费需求明显增加。第三，对营养类和方便类食品的需求迅速增长。面对这种消费结构变化，我国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相对滞后。现阶段我国农业结构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种植业比重仍明显偏高，种植业中又以粮、棉、油占主导地位。在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面临明显的需求约束的情况下，盲目增加粮棉油等生产，自然将导致增产不增收。但多年来，中国粮油等农产品的生产在宏观政策诱导下，一味追求产出量的增长，难以适应消费需求变化，农民家庭由于市场信息、种植品种和管理技术的制约，种植业结构调整缓慢。一些劣质农产品因无市场需求而实现不了价值，农民收益也因此得不到提高。

2.3依靠提高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的空间越来越小。

近年来，农民在农业方面收入的降低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农产品价格，二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由于受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对农产品相对需求的变化规律影响，即在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同时，社会对农产品的相对需求却越来越少(即恩格尔定律)的制约，如今，中国大多数农产品的价格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国际平均水平，而且，消费需求约束也已经制约了价格的继续上扬，农产品继续提价的支撑因素变了，提价的空间已经很小。而且，在加入WTO后，我国的农副产品价格并不特别具有竞争优势，受国际市场影响，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作为国内市场价格变动的参照物，对其将会起“封顶”作用。因此，继续靠农产品提价。

2.4家庭经营规模在不断缩小，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增加。

现阶段我国农业中滞留的劳动力越来越多，使农业不但不能实现规模经营，而且还使土地经营规模变得愈来愈小。1990年以来，我国乡村劳动力平均每年以543万人的速度在增长，到1999年年底，乡村净增劳动力4887万人，劳动力总数达到46896.5万人。与此相对应，农户家庭拥有的耕地面积却一再减少，由1990年的7.98亩减少到2000年的7.35亩。2000年，平均每户拥有的耕地块数多达5.86块，其中耕地面积不足1亩的有4.16块，占总耕地块数的71%。10多年来，在劳动力供给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由于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农业生产中劳动用工量不断减少。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农户家庭调查资料，1990年农户家庭粮食作物生产亩均用工量为19.84个工日，2000年减少到16.43个工日，1990年～2000年，农户粮食生产实际用工量亩均减少了3.41个标准劳动日。农产品生产实际用

2工量的大量减少与劳动力供给量的迅速增长形成了尖锐的矛盾。由于这一矛盾未消除，必然要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

2.5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

近年来，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适应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乡镇企业面临着从粗放经营型向集约经营型的调整、收缩、改制、淘汰，对于农村劳动力的吸纳，无论从质上还是量上，都有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乡镇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采取了用资本替代劳动的方式，使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明显变弱。对于企业本身，这是好事，但是对于急需谋求就业机会而又素质不高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却意味着离土不离乡挣钱不大容易了，这也已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障碍之一。

3、增加农民收入的基本途径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和农村经济在经济中的基础作用和战略意义十分突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事关全局，意义重大，既是当前的紧迫任务，又是今后的长远目标；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又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必须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转变观念，提高认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其基本途径主要有：

3.1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推进产业化经营，最大限度挖掘农业内部可持续增收的潜力。

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当前农业产业化经营要重视和支持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产品行业协会的发展。通过扶持和发展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产品行业协会，打通农产品进入市场的渠道，降低农民各自分散经营的成本，提高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的能力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要做好做好以下四点:

3.1.1做好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农业现代化首先是指农业产业化，这就要求土地适度集中，使得人才、资金、技术、物资、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合理组合，最终实行规模经营，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提高经济效益。

3.1.2合理规划布局优势农产品区域，建立基地，尽快形成优势产业区域化、规模化生产的格局，引导农民在结构调整规模上做文章，做大做强一批优势农业产业，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

3.1.3在农产品加工上做文章，农产品加工才能增值。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精心培育和重点培育一批规模大、起点高、带动能力强的农产品加工贸易企业，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和名牌产品；加强对农产品采后处理的检验检测工作，使符合标准的农产品带标识流通，保证农产品质量卫生安全，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和附加值。四是在市场流通上做文章，不管是粗级农产品也好、加工或精深加工农产品也好，最终都要在市场上流通，只有在市场上流通了才能产生经济效益。因此，要采取多种措施，拓宽农产品的流通渠道，开拓多元化农产品市场。要加强市场调研和信息反馈，积极发展现代流通方式，扩大农产品销售。进一步优化流通环境，实现农产品市场相互拉动的良性循环。总之，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

3念，敢于打破和清除一切不适应新时期农业发展要求的羁绊，鼓励和创造更多能促进农业发展的新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提高农业增收的能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要面向市场，依靠科技，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优化品种结构，着力发展优质、专用、无公害农产品，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是提高农业素质和效益的关键，也是适应国内需求变化和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立足资源优势，加快农产品基地建设，大力发展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努力把产业调优、质量调好、规模调大、效益调高，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发展建设特色农产品产业和基地。

3.2大力推进农业技术的发展，使农业科技真正成为农民增收的支撑力

应促进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大力实施科教兴农，发挥高科技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

3.3把提高农民的素质作为农业增收的支撑点

农业的竞争，说到底是农民素质的竞争。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实施科教兴农战略，是农业竞争力的源泉所在。

3.3.1积极引导农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改革开放20多年来，许多资料显示这样一个无法否定的基本事实：广大农民思想的变化较之农村面貌变化更为重要，更为深刻。没有农民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也就没有今天农村的巨大变化。我们看到，在农村，谁的观念转变比较快，谁的思想适应比较快，谁的胆子比较大，谁就能早富、快富、再富。时代需要造就善于独立思考，接收新事物意识强的新一代农民。政府应该创新载体，通过多种途径，帮助他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转换脑筋、拓宽视野，克服小农意识和小富即安的思想，鼓励他们面向市场，发挥所长，艰苦创业，勇闯新路。把他们培养成有较高素质的新型农民。

3.3.2积极开展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农业科技的发展、推广和运用，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强大推动力。当前，表现在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农业科技的竞争。我国大部分地区在农业科技发展方面普遍存在着投入偏低、推广网络不健全、农民数量大但接受程度低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虽说需要较长的过程，但是也不能坐等时机。现在就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逐步进行解决：

第一，要加大农业科技投入。第二，改革农业科技体制。第三，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促进农业科技推广队伍多元化，推广形式多样化，运行机制市场化。下大力气把农民创新积极性调动起来，逐步建立起一支以政府为主导，农业科技工作者、农民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宏大的农业科技推广队伍。第四，发挥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的示范带动作用。带动科技流、信息流、资金流向农村扩散，大大提高农民素质，激发广大农民学科技、用科技的热情。

3.3.3加强农民教育和培训，全面提高农民的素质。农民内在素质的提高是支撑农民增收潜力的根本所在。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培训，首先要抓好文化基础教育，加大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努力提高农民子女的入学率。农村税费改革后政府要对农村的转移支付，优先安排支持农村教育事业。其次，加强专业技能培养，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充分利用培训农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绿色证书培训、农广校和“农函大”等方式方法，开展绿色证书工程、跨世纪青年农民培训、实用技术培训、党员干部培训等多种形式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强化农民进行包括现代农业知识、法律知识、WTO知识、市场营销知识在内的各种知识的学习培训。同时要在农村举办各种各样农民喜闻乐的短训班，结合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大新技术的研究和对科技人员新知识、新技术的培训力度，来提高他们增收的能力。

3.4加强对我国农民收入支持政策体系的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高农民收入，财政资金无疑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目前我国财政支农资金存在着总量上明显不足，结构上不合理的特征，严重阻碍了其绩效的发挥。政府应把偏远落后地区的以经营农业为主且面临经营困境的农民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着重点，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的要求，结合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实际，本着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重点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加快完善财政支农管理体制与财政支农运行机制，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对农民收入的支持保护体系，逐步实现农户家庭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收入结构的合理化调整。同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入力度，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确保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促进农村消费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真正缩小城乡差距。

3.5积极推动以市场化为方向的农村制度改革，为农民收入的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

3.5.1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促进农地流转，实行农地规模经营，稳定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以及加快农村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等，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必要的外部环境。

3.5.2打破城乡封锁和地域封锁，变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为统一的居民身份证一元户籍制度，实现城乡户口一体化管理，为劳动力在产业之间、地域之间、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和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创造条件，并赋予农民以真正的、完全的国民待遇。

3.5.3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扩大银行对“三农”服务的范围，通过农村金融体制创新、组织管理制度创新和金融产品创新，根除农村资金市场发育中的制度藩篱，真正解决农民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资金瓶颈约束。

3.5.4建立和完善包括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养老保险、农村救济与优抚和最低工资标准等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切实解除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从根本上增加农民收入。

3.5.5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粮食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制度因素是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的内生变量，制度因素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收入增加的成功与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应从缓解和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矛盾入手，以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为突破口，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民增收。

实现农民增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健全民主、科教文化进步、社会繁荣、人民生活殷实的重要手段之一。实现农民真正增收，关键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农业，用市场的手段抓农业，要有跳出农业抓农业的新思维，要在“农”外作大文章，最终才能从根本上让农民摆脱贫穷，实现增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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