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农民调查》有感

第一篇：读《中国农民调查》有感

读《中国农民调查》有感 中国农民调查》 “一次，为了解淮河污染的事情，我们曾路过安徽省淮北平原上 的一个村庄，竟发现那里的许多农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这使我们 感到震惊。有一家，全家人居然用卖菜得来的五元钱就过了一个春节，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刚解放那几年。有位农民扳着指头给我们算了 一笔账，他说刨去种子、化肥、灌溉、用机械种收以及这税那费，假 如小麦亩产上不到九百斤，这一年就等于白干。而淮北农村能够达到 亩产九百斤小麦的，显然并不多见，可以收到八百斤就已经是相当不 错了，一般也只有六百斤，就是说，如今农民仅靠种地已是难以为继，但他们却依然要承担多如牛毛的各种税费。农民们含着泪说： ‘大包 《中国农民调查》 干留给我们的好处早就一点一点被掏光了!’ 这是在 ” 引言里的一些话，现在的我们似乎根本无法理解当时农村里的生活。在现实与目标的夹缝中,有我们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 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 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这本书是 作者历时三年，跑遍安徽乡村深入调查，访问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批致 力于农村改革的有识之士、专家教授和党政要员，依据大量第一手材 料，反映了当前农民的生存状态，披露了曾惊动中央的几起重大涉农 案件，提示了农民负担过重的种种原因，展现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艰难 曲折过程。在书的开始介绍了几个当时的涉农大案。利辛县路营村农民丁作明带 头向县委反映村干部乱收提留款、农民负担过重等问题，被村干部及

乡领导记恨，在派出所被活活打死。丁作明是中国九亿农民之中，因 反映农民负担而被乱棍打死的第一人，他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代价，唤醒人们不应该那么乐观地忽略或回避中国农村中正在变得十分严 峻的现实。固镇县小张庄村干部横征暴敛，村民上访要求清算村财务 账目，刑期未满就当上村干部的村委会副主任竟然带着儿子，在众目 睽睽下向村民清账小组的代表大开杀戒，造成四死一伤。“张桂全现 象”是现在农村中的“恶人治村”，这种现象已经触目惊心地凸现出 来，张桂全不过是当今中国农村基层公共权力运作中特殊机制产出的 一个生动标本。临泉县王营村党员王俊彬等人向上级组织反映村干部 乱摊牌、乱集资、乱罚款，结果整个村庄遭到执法部门镇压，1000 多名村民逃到邻省，王俊彬被开除党籍，被公安部门作为犯罪分子通 缉追捕，最后惊动中央，蒙冤的农民最终讨回公道。中国的农民，可 以说是世界上最善

良，最听话又最能忍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可是一旦 被激怒了，又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庞大，最无畏又最具有破坏力的一支 队伍。中国的改革，表面上看是自上而下的，事实上有多少改革措施是 由农民们冒着杀头的危险先做出来，再被政府采用的呢？车载斗量，不可胜数。其实，不光是农民，下层的人民才是改革的先驱和主体。伟大的改革方案多诞生于共和国建设者的街谈巷语之中。我们的“大 包干”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现在的农村税费改革也不例外。然而，在 《中国农民调查》中，我看到，农村税费改革障碍重重，其中最大的 障碍就是那三个字“不合法” 改革是不流血的革命，它意味着突破。

旧的观念，旧的制度。因为“不合法”来阻碍改革，是再方便不过了，同时也是再荒唐不过了。那些所谓的官就是阻碍着改革，为了聚敛财 富，他们就利用职务之便，任意增收苛捐杂费，而交多少也是由他们 说了算。干部们互相包庇也是他们横行霸道的一个原因，而且他们对 上级也永远只是报喜不报忧，以至于有些事上级干部根本就不知道。像“丁作明事件”已经传到中央，当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的同志接到国 务院秘书长陈俊生打来的电话时，不禁呆住了，因为在此之前并没有 人将这件事汇报上来。虽然我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大多数，但是，他们却是一个地位 最低、受关照最少、最易受到伤害、经常被城里人瞧不起的弱势群体。不少官员明明是自己工作不到位甚至失职，往往把责任推到农民身 上，比如，不少官员把村民自治搞不好，归咎于“农民素质低，缺乏 民主意识” ；说农村税费难征缴，归罪于“农民是刁民” ；城市出现脏 乱差等问题，不少市政官员将其归因于“农民工或农村流动人口”。但是，他们却很少去反思自己为农民做了些什么，更没有想到他们的 幸福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农民的辛勤劳动和奉献基础上。尽管我们天天口头上在谈论“三农”问题，尽管国家也不断地出台各 种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尽管在历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农民问 题、农业问题都摆在显要位置，可是效果如何呢？迄今为止，“三农” 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相反却愈演愈烈，似乎成为一个社会顽疾。那么这里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我觉得出在我们对“三农”问题缺乏真正的了解和把握。尽管

《中国农民调查》作者一直关心社会现实问题，但是正如他们自己所 说的，进入农村调查后，他们才大吃一惊。如果作者不在农村进行长 期的深入调查，如果只是走马观花，那不是照样上当受骗吗？因为在 我们接收到的信

信息中大多都是正面的，只报喜不报忧，好像农村已经 很不错了。但是一些中西部农村，除了人口增多、人地矛盾越来越紧 张、生态恶化外，跟几十年前没有什么变化。这样的状况却往往是最 容易被遗忘的。不真正了解“三农”问题，就不可能真正找到解决问 题的对策和药方。其次，“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发展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 题和政治问题。由于政策的偏向使城镇和乡村的发展差异使贫富悬殊 差距扩大。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亦同时加剧了土地兼并问题，一些 失去工作或土地的农民转化成流动人口到城镇谋生，从而将问题亦带 到城镇。在恶性循环下，三农问题不断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社会现象。正如在《中国农民调查》中作者指出的，如果不把“三农”问题与社 会问题联系起来，就不可能解决“三农”问题。《中国农民调查》也 向我们昭示着“三农”问题之所以很难解决，是因为牵涉到方方面面 的人物和关系，下到世界上最小的官即村干部，在与农民的关系上，不少基层干部已经结成利益同盟，一个小小的村官打死四人，仍然受 到上级官员的包庇和纵容，罪犯仍然可以在监狱里指挥村里的工作。一个农民要去反映，却在派出所里被毒打，官官相互包庇。这说明什 么问题呢？这里涉及到人事制度、官员利益、农民的权益保障等等政 治问题。

《中国农民调查》之所以有如此大的社会反响，除了客观、全面 的报道外，也昭示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我觉得这种严重性不仅 仅限于农民，而应是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而言的。如果在我 国快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不能分享到发展 的好处，那么，这种不均衡会演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 长期漠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也会受到损害。所以，仅有《中国农民调查》是不够的。我们要正视及解决三农问题，关于它产生的原因，学者们争论不 已，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观点，但是学者们却对“三农问题”的 重要性认识上完全一致，即，所谓的“三农问题”的其实就是农民问 题，而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要减轻农民的负担，促进农民 收入的增长，推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和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就需要进 行税费改革。2005 年 12 月 29 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 议经表决决定，农业税条例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废止，中国农民告 别有 2600 年历史的“皇粮国税，农业税已成为历史。取消农业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农民的一种解放。政府也想了许多的的方法 来帮助农村的发展，一是推进农业

结构调整。二是深化粮棉流通体制 改革。三是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四是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五是加强农村扶贫开发。六是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坚持把 加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也在竭力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首先，扩大农村社会保障的 覆盖面，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是

维护农村人口享有生存权利的最起码要求，设计到全体农村人口的利 益。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当前要重点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和 合作医疗，逐步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其次，逐步 提高农村社会保障的社会化程度，做好宣传工作。第三，建立科学规 范的管理体制，成立专门的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机构，专门负责农 村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和管理，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基金运作机制。第 四，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工作，这不仅是从整体上完善我国社会 保障法律体系的要求，也是促进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途径。我相信《中国农业调查》中的中国农民的悲剧，会在当今中国的 各项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中逐步减少，农民会实现增收、农业会 实现增长、农村会实现稳定。，廖星成《中国三农问题 参考文献：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 报告》《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指导意见》，《环球时报》

第二篇：《中国农民调查》读后感

花了一个晚上的工夫

把……下载的《中国农民调查》看完了

觉得心里很沉重主要的，倒不是因为里面揭露的那些黑暗的现实

那些东西以前或多或少的有所接触

这次集中的，以那样一种笔触写出来

可能会给人更深的震撼

但是，我想说，在我个人看来

最深刻的悲哀，最大的失望，最沉重的东西

却是作

者在写这本书时有意无意的流露出来的那种奴性，深入骨髓的奴性！（后面还有……）开始，我以为是作者为了出版

不得不采取的某些手段

尽管看起来让人很不舒服，倒也忍了

可是后来我渐渐发现，根本不是这样

很多时候作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奴性所在就那样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在字里行间体现出来

我确实感到非常不能理解，也非常绝望，非常悲哀

他们，包括很多心地善良而又有勇气的人

确实看到了黑暗的现实，写出了黑暗的现实

可是他们不能给出正确的方向

甚至说，我对他们希冀的“前途”感到一片黑暗

写了这么多，也许有人会觉得光在这里发泄感情，没有真凭实据

好吧，我下面举两个例子：

书中提到，某村的村民因为不堪压迫

选择了到天安门广场对国旗集体下跪的方式“情愿”

可是，作者居然说：

他们固然知道这样会损害北京的形象，损害国旗的形象，损害中国的形象

可是他们没有别的办法

……

言下之意

似乎不选择集体下跪，任有那些冷血而低效的官僚来对待

就不会损害北京的形象，国旗的形象，中国的形象！

我委实感到不能理解：

就在人类文明进入21世纪，民主、人权成为全人类共识的今天

就在那块可以创造出来供人民顶礼膜拜的破布下

……

发生了这样非正义的事情

……

还可以指责(认为，尽管是很隐讳的表达)他们这样做“损害了自己的形象”

我委实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形象”如此重要

甚至超过了人的基本的生存权！

更让我吃惊的是，“损害形象”之类的话

居然是“国家”的被统治者，“国家”的臣民自愿说出来的！

还有一点，具体的事情我不太记得了

但是印象很深刻

大概就是作者的那种“爱憎分明”的感情吧！

对那些拿着纳税人的钱

正常的履行自己职责的官员

作者似乎跪在地上感恩戴德，求爷爷告奶奶的“庆幸”来了“为人民作主”的好官

我不禁要问，这就是“爱憎分明”么？

这样的人就值得我们自愿的为他们“歌功颂德”么？

我们难道就只能世世代代这样期盼有个“开明”的皇帝来“拯救”自己？

两位作者，写这本书，除了揭露黑暗的事实，让“上面”的人看到

这就是你们在书中要表达的“希望”么？

我几乎可以肯定的说，我不觉得这是“希望”，你们让我感到绝望！

第三篇：中国农民调查读后感

《中国农民调查》读后感

《中国农民调查》是陈桂棣，春桃夫妇历时三载，呕心沥血而成的一部透视中国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不可多得的反思警示之作。读罢《中国农民调查》，真是令人百感交集啊。书中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十三亿人口就有九亿农民。我们常常骄傲地宣称：我们是以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可是，我们却往往很少想到，我们是在以占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农民才养活了这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的。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农业目前还相当落后，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水平还很低。”我自己是农村出来的孩子，记忆之中的农村家庭生产更多的是靠体力而非现代工具，每逢春种秋割，一般都是家家户户全家出动，其生产效率非常低下，特别是夏天时，炎炎烈日之下，农民们脱光衣服在烈日下劳作并不少见。尽管如此，农民还是过的很艰辛很困难，经常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可是这样就完了吗，不。朴实的农民们经常被迫交上树立繁多的各种税，受到村镇等一些恶霸地头蛇的压迫，更有甚者光天化日之下敢行凶杀人者，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让人痛心。这些是整个最最勤劳的中国农民的常态。书中所描述的安徽的农村面貌，在全过十二个农业大省中是最富有代表性的，安徽农民生活的艰辛就是很多其他地方农民生活的反映。这就说明，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但今天的中国还并非到处是歌舞升平，我们还有很多困难的地方和群众。那些处在挣扎线上的人们更能反映当今中国社会的现状，更是需要我们的关注。

另外，《中国农民调查》的出版，我不得不佩服作者夫妇的坚持和对社会的责任。作者历时三年，跑遍安徽农村深入调查，访问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批致力于农村改革的有识之士，专家教授等而取得的第一手资料，反映了农业税未取消之前农民的生活状态，提示了农民负担过重的种种原因。这中间的曲折我不得而知，可是可以想象到中间的困难重重，且不说他们在调查取证的过程中可能遭遇到的迫害，其中涉及到的利害关系更是难以理清，我们现今所看到的成书，是他们一点一滴的血汗堆积而成的！面对如此敏感的社会话题，他们夫妇的能力和勇气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他们怀着一个作家对社会的责任坚持了下来，拿出了如今中国作家已经少有的热情与冷静，来走进中国农民，开始讲述关于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的心酸故事…….中国的三农问题急需社会的深切关注，它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切切实实的落实好中央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好政策，只有各级党委和政府真正本着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与民谋利而不是与民争利，那我想农民真正的好日子也就在前头了。

第四篇：《中国农民调查》读后感

《中国农民调查》读后感

环境14xx学号142304xxxx王XX 摘要：读一本书就像经历一片岁月，虽说这是报告文学，但这同样让我的内心有一种触动想要呐喊出来，像鲁迅先生一样呐喊。

关键词：农民，现实生活，农村官员

陈桂棣、春桃这篇宏伟的报告文学，围绕农村税费改革这条主线，或叙事，或描写，或评论，展现了八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农民、农业、农村的问题。而令我最受震撼的还是它所揭示的农民真实的现状。

作为一个城里人，我首先接触的是衣衫不整、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农民工。我以为他们最悲惨的现状仅止于此，他们的故土或许万亩良田、莺歌升平。然而，在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作者便让我看到了真正的中国农民，把我带入他们真实的家乡。

在改革开放后，安微率先引领了“大包干”第二次农业改革，看似农民的生活富裕起来了，实际上在启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他们还承担着还十分“乱”的税费负担，表现在对农民征收税费的主体乱、项目乱、标准乱、程序乱、监督乱等等方面。

在作者采访的路营村，全村算下来人均年收入不到四百元，可上边派下来的各项负担加 起来每人居然摊到一百零三元一角七分。

“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是“大包干”的经典分配原则，可谓中国农民的一大创造。在没有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时候，什么是“交够”，什么算“留足”，缺乏客观标准，很难界定清楚，从而导致了国家、集体与农民三者关系的不明确、不清楚，这就为后来一些地方行政官员随意向农民伸手、摊派留下了制度性缺陷和隐患。

从令一角度看，在“丁作明”这个事件里，派出所人员接到乡长和党委副书记的指示后，不问青红皂白，就发出传票，传丁作明立刻来派出所。无辜的丁作明被纪王场乡派出所的人员拘留逼问，最终被殴打致死，这分明凸显了执法机关无视法律的现状。“在偏远的乡村，乡派出所已经不再是我国公安机关遵照宪法和法律规定保护人民、打击敌人的机构，完全沦为乡镇领导干部们的‘御用工具’。”

不止是在乡镇的执法机关，执法机关也被权欲而左右，放弃了法理的正直。在小张庄“村主任张桂全杀害四名查账代表和村民”一案中，蚌埠市检察院是把张桂全父子以“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名提起公诉的，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特大凶杀案的性质。因为“伤害罪”是指损害他人健康的行为；而“杀人罪”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案子进入法律程序之后，执法机关却并不完全在依法办事，设在地方的国家法院沦为代表地方特殊利益的地方法院，这怎么能不叫农民感到真正的恐怖与绝望？

“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由于教育水平低，大多数缺乏法制观念农民就只能低声下气地活在缺乏法纪的、没有人权维护的环境中。而“维权先锋”则常常沦为“枪打出头鸟”的对象。因而，加强乡镇政权的改革，推行农村法制教育和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势在必行。

在小张庄这个事例中，还反应了另一个农村的普遍现象。“村霸”、“家族势力”依然是危害当代农村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村主任的张桂全，因贪污和奸污妇女而服刑，在小张庄合并到了张桥村期间，他却摇身一变，成了张桥村村委会的副主任。“村民们说，张桂全根本就未经过大家的民主选举，完全是乡党委和村支部个别领导人强行指派的。” 张桂全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他凭借着村委会副主任的实权，同时借助着一个庞大的家族势力(七个儿子)，就在小张庄一手遮天，成为横行乡里的“村霸”。“依仗着手中的权力，他侵占土地，霸占鱼塘，侵占公物，贪占公款，已是恶贯满盈。”

因而，像他这种人，具有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村中恶霸的基本特征，并且获有法理意义上的村落公共权力，如果不改变这种“土皇帝”称霸一方、乡村基层民主匮乏的现状，形成“恶人治村”这种现象，就会比封建社会造成对社会更大的危害。作者还提到了“黄宗羲效应”，即那些改革措施，在短期内，大都是可以使农民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但是，最后又都无一例外地因为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而走向了反面，并为以后的加税增费垫高了门槛，农民的负担反而更重，所谓‘积累莫返之害’。具体原因有很多，像张桂全这种“土皇帝”就是改革的限制因素之一。

中国农村改革进程是无比艰辛、缓慢展开的。当今的热血青年人，怒斥着父辈的改革多不彻底、效率多么低下，却没有深入中国农民的生活，去看看改革先锋和农民是怎样艰难的与旧有体制去搏斗、去开拓。因为农民自身也属于体制那一部分，要用怎样的勇气和毅力，才能走出封建封闭思想的桎梏，游出农村旧有体制这一潭“魔水”啊！

“中国的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听话，又最能忍让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可是，一旦被激怒，又会骤然成为世界上最庞大、最无畏又最具有破坏力的一支队伍！” 这句话点出了无数革命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原因。然而，当这股巨大的力量迫不得已而作用于我们自身时，可想而知会引发多么大的阵痛。

“丁作明”事件发生后，由路营出发的上访队伍，顷刻就像被一只巨大无比的手在冬日滚动着的雪球，其阵势迅速在扩大，还没抵达县城之前，已汇集了三千多人。王营村为改变非法征收的农民负担，前后共爆发了五次上访的高潮。事情直到第五次上访才有转机。然而这是用什么代价呢——近一百位村民来到天安门广场国旗周围，集体下跪，以雪民冤，以昭国法。

虽然农民有许多话想说，可是让农民说话的渠道并不畅通，民意和民情还无法能够得到正常表达，难怪一些地方有的农民不得不在“父母官”面前屈膝下跪。如果说这一种姿态不能动容当权者，那么这股力量便会选择另一种姿态，那便是握紧拳头——事态后果可想而知，会给我国经济政治多方面造成损失。

在陈桂棣、春桃这两位有良知、责任心的作者的笔下，我读到了中国13亿人口的背后的9亿农民是怎么样在现实与目标的夹缝中生活，一次次为他们黑暗又悲惨的生活而扼腕叹息。作者最后一章的标题是“敢问路在何方”，我也想问敢问路在何方，中国农民又能够在这种夹缝中存活多久，他们是否又能看见路在脚下，光在路上的一片大好的情节呢？我对此保持沉默......

第五篇：《中国农民调查》读后感

站起来却依旧“屈膝”的中国农民——《中国农民调查》读后感 我轻轻的合上书这本书，眼睛有点臃肿，二十万字的书花了一天的时间看完了，真不敢想作为农民儿子的我竟然那么不了解农民，心中不免惭愧。这本书问世距今已经过去整十个年头了，农民的生活是有了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这种变化是不根本的，是不彻底的，或者说是浮于表面的繁荣，实则农民依旧被这个社会所压榨着，他们的肩上依旧扛着重重的担子。

这本书与其说是写给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员们的报告，不如说是为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写了一部纪实传记，把那些沉寂在历史烟云的农民的苦与冤淋漓尽致的描绘出来，把说不清道不明的中国政体上的潜规则尖锐的指了出来，让有良知的国人读罢无不痛心疾首，无不对中国农民的惨淡生活深表同情。在现实与生活的夹缝中，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困，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丁作明是本书第一个被提及的人物，且是“殉道者”，是在新中国历史上为了反映农民负担过重而被打死的第一人，可注定了他不是最后一人，笔者写下来的以及没有被写到的不知道又有多少，可这就够了，他足够代表当时农民的危难及悲苦。生存并不容易，何来生活？中国农民考虑的并不像城市人们那样的繁杂，他们只是想生存下去，可是这简简单单的一个目地却是那么的难以实现。在临近世纪交接的年代时，安徽省固镇县塘南乡小张庄却成了一片苦难的海洋，村民被逼的没法生存，张家全等十几个人要去查村里的帐，可是竟然有四个人被“副村长”打死，生存止于此吗？

何谓国？国之根本民也！而身居要职的人不一定了解这一点，反而自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自己是农民的父母，自己管理的一片地区就是属于自己，自己可以无所畏惧，可以无所不至！而这“天高皇帝远”的小地方谁又能看到呢？县政府、村政府成了这里的所有代理人，如果这个代理者，哪怕只是其中的少数人，把国家政权的意志抛到一边，凭借政权的组织资源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将是十分可怕的！可是可怕的事情终究是连连发生，尤其在县以下的政府人员中更是明显显现，他们仗势欺人、以权压人，甚至对农民玩起法律文章的游戏，并不按照

中央政策执行命令。我们能说现在的社会就没有这样的“地主”、“恶霸”的存在？新闻报道频频出现某高官贪污受贿被依法判刑的报道，我们不禁嗤之以鼻，而那些隐藏在暗处危害农民的虫蛀官员呢？又有多少被绳之于法的？

中国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听话、又最能忍让的一个特殊群体。可是一点被激怒，又会骤然成为历史上最庞大、最无畏又最具破坏力的一支队伍。他们生存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不与所谓的城里人争名争利，他们只是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过着自己满足的生活。可是身居官位的政府人员却不是这么想，他们考虑的是国家财政，考虑的县市财政，考虑的是乡镇财政，而这么的考虑向何处获取呢？农民自然被列在其中，可以毫无缘由的多收多取，被称之为“搭车收费”，各个部门不断索取、层层嵌套，造成了农民忙活一年的守成都被“勒索”完了，这就是俗话说的“明税轻，暗税重，集资摊派无底洞”。只要农民们能够生存下去，他们自然不会向这个社会喧讨什么，可是某些政府官员不给他们生存条件，他们被逼急了也只有“吿御状”，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这也是惩治贪官污吏的最根本的方法，而这其中的代价又是不可估量的。“漫漫上访路”中上访了五次才得到政府重视的王营村村民，可谓深知其中艰辛，仅此而论，我不知道政府把中国农民视为何物？

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样的原因使中国农民始终处在社会最底层，而不能与城里人拥有同样的资源及社会地位呢？这个问题要回答出来，估计比什么是社会主义更难让领导给出个合理的答案。可是有一点原因，那就是城里人拥有的“社会资源”比农村多得多，这里的资源并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社会关系上的资源，他们动不动就能找到什么书记、什么省长的，相比农民只见过村支书这样的大官，确实是拥有绝对的“资源”优势。2010年温家宝总理提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们活的更加幸福、更加有尊严。”我不知道温总理有没有考虑到农民的尊严，滞留在城市里的农民只是暂住居民，很难取得真正的户口，他们为一个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到头来却得到的有少之又少，真不知道农民怎么赢得所谓的尊严。2013年7月下旬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气温往往高于35℃，而政府颁布的高温补贴法规又有几家单位几个公司落实呢？进程务工人员还不是照样顶着高温继续作业，为了那一点微薄的工资挥泪撒汗。他们不懂法，不懂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就任由老板私人们欺诈，这就是温总所说的“更有尊严”？

《中国农民调查》对农民的问题分析的很透彻，对农民的现状了也给予了很深的见解，甚至他的独到见解已经高过了一些政府领导，而这其中则源自作者夫妇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查，他们没有单方面的接受政府颁布的一些材料而写出一篇报告，这就避免了上当欺骗。可笑的是这本书竟然在2004年3月被列为禁书，2004年12月时任安徽省省委书记的郭金龙则直接说此书抹黑了安徽，我们不禁要问是是作家在抹黑安徽？还是这些损害农民利益的、压榨农民血汗的贪官污吏在抹黑安徽？2011年朱镕基竟然将此书批驳为异见分子的书，这难道就是中央体恤民情的结果？没有人关注农民的问题便罢了，而有人关注了又将其视为谎言、欺骗，身在最底层的农民的生存现状已经达到了这种地步，这不可谓不是一种悲哀！中国官员自来是报喜不报忧，对底层的一些问题并不会真正的让高层知道，欺上瞒下，而造成真正适合农村的政策不能及时制定。中西部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村还过着风餐露宿的日子，那里除人口增多、人地矛盾越来越紧张、生态环境恶化外，跟几十年前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政府却说中国已经达到了全面的小康社会，呵，厉害的部门往往能“制造”一些财富。

2000年3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中列举了农村触目惊心的危机：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李昌平的上书通过媒体震惊了全国，真可谓有种“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的感觉，至此农民的危机才算真正的暴漏在公众面前。他上书三最（农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出三农问题，根本上就是农民问题，这也是国家的根本问题，根本问题解决不了，如何才能使中国走向强大呢？一个小小的乡党委书记都能看清眼前农民的生活惨状，那些整天在开会的领导身在何处？习主席强调要官员勤俭节约，不铺张浪费，可是他们开的车无一不是名车，他们吃的饭哪顿少的了山珍海味，他们想的永远是功名利禄，他们做的只是权利的交接，真正考虑农民、农村问题的又有几个？焦裕禄这样的官，最终只能成为一个传说。

中国的利益和农民的利益是分不开的，要想把国家真正意义上定义为发达国家，就必须落实农民的问题，不仅让他们富起来，而且必须让他们的权益得到保证，必须淡化城乡之间的差别，让农民活得有尊严，让他们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