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农业规模化景区化有效提高农民收入

第一篇：通过农业规模化景区化有效提高农民收入

重 庆 理 工 大 学

通过农业规模化景区化有效提高农民收入

学院班

姓名：

学号：10921240108

指导教师：

日期：2011年7月

摘要：我国农业在GDP中的比重现在只有11%了。而在就业中的比重仍然占到了41%，这两个数据告诉我们一个道理，41%的人创造并分享了11%的财富，这是中国农民收入问题、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基本的根源，而我国农业长期处于分散化，小规模的阶段，导致我国农民收入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使贫富差距日益增大，而我国农业环境分为平原和山区丘陵，通过在平原地区实行规模化，通过机械化方式，解决农民收入，而作为最为棘手的山区丘陵地区，我们可以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环境优势，通过规模景区化，方式，通过副业分散农业园区发展成本，从而改善并提高我国农民收入。

关键词：农民收入、环境优势、规模化、机械化、规模景区化

引论：近段时间来，山东、陕西、上海等地的白菜、卷心菜等价格，都比去年同期大幅下跌。4月24日，记者走访山东昌乐、青州田间地头了解情况，发现当地白菜、菠菜等几种蔬菜也出现了收购价格过低的现象，昌乐有的地方白菜每斤只卖3.5分钱，菜农血本无归。绝大多数农产品在中间商的收购价都是极低，导致我国农民收入极低。相对于国外，典型的规模化的美工农业：2000年农业总产值为812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主要农产品如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产量都居世界前列，粮食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20%，农产品出口外汇收入每年达400亿美元。美国农业的基本生产单位以家庭农场方式，使中国农民家庭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二十分之

一。是什么导致这样情况，我们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一、农民收入问题的现状和困难

由于农民的收入本来就较低，加上生活支出不断增加，农业结构调整成效尚未充分显现，农村劳动力难以充分就业，农民创业意识和技能薄弱等，使得农民的收入相当低，增收非常困难．我们调查显示：

（1）农民绝对收入水平较低。2003年，全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622元，折合为320美元，平均每天不足1美元。更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其收入水平比全国平均值还要低得多。按照人均635元的贫困线标准，2003年年底全国尚有2900万绝对贫困人口。如果按照人均825元（100美元）的标准，则全国有9000万左右的人口低于此标准，而这个数量大于欧洲任一国家的人口总数。2003年公布的绝对贫困人口数字，同2002年相比，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虽然不属于统计中的贫困人口，但是收入水平很低，仅仅略高于贫困线，只要气候等生产条件稍有不利变化，就会陷入到贫困人口的行列中去。这部分贫困人口和准贫困人口的收入提高，将受到自然和经济基础条件的约束，难度非常大。近年来，减贫速度不断减慢。

（2）增收速度缓慢。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缓慢，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过去的情况比速度大大降低。改革开放的前6年，农民人均收入的年增长按可比口径计算在14％～20％之间。而1997年以来平均只有4％。二是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比差距很大。2000年我国农业劳动力人均GDP为4460元，大约相当于540美元，按农业人口折合为人均300美元左右。到 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人均GDP要达到3000美元。农村人均要实现这个目标，每年的增长率要达到12.2％。即使考虑到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将农村人均GDP的目标确定为社会平均水平的一半即1500美元，每年的增长率也要达到8．4％。同这个要求相比，实际发展速度要低得多。

（3）城乡差距加大。改革开放以来的25年中，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年份有16年，而城乡差距缩小的年份只有9年，缩小年份主要集中在1978—1983年和1995—

1997年的两个阶段。其中的主要原因，在前一个阶段是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提高，而在后一个阶段则主要是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城乡收入比例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为2.56：1，1983年缩小到最低，为1．82：1；然后不断扩大，到1994年达到了一个新高，为2.86：1；然后降低到1997年的2．47：1；从1998年开始，逐年显著扩大，2003年扩大到3．23：1。近几年来，尽管诸多因素都很有利，农民增收速度可以超过5％，但是仍可能落后于城镇居民，使城乡差距继续扩大。

二、造成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的原因

（1）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还跟不上形势要求。总体看，一是特色主导产业总量小，覆盖农户少。农业产业化经营率还不高，龙头企业规模小，带动力弱，农村经济组织化程度低，大部分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还没有真正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还是单纯的买卖关系，产业化经营链条短，农产品加工增值水平低，初级原料生产比重大，大部分农产品基本上是从农田到市场，缺乏深加工、高附加值的产品，高科技含量产品少，加工增值率低。二是结构调整还只是停留在规模扩张上，缺乏在内在质量提高上下功夫。以蔬菜为例，近两年来，有的地区蔬菜种植特别是设施蔬菜种植，面积连年快速增长，为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种植结构雷同，品种特色不明显，科技含量不高，大路菜多，贮藏、保鲜、深加工及包装、运输等严重滞后，如不抓紧研究对策，将有可能出现新一轮的结构过剩，应引起高度重视。

（2）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引导、协调、服务功能滞后，不能有效地解决农民在生产过程中的诸多困难。一是信息服务滞后，手段缺乏，不能及时给农民提供各种市场信息和致富信息，使农民无所适从，组织生产难，进入市场难。二是技术服务跟不上。原因是部门管理制度不完善，科技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使科技人员缺乏事业心和责任感，主动上门服务意识差，其结果是科技人员得不到实践，农民得不到产前、产中、产后的技术服务。特别是高新技术应用上，技术与生产严重脱切，导致农民增收难。三是信贷部门缺乏有效的资金扶持措施，一家一户贷款困难。调查发现，多数农民都有强烈的增收意识，并有一些可行的增收项目，但苦于没有启动资金，而难以上马。

（3）农业园区分散，信息不对称。园区分散导致集中费用增大，导致运输条件改善难度加大。相对与美国的规模，使我们农业生产力效率远远不能与之相比。由于规模较小，对于农业产品价格控制较小，绝大多数获利由中间商通过囤积，压价，提价等一系列方式获得。在城市农业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的同时，而由于农民出售产品途径简单，不易改变，容易收到中间商的价格打压，导致农民收入持续处在较低的水平。小规模农户之间的同步调整行为，不易产生对市场波动的影响，由于每个农户生产规模太小，无法实现规模经营，农产品生产成本难以降低。为数众多的分散农户直接进入市场，不仅难以回避农业交易成本高的问题，也难以协调农户与市场的矛盾，增加市场风险。由于农户众多分散，生产规模小，农民无法在市场流通中占据主导地位，如加强农产品品牌建设，促进农产品的加工增值，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竞争力等。

三、提高农民收入的方法和具体分析

我们把农业环境分为两类，第一类，平原，第二类，山区丘陵。根据不同的环境，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加以改善和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

（1）农业规模化。我国农业最大的问题在于，农民人口过高，人均效率很低，农业规模分散较小，通过农业规模化，减少我国的农业人口，作为规模化，会产生一

系列的相关服务业，可以有效的解决多余农业人口的就业问题，增多就业岗位，提高农民收入。如何实现规模化，解决多人农业人口就业，我们可以学习加拿大的模式：加拿大只有3108万人口，但农业产业就容纳了190万个就业人口，包括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农产品的供应商、加工商、运输商、零售商、餐馆等与农业和食品相关的行业，就业人口在全国各业中排列第三。我们可以通过规模机械化，复制美国模式，添加加拿大的相关产业的元素，西德的发展方式，在我国第一类地区，平原，有效改善农民的收入。而却改善难度不大。分散农业人口在规模化后产生的，供应，加工，运输等一系列的产业里，多方面的提高农民的收入。

（2）农业景区化。而对于第二类，山区丘陵地段，一直是我们的难题，规模化中的机械很难在这些地区使用，所以通过景区化升级，完全以景区副业收入来改善机械化难导致的成本增加，而景区化的具体过程我们可以简单分成一下及部分。首先，以旅游为导向的主题策划与规划设计，必须明确山区，丘陵农业园景区的旅游发展思路与理念，通过主题策划形成发展目标，解决如何配置“吃、住、行、游、购、娱、体、学、疗、悟”十要素的问题，并结合定位思路在不改变生产种植结构与园区性质的前提下对农业园区进行重新规划设计。然后，基础设施完善与服务设施配套。依据容量分析合理配置基础设施，解决游客进入与停留的问题，同时前期必须按照景区化运营的需要，将大门、围栏、集散演艺广场、游客中心、餐饮购物节点、特色商铺商业街、游乐体验空间等设施进行完善。在此基础之上，还可以针对部分农业园区进行功能调整，形成基本接待的能力。最后，主题农业园区强化与项目招商，围绕主题引进符合农业园区餐饮休闲、体验游乐、康体拓展的特色项目，利用游线串联形成的节点或预留空间进行项目招商，形成农业本底与旅游内容互动的持续发展结构。通过旅游带动，原有的农业基地或园区，将能够大大提升地块及区内农副产品的附加价值，不仅自身蔬菜瓜果等产品能够实现就地销售，更能够通过旅游项目的带动，促进园区产业机构的优化，解决更多农民就业与农民致富的问题。

(3)需要政府对农业规模化、景区化的一系列的保护，和鼓励政策。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局网

[2]中国人民网强国论坛

[3]中国农垦信息网

[4]中国新闻网

[5]吾喜杂志网

[6]《西德的农业现代化》裘元伦著

[7]《三农中国》季刊

第二篇：新形势下如何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新形势下如何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发改委城乡科王新霞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市加大对农业投入，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整合农业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劳务经济，促使我市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步入了良性发展的快车道，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呈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2010年全市农业总产值达到42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840元。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很快，各种各样的因素，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自然的因素，对我们进一步做好农业工作产生重大的影响，农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是党和政府对农业越来越重视，二是农业宏观政策环境越来越优化，三是社会投资农业欲望越来越强烈，四是农产品市场前景越来越看好。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是农业投入不足，多元化投入机制尚未建立，二是农业用地受限，规模经营空间严重不足，三是农民素质不高，新型农民培训有待加强，四是科技含量较低，服务体系不健全，五是加工流通滞后，产业链条不够发达，六是基础设施薄弱，抵御灾害能力较差。这些不利因素表明，我市农业和农村工作仍处于艰难的爬坡和攻坚阶段。如何抓住机遇、面对挑战，在新形势下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势必提上议事日程。对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建议：

1、认真落实惠农政策，实现“惠农政策型”增收。近1

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我们要把抓好这些政策落实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方面，不折不扣执行免除农业税政策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落实种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玉米良种补贴、购置农机具补贴和能繁母猪补贴等补贴政策。从近两年来惠农政策的落实情况来看，“惠农政策型”增收已经在农民增收中占到一定比例。2010年，全市共向农民发放粮食直补资金7121万元，其中种粮直接补贴1165万元，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5956万元；发放良种补贴1683.3万元，其中小麦良种补贴822.7万元，玉米811.6万元，棉花49万元。市农民人均得到补贴82.3元。

2、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业，实现“特色种植型”增收。这是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主要渠道。一是进一步抓好粮食生产。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应用粮食高产栽培技术的基础上，继续实施粮食高产创建活动，推广优质、高产小麦、玉米良种，落实增产技术，达到亩均年产吨粮，从而带动全市粮食生产再上新台阶。二是在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前提下，继续调整优化农业结构，积极发展特色农业、精品农业。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以蔬菜、中药材、红薯、烟叶、棉花等为重点，调整种植结构，积极发展绿色食品和生态农业。近几年来，全市草本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左右，亩均效益达到1300元以上；红薯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亩均效益达到700元；蔬菜种植面积15万亩（复种），亩均效益达到1500元以上。

3、积极发展现代畜牧业，实现“畜牧养殖型”增收。一是紧紧抓住国家、省扶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机遇，认真落实了能繁母猪补贴政策。二是大力推广良种畜禽，提高良种畜禽覆盖率，增加广大养殖户的饲养效益。三是积极开展养殖技术培训。支持有创业能力人员畜牧创业发展，实现畜牧创业带就业，增加农民收入。

4、强力推进产业化经营，实现“龙头带动型”增收。一是围绕主导产业和资源优势，大力培育农业龙头企业，2010年，全市许昌市级龙头企业达到38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4家，全市农业企业固定资产达到14亿元，销售收入达到23亿元，农户从农业产业化组织新增收入4亿元。

要通过扶持龙头企业发展来带动农民收入增加。二是按照围绕原料上加工、围绕加工上规模、围绕规模上配套、围绕配套创品牌的工作思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5、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实现“劳务输出型”增收。目前，实施劳务输出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一是加强了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根据我市实际情况，对16-30岁的青年主要进行技能培训和学历教育，使他们由体力型转变为智能型；30-45岁的青壮年主要开展引导性培训和短期的职业技能培训，增加转岗就业机会；45岁以上的中年人主要进行农业新技术、新知识的培训。二是坚持就地转移和向外输出双管齐下。一方面积极有序地做好向大城市、沿海发达地区的输出工作，另一方面围绕我市的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积极培植壮大产业集群，加快铸造产业集聚区、陶瓷产

业集聚区、三粉加工产业集聚区、档发产业集聚区、分离机械产业集聚区的建设，提高产业效益，增强行业竞争力和市场竞争力，扩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空间。

二○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第三篇：如何通过发布新闻有效提高企业知名度

当企业或个人需要提高新产品、服务知名度时，通过新闻发布，在网络上做最大范围的发布，扩大舆论影响，在提高关注度的同时结合相关产品推广同步进行。采用新闻传播模式进行推广可以产生频繁的新闻曝光率，第一时间出现在Google、百度、雅虎等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中并使排名靠前。

如何发布新闻？一般有以下三种方法，其中找发稿公司是简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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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通过教研活动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通过教研活动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教研活动是一个学校不能缺少的部分，它把同学科的老师聚集在一起，共同研究在教学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进行教学研究。然而教学研究除了保证每位教师的均衡发展,促进整体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外,还需要做好专题研究,所以提高教研活动的质量尤为重要。通过教研活动提高课堂有效性是有效途径，下面是通过教研活动总结提高语文课堂教学效率的一些方法。

要提高语文课堂教学效率，使教师教得生动，学生学得主动，教师必须精心设计、巧妙构思教学的全过程。因为备好课是上好课的前提，而深入钻研教材又是备好课的基础。苏霍姆林斯基说：“教师越是能够运用自如地掌握教材，那么他讲解就越是情感鲜明，学生听后花在教科书上的时间就越少。”每篇课文，无论是语文知识，还是思想内容都不同，这就要求教师吃透教材，把握每篇课文的个性，因文而异，设计最优化的教法。设计教学过程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找准教学突破口

为了避免篇篇课文都从头讲起这种“千人一面”的陈旧教学模式，教师在设计教程时要根据不同类型、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文章，找准突破口。找准了突破口就等于给教学找到了捷径。

2．精心设计问题

提问是课堂教学中常用的一种重要手段。教师提的问，是学生思维的支点，学生借助教师提的问进行观察、思考、分析、想象。问题提得恰当，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引导学生学好语言文字，发展学生的思维，培养理解能力。因此，教师在设计教程时，要精心设计问题，问题既不能大而空，也不能小而碎；既能引导学生回答到点子上，又能训练和拓宽学生的思维。总之，问题应少而精。

3．目标明确，训练有针对性

学习语言文字，只有通过练习才能达到理解、巩固、运用和积累的目的。课堂教学的过程就是学生接受语言文字训练的过程。在训练过程中，教师向学生传授有关的语文知识，指导学习方法，引导实践，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实践来理解和掌握知识，运用知识，形成能力。要达到这样的要求，教师在设计教程时应有明确的目的，找准训练点，即训练些什么；考虑训练的方式，即怎样训练。练习题的设计要根据教学目标，做到有针对性。

4．设计好“三语”

（1）导入语。导入是一节课的序幕，成功的导入给一节课开了一个好头。导入成功与否，导语是关键，好的导语能使学生产生强烈的求知愿望。教学《桂林山水》可设计这样的导语：“同学们，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山河秀丽。我们曾登过永济的黄鹤楼，领略过‘更上一层楼’的哲理；我们曾爬过黄山的天都峰，欣赏过它的秀丽与险峻；我们曾看见过东北的小兴安岭，感受过它的美丽、富饶。今天我们要到广西桂林去游览桂林的山水，欣赏那儿的绮丽风光。”教师充满感情的娓娓道出，给学生美的享受，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学生的思维会马上集中在课文中来，迫切地想读下去。这样的导语还能使学生温故知新，受到热爱祖国、热爱大自然的教育。

（2）过渡语。在语文教学中，当学生由一部分内容的学习，转入另一部分内容的学习时，有个过渡问题。设计教程，应设计好过渡语。过渡语在教学中起桥梁作用，它能使学生了解上下内容的有机联系，给学生指明学路，培养学生思维的严密性。

（3）总结语。当学生学完一个内容或一篇课文时，内心一定会有很多感触，但由于他们年龄小，知识水平和表达能力有限，有的内容即使他们理解了，但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这时，如果教师用一段充满激情的语言作总结，就能把学生想说又说不出来的“心里话”替他们说出来。

5．精心设计板书

板书是启迪学生思维，发展学生智力，培养学生能力，完成教学任务的重要手段。有人把板书比作微型教案，这是非常拾当的。因为板书反映了课文的思路和教师的教路、教学重难点，设计教程，不能忽视板书的作用。板书的设计要根据课文特点的学生实际而定，形式既要多样化，有新意，又要简明扼要、画龙点晴。

让我更深层次的理解教研活动的价值，更有利于教师进行教学研究。教学研究的本质在于追求更合理的教学实践。而且有助于教师间教学研究氛围的形成，是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有效的方法。

第五篇：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有望增加中国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生产率（精选）

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有望增加中国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生产率?

一项新的调查显示，由于中国农民在土地租赁上有了更强大的法律保护，中国正在出现一个规模更大的农村土地市场。这一趋势有望帮助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生产率，这也是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农村土地市场仍高度受限。耕地为村集体所有(实际上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地方代表)，直接买卖耕地是违法的。不过，自1984年以来，农民个人获准出租或转让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得到了2002年一项新法律的支持，去年又获得了高层领导的进一步支持。中国的领导人正努力提高农民收入，以应对持续的贫困和贫富不均。

据农村发展研究所(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周三在北京公布的一项调查，这样做的结果是，现在农民们可以拿到更高的土地租金，签订期限更长的租赁合同。

自1999年以来，这家总部位于西雅图的非营利机构一直在对中国农民状况进行独立调查，它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进行调查的外部机构之一。最近一次调查是在2008年年中，当时该机构采访了17个省份的1,879位农民。

在2008年的调查中，土地年租金的中值提高到了相当于每英亩267美元的水平，比2005年调查中每英亩125美元的价格增加了一倍有余。这个价位与美国西海岸已灌溉耕地的租金相当。农村发展研究所表示，租金上调的原因之一是全球农产品价格上涨。不过还有一个原因是人们越来越认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是可靠的，因此也是有价值的。有超过15%的土地转让合同期限在3年以上，比2001年时的6%有所增加。

农村发展研究所创始人普罗斯特曼(Roy Prosterman)说，这表明人们开始从中期角度看问题。如果你能让农民拥有土地的长期使用权，这是启动全球经济所需的一大要素。

农村土地市场的形成意味着有为耕地定价的可能。农村发展研究所表示，从标准30年期租约的平均租金可以得出，全中国的耕地总市值可能约为1.2万亿美元。对此加以利用可以帮助农民变得更加富足。约有15%的受访农民正在以某种形式转让土地。现在大多数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自于种自己的地以外的来源。

福建省沙半(音)村的48岁农民张德平(音)说，通过出租土地，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我们可以去工厂工作，或是在别人的地里干活。每年9月至来年3月，他都把家里的地租出去，在剩下的时间里种些水稻自用。

他说，每年有一半的时间把地租出去，真可以赚不少钱，因为他除了收租金外，还为别人干活赚工钱。我们可以比在自己的地里种田赚更多的钱。

在交易的另一方，租别人的地种庄稼的农民收益则可能更高。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调查发现，租别人地的农民中有36%进行资本投资。普罗斯特曼说，这类投资的步伐明显加快。

沈伟峰(音)租了张德平的地，同时还租了当地其他近500个农户的地。他种植高价值作物，比如大头菜、番茄和青椒，并向俄罗斯和蒙古出口。沈伟峰是90年代中期开始这类生意的，不过当时他发现很少有其他农民愿意把地租给他。

沈伟峰说，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大部分村民愿意把地租出去，他们甚至担心自己不能把地租出去。他种的地已经从最初的约40英亩扩大到了现在的100多英亩。

得益于日益坚实的法律基础，这样的交易越来越普遍。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调查发现，在土地使用权方面，有58%的农民现在都有一份正式的书面合同或证书。威胁土地使用权的一个主要因素──村里的有关部门强迫进行土地资产的重新“洗牌”──已经减少了。调查发现，土地使用权的重新“洗牌”情况从此前调查的占农民的3%下降到了每年约1%。

普罗斯特曼说，现在的挑战是，中国需要把这些法律保护扩大到两亿农户中的其他人群中。

维基百科: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是一个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概念，指少数人拥有越来越多土地的过程。土地兼并的结果是另外一些人只能拥有很少的土地或者完全丧失土地。在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社会里，土地兼并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激发民变。但是在工业社会，土地兼并则能够向工业商品提供市场和劳动力。例如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土地兼并运动，但是英国十分幸运，圈地运动成为促发工业革命的原因之一，从而渡过了社会危机。中国历史上，历代朝廷都将抑制土地兼并作为基本国策，这也是中国未能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之一。

土地兼并与土地私有化

土地兼并是不是一定就是坏事?中国目前的土地政策其实处于两难境地:现行土地政策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要求,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日益凸显小农经济模式的落伍,所以中国农业要想取得突破,就必须改变现行的土地政策。

反对土地私有化的人所持的理由，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认为土地私有化之后会出现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由此导致农民失去土地，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其实这样的预测是不准确的。没有证据表明土地私有化就一定会产生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土地兼并现象一定会有，但是这一现象是否会达到引起社会**的程度却值得商榷。以中国人“恋地情结”，出卖自己土地的现象将不会很普遍，中国人在哪种情况下才会出 卖自己的土地呢?一种是在发达的情况下，做生意发了财不需要继续土里刨食式的谋生手段，或在大城市里谋得一个好职业举家迁入所供职的城市等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可能会被视为累赘而出 卖，但是这也仅仅说出了一种可能性，并非必然，也许上面所说这些人出于留后路的想法之一保留自己的土地也未可知，从中国农民的秉性来看很有可能;第二种情况是农民破产，被迫出 卖自己的土地以维持生计，引起这种后果的必要条件是种粮食赔钱，原因一是粮食太便宜而生产资料太贵且税费过重，二是自然灾害，前者是出于社会的原因不单纯是土地私有化带来的后果，比如国内粮食市场对国际开放，而国内的生产资料市场未能同步放开，或者生产资料属于垄断产业比如电力等，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这种情况会有所缓解，对于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农民破产，则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来避免。我眼下只想到上述两种情况，有意者可以补充。

土地兼并是不是一定就是坏事?中国目前的土地政策其实处于两难境地:现行土地政策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要求,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日益凸显小农经济模式的落伍,所以中国农业要想取得突破,就必须改变现行的土地政策,但是农场制模式在中国却行不通,原因是中国庞大的农业人口,如果土地一旦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那些丧失土地的人并不能都成为农业工人,势必有许多人失业,从而影响社会稳定——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容忍这个人口无节制增长带来的恶果。这种状况势将持续很长时间,而小范围的土地兼并则会成为中国土地状况的一个异数.所谓的小范围的土地兼并是指前述那些因不再需要土地的人出 卖自己的土地。这种状况目前即已存在。比如在温州，因为很多人出外谋生，致使许多土地面临抛荒的危险，而政策又不允许抛荒，为了避免被课以重罚，他们在离家之前必须妥善处理自己的土地，多数情况是他们出钱请其他人代为种地，除了出钱之外，农业税还得自己缴，在这种情况下，土地之与他们实在是一种束缚，如果允许他们自由出 卖自己的土地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解放。类似的情况多发生在南方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在北方则比较少见。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这种情况将越来越普遍。

土地兼并是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性过程

要使中国从小农经济的封建国家转变成农业现代化的现代化文明国家，农业土地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块状态，转变成企业管理的规模化状态，是个很重要的发展过程。没有这样的过程，农业的现代化无从谈起，国家进入现代化社会的目标，更是无从谈起。

历史地看，世界上现代化国家形成的发展历史，无不首先是农业土地成功兼并的发展历史。有了成功的土地兼并，也才有了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和工商化，农民才成为了农业经济的产业工人，生产工具也才完全实现了机械化。英国可以说是通过土地兼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典范。从16世纪早期到17世纪末，通过协议性圈地运动完成了土地从共权到私权的确立(当然也可能通过强制手段达成协议)。到了18世纪，又有了圈地法令，对某一特定地区进行圈地。土地共权改革为私权，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土地规模化的基础。圈地运动逐步消灭了佃户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状态，使成片的土地掌握在了有资金实力和管理能力的农场主的手里。他们为了追逐高利润，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新机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集约化生产水平，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一直到19世纪初，英国农业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法国是个人多地少的国家。20世纪50年代中期，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推动“土地集中”，实现规模经营。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政府实行了“减”的办法：年龄在55岁以上的农民，国家一次性发放“离农终身补贴”;鼓励农村年轻人离土离乡，到国营企业做工;其他青壮年劳力，政府出钱办班，先培训，再务农。与减少农业人口的做法相反，对农地经营规模，政府用的是“加”法：规定农场主的合法继承人只有一个，防止土地进一步分散;同时，推出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父子农场、兄弟农场以土地入股，开展联合经营。各级政府还组建了土地整治公司，这是一种非盈利组织，它们拥有土地优先购买权，把买进的插花地、低产田集中连片，整治成标准农场，然后再低价保本出售。此外，国家还给大农场提供低息贷款，对农民自发的土地合并减免税费，促使农场规模不断扩大。1955年，法国10公顷以下的小农场有127万个，20年后减少到53万个，50公顷以上的大农场增加了4万多个。农业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50年代初近40%，现在只有2.2%，农民平均占有农地达到10公顷以上。

虽然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首先必须实现土地集中的规模化生产经营。小农经济的农业形态，是发展不成现代化农业的，中国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必须开始“土地兼并”的历史征程。虽然道路漫长，但是就象种庄稼一样，只要开始耕作，并且精心管理，就一定能够获得丰厚的回报。

“地权不均”一定会导致社会不公平?

对中国过去认识传统乡村社会的模式影响最大的有两种理论，即“中国封建社会”理论和“乡村和谐论”。“中国封建社会”理论亦称“租佃关系决定论”，其特点是非常强调租佃关系的作用。它大致有五个环环相扣的命题。第一，认为传统农村最大的问题或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地权集中、使用分散，因此造成耕者无其田，有田者不耕，形成地主和农民的对立--这种意义上的农民特指佃农--以致农村被割裂成两个阵营，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第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据说就是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小农两极分化。这种以“私有-买卖”作为租佃关系成因的解释还引申出两个理论：一是认为既然小农经济会两极分化，租佃制又是中国一切灾难的根源，则土地改革消灭了大地产还不够，紧接着还要消灭小地产，搞集体化，否则又会启动下一轮“两极分化”。二是所谓“地主、商人、高利贷三位一体”之说，如果租佃制是万恶之渊，“私有-买卖”又是租佃之源，这就必然强调“抑商”的必要，同时忽视“限权”的必要--因为抑商正是要靠官家。第三，以“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兼并危机、主佃冲突，最终爆发农民战争”的模式，来阐述中国历史上的历史周期论。以此解释中国历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乱极生治，治极生乱”的现象。第四，以“中国地主制，西方领主制”来解释中、西历史的区别，尤其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当时两个流行说法都与“租佃决定论”有关：一是说中国的租佃制是小生产，而西方的领主制庄园据说是大生产，有利于使他们过渡到资本主义。二是说中国租佃制下土地可买卖，导致“以末治富，用本守之”，工商业积累都用来买地了，因此不能形成资本原始积累。而据说西方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所以工商业赚了钱只能在业内滚动，资本就积累起来了。第五，用这套说法解释近现代中国史，尤其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近代国内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据认为不管是辛亥革命还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都是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后来的国共斗争也是由于共产党解决了土地问题，所以胜利了，国民党没解决这个问题，就失败了。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将国共两党的斗争描写成土地改革派和反土地改革派的斗争。这五个命题环环相扣，形成很完整的一个逻辑体系。

与此相反，早在1949 年以前就一直有对乡村社会的另一种逻辑。其最典型的代表并不是国民党方面的史学家，而是中国文化本位论者，如梁漱溟先生等人，他们和西方汉学的一些传统结合起来，形成对中国传统社会另一极的看法，笔者称之为“乡村和谐论”。与阶级斗争之说相反，这些学者把传统乡村看成一个非常和谐的、温情脉脉的大家庭。其主要论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句话：“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出乡绅”。据说传统的国家官府只管城里人，乡村社会则依靠习惯法、道德、伦理等“非正式制度”非常和谐地在自我调节。而进行这种调节的主要组织资源，就是被描述为传统之根的家庭-宗族组织。据说宗族是自治的，自治靠什么呢?靠伦理，通常是特指传统血缘共同体-宗族关系中的族缘亲情与辈分等级所维系的人际交往准则。而这种伦理的代表、从而也就是小共同体公共利益的代表，被认为是乡绅。如果说“中国封建论”者心目中的阶级斗争之地在“乡村和谐论”者那里是个充满温情的大家庭，那么乡绅在前者那里被描述为欺贫虐佃的大地产主，在后者那里则是以道德立身、为乡亲请命的读书人。这种作为地方精英、乡村自治代表、民间伦理化身的乡绅，越来越成为解释中国传统农村的关键概念。总之，“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出乡绅”，描绘的是一种玫瑰色的传统乡村。

但这种理论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人真正解释过以往称为“农民战争”的社会爆炸现象何以会发生。假如传统乡村的内部关系真的那么和谐融洽，而外部的专制权力又对它并无影响，那么大规模的、惨烈与残酷程度在人类各民族内战史上绝对是首屈一指的灾难在中国历史上一而再、再而

三、几乎是规律性地、大约每隔两百年就发生一次，这究竟是为什么?

更为古怪的是：这两种在理论形式上最为对立(其逻辑上的不相容性远远超过国共两党农民-土地理论的差异)的解说，在现实政治中的关系却似乎不那么对立。不仅当年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主流最终选择了与中共合作，今天这两种说法也同时流行，有时甚至同时出现在同一人、同一部著作中，而似乎并不需要以实证和理论上的争辩来排解二者的逻辑矛盾。然而从学术角度看，上述关于租佃和宗族的理论极有辨证的必要。笔者十年前曾著有《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再认识》一书①，对明清以来关中地区的超低租佃率和自耕农社会进行了分析。该书发表后引起两类反响：一是认为此类特征不仅关中有之，如过去就一直质疑“地主经济”论的美国学者赵冈先生，便在其新著中引述了上述关中数据来为他的中国传统农业非地主经济论作补充证明②。而其他一些地域经济史的研究者也指出当地存在着类似关中那样的特征③。二是认为所谓关中模式只是极特殊的个案，不能说明关中一般，更不能说明中国。如郑磊认为，民国时期关中地区土地分配比较平均、租佃对立不严重是关中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的“异相”，对“传统意义上的封建经济涵义”不构成什么冲击④。此外还有日本学者森田明主张关中在明清之际有所谓土地兼并浪潮，以致导致原有“水利共同体”解体⑤，其说虽在拙著之前，并非针对拙论，但是也有人以此质疑“关中无地主”之说。

其实，笔者在那本拙著中已经指出，所谓“关中模式”的理论意义无非是说，过去许多被认为需要改变的传统弊病(多以约定俗成的贬义词“封建社会”名之，其实只要不拘泥于古义，此词本属无可无不可)本非有赖于租佃制的存在而存在，也未必因租佃制的消失而消失。这并不是说这种传统中不会有租佃制，也不是说租佃制本身没有弊端。只是租佃制并不像以往所说的那么重要，或者用那时的用语，租佃制及其引起的诸问题并非那个时代的“主要矛盾”所在而已。因此，尽管关中的地权分散状态并不像郑磊所说的那样只是民国大饥荒造成的短期偶然现象，明清时期关中也不像森田明所说的那样发生过严重的“土地兼并”。但是，这其实并非问题的关键。笔者当然无意证明关中历史上任何时段都从未有过更高程度的土地集中，更不想证明中国其他地区也和明清以来的关中一般地权分散。清代以至民国的“关中模式”无疑是地权分散的传统自耕农社会的一个特例，“租佃决定论”不能用以解释它。传统中国乡村的其他时段与地域可能比“关中模式”的土地更集中一些，自耕农少一些，租佃率高一些。但因此“租佃决定论”对于它们就能成立吗?笔者对此非常怀疑。

地权不均也未必意味着租佃制发达，即使在存在租佃关系的情况下，租佃关系和我国的传统结构到底是什么关系，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经济史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注意到一个问题，即中国历史上往往是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地方(如华北)，租佃关系也非常不发达。如果那里有一些大地产的话，也大都是用雇工经营的，就是说北方多经营地主，南方多租佃地主，这是很早人们就已经看到的现象。如果地域设定，那么时间变量也似乎有类似的函数关系，如江南，明代还有不少经营地主，到清代基本上就没有了。然而，清代的资本主义也好，市场经济也好，无疑比明代要发达得多。总之从地域讲，江南比华北发达，时间上讲，盛清比明发达，但是租佃制则偏向于在较发达的时空中存在。这与所谓租佃制代表“封建自然经济”，而雇佣制代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说法是完全相反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到底是雇工经营“先进”还是租佃经营“先进”。现在姑且不管什么“先进”与否，也不管租佃还是雇佣，只从社会矛盾的角度看看上述地权分布状况的可能意义。

我们知道，如果抛开政治上的不公平，仅就经济方面讲，导致人们生存状况相差悬殊的直接原因是消费状况的差异，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也，而这又与收入状况的差异直接相关。土地分配的不均只有转化为收入、消费的不均，才会造成社会不公并加剧社会矛盾。由于消费统计比较困难，因此，如今人们讨论社会公平时主要关注的指标是收入分配的不均，吉尼系数也主要是用来计量收入分配不均度的。如今国际上一般都认为，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在0。3以下，属于相当平等的社会;0。3-0。5是比较不平等的社会;0。6以上是很不平等的社会。通常认为我国如今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数已经超过0。4，一些有影响的调查，如经济学家赵人伟课题组、社会学家李强课题组都认为早在1994年我国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45左右。

如果像以“租佃决定论”为基础的“中国封建论”所说的那样，传统中国的不平等主要是租佃关系中的地主与农民的不平等，亦即是地权不均导致地租剥削引起的收入不均与消费不均，甚至如改革前的一种流行说法：地租是封建社会剩余劳动的基本形式，赋税、利息、商业利润等等都是地租的再分配，那么上述中国传统水平的地权分配不均会导致一种怎样的不平等呢?设想一种逻辑上的极端状态：某个超大地主占有社会上的全部土地，其余所有社会成员完全无地并且沦为该地主的纯佃户。这时土地分配的吉尼系数达到1(即逻辑上的极值)。假设这时的地租率为50%(即通常认为是“中国封建社会”常态的“对半分租”)，那么该地主将占有社会总收入的一半，而其他人共分另一半。不难算得此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为0。5，只是地权分配不均度的一半。

如果改租佃为雇佣，也会出现类似情况。一般而言，如果收入分配不均并非因政治强权造成，即如果其原因主要是经济上自由的要素交易与资本孳息(如雇佣、租佃、借贷等)，那么“生息资本”(所谓生产资料)分布的不均度必然显著高于收入分布的不均度，亦即“财富的不平等远远大于收入的不平等”。道理很简单：一个经济上高度分化的社会可能有大量的无产者，但不可能有大量的无收入者。在农村可能有许多无地农民，但不可能有不吃饭的农民。反过来讲，富民可能垄断资本(或土地)，但不可能垄断收入。作为平民他们的“不劳而获”需要通过要素交易(即“土地与劳动的结合”)来实现，这种交易必然带来收入的分散。

因此在富人主要由平民、而不是由权贵组成的英、美等国，20世纪通常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在0。3-0。4之间，然而其资本分配的吉尼系数就要大得多，往往达到0。8以上③。在今天的其他国家，虽然由于民主化程度低，“权力收入”和来自“统治-服从关系”的收入比重相当高，但是如果仅计算受到此种收入影响较小的乡村平民中的收入分配状况，则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情况。例如据分析，1991年在孟加拉国农村，农民来自乡村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数只有0。28，可是该年该国农村地权分配的吉尼系数达到0。65，几乎高出前数一倍。中国其实也不例外，抽样研究显示：1988年，中国农村农地分配的吉尼系数，未调整土地为0。50，调整过的土地为0。47，但当年乡村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只有0。34。1995年中国农村分化加剧，这个数值上升到0。42，但是如果只计来自农业的收入，则吉尼系数只有0。24左右。

根据同样的道理，在传统中国，如果只考虑平民中地主与农民的经济关系，那么显然，无论在租佃制还是雇佣制下，地主都不能获得其土地上的全部收获，而佃农或雇工可以全然无地，却不会全然无收获，只有自耕农占有其土地上的全部收获。换言之，地主占有的收入比例小于其占地比例，佃(雇)农占有的收入比例高于其占地比例，只有自耕农的收入比例与占地比例大致相等。这样，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就会明显小于地权分配的吉尼系数。虽然两者的比值并不固定，但是根据经验，在地租率大致为50%、地权分配吉尼系数为0。3-0。7区间时，因租佃关系引起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数与地权分配吉尼系数的比值约在0。5-0。6左右。

于是在逻辑上不可避免地面临两个推论：

推论1：如果按“租佃决定论”的逻辑，与传统时代0。53左右的土地分配吉尼系数相应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数将只有0。26-0。3上下。如上所述，这在今日社会统计学眼中属于“平等社会”，其平等程度远比今日中国(收入分配吉尼系数超过0。4，甚至可能超过0。5)为高!这样一个桃花源式的“传统社会”怎么会有社会不公?怎么会发生社会危机乃至屡次发生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内战?这将令人难以理解。

推论2：反过来讲，如果这个社会的确存在严重的社会不公，发生过社会危机与社会爆炸，那么这种不公与危机就应当另有原因。这种原因使收入分配的不均可能甚于地权分配的不均，甚至在“均田制”条件下仍会因社会不公引发爆炸性的社会危机。

总之，传统中国土地并不那么集中，租佃制并不那么发达。这种程度的土地不均在逻辑上只能导出两个结论：或者社会矛盾来源于土地不均，那么这种矛盾将无关痛痒，传统社会是个一团和气的桃花源;或者社会矛盾会很尖锐，但矛盾的根源必然另有所在。二者必居其一，在逻辑上不可能同时推翻这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