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回良玉：深刻认识全面取消农业税重大历史意义
回良玉：深刻认识全面取消农业税重大历史意义
回良玉在“纪念废止农业税条例暨全面取消农业税座谈会”上强调深刻认识全面取消农业税重大历史意义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新华网北京2月22日电22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举行的纪念废止农业税条例暨全面
取消农业税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刻认识全面取消农业税的重大历史意义，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继续加强农民负担监督
管理，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努力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回良玉指出，农业税作为国家的重要税种，为我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民作为纳税人，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农业和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以来，针对农民增收难、农民负担重的突出问题，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民增收减负的政策措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起步之际，中央1号文件出台了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的政策，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作出了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这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一大举措，是惠及亿万农民的一大德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回良玉强调，全面取消农业税，并不等于农民负担问题完全解决了，农民负担反弹的隐患依然存在，减轻农民负担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任务仍很繁重。要加快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努力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要建立健全减轻农民负担的长效机制，继续做好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严格执行有关制度和规定，切实把减负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回良玉指出，要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坚持“多予少取放活”，重点在“多予”上下功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国家财政支出、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放，要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努力创新财政支农机制。让公共财政的雨露更多地滋润农业，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更多地照耀农村，让公共财政的支出更多地惠及农民。(完）
第二篇：全面取消农业税利弊分析及对策研究
全面取消农业税利弊分析及对策研
究
全面取消农业税利弊分析及对策研究2007-02-02 21:55:56
关键词取消农业税，必要性，意义，负面效应，对策研究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明年全国全部取消农业税。这标志着中国农民将彻底告别千年“皇粮国税”，“以农养政”时代宣告结束，一个“后农业税时代”正在到来，但正如温家宝总理指出的：取消农业税只是“改革的第一步，巩固改革成果还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走更长的路。”
一、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必要性
．农民是我国低收入群体，取消农业税是公平原则的要求。农业税是专门
面向农民征收的税种，同时具有增值税和所得税的性质。然而，和其它职业劳动所交纳的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相比，农业税存在明显不公平现象。首先是和增值税相比。农业税征收对象为农业收入，农业收入中包含农民的生产投入，农民要缴纳占农业收入。的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如果把农业税的税额改增值税，就要扣除农民的生产投入。目前，我国的农民生产投入要达到收入的左右，折合成增值税，其税率在以上，是其它劳动者所交的增值税税率的倍；其次是和个人所得税相比。个人所得税税法规定，劳动者月收入扣除元的余额作为应纳税所得额。据国家统计局资料表明，××年农民人均收入元，月收入仅多元，远远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却要交的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这显然是不公正的。
．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出发，取消农业税势在必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难点都在农村。我国
农村拥有全国以上的人口，如果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根本谈不上全面小康。以保护农业、发展农业、减轻农民负担、缩小农民与其它劳动者收入差距、缩小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贫富差距角度出发，取消农业税势在必行。我国已在浙江，广东等发达地区宣布取消农业税，但这些地方农民根本不缺钱，取消农业税对他们意义不大。真正要取消农业税的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只有这样才能逐步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差距，才有望实现我国全面小康。
．取消农业税是适应加入后农产品竞争的需要。在世贸组织成员内，各主要农产品生产国，不仅不向农民征税，而且给农民大量补贴，增强其它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而我国人多地少，农民的农业生产平均土地占有量十分有限，在结构转换中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压力本身就较大，征收农税无形中又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成本。如江苏省从××年起农业税税率从统一调整为，计税常年
产量和计税价格不变，农业税附加按调整后农业税税额的计征，税率调低后农业税及附加综合征收率为。如江苏盐城市楼王镇的农业税亩平均负担由××年的元降为元。为平均减负元，大幅减轻了农民负担过重。显而易见，如果完全取消农业税，可直接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竞争力。
二、全面取消农业税意义重大
有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发展农村经济
近年来，由于多种原因，农民收入低且增长缓慢。虽然从表面上看税收绝对数额不高，但对低收入的农民来说，负担并不算小，农民负担不断增加。过重的负担挤占了农民家庭消费，直接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生活。在农业增收难度加大的情况下，减负也是增收，逐步取消农业税就是间接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取消农业税，对农民实施“零负担”政策后也将拆除一些地方政府借农业税“搭车收费”的平台，有利于农民保护自身利
益，也有利于农民负担监督工作有效开展，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有利于缓轻农村社会矛盾
由于农业税的特定征收对象和现行农村的治理特点，只要农业税存在下去，基层政府与农业税的征收行为始终会难解难分的纠结在一起，而且某些基层政府把农业税的征收演化成了竭泽而渔式的恶性“收、养”机制，造成了农村干群关系长期以来的不可调解。农业税的取消无形地剥离了基层政府不规范权力的又一依仗，基层政府的行为将会逐步得到规范，有利于改善农村干群关系，缓轻社会矛盾。
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谐调发展的基础上的。“三农”问题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薄弱环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因此，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而农业税的
全面取消有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和缓和农村社会矛盾等，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加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全面取消农业税的负面效应
减少地方财政收入，制约农村基层政府功能发挥
农业税是地方收地方用，尤其是在农业主产区，农业税仍然是乡镇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基层政府的重要财力保障。因此，取消农业税使得乡镇政府的收入锐减，给贫困和欠发达地区带来了财政困难。而当前县级财政又普遍困难，难以挤出财力安排对乡镇、村转移支付。这样，乡镇一级政府受到财力约束，从而制约了农村基层政权功能的发挥。
农村公益事业难以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都是以农业税作为资金保障的。全面取消农业税造成了乡镇财政收入的严重
减少，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履行社会公共职能，直接影响到农村公益事业的长足发展。如没有乡镇财政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就无法新建和管理维护、农村合作医疗保健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就难以实施等。
农业新品种和技术服务推广更加困难
我国农村的新品种和技术服务推广一直以来都是举步维艰。一方面是由于新品种和技术推广一般都有很高的技术含量，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而我国农民收入较低，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投资；另一方面，我国农民自古以来都是思想保守，不愿接受新事物，唯恐一旦尝试失败会造成经济损失。通常地方政府都是通过地方财政直接补贴或建立赔偿制度来缓解这些问题，而如今全面取消农业税，地方财政收入锐减，农业新品种和技术服务推广将更加困难。
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培训面临困境
农业税是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资金来源，农民是义务教育的主要投入者。取消农业税后，农村义务教育虽然由县、乡财政拨付，但县、乡财政缺口较大，拖欠教师工资的事时常发生，而县、乡拨付费用也难以及时到位。另外，许多县、乡为适应农村结构调整，引导农民致富，多次为农民举办各类职业技术培训班，向农民传授种植、养殖、栽培等多种生产技术，深受农民欢迎。现在资金来源中断，使得各类培训班无法继续开展下去，农民生产技能无法进一步提高，不利于农业长期高效发展。
四、对策研究
全面取消农业税意义重大，但取消农业税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也不能忽视。因此，在取消农业税的同时，我们要加快乡镇机构、农村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等以上层建筑为主的综合配套改革。
转变基层政府职能，适应改革需要
目前乡镇政府职能仍然以经济管
理为主体，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相对较少。免征农业税后，县乡两级政府空闲出大量精力，正好可以腾出手来着力促进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基层政府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把财力物力等公共资源更多地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把领导精力更多地放在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上，切实履行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加快县乡财政体制改革
建立社会公共财政体制，大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县、乡镇财政收入新增部分要提高对农村投入的比重，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的财政投入，向农村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断改革和完善县乡财政体制，科学界定县与乡镇政府之间的支出责任范围和收入来源，使财权财力承担的职能相当，以财权划定事权，从制度上规范县乡财力分配。在财政体制调整时，要充分考虑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财力需求，在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时向农民
倾斜，真正将农村纳入公共财政框架之内，同时加大对困难乡镇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保障基层政权机构正常运转。
创新农村基础设施的筹资和管理机制
缺少了地方财政的支持，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只能通过多元化筹资渠道解决：一是充分利用国家各项支农政策，积极向上争取部分资金；二是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在广泛征求群众意愿基础上按照“谁出钱，谁受益”的原则和方式，鼓励农民、个体或企业以独资或股分制度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县、乡镇地方政府通过减压其它支出，挤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四是通过申请补贴或申请银行贷款的方式筹集部分资金。对于基础设施的管理可以引入竞争机制，推行市场化管理，具体做法为：对已建成的农村基础设施的产权进行卖断，所变卖资金由村委会集中起来就地专门用于农村公益基础设施建设，使其滚动发展；对容易管护或维修 的基础设施有偿承包，由承包人定期对管护的基础设施进行维修，村委会按照目标责任管理合同书规定支付其劳动报酬。
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的经费保障机制
进行农村义务教育是政府的公共职能之一，理应由政府出资解决。在新一轮改革中，要进一步落实“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切实把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以主要由农民承担转到主要由政府承担，把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以乡镇为主转到以县为主，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的经费保障机制。
开征农民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
不征农业税是当今各国的普遍做法，但是取消农业税并不意味着免除农民纳税义务。而是在贯彻税收公平原则的前提下，比照城镇居民开征个人所得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这一税种的潜力会越来越大，它
将成为地方政府财力增长、合理布局和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保证。
第三篇：全面取消农业税利弊分析及对策研究
全面取消农业税利弊分析及对策研究
李然，白茹（来稿）
摘要:我国长期实行的传统农业税制度对农村社会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目前，中国已经整体上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取消农业税势在必行，它不仅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缓和农村社会矛盾，还有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但取消农业税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财政收入锐减、农村公益事业难以发展、农村义务教育面临困境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政府在取消农业税的后应加快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关键词:取消农业税，必要性，意义，负面效应，对策研究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明年全国全部取消农业税。这标志着中国农民将彻底告别千年“皇粮国税”，“以农养政”时代宣告结束，一个“后农业税时代”正在到来，但正如温家宝总理指出的：取消农业税只是“改革的第一步，巩固改革成果还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走更长的路。”
一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必要性
1．农民是我国低收入群体，取消农业税是公平原则的要求。农业税是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税种，同时具有增值税和所得税的性质。然而，和其它职业劳动所交纳的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相比，农业税存在明显不公平现象。首先是和增值税相比。农业税征收对象为农业收入，农业收入中包含农民的生产投入，农民要缴纳占农业收入8。4%的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如果把农业税的税额改增值税，就要扣除农民的生产投入。目前，我国的农民生产投入要达到收入的80%左右，折合成增值税，其税率在40%以上，是其它劳动者所交17%的增值税税率的2.5倍；其次是和个人所得税相比。个人所得税税法规定，劳动者月收入扣除800元的余额作为应纳税所得额。据国家统计局资料表明，2003年农民人均收入2622元，月收入仅200多元，远远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却要交8.4%的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这显然是不公正的。
2．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出发，取消农业税势在必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难点都在农村。我国农村拥有全国2/3以上的人口，如果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根本谈不上全面小康。以保护农业、发展农业、减轻农民负担、缩小农民与其它劳动者收入差距、缩小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贫富差距角度出发，取消农业税势在必行。我国已在浙江，广东等发达地区宣布取消农业税，但这些地方农民根本不缺钱，取消农业税对他们意义不大。真正要取消农业税的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只有这样才能逐步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差距，才有望实现我国全面小康。
3．取消农业税是适应加入WTO后农产品竞争的需要。在世贸组织成员内，各主要农产品生产国，不仅不向农民征税，而且给农民大量补贴，增强其它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而我国人多地少，农民的农业生产平均土地占有量十分有限，在结构转换中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压力本身就较大，征收农税无形中又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成本。如江苏省从2004年起农业税税率从7%统一调整为4%，计税常年产量和计税价格不变，农业税附加按调整后农业税税额的20%计征，税率调低后农业税及附加综合征收率为4.8%。如江苏盐城市楼王镇的农业税亩平均负担由2003年的75.768元降为43.296元。为平均
减负32.472元，大幅减轻了农民负担过重。显而易见，如果完全取消农业税，可直接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竞争力。
二全面取消农业税意义重大
2.1有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发展农村经济
近年来，由于多种原因，农民收入低且增长缓慢。虽然从表面上看税收绝对数额不高，但对低收入的农民来说，负担并不算小，农民负担不断增加。过重的负担挤占了农民家庭消费，直接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生活。在农业增收难度加大的情况下，减负也是增收，逐步取消农业税就是间接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取消农业税，对农民实施“零负担”政策后也将拆除一些地方政府借农业税“搭车收费”的平台，有利于农民保护自身利益，也有利于农民负担监督工作有效开展，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2.2有利于缓轻农村社会矛盾
由于农业税的特定征收对象和现行农村的治理特点，只要农业税存在下去，基层政府与农业税的征收行为始终会难解难分的纠结在一起，而且某些基层政府把农业税的征收演化成了竭泽而渔式的恶性“收、养”机制，造成了农村干群关系长期以来的不可调解。农业税的取消无形地剥离了基层政府不规范权力的又一依仗，基层政府的行为将会逐步得到规范，有利于改善农村干群关系，缓轻社会矛盾。
2.3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谐调发展的基础上的。“三农”问题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薄弱环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因此，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而农业税的全面取消有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和缓和农村社会矛盾等，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加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全面取消农业税的负面效应
3.1减少地方财政收入，制约农村基层政府功能发挥
农业税是地方收地方用，尤其是在农业主产区，农业税仍然是乡镇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基层政府的重要财力保障。因此，取消农业税使得乡镇政府的收入锐减，给贫困和欠发达地区带来了财政困难。而当前县级财政又普遍困难，难以挤出财力安排对乡镇、村转移支付。这样，乡镇一级政府受到财力约束，从而制约了农村基层政权功能的发挥。
3.2农村公益事业难以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都是以农业税作为资金保障的。全面取消农业税造成了乡镇财政收入的严重减少，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履行社会公共职能，直接影响到农村
公益事业的长足发展。如没有乡镇财政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就无法新建和管理维护、农村合作医疗保健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就难以实施等。
3.3农业新品种和技术服务推广更加困难
我国农村的新品种和技术服务推广一直以来都是举步维艰。一方面是由于新品种和技术推广一般都有很高的技术含量，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而我国农民收入较低，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投资；另一方面，我国农民自古以来都是思想保守，不愿接受新事物，唯恐一旦尝试失败会造成经济损失。通常地方政府都是通过地方财政直接补贴或建立赔偿制度来缓解这些问题，而如今全面取消农业税，地方财政收入锐减，农业新品种和技术服务推广将更加困难。
3.4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培训面临困境
农业税是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资金来源，农民是义务教育的主要投入者。取消农业税后，农村义务教育虽然由县、乡财政拨付，但县、乡财政缺口较大，拖欠教师工资的事时常发生，而县、乡拨付费用也难以及时到位。另外，许多县、乡为适应农村结构调整，引导农民致富，多次为农民举办各类职业技术培训班，向农民传授种植、养殖、栽培等多种生产技术，深受农民欢迎。现在资金来源中断，使得各类培训班无法继续开展下去，农民生产技能无法进一步提高，不利于农业长期高效发展。
四对策研究
全面取消农业税意义重大，但取消农业税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也不能忽视。因此，在取消农业税的同时，我们要加快乡镇机构、农村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等以上层建筑为主的综合配套改革。
4.1转变基层政府职能，适应改革需要
目前乡镇政府职能仍然以经济管理为主体，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相对较少。免征农业税后，县乡两级政府空闲出大量精力，正好可以腾出手来着力促进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基层政府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把财力物力等公共资源更多地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把领导精力更多地放在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上，切实履行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4.2加快县乡财政体制改革
建立社会公共财政体制，大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县、乡镇财政收入新增部分要提高对农村投入的比重，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的财政投入，向农村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断改革和完善县乡财政体制，科学界定县与乡镇政府之间的支出责任范围和收入来源，使财权财力承担的职能相当，以财权划定事权，从制度上规范县乡财力分配。在财政体制调整时，要充分考虑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财力需求，在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时向农民倾斜，真正将农村纳入公共财政框架之内，同时加大对困难乡镇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保障基层政权机构正常运转。
4.3创新农村基础设施的筹资和管理机制
缺少了地方财政的支持，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只能通过多元化筹资渠道解决：一是充分利用国家各项支农政策，积极向上争取部分资金；二是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在广泛征求群众意愿基础上按照“谁出钱，谁受益”的原则和方式，鼓励农民、个体或企业以独资或股分制度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县、乡镇地方政府通过减压其它支出，挤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四是通过申请补贴或申请银行贷款的方式筹集部分资金。对于基础设施的管理可以引入竞争机制，推行市场化管理，具体做法为：对已建成的农村基础设施的产权进行卖断，所变卖资金由村委会集中起来就地专门用于农村公益基础设施建设，使其滚动发展；对容易管护或维修的基础设施有偿承包，由承包人定期对管护的基础设施进行维修，村委会按照目标责任管理合同书规定支付其劳动报酬。
4.4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的经费保障机制
进行农村义务教育是政府的公共职能之一，理应由政府出资解决。在新一轮改革中，要进一步落实“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切实把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以主要由农民承担转到主要由政府承担，把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以乡镇为主转到以县为主，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的经费保障机制。
4.5开征农民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
不征农业税是当今各国的普遍做法，但是取消农业税并不意味着免除农民纳税义务。而是在贯彻税收公平原则的前提下，比照城镇居民开征个人所得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这一税种的潜力会越来越大，它将成为地方政府财力增长、合理布局和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保证。
第四篇：深刻认识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深刻认识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习近平同志在江苏调研时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造性发展。我们要深刻认识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以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深入学习贯彻。
“四个全面”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战略保证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是团结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精神旗帜。协调推进“四个全面”，能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和伟大梦想提供强有力的战略保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坚实基础。中国梦涵盖“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阶段性和过程性的有机统一。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将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苦干实现梦想，奋斗成就伟业。从现在起到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迫切需要我们立足基本国情、社会主要矛盾、国际地位“三个没有变”的实际，按照全面小康的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脚踏实地、苦干实干，为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石、铺平道路。
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动力源泉。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招。每一次重大改革都给党和国家注入新的活力、给事业前进增添强大动力，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是在不断深化改革中向前推进的。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进。全面深化改革是顺应当今世界发展大势的必然选择，也是适应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新期待的必然选择，更是抓机遇、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必然选择。坚决打好全面深化改革这场攻坚战，必将使我们越来越接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强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改革开放的各种措施办法都必须在我国宪法和法律制度的框架内运行。当前，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都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全面从严治党凸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关键所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6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多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政党来说，党的形象和威信、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才能经受住“四大考验”、战胜“四大风险”，才能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四个全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新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肩负起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创新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提出了“四个全面”的重要思想，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新的内涵。
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习近平同志指出，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将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强化监管，综合施策，努力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我们的发展、我们的改革、我们的法治都是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些重要论述，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发展，更加突出了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的迫切性，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和理解得到进一步深化。
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认识。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统一起来，形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体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阶段性和连续性的有机统一，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发展目标的认识。实现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强调既要提高经济实力，又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些观点和判断是对“三个有利于”标准和“三步走”战略目标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认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系统部署，突出了社会主义法治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基础地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和支撑。党中央以法治建设为切入点，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抓手，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远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深化了对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习近平同志结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功经验，作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科学论断。这一重要论断是对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的最新概括，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又迈进了一步。正是从这一高度出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全党的精神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根本组织保障。
第五篇：深刻认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
深刻认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
一、从战略布局高度领会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
（一）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逐步了形成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2014年10月，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要求，并在其他多个场合对如何全面从严治党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
全面从严治党，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同时又与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紧密联系在一起，是这个总的战略布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学习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首先要把它放到十八大以来总书记提出的战略布局中来认识和把握。
那么这个战略布局是什么？十八大以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战略布局已经逐步提出并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用总书记的话来概括，就是“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这“四个全面”每一个都有一个逐步提出、日益明晰的过程。其中的全面从严治党，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一再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1994年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02年十六大和2007年十七大都提出了党的建设的基本格局（也有叫战略格局）。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2012年十八大要求，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并再次强调要从严治党。2014年10月，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进一步提出了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要求，并对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进行了部署，现在又直接使用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表述。
在逐个强调每一个全面的基础上，2014年以来总书记从治国理政大思路的高度进一步对“四个全面”进行重要整合，明确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概念，使“四个全面”成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从现在公布的材料来看，在起草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过程中，中央对于文件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要体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三个全面”的逻辑联系。所以，后来总书记在好几个场合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包括在听取民主党派意见的时候，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对《决定》做说明的时候，还有11月份到福建考察调研的时候，都列举了这样“三个全面”。
进一步到12月份在江苏考察调研的时候，总书记在“三个全面”后面又增加了一个“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这是在公开的报道中，总书记第一次把“四个全面”并提，由此“三个全面”就进一步上升成了“四个全面”。
这“四个全面”意味着什么，怎么来定位？ 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开班式上，总书记做了一个迄今最为明确的说明和界定。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总书记明确肯定“四个全面”就是战略布局，而且是第一次亲自用“战略布局”这个词来概括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可见这“四个全面”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二）“四个全面”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四个全面”的提出进一步展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治国理政需要大视野、大思路、大战略。尤其在某些重要的历史节点上，有没有一个科学的治国理政的大思路，至关紧要。思路错了，就会把国家领错方向；思路有毛病，也会产生很多消极影响。而思路正确，就能够把国家引向兴旺发达的未来。比如，当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的就是这样的作用。1992年春，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也是在关键时刻把国家领向正确方向的关键抉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遇到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十字路口，各种思潮纷纭复杂，归结起来实际上就是一个根本问题——中国向何处去？从十八大到现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总书记已经发表了大量重要讲话，这些讲话大多具有开局的性质，实际是从不同角度回答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执政、如何治国、如何引领国家走向未来的问题。
这些讲话逐步展示了总书记对于治国理政的谋划、思路、理念和蓝图。这些讲话具有总书记个人独特的风格和特征，逐步展示和规定了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路径，已经使党和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的基础上，总书记进一步提炼出“四个全面”，并且亲自将其定位为“战略布局”，这充分说明“四个全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由于“四个全面”涵盖的内容比较广泛，而四个方面的主题也非常集中和鲜明。作为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至十八大以来最新确定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更加清晰和集中地展现出了总书记对于治国理政的谋划、思路、理念和蓝图，也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提供了顶层设计和战略导引，对于指导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各级领导干部都在不同的岗位和层面上参与治国理政。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必须服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因此对于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并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四个全面”刚刚提炼形成一个整体，所以还需要进一步由我们党中央通过各种方式逐步加以探索，也需要我们深入加以研究。比如说“四个全面”与中国梦是什么关系？是将“四个全面”归入到中国梦里面，还是将中国梦归结到“四个全面”里面。还有“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与“五位一体”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什么关系？两者是从属关系，还是并列关系；是互补关系，还是取代关系，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一步加以思考和研究。从政治纪律和组织程序上来说，这由党中央和总书记自己决定。从根本上来说，还要由实践的成效来检验，由历史的发展来决定。
（三）充分认识全面从严治党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具体包含哪些内容，相互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整体上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对此，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开班式上亲自做了说明。他指出：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
总书记的这个说明，清楚地界定了每个“全面”的地位、作用，也从总体上界定了“四个全面”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说，这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总目标。它包括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着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等一系列要求。主要指标是，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即两个数字都要翻一番。在此基础上，还要在建党一百周年时建成现代化国家。过去还有一个“基本”，叫“基本实现”。现在“基本”两个字已经去掉了，就是实现，这样要求就更高了。进一步，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三个连贯递进的目标，构成了非常豪迈的中国梦。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向这样的目标前进。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十分艰巨，需要我们做出更大的努力。
从全面深化改革来说，十八大规定的到2020年的目标，同时包含发展目标和改革目标两个方面，报告的小标题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从逻辑关系上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总书记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不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很难实现。
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来说，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内容，是顺利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从全面从严治党来说，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首先，党的地位和挑战决定了必须全面从严治党。总书记从历史的全局的世界的角度指出，我们党长期执政，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直接关系党的命运。在当前情况之下，又面临着一系列重要的考验。因此，我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其他“三个全面”都离不开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全面从严治党。因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也在党。
全面深化改革离不开全面从严治党。因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如何推进这样改革，需要缜密的思维和科学的领导。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写了一本书叫《社会主义改革史》，当时我提炼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三大规律。第一个规律是自觉有序性规律。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之所以发展起来，首先是政党认识到需要改革，这是自觉；然后是有序推进，如果无序了，就可能出乱子，会造成麻烦。第二个规律是整体性协同规律。各个方面的改革必须当成一个整体，相互之间协同逐步向前推进，如果搞乱了也不行。还有一个规律，叫周期性发展规律。这个就更复杂了，更麻烦了。从这些规律以及我们的经验来看，推进改革，就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同时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领导改革的科学化水平。
全面依法治国当然也必须由党来领导。这个方面，总书记已经多次阐述相互之间的关系。从实际的工作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比如说法院要独立行使审判权，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有一些案件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金融诈骗案，还有非法集资案，像这类案件的处理，不是法院做出一个判决就万事大吉了，背后要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利益关系，所以需要我们党切实做好背后的深层次的各方面的工作，所以在这个方面确实也离不开党。
第三，全面从严治党也离不开其他“三个全面”。全面从严治党渗透到其他“三个全面”当中，党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只有正确地运用这种权力，才能实施正确的领导。那么党的机体是否健康，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是否适应形势和任务的需要，都关系着能不能正确地实施对其他“三个全面”的领导。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我们提高领导水平。党领导改革，党的自身建设也必须改革，并且提高党对改革开放的科学化水平。党领导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由此可见，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全面从严治党占有重要的地位，与其他“三个全面”的战略举措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必须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互相渗透，共同推进。
所以，在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治党治国大思路的高度，全面领会把握“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把全面从严治党放到“四个全面”的布局中来把握，正确处理全面从严治党与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坚持与其他“三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二、认识和适应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特点
2014年12月19日，刘云山同志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指出，统筹伟大事业伟大工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着眼于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考量，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鲜明特点。
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对如何从严治党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党中央就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做出一系列部署，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这种部署和举措的基本内容仍然是多年来一直强调和坚持的五个方面的建设，但明显的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这些新的特点是什么？我觉得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概括，但是最为集中的恐怕就在“全面、从严、治党”这六个字三个词上。
（一）全面
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依然是全面推进，但这个“全面”有明显的重点，也有明显的特点，表现在哪里？
第一，以教育活动为抓手，全面落实治党部署。从2013年6月开始，全党自上而下分两批开展了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教育活动取得了显着的成效，解决了很多问题。教育活动本身是专项活动，但活动的内容其实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中央出台了改进作风的一系列规定和措施，同时又在思想、政治、组织、干部等方面有了新的推进，实际上起了带动作用。教育实践活动本身是短暂，但活动的成果要能够转化为常态化的东西加以巩固。所以，中央一再要求坚持力度不减，措施不松，不达目的不罢休，不改到位不收兵。在专项整治方面，中央确定了21项任务，要求盯住不放、一抓到底，还要求进行一次回头看，杀一个回马枪。实际上，2014年年终的民主生活会就已经是一个回马枪了。
第二，以作风建设为引领，全面带动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净化。十八大以后，中央制定“八项规定”作为突破口狠抓作风建设，制定了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很多制度规定。总书记强调，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作风问题是腐败的温床，要结合实际，找准“四风”的具体表现，突出重点，加紧整改，尽快取得成效。所以，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后，全国共查处违规问题六万多起，处理干部八万多人。作风建设抓得紧、抓得严，也抓得细、抓得快。所以，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强调了作风方面的一系列问题，要求包括控制三公经费，整治跑官要官，解决吃拿卡要，接受会员卡、商业预付卡，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各种节庆、论坛、招商会、国际会议，滥建楼堂馆所，领导干部办公用房、住房、配车、秘书配备、公务接待、警卫、福利、休假生活待遇问题，不赠送、不接受礼品的规定等等。非常细致，也非常广泛。
狠抓作风建设，我们感觉到不仅是党风政风发生很大变化，也带动了社会风气的巨大变化，甚至已经逐步深入到社会习俗的方方面面，使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生产方式。我到福建去，考察了沿海，渔民当时就反映说他现在整个作业都改变了，因为有些鲍鱼、海参没法卖，所以生产作业的方向就要调整，发生很大变化。其他的物流、某些消费品的生产都已经发生了变化。至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当然也一定发生变化。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化。
第三，以惩治腐败为重点，全面展示从严治党的决心。2012年一上任，总书记就表露决心。“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并且他进一步表示，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绝不能手软。措辞严厉，振聋发聩。在不久后的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总书记强调，“我们所说的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
所以，十八大以后查处腐败案件的力度和广度都空前未有。仅副部级和军级以上干部，就查处了76名。我算了一下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大概是有10名，在全党全国形成了强大的震慑。从被查处的这些干部自己所写的悔过书来看，贪污问题之严重确实难以想象。中央巡视组反馈情况时用到的词汇有：损公肥私，索贿受贿，贪污腐化，跑官卖官、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利益交易，利益输送，红顶中介，一家两制，山头主义，能人腐败，小官巨贪，吃里扒外等词汇。总书记甚至使用了骇人听闻、党将不党、国将不国的重词。查处这些案件，清楚表明了中央从严治党的决心。
（二）从严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十六大就提出的要求。在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严”字上做了更多的文章。无论党内党外都能感受到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严”字。
一是要求从严。总书记指出，“这些年来，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四风’问题越积越多，党内和社会上潜规则越来越盛行，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受到污染，根子就在从严治党没有做到位。有些地方和单位看起来党在管党治党，但没有管到位上，没有严到份上。”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结大会上，总书记又强调，世间事，做于细，成于严。从严是党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保障，作风建设如此，党的建设如此，党和国家一切工作都如此。因此，必须坚持言必信、行必果，认认真真管，实实在在严。严字当头，从严从实。要把紧箍咒自觉勒紧。
总书记还直接列举了党的一些不良现象，特别指出了“七个有之”，所以，在年底的民主生活会上，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求对着“七个有之”进行对照检查。在填写2014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时还要填一个承诺书，保证自己所写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二是措施从严。严，不仅体现在要求上，更体现在一系列严格的措施上。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必须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落实到位。因此，以最严格的标准、最严厉的举措治理作风问题。坚持严的标准、采取严的举措，重要节点一环紧扣一环抓。坚持问题导向,从细处入手,向实处着力,一环紧着一环拧,一锤接着一锤敲。对整改项目,实行台账管理,完成一个销号一个。层层压紧，上下互动。让群众参与，让群众监督，诚恳请群众评判。加强舆论监督，注重对比宣传，既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又发挥反面典型警示震慑作用。特别是激励措施，越来越严格，那么现在已经在这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
为了从严治党，2015年还要制定从严管理党员的办法，还要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等。
三是查处从严。十八大以来，中央按照从严治党的要求，“打老虎”、“拍苍蝇”。从中央到地方的纪检部门，查处了大量违纪案件和犯罪案件，查处的数量空前未有，查处的力度空前未有。总书记要求，一定要严格执纪，铁面问责，将制度的笼子扎紧，架起制度的高压线，划出纪律的红线。严要求、动真格，真实抓、抓真实。
在新的一年里，查处严，仍将继续。中央要求，将继续保持严惩腐败的高压态势，重点查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重点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中插手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侵吞国有资产，买官卖官、以权谋私、腐化堕落、失职渎职案件；加大对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查处力度，特别是小官巨贪案件的查处力度；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2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强调，做到利剑高悬、震慑常在,用最坚决的态度减少腐败存量,用最果断的措施遏制腐败增量。
（三）治党
这个里面不仅建党，而且治病，所以叫治党。
党的建设历来重在建制上，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并在日益扩大。所以，总书记多次揭露这样一些病症，要求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把党的建设要求突出集中在“治病”上，一再要求全党警醒起来，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真有可能发生霸王别姬的事情。因此，总书记提出要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以此表示从严治党的勇气，而且还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要抓住要害、集中发力、持续用劲，等等。
第一，建党与治病应该说是辩证的统一。建党是常态化的任务，治病是随时随地都可能遇到的事。只要有病就要治疗，党员干部有病要治疗；党本身在某一方面、某一机体生了病，也要治疗，不管什么时候得了什么病，一定要下决心治疗好。要治病更要防病，防病治病的根本措施还是要落在建制上，从各方面把党建设好，得病的概率就将大大减少了，有病也能痊愈得更快了。所以，常态化的党的建设，要把建党和治病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落实治党责任。总书记部署从严治党任务，第一个就是要落实从严治党责任。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一贯要求，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更加强调治党责任的问题。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经过这些年努力，各级建立了党建工作责任制，党委抓、书记抓、各有关部门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基本形成。但是，总书记也提到，“是不是各级党委、各部门党委（党组）都做到了聚精会神抓党建？是不是各级党委书记、各部门党委（党组）书记都成为了从严治党的书记？是不是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成员都履行了分管领域从严治党责任？”所以，他认为“一些地方和部门还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所以，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也要加强对各级党委从严治党责任的考核。到2014年底已有十几个省区市开展了市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的述职评议。
第三，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反腐治病既要治标，更要治本。多年来，我们党逐步确立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提出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任务。那么这方面的关系，在未来的工作当中也需要进一步处理好。2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深刻认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担负起管党治党的责任。从严治党，关键在治、要害在严。所以，全面从严治党不仅是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的重要特点，而且正在出现把这些特点固化为一种新常态的趋势。“四个全面”已经成为战略布局，战略布局当然不会是临时的，必然是一种新常态，所以全面从严治党必然也是一种新常态。经济建设正在出现一种新常态，党的建设看来也在形成一种新常态，我们要敏锐关注这些新常态，主动适应这种新常态，科学完善这种新常态，积极推动这种新常态，使全面从严治党作为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一个重要部分，不断取得常态化的新成绩。
三、切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部署
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总书记对如何从严治党做出了专门部署，一共强调了八个方面：一是落实从严治党责任，二是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三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四是坚持从严管理干部，五是持续深入改进作风，六是严明党的纪律，七是发挥人民监督作用，八是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
在去年的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刘云山同志就落实从严治党要求布置了任务，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个主线，坚持思想教育从严、干部管理从严、作风要求从严、组织建设从严、制度执行从严，统筹推进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各项任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这些部署和要求，有的是我们长期坚持，有的是最新提出的，有的是老课题，有的是新要求，有的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的还需要逐步进行探索，因此一定要认真学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为指导，认真总结党的建设的长期经验，深入研究时代发展提出的课题，坚定地同时也是科学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系列的部署和举措，不断提高全面从严治党科学化水平。
那么我觉得在这些部署当中，有几个需要认真把握和深入研究。
（一）切实推进思想建党，把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
总书记强调党的建设要坚持从思想根子抓起,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
思想建党，应该说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特点和优良传统。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如何在农村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就成为党的建设的一个新课题。所以，1929年12月毛泽东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的时候，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的方针。古田会议的内容很多，一共有八个决议，《毛选》当中选的只是其中的一段，如果全面看一下那个《决议》，很有意思。比如说，《决议》里面明确要求，从党内教育做起，从思想上建党，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了“新分子入党的条件”。最早，我们党章党纲对入党的条件就是承认党的纲领，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参加活动，就可以入党。但是具体的条件是什么？古田会议提出来，头一个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第二，忠实；第三，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第四，没有发洋财的观念；第五，不吃鸦片、不赌博。后面两个很具体，现在我们当然不会作为一个明确的党员的标准，但是实际生活当中，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也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了，还是有这种现象，所以很有意思，很有针对性。《古田会议决议》还对如何开展党员教育、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并且具体规定了党内教育的方法，比如说，党报、简报、编制各种小册子、个别谈话、批评、小组会议、支部会、党员大会、政治讨论会，参加实际工作等，决议里面列举了十八种。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写了很长一段，也是毛泽东同志自己写的，就是如何解决党员对开会不感兴趣的问题。他分析了为什么不感兴趣。首先，这个内容是不是大家关心的问题；还有这个事件是不是征求了大家意见；还有开会的时候是不是让大家能够深入展开讨论；开会讨论的东西如果最后不落实，大家也觉得没意思。针对这些问题，当时在《决议》里面提出如何改进，一条一条对照，让党员开会有兴趣，所以看看这些东西很有意思。
到了延安之后，我们党的思想建设采取的措施就更多了，包括办党校、党报、出版党的教育课本有关材料，等等。像学校，延安时期，我们党举办了各种学校和培训班，比如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当然还有中央党校。抗大在抗战时期就培养出十万多干部，陕北公学在四年当中一共培养出了一万多名学员。至于延安整风那更是全党干部受到了一次普遍的生动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在此基础上，我们党总结概括形成了“三大作风”。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仍然坚持思想建党的原则，采取一系列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措施，取得了成绩，当然也有一些教训。
回顾和总结思想建党的历程，可以看出，思想建党对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总书记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了。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
思想建党包含多方面的内容，需要我们全面把握。包括全党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坚持科学的思想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要求对全体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和理论培训，提高其政治素质和党性觉悟。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加强学习和思想改造，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推进思想建党，就要统筹做好这些事情。
刘云山同志特别强调，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最现实、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不断深化对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教育。去年（2014年）在中央党校已经举办了七期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研讨班，省以下也举办了一系列学习贯彻的研讨班。今年的学习贯彻还将继续推进，刘云山同志也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
按照思想建党的要求，新的一年里，要继续深入学习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学习总书记讲话精神。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党史、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改革开放史的学习教育。要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推动领导干部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建党必须一以贯之的坚持，同时也要辩证地处理好一系列关系。
首先，要处理好思想建党与思想是非的关系。党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思想理论，不能用错误的东西来教育人，也不能用错误的方法来对待人。
二是要处理好看待思想建党与党内民主的关系。在加强思想建党的同时，也要发扬民主，容许提出讨论意见。
三是思想建党要与制度建党相结合。思想理论和思想觉悟都非常重要，但是无数的经验教训也证明，要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要切实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根本上还是要靠法治，要靠制度。
（二）切实推进制度建设，用科学完善的制度管事管人。
重视制度建设，是我们党在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以后，取得的深刻认识，也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经验。小平同志说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 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 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甚至会走向反面”。
那么，现在我们的制度已经很多了，但是是不是已经完善了呢，恐怕还不能说非常完善，或者可以说正在走向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为什么那么多的干部出问题，并且窝案一个接着一个，有的地方政治生态已经变质，甚至将好人变成了坏人。像广东茂名、湖南衡阳、山西这类大面积的腐败现象，个人有责任，同时还得在制度上找原因。事实证明，作风状况腐败程度都与人的素质有关，同时也与制度体制是否完善有着紧密的联系。
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就必须继续在改善制度和体制上下工夫，并且提高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坚持靠制度来治国理政，靠制度来管党治党，靠制度来堵住漏洞，靠制度来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2013年中央专门印发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4年9月又印发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确定了4个方面26项具体任务。中央要求要确保绝大部分举措在2017年前基本完成，确保到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制度建设，既有党内制度，也有其他制度，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说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调整资源和利益分配关系，减少政府和领导干部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要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提高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减少烦琐的程序和手续；健全干部考核评价任用提拔监督的各种制度，防止干部考察中的失真失查现象，加大对权力的监督力度，制定严格的规范，加大查处的力度，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
制度不是稻草人，必须管用。所以，总书记要求，要搞好配套衔接，做到彼此呼应，增强整体功能。要增强制度执行力，制度执行到人到事，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制定制度要广泛听取党员、干部意见，从而增加对制度的认同。要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
刘云山同志还说，今后每年都要重点对一批党内法规制度特别是新出台制度的执行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力争几年内使制度执行不力的问题取得突破。
（三）切实推进法治建设，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制度建设的根本问题是要规范权力的行使，加大对权力的监督。
总书记说，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要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所以，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更加严格地对权力进行规范约束和监督。
当年有个美国记者问毛泽东：“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毛泽东回答说：“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地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所以，新中国成立时制定的《共同纲领》和后来制定的《宪法》都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掌权执政,本质上是受人民的委托管理国家和社会。但在现有的干部制度下，领导者的权力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由一级级组织考察、任命和授予。于是，有些人便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权力不是来自人民，而是来自某某上级，在权力的认识和使用上便产生了问题。从历年查处的案件看，很多干部往往不懂得权力授受这些起码的道理，对权力的认识严重扭曲。
权力会使人腐败。这是大家都已经很清楚的，但是权力首先会使人心扭曲，这其实也是最基础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权力如何使人心扭曲的现象和事例，这也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所以，对领导干部必须加强权力观的教育，使每一个干部都正确认识权力是从何而来，掌握在谁的手里；正确认识权力是为谁所用，用来干什么的；正确认识权力是受到监督的；正确认识权力不是永恒，是随时会被收走的。权力可以使用，切不可崇拜；权力只能当做为人民办事的工具，切不可当做个人追求的目标。
除了教育，更重要的是推进法治建设，加强对权力的规范制约和监督。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以及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和180多项重大改革举措。
四中全会还把“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明确地包含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内。强调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这是全会的一个重要的新思想。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和要求，必须以改革精神推进党的制度建设，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建制度、明法度、严约束，切实将制度治党贯穿于党建工作全过程，不断提高管党治党水平。
习近平强调，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那么，这个里面当然也有很多理论问题或者实际问题需要研究。比如说，权与法的关系一直是社会议论的话题。
推进法治建设就要辩证认识权与法的关系。有的人简单地问权大还是法大。我觉得要具体分析，要分层次来看。从国家的最高层面来说，权与法是统一的，没有权就没有法，权是法的后盾，法是权的体现，权要通过法来行使，法要体现权的威力。在制定宪法和法律过程中，权甚至于比法还大一点。但是一旦宪法和法律确立，就成为权的法律渊源和依据，为了保证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权就要转而在宪法和法律的规范下运行，权也就比法小了。对于具体的每一级党组织和国家政权机关来说，所掌握的权力都有一定的范围和限度，他们在执行法律和处理公务时都要有被授予的一定权力做后盾，但是这种权力绝不能超越于体现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法律之上，超过就会越权违法。对领导干部个人来说，无论职位大小都是受人民和国家委托来行使权力的，更不能超越于法律之上，否则就是滥用职权。人们之所以提出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主要在于不少干部无视法律和滥用职权。所以，对具体的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来说，必须明确法当然比权更大。权要依法行使，而不能以权侵法，以权违法。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就是在司法领域对权力的一种约束和限制。
（四）切实推进纪律建设，严格遵守党规党纪。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就加强新形势下党的纪律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着重强调了政治纪律；在三次全会上着重强调了组织纪律。总书记说，从已经查处的大量顶风违纪案件中可以看出，一些党员、干部对纪律规定还置若罔闻，搞“四风”毫无顾忌，搞腐败心存侥幸。因此，在纪律上还要进一步严起来。
纪律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中，特别是列宁创立布尔什维克党的时候就非常强调党的纪律，把纪律作为铁的纪律。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的，并且在二大的时候，就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当然也遵循了共产国际的要求，高度重视党的纪律。
从历史上来看，我们党历来强调纪律问题。在还没有正式成立党的时候，蔡和森在跟毛泽东写信，就探讨了纪律问题，认为“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
1922年7月召开的二大，在制定的第一个党章当中就专门设立了纪律一章，明确规定了九条纪律。规定得很细，而且也还是很严的。里面规定：党员言论行动违背党章，无故连续二次不到会，欠缴党费三个月，无故连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泄漏本党秘密等，犯有一条就可开除党籍。
此后在革命斗争的过程当中，我们党又逐步地强调这样一些纪律。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总的来说，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处于革命和战争状态，党的组织也基本上处于秘密状态，斗争非常尖锐，环境非常严酷，所以这个时期党的纪律非常严格，甚至非常严酷，就像当时的中央特科（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以及苏军时期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都曾清洗了很多的叛徒，甚至一般的可疑人员。历史大规模肃反，有的是必要，也有的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1949年到1978年，党开始探索执政条件下的纪律建设，建立起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进一步强化党的纪律，也逐步形成了政纪法纪，取得了很大成绩，当然也经历了不少曲折。
1978年以来，党恢复优良传统，加强纪律建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但统筹推进和改善党纪政纪法纪建设，增强了党、国家和社会的活力，也面临着许多考验和挑战。
所以，总书记深刻指出，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全党只有严明纪律、团结一致，才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党的纪律涉及党内生活的各个方面，主要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宣传纪律、群众纪律、保密纪律、人事纪律、外事纪律等。总书记强调了多方面的纪律。比如，他强调，请示报告制度是组织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领导干部要有组织观念、程序观念，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报告的必须报告，决不能我行我素，决不能遮遮掩掩甚至隐瞒不报。请示报告不是小事，不要满不在乎，这些年来一些干部出事就出在这个上面。他说，有的领导干部不知哪来的神通，办了好几个身份证，违规办了因私护照甚至持有外国绿卡，有的有几本港澳通行证，有的把老婆孩子都送到国外去了，根本没给组织上说一声，没把组织当回事！这些都要查，查出来就要处理，不搞下不为例。总书记强调的这些问题都有很强的针对性，我们要高度重视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严格执行。
认真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我们也可以发现，纪律对各个党的发展作用是很复杂的，有时候是正向的，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负面的作用。为什么呢？这里关键就是要正确处理好纪律与党的先进性的关系。当党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正确的时候，纪律都起到正向的积极的作用。但如果我们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的时候，纪律就有可能使我们失去抵制错误的能力。这就说明我们既要强调纪律，但是更要强调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把党建设得更好。如果没有先进性，光有纪律，战斗性可能很强，但是起的作用不一定是积极的；光有先进性没有纪律，也没有战斗力；没有先进性又没有纪律，那就更没有战斗力。所以加强纪律建设，要始终以党的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先进性建设带动党的纪律建设。
同时，我们还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纪律建设中的各种辩证关系，正确处理党的纪律与宪法法律的关系，正确处理严明党的纪律与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关系，正确处理对下级的要求与对上级的要求的关系，正确处理党内不同意见与遵守组织纪律的关系。
（五）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切实解决好选人用人管人的问题。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吏治腐败是最根本的腐败。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大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使党的机体进一步净化，深得党心民心。
从查处的案件来说，多数都涉及到用人问题。有的本身就是用人上的腐败；有的是对腐败之人层层提拔，用到了重要岗位上。总书记对这类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特别是还使用了“逆淘汰”这个词，批评干部选拔中的逆淘汰问题，指出有的地方和单位，正派能干的干部不被重用，某些背倚权势、缔结关系、阿谀奉承的人，不干实事、做表面文章的人，不学无术的人、说谎邀功的人，却大行其道。面对这种干部逆淘汰现象，心冷的心冷,麻木的麻木,得利的得利。
面对这样严重的吏治腐败问题，我们不能不深入思考这个里面有什么样的经验教训。这些干部是怎么选拔产生的，为什么已有问题还能够一路畅通。如果个别人的考察失真还能解释，但出了这么多问题，还能说推荐、考察、遴选过程当中没有需要改进的问题吗？这些贪腐干部被查处，但这种逆淘汰现象已经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呢？对整个党风和这些单位的风气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总结用人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最根本必须从源头上思考和回答到底为什么用人、用什么样的人、怎样用人的问题。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建了几十年，回过头来要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党也要回过头来重新思考，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当然发展也有一个我们要怎样发展的问题。同样，用人其实也要思考为什么用人、用什么样的人、怎样用人。
任何国家在一定的制度基础上，都需要有人来治理，要把国家治理好，就必须遴选任用一大批好人、能人、适当之人，高明之人，在各个岗位上分兵把守，履行职责，共同把管理社会、推动发展、保卫国家的各种事务办好。用人的最大目的就是把国家治理好，一切都要辅佐于这个最大的目的，为此就应该排除掉不相符的动机和考虑，不能因为搞权钱交易而用人，不能为了对亲戚、朋友、同学、战友给予照顾用人。总之，不能把领导之位当作肥缺用来照顾、奖赏、安慰特定对象。如果偏离选人、用人的最高目的，直接会造成用人不公，众人不满。长远的影响是降低治国理政的水平，损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在这方面总书记也讲了很多道理，也举了很多例子。
总书记还强调，能否正确用人，有着重大的导向作用。他说，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所以，一定要掌握用人的标准和导向，要使德才兼备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使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的干部受到批评和惩戒，要特别注意提高选拔任用干部的公信力，坚持准确地了解干部、公正地使用干部、科学地配置干部，鼓励干部正派做人、实在干事，要通过健全完善科学的机制和制度，使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永葆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
全面从严治党，重点是从严治吏。一是要从严把好选人用人关，二是要切实加强对干部的日常管理和监督，三是始终突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这个重点。根据工作安排2015年要全面推进平时考核工作，加强干部的日常管理和监督，制定实施推进干部能上能下的暂行规定，及时调整不称职和不胜任现职的领导干部。继续开展“吃空饷”、档案造假、超职数配备干部、领导干部在企业违规兼职等专项治理，加强对干部八小时之外的监督，严格执行省部级干部生活待遇，干部问责复出等规定。在县以下机关实行公务员职务和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根据国企改革新情况，理顺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体制。
结束语 当年马恩曾经说过，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他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像及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恩格斯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在这种思想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他指出，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
我把马恩的这重要思想概括为过程论。如果坚持过程论的思想，那么我们对党和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的一些规律就能认识得更清楚。用这个过程的思想看问题，世界、人类、社会、国家、思想„„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过程。我们党的发展、中国的历史进步，也是一个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又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和问题。因此，在党和国家治理发展的过程中也必然会出现新的特点，并在常态与非常态的交替过程中不断前进。这就是过程论和阶段论的结合。所以，我们总的前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坚持不懈加强党的建设，同时要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采取新的措施，努力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好。上述交流供大家参考，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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