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建设新农村面临的三大困局
建设新农村面临的三大困局
廖星成建设新农村是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来的一个宏大构想，它的提出将预示着中国农村第二次改革的开始。农村第一次改革是通过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拉动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第二次改革则是要通过倡导共同富裕，来促进农村的和谐与共荣。建设新农村就是为了实现农村的和谐发展和农民的共同富裕，就是要通过改造硬环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软环境--农村民主、科学来实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余、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但目前正值中国改革处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要实现建设新农村这一宏大构想，应该说既恰逢其时，又面临着许多挑战。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和三农问题前所未有的关注为建设新农村提供了契机，但这一切仍仅停留在阶段性成果上，还未从根本上解决因历史原因、体制矛盾和政策缺陷所引发的深层次的三农问题，建设新农村仍将遭遇严重挑战。
一、落后的农民生存现状是建设新农村最大的障碍
底子薄、基础差是农民生存现状的最显著特征。突出表现在：农村基础设施简陋，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社会保障体系脆弱。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建立现代国家工业体系，发展城市工业经济，国家采取了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乡村的城乡有别的二元体制格局，农村和农业成为城市和工业发展的垫背和牺牲品。这一格局一直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大量的资金从农村涌入城市，使本来就需要资金帮扶的农村更是雪上加霜。导致农村无论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教育、文化、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公益事业发展不仅在存量和增量上都明显不足，而且在发展速度上发展总滞后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城镇居民的发展水平。“地无三尺平，路无一村通；设施常瘫痪，十年九难收；白天晒太阳，晚上看月亮。”仍是当今
农村不少地方人居环境、生产条件和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面对农村农业基础设施老化、农民增收乏农村文化生活枯燥、村级财务管理混乱的现状要设新农村任重道远。落后的农民生存现状势必会迟缓建设新农村的进程与速度，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最大障碍。
二、萎缩的融资环境和发展的资金不足是新农村建设进程的最大瓶颈
建设新农村不仅要改造硬环境，如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和人居环境的等方面建设和改造，而且还要升级软环境，如科学化的管理、良好的民风习俗等方面的培养。这一切都需要有完善的融资环境和足够资金保障来作支撑，但由于体制的原因，导致农村融资环境差、资金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国家投入不足。新农村的建设不仅要靠乡村两级地方组织的介入，农民个人的参与，更要靠国家的财政支持。但延续近半个世纪的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并没有因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得到根本性好转，国家对农村和城市在财政投入不均衡的格局依然没有被打破，农村在国家项目建设和资金投入上仍处于弱势地位。国家对农村的投入不足在现阶段：一方面表现在财政支持的方式的不利改变，使农村获取国家财政支持的几率变得更小。现在国家对农村的资金帮扶由过去多途径无条件支助，改为一揽子捆绑式帮扶，导致农村获取国家支助途径更加窄小，手续更加烦琐，额度更加缩小。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民，在获取国家财政支助上被进一步边缘化，从客观上抑制了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参与热情，农村生产条件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如有一个贫困乡镇，人口仅一万五千人。过去，每年可以从省、市、县三级争取近30万的扶贫发展基金，用于1-2个村改善生产、生活环境，提高农民增收潜力或帮助近200户贫困户发展生产，脱贫致富。但在近两年，因国家投资政策的改变和农村税费改革的实施而被取消，给该乡农村发展和农民脱贫带来了很大的副面影响。就是其中一个村，2003年因该乡为该村争取的10万元扶贫发展基金没有到位，导致该村近2公里的村级水泥路成为半拉子工程，至尽仍留有很大的尾巴。农民为此怨声载道，村干部为此有苦难言。另一方面表现在国有金融机构在农村驻点的收缩，导致农村融资环境的萎缩。继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开始从农村撤出，到本世纪初靠农村储蓄起家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收缩驻点和规模，导致国有商业信贷农村边缘化，农民发展资金筹集民间化、高利息化。农村发展融资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从客观上迟缓了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村级积累空虚。以家庭为单位农村土地家庭经营体制，在解放农村劳动生产力的同时，也加速了农村集体经济的瓦解，导致了农村积累的空虚。建设新农村不仅要靠国家的财政支持，农民的自觉参与，而且也要看村级的集体经济实力强弱。如同是修建村级水泥路，集体有无积累就有很大的区别。还是上面讲的那一个村，即使违规向村民实行了集资摊派，但最终仍然难以改变村级公路成为半拉子工程的命运，就其原因除了争取的扶贫资金又没到位外，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村级缺乏积累。而与之相邻的另一个村，因村有3个村办集体企业，村级积累殷实，修建同样的村级水泥路既没向农民集资一分钱，也没有向国家争取帮扶资金，而很快就高质量地竣工。还有一个村，该村所在乡镇为了改善该村的绿化环境和农户炊饮中烧柴的习惯，由县市林业部门和科技环保部门免费提供树苗和沼气使用技术及相关硬件购置补贴。但因村级无钱请工栽树，无钱承担村级应承担的沼气项目村级筹资部分，最终导致该乡镇在该村推行的这一项有利于改善民生环境的新农村建设试点项目的夭折。这就是集体经济的力量和作用！因此，建设新农村，发展集体经济势在必行，但现实情况却令人担忧。在笔者调查的3个乡镇73个村中，村级积累殷实的村不到8%，村里有一定积累的也不到25%，绝大部分村早已没有积累，甚至出现负债。村级集体经济的弱化，农村集体积累的空虚，从财力上削弱了新农村建设的经济支撑能力，影响了建设新农村的成效。
村级负债严重。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村级基础建设热潮，在一片“有钱要建设，无钱借钱也要建设”的浮夸口号声中风起云涌，不少村因此而高息借贷，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而本世纪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又因改革设计上的先天不足和新的农村财务管理体制的滞后，农村集体收入因村级收费项目的取消而成为无水之木。不断增加的借贷利息和日趣减少的村级收入，加速了村集体赤字化进程，使农村负债问题日趋严重。如一个不到15000人的小乡，村级负债总额超过230万，10个村除一个村不负债外，村均负债27.8万元。最多的村超过30万元，最少的也不少于10万，人均负债超过150元左右。村级负债不仅使新农村建设举步艰难，而且从心理上影响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因为，农民担心今天的新农村建设是否会重蹈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村建设浮夸风的覆辙，让农民背上更大的债务包袱。因此，沉重的村级债务，从心理上淡化了农民对建设新农村的认同意识，也使不少农民对新农村建设心存疑虑。
三、模糊的乡村管理职能和缺乏规范约束的农民意识是新农村建设的最大阻力
建设新农村，不仅需要国家的财政头投入，更离不开农民的参与和乡村两级组织的组织和协调。只有理顺了国家、乡村组织、农民三者在建设新农村中相互关系，建设新农村这项德政工程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但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乡村组织的行政管理和农民的社会角色目前正处在一种职能转化和重新定位的改革转型期。含糊的乡村管理职能和缺乏规范约束的农民意识，势必会影响农民的参与热情和乡村组织的协调效能，而成为建设新农村的最大阻力。
首先，是缺乏规范约束的农民意识，导致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思想难以统一。建设新农村，对农民来讲既是受益者又是参与者。建设新农村不仅需要农民在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而且需要农民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支持和投入。离开了
农民的热情参与与真心支助，建设新农村就会变成空中楼阁。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的出现，使农民个体和农户家庭成为独立的生产者和利益分配者，农民从乡村集体的人身依附中解脱出来，享有生产的自主权、收益的处置权和言论的自由权。当今的农民早已不是计划经济时代那种屈从于权力的淫威，随意被部分地方组织和当权者玩弄与股掌之间的愚民百姓。这既仍人高兴因为农民的生存权终于得到社会的尊重但也让人产生忧虑因为规范的缺失和利益驱动，使农民淡化了自身的社会责任和集体荣誉感。如今在农村，只要是涉及到农民个人的利益，哪怕是一些微小的波动，农民都会反复的揣摩、计较和争执，甚至由此而导致许多公益事业的中途夭折。
当然，农民的这种心态既是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压抑的极端反弹，也是农村约束规范缺失的集中表现。这种规范就是农村民主与法制的一致性。如果过分强调农民的民主而淡化法制，势必导致农民行为的放纵，影响到村民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或者过分强调法制而压制农民的民主，势必会导致农民思想的禁锢，影响到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而从目前农民的状态上看，很大一部分农民属于前者，这对即将开始的新农村建设将会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建设新农村目的是为了农村的公共富裕，为了使大多数农民受益，这样势必会损伤一部分农民的既得利益。而农村收益分配的私有化，导致了农民行为上的利益化。加之对过去少数乡村干部不法行为的反感，导致了部分农民对乡村任何事情都抱有一种敌视和怀疑的态度。在一些地方的新农村建设中也不例外，部分农民为了自己既得利益势必会刻意阻扰。如有一个村，在2004年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国家的国土开发计划，如果该计划得以实施，国家将投资近30 万元用于低产田改造和灌溉设施的配套。这本来是一项有益于农民增收的建设项目，就因为该项目涉及到十多户农民的祖坟的迁移，而遭致这十多户农民的反对，而最终使这项让全村近300户农民收益的德政工程被迫中途夭折。
其次，作为农村税费改革配套措施之一的乡村机构改革，其初衷是想通过精简机构，简化职能，转移人员达到行政减资、农民减负、管理高效的目的。实践证明，机构改革使行政成本和农民负担的确有所降低，但由于此项改革设计上的缺陷，不仅没有达到管理高效的目的，相反因新的乡村职能定位上的模糊不清，导致乡村管理上的混乱和行政效能的降低。突出表现在：乡镇，因领导职数的减少，一般干部失去了政治上求进步的机会，所以遇事少管，被动应付；因农民负担一票否决，不少干部因担心为民办事会招致农民负担祸端，所以在农村发展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导致农村发展无人规划，农民的诉求无人过问。而村级组织，因原有农村收费项目被取消，而新的收入来源--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维持村级正常运转和村干部误工补贴都不够，更不用说兴办村级公益事业，况且还有大批讨债者的围追堵截。所以，村级干部往往因为一句“无能为力”就阻断了多少农民盼望农村发展的希望。这就是目前许多乡村两级组织的现实！虽然这种现象不是乡村组织的全部，但很具代表性。在这样一种工作状态下的乡村两级组织，能否真正承担得起带领农民建设新农村的重任？实在令人怀疑。
面对建设新农村的三大困局，如何破解？笔者认为应从四个方面入手。首先，是要彻底打破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加大国家对农村发展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投入，真正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其次，是要立足当前，作眼长远。既要防止主事者急于求成的浮躁情绪和激进作风，避免新的浮夸风、政绩工程和农民负担；又要注意农民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的过高期待和速成心理，避免因现实与理想的落差带来农民情绪上的悲观与对各级组织的抱怨。其三，是要强化农村集体的造血功能，充实集体经济实力，创新新型农村合作机制，走公共富裕之路。其四，要完善乡镇机构改革方案，确保乡村发展不因乡镇职能转化而受到影响。
第二篇：新农村建设面临九大难题[推荐]
新农村建设面临九大难题 必须坚持量力而行
2007-1-8 15:51:25
新农村建设一年之际，《瞭望》新闻周刊深入山东、河南、江西、陕西、吉林、内蒙古等地进行了专题调研。从各地实践看，新农村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同时存在一些倾向性问题，其背后则是基层政府在认识、方法上的偏差以及工作作风的不切实际。及早发现和解决这些问题，方能真正取得新农村建设实绩。
问题一：行政资源“垒大户”，试点村难以“以点带面”
调研中我们发现，不少基层干部在谈论如何开展新农村建设时，不约而同想到的都是先建设“富村”。在有的乡镇，“后进村”的群众常年喝不上一口干净水，干部们却在讨论选择一个“先进村”开展亮化、美化工程。
西部地区一位基层干部介绍了当地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的三个选择标准：一是有特色产业支撑，二是村集体有较强实力，三是大多数村民有较多的经济收入；在河南省，一 位乡党委书记告诉我们，他们正准备选择一个群众生活比较富裕、建设规划较好的村庄，这位乡党委书记却茫然不知所言。
建设新农村，很多方面需要规划先行、试点起步、稳步推进。但是，如果只抓“试点”，不做好“面”上的基础工作，急于树“形象”出“政绩”，缺乏科学发展观，对新农村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缺乏深刻认识，则往往会走偏，以至于出现用行政力量“垒大户”，把有限的资源过分集中在少数试点上，从而造就一批“好是好，就是学不
问题二：部分地区举债搞建设，农民负担反弹
中央明确要求，新农村建设要坚持量力而行，不能举债搞建设。但我们发现，在新农村建设试点工作中，一些乡村干部和农民正负新债搞建设，部分地区的乡镇政府和干部随意向农民集资摊派，农民负担出现反弹。
许多新农村建设试点村抢抓这一机遇，启动了村道水泥化工程，乡镇和村级组织筹集中全乡之力搞好试点，做到“以点带面”。然而具体到如何利用“点”来带动“面”，了”的典型，甚至人为地造成农村内部的“二元分化”，这就背离了新农村建设的初衷。资整修路基，上级补助资金铺水泥路面。然而，由于山区整修路基花费很大，群众集资无力完成，许多新农村建设试点村欠下了新债。
以修路为名摊派集资现象也开始出现，不少农民反映，乡政府和村组干部在修路过程中向他们收取修路款。如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张海坡村二组农民反映，村里去年开始修筑出村路和村内街道，二组农民要承担38万元修路款，人均1000多元。
修路负担重，走路的负担也重。公路上的乱收费、乱罚款严重干扰农产品销售秩序运政违规日夜上路罚款，对过往车辆“雁过拔毛”。渭南市大荔县盛产西瓜，今年每公斤西瓜价格跌至不足0.3元，当地瓜农损失很重。他们反映，道路乱罚款是西瓜滞销的主要原因之一。一车西瓜运到兰州，沿途的各种罚款不下1000元。
农民税负减免、收入提高，加上今年以来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引导，各地农民建房数量大增，由上涨，许多建房农户不堪重负。
汉阴县涧池镇三星村22户村民今年实施移民搬迁建起了新房。正在粉刷新房的移民搬迁户李世清说：“盖3间房至少要花5万元，如果放在去年，要少花1万多元。家里
问题三：基层政府缺少发展农村经济的切实办法
而对于如何发展农村经济，则有畏难情绪。发展农村经济，面临行政推动不灵、工作没抓手等难题。
这些年，在发展农村经济上，政府的行政推动力度不可谓不大，为何效果不好，关一些县乡干部对乡镇发展农村经济的职能产生怀疑。
河南省商丘市一位乡镇党委书记说：“在发展农村经济上，乡镇政府作用不大，反作用倒不小。从我们乡的实际看，无论结构调整也好，农民致富也好，有多少是乡里扶持的？这些年，乡里搞了好多示范区，成功率连10%都不到。”
与发展农村经济“冷”形成反差的是，一些乡镇对招商引资越来越热。“一切围绕和农民增收环境。如312国道陕西咸阳段不足200公里的道路上，县县设卡，交警、路政、没有积蓄，扶贫补助也没发下来，材料价格又这么高，房盖起来了，自己也成了欠债大户。”
谈到新农村建设，县乡干部往往热衷于村庄整治、改厨改厕，或是忙于招商引资，键是如何用市场的办法引导群众发展经济这道难题没解开。由于硬办法不行，新办法不明，项目转”、“人人头上有指标”的现象较为普遍。一些乡镇干部为了引资，长年在外奔波。在漯河市大刘镇政府，我们看到了挂在墙上的“招商引资任务表”，上面详细列出了每个镇领导班子成员招商引资任务。
据分析，当前乡镇兴起的招商引资热驱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首先是市县下达硬指乡镇政府陷入财政困局，为了维持自身运转，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税源。
问题四：基层干部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农村富不富，关键在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强有力的基层班子。新农村建设需要规划、布局、调整、发展，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矛盾、新问题，这都需要基层干部来组织和协调解决。目前基层干部在诸多方面处于窘迫的地位，如何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是很现实的问题。
搞建设需要钱，可目前不少乡镇政府正常运转都难以维持，没有实力进行投资建设，上面下达任务，执行起来却苦于没有资金，对上对下都难以交待。
二是为管理力不从心苦恼。一些乡镇干部反映，“从管理的角度来讲，乡镇这一级政府不出台政策，只负责贯彻和落实，对上级来说，省、市、县都可以指挥乡镇，可乡镇乡镇政府对“七站八所”能指挥得动的也没有几个，因为以前的“块块管理”已改为“条条管理”，都让县里的职能部门把管理权限收上去了。取消农业税后，乡村干部对农民缺乏约束能力，一部分农民只讲索取，不讲奉献、不尽义务，而乡村干部拿这部分农民没有办法。
问题五：新农村建设规划存在五种不良倾向
在制定新农村建设规划中，一些地方出现五种不良倾向：一是以村容规划代替新农村建设规划，在内容上忽视发展生产；二是以城市住宅小区规划代替农家群落规划，忽视了庭院经济和民族风俗特点；三是以新产业开发规划代替当前主导产业发展，忽视粮食生产；四是以政府官员的意图代替村民自愿，忽视农户的家庭支出能力；五是关注宅基地整标，层层分解到各个乡镇，最终形成了干部“全体招商”的局面；其次是农业税取消后，在新农村建设中，相当部分乡村干部感到苦恼。一是为经费短缺苦恼。他们认为，能指挥村吗？”村委会主任是民选出来的，如果不听乡镇的，乡镇也拿他没办法。同样，理后的土地开发，忽视原有宅基地和承包地农户的产权和承包经营权。
这些倾向集中反映出规划者农村基本经济政策观念的淡薄。新农村建设规划是一种家族生产的自然条件和生活习惯。搬用城市规划的方法和程序搞农村建设规划，搬用城市居民小区的图纸搞农村民宅建设，显然脱离实际。
这里还有一个规划的法律依据问题，目前国家只有城镇规划方面的法规，没有农村建设规划的法规，在制定新农村建设规划中只能依据当前的农村基本经济政策，依据农村生产、农民生活的需要探索编制。
问题六：“项目式”建设受惠村很少
目前各级政府支农建设以项目为主，争取不到的地方公共设施长期落后。谁跑得勤，项目就给谁，这样很不公平。在新农村建设中，如果还要通过“跑项目”来进行，基层干部压力很大。希望新农村建设有一个公开、公平的政策环境，免除村干部“跑项目”之苦。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组织的调研发现，全省建设资金投入未能形成有效的融资机制，启动和补贴资金不落实，各级财政投资严重不足。陕西省共有行政村3.1万个，省级财政每年投入农村和建制镇建设的补助资金仅有200万元，而全省县以下建制镇就有822个，这笔补助资金大部分投到了乡镇建设上，能投入到农村建设的资金寥寥无几。
问题七：“撤乡并村”中不要忽视自然村
近年来，为了方便管理，减少财政供养人口，许多地方进行了撤乡并村活动。在新农村建设中，撤乡并村的遗留问题已经凸显出来。例如，进村的路修到哪里？新农村建设的村确定在哪里? 也不是农户住宅的迁移。所谓撤并，只是镇政府、村委会管辖区域的变化，并不代表农户与以原生产队为基础的承包关系的变化。在大多数地方，还是原生产队的农户承包原生产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规划，其基础是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和家庭承包经营，以及农民家庭、一些乡村干部认为，以往有的支农项目是上级对下级的“钓鱼项目”，谁有关系、调查发现，撤乡并村只是行政区划的调整变更，并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并，队的地。这就是说，并村以后，政府法定名单上原有的村名没有了，但是原有的农户居住群落并没有变，原有集体经济组织与原有成员之间的承包关系没有变。
新农村建设要落到实处，就是要改变和提升农民居住群落的生产、生活水平。我们在江汉平原上看到一种情况，一个行政村由原来三个村（生产大队）合并而来，在并村过程中原来三个村的农户没有发生任何迁移，原来的生产队（自然村）也没有发生变化，只是政府认可的村名发生了变化，村干部的管辖范围变大。但在当地乡村道路建设中，国家只对乡政府到新村村委会一段路进行补贴，原来三个村的道路修建任务变成了一个村的修建任务，国家节省了资金，但留下的仍是农民行路难。在教育、医疗等问题上也有类似情况。
新农村建设本来是基层的社会经济建设，如果仅仅是按照撤来并去的行政区划，把工作做到“行政村”村委会，新农村的许多事可能架空。
问题八：农村人才出现“断层”现象
由于很多村年轻农民多数外出打工，在家留守者以妇女和老年人居多，导致农村人才“断层”现象突出。
吉林省榆树市农业局副局长李恒说，榆树市20岁～40岁的年轻农民多数出去打工了，懂科技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非常少，而且后劲不足。
知识结构“断层”问题。目前农村党员干部老龄化、整体素质偏低。现在要在农村选一个
问题九：出现违规调整土地承包经营行为
农村集体经济变成了“空壳”，原有“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已“名存实亡”，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经营体系如何构建，是发展农村经济的又一道难题。
调研发现，许多乡镇干部把双层经营体制的重建理解为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或占地办工业，实现“园区加农户”或“工厂加农户”。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不少地方提出重新调 许多基层干部担忧由于年轻人大量离乡，后备干部选拔、党员发展都面临年龄段、年轻干部、有文化的干部太难，不少地方农村党员队伍严重老化，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
调研中一些乡镇干部认为，随着村办企业的大量倒闭，村组“机动地”基本取消，整土地承包关系，出现违规调整土地承包经营行为。
河南省邓州市十林镇党委书记刘建科说：“为了发展集体经济，我们对办企业村实行政策优惠，产生的税收乡村按三七比例分成。但办企业用地难协调，目前，土地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已阻碍了农村现行生产力的发展。”
一次性租赁西明义等村1035亩耕地，建设温泉度假区。被占地群众反映，他们每年每亩获得500多元的“租金”，许多人觉得不划算，不如自己种地。
怎么办？长期以来，我们把“统”的功能放在村、组层面上，现在看来，这条路基本上走字，只剩下土地所有权了，但这个“权”不能动。因为“承包地”是个最好的社会“稳压器”，盲目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将留下社会发展隐患。
结论：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量力而行
农民负担反弹的重要原因来自于新农村建设的“政绩冲动”。不论是修公路，还是要通过广泛宣传，并在政策制定中考虑农民的“配套资金”的承受能力。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各地政府应当根据各地的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当地农民的特殊需求为导向，因地制宜地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要在不同地区探索符合当地情况的新农村建设路径与做法。
农民负担出现反弹，另一重要原因就是税费减免以后乡镇机关的运转经费捉襟见肘，根本无法保障运转，一些乡村干部便向农民“伸手”。解决这个难题的根本出路是尽快推进乡镇机构改革，让乡镇“瘦身”的同时转变职能。为了发展当地经济，鄢陵县陈化店镇政府与许昌永达公司非法签订土地租赁协议，邓州市委书记刘朝瑞表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分”解决了，“统”不通。“公司加农户”是一种好形式，但问题是公司强农户弱，利益不均等。现在这个“统”让农民建新房，贪新求洋不可取，必须从实际出发，有多大力量办多大事，尽量多办事。
与此同时，推进新农村建设还要谨防垂管部门向农民“隐性伸手”。基层干部认为，乡镇、村组加重农民负担容易看到、容易制止，而公路、通讯、电力等部门利益给农民增强的负担“戴着市场经济的帽子”，比较隐蔽，需要国家从宏观政策的角度进行综合治理。（瞭望）
第三篇：电视问政的三大困局
电视问政的三大困局
尽管多数政府部门能积极参与到电视问政的节目中，在加强舆论监督、实现干群沟通、实施治庸问责、推动解决问题方面收到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三大困局。
困局之一：问政层面难以深入。目前电视问政的议题设置，基本依赖于当地政府的支持力度，地方政府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电视问政类节目能否成功。
一些电视问政选题集中在交通、城管、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之类的民生层面，很难深入到其他层面，这制约了电视问政的深广度。
困局之二：部分电视问政变成“秀政”。虽然在问政现场经常会出现官员“面红耳赤”“直冒冷汗”的场景，但公众批评的尺度上，依然没有完全放开。有些官员把电视问政变成了政策发布会，而那些提问的记者和现场嘉宾，则成了可有可无的陪衬。
在有些地方的电视问政中，参与问政的官员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维护自己的形象，不愿意让电视问政超出自己的控制之外，对问政中出现的问题、事实要求事先审定，对播出内容的剪辑也要一一过目。如此电视问政，容易变成自问自答的“秀政”。
困局之三：缺乏后续监督保障机制。在有些电视问政中，个别官员面对公众的责问，尽管当场疾言厉色、义正词严，但在电视问政后，随着舆论热度逐渐降低，一些问题再无下文。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这种困局与电视的传播规律有关。在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看来，因为电视问政对于政府工作只是片段性的展示和描述，而不能做到持续性的跟踪和规律性的工作关注，所以继续用追求新闻效果的心态、用电视宣传的手段来关注政府工作，就可能导致“烂尾”的遗憾。
对此，胡仙芝分析，有些地方的电视问政，是用宣传的眼光和规律来看待电视问政的选择。而追责工作往往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涉及对个人的处理，更需要重事实，重证据，必然会有较长的时限和严格的程序。这对有些公众追求“热闹”的心理预期来说，必然会产生心理的落差，以及“烂尾”的感觉。
武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车延高认为，电视问政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一个临时性的承诺，而是要从种种现象的背后发现体制、观念、文化等原因，建立一种长效的机制，寻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
“电视问政之后更应‘问责’。”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发展室主任李炜认为，电视台在开办电视问政类节目时，应专门开辟新闻追踪平台，对节目中未能解决的问题加以全程追踪报道，不断督促政府官员兑现承诺，这样的电视问政才会越来越展示出它积极的功效。
（摘自《?t望新闻周刊》）
第四篇：新农村建设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县新农村建设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一、农村劳动力流失严重，新农村建设正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近年来，我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取得明显成效，农民增收的同时，农村的劳动力也在大量流失，且在不断的扩大。目前，我县在家的农民绝大多数是中老年人，生产能力低下，新农村建设显得力不从心。群众普遍担心，一方面，农村年轻人都到外打工，不想回家种田，下一代长大后肯定也不会在家务农，十年、二十年后农村怎么办？另一方面，在家的农村青年农业知识、技能匮乏，现代农业生产也正面临“有人无田种”现象，今后新农村建设到底谁来做。
二、农民思想认识不到位，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不高。我县农民“随遇而安、小富即安”的思想较为严重，加之对新农村建设的目的意义理解不够深刻，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新农村建设是政府的事，进行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不高，主动配合不够，甚至因为看不到眼前的利益而反对，导致一些非常好的新农村建设项目落实起来非常困难。如：为防止农村环境污染而进行的秸杆还田，相当一部分农民认为对自己并无多大好处，仍然是我行我素采取就地焚烧，经常出现“田田冒烟，路人咳嗽”的现象，不仅污染了农村的环境，也不利于农作物的种植。
三、地方财力较弱，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不够。我县是一个丘陵小县，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方财政收入较低，2005年我县的地方一般财政收入仅2846万元，只能基本维持干部的工资。在县级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县采取建设补助、部门帮扶、小额贷款及向上争取项目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打捆投入新农村建设，支持力度十分有限。近两年，我县多方筹集资金1330万元用于新农村建设，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复杂工程，需要大量的资金作支持。从目前的情况看，仅靠我县政府投入和部门筹集的资金依然是杯水车薪，一些项目无法实施，严重影响了全县新农村建设的规模和速度，短时间内更无法保障新农村建设在全县范围内迅速展开。
第五篇：新农村建设面临的价格调研报告
**市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破题起步探索出一条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新路子。然而，“生产发展”和“生活宽裕”作为党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指标，目前仍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如何运用价格调节功能，服务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就是必须关注重视和切实解决的课题。
一、新农村建设面临的价格问题
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农产品价格偏低和优化环境、减轻负担的工作仍然任重道远。主要表现在：
农产品价格方面。2004年起，国家虽然建立了以粮食储备，早、晚稻最低收购价的政策，并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机制，较为有效地稳定了粮价，保护了种粮农民利益。但这种价格保护政策凸现出品种少、范围小的状况，而油料、生猪等大宗农产品却没有价格保护措施。就是粮价的保护政策，也往往由于化肥、农药、种子等农资价格的连续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给予的优惠。其他经济作物，如石城烤烟种植成本不断提高，烤烟收购价只对下低等级微调，调价部分不及抵销成本增加，烟农的增收令人担忧；再则桑蚕鲜茧收购价，我省去年以来不提反降，极大地挫伤桑农的生产积极性。就是在当前新农村建设中，因“三清三改”整治村容村貌的需要，农民自采自用的砂石，一些地方也出现强行阻挠，或收取费用，甚至哄抬物价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投资能力和积极性。
涉农收费方面。突出反映在“收费多、负担重”；“上学贵、看病难”；“信息差、监管少”。一是经过治理整顿、农村税费改革后，乱收费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农民负担有了明显下降。但仍存在一些行政事业性收费被合法予以保留，如计生收费中的一胎生育证、二胎生育证、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林业建设保护费、农田作业机械监理费及各种“许可证”工本费。二是农村教育收费的一些项目设计不科学，留有缺口，譬如“杂费”，把名为自愿的众多服务性收费混杂其中，使“一费制”有名无实；非义务教育的高中和高等院校收费远远超过农民可承受的能力。农村医疗条件差、药品贵、看病难，如遇大病、急病，不仅医疗费用昂贵，还要付出一大笔车费、旅费，因病致贫或因贫返贫的情况比较严重。三是尽管信息化网络不断扩大发展，广播、电视、电脑纷纷进入农村。但农村必竟广阔天地、农民的家庭条件、居住位置、经济状况、文化水平千差万别，用得上、买得起的必竟不多，不少农民还是靠一传十、十传百的方式传递有限的信息。尤其对瞬息万变的市场价格变化，农产品供求状况，经济预测分析等更是信息不灵。另外，农村价格监管相对薄弱，尤其是边远山区更是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二、服务新农村建设的价格对策
1、深化涉农价格改革。一是加大对以化肥为主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力度。目前，放开化肥价格，将国家对化肥厂家的优惠和补贴改为对农民直补的呼声颇高。这项举措如不能有效调控生产企业的定价机制，必然引起化肥价格的节节攀高，农民获得仅有的补贴也就难以抵销价格上涨带来的损失。鉴于现状，不如实行“专项储备、银行贷款、政府贴息、限价销售”的模式，即指定一家有实力、有信誉的农资销售公司承担储备任务，储备资金由企业申请贷款解决，利息和仓储及运杂费用由政府价格调节基金解决，按“一县一价”、限价销售化肥。这种“淡储旺供”的改革措施，可以有效遏制化肥的不断上涨。二是完善种子、农药的定价机制，对现行名为差率控制、实为放任自流的作价办法进行改革。应将种子、农药价格纳入政府指导价管理范畴，严格执行差率、定额控制，按进价加规定差率制定批发、零售价格。三是合理制定农业用水、用电价格。对农业用水要根据实际情况由目前的按田亩收费向计量收费改革，积极推广基本水费加计量水费相结合的收费制度。农业生产排灌及农村自来水用电、农民生活照明用电，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电价，价外不得加收任何费用。四是深化粮食收购价格改革，拉开现行粮食最低收购价的等级差价。目前早、中、晚籼稻的等级差价均为每50公斤2元，不利于优质稻的生产，也不符合优质优价的科学定价原则。应以现行三等品稻谷的最低收购价为基准，品质优的一、二等品，按几何级数递增确定等级差价，低于三等品的按现行等级差执行。如早籼稻（三等）现行最低收购价每50公斤70元，二等应为74元（等级差价4元）、一等应为78元（等级差8元），四等以上则维持现行2元的等级差价。
2、理顺涉农价格矛盾。推动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民增收须有新的思路。尽管靠农产品价格上涨拉动增收有很多难处，但理顺价格、合理定价、疏导矛盾，对农民增收仍有较为明显的作用。当前烤烟、桑蚕鲜茧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矛盾比较突出，亟待理顺、调整。先说烤烟，从烟农把烟叶卖到烟草公司，到烟厂加工成香烟卖到经销商，形成了整个烟草的产业链。若将此产业链分为农工商三个环节，可以说农业（指烟农）获利最少。而烟草公司将烟叶卖到烟厂价格可
上浮10-15，再统一收购成品香烟统一核价又有约20左右的利润空间，可谓获利充盈；经销商的利益就不必多言，肯定大于农业。显然，近年来仅仅对下低等级烤烟微调价格是不够的。因此，促进烟农增收，保证烟农生产积极性，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国家提高烤烟收购价，尤其加大上等烟叶的提价幅度。再说桑蚕鲜茧，近年来纳入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收购价不升
反降，严重影响蚕农的收入。而且，桑蚕鲜茧养植成本不断提高，各种费用增加，适时适度地逐步提高桑蚕鲜茧收购价，才有利于桑蚕鲜茧的生产发展，调动桑农的生产积极性，稳定并提高桑农的经济收入。
3、清理涉农收费政策。继续清理整顿涉农收费项目，尤其是进一步取消专门面向农民的各种行政事业收费相当必要。依据“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特别要在“多予”上下功夫，既然农业税和农村义务教育收费都可取消或全免，那么一胎生育证、二胎生育证、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收费、林业建设保护费、农田作业机械监理费及各种“许可证”工本费等现行收费项目就完全没有必要保留，应予取消，改由政府买单，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对于教育收费，国家应强化监管手段，降低过高的高中和高等教育收费，研究救助和补贴措施，让农民子女起码上得起学；规范农村义务教育“一费制”收费项目，在加大政府对教育资金投入的基础上，取消“杂费”项目的设置，一律改为只收“书本费”（包含课本费、作业本费以及开设了信息技术教育课、地方课程和配套使用图书教材等收费），除此之外不再收取所谓“代收费”、“其他收费”等项目的收费，才能避免一些名为自愿、实为乱收费的服务性收费乘虚而入。解决农民看病贵的困扰，重点要进一步解决药品虚高定价的问题，把药品，尤其是常规药品价格降下来。同时，建立适应农民承受能力的农村医保监管体制，一方面政府加大医保投入，逐步提高大病、重病的保险额度，使农民看得起病；另一方面卫生部门应在条件比较好的大医院，开设平价病房或平价病床，按成本收费，差额由当地财政给予补贴。另外，对乡镇卫生院（所）要优化发展环境，取消一些不合理的管理费、检查费，降低成本费用，以减轻他们的负担，方便农民就近看病。
4、强化涉农价格监管。加强农村价格监管，就要创新价格监管理念、内容、手段、方式，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逐步提高创造优良价格环境。一是必须突破“就监管论监管”的框框，以创新发展的理念谋划价格监管工作，改变过去“重城市、轻农村”的一贯做法，把价格监管职能延伸到农村每个角落，切实解决好与农民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涉农价格和收费问题。二是必须联合各方面的力量，形成齐抓共管、协调作战的局面，以加大涉农价格监管力度。价格主管部门要主动会同纪检监察、纠风办、减负办和新闻媒体，以及社会监督机构，改变过去“单兵作战”的方式，严肃查处损害农民利益的价格违法行为，维护农村正常和稳定的价格、收费秩序。三是必须健全和完善农村价格监督网络，更好地发挥乡（镇）价格监督站的作用。**市在新农村建设中诞生的村级农民理事会，协调村建规划，保护农民利益，作用明显，威性极高。因此，乡（镇）价格监督站应以农民理事会为依托，指导村级价格监督员发挥农村市场价格“监督哨”的功能，把有可能损害农民利益的乱涨价、乱收费行为在萌芽中得到消除，使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失或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完善价格监督网络，与村级农民理事会有机结合，形成县以价格主管部门为主体，乡（镇）农村价格监督站为基础，村级农民理事会（农村价格监督员）为前哨的三级价格监督网络体系，是强化农村价格监管的有效举措。四是必须加强价格举报工作，切实打造12358价格举报电话的品牌。在农村广泛进行有关价格投诉举报的宣传，把政策交给农民，农民就有了自我保护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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