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我市农民工权益保障工作的调研报告
每年进入我市的农民工人数约90万人左右,其中建筑业28.8万人、制造业25.2万人、饮食服务业14.4万人、其他行业21.6万人,分别占农民工总数的32%、28%、16%和26%。农民工在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其自身的权益保障却存在诸多问题。
一、农民工权益保障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工作环境较差,影响农民工身心健康。一是劳动条件差。绝大多数农民工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住宿和餐饮等行业,工资较低,工作环境多为险、脏、难,且容易发生工伤事故。二是工作时间长。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4天,每天工作9.4小时,最长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三是居住条件简陋。农民工大多居住在集体宿舍或者是临时搭建的工棚,缺乏厨卫设施和必要的卫生设施。
(二)保障条件较差,无法有效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一是劳动合同或协议签约率低。大部分农民工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协议,一方面是用人单位为逃避给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险而不愿签订劳动合同或协议,另一方面是有些农民工认为有活干就行,签不签合同关系不大,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二是办理社会保险比例较低。一些用人单位除按《**市失业保险办法》和《**市城市基本医疗保险办法》为农民工办理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外,没有为农民工办理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女职工生育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多数用人单位没有给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险。三是缺乏医疗保障。尽管农民工是以青壮年为主的群体,但由于缺乏医疗保障,不能及时就医,小病酿成大病,甚至丧失劳动能力,导致刚刚脱贫或已走上小康之路的农民工“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现象时有发生。四是劳动技能培训少。有不足一半的农民工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但大多也只是临时、短期的岗前培训,而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农民工则很少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三)生活环境压力大,难以保障农民工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一是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难。由于现行户籍制度与人口流动需求不相适应,导致农民工子女就地接受教育需要支付高昂费用,一般情况下农民工子女就学只能选择价格低、条件差、师资弱的学校就学,有的甚至辍学。二是报酬被克扣、拖欠问题依然存在。农民工被拖欠工资、奖金的现象经常发生,其中被拖欠报酬时间短的有1个月,长的达2年以上;有一半的农民工拿不到加班补贴,八成女职工无法享受带薪休产假制度。三是职业不固定,失业率高,缺乏必要的生活保障。农民工多数有过失业经历,近30%的农民工失业时间长达半年以上,且工种变换频繁,没有长期的固定工作。由于农民工多数是年轻人,有时失业时间比就业时间长,无事可做,可能造成不安定因素。
二、主要原因
(一)制度设计上存在缺陷
一是费率过高。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医疗和失业、工伤4项保险费平均约为工资总额的32.5%,其中个人缴费为11%,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普遍感到负担过重。二是社会保险关系接续难。目前我国的养老、医疗等主要社会保险被分割在多个统筹单位内运行,各统筹单位之间政策不统一,难以互联互通。按现行规定,职工跨地区流动时只转移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不转移社会统筹资金,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因此难以落实,而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则更为困难,因此农民工在流动时多选择退保,退保使农民工只参保,不受惠,不仅损害农民工享受社会保障的对等权益,而且反过来又影响用人单位参保的积极性。
(二)制度执行上存在薄弱环节。《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但实际上,许多用人单位根本不与外来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由于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使得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为保住“饭碗”,不敢主张自己的权益。而劳动保障监察部门由于执法力量等原因,对违法用工行为的查处无法做到全方位覆盖。
(三)思想观念落后。一些观念认为农民工仍与土地保持着一定的权属关系,农民工在城镇打工是暂时性的,土地可以作为其生存保障的兜底性载体。农民工流动性强,在目前的政策下跨省市就业劳动无法转接保险关系,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实质意义不大。
(四)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双方都抵制社会保险。作为用人单位一方则因缴纳社会保险增加成本,因而不愿给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而农民工由于流动性大,他们担心享受不到缴纳社会保险带来的利益,不参加社会保险可能得到相对较高的工资,因而不愿参加社会保险。
三、解决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农民工就业扶持与职业机能培训。加大对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组织力度,组织开展农村转移职业技能培训和引导性培训,建立健全劳务输入输出工作机构、驻外劳务服务机构和劳务信息网络建设。同时,劳动部门、用人单位应加强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应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就业信息等服务,政府对参加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的农民
工给予补贴。
(二)加强农民工各项保障工作的管理。一是加强劳务合同的监督管理。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应当依法订立书面形式劳动合同,政府部门加强对用人单位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的指导和监督。二是加强对农民工生活和工作条件的管理。用人单位为农民工提供饮食或者安排宿舍的,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和安全条件。用人单位必须为农民
工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职业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农民工,按照规定组织职业健康检查,并将结果告知本人。三是加强对用人单位对农民工工作时间的管理。用人单位安排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每日不超过8小时,由于工作需要,经与工会和农民工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的,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四是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推行建设领域信用制度、企业劳动保障诚信制度,加强对用人单位工资支付行为的监督管理。劳动部门要开展经常性的工资清欠工作或设立农民工投诉热线电话,及时维护农民工权益。
(三)积极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逐步建立适合不稳定就业农民工特点的过渡性养老保险制度。先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待时机成熟后再研究如何进入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缴费实行低费率,由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双方负担,全部缴费进入农民工个人账户,并发放个人账户卡。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按规定折算缴费年限,回农村的达到规定退休年龄时,允许转移个人账户进入农村社会保险。实现农村社会保险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接轨和社会保险关系的接续。二是依法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所有用人单位必须及时为农民工办理参加工伤保险手续,并按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加快推进农民工较为集中、工伤风险程度较高的建筑行业、煤炭等采掘行业参加工伤保险,建筑施工企业同时应为从事特定高风险作业的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三是切实解决好农民工看病就医难和子女就学难问题。医疗卫生部门对雇佣农民工比较集中的企业加强公共卫生检查。教育部门明确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并积极扶持民办农民工学校,在办学场地、教学设备和办公经费等方面给予帮助。
第二篇:农民工权益调研报告
农民工权益调研报告
当前,农民跨区域流动、进城务工,呈现出由工业化城市化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带动“三农”问题解决的格局和趋势,意义深远。今年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提出了多方面的政策,贯穿着城乡统筹发展、就业融于市场、保障民工权益、促进农民进城的思想,成为按照市场经济和城镇化发展要求改革城乡二元社会管理的重大举措。为了解政策落实情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组织中国农业大学40多位大学生,回到自家所在的村,进行农村经济、农民外出就业、农民工权益的调查。调查显示,外出就业作用不容忽视,但农民工合法权益受侵犯的问题仍然突出,存在对“国办通知”宣传不够、执行打折扣的情况。需要继续推进管理服务的改革创新,有效解决影响农民跨区域流动、进城务工的问题。
一、农民进城务工、跨区域流动就业持续发展的态势
1.外出就业、进城务工人数继续增长, 农民依靠市场自主就业,不会出现进城失控
各村调查反映,外出就业“人数越来越多”,20世纪90年代初,或是七八年前,一村外出仅几人、十几人,现在发展到几十人、数百人。42个村外出就业人数与上年相比,平均增幅在8%左右。政策调整使农民外出环境改善,降低了就业成本(全国统算农民工年减少40~50亿元办证收费支出),但由于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市场化就业,并未发生外出就业因取消对农民流动就业限制和歧视性收费而过分增长的现象。
2.农村初高中毕业生不断加入打工行列,外出就业群体有低龄化趋势,常年在外就业的占绝大多数
新加入打工队伍的,多为初中毕业生。一些十六七岁的未成年人,因上学收费多或升不了高中,家庭经济困难,看到外出能挣钱,初中毕业甚至未毕业就外出就业。他们虽无务农经历,却有城乡两种户口制度下的农民身份。外出就业群体低龄化,更要求加强对他们的权益保护。女性外出增加,整户外出增加,农民工常年和绝大部分时间在外就业的约占70~80%,有的人几年未回乡,村民说他们已不算是“农民工”。
3.就业领域扩大,竞争激烈,受低文化限制,小部分人就业层次提高,大多数仍为低层次就业,工资水平基本没有上升
一般农民工工资仅五六百元。一些农民工工资上升,靠的是技术熟练程度提高。一部分人成为企业技术管理人员,有的变为城市的创业投资者,但比例很小。
4.中西部地区多数村, 农民外出就业在县内、省内的少,到省外沿海发达地区城镇的多
中西部地区多数乡村,非农产业薄弱,有些已办的也垮了,而且中、西部地区城镇拉动农村劳力转移的作用强度与发达地区城镇也有差别,农村劳动力主要向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流动的趋势没有改变。
5.在农区劳力三元就业与收入中,外出就业超过乡镇企业吸收就业,在现金收入上超过农业
调查村除了几个镇边村和牧业为主的村外,基本是1/4左右劳力外出就业,青年人大部分外出就业。农户收入,多数村来自农业的占一半(种一亩田年收入五六百元,有时还亏本。从大农业获得纯收入一般达到年人均700元左右。农业结构调整效果明显、人均农业纯收入达千元的村,比例较小,受市场影响很不稳定),来自非农产业的占一半。多数村,农户吃饭靠农业,现金收入大部分来自非农业,大头是外出就业。30%的农户以外出就业为主要经济来源。一般统计没有区分就地非农就业与跨区域流动就业的差别,只计算外出就业寄带回家的收入,不计算即使不外出也要自我消费的部分,实际低估了外出就业在农民增收中的份量。
6.促进农村社会开放,对教育、婚姻、计划生育等产生多重影响
农民和村干部称打工农民从外部给农村带来生机、信息。一村出去四五拨、七八拨人,加上零散外出,与天南地北建立了多种联系,使偏僻的农村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发展联接起来。外出就业对农村教育的负面影响,是一些未成年人,初中刚毕业或未毕业,就在打工挣钱诱惑下外出。原因是农民收入低,上学费用高,初中毕业上不了高中,缺乏与初中衔接的职业教育,以及父母外出孩子缺乏管教,产生厌学等。而正面影响是长期和深刻的,外出民工尝到技术、知识缺乏的苦头,重视子女教育,舍得人力资本投资。目前外出就业对婚姻的影响大于计划生育,但由于限制迁移,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低,对两者的影响尚小。
二、农民进城务工存在的突出问题
1.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政策限制基本突破,但就业的公共服务歧视基本未变
一些城市按照国家规定取消了对农民工的就业限制,这是一个进步。但仍有不公平对待的问题,如限定企业先招收城镇劳动力,后招收农民工,硬性限制企业使用农民工的比例,对企业按招用农民工的人数加收管理费。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政府办的劳动力市场场所,只服务于城镇居民,不向农民工开放。有的大城市政府办的信息化现代化的劳动力市场,大门口却赫然写着“外来农民工不得入内”,同时也不让存在农民工可进入的其他劳动力市场场所。有的城市,形成了自发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农民能从那里找到活计,经久不衰,有关部门不是去帮助管理和完善,却要予以取缔。缺乏公开合法的中介服务场所,带欺骗性的中介组织得以活动,使外出农民上当,甚至有的被以介绍工作为名,骗入传销组织。就业限制打破后,公共服务的城乡二元分割问题突出出来。
2.大量用工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最为突出的是村村反映拖欠工资、职业病、安全事故多等问题,很难求得政府公共管理部门的保护
农村反映最强烈的是拖欠工资问题。40多个调查村,除很少外出就业和外出经商为主的4个村外,村村反映拖欠和克扣工资问题。有些村半数民工被拖欠工资,有的村90%以上的被拖欠。个别访谈的48位农民工,1/3的人春节期间忙于讨要工资。拖欠工资问题,在农民工进入较多的沿海地区及中西部乡外县内流动就业中都存在,其中,建筑业、矿业和小企业尤其突出。有的拖欠工资发给回家路费,有的连路费也不给;有的向民工收取七八百元到2000元的押金,或扣押一两个月工资;有的平时只发给民工生活费,大部分工资扣在老板手里占用,随时找借口处罚民工、克扣工资,如果不满意,要离开,已做几个月的工资也就拿不到了。有的拖欠一个、几个工程的工资额,有的拖欠了几个年头。
农民工讨要被拖欠工资,处于软弱无力地位,向政府有关部门求助,多被推诿。“欠钱的是老子”,讨要数次没结果。上访政府部门,得到解决的少,大部分的回答是没签合同,不受理,或是欠资量小,不受理。没签合同,有农民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的原因,而多数情况是农民工要签,老板不签,说要签到别处干,民工多的是。正常渠道解决不了,农民工就罢工、群体闹事。打官司上诉花钱,写诉状花钱,无奈自认倒霉。
职业病、工伤事故时有发生,工伤赔付不合理。小的工伤自费医疗,大的工伤,被机器压掉一只手,仅获得赔偿一万多元钱,被伤害者闹着不走,反遭毒打。
3.诸多情况显示,一些农民想由进城打工到进城安居,但城市的制度安排是只想农民打工,不愿或阻滞农民进城安居
一是一些地方没有贯彻多渠道解决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政策,继续实行公办学校对民工子女高收费,有的粗暴关闭农民工子女简易学校。调查反映,一些城市政策落实得比较好,一些地方执行政策打折扣,公办中小学校向农民工子女额外乱收费的现象,并未停止,交借读费小学每学期少的200元,多的400~500元,还暗示要不成文的一次性赞助费,小学1200元,初中几千元不等,不然就以学生名额已满拒收。招收民工子女的简易学校无人过问。某大城市的一个区,50多所民工子弟小学,近万名民工子女就读,前些时候着手关闭打工子弟小学未成,今年“国办通知”下发后却一律关闭了,学生被迫到附近区县更远的学校上学。二是户籍管理上,公安部提出以在城镇有稳定职业、收入来源和稳定的住所,作为取得城镇户口的条件,而多数地方却把“稳定的居住场所”改换成“在城镇购买住房”;放开小城镇户口,也只对当地农民开放,不对外来农民工开放。三是不愿对跨区域流动、进城务工多年的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障,其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年轻农民打若干年工,拿的是较低的“裸体工资”,为城镇工业化做出了贡献,再退回中西部农村养老。这实质是对农民的一种新的剥夺,阻碍农村劳动力的彻底转移,阻碍通过工业化城镇化化解“三农”问题。
4.社会管理上的歧视
重庆市荣昌县杜家坝村的农民说,外出务工一般都需要身份证、外出务工证、暂住证、健康证、所在工厂工作证这五种基本证件。未婚妇女办未婚证,已婚妇女办婚育证。在家乡和打工地两头办证花“冤枉钱”。河南省新密市一位农民说:“去年俺在北京建筑工地上干了几个月都没上过街,好不容易赶放假的一天到街上看看打小就念叨的人民首都,结果或许是太高兴忘带暂住证了,还是因为一脸民工相,刚在街上转一会儿就被查住了,二话没说就把俺往车里塞。俺是来打工来了,又不是定时炸弹。俺好好解释,打电话让老乡把俺的证件送来才被放了。把俺好一顿训。这次虽说没把俺收容了,可心里老不是个滋味。俺靠力气挣钱咋就这么下贱呢?北京在俺心中的好形象一下就没了。”把农民工作为不安定因素,一旦整顿社会秩序,就把矛头指向农民工的问题仍然存在。
5.供求脱节的培训不对路,有的打着培训名义诈骗钱财,农民找不到能获得实用技术的价格便宜的培训
农民外出就业受过培训的为数极少。打工的年轻人多数为初中毕业,没有技术,体力活干一天下来很累,很少看书报杂志。想学门技术,一是培训要钱,二是真正实用的技术太少,他们“强烈建议”本地政府组织一些实用技术培训,最好是免费的,即使收费也不要超过100元。
三、对建立农民工跨区域流动、进城务工服务体系、合法权益保护机制、推进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
农民工跨区域流动、进城务工,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途径,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构成工业、服务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农村人口分化和城镇化的特殊形式,既关系民生,又有长远战略意义。近年中央提出了正确的政策导向,但尚缺乏有关的服务体系。农民外出就业权益受损害的原因很多,群众寄予希望的是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解决问题。沿袭计划式、二元分割式、防范式的管理,有悖于市场经济、工业化城镇化和就业制度改革的方向。管理体制的转变,不是有了一个好的文件,明确了政策导向,就自然解决了。需要搞好政策落实,继续推进农民跨区域流动、进城务工管理服务的改革创新。
1.既要落实政策,又要更新观念,创新思维,推进农民工跨区域流动、进城务工管理服务的改革创新
当前,需要抓住几个突出问题,组织对“国办通知” 政策落实情况的检查。同时大力促进观念更新,形成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思维。一是在发展战略上,确立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配置劳动力,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人口、劳动力转移结合,带动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维。二是在城乡关系上,调整不符合城乡开放、市场经济原则的思维方式和利益关系,改变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的状况,还给农民平等的待遇,解除其转移就业、身份转变的束缚。我国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过程,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也是城乡居民权利一致、身份同一的平等化过程。70%以上的农民工主要在流入地就业、生活,是一些企业甚至产业的基本就业力量,辛勤劳动,创造财富,为企业、财政税收作出了贡献,讲城市人均GDP,讲发展规划、社会安排,不能仅讲城市户口的人,而将农民工的存在和贡献忽略不计。国办通知提出,把农民工及其所携家属的计划生育、子女教育、劳动就业、卫生防疫、法律服务或治安管理工作,列入各有关部门和社区的管理责任范围,并将相应的管理费用纳入财政预算。这就要求调整城市公共服务和财力资源分配结构,建立体现包含农民工民众利益的管理服务。三是在政府管理上,转变政府职能,把对农民工管理的重点转到合法权益保护和服务上来,转变管理中政府公务人员与民众包括农民工的“官民关系”和管理方式。不是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那种管制百姓的意识就自然消失了。市场就业决策主体是劳动者个人和企业,政府的职能是为之服务(劳动力市场秩序的管理也是一种公共服务,是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维护百姓公共利益)。在社会领域,农民工和城镇市民,同是发展经济建设新生活的主人、纳税人和公民,政府管理人员与他们,不是防范、管制的关系,而是服务民众的关系。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除了政府负起公共管理职责外,要培养各种群体自我管理的能力、支持他们自我管理,群众和企业的自律、相互关系的自我协调、社区自治等,形成同群众参与管理、自主治理结合的合力。
2.进一步清理各种针对农民外出就业的歧视、限制政策,走向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立覆盖农民工跨区域流动、进城务工的服务体系对农民工外出就业的政府管理,由行政审批、限制流动、办证收费,转到支持与服务。专门针对农民工设置的办证、收费应该取消。改变城市就业服务机构和劳动力市场服务场所仅对城镇求职者服务的局面,应逐步向农民进城就业开放。围绕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发展包括信息、职业介绍、培训、法律咨询等在内的社会服务体系。特别是发展联系农村求职者与城市和发达地区用工企业的,信息、职业介绍、培训一体化的中介组织,按市场需求进行培训,以培训促进劳务输出。形成政府公共服务、民间中介组织、社区组织、社会非盈利机构分工协作的服务机制。
3.健全法律法规,普及法律知识,规范劳动关系,健全劳动合同、工资支付、劳动保护的监管制度
如何解决就业过程中大量存在的拖欠和克扣工资、生产生活条件恶劣影响健康与安全、工伤赔付不合理等问题,保护劳动者、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形成互利和谐的劳资关系,这方面的管理体系和合法权益保护机制尚未建立。应将《劳动法》和有关农民进城务工的政策法规汇编成册,发给企业和农民工。推进劳动合同制,使之成为规范劳动关系,明确双方责任权利,保护农民工权益的依据。用工单位要按规定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拒绝签订合同的行为应得到纠正。不能将不实行合同制的非正规用工企业范围划得过大。劳动合同公证的公共服务收费要低。加大合同监管力度。发展工会,吸收农民工加入,促进工会谈判力量的提高。建立企业、劳动者(工会)、政府对劳资关系的协调机制,加强政府监管,使违反劳动法、侵犯农民工权益的行为受到惩处。
4.加强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与农民转移培训力度
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到自身素质的制约。同时,职业教育与转移培训弱,也影响到义务教育,原因是农村青少年相当多的人升不了高中、大学,职业教育与培训弱,学不到对就业有帮助的技术,致使上学的积极性不高,初中毕业或未毕业就辍学外出就业。为此亟需建立和完善全社会的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网络。首先抓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工作,改革农村教育投入体制,增加用于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教育的转移支付,减轻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负担,有条件的地方普及高中教育,使农村潜在的劳动力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这不仅惠及中西部农村,而且提高进城农民工素质,惠及发达地区和城市。其次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有计划、有重点地建设一批农村骨干职业学校和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基地,发展职业教育、专业技术培训与农民转移培训,提高农民转移就业和自我保护的能力,适应我国工业、服务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第三篇:农民工权益保障实践报告
农民工权益保障实践报告
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可现实中,农民工工资待遇低。社会保障、政治权利、文化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由此引发了各种矛盾与冲突。唯有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强劳动执法,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安全网,重赋其文化教育权利,建立媒体常态的报道机制,才是较优的解决之道。
建构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切实保障社会各阶层的合法权益,2亿农民工的权益理所当然成为其中的应有之义。可现实中,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屡遭侵害,由此而引发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已成为践行和谐社会理念的重大障碍。
一、农民工权益的现实叙事
现实中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屡屡遭受侵害,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权益受损
1.劳动安全卫生条件较恶劣,工资待遇低还常被拖欠。农民工就业的企业大多设施简陋,环境恶劣,往往缺乏最基本的劳动保护,有些企业甚至让他们在有毒的环境中工作,并采取轮换的办法,使其在尚未发病时被打发走以逃避责任。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统计,全国每年因工伤致残人员近70万。其中农民工占大多数。农民工从业人数较高的煤炭生产企业,每年因事故死亡6000多人。工伤和职业病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即使如此,尽管国家采取了追讨工资专项行动,但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前清后欠现象仍较普遍。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抽样调查,仍有10%的农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7个月。
2.社会保障权利缺失。由于现行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以及城市政府和企业的认识差距等因素,绝大多数农民工享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农民工工伤保险的参保率仅为12.9%,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为10%左右,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为15%左右,许多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和经济赔偿,拖着伤残的身体回到原籍,成为农村新的贫困户。
(二)政治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
1.参与城市政治的权利被边缘化。宪法规定:凡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享有各项政治权利。可是农民工虽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却因为政治权利属地赋予缘故,不能和市民一样参政议政,不能选举自己的利益代表,失去了话语权(调查显示,80%的农民工没有参与所在城市社区的选举),其权益只能通过其他阶层和间接渠道来反映,例如,传媒的道德同情心、学者的正义感以及相关部门官员的关心等。
2.户籍所在地的政治权利无法充分实现。由于回乡参选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如往返的交通费用、误工的收入损失、回乡的额外支出(走亲访友所支付的费用)等等。许多民工比较在城做工的收益和回乡参选的私人成本后,主动放弃了回原籍参加村民自治选举等政治权利。与选举支出的私人性相比,选举成立的村委会是以公共产品形象出现的,所具有的公共性使民工的选举收益很难量化,因而放弃选举权也就情由可原了。
(三)文化权利及子女受教育权缺位
1.农民工缺乏基本的文化娱乐,职业培训权难以落实。虽然城市娱乐生活丰富,但大多
农民工收工后就蜗居在狭小的“工棚”里,主要的休闲方式排序为:打牌41.73%,看电视37.46%,听收音机38.86%,聊天32.81%,看书报18.33%,外面的生活几乎与其无关。职业培训权方面,由于大多数民工只具有初中或更低的文化,其中受过技术培训的仅占
9.1%,与企业的岗位要求差距很大,理应接受教育与培训。但他们自身没有足够的财力和精力,企业则顾虑他们就业的流动性而不愿组织培训,致使其技能素质不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2.民工进城子女义务教育权缺失。获得义务教育,是每个适龄儿童应有的权利,可现行义务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按户籍归口入学,许多地方没有将进城农民工子女纳入当地义务教育体系。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农民工子女要想进入城市学校就读,每学期仍必须交纳一定数额的借读费。许多人只好让子女就读民工子弟学校,而民工子弟学校由于得不到当地政府的财政支持,只有依靠高收费维持运转,加重了农民工的子女教育负担。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在京的6~14岁的民工子女达10万余人,而其入学率仅为12.5%,可以说“现在的外来工子女受教育现状完整地复制了中国城乡之间不平等的关系,也损害了基础教育的义务性、公平性、完整性的原则”。
二、农民工权益受损溯源
农民工权益受损,涉及社会各个方面,既包括户籍制度、法律体系、教育管理和媒体报道等外因,也包括农民工自身原因。
(一)户籍制度的历史原因。农民工是二元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在职业上他们是工人,身份上却是农民,这种职业与户籍的矛盾使得他们维权时处于弱势。而且因为农民身份,当城市职工普遍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五大保险时,他们却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外,极少有单位为他们办理保险。当他们生活遭遇困难时,也就不可能有相应的措施及时提供救助。
(二)现行维护民工权益法律有待进一步完善。劳动监察乏力。我国还没有专门维护民工权益的法律,虽有《劳动法》,但其中的许多规定缺乏操作性,也没有具体的处罚办法,而且劳动监察部门的执法手段十分单薄,年终集中整治欠薪时,执法部门也只能帮民工讨回工资。虽然监察部门有权进入企业检查,但由于人员严重短缺,使之无法落实。据统计,广东现有专职劳动监察员1161名,而企业与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约2500多万人,平均每个监察员要负责2万名以上职工和近千家企业的监督检查工作,远远超过国家规定的l:8000的比例,导致监察人员疲于应付,只能依赖年关时节运动式的大检查,农民工权益维护的效果也就大打折扣。
(三)农民工自身因素。整体而言,农民工素质较低,法律和维权意识淡薄,很少有人主动和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导致不法雇主有机可乘。调查显示,对于《劳动法》只有10.2%的人表示“非常了解”,54.1%的人只是“知道一些”,18.7%的人只是“听说过,但不知道是咋回事”,还有15.8%的人甚至“听都没有听说过”。其次,农民工组织化程度较低。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也就没有话语权,不能诉求利益。虽然全国总工会十四大会议报告肯定了“进城务工人员是工人阶级队伍的新成员”,但目前农民工加入工会的比例仍很低。
(四)农民工在媒体中缺乏话语权。近年来,虽然报纸数量增加到两千多种,但多以面向市民的晚报、都市报为主,专门办给农民工看的几乎没有,其中的综合类报刊,留给农民工的版面和篇幅也是少之又少。譬如,2004年的《解放日报》,每月农民工稿件数量均值一直徘徊于1.58~1.97篇的低水平,春节高峰时期的最高值也只有6篇。
三、农民工权益保障的路径探析
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农民工的参与,只有保障其合法权益,才能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妥善解决进城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二)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劳动执法。虽然《农民工权益保护法》还没有制定,但各地可从需要出发制定相应法规,对用工不签合同、收押金扣证件、延长劳动时间、克扣工资等侵犯农民工权利的行为,给出具体的、操作性强的惩罚标准。
(三)动员农民工入会,借助工会力量维权。只有把农民工组织起来,借助工会载体,才能实现其利益表达与维护的合法化、制度化。
(四)保障农民工文化教育权利。保障农民工文化权利,主要包括丰富其工余生活和落实其职业培训权两方面。丰富民工的文化生活,让流动图书馆、流动电影院、专场演出走进他们中间;公园、名胜古迹等文化设施向其优惠开放;还要强制企业将民工文化生活消费计入生产成本,并接受社会监督。同时,针对许多民工因缺乏技能而“就业无门、致富无术”,应“政府推动、社会承办、各方协作”,积极引导民工自主参加职业教育与培训,经费由政府、企业和民工个人共同承担。
(五)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安全网。农民工大多从事的是累、脏、险的工种,受工伤、疾病困扰的可能性非常大,把他们纳入社会保障网络有利于社会稳定。
(六)建立媒体对农民工常态的报道机制。建立媒体常态的报道机制,还原农民工生命和生活的原生态,多报道农民工中的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享有应有的话语权。
第四篇: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调研建议
一、农民工是工人阶级新成员和重要组成部分,应享有城镇职工同等权益和保障
(一)农民工的界定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形成的特殊的劳动力群体。对农民工的界定,可以从不同方面进行分析。从劳动关系看,包括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也包括尚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形
成事实劳动关系的务工人员;从产业分布看,大部分集中在第二产业的建筑、采掘、纺织、制造等行业,以及在第三产业的商业、餐饮、服务等行业的务工人员;从就业方式看,部分在国有、集体单位正规就业,大部分是在非公有制经济单位以及在国有、集体单位里短期临时性就业、非全日制就业、劳务派遣就业、分包生产或服务项目的外部务工人员;从与城镇的联系看,包括“离土又离乡”进入城镇的务工人员,也包括“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乡镇企业务工人员。
(二)农民工的地位和作用
农民工初步具备了工人阶级的基本特征。一是农民工与社会化大生产紧密相联,掌握和运用现代生产技能,成为我国产业工人中的生力军。二是农民工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他们的劳动时间、劳动对象以及所创造的价值主要在城市,其收入形态是货币而不是实物。三是农民工既受到机器大工业生产规则和社会化大生产秩序的约束,又受到工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熏陶,已与传统的产业工人日益融合。
农民工作为工人阶级新成员,壮大了工人阶级队伍,巩固了工农联盟,扩大了党的阶级基础,增强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阶级基础,为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农民工队伍的发展趋势
在数量上,农民工队伍规模将继续扩大,但增速趋向平稳。目前,我国有1.2亿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已经占全国职工总数的一半以上。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征的第二、三产业和新兴企业的快速发展,对从事简单技能工作的农民工的需求将增大;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会就地转移为城镇居民;随着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逐步打破,农民工在城市有相对稳定的职业、收入或固定住所,这一部分人的数量也会逐年增多。但是,随着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城市承载能力的限制,以及受农民工自身素质和个人愿望的影响,一些农民工在城市“进得去、留不住、融不入”,又将返回农村。在素质上,农民工是农村劳动力中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群体,思想道德素质和职业技能不断提高,开始逐步完成从农民向工人的转型。
总之,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人阶级新成员和重要组成部分。要从培养新一代工人阶级、培养新一代城市市民的大局出发,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使他们与城镇职工享有同等权益和保障。
二、农民工权益的实现情况
(一)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成效
一是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逐步提高。各地党委、政府更加重视农民工政治待遇的落实,有些农民工在企业中入党、入团,有的当选为职工代表、被评为优秀员工、成为生产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有些省、市外来农民工当选为镇、市人大代表。在2005年表彰的全国劳动模范中,有21位是农民工。二是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体制性障碍逐渐削减。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体制逐步被打破,户籍制度对于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制约逐渐减弱。三是农民工就业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日趋改善。多数地方城市政府逐渐取消对农民工防范性政策,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职业工种限制等,尊重和善待农民工的政策、社会环境已初步形成。四是农民工权益保障情况日益好转。劳动合同签订率有所提高,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等状况逐步扭转,劳动保护和生产工作环境逐渐得到改善,其子女入学乱收费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五是农民工对自身享受权益情况满意度上升。多数农民工对党和政府有关农民工的政策及地方政府为他们所作的管理、服务比较满意。
(二)工会组织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主要做法
1.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把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摆在工会工作的重要位置。中国工会十四大以来,全总认真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切实维护好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重要指示和温家宝总理有关农民工问题的批示精神,坚持“组织起来、切实维权”工会工作方针,对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问题多次进行专题研究,做出部署,发出文件。全总多次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农民工权益保障方面的问题,从源头上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工会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多次提出议案、提案,反映农民工的呼声和诉求。各级地方工会积极推动党委、政府把农民工权益保障纳入重要议题,配合人大执法检查,政协组织视察,与有关部门共同推动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的解决。
2.积极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为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提供组织保障。各级工会把非公有制经济单位和
第五篇: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
摘 要
在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方面,我国现行法律存在严重缺陷,导致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使广大农民工成为地地道道的“二级公民”,造成这样情况既有社会历史原因的影响,也有政策和城乡二元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还有农民工自身的原因。为更好地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我国应当成立农民工权益保护组织或者把农民工吸收到组织中来,有必要制定单独的《农民工权益保障法》,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劳动法等各项现行法律制度。
关键词: 农民工 弱势群体 权益 法律保障
目 录
中文摘要………………………………………………………… 目录……………………………………………………………… 前言………………………………………………………
一、农民工权益保障中存在的问题„„„„„„„„„„„.(一)农民工劳动权益易受损害„„„„„„„„„„„„
1、工资待遇低,欠薪现象普遍存在„„„„„„„„„„.2、超强度劳动普遍存在,休息权得不到保障„„„„„„„
3、劳动条件差,职业病频发„„„„„„„„„„„„„
(二)社会保障缺乏„„„„„„„„„„„„„„„„„
1、医疗、养老保险金覆盖面小„„„„„„„„„„„„
2、教育权得不到保障„„„„„„„„„„„„„„„„
(三)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专门保障或者执行不到位„
1、诉讼成本高„„„„„„„„„„„„„„„„„„
2、司法不公动摇了农民工对法律的信心„„„„„„„„
3、程序漏洞对农民工的保护不利„„„„„„„„„„„
二、农民工权益受损原因的法学分析
(一)不足的立法制度供给„„„„„„„„„„„„„„
(二)无为的行政执法手段„„„„„„„„„„„„„
(三)阻滞的司法救济渠道„„„„„„„„„„„„„
(四)缺位的工会维权组织„„„„„„„„„„„„„
(五)农民工自身的原因„„„„„„„„„„„„„„
三、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法律思路„„„„„„„„„„„„(一)建立和健全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体系是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前提„„„„„„„„„„„„„„„„„„„„„„„„„(二)严格执法是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关键„„„„„„„„„(三)加快司法改革,实现公正司法是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坚强后盾„„„„„„„„„„„„„„„„„„„„„„.(四)提高农民工的法律意识是保障其权益的有效手段„„„(五)建立对农民工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组织„„„„„„„
(六)加强对农民工的普法和法律援助工作„„„„„„„ 参考文献„„„„„„„„„„„„„„„„„„„„„„
一、农民工权益保障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工劳动权益易受损害
1、工资待遇低,欠薪现象普遍存在
按劳取酬,干活给钱,当城市里的“工作人”每月按时领工资,就像太阳每天从东升起一样自然,而广大的农民工却普遍遭到工资待遇低、拖欠克扣工资的困扰。首先,农民工的工资待遇非常低,与城市里的正式工人相比,“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的现象普遍存在。据调查,在深圳,农民工每月工作26天以上,每天的平均工时在10小时左右,有时会连续工作12小时以上。在相同的岗位上,农民工的月工资是1000元左右,而深圳户籍的员工则高达3000元。其次,拖欠、克扣甚至拒付工资现象时有发生。由于用人单位往往拖欠工人工资,许多农民工一年忙到头连工资都拿不到。
①
2、超强度劳动普遍存在,休息权得不到保障
休息权是宪法规定的劳动者必须享有的一项权利。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企业为了赚取更多利润,随意延长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有的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有的企业以实行计件工资为借口,故意把定额定的很高,强迫工人加班加点。据有关调查,农民工没有休息日的占47%,每天工作12--16小时的占46%。虽然我国《劳动法》明文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 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用工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并规定用人单位在元旦、春节、国庆等法定节日期间应当依法安排劳动者休假”。但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兄弟依法所享有的休息休假权在很大程度上都得不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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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劳动条件差,职业病频发
当前一些用人单位着眼于眼前利益,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注意改善工作环境,不给农民工配发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导致农民工职业病发病率较高,因工 ①魏城,《中国农民工调查》,法律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2009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作中接触有毒物品而中毒等事件也时有发生。特别是地处小城镇的非公有制小型企业,由于企业的规模小,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机器设备陈旧老化,通风不畅或者根本没有通风装置,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许多农民工染上了严重的职业病。例如,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就多次报道南方一些城市的外资企业因不注意劳动保护而发生了农民工累死车间、集体中毒等事件。
(二)社会保障缺乏
1、医疗、养老保险金覆盖面小
对于城市职工而言,一旦成为一个单位的职工,单位就会按照《劳动法》的规定为其交纳医疗、养老等保险金,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所享受到的社会保障几乎为零。由于不是城市居民,他们无法享受城市居民所能享受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工伤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尤为严重的是,农民工是工伤工亡的高危人群。据资料调查,有三分之一的城市农民工因工生过病,约60%的人生病后都是仗着年轻、体质好硬挺过去,约40%的人不得已而花钱看病,而看病支出绝大部分是自费,用人单位为他们支付的不足1/12。
2、教育权得不到保障
一是农民工自身的受教育权得不到保障,农民工到城镇就业,虽然解决了生存问题,但还要学习技能、积累经验,以获得稳定就业的能力,适应城市生活。而农民工在进城时就在文化教育程度上与城市同龄人存在着先天差距,如上海2009 年对外来流动人口调查表明:74.05%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农民工进城后因本身经济条件较差,往往难以支付市场机制下的培训费用,城市庞大的继续教育体系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而政府和用人单位又因缺乏经费投入且无明确的政策保障,不可能有对农民工进行培训等再教育的积极性。同时,用人单位过度延长农民工劳动时间,更不可能使农民工有其他再学习的机会。二是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得不到保障。目前对于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的受教育问题缺乏相关的规定,也没有专门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人地两生的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是他们最为棘手的问题。城市正规学校入学的户籍制度使很多农民工子女即使在义务教育阶段也无法进入正规学校接受教育,就算能够进入也需要缴纳高额的借读费,赞助费等。很多农民工没有办法只好将孩子送入没有教学质量保证的专门为农民工子女创办的学校或者带子女回老家入学。
(三)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专门保障或者执行不到位
1、诉讼成本高
农民工在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 本可以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解决, 但现实情况是信 “访”不信 “法”, 这样, 一方面架空了司法程序, 有损法律的权威;另一方面, 大量信访扰乱了政府机关的工作秩序, 影响了社会稳定。这除了农民工法律素质有限、法律意识薄弱外, 诉讼成本高是农民工远离诉讼的主要原因。
2、司法不公动摇了农民工对法律的信心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在基层的贯彻实施,公正司法、严格执法的风气正逐步形成。但是,一些涉及农民工权益案件处理不公平、不严格、不及时、不到位,司法腐败现象还时有发生,于是上演了一出又一出跳桥讨薪的悲剧。“跳楼、跳桥”讨薪绝非“流行”,而是被逼无奈,谁会无缘无故拿自己性命做赌注?几百(千)元工钱对老板无所谓,然而于农民工来说,却是柴米油盐、孩子学费等家庭生活开支急迫之需,正是这种“急迫之需”才使一些孤立无助的讨薪者做出“跳楼、跳桥”的一时冲动之举,他们的目的只是想引发社会关注,以“督促有关部门”帮他们解决问题。此举虽然有欠冷静,实乃走投无路,而与“流行”无关。这一现象的存在,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威严,在农民工中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尽管农民工在理论上拥有各种权利,但若诉诸法律救济的道路障碍重重,或没有购买正义的适当资源,所谓权利只能是空中楼阁。倘若存在公平、及时、适当的救济途径,通常不会通过自杀实现正义。能活下去就不会去死,自杀或杀人大多是因为实在活不下去!民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被剥夺感和相对贫困感在日益增强,社会不公程度不断超越传统观点所认为的极限,农民工以死抗争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3、程序漏洞对农民工的保护不利
现行关于工资支付的法律依据,只是《劳动法》、《企业最低工资规定》、《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等。劳动争议案件普通存在着查证难、运用法律难、执行难等特点。首先,法律与地方法规存在矛盾,它们对同一事项规定不一致。其次,劳动争议案件处理不及时。依照我国《劳动法》的规定,劳动争议必须先经过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的调解,劳动仲裁部门的仲裁,对裁决不服的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近几年的劳动争议处理情况来看,这种“先裁后审”的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劳动争议处理的需要。在仲裁阶段,因为仲裁机构没有查封、扣押和先予执行财产的权利,而给一些克扣、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老板逃匿和转移财产提供了时间,使部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保护。有的即使被劳动监察部门查
到,也只能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没有处罚权;如果企业不履行,劳动保障部门需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不仅需缴纳受理费、执行费等费用,而且司法运转周期较长,受害人往往耗不起时间。再次,在于劳动争议条件举证上的困难。就目前来说,劳动争议条件属民事案件范畴,这类案件的审理必须适用《民事诉讼法》有关“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而现在大多数的劳动者来自偏远地区,文化素质不高,取证质证能力有限,再加上有的企业凭着自身的优势,拒绝向劳动者提供有关原始资料或者只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使劳动者无法举证或举证无力。因此劳动争议诉讼中,过分强调“谁主张谁举证”反而不利于保护处于弱势一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二、农民工权益受损原因的法学分析
(一)立法制度方面的不完善
第一,缺少保护的基点和制度支撑。导致农民工权益的法益缺位、权利受损、救济不畅,表面上是现行法律政策的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作为限制公民流动的二元户籍制度的合法存在。没有法律保障下的迁徙自由,使农民工成为城市中的二等公民。农民工即便进入城镇,其择居权、就业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也存在诸多限制。
第二,法律条文的制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由于《劳动法》规定的过于原则给执法带来很大的困难,也使劳动法的许多规定难以落到实处。有关违反《劳动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偏轻,对违法行为惩处不够严厉,使《劳动法》在许多严重违法行为面前显得执行不力。第三,从法律体系上来看,目前尚未形成种类齐全、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和协调统一的法律体系。由于与《劳动法》配套的法律法规的欠缺,涉及到劳动关系运行的重要领域尚无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明确规范,导致劳动者权利受损后寻求救济困难重重。
(二)无为的行政执法手段
首先,执法体系的城市主位倾向使一些城市将农民工仅仅当作劳动力,而不是城市社会的一员,个别地方政府甚至制定出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对农民工流动、进城就业实行限制。近几年,情况虽有好转,但在一些地区和某些环节仍然存在问题。其次,在执法过程中,一些行政机关存在“行政不作为”问题,即当出现侵犯农民工权益问题时,往往尽不到依法查处的职责,更少有事先预警机制,甚至自身的一些行政行为也在侵犯着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三)阻滞的司法救济渠道
司法保护是农民工权益实现的最后保障手段。但目前我国农民工权益的司法保护却存在诸多弊端,不能很好地发挥其保障功能。其一,劳动争议“先裁后审”的体制越来越不适应争议处理的需要。其二,劳动争议案件属民事案件范畴,适用《民事诉讼法》有关“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而农民工大多数文化素质不高,取证、质证能力有限,使农民工无法举证或举证无力。其三,法律援助手段乏力。
(四)缺位的工会维权组织
农民工权益之所以被侵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农民工权益代表主体缺失。农民工由于缺少一个真正代表自己利益、能为自己争取并维护自身权益的组织,使得农民工权益保护中话语权较小。目前我国各类企业的工会只有少数农民工得以加入,大多数农民工并未被发展入会。正因为缺乏有效的组织,农民工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往往各谋其策,各行其是,一盘散沙,难以形成维权合力。
(五)农民工自身的原因
农民工是我国由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转变过渡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我国历史形成的城乡差别使得农村普遍落后于城市。农民文化素质相对比较低,而且大都没有经过任何职业教育和培训,缺乏劳动技能。传统观念强,现代法制观念淡薄,使得他们不能事先预见风险而进行自我保护,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意识到对方是违法侵权,或者在知道权益受到非法侵犯时,不懂得用法律武器维护其合法权益。农民工的这种传统意识和较低的文化素质,使适应工业社会需要的现代法治观念极难为他们所接受。这样,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农民工既不能以传统方式保护好自身利益,又不能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同时,城乡比较收益的差距又使农民工丧失维权的内在动力
三、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法律思路
(一)建立和健全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体系是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前提
要根本解决农民工问题, 首先, 要求法律规制上实现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 立法决策部门应将农民权益保障作为核心理念, 让法律真正成为捍卫包括进城务工人员在内的所有劳动者合法权益的 “法宝”。其次, 国家应尽快制定、修改、完善有关法律法规, 改变农民工的弱势地位,应尽早制定《农民工权益保障法》,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纳入城市社会保障的范畴。农民工属于弱势群体,但由于法规本身存在的盲区或缺位,现实中农民工权益经常受到侵害,这种现象必须尽快改变。鉴于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及其在维权问题上的复杂性,只有出台《农民工权益保障法》,才能从根本上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制度上的保护和保障。
(二)严格执法是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关键
一方面,在行政执法与社会管理中, 政府要转变执法观念, 采取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政策, 对农民工与本地居民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以民主、法制的原则维护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之间的平等。另一方面,在执法人员中, 要强化法律思想教育, 提高其素质。同时, 政府要克服 “行政不作为”的惰性, 通过重视执法, 把 “纸面上的法”变为 “行动中的法”。相应的, 劳动监察执法部门也应切实履行自身的执法职责, 严格执行 《劳动法》有关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规定。
(三)加快司法改革, 实现公正司法是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坚强后盾
首先,实行劳资纠纷 “举证倒置”。考虑到中国今天的 “农民工”市场完全是供方市场现状, 可以借鉴我国司法改革经验, 凡未签订劳务合同的, 应由资方举证证明自己无过错, 否则将做出有利于劳方的裁定。其次, 开辟农民工诉讼绿色通道。针对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件的实际情况, 法院应进行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可缓交诉讼费用;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要及时做出减、免、缓交诉讼费的决定;情况紧急的, 则依法直接采取证据和财产保全措施及先于执行措施;要加大执行力度, 最大限度地保证裁判文书的执行,切实保证农民工的权益。再次, 加强劳动仲裁机构建设。考虑到农民
工的流动性以及权益纠纷的现实性, 应在各大中小城市应建立为农民工服务的劳动仲裁部门,切实解决农民工因拖欠工资、生病工伤甚至死亡等问题引发的纠纷中的权益,及时防范、化解劳资矛盾。
(四)提高农民工的法律意识是保障其权益的有效手段
农民工由于接受的教育较少,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显然不够。许多农民工在发生劳动争议后,不知道通过法律途径去寻求公力救济,而是通过传统的方式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诉等以寻求解决方案,有的甚至直接通过其他非正常的方式(如爆炸、跳楼、跳桥等)来谋取问题的解决。不少农民工因此而导致劳动争议诉讼时效过期,在他们最终意识到寻求法律的帮助时,而因超过诉讼时效而失去了法律帮助的机会。因此,加强对农民工的普法和法律援助也是加强农民工合法权益法律保障的重要工作环节。政府劳动主管部门和政府司法部门,应通过各种方式举行劳动法等方面的法律讲座,组织法律服务中介机构深入农民工基层进行普法宣传和义务法律咨询,努力提高农民工学法、懂法、用法的能力,从而促进和帮助农民工通过法律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首先,充分利用报纸、电视、电台等新闻媒体,加大《劳动法》等法律的宣传力度,做到通俗化、人性化,便于外来务工人员接受。其次,农民工要学会享受法律、消费法律。法律是国家为公民提供的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享受法律、消费法律是现代公民的新理念。当农民工感觉自己合法权益受损时,应大胆地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五)建立对农民工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组织
一方面,要认真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努力发展农民工加入用人单位的工会组织,通过工会积极主动地引导好农民工的维权意识、维权要求并帮助其维权;司法机关、政府和相关的社会组织应组建为农民工弱势群体伸张正义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同级法律援助中心的指导下,为农民工提供长期的稳定的法律援助,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同时将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纳入到整个法律援助体系之中并加以突出,从而促进和帮助农民工通过法律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根据条件因地而宜,按轻重缓急的原则逐步建立起包括五大保险在内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首先,建立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解决包括农民工工资、奖金、职务升迁在内的各种社会福利待遇及子女入学等问题,使农民工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再次, 加快建立农民工疾病医疗保障机制,搞好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效链接,解决农民工的疾病风险。
再一方面,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正.消除歧视,提供合理的平台让大家可以平等相处,增加人与人的沟通与理解。落实好合同制,让员工更加清楚自身的权利义务。企业也应重视个人的发展,多方面选拔人才,让每个人都有平等就业和升迁的机会。
参考文献
魏城,《中国农民工调查》,法律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2009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1】崔凤,任希锋,《论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4月,第2期 【2】杨培景,《略论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障》,《理论学刊》,2005年3期 【3】魏城,《中国农民工调查》,法律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4】刘子操,《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保障问题》,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