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第一篇：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我国农村原有的单一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的全面改革。我国农业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实现了农村经济集体所有制的建构，但在合作化后期由于操之过急，片面追求“一大二公”，推行“人民公社制”，使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遭到严重挫折。人民公社制实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种“吃大锅饭”体制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改革就不能促进农业发展。针对这一状况，1962年邓小平已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邓小平文选》 第1卷第323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定进行农村改革，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强调“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同上书第78页）。还具体指出：“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同上书第117页）主要采取三条措施：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分开；大幅度提高 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农村经济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此后，各项农村改革继续推进，主要有：继续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探索和找到了集体所有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效实现形式；实行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在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的同时，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作用日益明显；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逐步放开农产品价格，农产品市场和农业生产要素市场有了很大的发育；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和非农产业，乡镇企业异 军突起。此外还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明确中央与地方管理农业事权，实行农业保价、专储和农产品风险基金制度等。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农业高速增长，不仅基本解决了温

饱问题，也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转向城市提供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第二篇：论新时期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论新时期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余孝军 《 人民论坛 》（2009年第21期）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其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农业产业化的推进，统筹城乡发展为农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事实证明，体制创新对我国农业发展非常重要，不断超越、实现体制的完善将是今后很长时期内必须直面的课题。

【关键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作为一个拥有八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到我国发展的进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创造性地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以此为基础，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经济体制的发展对农业主体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农民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农业经济发生较大的变化。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萌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将如何发展，如何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思考这个问题。农民在实践过程中不经意地创造了历史：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将土地包产到户，为此还写下了“生死协定”，由此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党和国家对小岗村这种做法并没有直接否定，而是允许进行试验。随后，中央在安徽省和四川省进行了试点，并对农民群众的实践经验进行全面的总结，进而上升为国家政策。1984年，党中央明确提出，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随后这种新型的农村经济体制在全国广泛地推行，并逐渐形成了“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本、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国的农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从1978年到198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由3.05亿吨增加为3.79

亿吨，畜牧业、水产业快速发展，粮食和副食供应能力大增强，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开始“异军突起”，农业劳动力开始大量向非农业领域转移。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重要意义在于，这种体制彻底改变了农村的分配形式，多劳多得取代了平均分配，农民在生产经营方面有了更多的自主权，长期以来被僵化体制压抑束缚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巨大的生产能力彻底释放出来，农民的温饱问题开始得到解决，农村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得到迅速改变。

完善农业市场化发展机制，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

从1985年到1992年，我国农业经济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农业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较大的波动，比如出现了卖粮难，“打白条”现象，乡镇企业发展缓慢，难以吸纳相对剩余的农业劳动力，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下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和国家宏观调控上的失误有关，二是和农业市场化程度低，农业产业化不发达有关。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并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要，国家提出要逐步推进农业经济体制改革。

其一，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是资金。从1996年开始，我国就启动了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目的就是通过改革，向广大的农村输入必要的农业发展资金，解决农村生产资金不足的问题。

其二，着力推进农产品价格调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国农业生产的能力大大提高，农民也希望通过市场机制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我国从1985年以后实行了“价格双轨制”，从1993年以后实行粮食流通制度改革，明显提高了农业的市场化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既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同时又加强了农业同市场的联系。

其三，允许土地合法流转。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中出现耕地闲置的状况。为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国家政策允许土地合法流转。土地实现正常流转后，农业规模经营就有了基础，“规模出效益”的目标就可能实现。其四，鼓励农民建立专业合作社组织，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为规范专业合作社的运行和效率，2006年10月31日，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业专业合作社是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产物，在合作社的统筹管理之下，可以将农业技术培训、农业信息收集和处理、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等问题处理好，有利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进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业化及城市化顺利进行，离不开农业和广大农民的大力支持。因此，当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工业应当反哺农业、城市应当支持农村，以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

建设新农村、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进入新世纪，我国总体进入了小康社会，但城乡之间反差拉大，“三农”问题及新农村建设问题成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因此，为了更好地解决农业问题，党的十六大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点，明确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渐提出建设新农村，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思路。

建设新农村、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具体措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涉及的方面多、任务重、耗时长的工程。为整体、全面推进农村发展，中央提出了“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一增一减”增加农村发展的底气，释放了农村的活力。三十年来，党和国家针对农村发展的现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全面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税收负担。为了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2000年5月，安徽省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十六大以后，农村税费改革继续深化，从过去的“减轻、稳定、规范”转向取消农业税，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在我国实行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取消了，农民获得了实惠。

增加支农补贴，减轻农民生产成本负担。要真正让农民得到实惠，不仅要免除各种农业税费，而且还减轻他们的生产成本。具体做法就是：一是控制生产资料供给领域的价格水平，二是国家增加给予农民的各种直接补贴。这些年来，国家对农民的直接补贴主要有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及购买生产资料的直接补贴。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减轻农民生活负担。我国农村过去一直以家庭保障为主，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未能把农村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之中。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尤其是在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背景下，我国逐步建立了符合农村特点的社会保障机制。目前，我国已探索出一些适合农村的社会保障办法，主要有：农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最低生活保障以及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等。

建立国家城乡统筹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首先做大城市，然后由城市反哺农村，最后消除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通过一年多的运行来看，成都市和重庆市在户籍制度创新、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办法和健全农村房屋所有权登记制度、完善城乡一体的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和安全生产监管机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发展。小结

我们在看到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也要看到当前还存在着制约农村发展的不利因素，归纳起来三个方面：一是从制度层面来看，土地流转制度还不健全，农业经营组织制度比较落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善。二是从文化建设和素质层面来看，农村文化建设层次低，农民综合素质低。随着大批有能力有技术的农民进城打工，当前农村急需的有技术、有能力、观念新颖的“领头人”比较稀缺。三是从经济效益层面来看，当前农村经济效益总体偏低，农民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较大，这种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

势，同时这种低效农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较弱，不适应经济一体化的内在要求。这些不利因素成为阻碍我国农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要进一步提高农村经济效益，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面貌，需要不断健全农村发展的相关制度，特别是土地流转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此基础上，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刺激农业经济新的增长点，增强农业竞争实力，这将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其次，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当前重点是力求让所有农民都能享受农村医疗保险，进一步扩大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同时，向农村中小学、中职教育倾斜，进一步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综合素质。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农业经济发展好了，农民素质提高了，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完善了，所有的因素将有助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义农村工作发展的新局面。

第三篇：论新时期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最终版]

新时期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前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创造性地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以此为基础，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经济体制的发展对农业主体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农民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农业经济发生较大的变化。

一、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萌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将如何发展，如何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思考这个问题。农民在实践过程中不经意地创造了历史：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将土地包产到户，为此还写下了“生死协定”，由此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党和国家对小岗村这种做法并没有直接否定，而是允许进行试验。随后，中央在安徽省和四川省进行了试点，并对农民群众的实践经验进行全面的总结，进而上升为国家政策。1984年，党中央明确提出，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随后这种新型的农村经济体制在全国广泛地推行，并逐渐形成了“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本、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重要意义在于，这种体制彻底改变了农村的分配形式，多劳多得取代了平均分配，农民在生产经营方面有了更多的自主权，长期以来被僵化体制压抑束缚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巨大的生产能力彻底释放出来，农民的温饱问题开始得到解决，农村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得到迅速改变。

二、完善农业市场化发展机制，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

从1985年到1992年，我国农业经济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农业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较大的波动，比如出现了卖粮难，“打白条”现象，乡镇企业发展缓慢，难以吸纳相对剩余的农业劳动力，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下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和国家宏观调控上的失误有关，二是和农业市场化程度低，农业产业化不发达。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并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要，国家提出要逐步推进农业经济体制改革。

其一，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是资金。从1996年开始，我国就启动了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目的就是通过改革，向广大的农村输入必要的农业发展资金，解决农村生产资金不足的问题。

其二，着力推进农产品价格调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国农业生产的能力大大提高，农民也希望通过市场机制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我国从1985年以后实行了“价格双轨制”，从1993年以后实行粮食流通制度改革，明显提高了农业的市场化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既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同时又加强了农业同市场的联系。

其三，允许土地合法流转。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中出现耕地闲置的状况。为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国家政策允许土地合法流转。土地实现正常流转后，农业规模经营就有了基础，“规模出效益”的目标就可能实现。

其四，鼓励农民建立专业合作社组织，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为规范专业合作社的运行和效率，2006年10月31日，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有利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进程。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业化及城市化顺利进行，离不开农业和广大农民的大力支持。因此，当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工业应当反哺农业、城市应当支持农村，以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建设新农村、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进入新世纪，我国总体进入了小康社会，但城乡之间反差拉大，“三农”问题及新农村建设问题成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因此，为了更好地解决农业问题，党的十六大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点，明确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渐提出建设新农村，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思路。

建设新农村、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具体措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涉及的方面多、任务重、耗时长的工程。为整体、全面推进农村发展，中央提出了“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一增一减”增加农村发展的底气，释放了农村的活力。三十年来，党和国家针对农村发展的现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全面改变了农村的面貌。

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税收负担。为了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2000年5月，安徽省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十六大以后，农村税费改革继续深化，从过去的“减轻、稳定、规范”转向取消农业税，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在我国实行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取消了，农民获得了实惠。

增加支农补贴，减轻农民生产成本负担。要真正让农民得到实惠，不仅要免除各种农业税费，而且还减轻他们的生产成本。具体做法就是：一是控制生产资料供给领域的价格水平，二是国家增加给予农民的各种直接补贴。这些年来，国

家对农民的直接补贴主要有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及购买生产资料的直接补贴。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减轻农民生活负担。我国农村过去一直以家庭保障为主，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未能把农村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之中。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尤其是在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背景下，我国逐步建立了符合农村特点的社会保障机制。目前，我国已探索出一些适合农村的社会保障办法，主要有：农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最低生活保障以及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等。

建立国家城乡统筹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首先做大城市，然后由城市反哺农村，最后消除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通过一年多的运行来看，成都市和重庆市在户籍制度创新、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办法和健全农村房屋所有权登记制度、完善城乡一体的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和安全生产监管机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发展。

四、小结：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农业经济发展好了，农民素质提高了，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完善了，所有的因素将有助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义农村工作发展的新局面。

第四篇：再论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再论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李文发布时间：2010/02/03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农民家庭重新获得土地经营权开始的。3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回顾这段不平凡的历史，也许可以对农业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而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有更为准确的把握。

一、农业改革的历史背景

新中国在土地改革完成后，鉴于贫穷、分散、脆弱的小农经济无法支撑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以苏联为榜样，通过合作化和集体经济的方式提高农业生产力、容纳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大限度地为工业化提供支持的主张占了上风。但由此形成的路径依赖最终导致了不顾生产力实际，盲目追求生产关系变革，短短几年内就消灭了土地私有制，完成了由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直至人民公社的体制转换。

尽管人民公社时期中国的农田水利事业和农田基本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化肥工业、良种培育和农业机械化获得长足进步，而且这一体制在农村公共品供给特别是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这一体制毋宁说是着眼于为工业化提供积累设计的，并不符合亿万生产者的意愿。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二为一，都归村社集体拥有。浓重的自然经济色彩和僵化的计划管理模式，不但束缚了土地和劳动力的合理流转，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而且也窒息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尽管从1962年起在否定“单干风”的同时将基本核算单位由公社或大队退回到了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但是生产队并不具有完整的经营自主权，一再发生的“一平二调”和瞎指挥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使责、权、利脱节，劳动生产率长期得不到提高，经营上的规模效益更是无从谈起。事实上，人民公社体制越是向前发展，自身的弊端暴露得也就越明显，要不是有“文化大革命”和“农业学大寨”这样的政治运动支撑，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恐怕不会在农村统治长达20多年。

然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套传统体制仍在惯性发展。1976年1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强调：“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人民日报》1976年12月11日。]次年10月30日至11月18日，接着召开了全国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座谈会讨论了大寨县的标准问题，认为随着大寨县的普及，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已经不能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12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次座谈会向中央政治局的汇报提纲，指出：随着公社、大队两级经济的壮大，实现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的

过渡，以进一步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是前进的方向，是大势所趋。[《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952页。]可见，“文化大革命”是结束了，但左倾思想、左倾观念、左倾做法仍然像一张无形的网束缚着人们的手脚。这也就难怪一直到1978年底，被视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标志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仍在强调坚持人民公社基本制度，“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后来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将这一条规定修改为“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要求将经过修改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

但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农业问题上较之以前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最重要的是明确了推动农业的发展除了国家的物质支持和技术支持以外，更重要的在于所制定的政策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离开一定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任何阶级的积极性是不可能自然产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为此，“我们对农业的领导，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按照群众利益办事，一定要坚持民主办社的原则，尊重和保护社员群众的民主权利。决不能滥用行政命令，决不能搞瞎指挥和不顾复杂情况的‘一刀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全会强调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基本制度也是针对普及大寨县中的“穷过渡”而言的，要求在稳定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农村生产力，“不允许在条件不具备、多数社员又不同意的时候，搞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队向生产大队的过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全会发表的公报指出：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民主管理、干部选举、账目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会议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指出：人

民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坚决纠正平均主义，在具体做法上“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此外，这个《决定》还出台了推动农业发展的多项政策措施。

此前，早在1977年底，许多干部就向中央反映农民反对“一平二调”和瞎指挥、要求尊重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呼声十分强烈。1978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对农村集市贸易的所谓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属性提出了质疑。3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一方面仍在强调学大寨，另一方面又特别指出要认真执行党在农村现阶段的各项经济政策，如反对“一平二调”，实行等价交换，开展多种经营，发展集体副业，允许农民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正当的集市贸易等。[《人民日报》1978年3月7日，第1版。]10月，农业按劳分配讨论会在京举行，平均主义的大寨记工法引起众多非议。11月4日，山西《晋中报》发表了中共晋中地委第一书记李韩锁的讲话，抨击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形而上学的观点、盲目批判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的做法，以及单纯强调政治挂帅、不讲物质利益原则、推广大寨劳动管理制度、不搞定额管理和定额计酬、否定自留地和集市贸易，等等。这篇讲话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同月24日，《人民日报》专文介绍了四川省大邑县学大寨的经验教训，强调坚持因地制宜，不要生搬硬套。与此同时，从1977年到1978年冬，四川、安徽、吉林等省已经在农村实行以“五定一奖”[所谓“五定”是指定人员、定任务、定时间、定质量、定工分，或者是定人员、定产量、定时间、定费用、定工分。“一奖”是指根据完工验收结果或者年终成果给予奖励。]为主的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以上这些就是三中全会在农业问题上能够有所进步的背景所在。

二、改革的推进和旧体制的瓦解

决策层和领导层的动向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或多或少地呼应了农村广大基层民众的迫切愿望。“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全国农业总产值和粮食产量缓慢增长，但农民的收入却基本维持不变，一些地方农民的生活水平甚至有所下降。于是，政治运动结束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大致从1978年秋天开始，在安徽、四川等地的一些农村，20世纪50年代末期和三年困难时期曾经尝试过的一些“退回去”的做法就又陆续“死灰复燃”了。其实那些做法无非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围绕“包”字试验的一些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旨在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恢复和促进农业生产，如“包工到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到1979年底，全国一半以上的生产队实行包工到组，1/4的生产队实行

包产到组。在包工到组和包产到组的同时，个别的地方自发地实行包产到户甚至包干到户。

但是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很容易让人误解为分田单干，同私有化和个体经济相联系，因此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更多，甚至引发了一场全国大争论。直到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著名讲话以后，人们的思想才进一步有所解放，进一步明确了“双包”与集体经济关系的认识。邓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页。]同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了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议形成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中央75号文件，总结了中国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教训，对干部和群众从实际出发的小段包工定额计酬、包工包产联产计酬和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形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文件认为，凡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责任制形式，都是好的和可行的，都应加以支持，而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8-66页。]这一文件打破了20年来强套在“包产到户”头上的枷锁，极大地鼓舞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热情。会后，以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农村迅速推广，推行联产责任制的生产队的比重由1980年初的28%（实行不联产的包工责任制的比重为55.7%）上升到该年底的51.8%和1981年10月的81.3%（此时不联产的定额包干的比重降至16.5%），其中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的比重在1981年10月已经占到50.8%，而在1年前只有15%，1年以后升至80%左右，两年以后上升到90%以上。[李文：《中国土地制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延边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116页。] 1981年是农业生产责任制多变的一年，有些社队开春是小段包工，中途变为联产到组，最后又变为联产到劳、到户或大包干。这说明群众经过观察、比较和实践一段后，积极选择更适合他们的实际情况的责任制形式。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包干到户逐渐成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1982年第一个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新时期经

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1983年第二个中央1号文件再次指出：联产承包制越来越成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它采取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原则，使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这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必将使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具体道路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这两个文件有力推动了农业经营方式的改革。1982年6月，以双包为主体的联产责任制在生产队总数中占到了93.7%，1983年这一比例升至99.4%，至此形成维持至今的农村土地经营方式的基本格局。[李文：《中国土地制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延边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页。] 与此同时，家庭承包经营从根本上动摇了人民公社体制的基础。早在1979年8月，四川省广汉县就开始进行人民公社改革试点。他们按照党、政、企分工的要求，将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改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取消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成立乡政府，取消生产队，改设行政村。[可参阅刘文耀《四川广汉向阳人民公社撤社建乡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接着，吉林、河北、浙江、广东、辽宁、安徽等省也进行了改革试点。在此基础上，1982年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了“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体制模式。1983年中央1号文件正式提出政社分设的要求。同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有领导有步骤地搞好政社分开的改革，在1984年底以前大体上完成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同时按乡建立乡党委，并根据生产的需要和群众的意愿逐步建立经济组织，改变党不管党、政不管政和政企不分的状况。[《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见《21世纪乡镇工作全书》，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867-868页。]其后1984年中央1号文件重申：农村经济组织应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设置，形式与规模可以多种多样，不要自上而下强制推行某一模式。农民可以不受地区限制，自愿参加和组成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各种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这些合作组织同地区性合作组织是平等互利或协调指导关系，不再是行政隶属或逐级过渡的关系。根据两个1号文件的精神，全国各省、区、市的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全面铺开。经过两年的改革实践，到1984年底，全国农村基层组织政社分开的有91171个，已建立乡（镇）政府91171个，村民委员会946439个，保留作为经济组织的人民公社28218个。政社尚未分开的人民公社还剩下249个，保持生产大队为组织的有7064个，保持生产队建制的有12.8万个。[《中国统计年鉴（1997）》，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366页。]1985年改制任务基本完成，人民公社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在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后，从1985年起，中央政府在农村政策上再次做出重大

调整：（1）完全放弃了除粮、棉之外所有农产品的计划控制，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2）减低对粮食生产的计划控制程度，政府计划收购的粮食降至约占全部商品粮的一半左右；（3）县级以下政府逐步放弃了对种植面积计划的直接干预，由农户适应市场需求调整种植作物的面积，自主选择种植有市场销路的作物。这些政策调整意味着继生产者取得土地经营自主权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迈入了新的阶段，率先开始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

三、对“第一个飞跃”的反思

在追述了我国农业改革实现的“第一个飞跃”的背景和历程后，我们来试着回答这样两个问题。

（一）农业改革初期试行的多种责任制形式中，为什么最终是包干到户占了上风？包干到户与分田单干有何区别？

前文已经指出，包干到户说到底是农民的选择。在初期试行的多种责任制形式中，包工到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几种形式是逐步递进的序列：包工到组较之过去的“干活一窝蜂”“劳动大呼隆”自是前进了一大步，但仍会有出工不出力、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倾向；包产到组使作业组的劳动与劳动的最终结果联系在一起，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了，同时劳动的数量约束和质量约束也尽在其中，但形式繁琐，且交产记工由队分配的做法仍然带有“大锅饭”的性质；包产到户与包产到组只是一步之隔，将包产单位由作业组变为农户，使社员拥有了相当的生产自主权，但其弊端与包产到组相同；包干到户比包产到户要更彻底一些，它是按社员与生产队签订的合同规定，完成向国家交售农副产品的数量和上交集体的积累、各种提留及折旧金，其余都由社员个人支配，而不再按工分分配，这样就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土地经营权的彻底分离，责、权、利在经营者那里紧密结合在一起，农民得到了比较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且其方式简便易行，更受农民欢迎。总之，在多种多样的责任制中，包干到户交易成本最低，生产者的积极性最高。

自包干到户的形式出现那天起，反对者就将其说成是“分田单干”，许多农民也确实是那样认为的。其实，包干到户与分田单干从理论上说至少有两大不同：前者是土地集体所有，后者是土地私有；前者是统分结合，后者是放任自流。但是，此后的发展与当初的预想拉开了距离。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后，原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逐步解体，“统分结合”在大多数农村已有名无实。而农户的承包经营权一再延期，由最初的15年延长到30年，而且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流转和依法继承。这样从形式上看，至少在承包期内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发包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得收回承包地，也不能单方面调整承包地，包干到户与分田单干越来越接近了。特别是在经历了税费改革以后，农业进入无

税无费时代，愈发使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形同虚设（因之也衍生出一系列弊端）。但是尽管如此，承包期到期后，农户的承包地还是要被集体经济组织收回重新发包，而且农户的承包地在用途上受法律限制，即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

总之，农业改革的“第一个飞跃”从生产关系上说不啻是一个大大的倒退，几乎是“集体耕作二十年，一夜回到合作前”。然而跨出这一步是走了一段弯路后痛定思痛做出的抉择。1962年7月，邓小平曾经根据当时的情况说：“有些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地方，现在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如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等等。以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是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认为，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办法来。他还说：“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公社核算退为大队核算，大队核算又退为生产队核算，退了才能前进。”邓小平还提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因为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恢复农业生产“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324页。]可惜，这样的意见在那时还无法让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接受。

（二）为什么要保持农户家庭经营长期不变？应该如何理解邓小平提出的农业改革的“第二个飞跃”？

农业改革的实践证明，家庭承包经营是在保持土地公有的前提下最适合我国现有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土地经营方式，最受农民的欢迎，能够最有效地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再从世界农业发展的历史来看，家庭经营并不构成农业现代化的障碍。因此，1982年第一个中央1号文件就提出农业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1985年第四个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明确宣布“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户家庭经营长期不变”。[《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页。]这是我们党总结了土地改革以来农业发展的曲折历程后得出的重要结论，表明家庭承包经营是我们党领导下的农村改革已经建立起来的基本的政策框架或者体制框架。此后这一条成为一项基本国策，被历次党和政府的重要会议、重要决议和相关法律所重申。

但是从形式上看，目前我国的农业依然属于小农经济范畴，人均占有耕地狭小，地块零碎，劳动者素质不高，机械化程度低，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劳动生产率低下，经济效益得不到提高。毫无疑问，农业要有竞争力，必须实行适度规模经营。而要实行规模经营，在

社会主义制度下，唯有走合作化的路子。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9页。]当年土地改革后广泛开展的合作化运动，固然有我们那时对社会主义理解上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动机还是想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实现规模经营，亦即将农业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然而我们没搞清楚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农业不同于工业，农业的劳动对象是具有生命的生物体，农产品是不可间断的生命连续过程的结果，其生产过程存在严格的继起性，不能将许多农民集中到一起分工协作，工场手工业式的农业是不存在的。[林善浪：《中国土地制度与效率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既然不能用暴力剥夺农民的土地，那么就得走“纵向一体化”的合作化路子，即将农业生产链条中的某些环节如产前产后服务、土地耕作、产品收割和产品加工等独立出来，通过合作制的形式将农民组织起来。也就是说要发展专业合作社，而不是过去那种“一大二公”的生产合作社。至于农业生产环节的适度规模经营，则要靠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来逐步实现。

1990年，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页。]长期以来，许多学者都在苦苦思索农业改革和发展的“第二个飞跃”如何实现，笔者以为在加速推进城市化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背景下，农业领域通过“纵向一体化”（亦即产业化）和土地使用权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是最可能的路径，当然这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实践中也有一些坚持走集体经济发展道路的成功典型，但是这些集体经济组织的支柱产业大都已是非农产业（乡镇企业发展基础较好），因而已经顺利实现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条件在农业领域实行规模经营。但是就全国绝大多数农村而言，这些事例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所以温家宝总理指出：“要坚持土地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承包地不仅是农民重要的生产资料，而且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有利于而不妨碍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可以通过产业化经营等方式引导农民进入市场，可以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愿、依法、有偿流转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土地的经营规模。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不顾条件强制推行。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是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是国家宪法的规定，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温家宝：《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几个问题》，2005

年

月

日，见http://。]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我相信，这些指示所揭示的就是一条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

第五篇：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农村经营管理工作意见

关于做好2008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经营管理工作的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紧紧围绕建设现代农业这个中心任务，以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发展和稳定为目标;以依法实施土地承包规范管理为重点;以加强农村集体资产、农村财

务管理，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秩序为保障;以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推动力;以强化农经统计分析、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完善工作机制，强化行政执法，行政管理和行政监督，提高服务“三农”水平，为促进我县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和谐做出新贡献。

二、工作目标

围绕服务新农村建设这一主题，抓好《农村土地承包法》、《**省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四个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的宣传贯彻；搞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村账乡管、村集体资产管理四个服务，确保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落到实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民合法权益得到维护，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各项基础工作进一步扎实有效。

三、工作要求

1、坚持全面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2、坚持在经济上充分保障农民的合法利益，在政治上充分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

3、坚持围绕党在农村的中心任务充实和完善工作内容，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

4、坚持依法行政、开拓创新，推动农村经营管理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四、工作措施

（一）加大整治力度，切实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1、继续深入学习宣传农村土地承包法律政策。国家已将《农村土地承包法》列入“五五”普法规划，农业部将每年的3月1日（土地承包法的实施日）和12月4日（全国法制宣传日）作为宣传《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重点宣传日。各乡镇农业服务中心要大力开展“土地承包法律进村入户”活动，通过宣传，使乡村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普遍掌握《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省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精神，落实和维护好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2、坚决贯彻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省实施办法，继续抓好农村土地承包突出问题的专项治理工作。各乡镇要重点检查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落实；是否存在随意调整和收回农民承包地的做法；是否存在强迫农民流转承包地的做法；是否存在截留、挪用、抵扣农民土地征地补偿费或补偿不到位的现象。

（1）4月初成立领导机构、制定实施方案、开展宣传发动和学习培训；

（2）5月中旬前完成突出问题的摸底排查和整改纠正；

（3）6月中旬前开展一次村与村之间的交叉检查，并将自查整改和交叉检查情况形成文字材料报县局农经站；

（4）7月上旬县局将组织一次乡镇与乡镇之间的交叉检查，督促整改到位，以迎接7月底市局组织的县与县之间的交叉检查。交叉检查中如果发现重大问题，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5）8月中旬前各乡镇进行总结评估，进一步落实整改纠正措施。

3、切实加强农村土地承包基础数据录入工作的查遗补缺和整改纠正，确保农户实际承包情况与表册数据和录入信息完全一致。8月上旬前，各乡镇农业服务中心要将数据调整情况上报县局农经站。

4、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处工作的协调机制。各乡镇农业服务中心要积极争取乡镇党委和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将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纳入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和确保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内容，积极主动地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创新工作机制，探索建立由经管、矛盾纠纷排查中心和法律服务所等部门参与的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突出问题的工作协调机制。要结合土地承包管理日常工作和《信访条例》，建立健全土地承包问题调处工作责任制，明确责任范围，落实责任目标，健全工作规程，加强监督检查和考核，确保承包纠纷发生后能得到及时受理和妥善解决，切实履行好属地管理职能，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5、依法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的规范管理与指导服务。各乡镇要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完善土地流转登记备案制度，全程指导土地流转规范操作，推行免费提供土地流转信息、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免费提供土地流转合同、免费提供土地流转合同鉴证四项服务，为农村土地流转充当“红娘”。要以组为单位定期收集土地流转信息，以村为单位建立土地流转台账，以乡镇为单位建立土地流转信息库，为农民自愿、依法流转承包土地提供规范管理和有效服务，确保流转规范有序。要坚决纠正强迫农民流转承包地的行为，对这类问题发现一起要严肃查处一起，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要维

护土地流转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发生截留、扣缴承包农户土地流转收益的行为。要维护外出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益，规范农民工承包地的流转方式，充分保障农民工长期的土地收益权，促进农民工安心转移到非农领域就业。

6、抓好农村土地承包档案管理。农村土地承包档案必须及时整理和规范管理，不得毁损和遗失。各乡镇要按照《档案法》的规定，建立健全土地承包档案管理责任制，做到土地承包相关文件，农户合同和登记簿、方案、表册、基础数据库等完整齐全，做到“一组一卷、一村一档、一乡一柜或多柜”。

7、规范管理其他方式承包的集体土地。各乡、村、组以其他方式承包的集体土地，必须加强规范管理。承包方案要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同意，承包要公开进行，不得搞暗箱操作；承包期限要合理，承包手续要完备，要签订规范的承包合同，不能搞口头协议；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同等条件下应保证其优先权；其收入必须纳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账内核算，加强民主管理和监督。

（二）加强指导服务，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发展。

1、强化培训。市、县将重点举办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的法律与经营管理知识培训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会人员财会基础知识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培训，要求各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培训。同时各乡镇也要争取资金开展宣传培训和组织自学。

2、争优创先。各乡镇农业服务中心要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经工作人员，按照省厅《2008年农民专业合作社创先活动实施方案》的部署，参加争优创先活动，以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化管理水平，提高农经工作人员的业务指导能力。

3、加强指导。各乡镇农业服务中心要认真履行职责，积极促进现有的协会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进一步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管理引导与质量提升工作，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完善民主管理制度、财务会计制度和收益分配制度，建立成员账户和生产记录制度，开展好统一农业投入品采购供应、统一制定产品生产标准、统一组织技术培训、统一产品和基地认证认定、统一品牌、统一包装、统一销售等服务。

4、抓点示范。各乡镇农业服务中心要按照《**市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认定管理办法》的要求，抓好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点的建设。今年全县要重点抓好12家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点的建设，其中县级抓好2家，乡镇级抓好10家以上（每乡镇抓好1家以上）。通过抓点示范，培育一批依法经营、实力较强、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

5、积极调研。各乡镇农业服务中心要加强调研，积极尝试，摸索出适合我县地情、民情、财情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快速健康发展的成功经验。

（三）抓好日常监管，防止农民负担反弹。

1、继续坚持和完善减轻农民负担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的领导责任制和“谁主管、谁负责”的专项治理部门责任制，落实《**市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考核办法》，以考核促进农民负担政策的落实。

2、进一步加强对农村行政事业性收费、经营服务性收费和村级组织收费行为的监督，加大对农民补助补偿和村级补助资金落实的监管力度。今年，各乡镇开展涉农收费和强农惠农政策检查全年不得少于两次。

3、完善农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制度。各乡镇要按照规定，严格执行“一事一议”的议事程序、议事范围和上限标准，落实复审、负担卡、专用收据、财务公开、专项审计等制度，严禁乱议、乱筹、乱用，防止“一事一议”筹资成为随意增加农民负担的口子，严禁强行以资代劳。同时，也要防止发生该议不议或者该议的议不起来等现象，在注重实效、控制上限、严格规范的前提下，积极引导农民自愿投工投劳，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坚决执行县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关于转发省减轻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关于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农业部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办法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农负字〔2007〕1号）规定，不再出现以理事会、路委会、桥委会等民间组织名义强制农民出资出劳，加重农民负担的行为。上以理事会、路委会、桥委会等民间组织名义筹资筹劳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审计，各乡镇要在6月中旬前结束，审计结果进行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并报县局农经站。今年在规定时间内报批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项目，各乡镇要在项目批准后10天内将项目基本情况报县局农经站。

4、建立健全农民负担监测体系，加大监督检查和案件查处力度。各乡镇要每年组织一次全面的农民负担政策落实情况大检查，平时经常性开展定期不定期执法检查，掌握农民负担的真实情况。同时继续完善和落实减轻农民负担的“四项制度”，积极联合相关部门深入开展涉农收费的专项治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做到明察与暗访、检查与处理、检查与回访相结合，提高检查效果，加大查处力度，严格责任追究。各乡镇要及时将处理情况上报县减负办，对一些重点案件，市、县减负办将直接查办。

5、健全农民负担信访接待、受理、督办、查处、反馈制度，做到专人接待，督办有力，处理到位，反馈及时。

（四）强化审计监督，规范村级财务管理。

1、加强村级财务审计的制度化建设，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秩序。各乡镇农业服务中心要按照农业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审计规定》的要求，结合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实际，编制审计计划和工作方案，对所有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一次审计，重点审计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农民负担、土地补偿费管理使用、村级补助经费和群众反映强烈的事项，发现问题，严肃处理，不徇私情。各乡镇要在7月中旬前将审计计划和工作方案报县局农经站备案，10月中旬前将审计工作总结报县局农经站。

2、开展村会计和民主理财小组成员的业务培训，促进村级党风廉政建设。对换届选举后新上任的村会计和民主理财小组成员，各乡镇农业服务中心要积极组织他们参加县局举办的培训班，经培训考核合格后颁发上岗证，做到持证上岗。今后村级财会人员的任用和调换，必须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报乡镇农经部门审核、县农经站审批后执行，以稳定村级财会队伍，确保村级财会人员的综合素质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

3、总结村级财务管理规范化试点工作经验，进一步扩大试点工作面。各乡镇要在总结去年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再增加1～2个村的规范化建设试点。去年试点工作总结和今年试点工作方案要在5月中旬前报县局农经站。

（1）抓好“四个统一”，即统一会计科目、统一会计账簿、统一档案管理、统一会计报表，切实做到账目和现金日清月结；

（2）规范村级财务收支票据的使用管理。村级财务收入除

能取得规范性收入票据的收入外，统一使用市减负办监制的专用收款收据。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在未另行通知使用省里统一监制的筹资筹劳专用凭证前，暂时使用市减负办监制的专用收

款收据。今年财务支出票据规范性比例必须达到60％以上。

（3）完善村级财务公开制度，加大检查力度，做到真公开和常公开，务必使农民群众满意。

（4）创新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机制，积极探索集体经济的有

效实现形式，切实维护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权益，保障集体

资产安全，增强集体经济实力和服务功能。切实做到村务管理制度化，民主议事定期化，民主理财公开化，公开内容系统化。

（5）健全和规范各项财务管理制度，包括财务预决算制度、财务收支票据管理制度、货币资金管理制度、开支审批制度、债权债务管理制度、资产台账制度、财务公开制度、民主理财制度、“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制度、专项资金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会计档案保管制度、村财乡代管制度、财会人员管理制度、责任追究与奖励制度等，发挥制度管人、制度管财的作用。

4、加强农经统计分析，为各级领导提供决策依据。

5、加强化解村级债务工作的目标化，建立健全制止新增债务的长效机制。各乡镇农业服务中心要按照“锁定老债、制止新债，摸清底数，明确责任，分类处理，逐年化解”的总原则，切实发挥好牵头部门的职能作用，收集情况，研究措施，多方协调，整合力量，克难攻坚，指导督促全县化债工作。要加大农村基层源头治腐工作力度，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从完善体制和健全制度上不断减少新增债务的管理漏洞。要规范兴办村内公益事业行为，坚决纠正村级集体超越自身实力举债兴办公益事业的做法。

（五）加强学习培训，提高农经队伍素质。

1、广大农经干部要加强政策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习，运用所

学理论指导自己的工作实践,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推动农村经营管理工作更快更好地发展。

2、突出信息调研工作的超前化，不断提高信息调研工作的服务质量。要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农经信息网络，及时反

映全县农村经营管理工作中出现的新经验和工作动态。广大农经干部要按照“围绕中心工作，服务领导决策，调研一个专题，推动一项工作”的要求，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切实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力争有更多的农村经营管理信息和调研成果转化为县委、县政府领导决策依据，或在农业部《农村经营管理》、《农村财务会计》，县有线电视台、广播电台、**政务网、《赣江源》、《**农经》等刊网上刊载和登录，真正达到调研一个专题，推动一项工作的目的。要求各乡镇农业服务中心每月上报农经信息不少于1条，农经工作调研文章全年不少于2篇。同时，按时上报农经半年工作小结和全年工作总结。

3、转变工作作风。广大农经干部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原则,发扬雷厉风行、求真务实的作风，说实话、办实事，把各项工作抓紧、抓好、抓落实、抓出成效，力戒不负责任的好人主义和官僚主义。同时，在全县农经系统倡导“敬业、奉献、团结、务实”的工作作风，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以坚定的信心和决心，坚忍不拔的恒心和耐心，把农村经营管理工作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