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讨薪”难的司法原因及特点

第一篇：农民工“讨薪”难的司法原因及特点

农民工“讨薪”难的司法原因及特点

作者： 牛毅刚发布时间： 2010-03-22 20:48:

51随着我国《劳动合同法》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实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越来越受到法律的重视与保护。在保护农民工权益上，社会各界、各级党政领导都非常重视，例如近些年在法院系统建立的农民工讨薪案件“绿色通道”、对困难农民工采取司法救助等措施，力求帮助农民工快速、及时的拿到应得的“血汗钱”，但通过近年来的审判实践发现，并非所有有理的农民工都能通过司法渠道打得赢官司。

一、当前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的主要途径及存在的问题

当前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的主要途径：一是农民工向劳动保障部门进行举报和投诉，由劳动保障部门进行行政处理。二是由劳动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第三是由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第四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实践中发现，上述解决途径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解决渠道虽然多，但程序繁琐且周期长，使包工头或用人单位有时间逃避对责任的承担，导致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能及时实现；二是相关的主管部门职责划分不明确,各部门工作衔接不够顺畅，遇有重大情况通报滞后，造成农民工多方求助，实体权利很难及时得到实现；三是没有统一的协调、联动处理机制，各部门各自为政，重复工作，浪费行政和司法资源,且容易错过解决纠纷的最佳时机；四是缺乏对农民工讨薪的有效法律指导和帮助，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不了解相关程序，不懂得怎样获取和固定证据，导致讨薪难上加难。

二、当前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呈现出的新特点

一是各级领导机关狠抓农民工的扶持、帮辅工作见成效。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为例，立案没有发生农民工滞留法院的现象，没有出现农民工集体到上级机关上访、聚会、游行等问题，也没有出现农民工讨薪激化矛盾而发生的极端事件。二是政府加大对建筑行业的管理力度，使之建筑行业管理混乱的局面有所改善，建筑行业的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率有所提升，但餐饮、家政服务等行业的农民仍缺少政策引导，“讨薪”案件有所凸显。三是出现京外纠纷京内告的现象，分析原因包括：法律规定劳动争议案件由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这就赋予了农民工选择的权利，且多数被告单位的住所地在北京，农民工大都愿意也相信北京法院司法、效率和权威；四是农民工节约诉讼成本意识提高，与往年相比，群体性农民工集体立案、诉讼现象减少，往往是委托1-2名农民工代表进行诉讼，但委托律师、从事法律工作人员代理案件数量不多，主要还是经济上无力支付高昂的律师费用，又不知道如何找法律援助部门进行帮助。

当前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面临的实际困难，石景山法院就受理的189件农民工“讨薪”案件进行分析，其中有部分农民工败诉或者没能达到预期的诉讼请求。通过对这些案件分析发现，造成部分农民工通过司法途径“讨薪”难的原因，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一）农民工就业途径不规范，导致诉讼发生时不知状告何人。目前，由于缺乏规范的职业介绍机构，多数农民工都是通过亲戚、同乡等个人介绍进城打工，因此常会出现农民工在工作很长时间以后，都不知道自己的公司、老板是谁。一旦发生诉讼，就造成法院立案、送达难，出现农民工“讨薪”不知道该告谁或乱诉的局面，大大增加了农民工败诉或被迫撤

诉的风险。

（二）法律法规的部分规定增加了农民工诉讼难度。例如，我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仲裁期限为由，做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其它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请求。诸如此类的规定对于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识不强、经济能力较差的农民工而言，无疑是增加其诉讼的难度，提升诉讼风险。

（三）农民工起诉用人单位缺乏证据支持。石景山法院在走访农民工过程中发现，由于大部分农民工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造成权利义务没有书面证据予以确认。在发生纠纷后，农民工却认为只要去政府、去法院 “讨薪”，政府和法院就一定能把工钱要回来。石景山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常遇到，许多农民工在立案或开庭时拿不出有力证据，有的人甚至连一张简单的工资条都没有，只记得自己做到多少个工，总共有多少钱没有领取。这使得使法院对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农民工工资数额及加班加点工资数额等难以确认。

（四）农民工“讨薪”案件执行难。在案件执行阶段，经常出现被执行人因财产情况发生变化或财产灭失，导致农民工在案件判决后仍无法拿到工资。石景山法院负责执行的高某等十一名进城务工人员申请执行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给付劳动报酬案件中，由于公司已被吊销，且查找不到任何财产，高某等人急需拿钱回老家，情绪非常激动，法院经过长时间的查找工作，才找到被执行人的原法定代表人，使之得以执行。此外，一些开发商、建筑商等用工单位，常常在法院执行时隐匿或转移其财产，甚至纠集人公然阻碍、抗拒法院执行，造成农民工工资案件执行难。

（五）受金融危机影响增加了农民工案件的审执难度。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建筑工程原材料上涨，不少承包商资金出现紧张问题，部分工程被迫停工，不可避免的产生新的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对于投资者或开发商一旦发生资金断链，往往会选择出走避债，此类现象的增多势必会增加法院在送达、审理及执行程序上的困难。

针对由于以上原因导致的农民工“讨薪”败诉或者没有达到预期的诉求，石景山法院提出以下建议：

（一）成立由法院、政府信访办、劳动局劳动监察大队、建委行业管理办公室、农民工法律援助站等单位组成的协调与指导平台，确定专人、专电、专门接待场所，及时通报农民工“讨薪”情况，并提出解决纠纷的最佳途径。

（二）地方政府进一步规范建筑、餐饮、家政等领域的劳务市场，设立农民工劳务派遣中心，由该中心统一负责农民工的派遣工作，并为农民工建立用工档案，将农民工直接领取现金工资的方式，改变为用工单位或者劳务公司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将薪酬直接打入卡内，防止私自用工、拖欠工资的现象。

（三）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在适用法律规定、时效制度时适当予以放宽，尽量适用简易程序，节省农民工的诉讼时间和成本。对有证据证明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适当放宽立案条件，并由专人负责立案、审查，减少农民工不必要的麻烦。

（四）加大农民工“讨薪”案件的执行力度。通过组织开展农民工维权案件专项执行，进一步加大对涉及农民工案件的执行力度，对确有执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的，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或移交公安、检察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从而充分发挥执行工作威慑功能，促进用工单位及时履行法律义务。

（五）政府部门增设农民工法律援助服务站，在较大市县、区域内可增设农民工救助分站，保障辖区内农民工救助工作稳定发展。同时，政府可扩大援助站的工作范围，增开农民

工救助热线，并在农民工聚居区、交通站点、公共交通工具等处以张贴、发放印有法律援助申请和联系方法的宣传材料等方式广泛宣传，帮助农民提供必要的法律咨询服务。

（六）农民工原籍所在的乡政府、司法所加强对外出务工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力度，必要时当地法院也可协同参与，向农民工传授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等相关知识，使其认识到在外打工签订劳务雇佣合同的重要性，增强其自我保护意识。

第二篇：浅析农民工讨薪难及相关法律问题

浅析农民工讨薪难及相关法律问题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后，农民工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中一支举足轻重的生力军，他们在基础设施.密集型劳动产业等工作中是中流砥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5年统计结果，2014年全年农民工总量27395万人，比上年增加501万人，增长1.9%，其中，本地农民工10574万人，增长2.8%，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增长1.3%。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2864元，比上年增长9.8%。目前这支庞大的农民工队伍在对面对国家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同时，由于自身素质，特别是法律常识的缺乏，导致了全国各地的讨薪问题从南到北在我国遍地开花，虽然外出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自2008年的4.1%下降至2013年的0.8%，但与2013年比2012年上升0.3个百分点，相较于全国近3亿人的总量，即使是0.8%也有约240万人。他们为城市繁荣和农村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却由于城乡结构转型时期的法律保护缺失和执法不严，导致农民工权益没有得到切实的法律保护，屡屡被侵害，阻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键字：劳动法、农民工、讨薪

自 2003年熊德明不顾村干部“封口令”，对温家宝总理说的一句“总理，我想，我想说说我家里打工的事。”为契机，全国掀起了“讨薪风暴”。当年全国各地纷纷开展了整治和清理拖欠民工工资的突击行动，为进城务工农民9400万人，追讨工资约1000亿元，自此农民工讨薪问题被纳入各级政府年终政绩报告，农民工干活拿不到工资现象得到初步有效遏制。

每到农历春节前，全国各地均积极开展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2014年截止到11月底全国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主动检查用人单位183.4万户次，查处各类劳动保障违法案件34.9万件；责令用人单位与279.8万名劳动者补签劳动合同，追发劳动者工资等待遇279.4亿元。

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深恶痛绝，也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但时至今日，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恶意欠薪行为依然屡禁不止，尤以建筑行业的农民工问题最为突出。全国各地发生为讨薪而发生的集体事件比比皆是，问题不断。2015年1月19日13时许，河北冀州市凯隆御景楼盘发生跳楼事件，初二女生袁梦为帮助其父亲讨要

开发商拖欠的90多万元的工钱，纵身从凯隆御景一在建高层的17楼跳下后不治身亡。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农民工讨薪问题依然严峻，不容轻视，也凸显出我国法律关于农民工薪酬问题关注的不足。

一、什么是农民工

所谓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不离开家乡的农民，狭义上是指外出进入城镇从事工业和服务业的离开家乡的农民。

二、农民工被欠薪问题的原因

（一）用人单位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虽然根据《劳动法》第50条、《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7 条、《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15条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用人单位不得克扣劳动者工资。”但在如今物质理念横飞的时代，用人单位或个人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不惜克扣数量可观的农民工工资。我们可以详细查看农民工讨薪事件，被欠薪的农民工大多从事于建筑业、服装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用人单位，说白了这类用人单位就是需要大量的劳动工作者。用人单位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流，往往会延迟发放工资，能拖就拖，这样这部分资金能用于其他业务的维持，产生更多的利润。当然也有用人单位因为资金链紧张、三角债、工程款拨付不到位等原因按时支付农民工工资。

（二）用人单位无视《劳动法》，没有同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

当前，虽然我国劳动力红利正在逐渐下降，但在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农民工总体数量依然供过于求，这一状况使得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无法与雇主讨价还价。加之由于部分农民工法律知识淡薄，加之工作职位竞争激烈，用人单位基本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技能的要求不高。就出现了用人单位对基层员工有一种“爱干不干，能干的人有的是”的思想，加之监管力量薄弱，导致很多用工单位没有同农民工签订合同，工作时间、工作量、劳动报酬等合同的重要条款也都是通过口头约定来完成的。这就导致了，在发生争议后，农民工举证困难，有理说不清。而民事诉讼法则实行“谁主张，谁举证”，有的农民工因没有有力证据证明其讨薪主张而被法院驳回起诉。就算一些用人单位合同书,但在同农民工签订时，合同书中关键部分如工资、年限、福利保障等却留空待填,这都说明了签订的合同只是形式上的合同,并不一定有实质性作用，这很明显是用工单位为躲避《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同农民工签订的表面合同。当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后，不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合同将不能作为有效证据。

（三）多数农民工个人文化素质较低，不晓得如何使用相关法律法规

大多数农民工都是小学文化或初中文化，绝大多数在服务行业和建筑行业工作。其中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占全体农民工群体中的7.3%，绝大多数为初中、高中学历占76.8%。依然有15.9%的农民工群体为小学及以下学历。他们中有超过一半人的工作又脏又累又苦，这些人中对《劳动法》的使用和司法解释等知之甚少，更谈不上如何使用。由于农民工普片存在法律知识淡薄，不知怎样用法等问题，导致在讨薪高发时段，各种各样的讨薪手法花样百出，上访普遍，也有极端的跳楼讨薪，挡路讨薪，不但严重干扰社会秩序的正常，也对讨薪人的人身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

（四）农民工经济比较困难，仲裁诉讼时间上耗不起

农民之所以外出打工，颠沛流离寄人篱下，大多是因为家中贫穷，为了提升生活水平不得已而为之。对于被拖欠薪酬的农民工，《劳动法》第79条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解决劳动争议设置了“先仲裁后诉讼”的渠道，由此可知，劳动争议的解决必须经过仲裁才能起诉。虽然劳动仲裁前置的目的是减轻法院对案件审理的负担，但劳动仲裁却拖长了农民工的维权时间，从而增加了法院的调查取证期。有的劳动者也不知有仲裁程序，当他们起诉到法院时已经错过申请仲裁期，法院只能以案件未经仲裁裁定不予受理。如果真到了起诉阶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所述，必须将用工单位起诉到当地法院，讨薪就要往返奔波于老家与打工城市之间，费时费力又费钱，导致用人单位产生了谁告耗死谁的可怕思想，而这也是农民工不愿选择法律的途径解决“讨薪”问题的根本。而面对遥遥无期的判决时间和结果，迫使农民工对各级政府的期望值远高于法院。随之就出现了堵政府大门、跳楼等比较极端的事件发生。

（五）法律威慑力不足，责任认定单一

1、现行法律法规威慑力不高。虽然早在2011年，《刑法修正案》 已明确恶意欠薪入罪。但在之后的在几年里因恶意欠薪而被判刑的案件寥寥。因为欠薪入罪的前置条件是“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只有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后拒不支付的，才能移送到公安机关。但往往会发生如下结果：政府施压，公安介入，欠薪者表示会在限时内如数放工人工资。结局就成了《司法解释》里的在刑事立案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对于“拒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造成严重后果”的，虽然会被追究刑责，但在宣判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罚。这样法律有谁还会上心？判之前把钱发了就行了，就算造成严重后果的，也能从轻判。更何况部分欠薪单位是当地政府，这下连前置都没了，更没法走法律程序了。

2、现行法律法规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够。在劳动关系的建立上，对用人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处罚只是责令改正，对仍未改正行为的，缺乏进一步的处罚措施。

在工资支付方面，对拖欠、克扣工资等行为的，只是设定了最高1倍的赔偿金；对企业主拖欠、克扣工资等行为缺乏强制手段等等。

3、现行法律法规对责任认定单一。在欠薪频发的劳动密集型用人单位中，往往是承接企业把钱给了主承包商，主承包商把钱给了二级(或三级、四级)承包商，此时问题来了，二级(或三级、四级)承包商由于经营不善或恶意欠薪逃匿了。《劳动合同法》 第94条只规定了 “个人承包” 情况的连带赔偿责任，即除承包人是个人的情况外，发包人对承包人用工不负连带赔偿责任。这一条就免去了上几级发包人的连带监管责任。当农民工找不到被告时，讨薪之路也就难免停滞不前了。

（六）相关监管法律法规效力不足，监管缺乏有效手段

1、劳动保障监察职责不清。《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对：拖欠克扣劳动者工资都有管理权，导致在实际操作中造成劳动保障监察与劳动仲裁之间可能会发生“踢皮球”现象。不但使行政资源遭到浪费，还削弱了执法力度，让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有了可趁之机。

2、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缺少强制手段。在执法过程中，由于《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缺乏赋予执法人员强制执行的手段，就让劳动保障监察在实施过程中对非法用工单位无法产生足够的威慑力，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例如：在处理农民工工资拖欠的现象时，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对违法单位仅能采取责令改正的方式，无法对违法用工单位的财产进行查封、扣押或对违法者本身实施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想对责任人进行刑事处罚则无从下手。

三、发生欠薪问题时对社会的危害

（一）减弱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公信度

当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得到应有的报酬时，往往会首先想到当地政府来解决此事，希望政府部门出面协商解决工资发放问题。但政府不是执法机关，只能将相关问题交由有关部门来协商解决，使得追欠工资的问题难以及时有效解决。这就造成部分农民工群体认为当地政府只关心政绩，不关心弱势群体的误解。进而会发生越级上访甚至围堵政府部门的事件发生，给社会和政府造成极大的压力，促使当地政府不得不以政府名义出面通过强制手段，使用工单位和个人发放工资。这样不但会使农民工认为找法院、找仲裁不如去围堵市政府来的快，也会使上级部门对当地政府部门的工作能力产生怀疑。

（二）加重治理社会治安稳定难度

以2013年统计结果为例，0.8%约240万的农民工无法拿到自己的薪酬。拖欠工资直接影响这些人的切身利益，当这些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们会通过自己的一些行为来追他们应得的薪酬，这就是在全国各地出现的跳楼、堵路、围堵政府大门等极端行为。如果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涉嫌扰乱单位秩序的，尚未造

成严重损失的，处以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罚款。”地方政府稍有不慎或草率出动执法力量进行稳控，就会刺激这些情绪激动的农民工做出跳楼、打砸车辆、冲击政府机构或与执法人员发生冲突等过激行为。不但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共秩序，干扰了政府正常职能，“促进社会稳定”成为空话，并有可能直接的引发越级上访、游行示威、打砸拖欠单位等深层次稳定问题。为了防止农民工讨薪有碍社会稳定，甚至某市曾出台过一项规定：“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手段讨要工资，否则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显然无助于稳控，甚至有可能直接刺激讨薪无门的农民工走向极端。

（三）阻碍社会法制化进程

在我国，《劳动法》对劳动者的主要权利和义务；劳动合同的订立、变更与解除程序的规定；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制度；劳动报酬等劳动者应享有的权利做了明确的规定，是一部为劳动者争取利益的法律法规。但现实当中，仍然有很多用人单位和个人无视《劳动法》，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劳动法》的底线，虽然有些违法者受到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处罚和惩处，但《劳动法》本身对拖欠行为处罚较轻，没有对受处罚者感受到伤筋动骨之痛。这些进一步让农民工对依法处理没有把握，感觉不如上访、跳楼、围堵来的有效果，有力度。如果这种思想继续蔓延下去，法律法规将成为一纸空文，严重阻碍国家法制化进程，建设法治中国将成空话。

（四）占用有限的司法资源

目前对于数量庞大的劳资纠纷案件，我国有限的司法资源难以应对。尤其是春节前后，劳资纠纷案件呈井喷式爆发，但是熟悉和办理此类案件的司法系统工作人员相对较少。如果劳资纠纷的诉讼案件持续增多，将使有限的司法资源被占用。2014年全国法院新收各类案件（含减刑、假释）1438万件，同比上升7.5%，增幅比2013年扩大0.7个百分点。截至2014年底，全国法院未结案件185.4万件，同比上升46%，数量同比2013年增加了58.4万件。由此可以看出，如果司法资源向劳资纠纷倾斜，则其他的诉讼案件会被推迟，不利于社会矛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四、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的对策

（一）做好劳动仲裁与法院诉讼之间的衔接，确保及时化解欠薪纠纷

应建立健全劳动仲裁与法院之间的衔接制度或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做好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裁审衔接机制，这样不但有利于统一裁审的执法尺度和减少司法资源浪费和诉讼成本消耗，还有助于明确各自职责，整合和共享司法资源，共同研应对、解决裁审方面遇到的疑难复杂问题，规范裁审程序，减少裁审评判、执法尺度等差异，及时、公正、高效处

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形成化解矛盾纠纷合力，从而可以提高劳动争议处理的准确性，促使争议双方服裁息讼，降低维权成本、诉讼成本和社会保障成本，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健全工资保障金制度，解除后顾之忧

虽然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已经提出多年，并且从中央到地方也都出台了相关规定，但并没有全国性的规定。并且由于工资保障金制度法律效力较低，当与其他法规冲突时有些力不从心。中央相关部门应商讨出台一部全国性行政法规，明确保障金的缴纳、发放、返还、监管等事项，明确监管处罚部门，防止各部门之间的互相推诿，从源头上预防劳动密集型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

（三）合理利用现有法律法规，规范用人单位

要对参与竞标的企业、用人单位甚至是二三级分包单位进行专项监管，组织劳动、工商、建设等部门人员对劳动密集型尤其是建筑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进行抽查，并作相关备案用于以后招标参考。要对没有同农民工签订合同或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的用人单位，在依照《劳动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同时，合理利用《合同法》、《民法》等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并要求用人单位补签合同或发放薪酬，遏制工资拖欠行为。

（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解决劳动保障监察法律缺陷

1、建议完善《劳动法》《合同法》《诉讼法》《工资支付暂行规定》《仲裁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的与农民工欠薪相关的法律条文，要关注农民工讨薪问题中遇到的难点，简化讨薪过程，不再使农民工讨薪难，依法讨薪难上难。例如：建议《刑法修正案》中的“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修改为“没有特殊原因未主动支付”这样就会对有拖欠思想的用人单位形成威慑，使其三思后行；建议将先仲裁再诉讼的过程，简化为协商不成在证据充足有效的情况下可直接进行诉讼，并且法院有权强制执行扣押拖欠单位物品进行司法拍卖，用于支付工资；建议相关部门建立健全劳动保障监察法律法规，从法律上赋予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有强制执行权，把现有条例中处罚靠责令改正的措施改为查封、扣押、拍卖违法用人单位的财产，这样用工单位的违法成本就会升高，动摇其根本，也形成红线，促使欠薪者在昂贵的损失面前不敢越雷池一步。

2、要划清劳动保障监察和劳动调解仲裁的界限，改变现有劳动执法力量在管理、处罚、监管等方面责任不清，避免“互相踢皮球”的现象发生，依靠2004年实施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显然是不够的。建议在现有《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的基础上，制订相关法律法规，提高我国劳动保障监察法律法规的立法质量，逐渐改变劳动保障监察和劳动调解仲裁在责任划分和管理上的重合。

（五）出台企业责任制度，促进行业自律

要推行承接企业和各级承包单位连带责任制，对项目的不论哪一级分包商如果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视总承包企业和各上级承包单位监管不到位，负连带责任。由总承包企业和各上级承包单位按比例调集资金先行垫付，再由总承包企业和各上级承包单位向分成包商追讨，必要时可通过法律途径强制执行。要做好各级承包商工资支付信誉评分（级）制，出现拖欠的降分（级），并予以公示，放入项目审批、招标投标、资质管理等环节等前期审批环节，促使承包企业加强自身监管，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六）借力全国法制建设，加强普法宣传

目前造成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虽然用人单位负主要责任，但农民工和部分用人单位对法律知识的不甚了解法律意识淡薄，也是造成讨薪难的原因之一。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末端承包商一般文化水平较低，加之不学法、不懂法，对《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了解较少，当然明知故犯的也是存在的。而农民工因不懂法做出极端行为的也比比皆是。为此各级宣传和司法部门应加大普法宣传力度，要适时开展普法宣传活动下乡进村活动，要引导用人单位和农民工自觉学习法律知识。要以《劳动法》为主，《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法律法规为辅，促进劳动者依法维权意识，促使用工单位依法支付报酬。

综上所述，农民工是伴随我国改革开放，逐渐兴起的一个群体，他们已成为我国各行各业上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个群体既是我们不能忽视，也是无法忽视的。但是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害情况是十分严重的，在“法制中国”日益推进的今天，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使他们平等的受到法律保护，感受到法律等正义，是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4年7月5日颁布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5年1月20日统计数据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4年5月12日统计数据

4、中国组织人事报第576期(总第2206期)2014年人社工作盘点 民生篇 5、2014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数据 2015月2月26日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5年4月29日统计局发布《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

7、林晓洁：《中国劳动保障报——》 2015年03月16日

8、法制网 劳动合同法实施中的四大问题2014年7月25日

9、国家工商总局公布上半年统计数据显示 2014年7月8日

10、国务院：《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号

11、黎建飞：《劳动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

12、黄彩相：《人民法院报》2015年4月30日

第三篇：2014申论热点：农民工讨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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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申论热点：农民工讨薪难

【导语】2014年春节临近，众多农民工盼着自己能够带辛苦劳作一年赚的薪水奔回家乡，但却存在很多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情况。农民工讨薪难的问题何时才能得以解决呢? 【背景链接】

临近2014年春节之际，各地农民工欠薪现象再呈高发态势。建筑领域更是重灾区，虽然全国各省市劳动监察部门加大了春节期间的农民工欠薪整治工作，但引发了众多信访问题，还导致不少农民工因工资拖欠而无法顺利回家过年。此事在社会上引起热议。

【标准表述】

综合分析：

时至今日，国家专项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已有十余年，但欠薪现象经常出现反弹。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到外部形势变化、楼市不景气等因素影响。例如，一些房地产开发商自身缺乏资金，建好了房子卖不了，开发商资金回笼困难，就拿房子来顶工程款、劳务费，而一旦劳务公司卖不出房子，农民工就会面临欠薪。另一方面则在于企业开工手续不齐全、转包现象多、不签订劳动合同等问题。在建筑领域，用工不规范、不签合同的情况屡见不鲜，部分建筑施工企业按照工程进度拨付工程款，不依法按月发放工资，就容易引发欠薪事件。

更关键的是，由于建筑企业层层转包现象也较多，一旦出现欠薪状况，农民工往往讨薪无门。很多案件中包工头也是受害者，往往出现包工头组织策划农民工上访讨债的情况。

政府有关部门在处理农民工欠薪案件时，往往处于尴尬境地，甚至被迫充当“冤大头”，动用公共财政为无良工程承包商的违法行为买单。

表面上看，欠薪问题属于劳资纠纷，但问题的解决，往往不像勒令企业老板立马给钱那么简单。事实证明，每一份工资要进入农民工的腰包，并不容易。以欠薪问题最为严重的建筑行业为例，不签劳动合同的用工方式，使农民工陷入维权陷阱;层层转包的承包模式，使广西中公事业单位官方微信 ：gxsydw 广西中公事业单位官方微信 ：gxsydw

农民工处于利益链的最末端;垫资施工的运作模式，使农民工工资成了“连环债”中最脆弱的一环;项目结束才拿钱的结算方式，使农民工从一开始就进入“被拖欠”状态。

措施：

要彻底铲除欠薪顽疾，必须强化执法，规范企业用工，同时完善制度，注重源头化解。

一是切实规范企业行为，从源头上减少用工纠纷。尤其是规划、建设、房管等相关部门宜提前介入，确保开发建筑企业各种证照手续齐全，把农民工工资纠纷化解于萌芽状态。

二是强化法律威慑力度，将清欠工资纳入依法治理轨道。尤其是各行政部门处理劳资纠纷时应杜绝推诿扯皮，强化执法力度，改进执法手段，通过联合执法、公开欠薪“黑名单”等手段，提高对违规违法企业的威慑力度。

同时加强对重点企业和生产经营困难企业的实时监控、排查，发生欠薪情况后，工会、劳动监察等方面宜及时介入，将劳资纠纷纳入法律解决渠道。此外，劳动部门还宜与公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严肃查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

三是设立欠薪保障基金，完善企业工资支付制度，即政府部门通过对用人单位筹集专项基金，用于垫付用人单位在经营不善、资不抵债等特定条件下拖欠劳动者的工资，保障职工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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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2014申论热点：农民工讨薪难

2014申论热点：农民工讨薪难

【导语】2014年春节临近，众多农民工盼着自己能够带辛苦劳作一年赚的薪水奔回家乡，但却存在很多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情况。农民工讨薪难的问题何时才能得以解决呢?

【背景链接】

临近2014年春节之际，各地农民工欠薪现象再呈高发态势。建筑领域更是重灾区，虽然全国各省市劳动监察部门加大了春节期间的农民工欠薪整治工作，但引发了众多信访问题，还导致不少农民工因工资拖欠而无法顺利回家过年。此事在社会上引起热议。

【标准表述】

综合分析：

时至今日，国家专项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已有十余年，但欠薪现象经常出现反弹。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到外部形势变化、楼市不景气等因素影响。例如，一些房地产开发商自身缺乏资金，建好了房子卖不了，开发商资金回笼困难，就拿房子来顶工程款、劳务费，而一旦劳务公司卖不出房子，农民工就会面临欠薪。另一方面则在于企业开工手续不齐全、转包现象多、不签订劳动合同等问题。在建筑领域，用工不规范、不签合同的情况屡见不鲜，部分建筑施工企业按照工程进度拨付工程款，不依法按月发放工资，就容易引发欠薪事件。更关键的是，由于建筑企业层层转包现象也较多，一旦出现欠薪状况，农民工往往讨薪无门。很多案件中包工头也是受害者，往往出现包工头组织策划农民工上访讨债的情况。政府有关部门在处理农民工欠薪案件时，往往处于尴尬境地，甚至被迫充当“冤大头”，动用公共财政为无良工程承包商的违法行为买单。

表面上看，欠薪问题属于劳资纠纷，但问题的解决，往往不像勒令企业老板立马给钱那么简单。事实证明，每一份工资要进入农民工的腰包，并不容易。以欠薪问题最为严重的建筑行业为例，不签劳动合同的用工方式，使农民工陷入维权陷阱;层层转包的承包模式，使农民工处于利益链的最末端;垫资施工的运作模式，使农民工工资成了“连环债”中最脆弱的一环;项目结束才拿钱的结算方式，使农民工从一开始就进入“被拖欠”状态。措施：

要彻底铲除欠薪顽疾，必须强化执法，规范企业用工，同时完善制度，注重源头化解。一是切实规范企业行为，从源头上减少用工纠纷。尤其是规划、建设、房管等相关部门宜提前介入，确保开发建筑企业各种证照手续齐全，把农民工工资纠纷化解于萌芽状态。二是强化法律威慑力度，将清欠工资纳入依法治理轨道。尤其是各行政部门处理劳资纠纷时应杜绝推诿扯皮，强化执法力度，改进执法手段，通过联合执法、公开欠薪“黑名单”等手段，提高对违规违法企业的威慑力度。

同时加强对重点企业和生产经营困难企业的实时监控、排查，发生欠薪情况后，工会、劳动监察等方面宜及时介入，将劳资纠纷纳入法律解决渠道。此外，劳动部门还宜与公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严肃查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

三是设立欠薪保障基金，完善企业工资支付制度，即政府部门通过对用人单位筹集专项基金，用于垫付用人单位在经营不善、资不抵债等特定条件下拖欠劳动者的工资，保障职工权益。

第五篇：农民工讨薪（精选）

年年岁岁花相似 农民工讨薪怪圈何时破？

导语：

1月19日，一位少女为父讨薪，从高楼跳下身亡的消息成为社会焦点，再度将农民工讨薪这一问题推向了舆论的风尖浪口。其实，每到年底，农民工讨薪的新闻就会集中见诸报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用这句话来形容每年岁末年初农民工讨薪问题的现象并不为过。农民工讨薪问题，这是一个历久弥新并且为全社会所关注的话题。

然而，早在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用3年时间基本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但转眼十余年过去，相关部门治理讨薪工作力度也年年喊，农民工讨薪问题仍不见缓解，极端讨薪事件年年有，悲剧也在不断重演。何时，农民工才能走出年年讨薪的怪圈，阻挡悲剧的蔓延？

01农民工讨薪问题产生的根源

每到年底，伴随着春运的热闹，另外一种很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也开始上演--农民工讨薪。讨薪的背后是欠薪，欠薪又称“拖欠工资”。这一名词的历史并不长，最早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民工聚集的建筑业、服务行业和制造业。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其他行业的欠薪行为已得到很大改观。然而，建筑业的欠薪依然是行业的普遍现象，成为欠薪的重灾区。对此，当前社会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一直在继续，也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当前社会普遍研究结论

关于建筑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当前社会的普遍结论有三种：

一是，农民工自身权益意识不高。

根据统计，在涉及农民工讨薪的案件中，农民工群体有以下几个共同点，它们分别是：

1、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2、没有签订工资标准协议；

3、不掌握包工头和用工单位的基本情况；

4、工资条上没有包工头确认签字。

而上述这些又恰恰是农民工在日后维权中不可缺少的必备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农民工通过正常途径讨薪的难度。

二是，法律制度不完善、执法不严。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2011年，“恶意欠薪”与醉驾一起被写入刑法修正案，司法机关认定为恶意欠薪的单位和个人最高将被处以七年有期徒刑。但从近年来的实践来看，两者发挥的效用截然不同。醉驾入刑后，严厉查处了大量酒驾、醉驾行为，形成极大震慑，而打击“恶意欠薪”的力度还需不断加大。

吊诡的是，调查显示，迄今所有被判刑的都是包工头，更上游的大鱼们依然逍遥于外，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似乎开发商和建筑商们特别容易玩“躲猫猫”，把责任全部都分散出去。一旦遭遇到背景强硬的国字号开发商、建筑商，更是微妙。

而且，“恶意欠薪”的标准很难界定，造成“恶意欠薪”入罪执行不畅，给欠薪行为留有不小的法律灰色空间。

三是，建筑业独特的用工制度——包工制度。

我国相关法律要求，工程项目必须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建筑企业承建，但在实际运行中，建筑工程中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与现象，即：总承包-分包-转包-再转包，最后将施工项目直接转包给包工头个人。一些关系户只需缴纳一笔占工程造价2%-5%的挂靠费，就能借用建筑公司的资质从开发单位承揽工程，然后他们再层层转手分包。

这种转包、分包的现象，导致的是债权关系的复杂。由于层层转包，导致责任主体分离，农民工和用工单位事实上不存在劳动关系，即使跟包工头，也往往是口头合同，提供不了正规的劳动关系证明。一旦某个环节资金出现问题，就会形成工资拖欠。

在这层层转包中，始终处于“生物链”最底端的农民工，则被各种复杂的债权关系“推来推去”，致使讨薪维权无从着手，像贝壳一样被晾在沙滩上。

基于以上三种研究结论，十多年来国家和政府出台的关于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达到200多个，对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政策关注度高于其他任何一个社会问题。但是，即便这样，仍旧不能解决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问题。

一份研究报告大胆提出资金垫付是欠薪的根源

2014年12月初，由多所高校“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与公益组织联合发布的《当代建筑业欠薪机制与劳资冲突调研报告》中提出，资金垫付是欠薪的根源。

《报告》认为，之所以迟迟解决不了农民工资拖欠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很少注意到地产资本在农民工工资拖欠中所扮演的角色，没有真正意识到地产商从拿地到销售整个流程都涉入层层的资金卷入与垫付才是欠薪的根源所在。

根据以上图表显示（截图），高达八成的欠薪工地存在资金垫付，商品房、保障房垫资比例最高。

而被人诟病为建筑业潜规则的“层层转包”，与之相伴的则是资金垫付，以及空手套白狼的可能性。层层分包及由此产生的层层资金垫付，这中手段的高明之处在于：一来缓解资金紧张，二来有效地让本应承担劳动用工主体的施工单位在法律意义上变得模糊不清，从而成为建筑资本实现增殖和有效规避责任的有效手段。

其结果是，当在工地出现劳资纠纷和安全事故时，施工责任主体往往是以嫁祸包工制的最基层食利者--包工头--的方式逃避责任。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劳务分包企业与开发商分列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拖欠的前两名，它们所占比例分别为43.5%与31.2%。我们传统观念中所认为的“欠薪包工头”所占比例仅为13.8%，即便加上“因包工头无力支付工人工资而讨薪”的比例也仅为18.1%。

假使《当代建筑业欠薪机制与劳资冲突调研报告》中关于“资金垫付是欠薪的根源”的观点是确凿无疑，那么，欲治理建筑业乱象，必先取消包工制度；欲取消包工制度，必先从源头上禁止资质挂靠和工程转包行为；而欲消除挂靠与转包，则必先消除建筑业监管部门的“权力寻租”机会，加强建筑公司的资质管理，铲除权力寻租与腐败的土壤，从根本上减少资金从上到下的层层垫付。

02农民工自身的流动性与技能水平不足

在讨论农民工讨薪问题的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农民工自身的流动性强与技能水平的不足。

在当前的建筑施工中，存在着大量的人力小工，这类农民工流动性极大，他们没技术，只能靠卖力气吃饭，几乎没有议价能力。工程队也不会不重视他们，他们几乎不可能签上合法的劳动合同。有活就召之即来，没活就奔赴下一个地方。由于这种流动性极强的特点，加上建筑行业特殊的薪酬特点，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的几率也会变得很大。

而与之相反的是，高级技术工种或是有某项技能的农民工，由于他们的流动性相对较小，一般在几个固定的工程队之间流动，劳动关系比较固定，议价能力也相对更强。一般来说，他们签上合法 的劳动合同的可能性很大，出现欠薪问题的概率也随之减小。

然而，在另一方面，根据统计局在2014年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中仅有30%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其中高级技工、管理人才和有专业技术特长的施工人才极其缺乏。此类劳动者的市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从2003年起一直保持在年均1.5比1以上，而近年年均比率已超过2比1的水平。而院校培养人才远不能满足企业需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在2014年年初国务院新闻办“农民工工作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曾指出：技工招工难，反映的是转型升级过程中中高级技能人才的短缺性。他表示，实施农民工技能提升计划是解决“技工荒”的重要途径。

为此，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改善这种局面。2014年6月发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2014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

缺乏技能是造成农民工流动性强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他们融入城市、成为新型产业工人的主要障碍。而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是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实现生活改善最现实的途径，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03先知先觉：建筑企业应当主动作为

孙中山曾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和需要，将人群分为三大类：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主张先知先觉唤醒后知后觉，从而带动不知不觉。以此类推，建筑企业也可以分为这三大类，后知后觉者当属在国家法制法规与现行政策下被动作为的企业，不知不觉者则为枉顾国家法制法规与现行政策的企业，而先知先觉者则在遵守国家法制法规与现行政策的情况下，主动有所作为，主动革除种种弊端的企业。

对于建筑企业来说，主动有所作为，也许在短期内会给企业的业绩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消除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负面影响，不仅能够树立行业典范，提升企业的品牌影响力，也能够招徕更多的技术人才，进而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而建筑企业主动有所作为该从何处着手？

一是，绕过劳务分包，直接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根据《工调2013》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代表性城市的建筑工地的调研情况显示，全国建筑工人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17.4%，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另一方面，如今建筑业用工制度已经到了一个大洗牌的时代，包工头利润空间在下降，生存愈来愈艰难；建筑业劳务制度越来越没有价值可言, 建筑业劳务分包公司已成为阻碍建筑业劳资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阻力。建筑施工企业应直接与工人订立劳动关系，让建筑业用工制度走上健康规范的轨道。

二是，建立稳定薪酬制度。根据调查显示,“依照约定，全额结算”或是“年底结清”或是“工程结束结算”这样的薪酬制度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比例远远高于“按月结算”或是“固定薪酬”的比例。“按月结算”或是“固定薪酬”的薪酬制度，不仅能够提高农民工的生活质量，也能减少用工短期化所产生的诸多劳资纠纷。

三是，简化建筑施工管理。这样可以使得建筑业农民工直接对应总包施工企业，劳动关系更加明晰；而总包施工企业也通过去除劳务分包、包工头等层层“剥皮”的环节，不仅简化了施工管理，而且总包施工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并让渡一部分利润改善工人的生产生活条件。对于施工企业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工人待遇的提高，工人便会长期跟随项目部施工，工程质量也能够得到保障。

四是，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2015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以来，已经连续三年出现绝对数量下降。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特别是对于劳动密集型的建筑业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根据前文所述，在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的同时，高级技工人才和有专业技术特长的施工人才极其缺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技工荒”的困境。

在此情形下，建筑企业不仅应该只有压力，更应该有改变这种情形的动力，主动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官方网站中装新网于2014年特别制定了职业教育平台建设战略规划，提供覆盖建筑装饰全行业就业岗位的职业培训项目，拟为行业培养更多适应市场需求的优秀设计师、管理和施工人才，改善建筑装饰行业的人才困境。

结语：诚然，要打破农民工年年讨薪的怪圈，是一个长久的过程，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需要国家法规政策的指导，也需要建筑企业的主动作为和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劳有所得、社会和谐、年末农民工讨薪不再是新闻，是大家所希望看到的局面。

编辑手记：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希望看到，一个个血淋淋教训的出现才能促使社会的改变与进步。

问题：您认为企业在农民工讨薪问题上需要主动作为吗？ 需要vs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