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分税制的不足——财政法

第一篇：我国分税制的不足——财政法

我国分税制的不足

——中央、地方分配的不均衡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简称分税制，是指将国家的全部税种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划分，借以确定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入范围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其实质是根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确定其相应的财权，通过税种的划分形成中央与地方的收入体系。

1994年，中国开始实行“分税制”，对税收的征管和支配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实行明确分工。这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一次整体性和结构性税制改革。分税制按照税种划分各级政府的收入，将维护国家利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为中央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它还依照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确立了支出标准。中央财政主要承担下列方面所需的支出：国家安全、外交与中央国家机关运转，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并发展由中央直接调控的事业。地方财政则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

分税制又在划分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的基础上，相应地调整了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数量和形式，除保留原体制下中央财政对地方的定额补助、专项补助和地方上解外，根据中央财政固定收入范围扩大、数量增加的新情况，着重建立了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制度。

分税制增强了政府总体的财政筹资功能，调动了地方政府开辟财源、严格征管的积极性，遏制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连年下滑的趋势。1994以后的几年里，公共收入稳步增长。工商税每年保持20%左右的增长，高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但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地方政府逐步具备了自己稳定的税种和财政收入来源，由地方支配的税收比例也逐渐扩大。地方税收占全国税收总额的比例已达45%。加上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以及大量归地方支配的预算外和制度外收入，地方政府以各种形式实际支配的公共财力要远远大于中央政府。

但是，分税制要求各级政府应在事权划分的基础上来确定各自的支出范围，使事权划分与支出范围相一致并和财力相适应。但这次分税制改革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大量上解中央之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划分与旧体制基本相同。从原则上讲，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应该很清楚，如国防、外交、国家行政事业单位经费支出以及调控宏观经济和平衡地区经济发展等由中央政府负责；地区公共服务和一般社会管理事务由地方政府负担。但在现行分税制运行中，仍沿用过去行政管理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习惯做法，中央政府一方面包揽过多，经常是“上面请客，下面出钱”，越俎代庖的事情相当普遍；另一方面该管的事又没管好，如九年义务教育等。而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大幅度上解中央后，职能、职责范围几乎丝毫未变，使其财力与事权及支出范围极不相称。这样必然导致中央与地方财力不清、事权与财权不相适应。从根本上说，也就不可能较为彻底地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

我国分税制中中央地方的分权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税制结构体系尚不完善。

首先，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划分格局有待于进一步调整。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将18个税种划归地方，初步形成了中央税体系和地方税体系，然而，在收入划分上，对一些税种功能作用的发挥注重不够，出现了部分税种的特性与所属政府级次的职能特点相背离的现象；在按税种划分收入的同时还保留了按行业或行政隶属关系划分收入的不规范方式，如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方向不符。其次，地方税体系中缺乏有效的主体税种，难以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而且，1994年的税制改革侧重于流转税和所得税，对地方税的触动不大，一些地方税的税种老化，有待于通过继续推进税制改革来加以完善。此外，地方各级政府间的纵向税制结构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应根据地方各级政

府的职能特点科学地进行税种配置。

（二）管理体制过于集中。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主要着眼于收入的划分，在地方税税权方面的举措很小，尚未作出全面的规范。我国目前税收立法权和政策制定权仍然集中于中央。中央仍控制了地方税收的制定权、解释权、税目的决定权和税率的调整权，地方仅负责税的征收。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相对较大，但财政范围相对较小。在实践中暴露出了许多弊端：地方政府没有税收立法权，不利于地方政府开辟新税源，组织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因缺乏必要的税收管理权而无法灵活运用税收手段调节地区经济；税权过分集中使地方政府求助于收费的形式来筹集收入，扰乱了分配秩序，因而也不利于规范地方政府的分配行为。

中央控制固然有助于防止地方政府的横征暴敛，但同时也阻碍了地方通过适当征税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毕竟，该收的税还是得收，否则地方政府只有诉诸法外手段来满足治理的基本需求。中央对地方的税权控制直接助长了中国地方政府的非税财政手段，而在缺乏民主政治制衡的环境下，非税财政手段很容易流变为任意侵犯农民利益、增添农民负担的苛捐杂税。

（三）地方税的收入规模偏低，不利于地方政府有效实现其职能。

适度的地方税收入规模是分税制体制顺利实施的基本保证，只有当地方税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优势地位，能够满足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较大部分时，才能够保证分税制体制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从现实情况看，尽管我国的地方税收入在全国税收总额中已占有一定的比重，但满足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程度并不高。地方政府的大部分财政收入仍然来自于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的返还和共享税中的地方分成。这说明我国的地方税收入规模偏低，既不符合分税制体制的要求，也不能满足现实的支出需要，不利于地方政府有效实现其职能。

各级政府有自己的主体收入，用自己的财力办自己的事情，是分税制财政体制正常运行的基本要求。否则，地方政府就会逐步增强对上级政府的依赖。依赖不断增强和上移的必然结果，是分税制财政体制逐步转化和变质为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分税制财政体制自然消亡，地方增收节支的积极性转化为“跑上”的积极性。因此，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解决基层财政的实际困难，核心是确立一级财政，就要使这级财政有能够基本满足自己需要的自主财力，在辅之少量的转移支付财力的情况下，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针对实践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许多专家在结合我国实情与外国分税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的想法，其中有些学者开始尝试“打破财权与事权整体统—”：谷义和秦家顺较早的提出了“事权以地方为主，财权以中央为主”说法；杨斌认为“我国分税制进—步发展的方向”是“非对称型分税制”；徐康宁明确阐述了“税权与事权非对称分税制”概念。他们提出我国的财税体制既要保证中央有较强的宏观控制能力，又要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因此，我国分税制必须“中央地方兼顾”。非对称分税制模式将是实现中央地方兼顾的一种理想途径，不过，其形成的改革过程必然是渐进式的。

非对称分税制模式需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逐步形成：

1、明确界定政府事权。随着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政府经济职能应从包揽企业经营活动中退出，而主要体现在弥补“市场失灵”上，划清政府与企业的事权界线；中央与地方之间要明确职责范围，各级政府事权的划分必须在法律上给予明确。

2、合理划分各级财政支出范围。财政支出的划分应以事权的划分为基础，而且，财政支出财力应区分初始财力和最终财力两个概念，而“财权与事权统—”中的财权应就是指最终财力使用权，使“财权与事权统一”原则的含义明确化、科学化。

3、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对非对称型分税制下，地方初始财力与事权不对等的缺口只有通过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来弥补，才能实现地方最终财力与事权的平衡。这种转移支付不同于“抽肥补瘦”和“统收统支”，税收返还也不是严格意义的转移支付。为适应规范化分税制的要求，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在规模和形式两个方面都应进一步改革。

4、适当扩大地方税权。如前所述，分税制较完善的国家的地方政府在治理地方税方面都有一定的自主权，包括地方税的立法权、解释权和减免权等。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别非常大，很有必要在坚持税权相对集中于中央的基础上，赋予地方政府适当的税权。如让地方在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小的地方税种上拥有一定的解释权、减免权和税率、税目调整选择权；对那些不影响宏观调控和中央税基的地方税种的立法权也可下放给地方。

5、完善地方税收体系。首先，确定地方税的主体税种，主体税种应同时体现收入功能和调节功能，并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调整。其次，规范划分税收的标准，坚持按税种划分中央税、共享税和地方税，取消按行政隶属关系和按行业划分的不规范做法。最后，适时出台一些在理论界已达成共识的新税种，如证券交易税和社会保障税等；加快“费改税”进程，将合理的、普遍性的收费改为立法征税。

结合我国实情，将财政政策和立法权的高度集中与地方财力使用的高度自治有机结合：税收立法等权限主要集中于中央，税收初始分配上中央占主要部分，而国家财力的最终使用则主要由地方支配，从而表现出“初始财力与事权非对称，最终财力与事权相统一”的双重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分税制的理想模式应该是非对称分税制，这种分税制模式与较为完善的转移支付体制配套运行，将保证“中央地方兼顾”。

第二篇：浅析我国分税制改革

浅析我国分税制改革

【摘要】 分税制是指在国家各级政府之间明确划分事权及支出范围的基础上,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结合税种的特性,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限和税收收入,并辅之以补助制的预算管理体制模式。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分税制，但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还需要根据新形势不断的进行探索和完善。

【关键词】分税制 税制改革

一、我国分税制改革基本概况

(一)主要内容

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同年12月18日，财政部下发了《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后有关预算管理问题暂行规定》，12月25日，财政部核定了各地消费税和增值税资金费用管理比例。1994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8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税制。”

配套措施有：从1994年1月1日起，我国进行了工商税制改革；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相应改进预算编制办法；建立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并规范国债市场等。

(二)现行分税制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还不够清晰合理。事权划分上越俎代庖现象，一些应当完全由中央承担的支出责任，地方也承担了一部分，如气象及地震等管理职能；而完全属于地方的支出责任，中央也承担了一部分，如地方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和基础教育等。

第二，转移支付不当，监管力度有待加强。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转移支付制度不断完善，初步形成了目前财力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体系。但是东部地区扩大的基数规模及能力远大于中西部地区，地区间的财力收入两级化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同时，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管力度不够，转移支付资金的效益评估有限。第三，没有建立一项完善地方税收体系。地方税收的税基窄，税收潜力小，主体税种较少，税收立法权过于集中于中央，地方税权受限制，地方没有被授予相应的税收立法权、税收减免权。

第四，分税制体制的立法层级较低。在立法模式上，我国目前尚未一部能够统领、协调各种税收关系的基本法。从真正关系纳税主体的权利、义务的主要税种，如增值税法、营业税法、消费税法等，只是由国务院通过的暂行条例，采取行政法规的形式，停留于试行阶段。

二、比较国外分税制而后思考

美国，分税制的办法是以法律的形式确定的。美国的最高法律《基本法》，有国家宪法的地位，其中，不仅详细的规定了联邦政府的指责(国防，货币发

行，邮政等)，而且，各级政府间以及各级政府于非政府团体及企业间“分工协作”的事项，也都通过法律的形式落实到可准确操作的程度上。另外，与财政法律体制有关的《反赤字法》、《国会预算法》等等，法律的层级都很高。日本地方税立法，除了在宪法第84条规定了地方税，还专门制定了《地方税法》更加详尽地做了规定。

思考造成我国现行分税制改革弊端的原因如下：

第一，分税制核心内容是要做到分权、分税、分征。没有“分权”就不算处于真正意义上的分税制。我国现行的分税制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根据各自的职权范围划分税种和管理权限，收支挂钩的一种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属于不彻底的分税制财政体制。

第二，划分财权是分税制的核心要求。分税制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分权制度。然而，我国属于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中央大一统思想鲜明。这样就产生了一对矛盾——分税制“税权”的划分一直以“集权”为核心。

税收改革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完善分税制立法迫在眉睫。

第三，我国用行政权力的国家机关来制定税收法，扩大了“法定”的外延，致使法的制定、法的执行都存在着任意性。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人治”“集权”的观念很深，显然地，法被政治主宰着。

二、完善我国分税制的对策

（一）明确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

第一，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的决定权、调整权从中央政府转到立法机构。第二，有关中央与地方事务划分原则性问题，有必要在宪法中或宪法性文件中规定：(1)明确界定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事权范围；(2)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的标准内容；(3)明确规定各级立法机构税收立法权限，立法原则，立法程序。

第三，尽快制定关于分税制的法规

（二）缩减预算级次，简化财政层级

导致基层财政困难的一个原因在于财政层级过多，从而加重财政负担。我国现有财政分级为“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而国际经验表明，较普遍的财政分税分级制度安排是不超过三级的。

当前我国加快推进包括“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在内的财政体制改革，正是体现了政府简化财政层级的意图。

（三）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在合理划分各级政府支出责任、制定科学的费用标准的基础上，以确保政权正常运转、履行公共福利承诺、提供最低标准的公共服务为重点，加大财力性转移支付力度。同时，减少项目类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和数量，逐步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推动落后地区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

总的来说，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分税制，但是要根据新形势不断的进行探索和完善。财政体制的改革要标本兼治，安稳民心，安定官心，积极稳妥，治本为上，实现制度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继续前进。参考文献：

[1]赵云旗.中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4]许正中.财政分权：理论基础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5]张道庆.论我国分税制立法的完善.行政与法(法学论坛)，2004，(10).[7]毕建秋.我国税权划分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西南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05，(3).

第三篇：我国的分税制改革

我国的分税制改革

1994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央的“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战略部署指导下进入新阶段，财税体制改革充当改革的先锋，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建起了中央和地方两套税收管理制度，并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收机构分别征管；在核定地方收支数额的基础上，实行了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等，成功地实现了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税种、税权、税管的划分。

(一)我国分税制的内容

我国分税制按照征收管理权和税款支配权标准划分，凡征收管理权、税款所有权划归中央财政的税种，属于中央税；凡征收管理权、税款所有权划归地方财政固定收入的税种，属于地方税；凡征收管理权、税款所有权由中央和地方按一定方式分享的税种，属于共享税。

(二)我国分税制的特点

我国目前的分税制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按照税源大小划分税权，税源分散、收入零星、涉及面广的税种一般划归地方税，税源大而集中的税种一般划为中央税。

第二，部分税种的征收管理权归地方。地方政府对地方税可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决定开征、停征、减征税、免税，确定税率和征收范围，这是地方税的主要特点。由于赋予地方以较大的机动权限，从而既能合理照顾地方利益，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同时，不致于影响全国性的商品流通和市场物价。第三，税款收入归地方。在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力完全集中于中央或过多地分散于地方，都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实践证明，在保证中央财政需要的同时，给地方一定规模的财力及适当的支配权，方能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实行分税制，建立中央与地方相对独立的分级财政，给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加强文化建设提供资金保证，就成为我国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方向。

第四篇：如何理解我国分税制改革

财政学课程论文

《如何理解我国分税制改革》

摘要：我国自1994年以来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得到重新划分,一定程度上维护我国中央集中政治体制的稳定和权威。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地方政府财政拮据,导致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受到严重影响,分税制改革势在必行。

关键词：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 改善

正文: 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同年12月18日，财政部下发了《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后有关预算管理问题暂行规定》，12月25日，财政部核定了各地消费税和增值税资金费用管理比例。1994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8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税制。”但是在近17年的运行当中，还是存在诸多问题，在这里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国分税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一、简介

1993年底，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根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确定相应的财政支出范围；2按税种划分中央财政与地方收入；3.实行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制度；4.建立中央对地方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制度。

二、成果

分税制改革初步搭建起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框架，它以规范收入为突破口，使我国分税分级财政初步入轨，为财政体制改革提供了走向规范之路的新轨道、新起点，在我国财政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次改革还明显提高了财政总体实力和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大大缓解了中央财政的困难，地方财力也有明显增加。分税制实施后，中央政府有了更多的可用资金，同时将事权下放，为中央政府腾出了时间与精力，这对其进行全国性的经济宏观调控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三、问题与思考

尽管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分税制制度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继续深化改革势在必行。当初在实行分税制的时候，来自各方的阻力很大，而且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下，中国的分税制尽管可以参考外国的制度，但是更多的是需要自己摸索，因此当初的分税制只是初步的分税制，离最终的完全分税制这一目标还很远。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当迅速，地区发展水平差距很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初成规模，但是不够健全；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不够清晰；税收制度也不够完全。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深化改革的脚步不能迈得过大，急功近利地实行彻底分税制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有些问题仍需要一点一点解决。以下是我关于分税制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1、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还不够清晰合理。事权划分上越俎代庖现象，一些应当完全由中央承担的支出责任，地方也承担了一部分，如气象及地震等管理职能；而完全属于地方的支出责任，中央也承担了一部分，如地方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和基础教育等。

2、转移支付不当，监管力度有待加强。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转移支付制度不

断完善，初步形成了目前财力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体系。但是东部地区扩大的基数规模及能力远大于中西部地区，地区间的财力收入两级化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同时，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管力度不够，转移支付资金的效益评估有限。

3、没有建立一项完善地方税收体系。地方税收的税基窄，税收潜力小，主体税种较少，税收立法权过于集中于中央，地方税权受限制，地方没有被授予相应的税收立法权、税收减免权。

4、分税制体制的立法层级较低。在立法模式上，我国目前尚未一部能够统领、协调各种税收关系的基本法。从真正关系纳税主体的权利、义务的主要税种，如增值税法、营业税法、消费税法等，只是由国务院通过的暂行条例，采取行政法规的形式，停留于试行阶段。

四、造成我国现行分税制改革弊端的原因如下：

第一，分税制核心内容是要做到分权、分税、分征。没有“分权”就不算处于真正意义上的分税制。我国现行的分税制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根据各自的职权范围划分税种和管理权限，收支挂钩的一种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属于不彻底的分税制财政体制。

第二，划分财权是分税制的核心要求。分税制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分权制度。然而，我国属于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中央大一统思想鲜明。这样就产生了一对矛盾——分税制税权的划分一直以集权为核心。

第三，我国用行政权力的国家机关来制定税收法，致使法的制定、法的执行都存在着任意性。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人治”“集权”的观念很深，显然地，法被政治主宰着。

五、完善我国分税制的对策

（一）明确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

第一，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的决定权、调整权从中央政府转到立法机构。第二，有关中央与地方事务划分原则性问题，有必要在宪法中或宪法性文件中规定：(1)明确界定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事权范围；(2)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的标准内容；(3)明确规定各级立法机构税收立法权限，立法原则，立法程序。第三，尽快制定关于分税制的法规

（二）缩减预算级次，简化财政层级

导致基层财政困难的一个原因在于财政层级过多，从而加重财政负担。我国现有财政分级为“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而国际经验表明，较普遍的财政分税分级制度安排是不超过三级的。当前我国加快推进包括“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在内的财政体制改革，正是体现了政府简化财政层级的意图。

（三）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在合理划分各级政府支出责任、制定科学的费用标准的基础上，以确保政权正常运转、履行公共福利承诺、提供最低标准的公共服务为重点，加大财力性转移支付力度。同时，减少项目类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和数量，逐步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推动落后地区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

六、分税制改革经验

从1994年到现在，分税制已经实行近17年了。总体上说，实行得很平稳，效果

也比较明显。可以说，改革非常成功。财政体制在历史上不是太稳定的，三年两年就变一次，主要原因就是地方不满意。实行分税制以来，财政体制是相当稳定的。为什么分税制能够成功呢？有几条经验值得总结。

第一，就是稳妥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中央在集中财权的过程中，要缓缓而行，不要急于求成。当时，我们采取存量不动、增量调整的方针，只从增量中间想办法，逐步提高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

第二，一定要照顾地方利益。在推行分税制的时候，各省分管财政的副省长和财政厅厅长纷纷来北京，为什么？国家所研究、处理的问题和他们息息相关，他们身后有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老百姓。1993年9月，朱镕基同志带队去调查研究，听取地方的意见。某省同志问：搞分税制以哪一年为基数？财政部主张以1992年为基数，因为1992年的数字是实的，谁也改变不了，不能“做文章”。但这个省的同志提出要以1993年为基准。当时，我们不赞成。镕基同志说，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常委会决定以后，党员就要服从。结果，中央决定尊重地方同志意见。今天来讲，中央这种精神，就叫体谅地方、关怀地方，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照顾地方。

第三，中央财政壮大了，对地方也有好处。当时的奋斗目标，就是中央财政收入要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55％-60％，中央本级财政支出要控制在全国财政支出的40％以内。那么，多出来的20％的收入要给地方，主要给中西部地区。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在1994年刚搞改革的时候，中央一年转移给地方大体上有550亿元。到2007年，这个转移支付支出达到了1.3万多亿元，而中央本级支出始终没有超出改革前所占的比重。

第四，改革能够成功，领导关心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国家领导人，要以身作则，深入基层，了解分税制改革的进行程度，并适时地做出政策调整。了解分税制改革是否给人民带来了真正的方便与富裕，是否给国家财政给予了改善与提高。

总的来说，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分税制，但是要根据新形势不断的进行探索和完善。财政体制的改革要标本兼治，安稳民心，安定官心，积极稳妥，治本为上，实现制度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继续前进，才能创造共同富裕，共同繁荣。

第五篇：浅谈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

浅谈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在不断地演变，1980—1993年间采用了三种财政承包的财政体制。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规范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一改革显著提高了中央政府利用税收和支出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但它也存在着不足和有待完善的方面。

一、起源和背景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主线是“搞活、放权”。以财政包干为核心的财政管理体制集中反映了这段时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这种包干的财政体制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经济性，增加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的透明度，扩大了地方财政自主权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自主权。我国经济的空前发展和沿海地区的迅速崛起无不受惠于这种体制。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财政包干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不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其表现是：

1、地方政府控制了有效税率和税基。一是地方政府利用合法的和不合法的税收减免来调节其实际税收努力。从名义上讲，几乎所有税种的税基和税率均由中央决定。但在承包制下，地方政府只要完成了承包合同中规定的上缴指标，其各种减免税的行为基本上不受任何约束。二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渠道多元化，并有自主权。由于预算外收入既不需与中央分享，又不受中央控制，于是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收费和基金增加预算外收入。从1978年至1991年，地方预算外收入与地方预算内收入的比例由0.66：1上升到了0.84：1。1993年一些地区的企业要向各级地方政府缴纳上百种的税费，实际税收负担达90%以上。

2、加剧了地方保护主义。由于按企业隶属关系来划分收入，而企业利润仍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为保护所属企业多收入多上缴，必然对外封锁市场，排斥外地产品流入，阻碍本地原材料外流，妨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造成人为的体制性“诸侯经济”。

3、国家财力趋于分散，中央财政收入比重下降。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制度安排不规范，地方组织预算内收入的积极性不高，甚至“藏富于民”。这使财政收入增幅远低于经济发展水平，且中央财政不能从每年增长的收入得到相应的增长收入。1980年到1993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5.7%下降到12.6%，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由24.5%下降到22%。

4、中央宏观调控和综合平衡能力被削弱。在中央政府掌握的财力逐步向地方分散化的同时，中央财政支出的责任没有以相应的速度减少，致使中央使用财政支出政策的自由度愈来愈小，基本上起不到稳定经济的作用。此外，随着中央财力的相对下降，中央对大多数落后地区的实际转移支付呈下降趋势，中央政府利用财政政策来平衡各地区收入的能力明显下降。

二、分税制的做法

为克服财政承包制存在的弊端，提高“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经过讨论和试点，1993年末中央政府决定于1994年实行分税制。分税制的主要内容如下：

1、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将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以确定中央和地方的收入来源，其目标是使中央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到60%。中央固定收入包括：关税，海关代征的消费税和增值税，消费税，中央企业所得税，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铁道、各银行总行、保险公司等部门集中缴纳的收入（包括营业税、所得税、利润和城市维护建设税），中央企业上缴的利润等收入。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包括：增值税，资源税，证券交易（印2 花）税。增值税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海洋石油资源税为中央收入，其他资源税为地方收入。证券交易（印花）税，中央与地方各分享50%（1997年1月1日起调整为中央占80%，地方占20%；1998年6月12日调整为中央占88%，地方占12%）。1997年4月，将金融保险业营业税作为共享税，并把税率由5%提高到8%，提高税率增加的收入归中央财政。2002年居民个人储蓄利息所得税划为中央收入；企业所得税打破行政隶属分享办法，改为中央与地方按6：4的比例分成。地方固定收入包括营业税等。

2、划分支出范围。根据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确定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范围。中央财政主要负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机关运转所需经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支出以及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地方财政主要负担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转以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要的支出。

3、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为保证地方既得利益格局，逐步达到改革的目标，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数额以1993年为基期年核定。按照1993年地方实际收入已经税制改革确定的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情况，核定1993年中央从地方净上划的收入数额。1993年中央净上划收入，全额返还地方，保证地方既得财力，并以此作为以后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基数。1994年以后，税收返还额在1993年基础上逐年递增，递增率按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平均增长率的1：0.3系数确定，即两税全国平均每增长1%，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增长0.3%。若1994年以后中央净上划收入达不到1993年基数，则相应扣减税收返还数额。

4、税收分管。在分税的基础上实行分级财政管理，建立中央与地方两个税收征管体系和金库体系，设置中央税务机构和地方税务机构，实行分别征税。中央税种和共享税种由国税局负责征收，其中共享收入按比例留给地方；地方税种由地税局征收。

三、取得的成效

自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以来，初步明确了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规范了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促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其主要成效如下：

1、实现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实行分税制后，中央直属税务机构直接征收中央税和共享税，地方税务机构只负责征收地方税，均致力于完善管理机制以增加各自的收入。自1994年起，我国财政收入连年增长，扭转了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连年下降的局面。国家财政收入从1993年的4349亿元增至2003年的21691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3年的12.6%上升到2003年的18.6%。

2、增强了中央政府所掌握的财力和运用财政政策的能力。由于将税源大而集中的税种划为中央税，且中央直属税务机构直接征收中央税，中央收入不再受地方收入的影响，1993年到200年，中央财政收入从957.51亿元增至6989.17亿元，中央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22%上升到52.2%。实行分税制后，由于地方政府至多只能控制地方税种的有效税率与税基，中央利用税收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明显增强。同时，随着中央财政收入的增加，其利用财政政策的自由度也会增加；转移支付的增加可有效缓解地区差别的加剧。

3、基本统一了企业税收环境。由于取消了原税制中对不同企业实行不同所得税，并采取了其他一些税收改革，使企业基本上摆脱了原来实际存在的税收歧视，企业的经营成果不再为不合理的税收掩盖，有利于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

4、有利于政企分开。实行分税制后，税收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有企业利润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淡化了政府干预企业经营的动机。

5、税收制度和财政管理体制向符合市场经济需要迈了一大步。这次改革规范了税收制度、税收种类，取消了一些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税种，开征了一些新税种，在总量上把原来的33个税种改为18个税种。

四、存在问题 分税制改革的目标是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由于涉及多方利益格局的调整，改革难度较大。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虽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尚不规范。存在如下主要问题：

1、税种分配不合理。为确保中央收入，税种的划分使地方税体系几乎没有税源广、税基厚的主体税种，地方税大都是税源分散、征收困难的小税种，致使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以实行财政支出。为弥补财政支出缺口，地方政府会采取摊派收费、扩大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借债等行为。1998年地方预算外财政收入占全国预算外收入的比重从1992年的55.7%上升到94.7%，地方预算外支出占预算外支出的比重从56.4%上升到98.2%。1994至1998年地方预算外资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平均比重答67.2%。此外，中央还将地方开发培育地方税种划为共享税，不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

2、政府职能转变并未真正解决。按公共经济原则要求，中央政府主要承担再分配和经济稳定职能，地方政府主要承担资源配置优化职能。目前，我国政府仍把大量经济建设事务及相应支出包揽下来。我国国家财政（中央与地方支出合计）支出共13项，具体为：基本建设支出、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地质勘探费、工业交通商业等部门事业费、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用、价格补贴支出，预算外资金支出、债务支出。13项中真正属于全国性公共产品支出的只有5项，1998年这类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9.1%。同样，在统计上地方政府开支的24项中，只有16项真正属于地方公共产品支出范围，支出额占总支出的75.6%。

3、财权与事权不对称。为保持地方的既得利益格局，1994年的分税制实行了“保存量、分增量”的办法，同时保留了原体制的分配格局暂时不变，即仍沿用中央对地方补助、地方上缴中央的办法。这并没有真正实现根据事权合理划分中央、地方收支规模的目标，还为地方政府留下一定的争基数、争财力空间。

4、地方缺乏自主权。我国税收立法权比较集中，长期以来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传统 5 的体制在市场经济建立初期也难以完全扭转。中央税、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以保证中央调整经济的需要。无论是中央返还共享的地方税部分，还是税收法律和主要政策包括开征权、征税范围等，均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定，具体条例由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制订。地方政府只能按国家的税收政策及法令执行。地方只有少量的权力，如车船税、房产税的开征、停征由省级人民政府决定，部分地方税种的减免按一定权限报省级税务机关审批。

5、转移支付体制不完善。分税制改革前的“包干制”的许多不规范特征仍保留在现行转移支付制度中，转移支付规模的确定方法缺乏科学依据，转移支付形式不规范、随意性大。在转移支付成为地方收入主要来源的情况下，将导致地方政府热衷于“跑部”要资金，向中央争取更多的转移支付，而不是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培植做大财源。

6、分税制在设计上与政府分级体制不配套。我国设有中央、省、市（州）、县、乡（镇）五级政府，一级政府享有一级财权，五级政府就要按五级分税。由于纳入中央税和共享税的若干主导税种占全部税收的90%以上，加之中央分享比例高，目前的分税制仍停留在中央对省级分税的层次，部分省（区）延伸至省对市（州）分税，若再往下实际上已无税可分。

五、改革和完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并根据国情进一步完善分税制。

1、以法律的形式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固定下来。一是完善宪法关于分税制的规定。由于我国1982年的宪法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对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等重大的、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内容未能作出具体的规定。鉴于财税问题始终是影响国家存续的十分重要的因素，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将财税特别是分税制在宪法中作专题规定，我国也有必6 要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央与地方责权划分的基本原则。二是要在《地方财政法》一类的法律中详细规定中央与地方具体责权的项目及改变责权关系所需经过的程序。

2、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集中精力搞好宏观调控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不直接干预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并把社会自我调节的管理职能交给中介机构，把公众自治范围内的事情交给公众自己依法办理。转变职能的同时，围绕社会公共需要确定财政支出范围。

3、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税制。在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的背景下，我国应该更加关注和研究世界主要国家一些税种的制度设计，以调整和完善我国的税制。目前，我国一些主要税种均存在较多的问题，必须予以完善。例如，增值税从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相应征税范围和力度的适当调整；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个人所得所的修改和完善；出口退税制度和退税机制的完善，并相应建立与WTO规则相衔接的关税保护措施。

4、适当赋予地方政府税收立法权。从财政学角度来看，一个有效率的财政分权体制应该允许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的经济状况和居民偏好来决定地方税收的水平和支出项目。我国地区差异大，给地方立法权是进一步深化分税制改革的必然选择。否则，一方面，相当一部分的收入会因缺法而丧失，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有可能通过非规范的预算外收入或制度外收入，甚至靠“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等来获得收入。在主要税种的税收立法权和税收政策制定权集中于中央的前提下，给于地方对影响宏观经济较小的地方税种立法权，由地方确定实施办法、税目、税率、减免、管理权限；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批准，地方可以开征一些新税种。

5、明确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的划分。尽管中央在19994年分税制改革中称要在划分支出责任的前提下划分税种，但支出责任的划分进展不大。没有稳定的支出划分，地方政府财政状况无法保持稳定。中央经常向财政富省转嫁支出负担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为此，要明确规定中央的支出范围、地方支出范围，对中央与地方共同负担的支出应规定各自的负担比例。

6、尽快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为解决地区间存在差异，且不平衡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实行行之有效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为建立促进地区公平的转移支付制度，一是要强调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保证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能力的大体一致，淡化并逐步调整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二是在收入划分上适度集权，在政府支出上适度分权。在明确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范围，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的基础上，遵循信息和成本优先的原则，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凡是地方政府能有效提供的公共服务，即作为地方政府的事权，中央只承担地方政府难以有效行使或不宜由地方政府行使的事务。对于共同事务，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应承担或分担的比例。三是在支出责任界定清楚的前提下，合理配置各级政府的财力，以保证其政府职能的顺利履行。收入的划分应考虑总体经济和社会的需要，和征收成本的效率。四是调整现行转移支付的结构，加大均等化转移支付的数量，发挥其缩小地区间差距的作用力度。五是完善均等化转移支付的计算公式，均等化转移支付采用统一标准进行测算，做到公正、公开、公平。尽快改变现行的基数法，通过规范收支评估，分项目测算各地区标准化支出需要，同时考虑各地区收入能力，据此决定一般性转移支付数额。

参考文献：

［1］马骏·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

［2］郭小聪主编·政府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樊勇明、杜莉编著·公共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4］谷志杰·如何认识分税制·涉外税务，1995（2、3）［5］傅光明·美、英、法三国分税制的经验

［6］杨之刚·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回顾和展望· 中国经济时报 2003年38 月21日

［7］张光荣·分税制后地方财政的失衡及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