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理学视角看我国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原因

第一篇：从法理学视角看我国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原因

从法理学视角看我国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原因

[摘要]刑讯逼供危害很大，又屡禁不止。有关防治刑讯逼供的探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不乏从不同的角度探寻刑讯逼供的产生原因以期寻求防治方法。下面我从法理学角度探讨刑讯逼供的成因，以期对此问题感兴趣的朋友有一定帮助。

[关键词]法理学；刑讯逼供；原因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折磨被讯问人的肉体或精神，以获取其供述的一种极恶劣的审讯方法。在刑事案件中，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临不可预期的肉体的痛苦与违反自己意志的供述之间进行选择时，更易倾向于选择后者。刑讯逼供具有很大的危害性，会造成受审人的肉体伤害和精神损害，直接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而按照刑讯逼供所得的口供定案，又往往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因此，又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威信。因此，中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61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等法律条文均有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现实情况是，预防刑讯逼供的效果不甚理想，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因刑讯逼供而造成的冤假错案时有耳闻，如杜陪武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这些案件的出现对当事人和司法系统造成极大的伤害和负面影响，这是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如何消退中国司法领域里的这个顽症？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不少探讨。笔者试图从法理学角度探讨刑讯逼供的成因，为构建公正合理的法律制度和稳定和谐的社会而努力。

一、长期以来专制思想的影响，官重民轻、权力本位的思想仍深置与人们的脑海中，左右着人们的道德标准。

在中国传统的人治社会中，中国法律的主要任务是社会控制，法律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打击犯罪，维护政权稳定。统治者对司法程序和人权漠然视之，法律从来没有被用做保护个人权利的工具，只是统治者用以控制社会的一种工具。从周一直到明清，形成了“定罪量刑，处罚轻重”全凭口供和“无供不录案”为基调和原则的封建司法传统，从而使刑讯逼供成为古代合法审问、定罪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案狱诉讼中，作为王权代表的审案者的审问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就是诉讼当事人是否“服”，而为了这个目的，刑讯逼供必不可少。不仅对被告施行刑讯逼供，而且对证人也不例外。在封建社会，从立法上就确定了司法工作人员拥有可以对犯人行使刑讯逼供的特权，由于该特权的行驶被赋予惩恶扬善的正义色彩，从而使这种特权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逐渐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并加以肯定而保留下来，并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使之成为一种习惯或具有倾向性的社会行为方式，致使从底层社会到政府官吏已普遍从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上接受了刑讯逼供具有正当性的思想，认为刑讯逼供对于贯彻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政权有积极作用。于是，刑讯逼供具有正当性的思想在刑事司法领域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时至今日，在很多政府官员眼中，法律仍旧是自己手中随心所用的工具，仍被看作是社会管理的多种手段中的一种，为肯定的政治目的服务，而不是把法律当成最权威及最庄严的准则加以遵循。

二、体制不完善的影响，无罪推定、非法证据排除、监督体制等不完善仍然存在。

中国刑事诉讼中没有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虽然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审判，任何人不能被确定有罪”，但这只能说是中国刑事诉讼法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吸收。况且，中国立法机关的一贯立场是“既反对有罪推定，也不赞成无罪推定”。依他们的观点说，中国对刑事案件的处理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以法律为准绳，罪当其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无罪推定仍不能被大多数的司法工作人员所接受。

无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最高院在对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中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这仅说明中国对非法采集的言词证据不予采纳，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也是肯定通过非法取证行为所获取的物证、书证的证明效力的，即所谓的毒树之果理论。当然笔者亦不赞成完全否定此间接证据的效力，但应视具体的情节而定，这点将在下面的对策中具体谈到。

现有的侦查监督体制本身不严密，导致侦查权的滥用，使的犯罪嫌疑人缺乏必要的与国家公权力相对抗的合理的制衡力。中国法律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在此侦查监督中，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83条指出，“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可以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其他侦查活动，发现违法行为，应当即时通知纠正”。由此可以看出人民检察院只有对公安机关侦破的重大案件才派员到场监督的义务，而对于大多数案件的监督只有靠诉讼参与人的指控或人民检察院在审理公安机关呈递的案件材料时发现。然而刑讯逼供正是在这“大多数案件”中出现的，而靠诉讼参与人的指控或人民检察院在审理公安机关呈递的案件材料时发现又是很不现实的。因为这些都属事后监督，对其就存在一个证明问题。中国现行司法实践中依然是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这就存在一个举证难的问题。以上是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案件的讨论，那么对于检察机关负责立案侦查的案件又应由谁来监督呢？中国法律尚未有明确规定。

刑讯逼供的查证难，惩罚力度轻，有时甚至存在部门保护主义。中国现行法律规定

对刑讯逼供案仍然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即举证责任由主张的“被刑讯人”承担。被刑讯者在向司法机关控告他们曾遭受到刑讯逼供时，就会被要求提供自己曾遭受刑讯逼供的证据。然而刑讯逼供一般是在被刑讯者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进行的，除非刑讯行为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显著伤痕、残疾甚至死亡，其他一般情况由于他们对在其身上留下的伤痕等各种证据无法及时固定，以致当他们恢复人身自由后向检察机关控告时，举证已成为一个艰难的过程。其次，对于刑讯逼供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发生的指名问供、诱供、骗供及采取显著轻微逼供方法的，不能认定为构成刑讯逼供罪，再加上有些部门保护主义，这就为刑讯逼供的合法化打开了制度之门。

有罪推定的基本含义是指任何被指控犯罪的人，都被假定为有罪，可以不经其他司法程序而将其直接宣告有罪或作为罪犯对待；或者虽经司法程序才能够将刑事被告宣告有罪，但这种司法程序是以假定被告人有罪而设有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一旦被控有罪，司法官员首先先入为主的假定其是有罪之人，然后才张开相应的司法活动。我国长期以来贯彻的都是有罪推定的理念。虽然我国在1997年《刑事诉讼法》第12条确定了“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原则，并且对诉讼活动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的称谓在法律规定里加以区别和确认，而不是一律运用“罪犯”的提法。在侦查和检查起诉阶段改称为“犯罪嫌疑人”、在审问阶段改称为“被告人”、在有罪判决生效后才称为“罪犯”。但实务中仍旧以对待“罪犯”的方法对待犯罪嫌疑人的现象却没有杜绝。由于在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经过刑事侦查、检查起诉和人民法院的审理后都被认定为有罪，无罪的裁判占的比重不大。这样在有罪推定思想的指引下，刑事侦查人员往往凭自己的认识和判断要求犯罪嫌疑人做出符合自己判断的供述。对犯罪嫌疑人像对待罪犯那样处以“刑罚”超期羁押、刑讯逼供也就被长期在肯定的空间保存下来。

刑事侦查人员职业法律意识的欠缺是有罪推定得以存在的原因之一。与非职业的法律意识相比，专业化是职业法律意识的重要特征，它更强调意识主体对法律和现实的忠诚，严格从法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力求克制自己的感情好恶和排除社会干扰，不是用低级的法律意识即法律心理来支配自己的行为，而是用高级的法律意识即法律思想体系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说，刑事侦查人员在职能活动中不仅要树立准确的权力观，在尊重并保障人权的同时，也要时常明白地认识到自身行为的目的，跳出活动中主体的束缚,在对自身及客体准确认知的基础上，客观地面对所遇到的困难或僵局，避免先入为主、思维定势的消极影响。而在刑讯逼供活动中，行为主体已认定行为相对人就是真正的罪犯，其活动也都是在此前提下进行的证据搜集，当没有充足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前提时，就采取了直接而粗暴的手段以求省时省力地获得最具价值的口供，打开侦查“黑箱”。因此，可以说刑事侦查人员的职业法律意识欠缺是刑讯逼供行为产生的重要条件，而加强刑侦人员的职业法律意识也是避免刑讯逼供产生的一道重要防线。

当前的刑讯逼供主要发生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一般是刑事案件中的行驶侦查权的侦查人员对于刑事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究其原因，一方面受传统的法律文化的影响，因为古代审案者集侦查和审问于一身，所以他们仍旧认为自己就是审案者,是司法的官员，应当要求犯罪嫌疑人认罪；另一方面,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国家刑事政策以及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刑事诉讼法条文内容都使得公、检、法、司工作人员形成牢固的观念，必须要求犯罪嫌疑人“坦白交待”、“认罪服法”；另外,从刑事侦查的技术角度来看，刑侦工作中的取证困难，也使得刑事侦查人员习惯性地滋生出必须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口供是证据之王”的认识和观念。

导致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是从法理学视角来对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思想意识进行追根溯源。笔者认为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即有执法人员受中国古代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也有现实制度层面的影响。只有使执法者从根本上转变“权力本位”、“唯上听从”、“官僚本位”、“ 法律工具论意识”和“先入为主”等思想观念，以及建立良好的制度，使执法部门分工、配合及制约，从思想意识上、充分认识到刑讯逼供行为的错误影响和社会危害，从制度上坚决防治这种行为的发生，才是我们从法理角度分析刑讯逼供的动力和目的。

参考文献：

[1] 周士敏.论中国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J]，法律与监督，1996(3).[2]刘广

三、孙世岗.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及其证据力辨析[J]，砚台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4).[3] 谭劲松.我国口供补强规则研究[J]，法律适用，2003(5).[4]闵春雷.增设拒绝作证罪的立法思考[J],延边大学学报,2003(6).[5] 陈柏新、陈柏安.非法获取的刑事鉴定结论应当排除[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3).[6] 谭铃.对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的想象[J]，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J]，2009（3）.

第二篇：从证券交易所的视角看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完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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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证券交易所的视角看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完善

(上)邱永红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律部经理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也称公司管治)，是一整套赖以管理和控制公司的机制。近年来，公司治理结构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上市公司治理的共同原则是摆在各国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为此，国际组织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纷纷开始进行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1]

本文试从证券交易所的视角出发，结合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实践和案例，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并提出若干完善对策与建议。

一、我国证券交易所在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方面的努力与创新

为完善上市公司治理，逐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充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方面均进行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探索。下面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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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所)为例，来阐述证券交易所在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方面的努力与创新。

(一)制定了一系列的业务规则与指引，夯实上市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础

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应“制度先行”。近年来，深交所相继出台了《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信息披露指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对上市公司治理各方面进行详细规范，夯实了上市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础。

(二)积极开展 “清欠解保”工作，遏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掏空”上市公司行为

“股权分置”和“控股股东占款”是多年来困扰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两大沉疴，是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两大“拦路虎”。自2005年以来，管理层将股改和清欠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并下决心解决股改和割掉控股股东占款这个“毒瘤”。

首先，在中国证监会的统一部署下，深交所专门成立了清欠工作小组，联合各地证监局，多次走访重点辖区，对存在占用问题严重的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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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进行现场督导，并紧密依托当地政府及国资管理部门的积极支持，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创新手段，鼓励上市公司采用股改与清欠相结合等多种形式清欠，使得艰巨的清欠工作得以高效和有序地进行。

其次，为促使股权分置改革积极、稳妥和有序推进，彻底解决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违规担保问题，根据《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关于集中解决上市公司资金被占用和违规担保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结合窗口指导和信息披露审核发现的问题，深交所于2006年2月出台了《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12号—清欠解保》，要求存在资金被占用或违规担保问题的上市公司在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前，应当根据不同情况，会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及其摘要中进行披露。

再次，深交所在其网站“诚信档案”栏目中专门开设了上市公司“资金占用”专栏，定期公布上市公司资金占用及清欠进展等有关情况，包括公司名单、占用资金总额、占用情况说明和清欠安排，是清欠攻坚战的又一有力措施。[2]

最后，作为推动上市公司清欠工作的重要举措，深交所还联合上交所自今年6月1日起，定期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关于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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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通告》，公开披露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余额及清欠承诺情况，两所联合清欠通告的定期发布对上市公司加大清欠力度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不少上市公司在两所发布通告前解决了资金占用问题。[3]

经过深交所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上市公司清欠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2006年12月31日，两市共有380家上市公司完成了清欠工作，22家上市公司部分完成清欠工作，合计清欠金额335.68亿元，占所需清偿资金总额的70%;同时，两市共有8家上市公司以股抵债或以资抵债方案已获股东大会通过，进入清欠程序，金额合计23.71亿元。

(三)全力推进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切实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

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切实贯彻落实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深交所于2007年4月16日发出《关于做好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工作的通知》，详细部署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要求各上市公司在10月底前完成自查、公众评议、整改提高三个阶段的工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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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要求各上市公司切实落实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交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在6月30日前建立健全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接待和推广制度，并报深交所和当地证监局备案。

为做好上市公司治理的评议活动，敦促上市公司及时披露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相关公告，深交所还在官方网站(。

[10]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理机制，内部人控制权肆意膨胀，产生了一系列弊端，如：过分的在职消费、信息披露不规范、短期行为、过度投资、转移国家资产、不分红、忽视中小股东权益、恶意经营和职务犯罪等。

[11]独立董事的独立性问题，在其发源地美国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以破产的安然公司为例，在安然事件爆发前，安然公司17名董事会成员中，有15名为独立董事，其中不乏社会名流，包括美国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秘书长、美国商品期货交易管理委员会前主席、德州大学校长、通用电气公司前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英国前能源部长等等。安然公司的独立董事们从安然公司直接领取各式各样的收益，仅在2000年，安然公司召开了九次董事会，独立董事每人接受了公司7.9万美元的薪金。安然共签署了七份涉及14名独立董事的咨询服务合同，还有许多项与不同独立董事所在企业进行产品销售的合同，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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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向一些董事任职的非盈利机构捐款。安然董事会被人称为“有浓厚人际关系的俱乐部。”安然公司独立董事同公司内部人一起通过各种方式从公司猎取收益，直至公司破产。

[12]与大多数上市公司的监事会一样，伊利监事会在历史上也基本上没有行使过什么监督权。所以对其“出位”表现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监事会被公司实际控制人当成了排除异己(不听话的独立董事)的工具。这不能不说是监事会制度的悲哀。

[13] 通知要求，上市公司在报送股权激励材料时，应同时报送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整改计划、当地证监局及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治理情况的综合评价以及整改建议、整改报告。而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三个阶段要持续一定的时间，这在客观上也延缓了上市公司推行股权激励的速度。

[14] 林旭《股权激励因何进展缓慢》，载《证券时报》，2007年05月31日。

[15] 22家中，民营企业达到13家，占比近60%，其他9家涉及国资公司，其中典型国资3家，分别为华侨城(000069.SZ)、泸州老窖(000568.SZ)和上海家化(600315.SH)，6家属于非典型国资企业，其运营机制也具有民营企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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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例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授予高级管理人员的股权数量按下列办法确定：

(一)在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高级管理人员个人股权激励预期收益水平，应控制在其薪酬总水平(含预期的期权或股权收益)的30%以内。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总水平应参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部门的原则规定，依据上市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办法确定。

(二)参照国际通行的期权定价模型或股票公平市场价，科学合理测算股票期权的预期价值或限制性股票的预期收益。

按照上述办法预测的股权激励收益和股权授予价格(行权价格)，确定高级管理人员股权授予数量”。

[17] 2006年8月10日，深交所发布了《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适用于主板上市公司)，在中国证券市场首次明确提出“公平信息披露”概念，是信息披露监管工作中的一次重大突破和深化。8月16日，深交所出台《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除延续主板指引的概念、原则、构架体系外，针对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自身特点，增加了保荐机构责任等规范要求。《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出台的目的在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它取消了特定对象的“特权”，维护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将所有投资者置于平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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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共同承担投资风险、共同获得投资收益，使证券市场的“三公”原则更加充分地得以体现。

第三篇：从全球与未来的视角看我国海洋战略调整范文

从全球与未来的视角看我国海洋战略调整

中国社会科学院 高 恒 2009年9月10日

21世纪被不少人视为“海洋世纪”。今年7月11日是郑和航海壮举600周年纪念活动。也许，海洋问题确确实实值得当前国人投入更大的精力和热情。本文从全球与未来的视角探讨我国海洋战略的调整问题。

一、牢固树立整体海洋观

进入20世纪末、21世纪初，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人普遍的共识。特别是一些大国正在把经济外交提升到对外战略的核心地位。鉴于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也就有不平衡的突出特点。据统计，世界上约有3/4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集中在距离海岸线200公里以内地区。随着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活动的不断扩展，经济全球化在深度和广度上也在不断加强。不言而喻，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海洋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牢固树立整体海洋观已是大势所趋。特别是对于我国来说，其重要性更是显而易见。

综观我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史，凡是正确处理陆海关系的时候，也就是社会发展比较顺利和比较繁荣的时候；凡是不能正确处理陆海关系的时候，也就是社会发展比较坎坷和比较缓慢的时候。从今后10

方国家和某些发达国家那样，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特别是在海洋事业发展问题上要着眼于长远和科技因素，更要着眼于海洋公土的科研与开发。要积极地去抢占世界海洋公土中的战略制高点，要把眼光放在2050年以后，要把眼光放在22世纪。

四、综合安全必须要有全球化属性

经济全球化历来就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所谓经济全球化的狭义理解，主要是指：产业、生产、运输、交换上的全球化特点。所谓经济全球化的广义理解，主要是指产业生存与运作的基础上与相关条件的全球化特点。如信息全球化、技术全球化。当然，如果从保证经济全球化正常进行的角度来讲，还有个综合安全全球化问题。例如，历次的石油危机就告诉世人，没有经济新秩序作保证，经济全球化就随时可能被中断。作为广义的海洋产业来讲，经济全球化程度越高，其脆弱性也就会越大。比如，战争、地震、污染、海盗、恐怖等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就是难以从根本上避免的。就我国而言，早已是缺油大国。如果我们不从多渠道考虑石油来源问题，我们就非常可能受制于经济全球化。因此，不从综合安全全球化角度考虑问题和预作防范，那就难免会遭到毁灭性的冲突。

五、不断提升海洋文化全球化的程度

经济全球化的水平和程度是会不断提升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海洋文化，其全球化的水平和程度也必然会随之提升。历史告诉我们，西方海洋文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对外扩张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历来就带有极强的掠夺性和残酷性。与此相反，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海洋文

七、经济全球化将不断催生新技术革命高潮的到来

海洋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全人类所共有的财产和赖以生存的3.61亿平方公里的家园。与此同时，海洋也是人类蛋白质资源的大宝库。为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我们必须进一步开发与保护海洋。而要做到这一点，全世界各国政府都必须不断地推动海洋高科技革命向前发展。

从当今和未来的角度讲，在海洋高科技中占有何种地位就直接标志着该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弱。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从1994年11月生效以来，发达国家几乎都把发展海洋高科技当成了海洋开发的重中之重。他们不仅抢占海洋资源，而且把争夺要点瞄准了高科技。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也必须奋起直追。我们仅仅有一个《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和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是远远不够的！

八、经济全球化中的战略制高点是人才工程建设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物质运动的过程。同样，也是人才运动的过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当然有着很多物质上的差距。但是，最大的差距还是人才上的差距，特别是人才素质上的差距。因此，经济全球化中的争夺焦点是战略主动权，而战略主动权的核心便是人才工程建设，人才争夺与使用将是关键中的关键。

从海洋人才争夺来看，发达国家一直占有明显的优势。而对中国而言，人才的争夺则处于明显的弱势。到目前为止，我们海洋专业技术人才仅仅一万多人。这与一个世界海洋大国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第四篇：从问责官员复出现象看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从问责官员复出现象看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摘要]：行政问责制度是强化政府职责、改善政府管理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官员问责制”成为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亮点，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通过问责官员复出现象研究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并希望通过制度建设来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关键词]：行政问责，官员复出 监督 机制

一、我国行政问责制度。所谓行政问责制，是指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由特定的问责主体对其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

一般认为，形式意义上我国行政问责制是从200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后开始的，实际意义上问责开始于2003年的“非典”时期。2003年为应对“非典”危机,中央掀起了一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问责风暴”,包括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在内的千名官员被问责，官员问责开始走入了公众的视野。此后几年中，问责制逐渐趋于制度化、规范化。从密云踩踏事故、到开县井喷，再到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每次突发事件的背后，都会有相关的政府官员被问责。

在我国目前政府和党内问责的方式主要是公开道歉、责令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公开谴责、诫勉，引咎辞职、撤职、免职、责令辞职，行政处分，刑事追究等；问责范围不但包括对重大事故、滥用职权行为的问责，而且还包括对行政决策失误、对行政效率低、推诿扯皮、个人行为不当等行为的问责。

二、问责官员复出现象。

一次次的铁腕问责，一批乱作为、作为不力、不作为、无作为的政府官员因此丢掉“乌纱帽”，《中国新闻周刊》对“问责风暴”的评价时：这场风暴有可能导致一场影响深远的体制革命，也有可能只是另一次过眼云烟式的“运动”。部分问责官员甚至绝大多数问责官员往往在被问责一段时间后重新复出，或官复原职，或异地任职，甚至提拔重用。三鹿奶粉事件中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后升任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因2009年和2010年三起特别重大矿难被降级和党内严重警告的河南省平顶山市市长李恩东，4个月后即调任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因宜黄强拆自焚事件而被免职的宜黄县县委书记邱建国和宜黄县原县长苏建国,被宣布分别出任抚州金巢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和抚州市公路局局长。

官员被高调问责，随后又被不经意地发现低调复出，几乎成了现实操作手法的铁律，沿着出事→问责→冷却一段时间→悄然复出→被发现→舆论哗然→解释复出符合规定→不了

1了之(个别新的任命被撤销)的不算完美但有惊无险的轨迹一路狂奔。这些官员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往往被十分高调的被问责，但是经过一年左右的问责期限后，往往被十分低调的安排复出，如果新闻媒体和公众没有注意到，那么曾引起众怒的政府官员也就“漂白”了自己的身份。如果发现了，舆论与公众的不依不饶往往会得到被问责官员上级的解释“其复出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人民群众缺少一个应有的说明，问责官员被问责后很快复出，程序不公开透明，对人民群众来说就是“伤口上洒盐”。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研究员刘明望认为行政问责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行政监督、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但从根本上讲，民意无 1.陈霄 学者称问题官员几乎100%复出 免职如同带薪休假 [N] 法制日报，2011-12-14

力对官员是否复出进行制约，而官员的重新启用也要偷偷摸摸。而隐蔽的复出，又触犯了公众的敏感神经：没有享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一些官员从“下岗”到“上岗”周期不过半年，引发公众较大争议。问责制度形同虚设，官员问责期间如同“带薪休假”。如果没有最高层的雷霆行动，依据现存制度约束，制度派生的自发惩处保障不足。集体负责往往让你找不到大错，多部门交叉管理体系往往让你难辨真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官员推脱技巧往往让你找不到方向，权力集中而责任分散

2的现状往往让你一头雾水，而自上而下体制内监督所限往往让追究效能不长久。

苏州大学教授杨海坤认为问责官员的随意复出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非正常现象，具有虚化和架空行政问责制、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助长官员“唯上不唯下”三大危害。民众对蛰伏一年即复出的官员颇多微辞，向有关部门询问时，往往得到“该官员复出符合相关规定”的回复，这种回复根本不能让人民群众满意，问责制成为假问责。不利于维护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打着有关规定的旗号，问题官员的复出往往如魔术般3神奇。

三、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问题。

（一），中国传统的人情观念过度干涉行政问责制度。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在社会交往中往往会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因为人情，官员之间往往都有扯不清的利益关系。在我国目前的政治氛围下，问责往往是由上级行政机关进行，问责主体与被问责官员之间难免会有一定的利益冠以或者人情关系。因为人情，问责主体对被问责官员的处罚流于形式，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问责官员被问责，往往是象征性的问责，在事件影响变小，群众不满情绪平息后，问责官员往往通过关系向上级跑官、要官。

问责官员，特别是一些群众意见很大的官员的随意复出说明，我国问责官员能否复出、复出的时机和方式等仍然主要取决于上级领导的主观意志，而非固定的规则。如果上下级党政负责人均是道德人，如果上下级党政机关之间不存在规制之外的既得利益关系，那无可厚非，但现实情况下，基于庇护关系、裙带关系等建立的共同体，在政治生态中，并非是一种例外。4

（二），有问责之事，无问责之法，缺乏统一的法律法规。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教授沈岿做过一个统计，目前关于官员问责复出的规则，尚无法律法规，散见于若干规范性文件中，但其中，“既有党的条例，也有政府的规定，5既有中央出台的，也有地方政府制定的”。尽管问责的方式包括公开道歉、责令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公开谴责、诫勉，引咎辞职、撤职、免职、责令辞职，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问责”被当成了一种行政处分，鲜见予以刑事处罚的。现行的问责制度威慑力远远不能震慑住行政官员。以问责比较严厉的免职为例，中国一直是职级双轨的官员管理模式，免了行政职务，行政级别还在那里，官员依旧享受纳税人为自己提供的各项待遇，不在其位，却享受着在其位时的待遇，加上复职往往很轻松，因此中国的免职问责制度被称作“带薪休假”。

以上海静安大火为例，四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高伟忠、周建民、张权和冯伟被控涉嫌滥用职权罪与受贿罪，再次印证了“事故背后往往有腐败”。但目前存在一种现象：只要官员犯了错，就拿问责来应付公众，有些官员可能还涉及贪污腐败，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但有了问责的“保护伞”，反而能轻松过关。即使被问责官员决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但往往是被处以行政处分，“带薪休假”结束后就可以复职了。在这种情况下，问责制度不仅 2.陈 虎 从“问责风暴”到“问责机制”［J］ 《科学时报》，2008-10-15 3.邓清波 问题官员复出果真“符合规定”[N] 工人日报，2009-5-15（11）．

4.毛昭晖

问责官员屡复出引发对制度思考 程序被指缺监督 人民论坛，2010-6-24

5.顾 杰.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与完善［J］.理论月刊，2004（12）.远离了我国建立问责制度的本意，还成为了保护官员不受刑事制裁的保护伞。

（三）问责官员违规成本低。

现实情况下，问责官员往往具有政府官员、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多重身份，因为某种事件被问责，并没有阻止官员其他权力的行使。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这意味着，被问责官员一年后复出“合法”又“合规”。在这一条款下，除了问责时限，“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按照有关规定”等都是模糊笼统的规定。这样的话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就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官员违规被问责的成本极小，这样官员没必要担心自己被问责，因为即使自己因为某事件被问责，一年后自己完全可以因为成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按照有关规定重新复出，只要低调点，依旧可以重新担任领导岗位。风险小，成本低，某些官员就可以毫无忌惮作威作福。

（四）问责主体不明确。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若一年后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除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审批手续外，还应当征求上一级党委组织部门的意见。” 也就是说被问责官员复制在经过所谓的审批手续后在经过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同意后就可以“干干净净”的复出了。这样官员更多是是向自己的上级负责，而不是人民。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政府官员行使权力要受到权力机关、政府专门监督机关、行政系统内部、政府之外的监督系统四种问责方式。我国宪法规定，我国不仅有行政机关内部的上级对下级的同体问责，还有人大、政协、民众等异体问责，但中国当前的行政问责机制更多的还是停留在党组织和行政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问责即同体问责上，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民主党派、社会公众等异体问责主体往往不能发挥其作用。

（五）问责范围不明确。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指出，对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等七种情形，将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但在现实情况下，行政问责机制往往是事件得到了社会舆论强烈的关注或得到上级领导的批示后才会启动。行政问责的范围还仅仅局限于影响较大的责 任事故、造成群死群伤的安全生产事故和性质恶劣的食品安全事故等，行政问责的范围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大事故后严加问责，只能给官员一时的震慑，事故平息后，官员思想往往松懈下来，侥幸心理事后死灰复燃。

我国法律规定行政首长负责政府的全面工作，实行集体领导制的党委负责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领导政府的工作。凡是属于重大问题的都需要在党委会上集体讨论、集体决策,问责制度缺乏公平性，就无法让被问责的官员心服口服，也无法让群众满意。但是各地出台的问责制，主要是对行政官员进行问责，而同样作为决策者的党委领导干部却很少被问责.直到2011年3月,北京才在全国首次提出将党委领导列入问责范围.四、解决问责官员复出的对策。实现新形势下行政体制改革，对于加快我国法治政府、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的步伐有重要意义。增强政府官员的责任意思，建立责任政府，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行政问责

6制度的规范化、制度化、透明化。

（一）加强问责的力度。

要提高问责主体的问责意识，问责官员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相对于普通群众，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因此也必然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官员的乱作为、不作为、无作为和作为

不力势必会浪费大量的国家资源，因此当官员被问责后，其受到的惩治措施应当更加严格，我认为官员问责可以吸收刑法中的“累犯”制度，对多次受到问责的官员加重处罚，对错误极大或引起社会极大公愤的官员永不录用。

问责官员复出,其待遇、福利应该根据其问责方式的不同，相对于本级别待遇低一个或者两个层次,上级党委和政府应该对其建立长期观察机制,在规定时限内问责官员表现良好,可以恢复与其级别相符合的待遇.对其升迁应该远严格于一般官员升迁制度.要完善能者上、庸者下的选人用人机制.问责不应该只在出现重大事故时进行，更应该在平时加以应用，摆脱运动式风暴式问责，实现问责的常态化.。

对引起社会重大不良反应的事件,对此事件作出决议行政机关领导、党委成员和其它行政人员都应进行问责.（二）拓宽问责范围。

对于行政问责范围，有的学者认为，“行政问责的指向是无作为、不作为、乱作为、作为不力。”行政问责的范围既应包括违法行为，还应该包括政治上、道义上、个人言行上造成强烈负面影响的行为等。即问责范围不但包括对重大事故、滥用职权行为的问责，而且还应包括对行政决策失误、对行政效率低、推诿扯皮、个人行为不当等行为的问责。7对决策失误、弄虚作假、铺张浪费等不依法履职的行为，给予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责令辞职等不同程度的问责。

（二）明确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具体标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官员复出设立具体的标准程序和相关的规范约束，建立一个完善的官员复出机制。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存在一种现象，即如果有领导关注、媒体报道、公众强烈关注，那么往往会有几个官员就问责，反之就不追究。应确立行政问责的标准。行政问责标准的确立，可参考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即要求主体有违反行政法律义务的行为，同时在进行违反行政法律义务的行为时存在过错。8但在具体承担责任时，不仅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如动机、目的、事后态度等方面，还应考虑违法行为的情节及后果。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法理依据主要是法规、规章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纪律规范，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比较少。邓小平说：“还是制度靠得住些。”因此应当制定一个关于行政问责的专门法律。要坚持“权责一致”的思想，明确各级政府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责任。王锡锌教授认为，“这里面实际上是可以延伸出官员在被问责以后，复出的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必须要有实绩，而且还必须是突出的。”

对使官员确立“有权必有责，有责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思想，强化官员的责任意识。对所有问责官员不能全部一竿子打死，经问责调查仅有轻微过失并未造成公众利益损害，政治思想素质过硬，且确有能力的官员，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完全可以让其复职乃至升职，重新为人民你服务。但是对于一些犯了严重错误的官员，必须清除出公务员的队伍，2012年3月1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其网站上公布，当前我国公务员共689万人，事业干部近3000万。689万的公务员队伍,不缺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有才能的行政人员.现阶段问责官员问责期限较短，只有一年的问责期限，应延长问责期限，我认为可以借鉴刑法中有期徒刑制度，根据问责官员所受处分的不同确立不同的处分期限。例如免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问责期限应该远多于一年，以三年为佳。

（三）建立全面、规范、有序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

谣言止于公开，制度在于透明。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透明本就是一种监督。建立全面、规范、有序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是问责制得以顺利推行的重要基础。7.尹 权.试论我国行政问责范围的扩大 ［J］ 企 业 技 术 开 发，2011-5第30卷第9期 8.应松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392～393页。

若没有程序正义，也就没有实体正义。官员复出的程序设置非常重要，必须经过认真、细致、慎重、严格的考察和评议。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要坚持对人民负责的思想。凡被问责的领导干部，复出前应提前向人民群众公示，收集人民的意见，把被问责干部复出的监督权交给人民群众；确保人民群众相应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重新安排工作时应向任职地人大、政协通报，而非单纯的由上级党委 组织部门作出决定。问题官员“干干净净”地复出，是对受伤害的民众负责，是对官员奖惩体制负责，也是对每一个官员负责。问责官员相对于一般官员来说，因为其复出的社会影响更大，因此需要接受人民群众更多的监督。韦伯就曾指出：“科层制通过保守特有信息来源的秘密性来提高

10监督性，公务秘密概念是科层制特有的创造，没有比科层制更热衷于此的了”。

（四）建立多元行政问责机制。

行政问责机制包括行政系统内部问责和行政系统外部问责。仅仅依赖行政系统内部问责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依靠系统的外部问责作为支撑和辅助，只有内部外部两张问责制度相互结合才能保证问责机制的健康运行。行政系统的外部问责包含人大、民主党派、新闻传媒、社会公众等组织群体或个人。

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问责要坚持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人大是我国权力机关，问责要坚持以人大为问责主体中枢，实现其对政府问责的正常化；各民主党派是我国的参政党，因此问责要增强民主党派通过政协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力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司法机关要增强自身的独立性，通过司法权制衡行政权，加大司法审查的力度；同时充分发挥公民和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使之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

只有加强党、人大、民主党派、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问责力度，建构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人大为中心，以司法问责为后盾，以民主党派、新闻传媒、人民群众为重要力量的异体问责体系，健全同体问责机制，才能使行 政问责机制不断得到系统化、法制化的建设。11

五、结语

上述涉及的问题或许不尽全面,但是仍可以从中看出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弊端,这应当得到政府和群众的关注.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还需要一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导向，是一种对政府公共管理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只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定行政问责的主体、范围，建立一个完善的官员复出机制,使人大、政协和人民群众真正参与到行政问责机制中，发挥强有力的监督作用，才能使政府官员真到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我国问责制度的透明化、制度化、规范化，并最终建立起廉洁、高效的责任政府。9.李军鹏.责任政府理念［J］.电子政务，2004(4)：24-25.10.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242-245 11．刘岩 实现行政问责主体多元化的思考［J］ 时代经贸，2011年第15期

第五篇：从社会工作视角看当代我国职工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从社会工作视角看当代我国职工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乍听职工一词，我感到很诧异，虽是在企业改革大潮的九十年代出生，但祖父和父亲都是单位制的雇员，每天的午饭和晚饭时间，家属区的厂况广播里，听到最多的还是：“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智慧的代表。”我还是比较熟悉工人阶级这一概念，比较熟悉一个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的环境。逢年过节会有大批的福利分配，一家生活用品事无巨细都是由单位分配。但时至今日情况已大有不同，单位的概念仅仅变成了上班的场所，人情的冷漠已经融入生活的细节中。然而这一切，都是源于那场深刻的变革。

企业体制改革表面上看是加快了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建设，为GDP的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由这场深刻的变革带来的，既有当下立竿见影的弊端，也为长期的发展留下了诟病。自从变革之后，我们国家当代的工人阶级，或者说职工队伍，就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

当代职工队伍迅速发展，农村城市化大潮中，超过2.5亿农民工通过乡镇企业等多种途径进城工作。在各类所有制企业中，除了传统的产业工人以外，第三产业的兴起吸收了大量工人，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工人阶层不断出现。现阶段，我国职工队伍已经壮大形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广泛的存在于各行各业中。

由此可知，当代职工作为中国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体制的变迁，被赋予了新的特点，并由此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

首先，职工阶级的内部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从产业结构来看，知识产业，第三产业迅速兴起，职工阶级中从事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使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产业工人相对减少，不少夕阳产业的工人不得已要“买断工龄”，这一点实则非常不合理，但无奈的是，这也是时代的必然。那么，九十年代下岗的这一大批职工该何去何从？他们中多数为中年以上，四五十岁，已经工作了几十年，所有的积累与热量都释放到了国家的经济建设中。然而一时间，他们的价值再也得不到体现，甚至连社会保障基金也要被剥夺，显然是不公平的。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说首先它是由于体制改革带来的问题，作为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不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根本上说，我们要体现我们身上“使能者”的角色，推动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推动完善社会医疗，失业，养老，生育，工伤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完善。争取更多的政策资源，需要清楚明确的是，如果不能从保障制度

上给他们以心理上的安全感，那么即使他们的工作问题得到了解决，也只是治标不治本，“授人以渔不如授人以渔”。面对如今这种产业高速更新换代的局面，得不到保障，影响的也不仅是职工一人，而是一个家庭。当然，这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已经工作者前赴后继的不懈努力。从实际方面来说，是旧的劳动技能不能满足新产业的需求，那么我们社会工作者又可以发挥我们“增能者”的角色能力，征求他们自己的意愿，通过一些社工专门的小组活动，或者个案帮扶，帮助他们获得新的适应时代需求的劳动技能。同时做到“信息的传递者”，帮助链接相关的资源，时事介绍新出台的帮扶政策，以求在最大程度上解决他们就业的需求。

其次，当今社会，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细胞，在推动一国发展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企业也更加注重职工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他们的社会属性。相反的，职工自我意识逐渐强化，有些职工已经有了企业一部分股权，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他们自身的竞争意识，法律意识以及作为人的民主意识都明显增强。这就形成了一对矛盾。当企业现行的制度或是法律保护不能合理有效的维护其利益时，群体性事件就很容易发生。在中国，我们遇到的群体性事件大都是恶性事件，那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工会制度已经脱离了它本身的使命。在国外，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由工会组织的群体事件无论是罢工也好或是其它形式也好，都最大程度的降低了流血牺牲事件的发生，往往对于资本家也是有作用的。因此作为社工，在企业方面我们能做的也有很多。我们需要保持中立的立场来和劳资双方对话，在其中扮演“调停者”的角色。与企业沟通，向企业反映职工的需求和心声，帮助企业积极负起它们肩负的社会责任，更好的了解职工，帮助和扶持职工。与职工沟通，帮助他们分析自身与企业的关系，疏导由于改变带来的心理问题，缓解他们巨大的心理压力，丰富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发现并培养职工领袖，以便更好的适应工作与生活。深化双方沟通和交流，使双方利益得到最大化。

再次，职工阶级的就业方式也日益多元化，市场配置劳动力的格局基本形成，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自主择业，流动性明显加快。职工对单位的依赖性大大减弱，就业形势越来越灵活，出现了时令就业，临时就业，钟点工，在家办公等多种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职工都处于一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状态，虽然他们并不知道“汉”在哪里。这种不稳定感和高度的不安全感无疑对职工自身和企业都有非常大的弊端。职工感到不安全，就不能更好的投入工作，无法创造价值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企业感到不安全，对于企业的发展和自身使命的实现也埋下了隐患。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工作者要扮演“催化”角色。我们可以将社区工作的一些技巧运用到其中：将可能彼此并不熟悉的人们召集到一起，营造出一种可以成为社区组织工作基础的社区感。具体到企业中就是企业的认同感，企业员工与企业订立的心理契约，催化他们对企业的认同，正是企业社会工作者的一个重要内容。将有关人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帮助他们熟悉企业文化，完成他们与企业的心理契约的订立，加强沟通。

最后，当代职工阶层出现了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由于体制变革和产业升级，职工阶层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阶层分化加快。按照劳动关系转型，出现了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企业管理层，国有单位职工，和私营，联营，外资，乡镇等类型的职工，当然，还有农民工。按照劳动性质分，有可以分为脑力劳动者，具有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技能的技术人员和体力劳动者。由于在不同的地区，行业，所有制单位，又由于职工从事不同性质的工作，导致职工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从地区看，东部地区的职工收入水平高于西部地区，从行业看，垄断经济，科学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职工收入高于一些传统行业。此外，由于职工的收入来源越来越广泛，呈多元化趋势。一些高收入的职工，其收入来源中工资比重下降，其它收入如经营收入，投资收入，第二职业收入比重上升。可见，职工内部贫富差距状况是社会阶层贫富差距状况的缩影。

职工内部中的“弱势群体”是职工内部贫富差距分化导致的。还有一部分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一般从事一些苦，脏，累，险的工作，收入很低，能吃苦耐劳，但文化技术水平不高，福利待遇较差，经常受到歧视，经济利益，民主权利经常得不到保护，社会保障也没有。在这样一类工作中，社会工作者往往要担当教育角色，教育角色是社会工作理念“助人自助”的具体落实，帮助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获得相关的能力，使他们能在这样一个变革的社会中顺利的生活下去。通过社会工作特有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的技巧，让他们得到多方面的教育，激发和调动他们的潜能，将其潜在的可能发展成为现实的能力，使他们得到有效的增能赋权。

这场变革似一把双刃剑，不论是对于社会还是对于我们社会工作者都是有利有弊。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并且给我们社会工作者带来了极大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在这中间权衡两方面的关系，让经济始终处于一种平稳和谐发展的状态，是我们社会工作者，尤其是企业社会工作者的重大使命。这对当前的中国具有的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