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种种表现形式及其产生原因

第一篇：新时期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种种表现形式及其产生原因

新时期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种种表现形式及其产生原因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青宜

1、城乡居民之间的利益矛盾。

这一矛盾主要是由社会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必然带来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结构的调整又必然造成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新时期城乡居民之间利益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表现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所产生的利益矛盾。据安徽省统计，1999年全省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是农民平均纯收入的3倍左右。就全国来看，农民与城市居民收入比由1978年的1：2.4缩小到1984年的1：1.7；但1990年扩大到1：2.2，1999年则达到1：2.65。另外，国家在社会福利、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方面的投资往往也偏重于城市，农民无论在社会地位，还是在生活质量方面都与城市有较大差距。

其二表现为以“民工潮”为突出表现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所产生的利益矛盾。这种人口流动虽然给城市建设与方便城市居民生活起了一定作用，但也给城市人口的就业带来越来越大的竞争与压力；同时，对城市的住房、环境与治安等方面带来冲击与矛盾。

2、区域居民之间的利益矛盾。

这一矛盾也是由社会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不断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集中，东、中、西部差距迅速拉大，尤其导致“老少边穷”的经济不发达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居民在利益上的反差与矛盾日益突出。

改革开发前，由于实行政府计划调控机制和对西部的鼓励与优惠政策，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收入差距并不很大。改革开放后，这种差距迅速扩大。到1998年，全国GDP为82933亿元，东部为48314亿元，占58.4％，中部为23126亿元，占27.8%，西部为11493亿元，仅占13.86％ ；我国的贫困县中的90％集中在西部地区，贫困人口中最贫困的部分也集中在西部地区。在东部很多居民已达到小康水平的同时，由于自然、历史、教育、人材等方面因素的制度，西部一些地方的经济还很落后，一部分居民的生活仍处于温饱线以下。

3、不同所有制职工之间的利益矛盾。

这一矛盾主要是由经济结构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制形式单一，经济结构相对稳定，人民内部利益的矛盾不十分明显。随着所有制关系的调整，利益主体多元化，不同利益主体的主体意识得到强化，矛盾也表面化。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与所有制结构从以公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为主要形式的公有制结构，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多元所有制结构转变。已形成了国有、集体、股份制、个体、私营及外资等不同经济成份并存，在市场竞争中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其中非公有制经济迅猛发展。在这种格局下，非公有制企业（私营、合资、外资等）职工收入偏高与传统的国有、集体企业职工收入偏低也产生了消极影响与矛盾。

众多资料显示，一个私营企业主的年收入往往是一个国有企业厂长、经理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一名外企职工的工资也往往是国有或集体企业职工的几倍，甚至更高。这种贫富反差容易造成作为国家主体的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心理失衡，甚至“有一种强烈的被剥夺感”，直接影响他们的积极性，也影响社会的团结与安定。

4、企业内部职工的利益矛盾。

这一矛盾主要也是由经济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一些国有、集体企业因机构精减、调整、重组或经营不善，陆续会有一批职工下岗待业或失业，这批职

1工在经济上、生活上都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这样就会出现下岗职工与在岗职工在切身利益上的矛盾；下岗职工与企业领导在生活保障与安置方面的矛盾。另一种情况是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劳资矛盾，一些私营企业劳动条件恶劣、工资偏低、劳动时间偏长以及拖欠职工工资、限制职工人身自由等，从而导致职工不满所引起的矛盾。

5、不同行业职工之间的利益矛盾。

这一矛盾主要是由行业的性质、行业之间的差别所引起的。改革开放前，我国行业收入差距较小，而且行业排位变化不大，国家在工资政策及福利待遇方面重点向重体力高消耗行业倾斜。如1978年最高行业电力煤气的平均工资是850元，而最低行业社会服务业的平均工资只有392元。而改革开放后，行业收入差距开始拉大，而且位次变化大。如1998年金融保险业平均工资是10633元，而农林业只有4528元。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各行业之间的效益与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主要依靠垄断经营而不是靠劳动付出获取高收入的行业对低收入行业中的职工工作积极性的挫伤及产生的不公平感，对各行业的齐头并进、共同发展十分不利。如何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来适当平衡与缓解各行业及其职工之间利益的差距与矛盾的紧迫性日益显现。

6、不同部门职工之间的利益矛盾。

这一矛盾主要是由部门的性质、部门之间的差别所引起的。“利益多元化的表现之一，就是部门已成为利益主体”；并由此导致不同部门及其职工之间利益的冲突与矛盾。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把职权与利益挂钩，使职权利益化，不同部门之间争权夺利。

其二是一些职能部门在行使职能权力时，往往滥用职权，乱收费，乱罚款，侵犯群众利益，中饱私囊或谋权本部门的不正当利益，引起群众不满。

其三是“同一部门上下级之间正常的领导或业务指导关系被扭曲，热衷于收取管理费，但工作指导不力，引发下级部门对上级部门的不满”。

其四是“部门内部的工作导向发生偏差，突出表现为以经济效益为主要指标衡量工作的成效”。部门权力利益化以及其它趋利行为直接影响到部门之间、部门内部上下级之间利益的不平衡，也直接对部门内部的工作导向产生消极影响。

7、党群、干群利益关系的矛盾。

新时期党群、干群关系呈现出的一个新特点是利益关系凸现。“党群、干群关系，说到底是一种利益关系，其它种种关系都受到利益关系所决定和制约”。

“过去党群、干群之间，政治关系、同志关系、感情关系相对多一点，尽管这些关系也体现了利益关系，但毕竟是间接的。而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利益观念的强化，在党群、干群之间的多重关系中，利益关系与利益矛盾更加突出。”

党群、干群利益关系的矛盾有多方面的表现，其中最突出的利益矛盾有两种：

其一是一些单位与部门的干部，为了突出自己的“业绩”，为了自己的仕途一帆风顺，往往搞浮夸、虚报、摊派，搞形象工程，而不惜加重群众的经济负担，直接侵犯群众的切身利益，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

其二是一部分党政干部腐败和搞不正之风，不但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也加剧了党群、干部 的对立与矛盾。一些干部贪污、受贿情况严重：有的地方干部连救灾款都敢贪污、挪用；有的企业早成“破庙”，群众下岗、失业，可那里的“方丈”还在巧取豪夺；有的党政干部在招工、招干、干部提拔任免、学生分配、职工安置等人事工作中大搞不正之风，搞权钱交易。所有这些，使党群、干部利益矛盾突出。

新时期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表现形式还可以列举一些，但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以上几个方面。

新时期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上述种种表现有的在改革开放前就若隐若现的存在，只不过不象现在这样突出，这样尖锐，范围这样广泛。

在改革开放前，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在物质利益分配上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特点，个人利益主要由国家、集体直接掌握与调控，收入的差距也不明显、不突出。再加上当时在意识形态上的宣传教育和集中精力搞阶级斗争，“使得人们淡化了物质利益，或者说，物质利益矛盾处于隐形状态”。

而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按照价值规律和利益原则进行资源配置和经营管理，这就使得物质利益关系，特别是局部、个别的利益凸现出来”。再加上不同所有制经济在互相补充与相互促进的同时也存在相互竞争和排斥、一些地区、部门，行业的差别以及其他人为的不合理的因素，“人们之间在个别、局部的利益要求和满足方面的差别越来越大，经济利益的矛盾由幕后走到幕前，并且越来越突出”。

由此可见，从一定意义上讲，新时期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复杂化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较之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来说，可以讲是前进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第二篇：论新时期人民内部利益矛盾

论新时期我国干群利益矛盾

朱西周

在新时期经济利益关系不断调整和社会转型逐步加快的条件下，各种各样的人民内部矛盾层出不穷，愈益尖锐、剧烈，这些必然大量反映到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上，通过干群矛盾表现出来。新时期的干群矛盾，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广泛地存在于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各个领域、各级领导干部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各种矛盾。而在多种多样的干群矛盾之中，干群之间的利益矛盾是干群关系中基础性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重要方面。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2月19日讲话中曾经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使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由此可见，正确认识和处理干群利益矛盾、理顺和构建和谐的干群关系、保持社会的稳定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平抑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

物质利益是由一定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人的需求的满足过程；是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稀缺客体对象；是需要在经济关系上的表现。主体的需要是利益形成的自然基础，一定的社会关系构成利益的社会基础，社会实践及其成果是利益实现的客观基础。利益是制约干群双方行为的目的和动力，在干群的全部活动中占有着重要地位。干群矛盾较之于改革开放以前比较突出的表现之一是：干群之间的利益矛盾突出。其中交织着个人利益、单位利益、行业和地区利益、国家利益、阶层和小集团利益、群众利益等的矛盾和冲突。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和集体成为唯一的利益主体，不同的利益主体矛盾处于隐性状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利益公开化了。体制改革包含着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逐渐形成众多的经济主体、市场主体和物质利益主体。利益是人们从事一切活动的最终动机和目的。干群关系说到底是一种利益关系，其他种种关系都受利益关系的决定和制约。过去，干群之间政治关系、思想关系、感情关系处于主导地位，尽管这也体现了利益关系，但毕竟是间接的。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利益观念的强化，在干群之间多重关系中，利益关系更为突出，利益矛盾也随之显化。

（一）新时期干群利益矛盾的表现

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的历史时期，干群利益矛盾突出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部分领导干部的腐败而引发的干群利益矛盾。

（1）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体制漏洞使腐败现象有了滋生的土壤,造成干部与群众的利益矛盾突出。

在二十多年的改革中,尽管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但是法制体系仍存在着空缺与漏洞,存在着不健全与不完善的地方,就为一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提供了机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①[①]孟德斯鸠曾说过:“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②[②] 建国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集政党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于一体的监督体系。但是监督系统也存在许多的空缺,致使相当多的环节出现“弱监”、“虚监”,重追惩罚性的事后监督,轻警示性的事前监督,轻对失策监 ①②

督,无法避免决策的重大失误,不能防患于未然等缺陷。这些权力运做过程中的缺陷为官员极度膨胀的私欲提供了直接便利。据中央党校课题组的调查看,地方级干部在2000 年和200

1①年中对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的回答,腐败问题仍是头号问题。[③] 腐败问题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心腹大患,不仅给国家、人民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易使群众丧失对领导干部的信任和支持。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的:“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②[④]

(2)少数领导干部干部的腐败与人民群众要求廉政而引发的干群利益矛盾。

腐败原系生物学概念,一般指有机体的恶性变质。在政治学意义上则泛指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行。公共权力即政治权力,它具有公共性、工具性、价值性、强制性、侵犯性和扩张性等特点。由于公共权力具有工具性、价值性,因而可以和其他价值物进行交换,即所谓权钱交易；又由于公共权力具有强制性、侵犯性、扩张性,因而它可以强迫非权力主体为其服务。目前,部分干部的腐败主要集中在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上,表现为腐化堕落，受贿索贿，贪污，盗用侵吞公共财产，挥霍公共财产，挪用国家资金，渎职，决策及服务中心偏向,兼职，公贿，乱罚款乱摊派等等。部分干部的腐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破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伤害了人民的感情,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深恶痛绝,使很多地方的干群关系由战争年代的鱼水状态演变为萍水状态,甚至水火状态。一项调查显示,73%的人对领导干部最不满意的问题是贪污腐化,68%的人认为当前群众最关心，对党委最迫切的要求是惩治腐败

(3)国家机关的特殊利益的存在为部分干部追求私利提供了条件，诱发了干群利益矛盾。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即使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关也有其自身的特殊利益，这种利益会成为祸害。这种国家机关的特殊利益不仅不同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而且也不必然等同于统治阶级的利益。有时，国家机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侵犯统治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在谈到路易·波拿巴时说：“统治阶级对生产者大众不断进行的十字军讨伐，使它不仅必须把它自己的议会制堡垒——国民议会——本身在行政机关面前的一切防御手段一个一个地加以剥夺。结果，这个体现于路易·波拿巴其人之身的行政机关把统治阶级一脚踢开了。”③[⑤]在新时期不存在国家机关整体上的特殊利益侵害群众利益的情况。但个别干部利用国家机关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来侵害广大干部群众的利益的情况是存在的。如干部办公司。不少地方在“搞市场经济”这块招牌下，许多党政机关、企事业干部纷纷办公司、实体，或从事生产经营性活动，他们“下海”并不“弃政”，以权力进入市场，在官言商，官商不分，即是市场经济的“裁判员”，又是市场经济的“运动员”，这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的竞争秩序，当然也就损害了很多群众的利益；如公款消费，这是一个吞噬国家财富的“无底洞”，它到底吞掉多少国家财富至今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能够统计出确切数字，人们只能从零星的统计中窥视公款消费的罪恶。这大大损害了作为纳税人的普通群众的利益。公款消费就像腐蚀剂，严重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成为引发干群利益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如行业不正之风，其中主要有农村和国有企业的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公路“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的公路三乱；铁道系统的“路风”问题；民航系统的不正之风等。在一些垄断性较强的行业和执法部门，行业之风尤其明显，如金融系统以贷谋私，收取回扣，公安系统在路检、处理 ①②

③ 交通事故、办理“农转非”户口和户口迁移、出入境证照等公务活动中，利用职权刁难勒卡、索贿受贿，办“人情案”、“人情证”。工商行政管理系统有的单位开办咨询服务公司或咨询事务所，实行有偿服务。这些都侵害了国家机关自身以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利益。

2．由于领导干部的工作失误及在实际工作中改革的不到位所造成的干群利益矛盾

(1)部分干部因工作失误带来的对群众利益的损害而产生的利益矛盾。

众所周知,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正因于此,干部决策的失误机率大。企业领导干部的失误,小则会使企业丧失发展的机遇,大则会使企业破产、倒闭；地区或行业领导干部的失误,则会影响一个地区或一个行业的发展；中央政府领导干部的失误,则会造成全局性的经济混乱和社会混乱；干部的失误造成受损失的对象从大的方面讲是国家、地区、行业或企业,但这种失误往往是通过群众利益直接受损或间接受损(如通货膨胀)表现出来的,因而引起群众的不满。

(2)由于改革的不到位所造成的利益失调和参政议政的渠道不畅,引发干部与群众的利益矛盾。

由于改革的不到位、不配套,有些群众他们不但没有在改革中得到利益反而失去了原有利益。在社会结构重新组合,贫富差距加大的背景下,他们就相对成为弱势群体。据调查研究表明:下岗失业者、低收入者和收入水平下降者是社会不满意的主体。①[⑥]这部分群众从自身状况出发就会感到自身社会地位相对下降,感到自尊受到相对剥夺,就会对领导人的“政治承诺" 产生怀疑。而目前,我国这种为弱势群体参政议政,充分表达自己利益和呼声的渠道不健全、不畅通。必然导致干部与人民群众的矛盾。

3.干群之间的公共权力及掌握的公共信息的不对称所造成的干群利益矛盾

（1）干部队伍中的特权现象与人民群众要求公平而引发的干群利益矛盾。

所谓公平,从静态的角度看,是人民在社会中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文化地位、人格地位等方面的平等；从动态的角度看,它包括条件的公平、机会的均等、结果的平等。条件的公平意味着人们在相同的基础上从事活动,或者说由此出发的社会条件是相同的；机会的均等意味着社会的每个职位向所有人开放,使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从事活动和选择职位的权利；所谓结果的平等,也就是社会的财富、权利和利益属于人民。然而,干部队伍中特权的存在,使得部分干部在利益的获得中总处于领跑的位置,总是充当着先富者的角色。这种种特权严重地扼杀了公平,必然导致干部队伍中的种种特权与人民群众要求公平之间的矛盾。

（2）一些干部利用公共权力为自己和亲属谋取私利加剧了干群利益矛盾。

干部作为一个生活于社会中的人，不可避免地有其社会属性，他们也有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且他们手中掌握有一定的公权力，在监督不够严格的情形下，或是在干部自身道德底线不高的情形下，他们手中的公共权力极有可能用来谋取自己的私利。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受商品大潮的冲击，很多领导干部也“向钱看”了。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那样： ① “有的搞‘好人主义’和庸俗关系学，面对错误的思想行为缺少正气，尤其是对亲近自己的所谓‘熟人’，能为自己办事的所谓‘能人’，有点影响的所谓‘名人’，处在重要位置上的所谓‘要人’，以及所谓‘有背景的人’和自己的亲人，即使问题严重，也往往宽容有加，甚至姑息养奸。”①[⑦]公共权力即政治权力，它具有公共性、工具性、价值性、强制性、侵犯性和扩张性等特点。由于公共权力具有工具性、价值性，因而可以和其他价值进行交换，即所谓权钱交易；又由于公共权力具有强制性、侵犯性、扩张性，因而它可以强迫非权力主体为其服务，这种行为在政治学意义上被称作腐败。目前，部分干部的腐败主要集中在权力的集中点、制度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上，表现为腐化堕落、受贿索贿、贪污、盗用侵吞公共财产、挥霍公共财产、挪用国家资金、渎职、决策及服务中心偏向，兼职、公贿、乱罚款乱摊派等等。部分干部的腐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破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伤害了人民的感情，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深恶痛绝，使很多地方的干群关系由战争年代的“鱼水”状态演变为“萍水”状态，甚至“水火”状态。当群众的利益要求在得不满足或者被侵害的情况下，他们就通过干群矛盾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如一些群众通过投诉、写信、上访等方式来追求自己的利益。新时期，随着利益分化的不断加剧，群众的自主意识和利益观念都有所增强，他们也采用了一些强制性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如游行、示威、罢工、罢课、集会、骚动、**等方式，这些都严重危及到了社会的稳定，这些都是干群利益矛盾冲突的表现与结果。

(3)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干群在公共信息掌握和拥有上的不对称，造成了干群利益矛盾

尽管在信息化时代，由于互联网、手机等现代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信息的垄断局面，但是有些信息，特别是某些政策性信息还不能为一般群众所了解和接受，导致了一般群众的盲目性和随从性，因而在实际的工作中不可避免的造成干群之间的关系的激化和矛盾的产生。

某些领导干部，尤其是基层领导干部，不能很好地坚持向群众互通信息，甚至故意地阻止信息的传递，利用对信息掌握的优势，有目的地去欺骗群众，蒙蔽群众，以此来获得更多的政治或物质利益。比如，在一些地方，少数领导干部，在农民土地的征用问题上严重违反国家的有关政策，故意隐瞒这方面的信息，不向群众进行解释，对农民压低土地价格，对买方提高土地价格，从中获得巨额利益，造成了严重的问题，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导致农民无地或少地，激起很多农民的上访或告状，引发了大量的利益矛盾。

在教育、文化、卫生等很多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公共信息的个人化或部门化，导致干群之间的在信息的拥有和掌握上的不对称而引发的干群利益矛盾。

（二）新时期干群利益矛盾的特点

正确认识新时期干群利益矛盾是解决干群利益矛盾的前提。总的来说，新时期干群利益矛盾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干群利益矛盾的复杂性。

早在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谈到干群矛盾时指出：“在我国现有条件下，干群矛盾主要包括民主和集中的矛盾，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同群众之间的矛盾。”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干部个体 ① 并没有建立起关心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的利益机制，或者说这种利益机制是间接的、曲折的。在那个特殊的形势背景下，人们更关心的是生产关系或者政治领域里的东西。当时的干群利益矛盾并没有得到太大的发展，更没有得到充分的展露，当时大量的干群矛盾的形成，乃至在部分地区出现激化，主要是由于工作的方式、方法不当和官僚主义所造成的。改革开放之初，干群利益矛盾逐步成为了干群矛盾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群众更在乎的是少数干部以权谋私，多吃多占，处事不公，以牺牲集体利益优亲厚友，侵占或伤害到了他们的利益，群众对干部的不满，主要是因为干部在利益上直接和群众发生了冲突，造成伤害。简单地说，干部占了群众的便宜，引起了群众的不满，群众对干部执政的重大决策倒是不予以太多的重视。但是，在新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群众开始对关乎其自身的利益，无论是经济利益，还是政治利益，或者是文化利益都有了或多或少的理性思考，当他们的物质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就突破以前羞于表达，或者无法表达的重重障碍，开始用写信、上访、诉诸法律、罢工、示威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干群矛盾开始有利益冲突向理念碰撞发展。群众对物质利益的关心与对干部官僚主义、腐败、干部作风不正等的不满交织在一起，使得干群利益矛盾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

2.干群利益矛盾的隐蔽性。

干群利益矛盾在今天虽然日趋严重，但并未引起真正应有的重视。所以如此，一是相当一部分人不敢或者不愿意承认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绩的背景下，存在着日趋严重的干群利益矛盾；二是由于部分领导干部忽视矛盾、回避矛盾，在矛盾面前消极应付，甚至利用手中的职权压制群众，粉饰太平，掩盖矛盾；二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相当一部分人的上岗、分房、涨工资等，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去、留、定、夺的权利掌握在干部手中。所以，既使群众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但由于担心受到更加历害的报复，只好强行忍耐，甚至对一些干部的违法乱纪、强奸民意的行为，不仅视而不见，而且在上级部门考察或进行社会调查的过程中，违心地为之大讲溢美赞美之辞，在貌似平静的下面涌动着不安定因素。

3.干群利益矛盾总体上的非对抗性。

新时期的干群矛盾虽然已成为危及干群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干群由于利益冲突而引发的矛盾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因为，广大干部和群众属于人民的范围。对于“人民”这一概念，毛泽东同志有过科学的论述。他认为，人民在我国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现阶段，广大干部与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之间的人民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由于主观上放松思想改造和客观上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的熏染，干部队伍中出现了玩忽职守、以权谋私、挥霍浪费、吃喝玩乐，甚至违法乱纪、贪污受贿、贪赃枉法等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但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大多数干部始终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严于律己、勤政廉政，造福于民，造福于社会，是名副其实的人民公仆，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和爱戴。因此，新时期的干群矛盾虽然存在着局部的对抗性，但在整体上仍然是非对抗性矛盾，无论缩小或夸大都要犯严重的错误。

4.干群利益矛盾地位的突出性。

干群利益矛盾地位的突出是有着两方面的含义的，一方面，是指在干群矛盾中，干群利益矛盾由于其直接关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成为影响干群关系的诸种矛盾中最为最重的方面；另一方面，是指干群利益矛盾已成为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之一。在革命战争环境，由于存在着一个强大敌人作为我们的对立面，离开群众就不能生存和发展，就会被消灭，因此我们的党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在和平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一部分党员干部贪图享受，蜕化变质，搞“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严重地脱离了群众，甚至损害群众的利益，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据黑龙江省的一项问卷调查统计，57%的人认为“领导干部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是当前干群矛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干群利益矛盾的存在对干群关系的好坏造成了很大影响，干群利益矛盾作为反映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影响和制约着其它社会矛盾的解决。

5.干群利益矛盾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和表现领域的宽泛性。

干群利益矛盾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主要有：政府干部出于为人民谋利益的目的去行事，但由于缺乏经验，制定的政策在执行上侵犯了人民的利益；政府机构在运行过程中由于程序和组织的不完善而对人民的利益造成了损害；政府官员出于为人民谋利益的动机，但由于个人专横、骄傲，在行使权利时，侵犯了人民的利益；政府官员把权力私有化，以权谋私，一些政府机关及其干部的特殊利益和既得利益思想发展，故意侵犯人民的利益，等等。干群利益矛盾表现的领域也很广，如农村中存有干群利益矛盾，国有企业中存有干群利益矛盾，党政机关干部存有干群利益矛盾等。

6.干群利益矛盾成因的多重性。

干群利益矛盾并不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所特有的现象，而是历时已久并延续至今的。它之所以还存在于新的历史时期，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决定的。

第一，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生产关系不成熟。资源仍具有稀缺性，不能充分满足人们的需要，有限资源与人们无限需要构成了一对矛盾。在满足需要时分配不公平就引起了干群之间的利益矛盾。如果领导干部多分了一些东西，就会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物质基础。如果某些领导干部生活待遇太高，房子住得太好，就会引起群众不满。再加上一些领导干部头脑中封建思想的残余作祟，或者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或者利用职权敲诈勒索、贪污受贿、执法犯法、损公肥私、铺张浪费、多吃多占等，使得人民群众的利益受损。同时，与这种生产力落后相联系，现实社会中还会存在着干部与群众的社会分工，还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还必须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种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人们之间的地位还不完全平等、收入分配还不完全公平、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能消除这些不完全平等、不完全公平，因此，群众就可能会对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产生不认同，并与路线、方针、政策的代表者、执行者——干部之间存在矛盾。

第二，权力运行方面的成因。权力作为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可以被应用到个体、团体、团队、部门、组织和国家。这种影响可能是资源分配、空间分配、目标、录用决策以及组织中的许多其他结果和行为。如果权力的运用没有得到悉心的管理，没有一个良行的制度确保其运用，那么有权力的个体就会利用那些权力较小的个体并以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来代替组织的合法化的利益。干部作为权力的运用与管理者，非制度化的运用了公共权力就很有可能为干群利益矛盾产生提供温床。在公共权力被非制度化的、人格化的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所占有、使用时，权力就受个人的过度影响和控制。许多建立在亲情、利害关系基础之上并以个人忠诚、集团利益为主要组织原则的非正式组织导致某些通过非正式组织培植个人势力，并通过其他非正式组织成员对所据职位的控制谋取更多的组织权力，造成个人权力与公共权力的混淆，为个人假借公权行一己之私打开方便之门。而我们的政治制度还存有不完善的地方，某些地方甚至还存在着弊端，诸如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作风、职务的实际终身制、干部的腐败现象等，已成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严重障碍，成为横亘于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一大难以逾越的鸿沟，使得时期的干群利益矛盾的长期存在不可避免。

第三，思想文化方面的成因。新时期干群利益矛盾的存在不仅有着深刻的经济和制度方面的原因，而且还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这种成因有着两方面的表现。一种是领导干部的官本位、捞一把的思想，一种是群众中的少数人坚持个人私利，弃国家与集体的利益于一边。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社会主义思想和道德观念已经成为全社会的主导，但是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还严重存在，还时常侵蚀着党的干部队伍和国家公务员队伍，并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就干部队伍的思想状况而言，现实的情况是，确实有一部分人背离了党性和人民性，忘记了党的根本宗旨和肩负的历史使命，滥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蜕变成了“官老爷”、“硕鼠”，想趁在位时“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和亲朋好友谋取私利，如人们经常谈到的“59岁现象”，或者是“39岁现象”，就是这种捞一把思想的体现。有些领导干部为了取得相应的职位，请客送礼、行贿受贿、跑官要官，在其上任后自然会想到收回其“投资”。同时，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也会促成干群利益矛盾的突显也不容忽视。新时期许多封建保守、愚昧落后意识还不同程度地残存于群众身上，他们看问题更多的是从眼前利益和自身利益出发的，对于反映党和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政策不能理解，更谈不上去拥护执行它们，当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他们的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他们会立即产生保护个人利益的本能，甚至以暴力或极端手段来抵抗这些政策的执行。干群利益矛盾会由于干部和群众的种种落后的心理而长期存在。

（三）解决干群利益矛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正确处理新时期的干群利益矛盾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的实践中探索切实可行的途径和方法，着力达到标本兼治，点面结合，综合治理。

1.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产生和激化干群矛盾的经济根源。

第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干群矛盾从根本上讲，是由于我国生产力还很落后，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现实中的许多案例都说明，干群利益矛盾的多发“地段”大多集中于经济发展落后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的地区、部门或经济效益差、职工收入增长停滞不前或有减无增的企业。因此，解决干群矛盾的根本方法就是把经济搞上去，把蛋糕做大，这样，干群利益矛盾的解决才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较大的回旋余地。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①[⑧]第二，新时期干群矛盾的长期存在要求我们在处理干群矛盾问题上必须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逐步缓解和防止其激化。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移或分散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严重的干群利益矛盾的注意力，为找到更好的耦合机制和落实有效的处理措施赢得更多的时间。第三，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坚持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 ① 分配相结合，效率优先、注重公平的原则，依法保护合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规范收入分配，以避免因部分人的收入过高造成部分干部或群众的心理失衡，进一步激化干群矛盾。

2．防止干部群体阶层化——解决干群利益矛盾的重要环节。

自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社会阶层演化的总态势，是一个复杂化和单一化的双向互逆过程:先是从单一化到复杂化的过程，后是从复杂化到新的单一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而利益关系正以强劲的势头凸现出来，说明着当前阶层演化正向着利益集中，标志着人民内部矛盾运动的基本形式以阶层竞争表现出来。这种竞争虽然是非对抗性矛盾，但也使各阶层之间有一定张力，既有促使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出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面，也有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另一面。

在人民内部矛盾空前活跃、阶层重组的过程中，干部群体的演化出现新的动向和趋势。即由分散在各社会阶层中，向独立的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学界的相关研究可以分析和证实这个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在对“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社会群体”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全社会对这一问题回答的统计结果令人吃惊:党政干部首次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竟然高于“私营企业家”群和“演艺人员”群体而位居榜首。无独有偶，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上海社会变迁中长期研究”课群题组关于“上海市居民利益结构分化与社会观念调查”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在上海市民的认知中，“党政干部”、“私营企业主”和“文艺工作者”等是改革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而“国有企业工人”、“务农农民”和“进城农民”等为获益最小的群体。按照这样的结果，在阶层分化中干部群体的地位动向是非常明朗的，如果按照这种动向继续演化，在不远的将来，党政干部群体就可能演变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党政干部群体，如果真的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凸现出来，这就非同寻常了，因为人们由这个问题自然会和社会上已经出现的“既得利益集团”联系在一起。

这个问题既重要而又非常复杂，需要作具体分析:一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认识本身就很复杂。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这种事物更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看问题，它对经济社会发展起过积极作用，是共同富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另一方面，就当前而言，它已经从改革的积极因素转变为保守因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继续改革的阻力。二是这种利益集团存在于何处也是一个复杂问题，除那些先富起来的实业家群体比较明朗外，其他社会群体还很不明朗。三是干部群体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关系则更为复杂。干部群体利益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复杂概念，既有其利益界定上的复杂性，又有获取渠道上的复杂性，这里牵涉着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在这些问题还不明确的时候，很难确定二者关系。可见，当前干部群体与社会上出现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关系并不定型，还正在演变。由此看来，当前干部群体阶层化问题上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干部群体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但另一方面，当前社会上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的确为防止干部群体阶层化敲了警钟，如果不加以预防，在利益驱动下，干部群体就有从社会群体中分化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的危险。如果出现了这种局面，干群关系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因而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就成了解决干群利益矛盾和当前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和方面。

2．消除合法性障碍——解决新时期干群利益关系和谐的根本途径。

当前人民内部利益矛盾凸现，是新时期以来人们物质文化需要日益增长、人民内部矛盾向着利益矛盾集中的表现，是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运动新发展的必然产物，因而也是正常的。但是，干群利益关系凸显，出现干部群体阶层化势头，则应该引起警惕。

关于解决问题的途径，人们议论的焦点往往集中在遏制腐败上。实际上，当前影响干群关系的障碍主要有两个:一是非法性障碍；二是合法性障碍。非法性障碍就是腐败，这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腐败毕竟阴暗的东西，而且还有全社会道义的谴责和党纪国法的制裁，随着民主化进程和制度的完善，将会得到有效的遏制。而特别令人担优的是通过合法途径与民争利。

干部群体手中掌握着公共权力，占据着获取利益的很多有利位置，获取合法利益的途径无处不在，如人事、工资、升学、就业、收入分配、信息资源等等，一些人完全可以凭借“合法权利”将一部分甚至更多理想事物收人囊中，而且安然无事。当前一些当权者可用来谋取私利的合法性权力有诸多表现:一是信息资源的占有和收益权。干部群体手中掌握着大量的信息，这不仅是他本人获取各种利益的方便条件，而且对其周围的人获取各种利益也是一种潜在的资源。二是政策制定执行的优先权。尽管党和国家一再要求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尽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都是按照党规国法的程序来制定，但党的主张、国家意志、政策法规终究都要由人来制定和执行，一般群众与官员群体在制定执行政策法律法规中的地位和作用显然不能相提并论。就当前而言，尽管每一项政策都强调基层群众和工农群体的利益，扶持弱势群体，但对“内部人利益”的保护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三是经济行为的挂靠权。在当前，几乎所有的经济行为都要寻找保护伞，否则在竞争中很难站住脚。这种情况演变的结局就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四是行业垄断中的收益权。当前行业垄断势力是非常强大的。行业的垄断就是利益垄断，而利益垄断的实质就是维护一些官员的利益。五是各种地位带来的优势权。由于各种权力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官员完全可以利用这种灵活性获取各种利益。凡此种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通过合法的途径获取各种利益。

找到了当前我国社会和谐的核心和实质及其根源，也就找到了当前社会和谐社会建设的突破口，这就是努力解决干群利益关系的和谐问题，惊惕出现执政党的官员与民争利的现象，而这个途径又恰恰是执政党的自身建设问题。

4.加快民主政治的建设进程——解决新时期干群利益矛盾的必然要求。

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能调动干百万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才能建成；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实现广大群众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批评监督，使国家政权真正地为人民利益工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干群利益矛盾的根本问题是保障公共权力的人民性、公仆性、先进性。要保障干部的公仆性质，必须有良好的公共权力的赋予机制，健全选举制、监督制、罢免制，使得那些愿意为人民谋福利的人成为领导干部，使得那些损害人民利益，贪污腐败的人得以从领导干部的队伍中剔除出去，使他们不能再继续做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必须有良好的公共权力的运行机制，保证公共权力向群众的合理流动，使得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良性的方针、政策得以出台，并能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使得那些危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权力不能得到任意运作。因此，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消除产生和激化干群矛盾的体制根源。

5.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消除产生和激化干群利益矛盾的思想根源。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真正优势。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依靠思想政治工作，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的矛盾。但是，近些年来有所放松。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群众都对经济给予了过多的关注，而对思想道德方面要求不高。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的新时期，党的领导机关应腾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必须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教育。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领导干部要自重、自省、自警、自立、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使领导干部明白要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逐步改变一些人的“当官发财”以及官体位的思想。另一方面，必须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在干群矛盾中，虽然干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责任在领导，但群众也有责任，如部分群众政策观念、法制观念、是非观念淡薄，拒不承担应尽的义务，拒不服从正当的管理，甚至无理取闹，聚众闹事，因此必须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正确对待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权利、责任、义务的关系。

6.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政策,实现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解决和处理干群利益矛盾的有效方法。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 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和其他群众, 最终达到普遍繁荣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此基础上, 党的十六大报告又指出, 理顺分配关系, 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又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制度, 这是关心人民利益实现的重大举措。只有确立合理的分配政策, 收入分配问题才有根本保证。为此, 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必须坚持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原则。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 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既是对这一部分有先富能力的群体利益的保护, 也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 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是要通过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地区和群众去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和群众, 其根本目的是实现人民共同富裕, 共同获得利益。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难免有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的出现, 再加上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历史时期, 新的经济体制还不完善, 还没有完全巩固, 这难免带来利益分配问题上的矛盾冲突, 并会使贫富差距扩大现象在一定时期加剧。这就要求迫切解决好利益分配问题,这是一个体现党的领导能力和维护人民利益的能力的现实问题。因为“效率优先”更多是通过市场机制的崇尚效率与竞争来实现, 而“兼顾公平”, 更多是通过党的有关方针政策的确立和贯彻落实来推进。因此, 必须建立和完善多种形式的分配机制和分配政策, 推进分配改革制度, 以政策来保证利益分配问题的实施。为此,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的目标中提出“ 合理调节收入分配”, “注重社会公平”, “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 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管”①[⑨]等根本原则。

（四）解决干群利益矛盾应坚持的原则

在解决新时期干群利益矛盾时，有几个具体原则是不能忽视的。这些原则既是历史经验 ① 的总结，也是新时期解决矛盾的必然要求。

1.以教育和管理干部为着力点，培养和塑造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

领导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主要方面在于领导。江泽民同志说：“领导同群众之间发生了矛盾，领导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解决矛盾的主要责任也在领导。”①[⑩]新时期干群利益矛盾的表现令人眼花缭乱，成因也很复杂，但矛盾的焦点在具体的干部身上。干部自身的问题引起的干群利益矛盾较为突出，例如干部的贪污腐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另外，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同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它往往集中表现为社会消费品等各种生活资料供应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而解决消费品短缺现象往往落在各级领导身上，尤其是当经济上出现困难，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群众的物质利益得不到的满足的状态，领导往往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即使有些矛盾，并不直接表现为领导与群众的利益矛盾，但这些矛盾经常需要领导处理，如果处理不当，也表现为领导与群众的利益矛盾。在我们国家，无论是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绝大部分利益矛盾的产生和解决都和领导有关。在领导和被领导的矛盾中，如果领导方面是错误的，被领导方面是正确的，矛盾的主导方面固然在领导，即使领导方面是正确的，被领导是错误的，矛盾的主导方面仍在领导，即领导是否采取正确的措施处理，将决定矛盾能否妥善地得到解决。所以，在解决干群利益矛盾时，要以领导干部为着力点，对干部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教育，加强和改进领导干部的工作方式方法，使他们在行使职权时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

2.以反腐败斗争为突破口，不断纯洁广大干部队伍。

干部腐败是干部主人化的一种表现。权力腐败指将公职务视为一种经营活动，继而欲图寻求最大限度的扩大这个职位的收益的行为。权力腐败行为本身以寻租、造租为主要内容。在新时期，“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也不能低估腐败现象的严重性和危害性”②[11]个别干部的腐败行为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腐败在新时期逐步普遍化、公开化、结构化，且有随着反腐败而程度加深的趋势。人民群众对这些附着在社会机体上的大蛀虫深恶痛绝，也使得干群关系不断恶化。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③[12]反腐败是解决干群矛盾、防止干群矛盾性质转化的重要方法之一。新时期解决干群利益矛盾、密切干群关系的成功经验就是要以反腐败为突破口。每一次反腐败取得重大成绩，群众都会欢欣鼓舞，干群关系就会进一步密切。而放松反腐败，就会引起干群关系紧张，也会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反腐败来挑起更大的矛盾，导致干群关系的激化。因此，解决新时期干群利益矛盾要以反腐败为突破口。

3.坚持教育和法制相结合，提高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

解决干群利益矛盾基本上要靠法制，建立和完善各项政策法规，对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要严格执行；对需要修改的，要抓紧修改、完善。要根据新的情况，尽快研究制定新的法律法规。要严格依法办案。对损害群众利益的领导干部的违法案件，要一查到底，以事实为根 ①②

③ 据，以法纪为准绳，该撤职的撤职，该判刑的判刑。使群众感受到自己的利益能受到法律的保护。解决干群利益矛盾也要靠教育。要通过学习和教育，提高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要扶持正气，大力宣传和表彰先进典型，弘扬勤政爱民、乐于奉献、爱岗敬业的新风尚。要使广大群众理解和拥护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使他们树立正确的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观。

4.以干群相互沟通为纽带，密切党群、干群的鱼水关系。

干部与群众互相依存、相辅相成，他们的全部活动就是在这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矛盾运动中完成的。制约干群矛盾的要素有很多，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其中利益因素最为根本。干群矛盾运动的基础是利益。协调的基础是干群双方的共同利益；斗争的基础是利益的对立性。利益对干群关系运动具有根本性决定作用。利益和领导方式、领导制度、领导结构、领导职责能力、政策和决策、干部人事制度、群众参与机制等都是把干群联系起来的中介和纽带。新时期，由于现代生活快节奏的形成，各种利益的再次分配，市场经济的复杂环境影响，使干群之间的心距拉大了，干群沟通困难了，由此导致的干群矛盾现象增多了。应采取措施消除干群沟通障碍，进一步研究政治沟通的特点，改善政治沟通机制，使政治沟通朝着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干群关系的方向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中国形式分析与预测[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版。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共文献出版社2002版。

[3]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版。

[4]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5]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5版。

[6]张丽君.新时期干群矛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7]赵科天.干群利益关系和谐与构建和谐社会[J].理论导刊，2007（4）

[8]刘笑燕.新时期我国干群矛盾问题的分析与思考[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

[9]张铭等.新时期我国干群矛盾问题的分析与思考[J].探索,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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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第166页。

[②]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第154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中国形式分析与预测[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版。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

共文献出版社2002版。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⑥]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版。

[⑦]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64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7页。

[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5版，第27-29页。

[⑩]《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42页。

[11]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12]《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第三篇：新时期人民内部三大矛盾新变化

新时期人民内部三大矛盾新变化

2014年06月22日

来源：《政治学研究》作者：房宁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使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成员流动性加大，呈现出多元化、多层化的利益关系格局。在这样的经济社会结构背景下，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表现为物质利益冲突，并具有向“官民矛盾”演化的趋势，以及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可能性加大。应从五个方面着手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第一，人民内部矛盾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长期的历史现象。第二，把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作为解决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方面。第三，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强化公共服务，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第四，加强和改进党的群众工作。第五，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提高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制度化水平。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在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基础上，根据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大量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判断，明确提出不同质的矛盾必须用不同质的方法来解决，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以此为标志，创造性地提出了我们党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拨乱反正，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开辟出一条通过推动经济发展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奠定必要物质基础的道路，提出了新时期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正确理论。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妥善协调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明确提出了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科学论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理论。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作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明确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党中央提出，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这些理论成果和历史经验，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导。

一、新时期我国社会结构的新变化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矛盾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我国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发展、新变化，从根本上讲，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内部阶级阶层以及利益群体关系变化的产物，是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动的结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人民内部矛盾也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呈现出不少新特点。准确地分析和把握新时期社会结构的新变化，是正确认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基础。当年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中国社会结构相对简单，一般称为“两阶级、一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人民的概念和人民内部阶级阶层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按照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分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有着不同的内容。今天，从总体上讲，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劳动者、建设者，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应在人民之列。但是，具体到人民的构成，新时期与计划经济年代的情形有所不同。新时期的人民构成情况则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原有的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发生了分化，而且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利益群体也产生了。社会成员流动性加大，呈现出多元化、多层化的利益矛盾关系格局。

首先，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和组成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内部关系多样化。由于工人阶级的各个成员所处的所有制不同，分配方式不同，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待遇不同。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岗位的职工的流动不断加大，在收入上拉开了差距，形成了一定差别，工人阶级

内部分成不同状况的阶层和群体。

其次，农民阶级发生了新的分化和组合，农村居民内部关系复杂化。农民原来是挣工分的实行集体劳动的农业劳动者，现在成为实行土地个人承包的农业劳动者。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充实到工人阶级队伍中。一方面，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现在的建筑、采掘、纺织等行业，80%职工都是农民工。另一方面，他们又处于城市生活的下层，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是人民内部矛盾激发的突出问题。

再次，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特别是私营经济中，形成拥有相当财富的高收入的企业主阶层和高管阶层，他们作为雇主和雇员的矛盾客观存在，经营管理人员与员工的矛盾客观存在。有的非公有制企业存在劳动条件、劳动保护差，拖欠克扣工资，随意加班，侮辱工友，雇佣童工等现象，业主同员工之间关系紧张。

最后，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一般来说，这些社会阶层大多属于中等以上收入阶层。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指战员也有一定差别和矛盾。①

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基础性变化，直接影响社会群体间利益关系的变化，导致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进而导致人民内部矛盾的变化，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随之增加。

二、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变化

新时期我国社会结构广泛深刻的变化，带来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发展变化。准确把握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变化和新特点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前提。

在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条件下，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发生了哪些相应的变化？2006年以来，我们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追踪研究。根据我们近年来独立开展的一项调查，从文献检索和研究的情况看：贫富矛盾、劳资矛盾、官商矛盾、官民矛盾以及城乡矛盾、中央地方矛盾等最为目前国内学术界所关注，其中贫富矛盾、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被认为是目前我国最为突出的三大人民内部矛盾。②

(一)贫富差距与矛盾问题

我国社会贫富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持续增大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等两个基本方面。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8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1，到2009年收入比扩大为3.33∶1，2010年稍有缩小为3.23∶1。在城乡差距扩大的同时，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另有资料显示，我国城镇居民中最富有的10%的家庭与最贫穷的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约为8倍，有六成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

严重的贫富差距是导致社会分裂，产生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基本的经济根源。但是，贫富差距还不直接等于贫富矛盾，贫富矛盾也不必然导致社会冲突、破坏社会稳定。贫富差距是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客观分布的经济现象，而贫富矛盾则属于政治现象，贫富矛盾是在贫富差距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群体间的对立。贫富差距转化为贫富矛盾，需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主要是收入、财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分层的固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对立性的群体意识。贫富矛盾的表现是贫富两大社会群体的相互对立与冲突。

(二)劳资矛盾问题

劳资矛盾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我国劳资矛盾开始形成，劳动纠纷大幅度上升。根据劳动保障部提供的数据，1996年全国各级劳动部门接受劳动争议申诉为4万多件，至2003年，达到21万多件，上升了5倍。2008年以后，我国各地各级劳动争议急剧增加。2009年，全国统计各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共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87.47万件。其中，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共处理87万件，是上年的93.47%。③

(三)官民矛盾问题

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已经提出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问题，他指出：“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④历史发展到了现阶段，这个在当年就已存在的矛盾已经大为上升，成为一种不容忽视和更值得重视的人民内部矛盾。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学术界一般称为“官民矛盾”，这类矛盾并不是固定存在特定党政机关与特定人民群体之间的，而是由各种社会矛盾转化集合而成的社会与国家的矛盾、人民群众与政府的对立。官民矛盾的发生不限于特定的社会群体，不限于特定的起因，各

种社会矛盾都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官民矛盾，多种社会矛盾也可能集合为官民矛盾。目前我国大量的上访、行政诉讼案件和群体性事件，则是官民矛盾的具体表现。

三、新时期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特点

由于社会结构和人民内部矛盾类型的新发展、新变化，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表现为物质利益冲突

各种社会矛盾，从根本上都发生于利益矛盾。利益有经济利益也有政治利益，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但最根本的是物质和经济的利益。新时期的人民内部利益冲突，大都是由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而引发的，而且，更多的是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既有经济迅速发展中的利益关系不协调与不公平问题，也有部分群众基本民生问题还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的问题。在当前包括因企业改制、城市拆迁、农村征地等因素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实质上就是发展和改革中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物质利益性冲突。

(二)人民内部矛盾具有向“官民矛盾”演化的趋势

各种社会矛盾转化集合为“官民矛盾”，是改革开放条件下我国一种带有规律性的政治现象。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又导致了一系列不均衡、不协调现象的发生，从而促发了更多的矛盾和问题。因此，现阶段我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经济社会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与不满也快速增长，而社会不满的主要对象又往往指向党和政府。

在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出现向“官民矛盾”演化的趋势具有客观基础。尽管在革命战争时期人民群众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之间也存在一定矛盾，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核心并长期执政之后，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就产生了新的变化。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作为领导和执政的党，中国共产党总体上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而人民群众中的不同利益群体和普通群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更关注自身的个别利益、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这样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就会因地位不同和社会功能不同而产生矛盾。这样的矛盾是客观的，它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长期存在并成为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和矛盾。

(三)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可能性加大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体制改革、利益格局迅速变化的过程中，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尚未形成能够互相良性互动和有效协调的机制，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往往会以结成利益集团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极易演化成群体性事件。一些群众因对土地使用、城市拆迁、工资等各方面不满，而采取集体上访、游行示威、冲击政府等直接对抗的方式表达诉求。国家信访局提供的资料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急剧上升趋势。2004年同1994年相比，群体性事件的数量、人数分别增长了6倍多和4倍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民内部矛盾与群体性事件的高度相关性。

从性质上说，人民内部矛盾属于非对抗性的矛盾。然而，在当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多种矛盾彼此交织、国际国内因素相互融合并存在多方面制度“缺失”的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也有可能激化或转化，甚至出现对抗。

在许多地区所发生的由个别冲突引发非直接利益相关方的第三方闹事，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这些事件中，往往参与者的合理诉求与他们的不合法方式交织在一起，经济利益的诉求和维护民主权利的要求交织在一起，多数人的合理诉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交织在一起，群众的自发行为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交织在一起。如果处置不当，局部问题就有可能扩散到全局，从而把非对抗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四、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思考

当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用“民主的方法”，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对于我们思考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仍然具有启示和指导意义。

(一)人民内部矛盾是长期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历史现象

新时期伴随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新的人民内部矛盾大量涌现，有的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导致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应当说，这是我们国家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必定要出现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之所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从根本上讲，是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复杂多样的人民内部矛盾本质上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的表现。因此，人民内部矛盾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的历史现象。

认清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这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前提。由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不会消除的，有时还会在一些局部有所发展和激化。我们所要做的和我们所能够做的是，最大限度地化解和缓和人民内部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不使其大规模地转化为对抗性矛盾，保持社会安定，保证现代化建设在基本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因此，对待解决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既要高度重视，又不能急于求成。

解决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之道还在于集中精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邓小平在1992年时讲过：“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⑤邓小平当年讲的这个道理今天并未过时。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是抓住当前有利的战略机遇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大业。在这个阶段上，发展是第一要务。相信在这个目标实现后，人民内部的多种矛盾和问题会得到根本性的缓解和改善。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新时期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把科学发展放在首位，通过发展来化解矛盾，促进和谐。

(二)把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作为解决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方面

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归根结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人民群众中各种利益群体间的利益矛盾。其中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甚至出现分配不公，是造成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抑制收入差距过快增长，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就成为了当前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性问题。应当从政治上看待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人民群众中的大多数，是我们党依靠的基本群众。收入差距拉大，利益相对受损的是普通的工农劳动群众，他们现在意见不少。一些西方舆论和海外的“民运”分子，也在拿我国的收入差距问题以及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做文章。这个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确实要影响到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基本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看法，会提出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问题。现在“蛋糕”是做大了，但如果分不好“蛋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还是会受到质疑。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缓解社会收入差距过大的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当前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依然没有根本扭转，人民群众对分配问题的意见依然很大。党的十八大高度重视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提出了“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⑥等重要原则，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

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上，初次分配是分配的基础，初次分配差距过大，仅靠再分配调节也难于奏效。如何在再分配环节更加注重公平，重要的是建立健全以税收和财政支出为重点的再分配机制。就税收制度而言，要逐步增加直接税并相应减少间接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从而逐步提升税收在调节贫富差距方面的功能，并使其与取得收入的功能兼容。总之，我们应在保障发展的前提下，努力调节收入分配，努力使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尽快得到扭转。应当辩证地看待发展与公平的关系，发展是解决公平问题的基础，公平能够带来更好的发展。

(三)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强化公共服务，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的矛盾比较突出，一些具体问题常常引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群众之间的一些矛盾有向政府集中的趋势。许多群体性事件就反映了这样的问题。从政府的角度看，造成这种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地方的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跟不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尤其是公共服务不到位，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得不到政府应有的关注。有些地方政府的职能还没有真正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面来。这种情况除去有客观原因外，也有主观原因。主观原因是，少数领导干部还没有把工作思路真正转到科学发展观上面来，工作还是围绕着GDP转，对社会问题、群众工作重视不够。而这背后可能的原因是少数领导干部没有真正树立起科学的政绩观。我们认为，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有广大干部的科学政绩观作保障。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在改革和完善党政机关和干部考核体系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制

订了不少新的考核标准，其中包括把环保工作纳入了考评范围，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继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又一次重大的改革举措，必将进一步简化政府职能，激发社会活力，提高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使科学发展观得到更好的贯彻落实。

(四)加强和改进党的群众工作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是最擅长做群众工作的党。但在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新社会群体、新社会组织以及新的社会骨干不断涌现，党的群众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在新形势下，党的领导方式以及相应的组织结构、管理体制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加强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巩固党的社会基础。

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总体上应当面向基层，重心下移。一是着力做好新社会组织以及新社会骨干的工作；二是努力培育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以来，一些地方和基层组织建立了社会事务和群众利益纠纷调处机构，主动了解群众需求，上传下达、沟通协调，提供法律法规政策的咨询服务，帮助群众调解纠纷，有效地起到了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积极作用。这些好的经验说明建设党领导下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必要性、重要性。

当前，在全党范围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于全党提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对于进一步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学风和作风，对于改善党和各级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对于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应当抓住时机，把改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作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达成的重要目标之一，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提高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自觉意识和能力。

(五)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提高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制度水平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制度保证。实施民主的过程，特别是实施基层民主自治的过程，既是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事务、表达诉求、体现意志的过程，又是协调、磨合各种利益关系的过程，十分有利于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初始阶段。与民主建设紧密相连的是法制建设。应当更加充分地利用法律手段解决人民群众中的各种纠纷和矛盾，尤其要把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工作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西方发达国家处理社会矛盾，化解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做法就是“司法化”解决，尽量运用司法程序来“冷处理”社会纠纷、缓和矛盾。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当前，有关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观点主张，是值得商榷的，这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地通过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促进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现在有不少同志主张以扩大民主的竞争性的方法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建设。综合考虑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条件、面临的主要任务以及国际环境，也考虑到西方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我们认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不宜采取扩大竞争性的路子。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结构迅速变化、社会矛盾多发的转型时期。根据历史经验，在这一时期，竞争性的制度安排易于强化社会分歧、加剧矛盾，甚至引发动荡。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历史上，议会民主、普选制度在社会矛盾频发的工业化阶段曾经多次中断，不少发展中国家采取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当前，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多发多样，增加政治制度中的竞争性并不利于缓和矛盾，反而容易造成社会矛盾的政治化，把群众中的一般矛盾引向政治领域，向政权集中，而这正是新时期现阶段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所要着重防范的问题。此外，由于我国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一部分社会成员手中集中了大量金钱财富，并希望借此进一步影响、掌控社会权力。在村民自治的直接选举中，已经出现了贿选、大户控制甚至黑恶势力干预选举的问题。⑦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贸然逐级上推竞争性选举，势必导致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资本对权力的渗透。

毛泽东当年曾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将会大大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坚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党的不懈探索实践，在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一定能够处理好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终胜利。

注释：

①参见王伟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3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我国社会矛盾与稳定形势问题研究”课题组进行的“社会矛盾与稳定形势专家调查”，在所列举的15项社会矛盾中列为前三项的提及率为：贫富矛盾89.2%、官民矛盾70.3%、劳资矛盾56.8%。

③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我国社会矛盾与稳定形势问题研究”课题组调研访谈记录材料。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33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⑦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2011选举观察”课题组：《近期我国基层选举中值得关注的若干问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第4期。

第四篇：医患矛盾产生的原因

医患矛盾产生的原因

摘要：通过医护工作方面、患者方面和政府体制等方面进行剖析，分析医患矛盾产生的原因。由于医护工作方面的诚信度遭遇患者怀疑，患者对现在医生、医疗的期望值过高，医患沟通不足，医疗体制不够公开透明，政府投入不足等原因，导致医患矛盾愈加激化。近年来，我国的医患矛盾十分突出并呈愈演愈烈之势，医患矛盾的激化也成为了现阶段大众关注的焦点之一，极少数患者及其家属的偏激行为对医护人员及其家人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也影响了医护工作者对医疗事业的积极性和信心，纵观近年来发生的医患纠纷事件，医方，患方，社会方面都占一部分原因。

医方因素：社会疾病的不断发展使得医疗技术无法满足疾病发展的需要，并且医护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无法满足患者日益增加的医疗需求；医护人员的行为规范仍需进一步提高，在医疗过程中工作失职、违反操作制度的事故仍然会发生；医方被推向市场，而部分医生不能坚守自身医德，追求经济利益，使得医学道德要求的利他主义以及患者至上的原则难以坚守；医院强调规模扩张以及经济利益提高，过度检查、过度医疗等也随之出现，患者负担过重，医患之间经济利益矛盾随之产生；医生的培养过程中忽略人文素质教育，体现在医患接触中缺乏应该给予患者的尊重、同情和关爱，导致患者就医体验欠佳。患方因素：由于对医学本身不了解，患方普遍存在对医疗服务期望值过高的现象，对于不良的疾病预后难以接受，医患间对疾病本身及预 后常难以达成共识。由于医保覆盖程度及支付比例有限、医疗费用上涨等原因，对患方形成较大经济负担，如疾病预后欠佳，甚至人则两空的状况出现，患方往往难以接受。社会普遍的诚信危机，在被直接、间接恶化的医师职业形象背景下，患方对医方“将信将疑'，如有不良预后出现，患方易将不良后果归于医方赚了“黑心钱”所致。患者的维权意识增强，对于权益受到侵犯不会像过去那样忍气吞声，而是会采取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

社会因素：医护人员配比不合理，我国人口数量庞大，临床医护人员配置远远达不到标准要求，医护人员少，工作量大，任务重，压力大，在医疗过程中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患者进行沟通；医闹的介入，医闹至今已经已然成为了一种职业帮助患者打骂医生，干扰医院的正常工作，医闹的存在，使医患关系更加紧张；政府投入不足，在卫生事业方面，政府的投入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并且导致医院公益性下降，医院不得不关注经济效益，产生逐利行为。社会整体诚信危机，长期将医患关系紧张简单归责为医方医德滑坡，医疗行业整体形象在公众心目中下降。药品市场管理无序，流通环节巨 额利益空间，形成滋生腐败。社会媒体热衷于揭露医疗行业阴暗面，却忽略医务人员正面主流形象，误导社会大众。诸多社会因素作用下 形成的不良医疗执业环境更直接或者间接地作用到医方和患方，对 医患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第五篇：关于农村两委关系紧张的表现形式 产生原因及解决办法的探讨

自《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以来，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有了长足发展。按照《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在农村，实际上同时存在两个进行村务管理的组织，即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以下简称农村两委）。从xx县近些年来的实际运行情况看，大多数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工作关系比较协调，在农村各项事业发展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存在着不协调、“两张皮”等关系紧张现象，矛盾比较尖锐的地方，已经影响到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若此种现象继续发展下去，不仅会影响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而且会损害党的形象，削弱党在农村的领导地位。因此，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

一、农村《两委》关系紧张的表现形式

农村《两委》关系紧张，因每一个村都有其不同的历史背景，因此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但按照谁在村里占主导地位的原则来看，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

一是村委过度自治，支部放弃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村委会的成员在村里是强人，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党支部则处于弱势，难与村委会在能力上抗衡，再加上双方在思想认识上的不一致，就出现了这种局面。部分村委会主任这样认为，“我是全体村民选的，我只对村民负责。”“支部是抓虚的，村委会是抓实的，村委会由我说了算。”有的村支部书记则认为，“既然实行村民自治，那就由他们去治吧!”在工作中难以起到应有的领导核心作用。这种表现形式实质上是领导关系错位。

二是支部包办村务，自治功能弱化。在实际工作中，这种情况是最多的。党支部长期以来掌握村中的绝大部分权力，尤其是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力，推行村民自治后虽然部分权力有所弱化或受到制约。但由于上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及历史形成的权威，他们的优势得以延续。他们认为，“党是领导核心，村里的事我书记说了算”，把依法选举产生的村主任当成摆设，村民自治难以落实，没有实质上的内容，同样形成两委关系紧张的局面。这种表现形式实质上是村支部独政。

三是两委互不相让，村级组织瘫痪。在有些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分别由两派人员把持，他们谁也不服谁，但同时谁也“吃”不掉谁，各定各的调，各唱各的戏，甚至是唱对台戏。在这样的村里，两委的冲突最为激烈，别有用心的干部为谋取私利及小集团利益，而不息采用非法手段，矛盾逐步升级，而对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则采取相互推委的办法，致使村政搁置。这种表现形式实质上是农村两委争政与推政。

上述概括的农村两委关系紧张的三种表现形式，第二种主要的，但对农村影响最大的还是第三种，但不论那种表现形式，都是十分有害的，应采取有效措施尽快加以解决。

二、农村《两委》关系紧张产生的原因

造成农村两委紧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有以下五个主要原因：

一是干部认识上有误区。在村党支部方面，有的村党支部根据《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的规定，认为党支部是农村各级组织的领导核心，因此就要包揽村里的一切事务，体现在工作中就是不尊重村委会的法律地位，直接干预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事情，搞村务工作“一言堂”。从村委会方面看，片面理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认为村民彻底实行自治，村委会负责村里一切事务的管理和决策，而不需要党支部的领导。

二是一些干部素质较低。一方面是新当选的村委会干部素质不高，缺乏工作经验，政策观念不强，职责不明，任务不清，价值观念扭曲，只抱个人打算，甚至把当干部纯粹作为满足个人私欲的手段，这些干部无法配合党支部工作；另一方面是部分村民的素质较低，不能正确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对待选举不严肃认真，贪图一些私利或被许愿迷惑，投下违心的一票，造成一些素质低、觉悟差，甚至有前科劣迹的人当选。这样选上来的人，有些原本就与村党支部成员有很深的矛盾，当选后更加激化了矛盾，形成两委不和。

三是个别党员宗旨意识淡化、作用弱化。个别农村党员党性不强，没有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甚至做出一些有损党员形象的事情，降低了党组织的威信，损伤了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村民对新选举出的村委会产生了倾斜思想，进而演化成两委之间的矛盾。

四是思想准备不足。上级党组织对当选后两委关系产生的新矛盾估计不足，问题产生后，缺乏有效的协调及制约手段，也是导致问题解决不及时的原因之一。

五是制度不健全，职责界限不清，操作性不强。《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规定：村党支部是农村各种组织的领导核心，讨论决定本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但究竟如何体现“领导核心”，究竟什么才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在第三条规定了党支部是领导核心，但在村委会职责的规定中，又几乎囊括了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所有重要问题。这就是说，虽然相关法律、条例及上级文件对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职责从大的框架上做了较明确规定，但缺乏配套的实施细则，对农村两委如何云作，重大问题如何决策，人、财、物权如何行使，以及双方职责可以相互介入的范围等，都没有比较系统的规定，致使在具体的村务操作过程中，往往无所适从。

三、解决农村两委关系紧张现象的几点思考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农村两委关系紧张，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这既是一个现实问题，需要各级组织高度重视，也是一个影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深层次问题，不是单靠加强教育就能解决的，需要

采取综合的治本之策。笔者认为，就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要解决两委关系紧张就必须制止两委争权与推权，限制两委成员手中的权力，真正让村民自己当家作主。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是最佳选择。村里的重大事务要由村民会议来决定，因为它是村级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但每件大事都要召开村民会议来决定有实际上的困难，比如人多、村子大，难聚集等，于是便产生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这一制度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形式，代行村民会议的一些职权，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加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就是要提高村民代表的参政议政能力，使这项制度规范化、经常化，把村民自治纳入依法自治的轨道，从而保证村民自治的正确方向。

（二）实现党意与民意的统一。农村两委关系紧张，争论的焦点就是一个谁说了算的问题。但他们争论的依据不同，一个是党的意志和法律的规定，一个是参选人数或代表的民意。如果不在实践中把两个依据统一起来，或者说把党意与民意统一起来，农村两委关系紧张的局面就难以真正解决。就是就，党组织的领导权威不仅来自于历史形成和法律制度规定，更来自于村民的认同。一个虽然有法律规定，但民意不广泛的村党支部书记，是很难让一个民意基础广泛的村主任佩服和服从的，也难以让村民认同。因此，采用“两推一选”的方式对村党支部进行换届，是实现党意与民意统一的一种有效形式。就是让党支部书记及支部委员的产生过程也象村主任的产生过程那样，让群众在推选村党支部班子时有参与权和发言权，让支部班子有广泛的民意基础、群众基础。具体操作办法就是在村党支部换届时，先由党员和村民分别推荐党支部书记及支部委员，再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改变过去那种支部换届严格限制在党内，党外群众没有发言权，选出的党支部成员民意不强的局面。这样就有利于选举产生党员和群众都拥护的村党支部班子，使党意真正体现民意。通过这种办法选举产生村支部书记后，村党支部书记再去依法参选村主任，从而实现村书记、村村主任一人兼，实质上是实现了党意与民意从内容到形式上的真正统一，农村两委关系紧张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同时，还要积极鼓励党支部的其他成员依法参选村民委员会成员，实行农村两委成员交叉兼职，从而减少村干部职数，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工作效率。

（三）加强教育，提高两委班子成员的素质。目前，xx县农村党支部书记的学历大部分是初中或高中水平。虽然实行了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大学生真正进入农村两委班子，成为主要领导的也仅是少数。特别是每当新的一届农村两委成员产生以后，一些新进入班子的人员在业务素质和政策水平上都明显存在差距，即使是连任的两委成员，也有一个与时俱进、继续学习的问题。因此，要以各级党校为阵地，定期举办各类培训班，强化对农村两委班子成员的培训。除要举办“三个代表”专题培训班外，还要举办《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与农村相关的各项法律、法规及政策培训班。在此基础上，要狠抓素质工程，加强学历教育，提高农村两委班子成员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工作能力，从而使两委班子成员的政策理论水平、法律观念、宗旨意识、道德水准等得到加强，综合素质提高，在此基础上，农村两委关系紧张的局面也就得到了改善。

（四）发挥乡镇党委的主导作用。乡镇党委是农村两委的直接领导者，也是解决农村两委关系紧张问题的操作者和责任者。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农村乡镇党委的作用，组织好、协调好农村两委关系。作为乡镇党委，首先，要选准配强农村两委班子，使农村两委班子有能力发挥作用。其次，要经常深入各村，督导工作，并采取集体谈话与个别谈话相结合的方式，对有矛盾的农村两委成员进行说服教育，使他们顾全大局，正确处理和对待工作中的意见和分歧，要互相补台，尽力消除隔阂与误解，共同把村务搞好。

（五）完善对不称职村委会的约束机制。虽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村民的自治权，但没有绝对的自治。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情况看，在约束机制上还不够健全，应重新赋予乡镇人大、乡镇政府及农村党支部响应的监督和罢免权。一是要赋予乡镇人大一定的监督权和罢免权。乡镇人大应有权定期听取村委会的工作汇报，有权检查村委会行使权力情况，对不能够正确行使权力的村委会，要令其限期整改，不能达到整改目标的要对其进行罢免。二是赋予乡镇政府罢免建议权。乡镇政府在指导村委会工作时，要组织有关职能部门对其实行定期考核，连续几次不称职的，乡镇政府可以提请村民代表会议或乡镇人大，对负有主要责任的村委会成员进行罢免。三是赋予村党支部罢免建议权。村党支部要尊重村委会的权力，同时也要大胆对村委会进行监督，对工作不称职，不听从村党支部正确意见，不服从村党支部正确领导的村委会干部，及时建议村民大会进行罢免，也可以向乡镇人大提出罢免建议。四是对农村两委班子不协调的村，对负有主要责任的干部，乡镇党委应对其进行离岗培训，能够认识错误改进工作的，再恢复其岗位，经培训无效的，应进行调整或建议罢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