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表达失衡及其治理

第一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表达失衡及其治理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表达失衡及其治理

吴群芳 【专题名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专 题 号】F13

【复印期号】2008年04期

【原文出处】《中州学刊》(郑州)2008年1期第136～140页

【作者简介】吴群芳，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3)

【内容提要】 利益表达失衡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存在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在社会

利益日益分化的情况下，当前基于群众路线的权力精英“内输入”表达机制

由于其间接性、滞后性、主观片面性、低回应性，极易导致利益表达失衡，并进一步导致各利益群体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影响力的不同和相关政策的缺

位，这是改革措施被扭曲和改革不到位的深层原因。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必须通过创新利益表达机制，矫正各个群体和阶层间的利益表达失衡，进而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

【关 键 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共享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和重要基础，而这一目标的最终达成必须落实到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具体的分配政策的选择上来。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出现较大差距，不仅已经既成事实，而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表述中增加了“加快”和“更加”予以强调，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凸显出来。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已经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应和普遍关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正逐步走向深入。

就目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而言，虽然表面上体现为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分配秩序混乱、再分配调节力度不够等问题，但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却在于利益表达失衡。利益表达失衡导致了强、弱势群体对政府政策影响力的高度不对称和政策输出的利益倾向性，并直接影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成效。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表达，有利于对实际的政策过程做出科学的解释，为推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与利益表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个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进入21世纪以后，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了0.454（2002年）①，这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高收入差距国家的行列。2006年中国基尼系数更是达到0.496②，超过国际警戒线。“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部分地（厅）级领导干部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在地厅级干部眼中，“贫富悬殊”是当前我国必须防范和化解的最主要的风险。相应的，在对2006年改革的关注重点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被关注。③确实，面对如此之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加速推进制度改革已是刻不容缓！现阶段，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需要解决的几个突出问题是：

1.收入差距明显扩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47:1，2006年扩大为3.27:1。二是区域差距扩大，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之比为

3.15:1，2006年达到6.21:1。三是行业收入差距明显，1978年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之比为

2.17:1，2006年上升为大约4:1。④四是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过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相关数据，2005年，城镇内部居民20%最高人群组与20%最低人群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达到5.7:1，较2000年上升了58%。农村居民中收入最高的20%人群的人均纯收入在2000年--2005年期间相当于最低收入20%人群的人均纯收入的6倍以上，其中2005年为7.26倍。

2.初次分配秩序混乱。集中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垄断行业职工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行业的员工。据统计，目前我国的电力、电信、石油、金融、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的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而建筑施工、制衣制鞋、商业服务、电子、玩具等吸纳农民工比较集中的行业，2005年平均月工资为1045元，年工作时间9.5个月，农民工一年的收入不到1万元。③二是地区改革开放程度的不同导致了一定的地区差别。部分地区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国际贸易，居民分享到国际分工的好处，收入增长明显要快一些。与此同时，外资流入较多的地区，居民收入增加的机会也要多一些。三是工资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偏低。改革开放以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16%和12%。2000年到2003年，这一比重虽略有上升，但依然徘徊在12%-12.5%之间。发改委2007年1月发表的《我国的工资分配的基本情况和主要问题》指出，2005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只占10.91%。与之相对的一个可比数据是，美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近年来一直稳定在50%左右。⑥这昭示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过低，经济增长的成果向资本家、政府和权力阶层过度倾斜。

3.二次分配调节力度不够。一方面，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不够，针对不动产和财产转移捐赠等方面的税收制度还不健全。如2005年全国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占各项税收的比例只有7.3%，占居民总收入的比例只有2.5%。⑦另一方面，对低收入的保障力度不够。主要是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覆盖面还比较窄，保障水平也比较低，特别是农村和城镇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城乡部分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还比较困难。

4.第三次分配格局没有形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富分配有三次分配之说，一次分配，是由市场来进行分配；二次分配是由政府来主导的，政府主要是通过税收和财政，然后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转移支付来进行二次分配；还有一个三次分配，就是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原则上，拿出一部分财产，帮助弱势群体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目前，美国共有160万个非营利组织，掌握的资金有6700亿美元，占全国GDP的9%。2003年美国人捐赠2410亿美元给慈善公益机构，人均善款460美元，占当年人均GDP的2.17%。而中国目前非营利组织28万个，善款占GDP的0.05%，2002年人均善款0.92元，仅占当年人均GDP的0.012%。⑧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现在非常有必要强调第三次分配。

要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入，政府有必要听取各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因为改革在本质上是利益关系的调整。现阶段，改革所涉及的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特别是阻碍改革深入的体制性障碍大多与部门或团体的利益相关，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一些部门已经存在“成了气候”的“既得利益集团”，因而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首先，改革的政策设计者有可能受部门或团体利益的影响，存在偏离社会公正的可能，现实中已出现的一些所谓的“改革”实则是一些部门或团体的牟利行为。其次，改革面临着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既得利益的影响可能造成政策实施中的变形，不仅使好的改革方案难以实施，而且带来对改革的误解。再次，由于大的部门或团体具有相对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而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有可能被忽视，从而造成某些方面的严重失衡，既影响改革的深化，也影响社会的稳定。

在这种改革整合利益关系呈现复杂性和综合性的情况下，建立良性的利益调节机制就成为必然和客观的现实要求。这种利益调节机制又必须以各个利益群体充分的利益表达为前提。这就需要在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和社会之间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将各阶层的利益需要传递给决策者。

二、我国现行利益表达机制的特点及其弊端

在政治学中，“利益表达”主要是一种政治过程。按照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的说法：“当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一项政治要求时，政治过程就开始了，这种提出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利益集团的要求成功与否，取决于利益综合、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的整个过程，利益表达只是这个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它对体系、过程和政策的最终意义同样还取决于其他几个阶段”⑨。本文借鉴阿尔蒙德的定义，根据我国的政治制度特点，把利益表达定义为“利益主体通过一定的渠道或途径向国家公共权力主体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并得到其关注的过程”。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与阿尔蒙德主要关注过程不同，本文的界定除了关注过程，更为关注的是结果。从过程上来看，它包括利益诉求的表达（包括话语倾诉和行动显现）、传递（到政府决策层）、得到关注（和采纳）几个部分，从效果上来说，大部分的利益诉求在中间过程就被有意或无意地过滤掉了，只有那些得到关注（和采纳）的意见和要求才可能进入利益综合过程，成为被有效表达了的利益，并最终影响政策输出。所谓利益表达机制，是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利益主体通过一定的渠道或途径向国家公共权力主体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并得到其关注的一整套制度和方式。概括地说，决策过程中的利益要求不是由政治体系外部的社会结构输入政治系统，而是由权力精英自身通过走群众路线来进行利益要求的表达和输入。胡伟将这种由权力精英代表人民进行利益表达的政府过程叫做“内输入”。在利益表达方面，“当代中国的政府过程主要不是以群众性的利益表达和综合作为动力，而是以党政官员走群众路线的方式来综合民意为基础。这是当代中国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政策制定的一个特点。”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存在社会性利益群体的利益“外输入”，相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市民社会的成长，社会需要的独立性和差异性越来越明显，社会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外输入”主动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供给。但总的来讲，在当代中国，权力精英在对社会利益的表达和利益综合方面显得更为重要。

权力精英“内输入”模式不可否认有其优越性，长期以来，党依靠这种群众路线基础上的“内输入”制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随着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市民社会的成长，社会需要的独立性和差异性越来越明显，权力精英“内输入”模式的弊端日益明显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利益表达的间接性。它是由党和政府中的权力精英代替民众进行利益表达并通过组织机构层层向上传输，而不是由民众或利益集团直接向决策中枢表达要求。在层层传递的过程中，过多的传输环节会降低表达效能，多层级的信息传递必然会导致信息的损耗和失真，因此经过政治系统中的政治过程过滤后的决策输出可能已经与社会的初始要求有了很大的误差。

第二，利益表达的滞后性。由于自下而上的沟通渠道的低效性，政策之窗的瞬间消逝性和政策执行的时滞性，再加上受弱势群体自身能力和资源的限制，都有可能使群众意见在政策制定之前不能成功输入到政策制定系统，更多的是利益受损后的事后表达而不是事前表达。这类滞后性的政府补偿政策，只是政府政策偏向后的一种协调方式，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

第三，利益表达的主观片面性。在精英内输入的机制下，由于输入的是由权力精英体察到的公众的要求，因此它并不一定完全来源于社会公众，不排除精英们主观价值认同的过滤。特别是群众路线式的“内输入”模式在实际工作中易受官僚主义作风的影响。一些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经常为自身利益所驱动，对群众要求漠然置之。

第四，利益表达的低回应性。在“内输入”模式下，由于要求和支持的输入都依靠政策系统自身来完成，这就决定了党和政府不得不面对大量分散的个体化的要求，政策系统的信息压力很大，即使所有分散的要求都能输送到决策中枢，它也无力处理众多的要求，难以对公众要求作出及时回应。

上述四个方面的弊端归结到一点，最根本的就是利益表达失衡。在社会利益日益分化和多元化的情况下，在权力精英“内输入”的表达体制下，由于决策者不可能对社会上方方面面的利益需求体察入微，因而难免对一些利益需求有所疏漏，公共政策也不可能包容方方面面的利益需求，而只能有所选择，因而那些没有被决策者注意到或照顾到的利益群体的要求就有可能被过滤掉。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群体就要运用自己手中的资源来主动进行利益表达，以期引起决策中枢的关心。但由于我国还没有形成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弱势群体受能力和资源的限制，基于参与成本太高和利益表达途径有限，并不能对政策制定者施加足够压力，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显然处于无力的状态。至此，利益表达的失衡就产生了，其具体表现是强势一方积极主动的表达自己的利益并将其成功的输入到政治系统成为有效的利益表达，而弱势的一方仅能被动地等待权力精英注意到自己的利益诉求。

三、利益表达失衡的具体表现与危害

纵观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绝大多数都与利益表达失衡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种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利益表达主体能力的差异性。在当代中国，利益表达主体能力的大小是与占有资源的多少高度相关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中的各种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地区、少数群体甚至少数人的手中。2006年初，发改委的研究发现，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收入最高的1/5人口拥有收入的4.6%。(11)这种资源占有和利用的不平衡也导致了利益表达能力的不平衡，谁掌握了较多的资源，谁就拥有更多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从而也就拥有更强的利益表达能力。

第二，利益表达机会的不均等性。现阶段，强势群体占有其他群体不能比拟的社会资源，因而赢得更多的利益表达空间，同时遮蔽了其他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例，张富良在对我国从第一届到第十届全国人大的代表构成进行研究后发现：在一个农村人口占到64%的国家里，农民的比例居然不到10%。(12)很显然，弱势群体拥有的众多人口与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代表的比重是很不相称的。

第三，利益表达效能的不平衡性。具体体现为“内输入”的效能远高于“外输入”的效能，社会强势群体的表达效能远高于普通成员的表达效能。来自于上级领导或组织、同级部门的“内输入”在政策过程中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表现出了某种有利于强势集团的倾向；同时由于社会普通成员没有适当的渠道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过程，又进一步地使政府不可能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地修正、调整政策，导致了政府某种程度上的不作为状态。

四、矫正利益表达失衡的若干建议

要使分配制度的改革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避免出现制度变迁的“既得利益约束”，必须构建均衡的利益表达机制，矫正各个群体和阶层间的利益表达失衡。现阶段，要在坚持和完善现有的群众路线式的“内输入”模式的同时，构建并逐步发展群众的自主性利益表达机制，通过发展外部表达，激发政策形成的外在压力，以便于包括分配不公在内的各种收入分配问题能及时引起关注并有效得到解决。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

1.规范强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行为

这里指的主要是规范强势群体的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行为，把强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行为纳入法制化、制度化的渠道。要对强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行为进行有效的规范和约束，对不合理的内容予以摒弃。强势群体利益表达的规范化、制度化，一方面有赖于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渠道，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利益表达的制度性平台，使多样化社会中的合理利益诉求通过正当、规范的渠道输入公共决策过程。另一方面还要对强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对一切以不正当的手段甚至非法手段进行利益表达的行为给予严肃查处。

2.提高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能力

第一，进一步提高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素质和利益表达的主体意识。我国弱势群体整体上的低

文化素质制约了其利益表达行为，必须大力加强思想文化教育，以形成有利于增强其政治参与意识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条件。所以优先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素质和能力，是解决分配制度改革中弱势群体利益表达问题的重要基础工程。

第二，提高弱势群体的组织化程度，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提供组织载体，增强其利益表达的分量，使其更能引起决策部门的关注。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代表各类弱势群体利益的组织，如工会、农民工协会，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各类服务于弱势群体的社会中介组织，尤其是像慈善组织、社区组织等，使弱势群体在利益受到侵害时能够寻求组织帮助，降低风险成本。

第三，培养弱势群体的利益代言人。弱势群体自身的特性，如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文化素质不高、话语权和影响力有限等，决定了其自身的利益除了靠自己表达之外，还必须靠别人表达。现阶段，能充当弱势群体代言人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公共传媒和中产阶层。公共传媒和知识精英是社会话语权的掌握者，通过他们可以迅速唤起社会关注并形成舆论压力。中产阶层具有良好的教育水平和业务技能，掌握一定的社会资源，对公共事务也比较有发言权。面对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有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的专家学者和传媒已经开始为民疾呼。当然，要真正使知识分子和公共传媒发挥弱势群体代言人的角色，还有待于从机制上加以培育与规范，包括政府放松对公共传媒不必要和不合理的行政管制，增强传媒自主性和公众言论自由性，同时要大力提倡和鼓励社会责任和民生意识，重建知识分子精神。

3.保证利益表达具有足够的回应性

政治系统对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保持足够的回应性是其保持稳定和谐的前提。现阶段，社会强势群体表达的政策诉求往往能得到充分的回应，被及时进行利益综合并反映到政策内容中，而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在表达之后则存在着回应不足的问题。必须强化政府官员对公众利益的责任感，通过完善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保证公众利益表达的高效回应。

首先，要建立并完善各项政府回应机制，加强对政府回应性的制度约束。一是要建立政府决策回应承诺制，这是公众利益输入回应的基本保证；二是要建立政府回应绩效评估制度，通过一个合理的评估系统对政府回应公众利益诉求的绩效进行评估；三是要建立政府回应责任追究机制，强调和落实政府官员回应工作的政治、法律责任，这是利益输入高效回应的关键；四是要构建政府回应监控机制。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监督主体，关键是如何保障监督主体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形成强大的监督合力。

其次，还要加强对政府官员的思想教育，强化他们对公众利益的责任感。行政回应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种行政制度和理念，要教育政府官员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以顾客为导向”的公共服务理念，提高对公众利益表达的回应性，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社会问题，满足人民的利益诉求。

总之，建立均衡的利益表达机制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前提条件，有效的收入分配政策有赖于均衡的利益表达机制。在建立均衡利益表达机制的基础上，党和政府应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加大政府的制度供给和法制供给能力，健全收入分配的制度环境，制止权力对经济的不当干预，严厉打击和取缔各种非法收入，着力解决低收入群体的贫困问题和调节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把我国的收入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并逐步缩小这一差距。

注释：

①孔泾源：《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理论与政策》，中国计划出版社，2005年，第100页。

②④⑦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理论热点面对面·2007》，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5、65、115页。

③谢志强、潘嘉：《领导干部对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的十点看法和建议》，《新华文摘》，2006年第7期。

⑤⑥李琳：《你的工资增长了吗？》，《新远见》2007年第8期。

⑧王红茹：《最高最低收入差距达33倍第三次分配被寄予厚望》，《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第24期。

⑨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99页。

⑩胡伟：《政府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8页。

(11)周凯：《发改委：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已较大》，《新闻晨报》2006年2月6日。

(12)张富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农民民主政治权利》，《人大研究》2004年第10期。^

第二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表达失衡及其治理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表达失衡及其治理

吴群芳

【专题名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专 题 号】F13

【复印期号】2008年04期

【原文出处】《中州学刊》(郑州)2008年1期第136～140页

【作者简介】吴群芳，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3)【内容提要】 利益表达失衡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存在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在社会利益日益分化的情况下，当前基于群众路线的权力精英“内输入”表达机制由于其间接性、滞后性、主观片面性、低回应性，极易导致利益表达失衡，并进一步导致各利益群体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影响力的不同和相关政策的缺位，这是改革措施被扭曲和改革不到位的深层原因。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通过创新利益表达机制，矫正各个群体和阶层间的利益表达失衡，进而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关 键 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利益表达/利益综合

利益共享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和重要基础，而这一目标的最终达成必须落实到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具体的分配政策的选择上来。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出现较大差距，不仅已经既成事实，而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表述中增加了“加快”和“更加”予以强调，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凸显出来。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已经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应和普遍关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正逐步走向深入。

就目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而言，虽然表面上体现为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分配秩序混乱、再分配调节力度不够等问题，但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却在于利益表达失衡。利益表达失衡导致了强、弱势群体对政府政策影响力的高度不对称和政策输出的利益倾向性，并直接影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成效。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表达，有利于对实际的政策过程做出科学的解释，为推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与利益表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个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进入21世纪以后，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了0.454（2002年）①，这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高收入差距国家的行列。2006年中国基尼系数更是达到0.496②，超过国际警戒线。“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部分地（厅）级领导干部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在地厅级干部眼中，“贫富悬殊”是当前我国必须防范和化解的最主要的风险。相应的，在对2006年改革的关注重点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被关注。③确实，面对如此之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加速推进制度改革已是刻不容缓！现阶段，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需要解决的几个突出问题是：

1.收入差距明显扩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47:1，2006年扩大为3.27:1。二是区域差距扩大，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之比为3.15:1，2006年达到6.21:1。三是行业收入差距明显，1978年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17:1，2006年上升为大约4:1。④四是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过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相关数据，2005年，城镇内部居民20%最高人群组与20%最低人群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达到5.7:1，较2000年上升了58%。农村居民中收入最高的20%人群的人均纯收入在2000年--2005年期间相当于最低收入20%人群的人均纯收入的6倍以上，其中2005年为7.26倍。

2.初次分配秩序混乱。集中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垄断行业职工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行业的员工。据统计，目前我国的电力、电信、石油、金融、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的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而建筑施工、制衣制鞋、商业服务、电子、玩具等吸纳农民工比较集中的行业，2005年平均月工资为1045元，年工作时间9.5个月，农民工一年的收入不到1万元。③二是地区改革开放程度的不同导致了一定的地区差别。部分地区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国际贸易，居民分享到国际分工的好处，收入增长明显要快一些。与此同时，外资流入较多的地区，居民收入增加的机会也要多一些。三是工资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偏低。改革开放以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16%和12%。2000年到2003年，这一比重虽略有上升，但依然徘徊在12%-12.5%之间。发改委2007年1月发表的《我国的工资分配的基本情况和主要问题》指出，2005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只占10.91%。与之相对的一个可比数据是，美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近年来一直稳定在50%左右。⑥这昭示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过低，经济增长的成果向资本家、政府和权力阶层过度倾斜。

3.二次分配调节力度不够。一方面，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不够，针对不动产和财产转移捐赠等方面的税收制度还不健全。如2005年全国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占各项税收的比例只有7.3%，占居民总收入的比例只有2.5%。⑦另一方面，对低收入的保障力度不够。主要是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覆盖面还比较窄，保障水平也比较低，特别是农村和城镇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城乡部分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还比较困难。

4.第三次分配格局没有形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富分配有三次分配之说，一次分配，是由市场来进行分配；二次分配是由政府来主导的，政府主要是通过税收和财政，然后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转移支付来进行二次分配；还有一个三次分配，就是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原则上，拿出一部分财产，帮助弱势群体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目前，美国共有160万个非营利组织，掌握的资金有6700亿美元，占全国GDP的9%。2003年美国人捐赠2410亿美元给慈善公益机构，人均善款460美元，占当年人均GDP的2.17%。而中国目前非营利组织28万个，善款占GDP的0.05%，2002年人均善款0.92元，仅占当年人均GDP的0.012%。⑧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现在非常有必要强调第三次分配。

要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入，政府有必要听取各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因为改革在本质上是利益关系的调整。现阶段，改革所涉及的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特别是阻碍改革深入的体制性障碍大多与部门或团体的利益相关，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一些部门已经存在“成了气候”的“既得利益集团”，因而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首先，改革的政策设计者有可能受部门或团体利益的影响，存在偏离社会公正的可能，现实中已出现的一些所谓的“改革”实则是一些部门或团体的牟利行为。其次，改革面临着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既得利益的影响可能造成政策实施中的变形，不仅使好的改革方案难以实施，而且带来对改革的误解。再次，由于大的部门或团体具有相对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而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有可能被忽视，从而造成某些方面的严重失衡，既影响改革的深化，也影响社会的稳定。

在这种改革整合利益关系呈现复杂性和综合性的情况下，建立良性的利益调节机制就成为必然和客观的现实要求。这种利益调节机制又必须以各个利益群体充分的利益表达为前提。这就需要在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和社会之间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将各阶层的利益需要传递给决策者。

二、我国现行利益表达机制的特点及其弊端

在政治学中，“利益表达”主要是一种政治过程。按照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的说法：“当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一项政治要求时，政治过程就开始了，这种提出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利益集团的要求成功与否，取决于利益综合、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的整个过程，利益表达只是这个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它对体系、过程和政策的最终意义同样还取决于其他几个阶段”⑨。本文借鉴阿尔蒙德的定义，根据我国的政治制度特点，把利益表达定义为“利益主体通过一定的渠道或途径向国家公共权力主体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并得到其关注的过程”。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与阿尔蒙德主要关注过程不同，本文的界定除了关注过程，更为关注的是结果。从过程上来看，它包括利益诉求的表达（包括话语倾诉和行动显现）、传递（到政府决策层）、得到关注（和采纳）几个部分，从效果上来说，大部分的利益诉求在中间过程就被有意或无意地过滤掉了，只有那些得到关注（和采纳）的意见和要求才可能进入利益综合过程，成为被有效表达了的利益，并最终影响政策输出。所谓利益表达机制，是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利益主体通过一定的渠道或途径向国家公共权力主体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并得到其关注的一整套制度和方式。概括地说，决策过程中的利益要求不是由政治体系外部的社会结构输入政治系统，而是由权力精英自身通过走群众路线来进行利益要求的表达和输入。胡伟将这种由权力精英代表人民进行利益表达的政府过程叫做“内输入”。在利益表达方面，“当代中国的政府过程主要不是以群众性的利益表达和综合作为动力，而是以党政官员走群众路线的方式来综合民意为基础。这是当代中国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政策制定的一个特点。”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存在社会性利益群体的利益“外输入”，相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市民社会的成长，社会需要的独立性和差异性越来越明显，社会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外输入”主动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供给。但总的来讲，在当代中国，权力精英在对社会利益的表达和利益综合方面显得更为重要。

权力精英“内输入”模式不可否认有其优越性，长期以来，党依靠这种群众路线基础上的“内输入”制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随着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市民社会的成长，社会需要的独立性和差异性越来越明显，权力精英“内输入”模式的弊端日益明显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利益表达的间接性。它是由党和政府中的权力精英代替民众进行利益表达并通过组织机构层层向上传输，而不是由民众或利益集团直接向决策中枢表达要求。在层层传递的过程中，过多的传输环节会降低表达效能，多层级的信息传递必然会导致信息的损耗和失真，因此经过政治系统中的政治过程过滤后的决策输出可能已经与社会的初始要求有了很大的误差。

第二，利益表达的滞后性。由于自下而上的沟通渠道的低效性，政策之窗的瞬间消逝性和政策执行的时滞性，再加上受弱势群体自身能力和资源的限制，都有可能使群众意见在政策制定之前不能成功输入到政策制定系统，更多的是利益受损后的事后表达而不是事前表达。这类滞后性的政府补偿政策，只是政府政策偏向后的一种协调方式，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

第三，利益表达的主观片面性。在精英内输入的机制下，由于输入的是由权力精英体察到的公众的要求，因此它并不一定完全来源于社会公众，不排除精英们主观价值认同的过滤。特别是群众路线式的“内输入”模式在实际工作中易受官僚主义作风的影响。一些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经常为自身利益所驱动，对群众要求漠然置之。

第四，利益表达的低回应性。在“内输入”模式下，由于要求和支持的输入都依靠政策系统自身来完成，这就决定了党和政府不得不面对大量分散的个体化的要求，政策系统的信息压力很大，即使所有分散的要求都能输送到决策中枢，它也无力处理众多的要求，难以对公众要求作出及时回应。

上述四个方面的弊端归结到一点，最根本的就是利益表达失衡。在社会利益日益分化和多元化的情况下，在权力精英“内输入”的表达体制下，由于决策者不可能对社会上方方面面的利益需求体察入微，因而难免对一些利益需求有所疏漏，公共政策也不可能包容方方面面的利益需求，而只能有所选择，因而那些没有被决策者注意到或照顾到的利益群体的要求就有可能被过滤掉。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群体就要运用自己手中的资源来主动进行利益表达，以期引起决策中枢的关心。但由于我国还没有形成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弱势群体受能力和资源的限制，基于参与成本太高和利益表达途径有限，并不能对政策制定者施加足够压力，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显然处于无力的状态。至此，利益表达的失衡就产生了，其具体表现是强势一方积极主动的表达自己的利益并将其成功的输入到政治系统成为有效的利益表达，而弱势的一方仅能被动地等待权力精英注意到自己的利益诉求。

三、利益表达失衡的具体表现与危害

纵观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绝大多数都与利益表达失衡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种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利益表达主体能力的差异性。在当代中国，利益表达主体能力的大小是与占有资源的多少高度相关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中的各种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地区、少数群体甚至少数人的手中。2006年初，发改委的研究发现，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收入最高的1/5人口拥有收入的4.6%。(11)这种资源占有和利用的不平衡也导致了利益表达能力的不平衡，谁掌握了较多的资源，谁就拥有更多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从而也就拥有更强的利益表达能力。

第二，利益表达机会的不均等性。现阶段，强势群体占有其他群体不能比拟的社会资源，因而赢得更多的利益表达空间，同时遮蔽了其他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例，张富良在对我国从第一届到第十届全国人大的代表构成进行研究后发现：在一个农村人口占到64%的国家里，农民的比例居然不到10%。(12)很显然，弱势群体拥有的众多人口与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代表的比重是很不相称的。

第三，利益表达效能的不平衡性。具体体现为“内输入”的效能远高于“外输入”的效能，社会强势群体的表达效能远高于普通成员的表达效能。来自于上级领导或组织、同级部门的“内输入”在政策过程中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表现出了某种有利于强势集团的倾向；同时由于社会普通成员没有适当的渠道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过程，又进一步地使政府不可能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地修正、调整政策，导致了政府某种程度上的不作为状态。

四、矫正利益表达失衡的若干建议

要使分配制度的改革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避免出现制度变迁的“既得利益约束”，必须构建均衡的利益表达机制，矫正各个群体和阶层间的利益表达失衡。现阶段，要在坚持和完善现有的群众路线式的“内输入”模式的同时，构建并逐步发展群众的自主性利益表达机制，通过发展外部表达，激发政策形成的外在压力，以便于包括分配不公在内的各种收入分配问题能及时引起关注并有效得到解决。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 1.规范强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行为

这里指的主要是规范强势群体的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行为，把强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行为纳入法制化、制度化的渠道。要对强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行为进行有效的规范和约束，对不合理的内容予以摒弃。强势群体利益表达的规范化、制度化，一方面有赖于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渠道，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利益表达的制度性平台，使多样化社会中的合理利益诉求通过正当、规范的渠道输入公共决策过程。另一方面还要对强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对一切以不正当的手段甚至非法手段进行利益表达的行为给予严肃查处。2.提高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能力

第一，进一步提高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素质和利益表达的主体意识。我国弱势群体整体上的低文化素质制约了其利益表达行为，必须大力加强思想文化教育，以形成有利于增强其政治参与意识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条件。所以优先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素质和能力，是解决分配制度改革中弱势群体利益表达问题的重要基础工程。

第二，提高弱势群体的组织化程度，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提供组织载体，增强其利益表达的分量，使其更能引起决策部门的关注。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代表各类弱势群体利益的组织，如工会、农民工协会，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各类服务于弱势群体的社会中介组织，尤其是像慈善组织、社区组织等，使弱势群体在利益受到侵害时能够寻求组织帮助，降低风险成本。

第三，培养弱势群体的利益代言人。弱势群体自身的特性，如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文化素质不高、话语权和影响力有限等，决定了其自身的利益除了靠自己表达之外，还必须靠别人表达。现阶段，能充当弱势群体代言人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公共传媒和中产阶层。公共传媒和知识精英是社会话语权的掌握者，通过他们可以迅速唤起社会关注并形成舆论压力。中产阶层具有良好的教育水平和业务技能，掌握一定的社会资源，对公共事务也比较有发言权。面对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有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的专家学者和传媒已经开始为民疾呼。当然，要真正使知识分子和公共传媒发挥弱势群体代言人的角色，还有待于从机制上加以培育与规范，包括政府放松对公共传媒不必要和不合理的行政管制，增强传媒自主性和公众言论自由性，同时要大力提倡和鼓励社会责任和民生意识，重建知识分子精神。3.保证利益表达具有足够的回应性

政治系统对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保持足够的回应性是其保持稳定和谐的前提。现阶段，社会强势群体表达的政策诉求往往能得到充分的回应，被及时进行利益综合并反映到政策内容中，而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在表达之后则存在着回应不足的问题。必须强化政府官员对公众利益的责任感，通过完善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保证公众利益表达的高效回应。

首先，要建立并完善各项政府回应机制，加强对政府回应性的制度约束。一是要建立政府决策回应承诺制，这是公众利益输入回应的基本保证；二是要建立政府回应绩效评估制度，通过一个合理的评估系统对政府回应公众利益诉求的绩效进行评估；三是要建立政府回应责任追究机制，强调和落实政府官员回应工作的政治、法律责任，这是利益输入高效回应的关键；四是要构建政府回应监控机制。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监督主体，关键是如何保障监督主体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形成强大的监督合力。

其次，还要加强对政府官员的思想教育，强化他们对公众利益的责任感。行政回应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种行政制度和理念，要教育政府官员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以顾客为导向”的公共服务理念，提高对公众利益表达的回应性，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社会问题，满足人民的利益诉求。

总之，建立均衡的利益表达机制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前提条件，有效的收入分配政策有赖于均衡的利益表达机制。在建立均衡利益表达机制的基础上，党和政府应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加大政府的制度供给和法制供给能力，健全收入分配的制度环境，制止权力对经济的不当干预，严厉打击和取缔各种非法收入，着力解决低收入群体的贫困问题和调节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把我国的收入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并逐步缩小这一差距。

注释：

①孔泾源：《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理论与政策》，中国计划出版社，2005年，第100页。

②④⑦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理论热点面对面·2007》，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5、65、115页。

③谢志强、潘嘉：《领导干部对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的十点看法和建议》，《新华文摘》，2006年第7期。⑤⑥李琳：《你的工资增长了吗？》，《新远见》2007年第8期。

⑧王红茹：《最高最低收入差距达33倍第三次分配被寄予厚望》，《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第24期。

⑨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99页。

⑩胡伟：《政府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8页。

(11)周凯：《发改委：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已较大》，《新闻晨报》2006年2月6日。(12)张富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农民民主政治权利》，《人大研究》2004年第10期。^

第三篇：浅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浅谈“收入分配改革”之提高工资待遇

摘要：

近年来我国的贫富差距被逐渐拉大，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段时间，连续有媒体报道有关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望出台的消息。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方面就是提高工资待遇，比较有代表性的提高工资待遇的方法包括“化税为薪”、“收税返薪”和“提薪让税”等。这三种方式，在可能达到的效果和操作难度方面各有利弊，每一种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而政府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一种相对完美的方案。除此之外，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可以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出台，还可谓任重而道远。然而很多媒体报道，这一方案正在进行紧张的制定和论证，很可能年内便会出台，这让所有人看到了希望。关键词：收入 分配 改革 提高 工资 方案

正文：

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又出现了房价攀升等引起百姓不满的问题，近期更是出现低端基本生活用品涨价的局面。面对这一情况，一方面需要政府出面稳定物价，从而保证百姓的基本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则需要调整分配格局，拉近贫富差距，提高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从而增强这部分人的消费能力。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彼时，中国生产力极度低下，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故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从而提高国家的整体水平，进而带动其他人，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然而现在，一部分人早已富裕了起来，我国的竞争力已在全球名列前茅。且不论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是否在实际意义上带动了其他人共同富裕，也不论是否到了该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仅从客观实际来讲，贫富差距的拉大，已经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我承认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比以前好了，但一部分人那么有钱，我们却这样，就是让我不爽。”我身边的人不乏这样的观点。仔细分析，这种观点并不是无理取闹不尊重客观实际，其根本原因是“不公平”，具体点讲就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因此我个人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已是迫在眉睫。

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指出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国家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理应承担起调整策略以适应发展需要的责任。自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近日国务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近期中央一系列涉及收入分配话题的密集表态，让人们看到了收入分配改革的希望，有可能促进收入分配改革早日步入实质进程。最近，关于收入分配改革话题的报道频见诸于报端网络，而有关专家也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便有可能出台。

收入分配改革渐形渐近，如何改革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次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个重点肯定要提高工资待遇。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到底是“化税为薪”、“收税返薪”还是“提薪让税”？

所谓“化税为薪”，顾名思义，就是降低企业税负，将这部分钱用于提高员工工资。最理想的局面应该是这样的：国家减轻企业税负，腾出空间给员工增加工资，员工增加了工资，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这样回过来企业也可以提高效益，这样带来企业销售的增长，虽然纳税比例降低了，但因为总量的增长，国家的财政总量还是会健康增长，形成多赢的局面。但是，老百姓对企业能否自主加薪、及“税转薪”如何落实监管都心存疑虑。

据我从网上了解，过去有的地方比如广东也出台过类似的政策，但效果却并不如意。这倒不是因为政策不可行，而是歪嘴和尚念不得好经，在执行环节出了问题。结果是企业的税负减轻了，员工的工资却不见长。“工资归工资，税收归税收，减免税收只是减免公司老板的税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政府的好政策成了企业及其少数人借机提高“效益”的途径。到头来是国家税收少了百姓收入没有增加，这就有失初衷了。现今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市场开放体制，有大量的外资企业和私有制企业。而资本家的本质就是剥削，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从另外的角度讲，现如今企业的生存压力很大，企业的各种成本都在不断上升，如何合理避税，已经是企业的一门必修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的很多注册公司都尽可能地注册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域，从而躲避较高的税负。而降税又不会降太多，正好给企业用于降低成本缓解压力，起不

到“化税为薪”的作用。

既然“化税为薪”有可能得不到企业的贯彻执行，随之便产生了出现了另外一种建议——“收税返薪”。“收税返薪”的意思也很好理解，具体而言，就是把拟定该减轻的税负先都收回来，然后由各地的劳保部门或指定专门机构，再把这些收回来的税负给返回去。注意，是按应增加的工资比例返给员工个人而不是企业。在我看来，这种方法较前一种相比，虽然表面上看上去更为合理，但实际上却换汤不换药。首当其冲的一点是这“返”的工资能不能真正落到员工手上，因为这虽然绕开了企业，但却平添了这么多道手续，必须要有一套完善的监管机制。而且，即便是能够确保将这部分钱返到员工手上，企业还是会有很多办法将这些钱“化”为公司的，例如原先本要长的工资不涨或少涨，原先本要发的奖金不发或少发，或者通过一些制度，将这些钱化为额外的工时等等，对于员工来说总体上的福利是增加了，但实际上最受益的还是企业。相较于前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无疑会增加一部分额外的成本，但这部份成本能不能转化为它本应发挥的作用，这一点还值得商榷。

除了以上两种提高工资待遇的方法，有人还提出了“提薪让税”这样一种方式，就是将“化税为薪”流程倒过来，即政府应鼓励企业增加员工薪酬，并据此对提薪的企业采取税收减免。这种方式与前两种方式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前两种方式是政府先行减税或是抽税，之后企业才轮到企业做出反应，而这一方式则是将如何做交给企业去选择，政府再去根据企业的“态度”给出相应的奖励。这行动顺序的改变，实际上是政府把主动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上，客观上讲可以有效避免企业利用国家政策去牟利，而只要对提薪的企业做出足够的补偿和奖励，就肯定能够达到提薪的目的。然而我个人认为，这种方式实行起来也是最难的。首先，这种方式虽不像前两者那样倚重严格的监管措施，但却需要制定严格的标准，对提薪做出的鼓励必须有据可依，不能随便哪个人说说就减了。所以除了要有严格的标准，还必须要对每个企业做出正确的评估，不能企业说自己涨了多少就是多少，得有专门的机构进行评估和确认。然而，国家这么大，企业这么多，实际操作起来的难度着实不小，因为几乎每个企业的情况都不同，光是如何制定出一套相对公平的标准，就已经够让人头疼了。

上面的这三点，是我通过查阅资料筛选出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种提高工资的实际操作办法的提议。总的来说，这三点各有利弊，有的操作难度小，但效果未必好，有的效果可能好，但具体操作又过于复杂。但无论怎样做，前提是要规范明确，否则就不可能达到应有的效果。所以，这次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小到每一个细节，都需要进行反复的论证，使其尽量合理，每一个方面都必须要明确，任何特殊情况都尽可能做到有据可依。这可能就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不能出台的原因，但据媒体报道，这一方案有望年内出台，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其实，此次收入分配改革，单从提高工资待遇这一点来说，需要解决的远远不止上文提到的问题。针对此次改革，网民上也在网络上进行着激烈的讨论。有的企业的负责人，在网上抱怨现在小公司所面临的严峻生存压力，有的人，则对提高工资待遇的对象提出了疑问，认为如果高收入者的工资也增加同样的比例，到头来贫富差距反而是会被近一步拉大。但我觉得,此次收入分配改革，目的就是要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从而增加中产阶级的比重，使国家更为稳定，应该不会出现高、低收入者工资同涨的局面，否则真的会让人哭笑不得。总之，距离方案的出台，最多也就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具体是怎样改革，让我们拭目以待。只是希望，这此改革，不要让大众失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08年修订版)

2、《我国分配差距穷降富升逼近红线 白黑灰血金共存》(《经济参考报》2010年5月10日)

3、《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可能出台 重点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解放日报》2010年06月04日)

4、《据称收入分配改革草案接近完成 重视低薪者收入》(《新民晚报》2010年6月4日)

5、《减税加薪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当务之急》（新华网）

6、《“减税加薪”不如“收税返薪”》（荆楚网）

7、《企业避税最佳设计方案》（企业管理出版社 雷建/编著 2007年3月第二版）

8、《改革分配制度要在战略和路径间求平衡》(《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06月09日)

9、《迟福林：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首要的是规范政府行为》（人民网）

第四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学界争论如何改革收入分配: 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

收入分配制度如何改革，目前学界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应该把初次分配作为改革重点；另一派认为，着力点应放在二次分配。厉以宁认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初次分配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分配，但在中国，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由于各种原因，至今尚未形成市场经济规律下的分配，初次分配的改革更加迫在眉睫。

在厉以宁看来，导致初次分配与市场经济规律相脱节的原因，既有行业垄断阻碍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形成的原因；也有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初次分配的工资级差、工资标准等因素；还有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受雇者地位不对称的原因，买方强势，卖方弱势。(劳资关系不对称)

此外，从深层次看，中国初次分配的逻辑中，还存在着特殊的二元劳动力结构，即高级劳工市场工资高、福利多、升迁容易；低等劳工市场工资低、福利少，几乎没有升迁机会。在农村，农民在初次分配中的话语权更不乐观。首先，到现在为止，农民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农民虽然有土地的承包权、使用权，但没有产权，不能用于抵押、转让，土地的流转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外因素的干扰，农民的土地收入受到多方限制。

其次，虽然农民工可以在城镇和企业中工作，可他们的身份和市民不一样，他们更弱势，雇方和被雇方双方地位不对称的问题十分突出。

第三，农民养了牲畜、家禽，种了农作物，但他们在销售中处于弱势，和他们打交道的大公司明显强势。即便农民组成了专业合作社，跟大型企业比也还处于弱势。

在厉以宁的改革方案中，鉴于我国尚未形成市场经济规律下的初次分配框架，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初次分配。方案还有一个大胆的设想：人力资本的投入者和物质资本的投入者一样共享利润。传统分配制度中，利润全部归物质资本投资者所有，作为人力资本投入者的职工只能获取工资，不能参与利润分配。上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已提出了利润共享原则，认为人力资本投入者也应共享利润。(劳动者的公社制度,公司制度核心是资本主体)

第五篇：浅析如何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浅析如何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内容摘要：“十八大”报告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关键词: 十八大、倍增计划、收入分配政策

2010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今年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以及东西部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0.4%的少数人掌握着70%的社会背景之下,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显得尤为重要。

“十八大”报告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呈现出收入渠道不断增多、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态势。在收入分配差距激励效率的观念和体制被逐渐认同的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也开始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表现

1.付出同量的劳动，在不同行业不能得到同样的报酬。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行业之间的收入水平差异不大，最高与最低之比为1.8倍，后来收入之比逐渐拉大，到2000年为2.63倍。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考虑到住房、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2.付出同样的劳动，在不同地区不能得到同样的报酬。198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区是上海市，为1075元，最低的地区是山西省，为560元，最高与最低之比为1.92∶1；到2006年，收入最高的地区仍然是上海市，为20668元，最低的地区是西藏自治区，为8941元，最高与最低之比为2.31∶1。同样级别的公务员、事业人员月收入少则千元以上、多则万元以上，差别比较大。

3.同在一个地区，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资料表明，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户的5.7倍，农村高收入户人均纯收入是低收入户的7.5倍。2009年底，财政部的调查资料再次证实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的事实。两组数据引人关注：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贫富差距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极为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4.面对劳动者共同创造的同一块“蛋糕”，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分得太少；在再分配中，农村居民分得太少。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从1995年的51.4%持续下降到2007年的39.7%，而世界重要经济体的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份额近年来一般介于50%—57%之间，比我国高出10—17个百分点。在再分配中居民收入明显低于政府收入，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07年居民收入增加比例分别为0.6%、1.3%、0.8%和0.4%，而同期政府收入增加之比分别为12.4%、15.1%、15.9%和24.7%。在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中，严重向城市倾斜，2004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中80%投向了城市，使农民难以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从2004年就开始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有望于今年12月面世。这个酝酿多年的方案寄托了民众太多的期望，但据专家介绍，这可能并非一个解决当前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的具体方案，而更有可能是一个原则性、框架式的方案。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似乎早已注定了它的框架化、原则化。但是，令公众感觉失落的或许并非这些。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自开始酝酿到即将出台的8年时间里，公众获得的参与机会确实是少之又少。

在经历了八年磨一剑之后，公众苦苦等来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可能只是原则性方案，这个消息或许会让一些人尤其是中低收入者感到失望。但我以为，对于即将面世的方案，我们不应苛求其多么完美，也不应指望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会迎刃而解。万事开头难，收入分配改革，能改起来就是好事。对于收入分配改革这座大厦来说，重要的是先把地基打牢，而不是讨论铺什么样的地砖，刷什么样的墙漆。方案或许不够具体，但一切问题不妨先改起来再说，在行进中修正航线。对此，公众需要拿出宽容和耐心，见证改革的点滴进步。

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险。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或许不够具体，但能够出台落地就可喜可贺，一切问题不妨先改起来再说。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会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重要的是在行进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航线，顺利抵达成功彼岸。对此，公众需要拿出宽容和耐心，一起见证改革的点滴进步。

十八大报告中的“倍增计划”和“两个同步”（即努力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者报酬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同步）、“两个提高”（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构成了一个体系，同时为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了路径。“倍增计划与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吻合的，它与两个同步、两个提高一样，都是渐进的、长期的。“两个同步”可以在短时期内实现，然后“倍增计划”是2020年的约束性指标，而“两个提高”则是长期的”。

实现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公平的思路和对策

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不公平问题，已严重挫伤了广大劳动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造成了地区、行业、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加剧了经济社会和改革开放的不稳定性。因而，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改革方向，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更加注重公平，努力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１．要努力实现“两个同步”，不断提高“两个比重”，切实保障要素投入者的公平。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两个同步”和“两个比重”都是更多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由公有制为主体的性质所决定，我国现阶段还必须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要让劳动成为人们收入的主渠道，真正实现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产生多种分配方式与收入形式并存。要鼓励和支持城乡居民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多渠道增加收入，并要依法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要继续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并根据经济发展状况不断提高标准；要建立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积极发挥工会在劳动者维权上的作用，增强劳动者的谈判能力；要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在不影响市场效率的前提下，职工工资必须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断提高。

２．健全扩大就业增加劳动收入的发展环境和制度条件，促进机会公平。就业是增加劳动收入的先决条件，各级政府要为劳动者创造平等的就业和创业机会，提供良好的税收、信贷等优惠政策，创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和社会发展环境；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鼓励自主创业，促进充分就业；还要健全统一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为劳动者提供优质高效平等的就业服务。

３．千方百计增加农村居民收入，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农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建设者，是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和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是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低，成为我国低收入阶层的主体，因此，提高农民收入已成为当务之急。一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二要转变观念，改善环境，不断增加农民创业收入。三要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还地权与农民，使农民有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制度条件。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实行土地经营权流转，实施适度规模经营，并按市场规则对征地农民进行合理补偿，以增加其财产性收入。四要创造条件，扩大农村市场，健全和完善农村市场体系，给农民提供增加市场收入的机会。

４．建立“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全体居民共享“阳光和雨露”。社会保障的根本原则就是社会公平，它可以通过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进行调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差别，缓解社会矛盾，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让全体居民“同在一片蓝天下，共享阳光和雨露”，才能解除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化解居民收入差距的矛盾。

５．加大再分配力度，增加政府转移性支出，有效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再分配的功能主要在于弥补市场失灵，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增加经济社会发展的凝聚力。我国目前收入差距过大，很大程度上是收入分配调节制度建设滞后，使再分配的作用没有很好发挥。因此，我们必须规范分配秩序，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结束语：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发展中的 中国 建设成富裕 文明的 现代 化国家，是一项艰难而巨大的社会工程。要实现社会经济体制的顺 利转型与平稳过度，应倡导公平与尊重效率，把优化社会经济利益的增长机制同 构造市场收入分配机制结合起来，是必不可少的，产生收入差异也在所难免，这 既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更需要加快改革步伐，努力促进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协调发展，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快政 治体制改革，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的公开、公正、合法、透明，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建立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 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