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洋诉讼判决录》与中国近代社会

第一篇：《华洋诉讼判决录》与中国近代社会

在距今近九十年的清末民初，当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发生民刑事纠纷时，法院是如何处理的？其依据的原则是什么？当时的中国人包括在华的外国人对这种诉讼活动是一种什么态度？等等。《华洋诉讼判决录》一书对此作了很好的回答。它用一份份真实的判决书，向我们显示了一幅当时中国人与外国人打官司的生动图景，为我们了解近代中国在华洋诉讼活动中法律运行乃至整个司法制度运行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Ⅰ

《华洋诉讼判决录》为我们了解领事裁判权的运作以及存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际证据，并补充了文献资料的不足。

据史籍记载，领事裁判权首次出现于1843年10月英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之中。该章程第13款规定：“凡英人控诉华人时，应先赴领事处陈述。领事于调查所诉事实后，当尽力调解使不成讼。如华人控诉英人时，领事均应一体设法解劝，若不幸其争端为领事不能劝解者，领事应移请华官共同审讯明白，秉公定断，免滋诉端。至英人如何科罪，由英人议定章程法律发给领事照办。华民如何科罪，应以中国法论之。”[1]紧随英国之后，美国、法国、瑞典、挪威、俄国、德国、葡萄牙、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日本、秘鲁、巴西、墨西哥等15个国家也在中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2]

按照英、美、法以及瑞典、挪威与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当时领事裁判权的主要内容为：

一、华洋混合之民事案件，由中外官员各自调处；如调处不成，则由中外官员会同讯断。

二、华洋混合之刑事案件，中国人由中国地方官按中国法律审断，外国人由各本国领事按其本国法律审断。

三、纯粹外人案件，或外人混合案件，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3]

由于在领事裁判权之下，中国的主权受到了严重侵害，因此，自领事裁判权产生之日起，就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906年由沈家本（1840～1913）主持的清末的法律改革运动、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以及中国人民持续不断的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对领事裁判权制度都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在此前后，迫于人民的压力，当时的中国政府也开始了废除领事裁判权的种种努力。

1902年《中英马凯条约》第12款提出了一俟中国法制完备，英国即撤消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即领事裁判权）的主张。1903年的《中美商约》、《中日商约》、1904年的《中葡条约》、1908年的《中国瑞典条约》，也都有此规定。而1909年《中墨条约》到期后，并未续订，故事实上墨西哥已从1909年起放弃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1917年，中国又废除了德国、奥匈帝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随后，在20年代，又相继有俄国、葡萄牙、丹麦等一批国家撤消了在华的领事裁判权。[4]因此，虽然在形式上，各列强在华的领事裁判权是在1943年撤消的，[5]

但在实际生活中，领事裁判权在清末民初已开始动摇。而为此提供第一手资料的，就是《华洋诉讼判决录》。

从《华洋诉讼判决录》提供的材料来看，该书收录的案件，起自民国3年（1914年），终止民国8年（1919年）。从时间上看，刚好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废除领事裁判权交涉斗争的时期。但从里面的案件来看，当时的领事裁判权与19世纪下半叶的已有诸多不同。

在19世纪60、70年代发生的一些案件，如《通商条约章程成案汇编》登载的“华商欠洋债以入官屋契作抵，查参疏忽地方官”（同治11年，即1872年）、[6]“英人枪毙华民拟绞决”（同治8年，即1869年[7]）等案件来看，外国领事均直接参与审理。而在《华洋诉讼判决录》中，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案件，凡是洋人告华人的案件（也有一些是华人告洋人以及洋人告洋人[8]），领事都已不参与直接的审理，而是由当事人请求领事署谘请设在各省的交涉公署函请中国政府地方审判厅讯追审理，或者干脆由当事人直接向地方审判厅起诉。在《华洋诉讼判决录》中，由领事参与或指导诉讼的案件一个也没有，都是由中国法院的法官独立自主地审理案件、作出判决的。这说明，领事裁判权虽然在文献记录中迟至40年代才被废除，然而事实上在清末民初已经受到抵制。至少因涉及案件的种类以及性质的不同，其贯彻的程度已大为减轻、适用的范围已大为缩小。

Ⅱ

《华洋诉讼判决录》为我们了解清末民初司法制度的实际运作提供了第一手的素材。

根据史籍的记载，清代的司法制度，是由三司，即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管理诉讼。到清末，这种体制得以改变。1906年，清政府将刑部改为法部，为司法行政机关；将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并在地方设立了审判衙门，专司审判事务。[9]

1907年和1910年，清政府分别颁布了《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和《法院编制法》两个法律。根据这两个法律的规定，凡审判案件，分刑事和民事两项。前者指因诉讼而审定有否犯罪的案件；后者则是通过诉讼来审定其理之曲直的案件。同时，这两个法律又规定，在审级制度上实行四级三审制，即凡民事、刑事案件，向初级审判厅起诉者，经该厅判决后，如有不服，准赴地方审判厅控诉。判决后，如再不服，准赴高等审判厅上告。高等审判厅判决，即为终审。凡民事、刑事案件，向地方审判厅起诉者，经该厅判决后，如有不服，准赴高等审判厅控诉。判决后，如再不服，准赴大理院上告。大理院判决，即为终审。但高等审判厅有权审判“不属大理院之宗室觉罗第一审案件，”大理院有依法审理特别权限之案件。此外，该两个法律还规定，在审判制度上采用资产阶级的辩护制度、陪审制度、回避制度、公开审判原则以及第二、第三审判决的合议制度，并建立了由大理院执行的“复判”制度等。[10]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都曾发布命令，明确宣布保留和沿用清末的现行法律（此点后面将作进一

步论述）。那么，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的这种命令是否得到了贯彻？即清末民初中国的司法制度究竟是一种什么形态？《华洋诉讼判决录》为此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从该判决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法院的运作实际，与上述《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和《法院编制法》的规定基本上是一致的。同时，北洋政府在清末《法院编制法》的基础上，于1913年9

月公布《修正各级审判厅试行章程》，1914年4

月公布《地方审判厅刑事简易庭暂行规则》，1914年4月5日公布《县知事兼理司法事务暂行条例》等，[11]而这些法律规定的诉讼制度和程序也完全得以贯彻。如由于华洋诉讼的特殊性，故这些案件的第一审法院，都是地方（如天津县、万全县等）审判厅。当事人如不服其判决，就上诉至第二审法院即直隶高等审判厅。当事人如再不服，就可以上告大理院。大理院或亲自作出判决，或驳回上告让直隶高等审判厅重新审理。大理院的判决是终审。

除审判机关外，还于各该级审判厅官署内设置总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初级检察厅，由检察长、检察官组成，独立执行检察职权。在每个刑事案件的审理中，都由检察官莅庭执行检察官职务。[12]

当然，从《华洋诉讼判决录》中，我们还得知，直隶高等法院在受理案件时，在程度上，除适用上述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各种诉讼法律、法规之外，还适用民国3年至8年这一段时间内大理院、司法部发布的一些司法解释、命令和判例。[13]

Ⅲ

《华洋诉讼判决录》对了解清末民初法院适用的法律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从该判决录来看，当时在处理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民刑事纠纷时，适用的原则是很丰富的。当时适用的法律渊源大体有如下几种：

法律

在清末的立法改革中，沈家本等曾制定了《公司律》（1903年12月）、《破产律》（1906年4月）、《清现行刑律》（1910年5月）、《清新刑律》（1910年12月），以及前述《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和《法院编制法》等。

1912年1月1日成立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仍继续援用清末的法律。4月3日，参议院经二读会决定（省去三读会）同意援用清末的法院编制法、刑事民事诉讼律、商律、违警律和新刑律。“惟民律草案，前清时并未宣布，无从援用，嗣后凡关民事案件，应仍照前清现行律中规定各条办理。”[14]关于清政府颁布的禁烟条例、国籍条例，亦准暂时适用。

中华民国的实际权力，不久就落入1912年4

月组成的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北洋政府手中。该政府在继续援用清末法律的同时，一方面，对一部分法律（如《清新刑律》等）进行修改；另一方面，又颁布了一批特别法，如《戒严法》（1912年）、《治安警察条例》（1914年）、《官吏违令惩罚令》（1914年）、《妨害内债信用惩罚令》（1914年）、《私盐治罪法》（1914年）等。但在民商法领域，由于立法的速度十分缓慢，[15]故北洋政府不得不明确规定：“民国民法典尚未颁布，前清之现行律除制裁部分及与团体抵触者外，当然继续有效。至前清现行律虽名为现行刑律，而除刑事部分外，关于民事之规定，仍属不少，自不能以名称为刑律之故，即误会其已废。”[16]

就清现行刑律中的民商事部分而言，当时这部分的法律主要涉及服制图、服制、名例、户役、田宅、婚姻、犯奸、斗殴、钱债，以及户部则例中的户口、田赋等。

从《华洋诉讼判决录》来看，由于其收录的案件是自1914年至1919年，故里面有不少案件，确是按照清末现行刑律中的民商事部分审理判决的。[17]

判例

判例也是当时法院审理案件的重要依据。就北洋政府而言，它在援用清末的法律、颁布大量法规的同时，还公布了数量众多的判例和解释例。据统计，从1912年到1927年，大理院汇编的判例就有三千九百多件，公布的解释例有二千多件。[18]从《华洋诉讼判决录》来看，当时适用判例的情况并不少见。比如，在“周筱舫与德商北清商务公司因批货纠葛一案”（本书第138页，以下引本书只注页码），“崔雅泉与日商安达纯一因商标纠葛一案”（第178页），“德商威尔第与比商义品公司因债务纠葛一案”（第237页）等，都或者是全部适用大理院的判例以及其他地方的成案，或部分地适用大理院以及高等审判厅的判例。

习惯

由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在急剧变革时期，新的法律关系的大量出现，立法未能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虽然北洋政府规定仍适用清末现行法律，但在许多领域，法院在实际操作时，仍然没有法律可依，从而不得不求助于习惯。

从《华洋诉讼判决录》一书来看，当时适用的习惯主要有商事活动中通行的惯例（第132页）、民间的借贷习惯、契约出现纠纷时的责任分担习惯（第9页、第222页），民事诉讼适用当事人主义，凡当事人已有协议须遵守协议的习惯（第55页、第159页），审案中法官劝争息讼的习惯（第159页）等。

情理

人情事理，在中国古代曾是司法实际部门审理案件的重要依据。至近现代，这一传统仍然得以保留。从《华洋诉讼判决录》来看，有适用“法理”的（第33页、第158页等），有适用“条理”的（第

48页、第178页、第180页、第230页等），也有适用“法的精神”的（第212页等）。此外，还有一些案件在处理中，也适用了外国民商事法律如法国、德国民法典中一些通行的原则。[19]

Ⅳ

《华洋诉讼判决录》还帮助我们纠正了一些以前一直流行的片面的观念。

比如，在许多教科书以及我们的观念中，清末民初我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是西方列强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在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发生刑民事纠纷时，法院也都站在洋人一边，偏袒洋人，欺压国人。然而，从《华洋诉讼判决录》一书来看，情况并非全部如此。

当时的法院，虽然从整体上来说，是维护北洋政府、保障西方列强在华利益的工具，但由于相当一部分法官的努力，大多数案件的审理基本上是以事实、以证据为本，以法律、以判例、乃至以社会公理为据的，比较公允、合理，并没有偏袒洋人。试举一例加以说明。

在“比商天津电车公司与孙恩元因赔偿损害一案判决书”中，当比商公司代理人宣称：“孙二庆（孙恩元之子）自己赶抓电车，以致坠落被轧身死，是其致死之原因。由于自己之过失，公司已出葬埋费三十元。原判更令负担抚恤费一百元，虽为数不多，然以后遇有此等事件颇难办理”时，法院予以严正反驳：“孙二庆之被轧身死，虽由于自己之过失，然该车中之司机卖票等人，亦未免太不注意。……孙二庆虽属幼童，尚无十分能力，然以后之希望甚大，岂仅一棺木费三十元即足为抚恤之资耶？至谓抚恤费太重以后遇有此等事件颇难办理，查人命至重，岂能任其常有！即令以后遇有此事，亦应从优议恤，以重生命而保公安”（第24页）。

在《华洋诉讼判决录》中，类似这样以同情有道理之弱者的判决词为数并不少。从该判决录所收集的判决书、决定书来看，除极个别外，[20]其处理结果都可以说是比较公正合理的。

Ⅴ

《华洋诉讼判决录》共收五十份民事判决书、十九份民事决定书，以及九份刑事判决书。在五十份民事判书中，除七份系因当事人上告大理院，由大理院发回重审的之外，其他四十三份，都是各县（主要是天津）地方审判厅为一审、直隶高等审判厅为二审的案件。在九份刑事判决书中，除一份系当事人上告大理院，由大理院发回重审的之外，其余八份也是直隶高等审判厅审结的案件。而十九份民事决定书，则都是由直隶高等裁判厅作出的。

认真阅读、仔细分析一下这些判决书或决定书，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个印象：

第一，当时的华洋诉讼，似乎主要涉及借贷、买卖、地产、商标、损害赔偿、侵占公司货款、伪造货币、伪造印章和文件、诈欺等财产方面，关于婚姻、家庭和继承等有关身份方面的诉讼判例在该判决录中一点也没有得到反映。如果不是《华洋诉讼判决录》不收这些领域的判例的话，那就表明当时华洋诉讼中关于婚姻、家庭、继承方面的案件很少，或几乎没有发生。[21]

第二，当时社会上人们的诉讼意识还是比较强的，这从本书中许多中方当事人积极主动地应答“官司”中可以看到。尤其是在许多案件中，中方当事人均是一审不服告到二审，二审不服告到三审，三审不服又上告，表明了当事人希望自己的纠纷能够得到公正解决的强烈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我们时常认为当时的中国人诉讼意识不强的传统观念。

第三，清末民初的审判衙门从总体上维护的是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包括对讼费也非常强调，确有“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色彩，但当时也有不收讼费的情况（第266页）。

只是这种“讼费援助申请”占的比例很小而已。

第四，当时的判决书是非常讲究逻辑推理，以及文章风格的。对控诉人的控诉理由，法院都是严格依据证据、法律、法理，层层分析，详细辩明，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最长的判决书（“日商加藤确治与索松瑞等因违约涉讼一案”）竟长达28页，共22000多字，而最短的才十几行字。这种依照案件的内容来制作判决书的精神，对我们目前的司法审判工作，仍具有参考的价值。

第五，尊重当事人，注重调解，努力促使人们息讼，强调社会的安宁。这在该判决录中也有很多的反映（第159页、第222页等）。

第六，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虽然已经分开，但这种分开是不彻底的。比如，民事审判厅的许多推事就兼刑事审判厅的推事。尤其是在审理刑事案件“架利的姆等诈财及伪造货币未遂由大理院发回更审一案”时，由于难度较大，合议庭的全部人马（审判长推事吴荣＠①、推事李兆泰、高梦熊，书记官郭振铨）都是民庭的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司法审判事务的影响。

第七，从《华洋诉讼判决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一些法律原则的实际运行状况，如一事不再理原则、上告审书面审理原则、诉讼费严格由败诉者承担原则，等等，这些，对我们了解中国法律制度发展史，也是不无帮助的。

在不平等条约，即以领事裁判权为前提之下的华洋诉讼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作为和平友好国际交往的保障，在以彼此尊重、平等互利为前提条件下的华洋诉讼将会持续下去。

注：

19] 见“德商捷成洋行与何云轩等因批货纠葛一案判决书。”

[20]

如对“崔雅泉与日商安达纯一因商标纠葛一案”的二审（包括一审）判决，应当说是明显偏袒日商一方的。它将两种一般人都可分辨出不同的商标定为相类似，因而判中方（崔雅泉）仿冒日商的商标，并责令崔雅泉自己出钱收回已批发出去的商品，让日商销毁（第179

页）。当然，最后大理院驳回了二审的不合理判决。

[21] 从比它更早出版的《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光绪12 年，即1886年印行）和《华洋诉讼例案汇编》（姚之鹤编，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来看，笔者的上述看法是正确的。因为前者在卷二十四至二十七中，共收成案32个，涉及的都是违反中外条约规定的旅游、走私军火以及其他违禁物品、租税、采矿纠纷、杀人、抢劫、窃盗、伪造货币等；而后者在第二、第三、第四编中收集成案近100多个，主要也是关于钱债刑杀方面的，涉及婚姻、家庭和继承方面的一个也没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钅右加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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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农民与中国近代社会

中国农民与中国近代社会

班级：广告策划3班学号：20113501姓名：贾敏中国近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国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中国农民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前进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喊着“均田免粮”口号的太平天国运动到打着“扶清灭洋”旗帜的义和团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背后广大的农民队伍，无不闪现着中国广大农民的身影，他们的智慧和汗水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历程上书写了辉煌的篇章。

长期以来，中国广大农民在封建地主的压迫、博学下，过着极其贫困和不自由的生活。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来看，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活动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首先，从思想观念上来看，中国古代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国家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农民就在社会构成中占了很大一部分，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做出了极大贡献。包括现代，农业也是国家产业之根本，农民也还是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体。从1840年到1949年这样一段布满硝烟的岁月里，中国农民挣扎的模样犹然深刻，土地政策在变，革命方式在变，洪秀全的“均田免粮”粉碎在了天京的浮华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最终也没能战胜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的根本诉求。之所以共产党取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是因为他彻底地意识到中国农民在社会变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之前的或者农民起义或者资产姐姐革命，因为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容易忽视中国底层农民的需求和生活现状。近代以前，中国农民大多尊崇的是安土重迁、自给自足的小农思想，而近代，随着中国市场的打开，许多农民渐渐放下对商业的歧视，而且大队伍的农民还加入了工业生产，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更加合理的利用了农村的过剩或剩余劳动力，加快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程。

其次，从社会活动来看。中国古代社会的陈胜吴广起义、李自成起义、或者说最成功的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都脱离不了狭隘的小农思想，只想着推翻一个政权，再建立另一个封建政权，给农民更多的剥削和压榨，当他们手握天下的生杀大权，当他们之手翻云覆雨的时候，可能已经完全忘却最初的誓言了吧——给农民一个自由的生存空间。而近代农民很多都加入到自发起义运动中，从原来的推翻一个政权到反帝反封建再到人民当家做主，这样的思想飞越和精神跨度是中华民族在封建政权统治千年后的最响亮的呐喊。近代以来西方的经济侵略促使中国传统的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中国农业经济也日益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并成为其市场体系中的一部分。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虽然遭到破坏，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土地所有制任然在广大地区保持着，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严重阻碍。农民阶级仍是近代中国社会人数最多的被剥削阶级。因此近代中国各阶级各政党各政治团体能否高度重视农民问题、能否解决农民问题决定了其政治纲领能否得到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据定了其政治纲领能否化为一场农民广泛参加的社会运动。

就中国近代社会农民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它自身不能担负起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1921年9月，经过共产党人的努力，浙江萧山县衙前村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开展反抗地主压迫的斗争。1922年6月，彭湃来到家乡广东海丰县赤山约，经过艰苦的工作，成立了农会。次年元旦，召开海丰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海丰总农会宣告成立，全县范围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起来。这种新式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也是不曾有过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农民问题始终贯穿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始终。但愿现在乃至以后中国农民都能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愿望。

第三篇：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与主要矛盾(近代史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与主要矛盾

20世纪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说，是开端的世纪，是转型的世纪，是创新的世纪，也是收获的世纪。20世纪中国历史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近代史，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勾结中国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的抗争史；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这种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中国近代史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产物。在几代学者探索、争鸣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约110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科学的学科体系。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简单地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相联系。

无论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建立西方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努力,都无法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早期探索都没有结合中国国情,因为近代对中国出路的探索都是想把中国发展成为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而没有考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走不通资本主义路线的,所以注定要失败.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同时引发了各种新思潮进入中国，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外过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矛盾；农民仍然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发展了起来；而工人阶级则代替资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实践的教育，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确定性；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这种崭新的政党制度的确立，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愿。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从而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创建，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这就为中国人民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才能够真正实现.锁国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中国近代百多年历史是贫穷落后屈辱挨打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史。作为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要热爱自己的祖国，要了解祖国的过去.

第四篇：论《蜜蜂华报》对中国近代社会和近代报业的影响

论《蜜蜂华报》对中国近代社会和近代报业的影响

作者： 程曼丽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近代报纸——《蜜蜂华报》和其后在澳门出版的葡文报刊的作用与影响，我国著名的新闻史学论著中有这样的评价：“葡文报刊因基本上在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出版，与鸦片战争前后形势的变化关系不大，„„”（注1）“总的说来，葡人报刊数量虽多，但影响不大，和当时中国形势的发展更联系。”（注2）应当肯定，上述评价基于对《蜜蜂华报》一般特征的考察与分析，因而是有道理的。

首先，《蜜蜂华报》为葡文报纸，读者对象是在澳门生活的葡萄牙人，而葡萄牙人的租居范围仅限于澳门半岛南部的一个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即使它流传到内地，依它迥异的面目，中国官民恐怕也只能是“相见不相识。”其次《蜜蜂华报》是在本土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由澳门的立宪派人士创办的。它是一份政治报纸，主要服务于立宪派反对保守派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因此，它更多关注的是葡萄牙国内革命进程、王室动态等方面的消息和本地民主运动发展的态势，而对中国的事务则比较少留意。再次，《蜜蜂华报》仅出版67期，时间为一年零三个月，且“发行量不大，影响面不广”，与“担任在华外文报刊主角”（注3）的英文报刊相比，似乎无足轻重，以至研究者在对中国的外报进行数量统计时，常常将它忽略不计，例如“原来在中国国土上出版的只有中文报刊3种，外文报刊除葡文外只有英文报刊8种”。（注4）但是，在肯定上述评价的同时，我们应当指出，这些评价的某些方面还有待商榷。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是将目光局限在中国报业一隅，而是将它生发开去，拓展开去，我们的结论或许会有所不同。

窃以为，无论就信息传播而言，还是就社会发展而言《蜜蜂华报》的作用与影响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一、《蜜蜂华报》是首次向国外传播中国信息的报纸

蜜蜂华报》虽然鲜为人知，存在的时间也不长，它却是当时中国土地上首次也是唯一的一份向国外发行的报纸。

《蜜蜂华报》本身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佐证：

“„„《蜜蜂华报》仍然不仅在澳门，而且在欧洲的森林中飞翔。”（注5）

“由于《果阿公报》的编辑散布反对澳门人民的消息，我们必须分析他们的言论，并向世界说明他们的笔被玷污了”（注6）

“本来我们不想为此花费笔墨，但考虑到我们这份报纸将向全世界发行，并且我们的后人也会看到我们的工作，因此我们必须作出最快的反应„„”（注7）

众所周知，澳门是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门户之一，从16世纪中期“开埠”到香港崛起的近300年间，一直是远东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国际经贸活动的重要港口，并且一度垄断了中国与西方的海路贸易。

通过对《蜜蜂华报》的船讯的分析我们发现，19世纪初期，澳门通过以它为中心的若干条海上通道（澳门—欧洲大陆，澳门—南美洲国家，澳门—东南亚各国）保持着它与世界各地的贸易、信息联系。有关中国的消息，也正是通过这些航道渐次传播到欧洲、北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

〈蜜蜂华报》以新闻形式出现的中国消息虽然不多，但与中国有关的信息却不少，其中包括中国商人与葡商做生意的消息，中国商品在澳门售卖的信息，中国政府就有关事宜向澳门行政官员质询的情况以及两广总督差官员亲临处理澳门与果阿矛盾的全过程等等；加以“新闻”栏目中刊登的北京发生火灾的消息，嘉庆帝去世的消息，广东院试的消息以及暹罗、琉球等“属国”前来拜谒的消息等等，使晚清时代中国社会的轮廓依稀可辨。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澳葡人对中国一向恭顺有加，因而该报字里行间常常流露出对大清帝国的尊崇与敬畏之情，除了对清帝命外国使臣跪拜一事略有微辞外，报纸对中国概无贬损之意。

这些消息以当时最先进的传播手段——报纸为载体，通过正规的传播渠道——远洋航运传播出去，为世人了解中国提供了翔实、可靠的依据（比之口头传闻与小道消息）。

退一步来说，即使这份报纸有关中国的消息在它的内容总体上所占比重不大，但是对域外读者而言，它是一份来自中国的报纸，报道的是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它的名称——《蜜蜂华报》（又译《中国的蜜蜂》就昭示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时的世界报业体系中，《蜜蜂华报》是独有的，无法为其他报纸取代。

依当时报界的风气（欧美各报普遍不设记者，消息多靠彼此转载），《蜜蜂华报》是所载内容的一部分很可能为其他报纸转译（印度的《加尔各答》报就转载过它的文章），这就使有关中国的消息在更大范围内得以传播。

当然，以文字为媒介传播中国信息之举并非始于《蜜蜂华报》。早在11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行记”中曾向西方国家介绍了中国的物产及风土民情；西学东渐的先行者利马窦以及其后的汤若望、南怀仁等，也以不同方式向外界传播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信息，“其印为专书而销行欧美者不少。”（注8）但是，以定期出版物——报纸的形式向西方传播中国信息者，当首推《蜜蜂华报》。与书籍传播相比，它具有许多优势。首先，出版周期短。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本书从写作到付梓到问世，少则需要几年，多则需要十几年到几十年。而报纸将这个周期缩短到以“日”或者“周”来计算。虽然一条消息从澳门传抵欧洲当时需要半年以至更多的时间，用现在的标准衡量完全谈不上时效性，但是与书籍的出版过程相比，速度还是快多了。此外，报纸不但能够报道即发性新闻，还能以其定期发行的特点，使这种报道具有连续性和完整性，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人们对现实社会了解的需要。

凭借上述优势，《蜜蜂华报》不仅时常可以在“欧洲的森林中飞翔”，而且可以在全世界“飞翔”。

二、《蜜蜂华报》的创办证明当时的中国已具备近代报刊出版的物质技术条件

近代报刊的出版有赖于两个基本条件：社会政治条件和出版发行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条件。《蜜蜂华报》的出版令人信服地证明，在当时的中国，后一个条件已完全具备。

在对我国自宋明以来，尤其是鸦片战争前后报刊出版的历史进行考察时，有关专家指出：明末清初，随着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曾一度出现过近代报纸产生的契机（注9）；专家进而指出：清代中叶以后，一些以传播新闻信息为主的“单页小报”的出版，尽管它既非定期出版物，也不具备完整的报纸形态，却可视为中国人自己办的近代报纸的先声。（注10），也就是说，早则明末清初，迟则清代中期至鸦片战争前，中国就已经具备了出版近代报刊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条件（包括印刷、出版与发行方面的条件）。诚如专家所言，早在近代报纸诞生之前，出版这种报刊所必需的印刷、出版方面的条件在中国（尤其在一些沿海城市）即已具备。否则，中国的大门被撞开之后，短时期内是不会有那么多的中外文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但是，推论毕竟只是道出了一种可能性，它还需要事实来印证。那么，是谁首先印证了这一点呢？正是远在澳门出版的这份《蜜蜂华报》。

〈蜜蜂华报》为周报，定期出版，印刷精良，有着固定的读者群与发行系统，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外观与欧美大陆的近代报刊极为相似。尽管它采用的是“西法印刷术”——铅字印刷，在新闻采写方面也借鉴了西方的一些做法，但它毕竟诞生在中国的土地上，是一份中国的报纸。而对“西法印刷术”的采用，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时的中国已经具备引进外来技术并利用它来出版新型报纸的条件。

或许有人会说，《蜜蜂华报》固然可以使上述推论得到证实，但它毕竟是在澳门，而不是在中国内地出版的。此言极是，不过，这恰恰从反面证明，当时的中国内地尚处于封建专制制度的严密统治之中，不存在出版近代报刊所需要的社会政治条件。而《蜜蜂华报》之所以能够在澳门出版，正是因为当时澳门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澳门虽然是中国领土，属广东省香山县管辖，但葡萄牙人在接受管辖的同时，也享有较大的自主权。早在16世纪，他们就仿照本土的城市自治制度，建立了自治政权，组成了议事机构，独自处理有关的行政事宜。而广东地方官员对澳门葡人历来采取较为宽松的态度，只要其言行不足以危害大清帝国的利益，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宽维系以顺其情”。这就使澳门能够长期处在一种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中。而这种环境正是近代报刊出版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总之，《蜜蜂华报》的出版说明了两点：第一，19世纪20年代，中国已经具备出版近代报刊的物质技术条件，如果同时具备政治条件的话，中国人自己办的近代报刊的出现至少要提前半个世纪；第二，在当时的中国，出版近代报刊的决定性的条件是政治条件，而这个条件只有在澳门那样的地方才具备。

三、《蜜蜂华报》突破了封建限禁，开中国近代报业之先河

〈蜜蜂华报》是中国土地上出版的第一份近代报纸。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划时代的。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序幕由外国人首先揭开，此事乍看颇觉蹊跷，但仔细分析，还是有着充分的历史根据的。19世纪初期，中国的封建社会虽然“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但是，延续了上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是“不会自动退位的”（注11）。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的那样：每一个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在受经济基础决定的同时），都会积极的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为它的形成与巩固，为消灭敌对势力赖以生存的根基进行斗争。因此，与晚清帝国由盛转衰的运势正相反，嘉道年间的各种控制与限禁恰恰呈现出“由衰转盛”的势头。在经济上，清政府全面加强了对工商业的控制与管理（同时也是对它的限制），不许自由开矿，不许炼铁铸器，不许商船远航等；同时罗织严密的思想牢笼，打击政治上的反对派，限制人们的言论出版自由，从而使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见，当时的封建王朝虽说不上是“固若金汤”其控制却也铁桶般严密。如果没有外来的力量，任凭其自然发展的话，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国近代报刊的出现恐怕要推迟几十年。而澳门及其《蜜蜂华报》正是在这个密不透风的铁桶上楔进的一颗钉子。16世纪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时，其国势已呈现出衰微的征兆，而当时的中国却是地大物博，人口繁庶，如日中天。经过初次的较量，葡萄牙人明知自己不是中国的对手，为了保住澳门这块来之不易的地盘，他们便转而采取化干戈为玉帛的政策，对中国纳贡称臣，甘愿做“中国皇帝的顺民”。（注12）此举深得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欢心，加上葡萄牙人在中国一向“奉法唯谨”，在贸易中使中国“颇资其利”，还多次帮助朝廷“出兵御敌”，他们在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心目中就更加与众不同了（到了清代，它已被视为“内附之夷”）。正是因为有了上述种种铺垫，才会有葡萄牙人在澳居留，其自治政权才会得到认可，进而也才会有《蜜蜂华报》的创办。

尽管葡萄牙人是利用欺瞒和贿赂的手段在中国取得居留权的，尽管百十年来他们小心翼翼地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封建制度的一种突破与挑战（《蜜蜂华报》更是对封建舆论的突破与挑战）。因为他们是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如同其欧洲部分一样，他们在澳门施行的一切——包括经济制度、政治管理制度以及生活方式等等，都是资本主义的。有了这样的社会环境，再加上其国内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一份内容和形态完全资产阶级化的报纸，就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了。由此可见，葡萄牙人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特殊的身份完成了中国新闻史上的这场革命性变革的。

澳门这颗“钉子”虽然小，意义却非同寻常。它意味着封建制度统治下的中国已非铁桶般严密了；它同时预示着封建势力与资本主义势力的此消彼长，预示着社会更替的日渐临近，预示这晚清帝国这座封建大厦的行将坍塌。

四、《蜜蜂华报》对洋人办报的“示范作用”

从宏观上看，澳门这个“国中之国”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新闻出版活动）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当时日渐强盛的英国有着巨大的魅力和明显的示范效应。

如前所述，由于葡萄牙与中国特殊的关系和背景以及清政府所采取的有区别对待“外夷”的政策，在澳葡萄牙人能够享受到一般“外夷”享受不到的种种便利与特权（包括贸易上的便利与优惠，行政、司法方面的特权等）。这不但使未能沐的“恩典”的“英夷”、“法夷”等垂涎三尺并耿耿于怀，同时在客观上也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参照，以至日后他们用武力轰开中国大门、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时，也理直气壮地要求割地一块（其面积、地貌特征等均与澳门相似），以全面享受葡萄牙人两个半世纪以来在中国享有的各种权利（当然，作为武力征服者，他们的要求只会更多）。英国人割占香港的原始动机，就是为了攫取“与葡萄牙人同样的权力”。（注13）

对于澳门，英国人窥伺良久。早在嘉庆十一年（1806年），英国的10艘兵船侵犯安南，被安南人击退，他们转而来到广东洋面，企图夺取澳门，被澳门的葡萄牙人打得落荒而逃。两年后，英国人卷土重来，并一度占领了除大炮台以外的整个澳门。“消息传到紫禁城，嘉庆帝斥责道：“天朝宝土，夷人久怀觊觎之心，今若让其占据一岛，久则外夷纷起效法，此风断不可长。”嘉庆下谕，令两广总督调集大军围困澳门，断绝饮食及贸易交通。英夷不战自溃。”（注14）

夺取澳门不成，英国人遂将目光转向与澳门一水之隔的香港。1839年，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上书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说：“我们还需要一个海口，我们可以占据大潭湾及岛（指香港）。这地方作为港口，较澳门为佳。海水既深，陆地环绕，常年可用，易于防守。它是山地，但已开垦，在食物上可以独立。岛的南方有一个地腰，是很好的贮货所。这个地方是北方来的船只汇集之地，中国政府便无法干涉它的船只将茶丝运到我们的船来。”（注15）至此，通过武力在中国沿海取得一个贸易港口和立足点的计划已初步形成。

从英国人始而窥伺澳门，终而割占香港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它对中国诉诸武力及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为了“保护鸦片贸易”，而是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的。它要仿照在澳葡人的自治模式，建立一个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真正意义上的国中之国，以全面享受它在国内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政治、军事、贸易等方面的权利以及自由办报的权利。而后一种权利对他们来说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1807年9月4日立志为英国海外传教事业献身的马礼逊自美抵澳。刚到这里，就遭到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的敌视。该地政府限他迅速离境，无奈中，他只好暂时离开那里（后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重返澳门）。按照伦敦布道会的指示，马礼逊原打算在澳门或者广州建立基督教（新教）中文出版机构，并向内地辐射，但是由于清政府的明令禁止以及在澳葡人的竭力排斥，他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个打算，而将印刷、出版活动转入地下。“马礼逊和米怜清醒地认识到，要在广州或澳门建立对华传教和出版基地是不可能的。”（注16）在米怜的建议下，他们最终将这个基地建在了马六甲，并在那里创办了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的“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对于马礼逊和米怜来说，马六甲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不得已的选择。它虽然“离中国很近”（注17），从广州出发到达那里却也需要35天的航程。时空的距离必然会给报纸发行带来若干的不便。关于《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发行方面的情况，有资料记载说，该报阴历月初出版，免费赠阅。愿意读的人可于初一至初四向米怜处领取，外地华人需要，函索即寄。同时也“借友人通信游历船舶之便，以传布于南洋群岛、暹罗、安南各地华侨荟萃之区，而中国更境内亦时有输入。”（注18）可见，这份报纸传入中国的数量及其对中国读者的影响都是十分有限的，远没有达到伦敦布道会预期的目标。之后该会在南洋地区又连续出版了两种中文报刊（《特选撮要每月记传》和《天下新闻》），情况也大抵相同。

19世纪30年代以后，一些外国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管理上的漏洞，在中国境内出版了几份中、外文报刊，如郭士立《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马地臣的《广州记录报》等，但它们皆为“非法出版物”，且大都“随办随停，变动不居”。（注19）

之所以如此，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传教士们在中国内地缺乏安身立命的场所和出版报刊所需要的稳定的环境。如前所述，这样的环境当时只有在实行自治的澳门才具备。对洋人办报而言，《蜜蜂华报》起着一种示范作用。因此，英殖民主义者企图随心所欲地创办报刊、对中国民众全面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摆脱清政府的束缚，实行殖民统治。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条件只有靠武力“创造”。鸦片战争后洋人报刊的大量涌现，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尽管《蜜蜂华报》是一份葡文报纸，尽管它小得让人常常忽略不计，但是，就其历史地位的特殊性与重要性而言，就其角色的不可替换性而言，中国近代史上的任何一份报刊——无论是中文的还是外文的都不能与它相比，因为它同时占据了三个第一：它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报刊，它是洋人在中国领土上创办的第一份外报，它同时也是即将回归的澳门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报纸。

第五篇：从法院判决中护理费的计算看法官与律师的社会责任

从法院判决中护理费的计算看

法官与律师的社会责任

文/湖南梁文律师事务所 罗启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第二十一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显然，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受害人住院期间的护理费实际上就是其住院期间护理人员的工资。因而，受害人住院期间护理费的计算公式依法应是：受害人住院期间的护理费=受诉法院所在地护理人员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职工的平均年工资（元）÷12个月÷21.75天Ｘ（受害人住院期间的正常工作日天数+受害人住院期间的双休日天数Ｘ200%+受害人住院期间的法定节假日天数Ｘ300%）。目前，全国范围内绝大多数法院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判决，无论受害人住院时间短至几天还是长至一年，对受害人住院期间护理费的计算公式基本上是公式普遍为：受诉法院所在地护理人员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职工的平均年工资（元）÷365天Ｘ受害人的住院时间，对于这样的判决，极少有律师提醒或为当事人提起上诉，足见，我国当前 的法官与律师与其应尽的社会责任存在一定的差距。

宣传法律、尊重与维护法律的权威与统一、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法官与律师应尽的最起码的社会责任。我国《宪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与《劳动法》第三条均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休假的权利。《劳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劳动与社会保障部2008年1月3日劳社部发[2008]3号《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年工作日：365天-104天（休息日）-11天（法定节假日）＝250天，季工作日：250天÷4季＝62.5天/季，月工作日：250天÷12月＝20.83天/月月计薪天数＝（365天-104天）÷12月＝21.75天，日工资＝月工资收入÷月计薪天数。法院前述护理费的计算公式全年计算365个工作日，工资计算不区分正常工作日、双休日与法定节假日，明显与以上法律法规的规定相违背，践踏了法律法规的权威与统一，也剥夺了受害人与护理人员休息休假的权利，同时，我国目前临时工的日工资达到将近100元/天，法院护理费的计算标准每天仅40多元，远远低于受害人应支付给护理人员的工资，损害了受害人应获得的合法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5条规定，经医院批准专事护理的人，其 误工补助费可以按收入的实际损失计算。应得奖金一般可以计算在应赔偿的数额内。本人没有工资收入的，其补偿标准应以当地的一般临时工的工资标准为限。《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0条第4款规定，医疗事故赔偿，患者住院期间需要专人陪护的，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第4款规定，因触电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受害人住院期间，护理人员有收入的，按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无收入的，按照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也可以参照护工市场价格计算，护理费赔偿金额＝护理人工资（元／天）Ｘ护理期限（天）；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费赔偿金额＝护理标准（元／天）Ｘ护理期限（天）。这造成我国护理费计算没有一个统一的计算标准。我国法律体系庞大，法律渊源之广，不同层次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不统一，是造成当前的法官与律师没有充分尽到应尽的社会责任的原因之一。目前，我国用人企业加班加点工资的计算公式为：加点工资（元）＝月工资（元）÷21.75天/月÷8（小时/天）×加点时间（小时）×150%，休息日加班工资（元）＝月工资（元）÷21.75天/月×加点时间（小时）×200%，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元）月工资（元）÷21.75天/月×加点时间（小时）×300%。企业与劳动者自己都能如此计算工资，而作为法律专业人的法官与律师，对于护理人员工资的计算却有法不依，实是遗憾。要提高法官与律师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的能力，要求我们法官与律师不断学习，全面了解我国的 法律体系，掌握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充分体会《立法法》的精神，全面提升正确适用法律的能力。

司法实践中，有少数律师主张年计薪天数为261天或月计薪天数为21.75天，但是，对此主张，主审法官既不采纳，也不说明任何理由；这些律师因自己的主张未被法官采纳，怕得罪法官，影响日后的办案，不敢据理力争。法官对律师的不尊重与律师过分尊重法官，是造成目前法官与律师未充分履行社会职责另一原因之一。法官与律师同是法律人，仅是分工不同，社会地位不平等的，只有彼此加强交流，加深理解，互相尊重与学习，才能更好地履行社会职责。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裁定的，有权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第一百五十一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改判；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然而，司法实践中，有许多二审法院认为，只要一审判决没有原则上的重大错误，尽量维持原审判决，导致绝大部分当事人与律师即使一审判决存在错误也不 敢上诉。这是造成当前法官与律师未能充分履行社会职责的又一原因之一。我们法官与律师，只有牢记党的宗旨，增强群众观念，正确树立与努力践行司法为民理念，急当事人所急，想当事人所想，切实把以人为本、服务为民的理念贯彻于司法服务的全过程，确立法律适用的错误不是小错误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是小事，只要是破坏了法律的权威、统一与损害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错误就必须纠正的观念，才能提升充分履行社会责任的观念与能力。

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法官与律师都认为，以受诉法院所在地护理人员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职工的平均年工资（元）÷365天Ｘ受害人的住院时间的公式计算受害人住院期间的护理费，这是全国所有法院的普遍做法，以受害人住院期间的护理费=受诉法院所在地护理人员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职工的平均年工资（元）÷12个月÷21.75天Ｘ（受害人住院期间的正常工作日天数+受害人住院期间的双休日天数Ｘ200%+受害人住院期间的法定节假日天数Ｘ300%）的公式计算受害人住院期间的护理费，在国内尚未有先例。足见，目前我国绝大部分法官与律师还没有足够的创新意识，这也是制约当前法官现与律师充分履行社会职责的又一原因之一。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路是人走出来。世上如没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螃蟹的美味就永远不会被人知晓，也许螃蟹至今还没有进入我们的菜肴。假如当年的李时珍不带头尝百草，就不会有流传今世的《本草纲目》，也许许多中草药至今还没有被人们认识其药用价值……同理，司法实践，我们法官与律师如没有创新意识，就很难发现现有的法律 规定滞后于现实生活，立法事业将永远停滞不前，现有的法律就难以完善。我们法官与律师只有正确树立创新观念，不断在司法实践中推陈出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更好地履行社会职责。

以上是我在执业实践中的一点体会，在此与各位同仁共同商磋、探讨，不妥之处，请不吝指教！法官与律师肩负的社会责任重大，履行社会职责任重而道远，愿我们共同携手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