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行政问责制建构论文
摘要: 目前在我国绝大多数行政机关中实行的是同体问责制,同体问责主体设置单
一、缺乏制衡,存在着问责范围窄、问责力度弱、问责效用差等缺陷。异体多元行政问责的价值理念是近代民主政治发展和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思想的反映。构建以共产党为核心、人大为中枢,民主党派、社会团体、舆论媒体和公民广泛参与的多元主体问责体系是多元问责价值理念的现实要求。要实现由同体问责向多元主体问责的转变,就必须实现体系的制度化与法律化,着力培植多元问责土壤,培养公民问责意识,完善多元主体问责机制,形成多元主体问责网络,确保行政问责制的有效实施。
关键词: 行政问责制; 异体多元; 执政理念
自从行政问责制提出并实施以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先后颁布了一些条例、法规、规定、办法,通过行政问责追究了某些官员的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整肃了官场之风,对行政权力的正确行使,增强监督合力与实效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就总体而言,行政问责制的推行与实施还存在着较大的困难和阻力,其中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行政问责主体的同体单一化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而行政问责主体从同体单一向异体多元的转化是行政问责制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着重阐述异体多元行政问责制的价值理念及其构建问题。
一、从同体单一向异体多元问责制转变的必然
同体单一问责是指在行政问责制的体系设计中,问责的主体是行政系统内的机关和相关人员,问责只是在行政系统内部进行,与非行政的外部机关、团体、组织无关或关系不大。目前,在我国绝大多数行政机关中实行的问责制主要是同体单一问责,主要有纵向问责、横向问责和专门机关问责等类型。纵向问责主要指本部门内上级对下级的问责;横向问责主要指本部门内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问责;专门机关问责是指系统内特设的行政监督机构进行问责,其相同之处都是问责主体单一。
行政问责制作为学术语境专用话语是一个舶来品。2003年“非典”之后,对它在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方面有了较大的进展,并且在行政权力监督、责任追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应当看到,同体问责是一种主体单一的问责方式,问责方式主要是行政系统内的上级机构或领导
对下一级或同一部门内相关机构对责任的追究。同体问责有直接性、低成本、好操作、可控制的特点,它是现行行政问责体系中一种较为常见的问责形式。但是,同体问责的缺陷也很明显,主要表现为:一是问责体制不科学。同体问责的主体设置比较单一,缺乏制衡。它主要是行政系统内的问责,对体系中更高一层行政权力往往缺乏有效问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把手”的权力监督与制约问题同体问责无法有效的解决。单一问责主体设置还取决于政府官员的素质,特别是处于主要领导岗位上的干部的素质,直接影响着行政问责的效果。个人的责任心强,敢于和善于承担责任,就会更多地将个人行为置于问责框架下,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相反,就会凌驾于组织、制度之上,将责任视为儿戏,同体问责约束力就弱。依靠个人修养的制度设计很容易造成官员行为的出轨。二是问责范围较窄。同体问责易形成问责的内容狭窄,很多官员把问责的范围仅仅锁定在举报、重大事故、媒体曝光,或者上级指定查处的人或事上,导致问责消极被动,使得行政问责难以常态化,问责成了一种无奈的应付行为。加之,很多官员对行政问责的内容缺乏全面的了解,认为问责只是针对特定人、特定事的,或有重大违法乱纪事件发生时才适用的,而属于日常行政职责范围内关系公众切身利益、影响小的事件往往被问责所忽视,以至于造成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庸官,“大错不犯、无所事事”的昏官则无法被问责的现象。三是问责力度较弱。首先,同一行政系统内部的纵向同体,导致下级只看重上级关注的问题与领域,甚至存在着为了投其所好或为了本部门利益,而有意规避和推卸所应承担的责任,这在客观上弱化了问责力度。同一行政系统内上级对下级问责还容易把个人感情掺杂在问责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避重就轻、有意袒护和息事宁人的现象,上一级的问责主体常常成为下级的保护伞和庇护神。其次,同一行政系统内横向存在的不同部门,由于同处于一个利益共同体中,都是对同一个行政首长负责,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复杂、利益紧密相关,造成问责中领导的意志和部门之间的利害关系影响很大、考虑过多,使问责力度大打折扣。最后,同一行政系统内部设立的专门问责机构,相对来说职责与任务更加明确,能够解决某些问责主体缺位的问题。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问责机构还是行政系统内部的机构,行政隶属于本部门领导,其问责的独立性仍然要受到本系统领导的左右,受到部门内部各种力量的制约,使问责阻力较大,问责结果往往流于形式。四是问责效用难以发挥。问责的效用在于能够使公务员的失责行为得以追究,并给予相应的处罚,以达到警戒预防的作用。惩罚只是手段,使责任得以切实履行才是目的,而同体问责却使问责效用难以全面发挥。由于本系统、本部门内的同体问责缺乏透明性,甚至存在暗箱操作的行为,会使行政官员在承担责任时避重就轻,以引咎辞职、组织处理、行政处分的方式来规避法律责任,使问责的真正目的难以实现;失责行为难以界定,责任的真正承担者难以惩罚,惩罚的措施也难以达到警戒的目的。五是问责缺乏程序性制度设计。在同体行政问责制中,往往由权力大的人来确定和追究权力小的人的责任,实际运作的结果是权力小的人,责任越大;权力大的人,责任越小。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缺乏程序性的制度设计,同体问责主体对问责的启动、内容、方式、结果、效能的规定实际上不清楚。如果存在程序性的制度设计,问责的启动是根据原则、按程序来进行的,就能避免了强者对责任的推卸与规避,对作为弱者的被问责方权力的保护也就有了依据。[1]目前同体单一问责中存在的职责不清、实效不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程序性的制度设计。
总之,同体问责由于本身主体的单一性造成了众多的缺陷,很难适应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建立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要求相去甚远。从行政问责制的长远发展方向和趋势来看,实现从同体单一主体向异体多元主体问责的转变是一种必然趋势。
二、异体多元行政问责的价值理念
异体多元行政问责是指在行政问责中问责的主体有多个,并且处在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系统内,主要包括执政党、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新闻媒体、民主党派、公民等。从广义上说,它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西方一些国家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关于多元主体问责有较完整的论述,认为政府官员要受到四种力量的问责:一是民主授权的最高权力机关,二是政府专门的监督机构,三是行政系统内部机构,四是政府之外的监督系统,如司法、公众、舆论等。这种问责不仅是系统内的问责,更是系统外的问责。这种以异体问责为主,同体问责为辅,两者相结合构成的问责体系,可以较好地实现民众对政府的监督问责。异体多元行政问责的价值理念是指在行政问责中遵循和体现的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价值观。西方国家与我国在异体多元行政问责中的核心价值观是不同的,所表现的价值理念也是有差异的。
异体多元问责是问责制进一步的发展,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西方国家的多元主体问责理论是建立在政治市场和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认为政治家和官僚同样是自私的,都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政府权力容易被滥用,所以人民要对政府进行限制,否则政府官员很容易背离选民利益,走向民主的对立面,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行政问责的基本理念是实现从对上负责向对下负责的转变,这源于现代政府责任的内涵,即现代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必须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对人民负责,因为“只有受治者同治理者的关系遵循国家服务于公民而不是公民服务于国家,政府为人民而存在而不是相反的原则时,才有民主制度存在”[2]。这也是行政问责制作为一种民主诉求和政治制度产生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根源。多元主体问责的价值理念是主权在民的思想。人民主权论是现代国家的基础政治理论。卢梭认为,人民通过出让部分个人权利缔结成国家,国家的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人民通过政府来行使权利,并用法律来限制政府权利的滥用,因而政府的权利属于人民,政府的目的在于服务人民。人民通过选举用议会制来监督政府,媒体通过自身的特点来揭发政府的不良行为,人民通过成立团体或是行使个人权利来质疑政府的不合理行为,如此问责的主体便走向了异体化和多元化。
在我国,异体多元主体问责的价值理念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党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作为自己的最根本的执政思想。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分水岭。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始终坚持的一贯思想。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3]“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4]邓小平同志指出,全党要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5]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全党同志的一切工作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为了实现好、发展好和维护好人民的利益。”[6]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也指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7]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必须监督政府的行为。为了更好地监督政府,就必须让人民用更多的形式来监督政府,而多元主体问责就是监督问责的最佳选择。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成为了问责主体异体化和多元化的价值理念。
2004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2006年,在部署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工作时,他又
明确提出,“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效能政府”。责任行政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诉求,民主政治要求政府必须是负责的。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导向,是一种对政府公共管理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价值导向,责任政府理念要求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民众的要求并加以满足,必须积极地履行其社会义务和职责;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责任政府意味着要保证政府责任实现的责任控制机制,意味着要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如立法监督、司法、舆论、公民监督等等[8]。问责制是责任政府实现的有效途径,而多元化的问责主体是问责制的内在要求,问责主体的异体化多元化是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公共行政所提出的 “善治”理念,也为多元问责主体提供了一种价值解说。善治理论认为国家治理的主体不应该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多元主体之间是权利依赖与合作的关系。它表现在机制上必然是一种资助自治的网络,这一网络要求各种治理主体都要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利,依靠各自的优势和资源,通过对话来增进理解,确立共同目标并相互信任、相互鼓励并共同承担风险,最终建立一种公共事务的管理联合体。[9]善治的理念是以公民权利为基础,体现民主社会的发展,这个理念有助于公民社会的成长,促进民主多元化,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善治理论要求政府的监督必须是多元的、网络的,这也为多元主体问责提供了理论支持。
当前,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府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异体多元问责制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一方面,多元主体问责是防止行政权利滥用的客观要求。行政权力具有管理领域广、能动性强、自由裁量权大、可以强制实施等特点,是最容易违法或滥用的一种权力。由于行政权利掌控着国家资源,如果利用不当,很容易造成行政机构膨胀,资源浪费,导致寻租行为的发生。因此 “行政权的行使与其公益目的的相偏离的现象是无法完全避免的”[10]。孟德斯鸠认为,有权力的人们会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1]。只有用权力制约权力,才能达到平衡。而多元主体问责的制度安排能够较好地制约行政权力的扩张和滥用,而行政权力本身的特点就决定了问责主体必须是多元的。另一方面,多元主体问责是弥补同体问责缺陷的必然选择。同体问责在实践中的诸多缺陷,可以由多元主体问责来弥补。第一,多元主体问责可以减少人情行政。单一的同体问责易造成人情行政,造成行政责任的隐瞒,而多元主体的问责将问责的权力交给多个主体,因而减少了由于上级领导的偏好而造成行政责任的隐瞒。第二,多元主体问责可以明显提高问责的效果。由于监督是多方面的,行政官员就会时刻约束和检点自己的行为,否则就会被问责,这样就在日常行政行为过程中实现了行政责任的明晰化,达到了通过行政问责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第三,多元主体问责可以弥补同体问责的制度缺陷。同体问责制下同一行政系统中的行政一把手,由于缺乏相对独立的监督主体,常陷入无人问责的境地。而多元主体问责能很好地解决体制内最高领导无人问责的问题,把行政问责的主体从同体扩展到了系统外的异体,且问责主体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各个层级的首长和官员都是问责的对象,从而可以从制度上保证问责制的有效实施。
三、异体多元行政问责制的构建
从全国范围行政问责制实践的情况看,问责的主体还主要是强调同体问责,各地很少有关于异体问责的规定,更不用说多元主体问责。所以当前主要的任务是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实现政府自身改革出发,构建异体多元行政问责体系,为行政问责制的有效实行提供理论指导。
1.构建异体多元的行政问责体系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我国的异体多元问责体系必须建立在五种力量之上,政府行政行为要受到这五种力量的问责。第一种力量是我国的执政党——共产党;第二种力量是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第三种力量是行政系统内的主管部门和专门机关;第四种力量是民主党派;第五种力量是来自新闻媒体、社会团体和公民等。这五种力量相互补充共同构成我国行政问责主体的立体网络,形成多元主体问责的格局。
要构建异体多元问责主体体系,需要有主有次,有所侧重的逐步推进。体系构建必须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人大为问责主体中枢,并充分发挥公民和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增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力度,加大司法审查的力度。如此的制度安排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国情和五种主体力量的各自特点决定的。
第一,共产党是多元问责主体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政治地位决定了共产党必须是问责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不仅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处于领导地位,而且在政府管理中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领导作用。发挥共产党的问责作用,特别是政府外党的系统对政府内党员的问责,不仅会促进党内民主的发展,更会起到领导示范作用,保证多元问责制的健康发展。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必须以共产党为多元主体行政问责的领导核心。
第二,人大是多元问责主体的中枢。人大是我国的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宪法规定人大具有质询权、调查权、弹劾权等,人大又与其他的问责主体紧密相连,是其他问责主体权利的保证。公民通过人大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与主张,人大则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舆论监督的最终目的在于引起社会特别是人大的重视,共产党要通过人大来领导国家,而民主党派最主要的参政议政的场所之一便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大是各个问责主体的枢纽中心,只有通过人大这个问责主体才能更好地发挥行政问责制的作用。
第三,司法审查是多元问责主体的法律屏障。司法检察机关是一种重要的问责主体。特别是在行政问责惩罚手段上,行政责任不仅是撤职、罢免这么简单的行政处理,对违法者还要移交司法部门,严格追究其法律责任。当行政权力侵犯公民的合法利益时,司法的问责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追究官员的法律责任,才能从根本上震慑那些不负责任和触犯法律的官员。司法问责既是最有力度的问责手段,也是其他问责主体的最后屏障。
第四,民主党派是多元问责主体的重要力量。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是议政和参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它们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互相监督,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民主党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民主党派多由高级知识分子和各界别代表人士组成。各类专家和各类精英云集,充分发挥民主党派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重要职能,有利于更全面地监督政府行为,更好地发挥多元主体问责的优势。
第五,社会团体和新闻媒体是多元问责主体的社会力量。社会团体和新闻媒体通过法定渠道和特殊手段对政府问责,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社会团体是指社会上自发组成的、具有法律地位的一些团体、组织,它是政府外问责的主要力量。社会团体作为政府政策的直接受众,对政府行为有着更为直接的感受,发挥社会团体的问责主体作用,有利于政府行为的优化,有利于行政问责主体的多元化。西方通常把新闻媒体称为国家的第四种力量,并认为媒体是监督公共部门,保证政府及其人员履行公共责任的重要力量。真正的媒体问责是指媒体人能够敢于且善于发现和揭露政府官员的违法行为,在责任追究过程通过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保证问责的公开、公平与公正,使之成为问责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六,人民群众是多元问责主体的基本力量。发挥公民的问责主体作用,是多元问责主体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只有公民问责广泛化,问责体系的作用才能得到最大的发挥。公民问责常态化也是多元问责制完善的重要标志。事实表明,我国查处的官员腐败案件中,绝大多数线索来自公民的举报。东西方的民主理论家都承认,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按人民的意愿行事,只有把人民纳入到问责体系中,实现公民与政府的直接对话,才有利于政府政策的优化,才能形成公民和政府的良性互动。而目前,我国公民问责意识薄弱,公民问责缺乏组织保证,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所以,多元问责体系的建立,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确保和维护公民问责主体地位的确立。
2.发挥异体多元行政问责体系的功能
要发挥异体多元行政问责体系的功能,必须要使多元主体问责体系制度化和法律化,着力培育新型的多元问责土壤,革新原有的官僚思想,培养公民的问责意识和问责精神。
第一,实现多元主体问责的制度化与法律化。良好的制度设计是行政问责能够有力推行的根本保证。只有把行政问责的理念上升到制度层面,才能确保问责主体的问责地位,问责才能有法可依,问责才能切实可行。如果没有问责制度的确立,问责制不过只是一种口号,一种摆设,一个良好的愿望。“如果不能跟进制度保证和相应的配套措施,问责制也有可能扭曲、变形,沦为选择性惩罚以防止责任范围的扩大,甚至掩盖更大责任的工具”[12]。多元问责主体的制度化就是将多元主体问责体系的构想上升为国家意志,转变成一种法律,一种现实的制度安排,同时实现五种力量对政府的监督。多元问责主体的制度化、法律化不是只强调其中的一个问责主体,而是五种问责力量综合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保障问责主体网络的形成,多元问责效用才能发挥。只有尽快推出行政问责法律法规,将多元问责的一些可行意见、规定等转变为法律,问责才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第二,培育公民的问责意识。多元主体问责需要有现代化的公民意识,这种公民意识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为基础的,国家是人民的,人民的权力高于一切,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只有这种观念深入民心,人民才能踊跃参政,公民问责局面才能真正形成。在我国,长期形成的封建主义思想影响还很深,公民精神的养成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培养公民问责意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要推进民主进程,加大民主宣传和普法教育;二是继续推行农村村民自治,加强基层民主建设,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证明,经济越发达,市场经济越完善的地方,公民问责的意识就越强。所以加快经济发展,完善市场体制,也是培养公民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加强政府行为的透明度。扩大政务公开,推行阳光行政。行政信息公开和政务透明是尊重公民知情权的重要体现,也是公民对政府和官员问责的重要前提。只有公民对政务知情才能对政府和官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和评价,异体问责才能发挥作用。我国政务公开的范围和程度还非常有限,政府公共资源的配置很少向社会公布,某些政府行为甚至还存在着暗箱操作现象。韦伯就曾指出:“科层制通过保守特有信息来源的秘密性来提高监督性,公务秘密概念是科层制特有的创造,没有比科层制更热衷于此的了”[13]。加强政府行为的透明性,实行阳光行政,政府就要定时向社会公布政务。首先,定时公布政府公共支出状况,加大人民对政府支出的监督,加强对大额支出的管理,对每次的超过一定数额的公共支出都要由人大通过后政府才能实行;其次,完善电子政务,使政府活动能够及时公开,增强行政行为的透明性,提高行政效率;加强人事任免的透明性、公正性,坚决杜绝买官卖官行为的发生。
3.完善异体多元行政问责机制
所谓异体多元行政问责机制是指能够确保多元主体的行政问责体系正常运转,发挥其功能作用的制度安排。异体多元问责机制的实质在于制定确保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的途径,实现从同体单一向异体多元行政问责的转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和健全机制:
第一,确保共产党核心领导作用发挥的机制。要充分发挥共产党的问责作用,就必须继续推行党内民主。“十六大”报告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十七大”报告又指出:“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我党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严格要求党员,近年来推出了诸多党内条例,例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党内监督现行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为问责提供了依据。要从机制上发挥共产党的问责作用,就要从严治党,努力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党的领导方式:一是加大对政府内党员的监督、问责。按照我国政治惯例和干部组织原则,行政一把手往往又兼任党委副书记,绝大多数的政府官员及公务员是中共党员,只要党管好了自己的党员,建设责任政府就有希望。二是实现政府内党员领导干部的专职化,提高行政效率,尽量减少在人大、政协和其他公共部门兼职的现象。三是加强党内监督,实现党内民主。执政党的问责主要是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党的纪检部门的作用来追究政府部门中具有党员身份的行政人员的责任。四是进一步加强、改进和完善党对国家、政府的领导方式。
第二,畅通人大问责的中心枢纽机制。人大是多元问责体系的中心,而现在我国人大监督问责权还不完善,人大问责作用缺失严重、机制运转不灵,主要表现为人大主动问责次数少,问责的广度和力度不够。人大很少主动监督政府行为,我国人大的质询权、调查权、弹劾权很少使用。所以要发挥人大的中心枢纽作用就必须对人大进行改革和完善。一是完善选举制度,扩大差额选举,扩大人大代表的代表范围,体现人大代表选举的公正公平。二是实行人大代表的专职化,逐步增大专职化人大代表的比例,提高人大代表的素质。现在的人大代表大都是地方骨干,公务繁忙,很少有时间专门研究问责,人大代表的专职化,有利于提高问责的针对性,提高问责的效率。三是细化人大问责的方式,完善质询、调查的程序。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人大具有质询权和调查权,但不够详细,例如,若人大对质询结果不满意,具体应该怎么办,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
第三,积极探索民主党派问责的有效机制。探索民主党派问责主体的有效机制,是多元主体问责制完善的重要方面。建国初期,我国宪法就赋予了民主党派监督政府的职能,但在实践中却很少使用,主要原因是民主党派监督问责缺乏科学机制。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民主党派问责职能,却没有对问责的范围和渠道作详细的规定,民主党派的监督问责权限就无法落实,也就很难设置专门机构来实施问责,从而导致民主党派的监督问责缺乏组织保障。所以,要发挥民主党派的问责主体作用,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坚决贯彻“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方针。各级政府应听取各民主党派的意见,特别是民主党派专家的建议,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智力优势、专业优势,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二是明确各民主党派的问责权限,使民主党派问责法律化、程序化。三是成立必要的问责专门机构,提高问责的效用,为问责提供组织保证。
第四,规范和加强媒体问责主体的机制。媒体问责是多元主体问责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媒体监督问责近年来有了显著的加强,例如中央电视台推出的“今日说法”、“焦点访谈”等节目,为媒体监督问责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但媒体问责作为多元问责的一个重要主体,与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规范和加强媒体问责的机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大政府决策的公开性,保证媒体的知情权。政府决策只有公开、透明,才能保证媒体报道的及时性、公正性和真实性。二是在遵守行业规范和新闻法律的前提下,保障新闻报道自由,保障新闻机构正当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和评议权,特别是反面事件的揭露权。[14]三是制定《新闻法》,我国现在还缺少一步完整的新闻法,来规范和保证新闻媒体问责的权限范围,监督问责程序。规范和加强新闻媒体的问责作用有利于给行政问责创造一个良好的问责氛围,便于公民和政府的互动、沟通。
第五,确保和强化司法问责的有效机制。司法机关问责是追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责任的底线,是其应承担的最起码的责任。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司法介入滞后于组织处理或行政处理的现象,甚至有些纪检、监察部门越权或违法行使职权,以行政处分、组织处理代替司法追究,使一些官员规避本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导致司法问责的力度弱化,损害了司法权威。所以要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强化司法问责机制,可从下面几个方面完善:一是虽然我国宪法规定,我国司法机关有权独立行使各种权力,但是实际行使中司法机关常常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为此,可以改由上级司法机关的党组织直接对下级党组织的领导,以免多头领导的矛盾。二是改革司法机关的经费来源方式和人事制度。为保证司法的独立性,建议全国各地的司法经费由公共财政统一支付。改进现有司法人员的选拔制度,司法机关的人员必须有自己严格的选拔制度和任职制度。三是必须建立检察机关与政府监察机构、党的纪检部门的工作协调机制。
第六,保障和维护公民参与问责的机制。广泛的公民参与是多元主体行政问责体系完善的标志。在我国,公民参与问责的意识还比较差,而良好的制度安排对公民问责的顺利实行至关重要。当前,要保障公民问责主体地位,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拓宽公民参与问责的政治途径,积极引导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形成一个政府与公民能够互动沟通的秩序。“积极参与是以公民与政府合作为基础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公民积极地从事对政策制订过程和政策制订内容的界定和参与”[15]。公民积极参与政治,有利于多元问责主体的完善。二是健全信访制度。信访是我国公民表达政治诉求的一种合法手段,也是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的一种方式。近年来,我国信访制度逐步完善,通过公民的信访,揭露和查办了一大批有问题的官员,保护了公民的利益。但现有信访制度还需进一步改善,例如应加强对上访人的权利、人身安全等方面的保护,防止对上访人的打击报复。三是加大民意调查。只有真实地了解民意,政府才能更好地制定政策为人民服务。我国现在关于民意调查的机构还很少,调查的手段还很有限,人民的很多意愿还不能充分表达,所以我们必须积极完善民意调查的机制,加大民意调查的范围,让政府政策能更好地代表和体现民意。四是继续改进听证会制度。要对听证会制度的程序进行详细规定,保证听证中公民的意见能够得到及时回应。[16]
总之,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行政问责主体是一个多元的问责主体系统,既有同体问责,又有异体问责,各问责主体在其权限范围内,组成一个相互补充的问责网络,有效地限制政府权力的滥用。虽然当前我国问责制多为同体问责,但是向异体多元问责的转变是一种必然趋势,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多元主体问责体制的不断完善。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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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
第一条 为强化行政责任制,促使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恪尽职守、依法行政,确保政令畅通,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执行力和推动力,防止和减少行政过错,避免行政不作为、乱作为,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结合我委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系统各级机构因不正确履行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依照本规定进行问责。前款所称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无合法依据以及不依照规定程序、规定权限和规定时限履行职责等情形;不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拒绝、放弃、推诿、不完全履行职责等情形。
第三条 行政问责依照行政机关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工作规则,坚持实事求是、公平公正、权责统一,教育与惩戒相结合,问责结果与奖惩、任免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在实施行政问责的同时,应当主动纠正错误,采取补救措施,避免或者尽量减少不良后果的发生。
第五条 行政问责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六条 行政问责对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经县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的工作任务,因工作不力未能完成的;对县政府重点工作责任制、工作目标责任书确定的各项任务和交办的事项,未按时限和要求完成的。
(二)不认真执行上级党委、政府的指示、决策和上级领导交办的工作任务;不落实上级有关会议决定或决策事项;影响政令畅通和政府整体形象及工作的。
(三)事关民生等重大问题能够解决而不解决的;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政府义务监督员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能够解决而不解决的;不履行对社会、公众公开承诺的。
(四)没有依照法定权限、程序和时间进行决策或审批,造成决策错误、工作贻误或损失的。
(五)虚报浮夸政绩,造成不良影响和工作损失的;对上隐瞒问题,对下包庇、袒护、纵容的;指使、暗示下属部门或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六)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公共安全事故预防职责的。
(七)不认真接待和处理信访问题,解释和解决不到位,或无动于衷、敷衍塞责、工作不力、处置不当,导致矛盾激化,发生越级集体上访和冲击国家机关、拦截车辆、堵塞交通等群体性事件,干扰、影响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造成严重后果的。
(八)职能部门管理和监督不力或不到位,在安全生产、消防安全、校园安全、食品药品安全、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疫情防控、土地管理等领域发生公共安全事故的。
(九)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本单位发生重特大公共安全事故,或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的。
(十)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乱作为,引发公共安全事故的。
(十一)在抗御各种自然灾害、处理重特大事故中未按有关规定和上级要求及时、有效地处理,造成严重后果或损失的。
(十二)瞒报、谎报、迟报、漏报公共安全事故信息的,或其他对公共安全事故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的。
(十三)损害公共利益或社会与公民合法权益,影响和破坏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
(十四)工作时间脱岗、漏岗,影响或延误公务的。(十五)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行政失职和过错行为。
第七条 行政问责的启动:
(一)行政首长、监督管理机关、上级机关建议或者要求问责的;
(二)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投诉要求问责且应当问责的;
(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议案、提案等形式要求问
责且应当问责的;
(四)根据政府绩效评估和督促检查结果、新闻媒体曝光等实际情况应当进行问责的;
(五)司法机关或者仲裁机关提出问责的;
(六)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
第八条 对部门和单位的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进行问责由其上级机关或本级政府决定。行政问责涉及有关规定和法定程序的,依据有关规定和法定程序办理。
第九条 行政问责的方式:
(一)诫勉谈话;
(二)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三)通报批评;
(四)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五)停职检查;
(六)调离工作岗位;
(七)引咎辞职;
(八)责令辞职;
(九)免职;
(十)辞退或者解聘;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
以上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或者合并使用。
第十条 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问责处理决定之前,应当
责成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并听取行政问责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问责处理应当制作书面决定送达当事人。处理决定应当说明错误事实、处理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十一条 行政问责当事人对问责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决定起30日内向作出问责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复核。其中对行政处分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在复核期间,行政问责处理决定不停止执行;复核中发现处理错误,应当及时纠正。
第十二条 行政问责调查处理实行回避制度。参与调查和处理人员与问责对象、投诉人有血缘、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调查、处理的,应当回避。
第十三条 被问责行为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县工信委办公室负责解释。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第三篇:浅谈行政问责制
浅谈行政问责制
问责制,简而言之,就是责任追究制,问责的目的,不仅在于事后的责任追究,更主要的是监督、督促,促进权利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从而成为效率政府。行政问责制是对政府的违法或不当行为及其后果追究责任的制度。行政问责是现代社会对政府的基本要求,也是政府自身建设的迫切需要,特别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政府问责制的推行和完善对于建设服务型政府有着重大意义。
一、问责制实施的重要意义
问责制从开始进入中国的政治生活,进入社会公正的视野,被广泛视为中国迈向责任政府的重要一步,问责制从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到走向制度化的轨道,暗示中国政治文化正在悄然地发生转型。问责制这一形式的出现对我国政治生活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首先,问责制的实施,是对人民负责的一种具体表现。长期以来,尽管责任事故频频,但由于没有及时建立起有效的问责制,很多地方的官员对事故的发生总是上推下卸,互相推诿,致使许多问题不了了之。作为人民的政府首先必须对人民负责,当人民蒙受一定的损失时,有关责任人就应该为自己的失职、渎职行为负责任,就应该承担责任。
其次,问责制的实施有利于促进政府官员的廉洁奉公,恪尽职守。不实行问责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谁
也不愿意承担责任,如此只能使许多官员在工作中追求平淡,工作平庸,不能真正为群众办好事,服好务。如果实行问责制,作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整个工作的运行好坏就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领导责任与职位相结合,就会有利于官员及时反省自己,使其改正错误,纠正缺点,树立一种“守土有责”的意识,从而减少和避免更大的损失,确保自己在任期内努力工作。
第三,问责制的实施有利于提高政府公信力。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对于出现的任何事故都负直接的责任。不出事故便罢,一旦出了就应该奖惩分明,不但要调查事故的原委,更要对责任人进行处罚,这样做就会彰显政府应有的维护公信力的权威。政府的威信和信任靠什么提升和打造,关键是要靠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扎实为民办实事,实行有错必究,有责必问,只有这样,才能在老百姓心中凸现亲民、爱民意识。
二、问责制的发展趋势
从非典危机中卫生部和北京市的主要负责官员被免职,到吉林化工厂爆炸与松花江污染事件中,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已经可以看到,行政首长的问责制度,早已在中央层面启动。这种以追究责任实行问责制的形成彰显了政治文明的进步,充分体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深刻内涵。从中央到地方,这种以问责制为
主要内容追究负责人的责任具有明显的发展趋势。
一是问责方式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的转变。以前,某地发生事故和案件后,责任追究往往以权力问责方式进行,追究责任的依据主要根据上级领导的意图进行,随意性比较大,追究直接负责任的多,追究领导层间接责任的少,对一把手追究责任的就更少,不少人充当了替罪羊。作为逐步完善的问责制,追究责任更多的是要依据事实和政策规定来进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作为责任追究的主要依据,在工作中问责制是逐步向法制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并不断在实践中完善和健全。
二是问责方式由“有责”官员向“无为”官员发展。问责制在新时期赋予了新的内容,就当前公布的实施责任追究的例子来看,除了在工作中因工作失职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受到责任追究外,那些碌碌无为,饱食终日,无所作为的太平官同样也被罢官免职。比如当前我们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立项实施的各项专项效能监察工作就是对那些“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领导干部施加压力,强化追究“不作为”官员的职责,也就进一步对领导干部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高的标准。
问责追究制的实施充分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严格遵循了“有权必有责”的制衡原则,进一步推动了重视民意,强化责任的官场规则。过去,出了重大责任事故往往无人承担责任,负有直接责任的领导只向上级做深刻的自我检查就可以顺利过关,随着社会的进步,舆论监督的加强,问责制的逐步实施,它将充分体现政府的权力源自于人民,政府授权于官员,官员既对政府负责,更必须对人民负责,它必须进一步打破那种只对上不对下,位高权重责任轻的官场潜规则,事实证明,那种出了问题无人承担责任的局面将会宣告结束。
三、问责制实际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国家还未统一制定的问责法规,因此在有些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一是体系亟待完善。目前由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的法规、条例比较多,有党的条例,也有政府的政策法规,有中央出台的,也有是地方政府制订的。由于各地都是自行制订的,在规定问责的范围,问责的力度都尽不相同,没有统一的问责标准。
二是实际操作有难处。如一些官员盲目决策造成巨大损失,在选拔提拔用人方面存在失察,由于当事人调离了工作岗位,往往对原有责任人难以问责,对现任责任人又不能问责。
三是职责不清和职能交叉问题使得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过程中责任主体难以明确。行政问责制度中重行政问责,轻
法律问责;重内部问责,轻外部问责;重执行问责,轻决策问责;重事故问责,轻日常问责;重应对问责,轻预防问责;重形式问责,轻结果问责等现象还很突出。
四、稳步推进问责制的几项措施
要更加充分地发挥行政问责制的作用,使之有效、实效、高效、长效,逐步走上正常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一要强化问责力度,确定问责标准。在实行责任问责制中,要充分发挥问责对国家的权力运行状况的监督,强化问责力度,提升问责的影响力。明确直接和间接责任人,按照相关规章制度,在问责上要直接说明对什么事追究什么人的责任; 二要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的互动,加强责任政府建设的研究力度;三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如监督法、信息公开法、舆论监督法等,为公民维护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建构起廉价而高效率的救济机制;四要加强信息公开、绩效评价,行政监察与审计,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以及问责救济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为行政问责实施提供充足的制度保障。五要努力塑造社会主义的行政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制意识、民主意识,高效、廉洁的行政意识;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公正行政、清正廉洁、勤奋敬业的行政道德。
行政问责制作为我国干部制度改革和行政体制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强调“权为民所用”的执政理念和权力与责任的不可分离原则,强调越权无效原则和以岗位职责作为约束,考核行政官员之标准的至上性和绝对性。随着行政问责制度的经常化和程序化,它必将有利于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和扩张,实现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力之间的和谐互动,进一步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努力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第四篇: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
◆关键词解释:所谓行政问责制,是指一级政府对现任该级政府负责人、该级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
●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利于整肃吏治,优化国家公务员队伍,造就高素质行政人才长期以来,有些行政官员责任意识淡漠,不谋事、只谋官,只知享受权力,而不知自觉地去履行与权力并重的义务和责任。由此,便出现了“看摊子”、“守位子”,“功劳大家抢、过失人人推”,“宁愿不作为,也要保位子;宁愿不做事,也要保安全”的现象。这些现象在相当范围内存在着,有些地方还很严重。有些地方的制度规章虽说一订再订,但终因其职责不清或考核措施落实不好,也就成了一纸空文或纸上谈兵。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可以实现由以往的以人管人到以制度管人,从无序监督到有序监督,从内部监督到社会监督,从“权力主体”到“责任主体”。问责追究,有利于整肃吏治,谁用的干部谁管理,并负有连带责任;有利于日常管理,优化官员队伍,造就高素质的行政人才,防止权力滥用,将压力与动力、权力与责任、能力与效力有机地统一起来,任其职,就要负其责、尽其力、操其心。
●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利于打破传统为官之道,构建勤政、廉政、优政行政文化理念长时期以来,一些行政官员不仅存在严重的“官本位”的思想,同时也有着“无过便是功”的杂念,因而在实际工作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想法在头脑中根深蒂固。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不仅从体制上体现了制度监督、纪律惩罚的作用,还有利于打破传统的行政官员队伍“能上不能下”的陈规陋习,建立一种更加直接有效的竞争淘汰机制,拓宽行政官员“能下”的渠道。实施行政问责制,就意味着当行政官员,不仅要勤政、廉政,而且还要优政。在坚持“能者上、庸者下”的同时,必须树立新的行政文化理念:为官必须做事,做事必须负责,权力责任对等,奖励处罚并重,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重。胡乱作为的、不肯作为、不愿作为的,同样也要接受问责。
●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塑造为民责任政府在一个强调法治、民主的现代国家,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必须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尽其自己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督、宏观调控的职能,同时又要求所有参与政府管理的行政官员必须具有负责精神行使权力,随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问责,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助并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在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中明确政府及其行政官员应承担的责任,从而提高其依法行政水平,实现政府及其行政官员职能职责的归位、定位和正位,塑造一个守法、守责、守信、守时的当代责任政府。实施行政问责制,可以从源头上对政府及其行政官员的权力、职责进行必要的约束和规定,防止和阻止其滥用、误用公共权力的失职行为。同时,行政问责制还弥补了国家法律上的空白,不仅对行政官员的“乱作为”要问责,对“不作为”和“无作为”的也要问责,这样,势必能够促进行政官员工作作风的转变,提高责任政府的效率。
●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国家法律责任制度,加速行政国际化的进程实施行政问责制,是国际目前比较通用的做法。虽然,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其问责的具体规定和操作方法也都有所不同。但是,在掌管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中有权必有责、违规违
法必追究的这一点上则是共同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利于加速行政国际化的进程,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律责任制度。
行政问责制比责任追究制的含义在外延上更为宽泛。责任追究,是一种过错追究;而行政问责,则不仅仅是过错追究,而且还包括非过错追究。因此,行政问责的指向是:乱作为、作为不力、不作为、无作为。也就是说,行政问责它不仅是指有错、犯法要追究,同时也包括能力低下、推诿扯皮等也要追究。实施行政问责制的重大意义,既在于防患于未然,也在于惩前毖后。惩罚、处分只是行政问责的手段,而防患、预防才是行政问责的目的。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是我们在当今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最好的制度载体。
第五篇: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 服务承诺制 首问责任制 限时办结制
实 施 细 则
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改善局机关服务态度,规范行政行为,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工作效能,增强我局的执行力和公信力,树立统计部门新形象,结合实际,制定本细则。
一、行政问责制
(一)行政问责制适用于绿春县统计局领导班子正副职(以下称行政负责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提交有关上级部门进行问责。
(二)问责坚持实事求是、公正公平和追究责任与促进统计工作相结合的原则,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
(三)问责事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1、违反党纪政纪,不按统计法规履行职责的。
2、工作中独断专行,不作为乱作为,导致决策失误的。
3、滥用手中的职权,不按程序办事,有损部门领导形象的。
4、办事没有时限,故意拖延时间,影响统计服务工作效率的。
5、工作不求进取,没有驾驭工作能力,统计工作难以改-1-
革创新的。
6、不按统计法规统计,欺上瞒下,提供虚假数据误导决策的。
7、领导的服务态度冷漠,受到群众举报或上级有关部门通报批评的。
8、不厉行节约,铺张浪费公共财物,搞所为的攀比享受的。
9、重大决策不按民主集中制原则,逃避有关监督部门和公众监督的。
(四)问责方式
根据被问责情形的情节,损害和影响,单位有权提交上级有关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规定的诫勉谈话、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通报批评、调整工作岗位、停职检查、劝其引咎辞职、建议免职等问责方式和程序进行办理。
(五)免责事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免予问责:
1、因下级机关以及有关工作人员弄虚作假,致使难以作出正确判断,造成未能正确履行职责的。
2、因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内部管理制度未作出具体、详细、明确规定或要求,无法认定责任的。
3、因不可抗拒因素难以履行职责的。
二、服务承诺制
(一)承诺内容
1、各项统计工作的办事依据、条件、程序、标准、办理结果和时限以及办事纪律等一律向社会公开(除依法保密的之外)。
2、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提供统计资料和统计咨询意见(除依法保密的之外),实行统计监督。
3、开展文明办公,提供优质统计服务的措施、标准。
4、充分发挥统计部门的职能作用,认真贯彻执行各项统计政策法规,遵守机关工作纪律,落实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推进依法行政。
5、群众投诉举报的途径、处理时限及违纪违规责任追究的办法。
6、其他需要承诺的事项。
(二)承诺方式
1、利用政务公开栏进行承诺。
2、召开情况通报会,以会议的形式对重大事项进行承诺。
3、利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对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承诺。
4、通过设立咨询电话、印发文件、告示等形式进行承诺。
5、积极推行电子政务,在互联网上进行承诺。
6、利用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其他行之有效的形式进行承诺。
(三)服务态度
1、实行挂牌上岗。工作人员一律实行挂牌上岗,举止得体、文明礼貌、热情接待每一位服务对象。
2、切实履职尽责。工作人员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做到不脱岗、空岗,办事一视同仁,无亲疏远近之别。
3、实行首问负责制。凡首先接到基层,企业和群众的来电、来信、来访的同志,首问负责到底,能解答的即刻解答,能办的事迅速办理,不刁难、不推诿,更不得与服务对象发生争吵;凡涉及其他部门或科室的,立即协调解决,如果一次协调未到位的,负责做好有关工作,约定回复;如果需要交接办理的,做到交接清楚,明确责任;凡不能办到的事耐心做好解释说服工作,做到事事有交待,件件落实。
(四)违诺责任
凡有违反上述承诺内容以及服务态度不好的,情节轻微的,一次给予批评教育,二次给予通报批评,三次给予考核为不称职,同时追究股室负责人的连带责任;对以权谋私、吃拿卡要的,按照党纪政纪有关规定处理。
三、首问责任制
(一)首问责任制适用于我局全体工作人员。
(二)首问责任人是指在本局范围内第一个接待来电、来访、来信、来函或来人(以下简称办事人)询问的工作人员。
(三)实行首问责任制,要求全体工作人员必须熟悉本单位、本股室工作职能职责,有职业道德意识,具有为群众、基层服务的责任感,能自觉加强业务学习、提高业务能力和水平,做到素质高,形象正。
(四)首问责任人的责任和义务
首问责任人根据不同的情况应当承担下列责任和义务:
1、属于首问责任人职责范围内能够解决的,应当及时(在规定办事时限内)办理或一次性告知有关办事程序、要求及所需资料等,热情耐心地解答有关询问。
2、属于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但有关责任人因事不在的,首问责任人应当负责填写《首问责任登记表》,并将登记表及有关事项转交责任人或本部门负责人,责任人应尽快与办事人联系。
3、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首问责任人应尽己所能告知办事人。
4、首问责任人在接待办事人时应文明礼貌、热情服务,使用文明用语,不得敷衍、应付、推诿。
(五)执行首问责任制,对存在问题和违纪的人和事要给予严肃处理。有下列情节者经查属实的,应按照有关行政制度处理:
1、首问责任人未及时为办事人办理拟办的事项,或未一次性告知有关办事程序、要求等,或不解答询问的。
2、首问责任人不填写《首问责任登记表》,未将办事人拟办的事项移交给有关责任人或本部门负责人,延误办理,造成不良影响的。
3、首问责任对不属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事,不尽己所知给予解答和指导的。
四、限时办结制
(一)对下级统计工作部门上报或局领导批转的书面材料,统一送办公室逐一进行登记,指定专人根据有关政策和规定,应在15个工作日内给予办理和答复。需要以单位名义办理和答复的,应在接到函件3个工作日内,报告主要领导和局办公室,能答复的应给予及时答复;不能立即答复的,提交有关股室应在3个工作日内函复或电复。因出差、节假日等原因不能及时答复时,答复期限从正式上班时开始计算。
(二)对上级领导和局领导批办的信访件,负责处理的有关股室,应在规定范围内及时办结;未能及时办结的,应按规定向有关部门或局领导说明原因。
(三)对国家统计局、省统计局、州统计局、县委、县政府、县政协、县纪委和有关部门要求承办的事项并有时限要求的,应按时办结;确有特殊情况未能及时办结的,应按
规定向有关部门和局领导说明原因,并按重新规定的办结时间办结。
(四)行政审批事项应按规定的时间完成,对报审材料完整的,审批股室在15个工作日内必须答复,材料不全的要及时告知申报单位。
(五)不及时履行职责,延误工作,引起群众不满,受到单位和局领导批评的,将视情节进行惩处。
绿春县统计局
二○○八年七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