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学校的变迁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第一篇：乡村学校的变迁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乡村学校的变迁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刘伟

八月四日晚上七点至九点半，我在五教106为三十余位乡村教师作了一次学术讲座。讲座是“2011首期路石乡村教师培训班”的安排之一。培训属于纯粹民间的面向乡村教师的公益行动，刘道玉教育基金会资助并介入了此次培训。

讲座对象头一次是乡村教师，而且是这么多的乡村教师——后来主办者告诉我他们都是小学语文教师，他觉得语文教师在小学阶段是最重要的。他们分别来自广西、贵州、青海、湖北等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小学，年龄从20多岁到50多岁，乡土而淳朴。走进这样的教室，面对如此多的教师——他们从教的时间估计大部分都比我早得多，感觉非常新鲜，但也心中忐忑。我只担心学术化的分析思路和表述方式不符合他们的兴趣，或者对他们而言有理解上的困难。但结果却出乎我的预料，从他们认真听讲的表情和随后的热烈讨论中，我能感受到他们对我所讲的内容有着基本的共鸣，他们那种强烈的求知欲以及寻找教育意义的愿望深深地打动了我。这次交流说明，我们在从事一样的事业。

我讲述的主题是“乡村学校的变迁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从帝制晚期讲到当下，主要是从近代政治转型和现代国家建构的维度，分析乡村学校变迁的深刻根源。在我看来，伴随着中国近代的全面危机和现代政治（政党/国家）的逐步出现，乡村学校从结构到精神都发生着根本性的变迁，这种变迁既受到乡村社会变迁的影响，也从反向上影响到当地的乡村社会。

大致来说，乡村学校的变迁轨迹是：

在组织特征上，从相对分散、多元和民间的教育组织，逐步转变为集中、一元和官办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教育机构。可以说，传统的乡村学校被现代国家全面征用和收编了。

在教师来源上，从在传统文化环境和乡村社会中内生的教书先生（包括科举失败者），逐步转变为经过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国家正规教育机构（特别是师范学校）培训的教师，教师越来越来自于外或受到外部政治世界的强大影响。

在教学内容上，从培养学生识文断子、读书做人、经国济世，逐渐转变为主要向学生传递现代科学知识和政治社会常识；教学内容同时也从与乡村社会的生活、伦理和秩序紧密相关，逐渐转变为部分脱离（甚至是主要脱离）于乡村社会本身的所谓普遍性知识和全国性文化。

在学校和教师的精气神方面，从原来的平静、从容、自信、有意义感，逐渐转变为工具化、功利化和充满一定的焦虑感，发展到现在，应试教育扭曲了教育本来的意义，学校和教师的精气神存在一定缺失。

而从学校和教师在乡村社会中的位置看，也有一个从得到尊崇到日渐平常化的演变趋势。在我的印象中，20世纪八十年代的乡村学校，可以说是乡村社会整体向上的一个标杆，乡村教师更是得到村民们的普遍尊重。

接下来我分析道：

乡村学校的这种演变，其后果是多方面的，但现有的讨论较少关注到其对乡村社会本身的影响。我认为，乡村学校因为现代政治的介入日深，越来越深地受到外部世界和政治国家的裹胁和渗透，从而逐步脱离了乡村社会，甚至成为一个外在于乡村社会的国家在场的象征。乡村社会自身的传统和地方性知识在乡村学校中越来越找不到位置，乡村社会的传统知识、信仰和文化越来越难以自持，更不说自信了。乡村社会的道德和秩序维系也逐渐失去了一个环节——传统时代的乡村学校是乡村社会道德传递的管道，乡村社会的意义系统由此出现一定的紊乱和迷失。而乡村精英更是在此过程中发生裂变，从原来面向乡村社会的文化精

英（每个乡村虽然也有考科举出去作官的，但毕竟是少数）主导乡村社会，转变为政治精英主导乡村社会，直到现代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或二者的结合体主导乡村社会，因为文化权威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正在下降，乡村社会的面貌和气质由此巨变。

需要反思的问题有不少：

首先，虽然乡村学校的现代化和国家化似乎难以避免，但单向的现代化和国家化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内生于乡村社会的教育旨趣被完全抑制或边缘化。能否适当增加一些地方性和乡土性的教育内容甚至是教育理念，对于中国的乡村社会乃至整个国家而言都需要重新思考。比如，在我们的语文课本中，还有多少文章是真正描述和分析乡村社会和乡土价值的？

其次，乡村学校的危机，不仅仅来自其面向外部世界（特别是城市社会）、面向国家而引发的相关问题，也不仅仅来自乡村社会自身变化带来的诸多冲击，更在于乡村学校作为教育空间，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系统的迷失或缺失。

再次，乡村学校作为基础教育的机构，到底是以培养“人才”为最终目标，还是回到教育的本意上即培养人之为人的品质和德性，同时传授现代科学知识和政治知识？在这方面，传统时代的乡村学校的作法及其道理，是不是也值得我们在今天重新加以思考？

最后，从乡村社会的维持和发展的角度，以及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乡村学校是不是应该多元化？为什么不能允许一些地方兴办私学，讲授当地的传统文化？为什么不能让老师多元化，吸收当地（没有教师资格的）传统文化精英给学生上课？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打开思维和行动的空间。

当然，在具体的讲述过程中，我并没有这样的学术化。在结合乡村学校的实际情况和我个人的一些经历来分析时，教师们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因为没有对乡村学校作过多少深入系统的调查，我只能基于部分阅读过的历史资料、学术著作和报告文学来适当总结穿插，主要还是尝试提供一个思考的新角度，并从历史和政治上作出比较粗线条的分析。从学术上要求，我所作的判断可能存在风险，还需要根据材料作进一步的确证。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他们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城镇化对乡村学校的冲击，乡村教师地位的下降，学校合并导致小学生上学遥远，乡村应试教育对小孩的损害——一位老师甚至直截了当地问高考能不能取消，等等。他们结合自身经验的看法，与我上面粗略的分析正好可以互相呼应。只要平心静气地思考我们的乡村教育和乡村社会，我们都能看到大致相同的问题。问题是，这些问题怎样才能得到解决？他们中间有无奈的，也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更有乐观践行的。我想，有实践者的努力和思考，有公益机构的介入和启发，至少增加了乡村教育逐步改观的一丝光亮。虽然说形势比人强，目前的社会氛围和政治框架让教师难以完全自主，但只要有一部分人在坚持，乡村教育终究是有希望的。而作为乡村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乡村学校，也可以呈现出更加多元的面貌！

作者简介：刘伟，是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教师。

第二篇：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变迁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变迁

谭翊飞

在对中国经济最乐观的论调中，城镇化始终是个支撑点。十一假期，回到农村，便可以顺路探寻城镇化未来可能的增长空间、前景和问题。

我的老家位于赣北农村，从广义上属于鄱阳湖平原，但老家村子所在地并非平原，而是丘陵地带，三山六水一分田是当地的口头禅。这里也是典型的中部小农经济景象。这些年来，每次返乡都有许多对于乡村的思考，却未一一记录。下面以微博体来记录这次所见所闻：

1，在我回村的路上，我竟然看到了一台小型收割机，自动割禾、脱粒，我非常好奇。去台湾时，我反复向台湾的农民描述家乡是如何收割水稻，对方却不能理解，因为他们早已实现了机械化。而在这里，人均不足8分地，整块土地平均大小不到1亩的丘陵地带，竟然也开始实现了机械化耕种。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回到家里，我细细打听才知，原来不少人家已经开始雇佣收割机进行收割，一亩地90元，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小时候的印象，收割水稻是最辛苦的日子，被称之为“双抢（抢收抢种）”，学校会专门放农忙假，我们戏称为“流氓假”。我作了一个简单的计算：依靠过去的方式，完成一亩田水稻的收割、脱粒和运送回家，需要3个劳动力2天时间完成全部工作，而且非常辛苦。因此，过去有钱人家双抢期间会雇佣劳力帮忙收割。

而现在，90元就可以买到相当于三个劳动力两天的服务，以现在每日劳动力日工资100元计算，相当于600元的人力费用。由此看来，农村将有更多劳动力被机械所替代。后来，我向一个承包了100亩地的初中同学请教，他告诉我，他自己有一台收割机就可以满足100亩地的收割任务，不用另外请工人。国产的收割机只需要三四万元一台，进口的要十几万。我想，如果这种机械得以推广，未来农村需要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不可想象，估计整个村庄只需要几个农户就可以了。我问那个初中同学，种田政府提供什么帮助、有什么风险，他称，除了保护价、种田补贴外，政府并无特别针对种粮大户的帮助，他最担心的是水灾。去年过年，我曾听说过这个同学种田的故事，村里人也对他采用的强光灭虫法饶有兴致。他完全依靠种田和养殖的收入，买了一辆小汽车。这或许是未来农民的样本。再靠一亩三分地的小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致富，更不可能让年轻人留在土地上。

但是，要实现机械化耕作最大的难题在于土地的平整，只有土地能大块平整，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效应也才能产生。我听说，在我老家附近的一个乡，国家已经投资进行了农田平整工程。可这是个失败工程，因为平整不达标，产生了纠纷。不过，我好奇的不仅仅是土地平整，而是平整之前土地的产权是如何整合的。

对于广阔的中国农村来说，在东北、河南、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实现农业机械化并不奇怪，可如果这个趋势已经发展到了中部的小农生产地区，那么意味着中国非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生产形势可能面临大的改观。

未来的农业生产制度设计，如何顺应而又不急躁地推进新技术，这是个难题。如果土地的交易制度设计得过于便利交易，可能导致非常多的社会矛盾。但是，如果过于阻碍交易，可能延缓本应推进的新技术。而农业生产技术改进，必然会对城镇化进程和速度带来直接影响。

2，农村公共工程的腐败触目惊心。农业税免除之后，无论是村级，还是乡镇或县域的公共治理，都无任何进展。因此，虽然农民个人的住房卫生、居住条件都有较大改善，但是公共领域的卫生、环境、公共工程几无任何改善。政府层面的腐败体现在公共工程建设。从县城到乡、村的柏油马路，才修了几年时间，现在已坑坑洼洼，这条乡村公路几乎没有什么货车运行，也不是什么交通要道。如此严重的质量问题，只能说明这是豆腐渣工程。在我们村还出现农网改造的高压线路工程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导致附近整个工程段重修。

在村级层面。村内曾要求每户缴纳390元安装自来水，可是水管入户了，水还没用几天，水却出不来，原因是劣质水管在冬天都爆了。村民纷纷要求退钱，可是没人理会。我曾一度拍照留取了村账的凭据，并且通过省水利系统的一位人大代表进行督促，村里人却通过我的亲戚找到我，让我不要插手此事。考虑到家人尚在村中居住，我也未进一步跟进。

各种腐败公共工程的产生，因为这些工程大多数仅仅对上负责，也未向村民收取费用，因此村民只叹息而无动力去监督。相比于苛政猛于虎的上世纪90年代末，大多数村民还是觉得现在政府不错。至于腐败工程，反正浪费的也是国家的钱。

此外，另一重豆腐渣工程可能更令人担忧。我曾去云南地震灾区采访，一些花园小区的业主拉我去看他们的房子，才入住一个月，二层以上的房子全部移位数公分，主承重梁柱交接点水泥脱落，钢筋外露。

近年来，县城的房地产业亦如火如荼，外表美观时尚的房屋耗费了许多人一辈子的积蓄，可是如果真有类似地震灾难，哪个房屋可以达到当地地震烈度标准的设计？

农村休养生息，富裕起来的农民个人生活条件都有改善，可是基层治理的缺失导致所有公共领域的失败，村庄规划缺失、环保观念淡薄、建筑错乱，这些影响长远，却无人能管。我所在的村子，保留了许多清末风格的江南瓦房，早年的照片仍可显现像云南丽江般的景致，可现在面貌全无。而今，村子不少空置破败的房屋，但是村子的边界已大幅扩展，许多人占用了基本农田建房，虽然按照政策不允许。这导致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可能也是土地买卖和租赁交易不活跃所致。

3，在家期间，我两次去了县城，道路比早年好，但是交通成本昂贵且不便，一趟班车要等上个小时才凑满一车人出发，而且下午早早地收班，16公里的公共汽车收费6元。一位从景德镇来的客人与售票员吵了起来，说本地就是坑人，这么点路程竟然这么贵。

我的分析是，一是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入县城之后，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导致农村公共运输的规模效应降低，于是剩余的农村生活人口出行更加不便。二是部分农村的生意人或城里人已经购买了自己的运输工具，如货车、小汽车或摩托车，这进一步挤压公共运输的需求量。三是汽油、人力等成本上涨导致了价格上涨。

我未专门调查农产品运输的物流成本，下乡收棉花的一般有自己的货车。未来，农村人口如果进一步下降，这一趋势还会加剧，对于偏远地区的公共服务，政府应当采取补贴政策，对乘车人或者运输企业（个体户）进行补贴，以保障基本公共需求。

4，农村野外的生态环境有较大改善。小时候，去村后面的山上砍柴，还要担心被人家发现，因为柴草是宝贵的燃料，每个生产小队有固定的区域，有些人为了砍到好的柴草，炎炎夏日的中午去其他生产小队的山上偷柴，这被认为是严重的偷窃行为，如果偷砍树木则更为严重。

而今，山林已分到户，柴火已不再是宝贵的东西。过去光秃秃的山，现在已经绿油油，这并不是分林到户的结果，而是农村主要燃料的改变。煤和燃气的使用替代了柴草，虽然还有不少依靠柴火为主，但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导致需求减少。现在，村民们最担心的问题不是柴草，而是野兽出没，把庄稼给吃了、毁了。多年不见的野猪越来越多，花生地、红薯地到处是它们的踪迹。还有其他各种野禽。去年年前，村里有个猎人打了野猪，可漫山遍野却找不到，最后听说邻村的人发现了一头被打的野猪。最近，我们村有个人放的火药被野猪吃了，炸死了一头野猪，最近野猪吃庄稼的事少了一些。

但是，农村的生活垃圾、村区的环境没有什么改变。而且农药的污染，仍没有得到任何遏制。

5，县城建设如火如荼。这次回家，一个初中同学结婚，顺便同学聚会，去了鄱阳湖边上的南山上游玩。这座山上有一首苏东坡的诗句，诗句里有两个字就是现在县城的名字。

站在南山上登高远望，县城已远非前几年的样子。老城区只占整个县城的一小部分，过去几任将县城往反着鄱阳湖的方向发展，陆续盖起了一排排政府大楼：一个局一栋。然后，汽车站也再三东边搬到西边，西边又搬回东边。现在，这边已经发展起来，商城也有一些人气。然后，这几年，又开始建设鄱阳湖边，县中已经盖了一排排红色的楼房，新楼边上还建了一个球状建筑，据说是体育馆。在南山脚下，以苏东坡诗句中的四个字，盖了几个仿古建筑，依山旁水，大概是未来达官贵人的静谧幽会之所。

县城附近还建设了宁波工业园区，但我未前往考察。据说主要是一些裁缝厂。因为县城地处鄱阳湖边，交通不便，前几年才通高速，至今未通火车。县城近年来的建设，据说近年是因为获得了环鄱阳湖经济圈的国家投资，但是无论如何，估计地方的投入不少，过去盖楼堂管所的债务消化了吗？仅仅依靠卖地能支撑这么高速的建设吗？ 地方债务是个抽象的话题，但只要到每一个县城去走一走就再具体不过了。未来，这些基建还能持续多久？负债几何？未来怎么办？这可能是县级政府迟早要面对的大问题。

6，如果说城镇化是拉动中国经济的引擎，那么城市的房地产则是引擎中的核心部件。可是，县城的房地产前景几何呢？以我所在的村子来看，稍微有些钱的外出打工者已经颇具眼光地在前几年投资房产，起初是被迫在城市租房，让下一代获得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后来，越来越多的主动买房，甚至有些买了二手房转手获利巨大，卖掉后再买新房。

只要有人接手，再贵都不是问题。小县城的平均工资只有1000多元，房地产的每平米最高价格却达到4000多元，而平均价格也要3000多元。初中同学聚会，不少人也聊到房子，他们大多在当地或附近城市做一些生意，算是同学中“混”得不错的一群，大多已经购房。

我个人的判断是，80后及更早一批农民工的住房“刚需”其实大多已经解决，剩余的是有需求没有购买能力的人群，而90后人群则属于完全飘荡在城市的一代，无心为房子苦心工作，也无购买力，或部分90后的父辈已经实现了进城购房的梦想。因此，指望城镇化提供中国经济未来20年高速发生的内生动力说法相当不足。

除非人为再次创造激烈的城市化，即土地兼并。否则城镇化拉动经济增长潜力有限。而且，真正的需求是（无论是乡村，还是城镇）公共设施的改善，这些改善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并非一日之功，冒进反而问题更多。急速土地兼并是大忌，将导致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并最终影响经济增长。目前，县城的物价已经高企，超市里不少商品的价格和大城市不相上下。未来，不仅仅是北上广存在挤出效应，小县城也是如此。年岁稍长的进城农民可能重新返回乡村生活。

7，下一步要思考的问题是，除了公共设施（硬件）的改善之外，农村的最大需求是什么？如果抛开尚在大城市打拼的农民工而言，农村未来的主要生活需求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人为中心的需求，即健康、养老、环境、医疗、文化等等；

另一方面是制度需求，即公平、高效的基层治理，对乡村、城镇进行良好的规划、土地管理、环境管理等等。这种治理一定是参与式，行政主导的必定会产生严重问题，而如何将已垂死的自治制度和整个国家行政体系对接，是个考验。台湾的经验值得借鉴。但发育乡村社会、重构民主的县域治理机制是当务之急。

对城市居民而言，这些需求尚未满足，对农民更是如此。而且，因为农村地域广阔、生产水平低下，因此要实现规模化运作并不容易。一些公共需求必须依赖于政府补贴或其他方式的帮助，才能维持基本的运转。但在一些领域，私人服务应仍有相当的前景，需要的是政策放开、提供优惠的税费条件、土地政策，并进行公正且严格的监管。

政府之手，如何帮助市场运作，却又不干预市场，这是关键。

当然，并非说上述需求就立马会成为现实的主要需求。目前，近年来重新进行住房改造的仍然是小部分的先富农民，大部分仍住在老房子里，对这部分人而言，更好的住房条件仍然是主要的需求，建材、家居市场仍有相当的发展空间。

此外，生产方式的变革，也会带来农业机械的新需求。

第三篇：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变迁

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变迁

李莉 卢福营

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变迁过程，获得了众多值得一提的成功经验，也积累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深刻教训。回顾与分析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变迁过程，对于推动我国乡村治理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面向现代：乡村治理变迁的轨迹

关于当代中国的时间界分，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本文所考察的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变迁主要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中国乡村治理。从总体上讲，这一段时期的中国乡村治理明显呈现出向现代治理转变的轨迹。主要表现为：

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改革以前，国家在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建构的乡村治理实质上是一种一元治理模式。在土地改革时期，乡村基层公共权力集中于农民协会;合作化时期主要集中于党领导下的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在人民公社体制下，高度集中于党政不分、政社合一的公社组织;“文化大革命”期间则集中 于公社和大队革命委员会。单一的治理主体统揽政治、经济、社会事务，其重要弊端就是容易导致乡村治理的专权，扼杀农民群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突破这种一元治理模式的改革始于1983年的政社分开、撤社建乡。随后，又先后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和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制度。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农村新兴民间组 织逐渐涌现，①并得到政府的承认。特别是老年人协会、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社等对农村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由此，建构了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等多个组织有机统一的乡村基层公共权力组织体系，形成了多个治理主体良性互动的多元治理模式。

从集权管治到分权民主。一元治理模式势必导致乡村治理的高度集权，并且最终导致领导者个人的高度集权。改革以后，特别是实行农业家庭承包经营和 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乡村治理逐渐开始分权。主要表现在：(1)党政组织向经济组织和农民分权。首先，政社分开，政府下放经济管理权给经济组织。其次，家庭承包经营，把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权下放给农户和农民个人。再次，集体企业改制，通过出卖、租赁、股份化、承包等多种形式的改制，绝大多数乡镇集体企业转变了经营方式，甚至改变了经济性质，促进了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

(2)国家向社会分权。村民自治的推行，是国家向社会放权的重要方式。它是继家庭承包经营下放 经济权力后，国家向农民下放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权力，由农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随着新兴民间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国家又逐渐将部分社会管理的权限分离出来，下放给特定的农村民间组织。比如，农村老年人协会、计生协会等。

从人治到法治。沿袭数千年的人治传统对中国特别是农村和农民的影响极其深刻。在改革以前的乡村治理实际运作过程中，出现了种种一言堂、“大民 主”、主观随意、个人专断、官僚主义、家长制作风等违背民主、法治的现象，呈现出典型的人治特征。改革以后，“依法治国”、“依制治村”得到强调，一系列关于乡村治理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相继出台，尤其是农村民主建设和村民自治发展逐步纳入了法治化、制度化轨道。各级地方党政部门还结合本地实际，做出了不少创 新和探索。比如，浙江省的一些地方政府和农民群众在乡村治理规范化、制度化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地方性创新。比如：武义县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新昌县的 “村务公约”(乡村典章)、嵊州市的“八郑规程”、天台县的“民主决策五步法”、柯城区的“两监督一赔偿制度”等，成为浙江乡村治理地方创新的一大特色。②国家建构：乡村治理变迁中的政府主导性

从特定意义上说，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变迁过程，始终贯穿着政府的领导和主动推动，是一个政府主导的过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集中的国家中，政府在农村社会变迁过

程中往往居于主导地位，这集中表现在：

供给乡村治理及其创新的制度。任何一个时期的乡村治理均以一定的制度为依据，任何一场乡村治理的创新和变革同样也需要有一定的制度根据。这些制度都是由政府建构的。具体地说，乡村治理及其创新的制度供给者，或者说建制主体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党组织、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变迁的制度依据，首先来自全国性的制度安排，然后是地方政府的法规和政策，由此形成两个层级的乡村治理及其创新制度的基本架构

领导乡村治理变革过程。任何一场重大的乡村治理变革行动，均需要有一个领导核心和组织力量。从土地改革和农会建设到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化运 动，甚至于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直至最终实行农村改革，推行家庭承包经营和村民自治，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无一不是在有关政府部门及其领导人的 发动和领导下展开的。在各地的乡村治理变迁过程中，地方政府始终扮演着领导者的重要角色，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动员力和控制力。组织和推动乡村治理的变迁。乡村治理的变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改造工程，难免会遇到风险、困难、挑战、波折，甚至出现重大失误，因而需要一个强有力组织的推动。各地的乡村治理创新和变迁都与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密切相关。即使是由农民和村级组织自发组织的乡村治理创新工作，也需要政府的支持、总结和推 广。政府在乡村治理制度创新和变革中具有相应的强制优势、组织优势和效率优势。“在自发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正式的制度变迁中，往往也需要用政府的行动来促 进变迁过程。”③

尊重农民：乡村治理变迁的关键

历史发展表明，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变迁是在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中逐步推进的。乡村治理变迁既是一个国家建构和政府主导的过程，也是一个群众参与和 创造的过程。农民的自主行为推动着乡村治理制度的创新，④农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是乡村治理变迁的重要动力，农民群众的抗争则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乡村治 理的变迁过程。实践一再证明，尊重农民的意愿和自主性，是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变迁的关键。

乡村治理的变革必须尊重农民意愿，获得农民群众的认同与支持。历史经验表明，政府的超强控制有可能损害农村基层社会最基本的活力。在政府超强控制下，当政府的决策脱离了乡村社会实际，损害了农民利益时，尽管乡村治理变革得不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无力的农民也只能无奈地接受变革，并理性地选择“生产力暴动”、“闹退社”、“投机倒把”之类自主行为，以表达不满、表示抵制。如此，有可能导致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断裂”，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受到损害，乡村治理变迁遭遇阻碍。反之，当政府的变革决策和行为与农村社会实际相适应，符合农民意愿和利益要求时，乡村治理变革往往会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比如：土地改革、家庭承包经营、村民自治等社会变革，正是与农民群众的意愿相合，代表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从而获得了农民群众的广泛认同与空前支持，实现了政 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

乡村治理变革需要尊重农民的自主性，充分发挥民间创造力。农民是具有自主性和创新性的积极行动者，民间力量是推动农村制度创新和乡村治理变迁的重要主体。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家庭承包、乡镇企业崛起、村民自治等一系列农民创举，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治理乃至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变革。研究表明，农民的自主行为建构了问题意识，使乡村治理制度变迁具有更加客观的信息与背景，进而引发政府的自觉推动，给予政府换一种方式行事的启示与压力，促进政府改变制度选择，重新界定，或者放弃、修改原来的制度安排。同时，它以体制外的新生力量对制度变迁形成重要的结构性影响，并通过自身的绩效改变政府的认知与行为取向，助推民间创新实践上升为国家实践并发展成制度体系。⑤1949年以来的历史表明，农民的一系列自主行为程度不同地影响、改变着国家的制度选 择，推动着乡村治理制度变迁。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的自主行为是一种“创新性越轨”，这种“越轨”带来了制度创新的积极意义和行动结果。它诱致制度创新和 社会变迁，是一种“诱变性行

为”。

可见，乡村治理的变革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推动，更需要尊重农民群众的自主性、尊重农民的创造实践，充分发挥民间的创新活力。理性的政府不应当过度压制农民和农村的自主性，而要适时地总结农民日常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好做法、好经验，科学地对待农民的自主性行为，及时发现隐藏其中的创新因子。把群众制度创新与政府制度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以民意为基础的互动型制度创新机制，促进乡村治理的有序变迁。

注释

①参见陈吉元，陈家骥，杨勋主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第647～649页。

②参见卢福营等：《当代浙江乡村治理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74～198页。

③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84页。

④⑤参见应小丽：“农民自主行为与制度创新”，《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2期。

第四篇：对《乡村学校课堂教学》的一点感悟

对

乡

村 学 校 课 堂 教 学 的 一 点 感 悟

对乡村学校课堂教学的一点感悟

摘要：新课改倡导课堂是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主阵地。培养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旨在突出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从而构建开放而又有活力的课堂。关键词: 新课改

素质教育

教与学

随着新课程改革不断推进，在县教育局有关精神的指引下，在县教研室的指导下，我县的大部分学校积极推行“学导为主，讲练结合”的课堂教学模式，彻底改变原有的教师“满堂灌”的授课模式。新课程强调学生自主学习、同伴合作、自我评价，自我提升。要求教师改变教学方法，把原有主体传授变为专业引领和总结提升。但是通过在安墩任教一年的情况发现新课程教学在乡村学校的实施还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实际问题，现就对《乡村学校课堂教学》的一点感悟和大家一起研究。

乡村学校的教师普遍因个人发展等原因而不怎么重视教学素质的提升，因而各种新型的教学方法掌握不足，大部分教师还是采取整堂灌的方式教学，大部分学生还是沉默式地听话坐在那里，哑口无言、鸦雀无声，大眼盯小眼，课堂自然也就成为了老师的独角欢，无形中又助长了填鸭式教学方式。

多媒体应用能力已经成为了教师的最基本的能力之一，地位可见非常重要。而乡村学校的教师大部分是40-60岁之间的老教师，课件操作能力和制作能力比青年教师差很大一块。比如网上的课件无处查找，课件如何修改等，现下课程很多答案需要教师大量查阅电脑，而

那些上了年龄的老教师只能望“脑”兴叹了。当然还有包括应用展示台的能力，这大大影响了课堂教学的多样化和实效性。更不用说教学生电脑了。而新课程教学处处要求学生有自己查找资料的能力，就算是一年级也经常需要查阅相关的课外资料，加上农村家庭因为经济原因，家中大部分是没有电脑的，因而上网查资料能力的缺失，给教学带了很大的不便，课前预习就难上加难了，平时作业也存在很大的问题。

课堂上教师的评价对学生很重要。教师的肯定对学生的成长起积极的推动作用，运用恰当得体的激励性评价，就会使学生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增添活力。农村学校相当一部分教师，课堂教学中就忽视了对学生的激励性评价，仍然是“穿新鞋走老路”的教学模式。对学生的积极回答反应冷淡，学生回答问题正确，老师不予以激励性的评价，长此以往，学生反应也就淡了。加上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素质上偏低，导致学习成绩往往不是很理想，主动学习的想法几乎没有，都是家长要我读书，教师硬要我来读书。

虽然新教改努力推行素质教育，但应试教育还是牢牢占据着位置不放，学校还是通过成绩考核教师，而教师不得不把成绩放在第一位。因而重基础知识的传授，而不自觉得轻视了学生各方面素质和能力的发展。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习惯、以探究——研讨及合作交流的学习方式引导和训练不够，在课堂教学中，我们的老师没有指导学生如何开展小组讨论进行自主学习，教学方式仍然古板，学生缺少从丰富多彩的课堂形式中得到发展的机会。

那么，在新兴的自主参与式教学下，如何提高乡村学校课堂教学响应率呢？首先让尽量多的教师接受新课程改革的理念，从自己的课堂做起，多参加各种新理念的培训和学习，只有这样才能跟的上时代的变化。要么就是让城市中新理念丰富的师范学校给我们接成对子进行帮扶，这样或许会来得快些！其次在课堂教学中，根据教学内容，多创设故事情境,动手操作情境,游戏情境等,把学生引到情境中来,使学生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从而动脑筋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要使学生能主动参与探究新知的活动中去，教师要努力为学生主动参与创造条件，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学习，大胆放手让学生积极参与，最大限度地在时间、空间上给学生自主学习的机会。最后营造和谐氛围，而尊重是营造和谐氛围的基础，教师尊重学生，学生也会尊重并喜欢教师，进而喜欢教师所教的学科。正所谓“亲其师，信其道”，这样可以很好地融洽师生关系，激发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学生在和谐的课堂中，和谐的教育下，才能获得全面的发展。只有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主动去获取知识，自觉地训练技能，才可能提高学生课堂响应率，课堂才会有实效。

总之，学生是发展中的主体。我们要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能动性，积极培养学生的学习主人翁精神，把“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我们要克服因个人发展前景原因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要克服应试教育带来的重重压力，放开自我心灵，转变教学观念，丰富教学手段，不断充电，武装自己的头脑，让自己不仅接受教育，而且参与教育过程；他们不仅被塑造，而且能意识到自己也在塑造自已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合作者、促进者，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促进学生、学校的共同发展。让我们在自己独特的岗位上绽放自己的光芒！

第五篇：乡村学校少年宫

乡村学校少年宫

1、乡村学校少年宫的概念

乡村学校少年宫是指依托农村中小学现有场地、教室和设施，进行修缮并配备必要的设备器材，依靠教师和志愿者进行管理，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组织开展普及性课外活动的公益性活动场所。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为农村未成年人开展实践活动、提高综合素质创造条件，是改善农村未成年人课外活动场所薄弱状况的重要举措，是加强新形势下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基础性、长期性工程。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建设使用要坚持三个原则：

一是公益性原则。免费为未成年人提供文化服务，组织道德实践活动，不开展任何赢利性的经营活动，不开办收费特长班、培训班，坚决避免成为应试教育的第二课堂。

二是普及性原则。对未成年人普遍进行兴趣爱好和基本技能的培养，结合民族优秀文化和地域文化形成特色。

三是资源整合原则。充分利用学校现有资源、周边公共设施和社会各界力量，实现资源整合，切实服务农村未成年人。

2、乡村学校少年宫的主要特点 “覆盖广、花钱少、抓得住”，这是乡村学校少年宫的主要特点，也是实际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过程中的基本思路和工作要领。

一是“覆盖广”，即场所布局与学校合二为一，做到哪里有学校，哪里就有活动场所，农村孩子们都可以就地、就近、就便参加课外活动。

二是“花钱少”，即充分依托农村学校现有资源，通过修缮、改造、置换、共享等办法，闲置利用、一室多用，教室就是活动室，操场就是活动场，课桌就是活动台，不另起炉灶、不重新建设。同时，善于调动和运用社会力量支持，在设施、技术、人才等方面提供帮助。不仅建设花钱少，运行花钱也少，符合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办的成、做得到。三是“抓得住”，及工作项目抓得住、服务对象抓得住、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抓得住。工作项目抓得住，主要指乡村学校少年宫依托学校进行建设、实行学校管理体制，由校长兼任主任，学校老师兼任辅导员和管理人员，“一师两用、一表双用”，实行课外活动制度化管理，有阵地、师资保证，能够确保组织到位、长期开展。服务对象抓得住，主要指乡村学校少年宫面向本校和周边学校学生开展活动，工作对象集中，能够吸引未成年人主动参与，有效解决农村未成年人放学后、节假日无处可去、无事可干的问题，使农村未成年人的课外时间由分散状态转变为有组织状态，为我们进行正面教育引导提供有力抓手。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抓得住，主要指通过抓乡村学校少年宫这个载体，能够努力改善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基础条件，壮大农村未成年人工作队伍，丰富农村未成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切实加强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管理，推动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不断深入。

3、乡村学校少年宫的活动内容和功能定位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活动内容包括三类：

一是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娱乐活动，以乐促智。要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因地制宜，广泛开展未成年人喜闻乐见、乐于参与的歌咏、乐器、舞蹈、绘画等艺术活动，球类、棋艺、跳绳等体育活动，以及滚铁环、猜灯谜、放风筝、舞龙灯等乡土文化特色活动，使文体娱乐活动成为乡村学校少年宫最普遍开展、最基本的活动形式，让农村中小学生放学后有地方去、有场所玩，在健康快乐的活动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二是开展力所能及的技能培训活动，以技促能。要立足于师资、场地、设施等条件，开展科技、手工、乐器、书画、礼仪等项目，提高农村未成年人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根据地域文化和学校特色，将陶艺、编织、剪纸、民乐等民间手工艺及传统文化活动引进来，让广大农村未成年人在学习民族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动手动脑、掌握技能。结合活动项目设置，积极组织各类兴趣小组和学生社团，推动少年宫技能培训和科技、文艺活动的开展，促进农村未成年人基础能力、基本技能的培养，发挥发展特长，为他们将来成长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三是开展内容鲜活的经典诵读活动，以读养德。要充分运用中华经典和红色经典这一优质思想道德教育资源，以乡村学校少年宫为阵地，广泛开展经典诵读活动。要把经典诵读同学习当代道德模范结合起来，贯通古今，古为今用，增强经典诵读的时代感。结合“我们的节日”活动，开展经典诵读展示、汇演等活动，引导未成年人在诵读的基础上理解经典内涵，提高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配合学校德育工作，深入开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活动，开展生命安全、环境保护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乡村学校少年宫要发挥三方面功能：

一是农村末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阵地。要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广泛深入开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活动，引导学生在家庭孝敬父母，在学校尊敬师长，在社会奉献他人，树立正确理想信念，培养高尚道德品质。

二是农村未成年人的文体活动平台。所开展的各种课外活动要富有情趣，要怡情益智，能够开阔孩子们的视野，增长见识，丰富想象力，开发潜能，要尊重孩子们的愿望，适应孩子们健康成长的需要。

三是农村未成年人的社会实践基地。要组织农村孩子们在乡村学校少年宫践行应知应会，学习劳动技能，使他们在直接体验中感受快乐，在亲身实践中提高能力，在潜移默化中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