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事业单位改革之探讨
事业单位改革之探讨
时下,事业单位改革像似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有各的招数,各有各的行道,显得有些不规范。笔者寻思着,认为事业单位改革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机构改革。事业单位机构改革首先要做好事业单位分类工作,所谓分类就是按事业单位的功能和属性分为三大类,即行政授权或者委托类、社会公益类、中介服务类和生产经营类。
行政授权或者委托类事业单位的机构改革,重点是对所承担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职能进行清理和认定,理清政事职能,将应由行政机关承担的管理职能交回行政机关,必须由事业单位承担的管理职能要明确行政依据,规范行政行为,调整机构设置,精简人员编制,规范经费渠道。对行政管理型事业单位中承担行政机关延伸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进行清理整顿,行政职能须收回机关的,要收回行政机关,对已经没有职能的机构要撤销,人员编制收回,对清理后确定保留的单位,要重新明确职责任务,人员编制进行最大限度的核减,人员经费由财政全部补助;对既承担行政管理职能又承担行政执法职能的事业单位,要将其承担的两种职能分开,行政管理职能应交回行政机关的要交回,此类单
位按照行政执法型事业单位进行管理,并重新明确执法依据,核定人员编制,行政管理职能需要保留且该单位以管理职能为主的,要将执法职能分离出去,交由有关单位承担,此类单位按照行政管理型事业单位进行管理;对既承担行政管理职能又承担公益性服务职能的事业单位,要将行政管理职能与公益性职能分离,将行政管理职能交回机关,此类单位列入公益类事业单位进行管理,根据分离后所承担的公益性职能和工作任务量,按照精简的原则对人员编制进行重新核定;对行政执法型事业单位,要规范执法依据,严格执法程序,整合执法队伍,提高执法水平,理顺经费渠道,参照公务员管理。
社会公益类事业单位的机构改革,重点是根据国民经济和事业发展的要求,调整结构布局,优化资源配置,实行举办主体,投资主体多元化,鼓励和支持一部分单位利用设施和资源等优势,面向市场和社会开展有偿服务,减轻财政负担。对纯公益型事业单位,要根据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进行结构调整,合理布局,其经费由财政全部补助,其中对承担义务教育的普通中小学,要重点解决布局结构不合理问题,要对规模偏小的学校进行调整、撤并,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整体办学规模和效益;对职业教育和中等专业学校过小、过散的,要实行撤并,进行资源整合,重新核定人员编制;对为社会和群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图书
文博、资料馆藏、社会福利、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疾病控制等事业单位,要强化其社会服务的功能和作用,优化人员结构,精简行政管理和后勤服务人员。
对准公益型事业单位,要鼓励和支持其在保证为社会公益服务的前提下,利用设施和资源等优势为社会提供有偿服务,其人员经费由财政部分补助,有条件的要转为经费自理,对医疗机构,要调整布局结构,对医疗机构按非营利性与营利性分为两大类,公益服务的非营利性基本医疗服务机构,严格按编制标准核定人员编制,人员编制经费由财政负担,营利性基本医疗服务机构要逐步推向市场。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的机构改革,重点是将已不具有事业单位功能和属性的划出事业单位管理序列,将仍承担一部分事业单位职能但有条件进入市场的,引导进入市场,增强自我发展能力,逐步向企业法人过渡,对职能和任务消失的事业单位要撤消机构收回编制。对准经营型事业单位,要在坚持社会效益为主的前提下,实行企业化管理,经费全部自理,同时要积极创造条件促使其转为企业,对纯经营型事业单位,要按照省事业单位改革的总体要求,全部划出事业单位管理序列,收回编制。
二、用人制度改革。事业单位用人制度改革就是要全面实行人员聘用制度,通过聘用制度转换事业单位的用人机制,破除干部身份终身制,实现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由身
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由单纯行政管理向法制管理转变,由行政依附关系向平等人事主体转变,由国家用人向单位用人转变,人员聘用制是事业单位用人制度改革的方向,实行人员聘用制必须按下列程序进行:第一、科学合理的设置岗位。事业单位应按照精简效能、结构合理、按需设岗的原则,根据本单位的编制数额及结构比例,科学的设置岗位,事业单位的岗位分为管理人员岗位、专业技术人员岗位、工勤人员岗位三大类,各单位要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因事设岗,编制岗位说明书,明确各岗位的职责、任务和资格条件。第二、完善和强化岗位管理制度,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根据本人条件和岗位需要接受单位聘任,受聘人员的职务、工资等按所聘用的岗位管理。第三、严格受聘条件,规范聘用程序,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应在核定的岗位数额内进行,对现有正式职工的聘用采取竞争上岗、双向选择等方式择优聘用。人员聘用要按下列程序进行:一是公布岗位、职责、资格条件、工资待遇等事项;二是公开报名;三是资格审查;四是竞聘述职、民主测评;五是组织考核和决定;六是签定聘用合同并鉴证。第四、明确受聘人员的待遇。事业单位受聘人员享有受聘岗位的工资待遇和国家规定的各项福利待遇。受聘人员待遇由政府人事部门按照国家、省规定并根据各类事业单位的不同特点及受聘人员的岗位情况来合理确定。第五、依法签定
聘用合同。聘用合同由单位法定代表人与受聘人员签定,并经县人事部门鉴定,聘用合同的期限为三年,聘用合同的签定必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
三、分配制度改革。要继续贯彻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加快事业单位分配制度改革。积极跟进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全面建立以岗位绩效工资制为主导的工资分配模式,实行岗位工资,做到以岗定薪,岗变薪变。实行工资总量动态调控分配办法。政府依据单位财政支持程度,承担工作量的大小以及经济效益情况,实行工资总量动态调控,在不增加财政负担前提下,使单位的职工收入与本单位实现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紧密联系,工效挂钩。不断深化事业单位内部分配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扩大事业单位分配的自主权,事业单位在核定的工资总额内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可自行决定分配方式和分配水平,鼓励事业单位从自身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岗位绩效工资,项目课题工资,优秀人才协议工资,管理技术要素参与分配,内部结构工资等符合自身行业,岗位特点的多种内部分配机制,不断增强事业单位的活力。
第二篇:事业单位改革之管见
事业单位改革,包括机构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两方面。全面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统筹经济、社会和全面发展战略要求,综合推进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
一、指导思想
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按照“脱钩、分类、放权、搞活”的原则,通过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建立有利于政事、企事分开,有利于优化社会事业资源配置,调整布局结构,建立符合事业单位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创造有利于人才培养、吸引、使用,能充分调动事业单位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工作环境。建立一个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政事职责分开、单位自主用人、人员自主择业、政府依法管理、配套措施完善、运行规范有序的分类管理体制;建立一个适合各类事业单位特点,符合事业单位各类人员岗位要求的管理制度;形成一个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升能降、优秀人才能脱颖而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通过改革,精干机构和人员,优化资源配置,发展事业单位生产力,增强事业单位活力,提高事业单位社会和经济效益。
二、总体目标
逐步建立基础优先、门类齐全、区域均衡、体现公平的公益服务体系,促进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通过改革,逐步做到公益目标明确、投入机制合理、监督制度完善、治理结构规范、微观运行高效。建立和完善事业单位的监督管理制度,规范事业单位的服务行为和服务质量,确保公益目标的实现。通过改革,对全县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岗位等进行科学整合,人事管理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由单纯行政管理向法制管理转变,由行政依附关系向平等人事主体转变,由国家用人向社会、单位用人转变。实现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的法制化、科学化。
三、基本原则
(一)政事、事企分开的原则。改革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根据政策规定,准确定位事业单位的职能,实现政事、事企分开,理顺事业单位管理体制。
(二)适应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把事业单位改革置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和背景中,按照不同事业单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和功能进行改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性来决定事业单位的价值取向,充分发挥市场对事业单位资源配置的作用。
(三)分类改革原则。要根据事业单位的不同功能,对事业单位进行科学分类,按照行政管理类、公益类、经营类的不同类别,根据事业单位所属的不同类型,选择和确定相应的改革目标和改革途径。
(四)因地制宜原则。事业单位改革要从本县、本部门、本行业的特点和实际出发,按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遵照国家关于各个不同行业体制改革的政策规定,结合我县行业发展现状,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事业单位,从实际出发进行改革。
(五)机构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同步推进原则。事业单位改革首先要进行机构改革。按照改革的原则、内容和要求,决定了事业单位的发展方向之后,对必须保留的事业单位进行人事制度改革。事业单位改革是指事业单位机构和人事制度相结合的综合改革。
四、主要内容
(一)机构改革
根据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事业单位的特点和实际,把先行需要和长远发展、工作性质与业务的内容有机的结合起来,稳步推进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
首先是进行科学分类。按照分类管理的要求,将我县事业单位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行政管理类事业单位,经法律法规授权或委托,辅助行政机关直接从事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第二类是社会公益类事业单位,不以盈利为目的,承担公共事业发展职能,直接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第三类是经营类事业单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直接从事生产经营和为市场提供中介服务。
其次是改革管理模式。对行政管理类事业单位,要在精简调整的基础上,按照行政机关的管理模式,参照国家公务员制度进行管理。对社会公益类事业单位,要取消行政级别,改变传统的高度集权式的管理模式,建立新型的法人治理结构,下放管理权限,使事业单位的社会功能得以完善,真正成为依法、自主面向全社会服务的独立法人。对经营类的事业单位可以实施转企改制,能改制为民营企业的可改为民营企业;对于事业单位利用自身管理职权举办的“垄断性”企业和各种实体,坚决脱钩,取消保护,由企业自主经营、自我发展。
(二)人事制度改革
首先,加快实施事业单位用人制度改革。
推行全员聘用制。要按照“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原则,由单位与职工签定聘用合同,实行聘约管理。聘用合同包括有固定期限合同、无固定期限合同和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为期限的合同,一般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以工作需要为依据来签订。
扩大事业单位用人自主权。目前社会公益事业单位的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加之缺乏一种成熟的法人治理模式,在拥有用人自主权的同时,必须受人事编制部门的制约和监督。因此,事业单位监管部门既要承担合理配制公共资源的职能,也要把事业单位应有有的用人权还给事业单位,并指导监督其用好这一权利。
实行岗位管理。对事业单位,关键在于合理设置岗位,按照岗位的要求,采取选举、考试、考核、演讲答辩等多种方式,来为不同岗位选择合适的人员。同时,要实行严格的考核,对完不成任务、不适应岗位需要的,要及时进行调整、培训或者解聘。在现阶段,为确保改革的顺利实施,受聘人员身份、档案等只作为调动工作和核定退休费的依据,在职称管理上也要完全实行评聘分开。
妥善安置未聘人员。应按照积极稳妥的原则,建立以单位内部消化为主的未聘人员分流制度,采取退休、托管、转岗聘用、流动调剂以及鼓励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等多种办法。
其次,积极探索事业单位分配制度改革。
完善工资总额管理办法。对行政类事业单位参照实行机关的工资制度。对社会公益性事业单位,在实行综合目标考核的基础上,实行动态管理。对效益好、贡献突出的,给与倾斜;对因主管原因不能完成任务、效益不好的,适当予以核减。
搞活内部分配。事业单位在确定的工资总量内,可以自主制定职工收入分配方案,实行具有行业特点并符合本单位实际的工资分配形式。在分配制度上推行岗位工资制,根据岗位责任大小、科技含量、难易程度和劳动强度等因素确定工资额。同时,事业单位要根据自身的行业特点和社会化的发展方向,借鉴企业的经验做法,合理确定管理、技术、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的比例额度,制定切实可行的分配方案。
第三,认真研究抓好事业单位综合配套改革。建立健全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为重点的各种保障机制。坚持以人为本、积极稳妥的原则,解决好事业单位未聘、解聘、人员的安置、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等一系列问题,研究制定出台事业单位全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事业单位行政领导人员聘任暂行办法;事业单位人事代理制度实施办法;事业单位推行竞聘上岗实施办法;事业单位未聘人员托管管理办法;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暂行办法;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辞聘、解聘暂行办法;事业单位人事争议处理暂行办法;事业单位实行聘用合同制管理办法;深化职称改革推行评聘分开实施办法等配套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是与事业单位改革的每一步环环相扣的。通过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等措施,逐步实现事业单位人员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促进人员合理流动,切实解决事业单位人员的后顾之忧。保证事业单位改革的顺利进行。
第三篇: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之辨析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之辨析
摘要:从公共服务的视角来看,我国的事业单位改革实质上意味着对政府直接生产公共服务的方式进行调整。我们理解的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不是简单的对号入座,将各种事业单位按照服务性质的不同分别转化成相应的社会主体,而是从总体上强调鼓励企业、非营利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具体生产,改变政府作为单一生产方的局面,在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提供方的前提下形成一种多元竞争的格局,从而确保公共服务的质与量。
关键词: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公共服务
在我国,事业单位的改革在实践上已经推行了许久,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政府改革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党的十七大非常明确地指出下一阶段的改革方向,继续使用了“推行政事分开”、“加快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等词句[1]。这说明事业单位的改革仍有待深入,似乎也印证了“事业单位改革正涉入深水区”的说法。笔者认为,在艰难复杂的实践面前,人们应该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未来的改革路径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认识,否则,事业单位的改革可能又会陷入漫长的摸索阶段,能不能在严峻的现实环境中取得实质性进展有可能成为未知之数。本文拟在简单回顾事业单位改革历程的基础上,结合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大背景,谈谈对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看法。
一
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政府开始尝试推行事业单位改革以来,伴随着事业单位的总体面貌不断发生着变化,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事业单位改革的探讨一直比较活跃,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一是我国的事业单位为什么要改革?二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问题?三是对继续改革的种种思路构想。对于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其实也从侧面描述了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的历程。即在经济领域推行政企分开,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同时,公众对庞大的事业部门日益不满,沉重的财政供养之下的事业单位似乎并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因此改革开始进入摸索阶段,最终为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协调,开始向政事分开、社会化的方向前
进。不论当初改革的直接意图如何,现实是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让人失望的局面,包括一批事业单位被推向市场,导致政府向人们提供的公共服务日益缩水;而有些事业单位在享受财政供养的同时却不能向公众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这些现象综合起来,加上近几年来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直接导致了这样一个印象,即现有的事业单位提供公共服务无论是在公平还是效率上都不能满足需要。换句话说,没有人认为事业单位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成功。理论界在这个基础上做了大量的工作,纷纷在党的大政方针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思路,实践中也有一些地方政府做了积极的探索,其中实质性的关注点就在于“分类改革”。实践中政府部门在摸索应该怎么分类,理论上学者和专家们也根据一些理论对事业部门进行了分类。这种情况让人觉得当下事业单位改革似乎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如此一来,事业单位的改革就只剩下了一个主要任务,即将各种事业单位按照现行的服务性质划分,然后对应地将之转化成不同性质的社会主体,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这个工作吗?笔者不以为然。
笔者认为,如果分类改革指的就是将现有的事业单位分类,随之一一对应将其转化成不同性质的社会主体,恐怕不能从根本上实现目标。我们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将事业单位这个部门从总体上削减、分化,而是有必要把眼界放宽,着眼于建设服务型政府;如果能将事业单位改革与构建公共服务体系结合起来考察,那么,分类改革就值得重新理解。
二
在我国,事业单位指的是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事业单位的实质是政府为了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而直接组织的公共服务生产部门,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事业单位的存在看成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具体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更适宜把事业单位的改革放到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大框架下讨论而不是孤立地讨论它本身。很显然,事业单位的改革必定关系到整个公共服务体系的某些变化,因此,只有掌握了整个社会如何提供、生产公共服务,我们才能更科学地理解事业单位改革的目标。
关于公共服务,国内的很多学者现在已经接受了美国学者埃利诺·奥斯特罗姆对公共服务产业中区分提供方和生产方的做法。埃利诺·奥斯特罗姆认为,在公共服务产业中有三方,即提供方、生产方和受益方,其中提供方指的是负责公共事物的规划、融资、安排生产、管理、监督的一方;生产方指的是适应提供方的要求,直接生产公共服务,并将服务按照数量和质量要求输送给用户一方[3]。按照这种观点,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生产者可以分开,各种主体可以进行多元组合,这彻底扭转了以往人们认为公共服务只能由公共部门亲自生产的观念,为公共服务的社会化提供了理论依据。我们认为,一个社会中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是政府和非营利部门,其中政府是以强制税收为公民提供服务,非营利部门是人们自愿结合,利用社会资源提供公共服务,而企业的主要目的是追逐利润,所以显然不在此列。而对于公共服务的生产者,政府、非营利部门、企业都可以担任,比如,医疗卫生服务,政府可以办公立医院,非营利部门可以民间出资办非营利医院,私人也可以出资办营利性的医疗机构以此谋求利润。所以,公共服务的生产者事实上可以多元化,没有理由认为一定要公共部门自行组织生产;只要公共部门负责提供,无论具体的生产交给谁,都没有推卸责任,也就没有理由反对它的存在。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事业单位的存在事实上代表了一种具体的公共服务生产方式,即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并且由政府自行组织生产。如果说事业单位改革最直观的意图就是改变或者减少这种生产方式,那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即在直接减少政府提供——政府生产这种公共服务模式的情况下,整体的公共服务应该如何安排?在此,有几点需要明确:一是在现实情况下,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无论是从量还是质上都在提高,整体上削减公共服务似乎不太现实,况且也和我国政府提出的建设服务型政府,把政府职能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公共服务相悖。二是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政府的责任很难推卸。从理论上讲,公共服务的提供主体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非营利部门;政府的确不应该成为公共服务的唯一承担者,提供者应该多元化,这也是很多人提到的西方一些公民社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情况,非营利部门在其中承担了重要的责任。但就我们的现实而言,非营利部门整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让这些资源匮乏的非营利组织迅速在公共服务中担当重要责任无疑是不太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面对
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政府作为提供者无法逃避。三是在政府作为提供者的前提下,如果减少政府直接组织生产这种方式,就应该有其他生产方式可以弥补,否则整体上就会失衡。所以,站在全局的角度,为保持或者提高整个社会的公共服务水准,事业单位改革比较现实的目标不是政府作为提供者削减公共服务,而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之时,其具体的生产方式需要进行调整,即减少政府直接作为,让企业、非营利部门加入,成为生产者,多方进行合作,一起满足公众需求。笔者认为,这才是现阶段我国公共服务社会化的真义,才是事业单位改革的现实目标。
三
如果我们把事业单位改革放在构建公共服务体系的大背景下来考虑,那就有必要在公共服务生产方式多元化的框架中来讨论事业单位改革的具体操作,尤其是现在被作为焦点对待的分类改革。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
当然,首先我们承认原有的事业单位有三种路径可以选择,即有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企业三种身份可供转换,这和目前公认的分类推进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在下一步的问题上,普遍的焦点都在讨论何种服务性质的事业单位应该对应地转换成何种性质的社会主体,是转换成政府部门,还是变成民间的非营利组织,还是直接推进市场变成企业?比如,有学者就将我国的事业单位按照性质划分为行政支持类、纯公益类、准公益类和经营类,然后按照性质相应地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具体想法是行政支持类只允许政府举办,经费来源完全靠财政拨款,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可依照国家机关进行管理;对纯公益类事业单位,按照其所承担的社会公益性、基础性和业务项目的多少,核定人员编制和财政补助,实现宏观控制、科学管理和合理布局,适应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需要;对准公益类事业单位,要建立政府补贴和收费相结合的、非营利的成本补贴机制,实行社会化、市场化运作;对经营类事业单位,对这类单位实行社会化管理,依法进行法人登记
[4]。像这样提出自己看法的还有很多,事实上,笔者认为这种分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理由之一,对于现存的庞杂的事业单位群体,给出一个清晰的划分标
准并不容易;理由之二,如果着眼于公共服务的生产,希望原来事业单位所做的工作有机构能承接下去,那从理论上非营利组织、企业均可以,因为无论是非营利部门还是企业,只要和政府恰当合作,它们都可以生产公共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单个的事业单位转换成哪种性质的社会主体事实上都不会影响公共服务的生产。如此一来,分类改革究竟意在何指呢?笔者认为,分类改革的主要意图要从总体上改变以往生产主体单一的局面,构建多元竞争的框架,以此来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其更可能关注的是同一服务领域内的事业单位能够有多种转换选择,而不是要求同一服务领域内的事业单位必须有相同的转换选择,以此造成按照服务性质不同而形成的分类。举例说明,在医疗卫生领域内,如果原有的由政府直接举办的医院能分别转化成非营利性质的医院由民间运营,或者转化成营利性质的私立医院,或者还是保留原来公立医院的性质,就有可能造成一种多元竞争的局面,同一服务领域内各种类别的生产主体都有,我们认为这可能更贴近分类改革的真实意图。简而言之,分类改革从总体上指的是公共服务的生产主体能够多元化,针对某一具体服务领域内的事业单位,应该允许它们转换成不同类别的社会主体,而不是针对某一具体的服务领域内的事业单位,要求它们整体划一地转换成某种性质的社会主体。
当然,既然在不影响和政府合作的前提下,单个的事业单位完全可以有不同的选择,那么对于转换后不同性质的公共服务生产主体,政府也应该有不同的约束机制或者监管体系,在运行机制上真正实现分类管理,区别对待,这样才不至于在公共服务的生产过程中出现一些不正常的竞争局面。其中,事业单位如果保留政府部门身份,继续享受财政供养,就不允许从事营利行为,也不允许接受社会捐赠,应该无偿地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事业单位如果转换成非营利组织,作为民间组织,它可以吸收社会捐赠和利用经营收入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政府还应该在某种程度上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事业单位如果进入市场,直接转换成企业,那么它的行为就要按照企业法人来对待,对其经营行为国家要依法征税,政府也可以按照市场法则向其购买公共服务。对不同性质的生产主体有不同的约束机制,这样才能确保公共服务的有序竞争局面。
四
站在公共服务体系的全局考虑,事业单位改革在当下中国较为现实的目标应该是,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前提下,政府直接生产公共服务的这种方式要减少,相应地要让非营利部门、企业加入到生产公共服务的行列中来。因此,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焦点也就不在于对某种服务性质的事业单位如何定位,从而转化成不同类别的社会主体;而是从总体上构建政府部门、企业、非营利部门三种生产主体的多元竞争局面,对不同性质的生产主体予以区别对待,分类进行管理。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2]张昉,陈良华.事业单位改革的学术观点及其理论溯源[J].价值工程,2007,(10).[3]杨团.关于公营事业的初步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4,(4).[4]谢斌.事业单位改革的困境与路径选择[J].宁夏社会科学,2007,(2).
第四篇:事业单位改革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方案办法之探讨建议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方案办法之探讨建议:
《内容提要: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借事业单位改革之机,尽早决策,出台具体方案和政策,拿出魄力来继全国国企改革后,高起点进行全国事业单位的改制分流缩编的分类改革。不要事业单位岗位聘任制改革只流于形式,改制分流缩编没有推进,实质是事业单位在长工资,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反而越改越大。因此,我国目前的事业单位,除一部分该办的公益事业单位要继续办外,其他事业单位该改制、该分流、该缩编,就要改制分流缩编为企业创新纳税实体,在一些公益事业单位精简机构时也要妥善安置分流缩编一些超编及人浮于事的人员应达百分二十以上,从而达到精简编制、国家要从总体上精简收缩事业单位的编制规模,把政府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减少到最必要的程度,从而达到减少国家财政负担,为我国国力的提升和现代化建设多创造财富作贡献!》
一、我国事业单位设立的历史沿革:
新中国成立前,当时的社会是一种多元主体举办事业的格局,没有事业单位这个概念。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从一九五六年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当时借鉴前苏联计划经济时代模式,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国有制措施,自上而下建立了一系列相应的事业职能机构,直接举办公共事业,并且在短短几年里,将教育、科学、社会福利等社会服务行业原有的民间团体全部收归国有,这样,学校、科研、艺术、体育等所有单位部门,都成为了国有资产。那么,国家社会中的所有人,也就都成为了“公家人”,这样,学校中培养的所有学生、国家中的许多经济和文化单位,当然也就成为了国家事业单位了,使国家社会形成着一个庞大的事业单位编制社会阶层,其间大量设置事业单位和搞事业单位的编制人员,就是这样的历史经过及原因之一!
而我国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形成读书人知识分子社会阶层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也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士”的社会阶层,早在秦汉时代,国家就已经明确了“士农工商”这四大社会阶层,其中,读书人的“士”,就属于其中的一个社会阶层。中国早在西汉王朝的汉武帝时代,也就是西元前130年左右,大儒董仲舒就提出过“养士”政策建议。所谓的养士政策,就是国家使用财税去包养一部分知识分子为衙门服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汉武帝没有采纳董仲舒的这个“养士”国策,所以,西汉王朝汉武帝之前和西汉王朝之前的中国知识分子,是自己养活自己的社会群体,这,也是为什么在先秦和汉王朝时代,中国的思想文明和科技文明文化,特别发达的主要历史原因!因为,知识分子自己养活自己,他们的思想也是自由和独立的,而任何发明创造的基本前提,就是读书人思想和行为的自由和独立,才能有重大科技发现发明!这,正如西汉思想家扬雄所说:“上交不谄,下交不骄,则可以有为矣。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万物生;人道交,功勋成,奚其守?……或曰:“田圃田者莠乔乔,思远人者心忉忉。”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视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蒙。
一个国家社会中的读书人太多,本来是个好事情,但是,如果士子们不热衷于使用自己所学知识去解决问题,他们而是喜好坐而论道和吊着官方的奶头要奶吃,那么,这些士子,就可能一部分成为国家社会中的**力量和加剧中国朝野的帮派斗争窝里斗。为了追求一个吃不得穿不得的虚荣心功名,自从唐朝实行科举举士以来,中国历朝历代的读书人可谓前赴后继。大家只要去看看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发现成果与科技发明成果,人们就可以发现其中的一条规律,唐朝以来,特别是科举制度蓬勃旺盛的元明清三朝,恰好是中国科技发明和思想发现成果最为稀少的历史时期。相比之下,没有实行养士和科举制度的西汉王朝之前,中国思想文化和科技发明,可谓是硕果累累!
为什么国家使用全民税赋的财政去包养知识分子,反而会造成国家国力衰退?这个道理,说白了,一点不复杂。象你如果太溺爱自家的孩子,一切都给他包养了,那么,他成年以后,必然是一事无成的!知识分子,历来是国家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知识分子是思想文化和科技的主要发现发明者,如果国家使用全民税赋去包养知识分子,这不仅仅会造成大批知识分子的懒惰和浮躁,还会直接造成国家发展动力的衰退!
我们可以看看古今中外的历史,你就可以发现,古今中外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发明家,绝大部分都是在他们自己养活自己的前提下创造出来的发明成果。即使是像达尔文和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科学家,他们的科学成果,也不出自于书斋学院的象牙塔,而是出自于他们一边自己养活自己,一边自我发明创造的人生阅历之中。至于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和发明家,那就更是自己养活自己的知识分子了。中国古代,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读书人,只要你一旦进入官场仕途,你的思想文化成果和科技发明成果就基本上算完蛋了。你可能荣华富贵和出入名利场,但是,你休想有重大思想文化成果和科技发明成果.这道理很简单,你拿人钱财,你既然身心都不自由,那么,你可能发明创造吗?!
然而,在中国历代过多地看重的是读书人知识分子的“知识”,却忽视了读书人知识分子的人格和思想倾向,所以知识分子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基本上是服务于衙门,而不是服务于社会。读书人知识分子的独立的思想来自于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判断,而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判断来自广博的知识和独特的视野,而任何发明创造的基本前提,就是读书人思想和行为的自由和独立,才能有重大思想文化成果和科技发明成果的发现发明!不媚俗,不跟潮流,不人云亦云,即能言大众所未言。由于读书人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示范作用,对社会的发展方向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引作用。
例如:在欧洲在古希腊时期,知识分子有独立的发展空间,曾创造了辉煌的思想文化。在欧洲中世纪基本未有知识分子阶层,更不存在知识分子的独立。
文艺复兴以后的意大利、英国、法国形成了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这是这些国家最早走向现代社会的关键原因。德国、俄国由于知识分子独立总是受到巨大限制,也造成了他们现代化的迟缓以及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
美国作为新兴国家,为知识分子的独立发展创造了全新的环境,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发展,带动了美国的强大与繁荣。
中国历史上由于文化的单
一、商品经济较落后、受“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出现过一些独立知识分子,我国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形成读书人知识分子社会阶层的国家,读书人知识分子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基本上是服务于衙门,而不是服务于社会,即基本上没有形成独立知识分子阶层,以致中国的哲学政经思想较缺人文关怀和多元思维,严重桎梏了社会的发展。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我国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形成读书人知识分子社会阶层的国家,国家官方虽然也会包养一部分进士功名者,但是,中国古代,对教师、艺人、技术者、等行业者,是从来不包养的。中国古代,甚至连举人和秀才,国家官方也只有奖励减免税赋的方法,从来不包养举人和秀才等中下层功名者。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从1956年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后,凡是中专以上毕业者,全部纳入国家干部编制,艺人和教师居然成为了国家财政包养的“国家干部”!与此同时,我国的所有科技、文艺、学校等单位,也全部成为了被国家财政包养的国家事业单位。这,恐怕就是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么多年来,却难以创造出大量较有实用价值科技成果及至今在中国内地未有一人获得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之一吧?人,都是有懒惰心态的,名利场有了,生活也不愁了,何必去发明创造担经济风险呢!
二、我国事业单位设立的现状及其改革对策之探讨:
综上所述,事业单位设立及其管理体制是计划经济时期逐步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其组织与管理体制具有典型的计划特征,各类事业机构都为国有机构,资产都属国有。事业单位的现状,据统计,目前中国有各类事业单位已经发展到126万多个,从业人员约3000多万人,国有资产近3000多亿元。而其中事业单位中的非专业技术人员就达到了近一半。而且目前我国的高校和科研等事业单位的人员编制,居然与公务机关的官员编制挂上钩,校长、教授、研究员的职衔职级等同于什么科、局、厅、省部干部的行政等级,还没彻底摒弃几百年来只有在落后的农业社会缺乏工业社会凭自己本事敢于自主创业做老板的市场经济意识、即具有“官吏等级等同于领多少石米”之农耕时代“等靠要”供给制的官本位思想意识特征的虚荣心在作祟;及如一个同样内容的研究课题,各省市的科研院所一大部分都在进行重复立题及重复研究,既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又大量浪费国家的财政经费等等。因此,设立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我国的事业单位是法人定位最奇特的一种社会组织,在欧美等国家没有像我国事业单位一类的机构,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国家有这么一种机构性质和功能如此的社会组织。所以,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事业单位机构膨胀,人浮于事,已经难以适应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的需要,严重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而大量事业单位代行部分政府职能,造成政府职能范围的混乱,导致宏观经济调控欠佳,行政效率降低,政府机构膨胀,财政负担加重。由于事业单位分别附属于不同的政府机构,从而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行政性垄断,导致市场分割和资源浪费。
长期以来,由于事业单位是国家包办包养,财政拨款,及平均主义的管理体制,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导致政府机构改革安置的人员、企业下岗职工、军转干部分配、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及一些所谓的社会精英不去国家和社会最需要之一的生产经营第一线主战场多创造社会财富,而是象潮水一般拥向吃财政的事业单位,使事业单位成了“蓄水池”,这种蜂拥而至的流入结果使得许多事业单位超编严重,机构膨胀,人浮于事,造成事业单位人员结构不合理,人才短缺与积压并存,需要的高科技人才进不来,不需的人员出不去。同时,由于人员增长过速,人头费、各种补贴大幅度增加,超出了财政承受能力,使财政不堪负重,所有的经费都花在“人头费”上还不够。这种现状限制了事业的发展,在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今天,很多弊端、矛盾已经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影响了事业的发展。
因此,继国企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之后,事业单位的改革紧随其后,成为政府机构改革之后的又一项重要任务。而加快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决策。如何积极地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工作,建立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又符合事业单位发展特点,政事分开、事企分开、高效服务、管理科学的现代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回答的重要课题,所以,我国的改革重点,就是加快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要解构掉一部分事业单位,不能够再使用全民税赋去财政包养科研、文艺等从业单位和从业者!
今后,科研院所,应该大量归附于企业集团和高校生存发展;学校除一部分较为重要的大学外,应该大量民营董事会化,应该由国家官方、企业、财团共同经营学校;文艺单位,不管是地方和军队的文艺单位和艺人,应该全部进入文艺市场去自己养活自己!我国目前的事业单位,除一部分该办的公益事业单位要继续办,其他事业单位该改制、该分流、该缩编的,就要改制分流缩编为企业创新纳税实体,除开图书馆、博物馆、信息情报、试验检测站,及其一些基础研究科研院所和重要高校教学等单位之外,目前我国的一些科研、文艺、广播电视等一系列所谓的事业单位,他们当中的大部分都应该尽快民营市场企业化!应该断掉他们长期吊着国家包养财政奶头不松口的格局!
至于个别单位如果经营不善,他们发展经费有困难,国家可以资助和协调解决他们的困难,但是,国家官方不能够再使用国家财政去包养这些所谓的事业单位和事业人员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知识分子群体如果不能够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如果他们不能够去市场中自己养活自己,这个国家的科学发展动力也就失却了!
而什么是“公益单位”,这是应该被大家搞清楚的!一些科研、文艺、广播电视等单位,它们不是在面对社会和老百姓收费赚钱么,它们,凭什么叫做公益单位呢!既然它们不应该属于公益单位,那么,国家财政为什么要包养它们呢!国家的财政,又不是政府官员造出来的,国家财税,不就是老百姓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所上交的税赋么!所以,应大力推进事业单位的改制分流缩编的分类改革。
三、、我国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对策之探讨建议: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尽早决策出台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具体方案和政策,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涉及利益待遇调整和转轨费用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事业单位的编制人员按现机制还会越来越多,(即按计划经济时代的机制,事业单位的编制人员还会越来越多,)当增加一倍时,事业单位的编制人员就将增加到约七千万人,这个数字与国办企业七千万人员相等,这等于说国家企业每一个人的税赋相当要养一个事业单位的编制人员,再加上一千多万的公务员,吃财政的人员就多达八千多万人至一亿人。
其实,现在我国广义吃财政的实际总人数,根据学者教授中央党校研究室周副主任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由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实际上已超过7000万人,(包括事业单位人员等)。中国的官民比例不是1:198,也不是两会期间人大代表议论的1:26,而是官民比例高达1:18。从经济视角考察,财政供养人员与GDP之比看,中国为39人/百万美元,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目前美国为2.31人/百万美元,日本为1.38人/百万美元。公务员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需要以单位GDP的公务员人数来衡量。按照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来看,中国公务员数量大大超出发达国家。中国公务员超标近20倍。”以财政供养人员进行国际比较,可比性强,财政供养人员可视为最广泛意义上的公务员(包括事业单位人员等),即广义公务员,或称为政府公职人员、公务人员。
当全国吃财政的增加到一亿多人时,是一个什么财政负担概念呢?就是说设每个人平均工资及各项补贴增至五千元时,一个月全国就要发薪水五千亿元,每一年全国就要发薪水六万亿。设每个人平均工资及各项补贴增至一万元时,每一个月全国就要发薪水一万亿元,每一年全国就要发薪水十二万亿。而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仅仅只近5万亿元,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只仅仅只近6万亿元左右,不要谈要搞什么事业建设,就是单单发薪水一项,国家财政负担要相当大,国家如果不从总体上精简收缩事业单位的编制规模,把政府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减少到最必要的程度,国家财政根本就是入不簿出及不堪重负。这样八千多万人至一亿人吃财政的多于赚钱缴税的国办企业人员七千万人员,就会出现吃财政多于生产赚钱缴税的倒挂之经济学丑怪现象,常言道“坐吃山空”,国家财政负担要相当庞大,事业单位支出就要增加占三分之二的国家预算开支。在事业单位的编制人员增加至一千万人时、增加至二千万人时、增加至三千万人时都未改革;当事业单位的编制人员增加至七千万人及增加至一亿二亿多人就更难改革了。
而且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待遇比企业高出约三至四倍,这样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待遇与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差距越来越大,国办企业人员提高待遇要求会越来越大;较严重的事业问题是导致一些大中专毕业生及所谓的社会精英不去国家和社会最需要之一的企业生产经营第一线多创造社会财富,而是象潮水一般越来越拥向吃财政的事业单位,不是热衷于使用自己所学知识去国家和社会最需要之一的企业生产经营第一线解决问题,而是喜好坐而论道和吊着国家财政的奶头要奶吃,使事业单位数量及编制人员会越来越多,国家财政负担会越来越大。
而事业单位地方层面的改革惯性对全国改革的阻力也会越来越大,什么事业单位改革不是要甩财政包袱、什么事业单位改革不是改制分流缩编减少国家财政负担,什么事业单位的编制不减还要增加的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借口理由等反对改革的势力及阻力也会越来越大。因此要尽早决策,避免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三个误区,就是要坚定党和国家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真正做到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达到:一是编制要精简。二是人员要分流。三是人才要引进。
否者,事业单位再改革一百次也是徒劳的,事业单位再改革30年也只是流于形式,改制分流缩编没有推进,实质是事业单位机构编制越改越大,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大。即如果不及时地控制压缩精简收缩事业单位等全国公务人员吃财政之编制规模,当我们国家广义吃财政的实际总人数增加到一亿多人时,按照现在工资快速增长速度,设每个人平均每月工资及各项补贴当增至一万元时,每一个月全国就要发薪水一万亿元,每一年全国就要发薪水十二万亿。(还有奖金,购买公车,建豪华办公大楼,公款职务开支、公费出国等等,这些政府支出占据了大量的政府财政支出比例还不计在内)。而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仅仅只近5万亿元,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仅仅只近6万亿元左右,不要谈要搞什么事业建设投资,就是单单发薪水一项,国家财政负担要相当大,经过上述财政收支计算:国家财政根本就是入不簿出及不堪重负,就没有什么财政盈余来搞国家投资建设。因此,重新核定收缩编制、从严控制压缩精简收缩事业单位等全国公务人员吃财政之编制规模是目前全国的改革当务之急!
其实,事业单位地方层面的改革惯性对全国改革的阻力,地方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各种借口理由等反对改革的势力阻力,与地方个别一些部门结合起来观望拖延阻挡改革进程,比如:几次事业单位改革,国家改革政令要民营董事会化或合并转制改企一些事业单位、关停并转合并撒消分流缩编顶着所谓公益事业单位幌子的一部分重复设置低效率的地方省级科研院所,一部分高中大学应该民营董事会化经营、及现阶段的正在试点的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等等,地方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各种借口理由等反对改革的势力阻力都要出来阻挡国家改革进程,想观望拖延改变阻挡国家改革进程,其个别一些反对改革的势力阻力看起来貌似“强大”。实际上就像一棵大树,即使枝繁叶茂,但没有根,或者根基很浅。个中的道理很简单,从本质上讲,再盘根错节的个别一些地方反对改革的势力阻力,即使他们结合起来,还是无法与国家改革力量相抗衡。而且,权力的授予是直线的,地方政府的权力合法性,来自于上级。只要上级一纸任免令,权力就会消失。而他们把持的机构,不大可能随其违抗国家改革政令。除非个别一些地方反对改革的势力阻力拥有像“历代的诸侯军阀割据的地盘势力”,否则,任何的公然违抗国家改革政令,都是不可能的。显然,在目前的中国,这样公然敢大胆违抗国家改革政令的地方势力,还不存在。所以国家改革政令,只要有足够决心,有改革政令文件措施办法,坚定认准了,排除改革困难也要做,要想坚决推动地方各省市的事业单位改革,即要立下“军令状”,被改革没有达标的主要单位负责人职务一票否决问责制,即要下定决心排除地方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各种借口理由等反对改革的势力阻力作祟之干扰,从而维护国家改革政令的统一性及权威性,全国改革政令要“政优政强”得到改革成绩、有公信力地取信于民,是一定能做到的!
因此,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借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之机,尽早决策,出台具体方案和政策,拿出魄力来继全国国企改革后,高起点进行全国事业单位的改制分流缩编的分类改革。不要事业单位岗位聘任制改革只流于形式,改制分流缩编没有推进,实质是事业单位在长工资,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反而越改越大。因此,我国目前的事业单位,除一部分该办的公益事业单位要继续办外,其他事业单位该改制、该分流、该缩编,就要改制分流缩编为企业创新纳税实体,在一些公益事业单位精简机构时也要妥善安置分流缩编一些超编及人浮于事的人员应达百分二十以上,从而达到精简编制、国家要从总体上精简收缩事业单位的编制规模,把政府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减少到最必要的程度,从而达到减少国家财政负担,为我国国力的提升和现代化建设多创造财富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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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与上述有关的事业单位改革系列探讨论文之二)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方案应从重新核编改起之探讨建议
事业单位的设置及管理体制是计划经济时期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其组织与管理体制具有典型的计划特征。事业单位的现状,据统计,目前中国有各类事业单位已经发展到126万多个,从业人员约3000多万人,国有资产近3000多亿元。而其中事业单位中的非专业技术人员就达到了近一半;而且目前我国的高校和科研等事业单位的人员编制,居然与公务机关的官员编制挂上钩,校长、教授、研究员的职衔职级等同于什么科、局、厅、省部干部的行政等级,还没彻底摒弃几百年来只有在落后的农业社会缺乏工业社会凭自己本事敢于自主创业做老板的市场经济意识、即具有“官吏等级等同于领多少石米”之农耕时代“等靠要”供给制的官本位思想意识特征的虚荣心在作祟;及如一个同样内容的研究课题,各省市的科研院所一大部分都在进行重复立题及重复研究,既浪费大量人力、又大量浪费国家的财政经费等等。因此,设立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我国的事业单位是法人定位最奇特的一种社会组织,在欧美等国家没有像我国事业单位一类的机构,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国家有这么一种机构性质和功能如此的社会组织。
长期以来,由于事业单位现状是国家包办包养,财政拨款,及平均主义的管理体制,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导致政府机构改革安置的人员、企业下岗职工、军转干部分配、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及一些所谓的社会精英不去国家和社会最需要之一的生产经营第一线主战场多创造社会财富,而是象潮水一般拥向吃财政的事业单位,使事业单位成了“蓄水池”,这种蜂拥而至的流入结果使得许多事业单位超编严重,机构膨胀,人浮于事,造成事业单位人员结构不合理,人才短缺与积压并存,需要的高科技人才进不来,不需的人员出不去。同时,由于人员增长过速,人头费、各种补贴大幅度增加,超出了财政承受能力,使财政不堪负重,所有的经费都花在“人头费”上还不够。这种现状限制了事业的发展,在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今天,很多弊端、矛盾已经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影响了事业的发展,使事业单位数量及编制人员越来越多,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事业单位的编制人员按现机制还会越来越多,(即按计划经济时代的机制,事业单位的编制人员还会越来越多,)当增加一倍时,事业单位的编制人员就将增加到约七千万人,这个数字与国办企业七千万人员相等,这等于说国家企业每一个人的税赋相当要养一个事业单位的编制人员,再加上一千多万的公务员,吃财政的人员就多达八千多万人至一亿人。
其实,现在我国广义吃财政的实际总人数,根据学者教授中央党校研究室周副主任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由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实际上已超过7000万人,(包括事业单位人员等)。中国的官民比例不是1:198,也不是两会期间人大代表议论的1:26,而是官民比例高达1:18。从经济视角考察,财政供养人员与GDP之比看,中国为39人/百万美元,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目前美国为2.31人/百万美元,日本为1.38人/百万美元。公务员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需要以单位GDP的公务员人数来衡量。按照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来看,中国公务员数量大大超出发达国家。中国公务员超标近20倍。”以财政供养人员进行国际比较,可比性强,财政供养人员可视为最广泛意义上的公务员(包括事业单位人员等),即广义公务员,或称为政府公职人员、公务人员。当全国吃财政的增加到一亿多人时,是一个什么财政负担概念呢?就是说设每个人平均工资及各项补贴增至五千元时,一个月全国就要发薪水五千亿元,每一年全国就要发薪水六万亿。设每个人平均工资及各项补贴增至一万元时,每一个月全国就要发薪水一万亿元,每一年全国就要发薪水十二万亿。(还有奖金,购买公车,建豪华办公大楼,公款职务开支、公费出国等等,这些政府支出占据了大量的政府财政支出比例还不计在内)。而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仅仅只近5万亿元,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仅仅只近6万亿元左右,不要谈要搞什么事业建设投资,就是单单发薪水一项,国家财政负担要相当大,国家如果不从总体上精简收缩事业单位的编制规模,把政府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减少到最必要的程度,国家财政根本就是入不簿出及不堪重负。
这样八千多万人至一亿人吃财政的多于赚钱缴税的国办企业人员七千万人员,就会出现吃财政多于生产赚钱缴税的倒挂之经济学丑怪现象,常言道“坐吃山空”,国家财政负担要相当庞大,事业单位支出就要增加占三分之二的国家预算开支。在事业单位的编制人员增加至一千万人时、增加至二千万人时、增加至三千万人时都未及时改革;当事业单位的编制人员增加至七千万人及增加至一亿二亿多人就更难改革了。
因此,事业单位的编制有相当一部分是按照上述计划经济时期工作需要确定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事业单位机构膨胀,人浮于事,已经难以适应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的需要,严重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而大量事业单位代行部分政府职能,造成政府职能范围的混乱,导致宏观经济调控欠佳,行政效率降低,政府机构膨胀,财政负担加重。由于事业单位分别附属于不同的政府机构,从而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行政性垄断,导致市场分割和资源浪费。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有的事业单位的职能需要削弱,有的则需要增强,因此,国家事业编制管理及财政开支管理,就要从过去短缺贫穷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粗放型较杂乱无经验的管理,改进为现在较充足富裕的市场经济时代的精准型较有序有经验的管理,即每一个编制岗位都要精准精确地计算而定岗定编从严控制等。或可像一个家庭精准型管理有方的经济管理一样:“精打细算、开源节流、厉行节约、勤俭持家,”财政才会有盈余,老百姓的税赋才会减轻,“小政府,大社会大服务,”减少财政负担、国家投资建设才有强有力财政支持,社会财富才会增多,提升国力之目标才能达到。
所以,基于上述事业单位现状情况,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应从精简收缩重新核定编制改起,从总体上精简收缩事业单位的编制规模,把政府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减少到最必要的程度,即把财政拨款的公益类事业单位编制规模控制在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范围内,推进由全额拨款向差额补贴、由差额补贴向自收自支或企业化管理过渡。
首先,科学合理重新核定收缩编制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根据工作需要和精简原则,科学、合理地配置职能、设置机构和配备人员,是机构编制管理的目标和任务。由于编制管理的首要依据是工作需要,因而对人事管理和财政管理的影响具有主动性。编制通常是指组织机构的设置及其人员数量的定额和职务的分配,由财政拨款的编制数额由各级编制部门制定,财政部门据此拨款。因此,在事业单位编制管理尚未规范的情况下,先搞岗位设置,是本末倒置。岗位设置应以编制基数为基础,严格控制事业单位编制进人。例如现在,特别是在地方省地县区一些事业单位进人很混乱,有些领导的亲属、子女、朋友或熟人的孩子尽管没什么能力,有的甚至字都认不了几个,他们都很顺当的进入事业单位了,而真正有才学的大学生却进不去,如果这个口子不扎起来,到时候恐怕全国事业单位编制人数就会上升一大截,比现在的在职三四千万要超出好多,因此,重新核定收缩编制、从严控制事业单位编制进人是眼下的当务之急,确需进人的应该按照程序来录用,这样可以减轻事业单位改革的一部分压力。
其次,就是在现有在职的三千多万人员的事业单位中,经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部份改制成为企业后,剩下占总数百分之七八十的纯公益类事业单位编制规模人员,然后再在这些纯公益类事业单位编制规模中进行精简机构,收缩重新核定编制,按实践已证明:改革阻力最小、最可行的分流缩编之办法:即:“按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妥善安置分流缩编一些超编及人浮于事的人员应达百分二十以上,从而达到精简编制,这样就可把纯公益类事业单位编制规模人员精简收缩控制在比公务员多一倍左右即二千多万人左右,“小政府、大社会大服务,”减少国家财政负担、提升国力之目标才能达到,即把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控制在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范围内。推进由全额拨款向差额补贴、由差额补贴向自收自支或企业化管理过渡,为我国国力的提升和现代化建设多创造财富而努力奋斗。
具体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应从精简重新核定收缩编制之方向探讨建议:
第一:农村城镇中小学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学生员额减少,教师职员编制可重新核定精简收缩减少很多编制。
第二:关停并转一部分重复设置低效率的地方省级科研院所,职员编制可重新核定精简收缩减少很多编制。
第三:一部分高中大学应该民营董事会化,应该由国家、企业、财团共同经营学校;职员编制可重新核定精简收缩减少很多编制。
第四:民营董事会化或合并转制改企文艺演出单位,应该由国家、企业、民间社会多元主体共同经营,职员编制可重新核定精简收缩减少很多编制。
第五:合并或转制改企部份广播电视单位,职员编制可重新核定精简收缩减少很多编制等。
第六:民营董事会化或合并转制改企部份图书出版单位,应该由国家、企业、财团共同经营,职员编制可重新核定精简收缩减少很多编制。
第七:合并或转制改企一部分文化单位,由国家、企业、民间社会多元主体共同经营,职员编制可重新核定精简收缩减少很多编制。第八:把行政事业单位合并收归公务员系列,职员编制可重新核定精简收缩减少很多编制。
在这里具体详细重点例举讨论上述两个例子,其他一些事业单位改革经验与教训以此类推:
一、农村城镇中小学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学生员额减少,教师职员编制可重新核定精简收缩减少很多编制。
比如现在由于全国计划生育政策及有人口外移情况,农村城镇小学及初中的生源相对减少很多,有的村学生员额少,就不办班、不办小学初中,就是两三个村合并在一个村一起办小学办初中,这样小学及初中教师职员编制就可重新核定编制及精简收缩减少很多编制。例:据武汉市洪山区政府网站报道:2003年,武汉市洪山区核定全区93所中小学校,减少编制602名,精简比例为15%。此后,进一步理顺和完善了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做好中小学布局调整和资源重组。截止2009年,目前共核定全区中小学校70所,较2003年减少中小学校23所,精简比例为25%。
同时,武汉市洪山区对区教育局5个事业单位进行调整改革,整合为1个事业单位。洪山区认真做好全区事业单位的清理分类调研工作,积极推进事业单位改革试点。将明确履行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纳入财政拨款以及上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经省、市批准,全区共有32个事业单位纳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范围。
经过近几年来的改革,该区事业单位由2002年的365个,减少到目前的286个,减少事业机构79个,精简比例为22%;事业编制由8669名减少到目前的6675名,减少编制1994名,精简比例为23%。
所以,从一个社区到各县、再到各地市到各省、再到全国,这样编制“精打细算、积少成多,”精简比例可达百分二十至三十左右;全国就可以精简收缩事业单位的编制规模,减少事业单位编制一千多万名。
二、关停并转一部分重复设置低效率的地方省级科研院所,职员编制可重新核定精简收缩减少很多编制。
比如经济科技效率高、经济科技发达的国家70%以上的科研力量都在企业。例如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出了一大批诺贝尔奖获得者,但它都隶属朗讯这样的企业。美国75%左右的科研人员都在企业,其他25%大部分在国家级联邦政府实验室、高等院校等,各州政府(相当于省政府)一般不直接设立研究机构。日本也有70%左右科研人员都在企业,等等。美国的基础研究及应用开发研究工作是在:国家联邦政府实验室、民营工业公司、高等院校、和其他非赢利机构这4大类研究机构中进行的。(美国非赢利机构主要是指各种私人非赢利研究所或公司、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以及某些学会和私人基金会)。国家联邦政府通过研究合同、采购合同和其他政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政府以外的科研机构,使全国科技工作成为一个协调的整体。美国除国家联邦政府外,各州政府一般不直接设立研究机构。
中国科研院所的设置,当时借鉴前苏联计划经济时代模式,正好与上述经济科技发达国家科研体制相反。我国大量科研院所不是设置在企业之内,不是集中资源在国家级政府实验室研究所及高等院校。而是大量独立设置在企业之外,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科研与企业生产严重脱节。所以,我国应当把设置在企业之外的科研院所逐渐地大部分都并转到企业,这样才能够开展有针对性的科研,而不能够是科研与实际是脱节的。
除国家设置有中国科学院及国家各部委所属大量研究所以外;地方各省各厅局大部分还是按原苏联式计划经济时代模式,构床叠房式的仿照国家各部委科研院所的类型再次重复设置一遍大量低效率地方省级科研院所,然而这种重复设置一遍,对全国三十多个省市来说是等于近似于再次重复设置三十多遍、重复设置三十多倍的大量低效率地方省级科研院所,即从而分散科技资源及重复浪费独立设置在企业之外,科研体系规模过剩与分散,导致将资源集中用于国家科技发展重点领域的科技方针无法得到保障,科研与市场企业生产严重脱节。
这种脱节的科研是相当普遍:别人已经研究过了,他还研究,或者他研究的东西在实际中根本用不上,只是用来发表论文而已,这样的科研是浪费了大量国家财政的宝贵的资金,甚至时常出现谎报造假科研成果等学术腐败情况。如果像苏联科研体制的科研成果是很难向民间推广的,很难应用到社会生产各个领域,所以它的成效又是局限在特定领域的。比如说苏联搞完卫星,卫星上天就了事了,没有获得很多民用的技术,有关卫星各方面的先进的发明,不能够应用到其他的生产实际方面。苏联科研成果往往研究成功了以后就锁进了保险柜,以保密的原因锁进了保险柜,所以对苏联的民间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帮助,前苏联的国民经济一大部分就是被这样搞亏损的。前苏联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每年不到3亿美元,而美国高技术产业每年能为国家出口近三百亿美元的产品,两国相差近一百倍出口经济效益。
因此,我们国家要吸取经验和教训,不能不计成本、不能不计经济效益的搞国家财政包办包养这些分散科技资源及重复浪费独立设置在企业之外大量低效率的地方省级科研院所,这样僵化的科研体制它的浪费是巨大的。如果像前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是摆脱不了经济短缺和贫穷的,是缺乏效率低经济效益的。而科研走向市场经济、走向企业生产是人类的精巧发明,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价格信号和竞争机制,价格信号和竞争机制则给科研者与生产者带来强大的动力,这样一来,就能将稀缺的经济资源优化配置到各个科研与生产环节,迅速满足千姿百态而又千变万化的需求,科研走向市场经济、走向企业生产就是从短缺经济走向富裕经济、走向有效益科技经济之正确方向。
而经济科技效率高、经济科技发达国家与前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及科研体制不一样了,比如说美国搞登月计划,获得了三千多项专利,这些专利对民间产品的推广、发展都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因为它的登月工程是由上万个民间企业来参与的,也就是说企业化的科研体制照样可以办大事,关键就是国家在其中起协调的作用,起统一指挥的作用,而不一定非得让这些科研及企业都必须是国家财政包办包养的;而不一定非得让这些研究所必须是国家的或者是完全由国家投资,是没有必要的。只要是国家有这种协调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及组织能力就可以。
因此在我国,除国家设置有中国科学院及国家部委所属的大量公益类的研究所以外。在地方,各省各厅局大部分还是按原苏联式计划经济时代模式,构床叠房式的重复设置大量科研院所,每个厅局基本有一个,甚至更多的有二至三个所谓的公益类的科研院所。各省这些地方科研院所,如在同一行业或学科专业方面,大部分是职能相同或相近,业务雷同、效率低下和重复过剩,一大部分都在进行重复立题及重复研究,每一个单位的人员工资费加科研经费,少的每年要花费几百万、多的每年要花费几千万元,既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又大量浪费国家的财政经费等等。
所以,这种构床叠房式的重复浪费设置,首先,这种科技体制是一个自封闭的垂直结构体系,科研单位只对上级领导部门负责而缺少与社会及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科研与生产严重脱节,科研与市场严重脱节,形成科技和经济之间的“两张皮”现象。“闭门造车、纸上谈兵,”严重理论与实践脱节,大部分所谓科研成果一经鉴定验收以后就锁进了保险柜,大部分都久睡在资料库内。正如俄罗斯创新集团总裁列别捷夫坦诚所言,一方面“俄罗斯有好的科学基础”,然而另一方面“这些成果一般到不了工业生产阶段,也不为经济现状所需要。”其次,缺少一种公平的科技成果有偿转让机制,研究成果被视为国有财产,不利于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国家经济政策与科技政策之间缺乏有机衔接,甚至存在相互矛盾扯皮的现象。
中国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市场经济道路,我国已从30多年前短缺贫穷的计划经济走向较充足富裕的市场经济。但至现在还有一些地方科研体制基本上仍在前苏联计划经济的思维下运转,还没彻底抹去前苏联僵化计划经济的思维印记,改革还很不彻底、很不完善。我国科研事业单位是从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试点改革的,这几次试点改革,主要是撤消了一批地方省地县级别的科研所建制;同时,各地的一些科研院所实行了企业化管理和缩减事业经费;但是只是试点而已,科研事业单位改革是很不彻底的。在改革程度上是改革不到位、措施不完善造成的。所以,只有继续深化改革、继续关停并转一部分重复设置在企业之外低效率的地方省级科研院所,完善事业单位体制分类改革才能解决。据介绍,当时几次试点改革,国家有关部门是设想:“在我国公益类科研机构改革全部完成后,总体上将形成100个左右的国家重点公益类科研院所、1.5万人左右的精干研究队伍。”即我国公益类科研机构改革全部完成后,100个左右的国家重点公益类科研院所,平均每个单位还有不少的150名规模的大机构科研工作人员之编制。
但由于当时几次改革只是试点,改革程度还很不彻底不到位,全国没有统一一盘棋,没有统一指挥监督,没有实行高起点的全国强有力的改革,全国改革政令没有被地方有关部门坚决执行监督贯彻实施,有些部门“得过且过,走走过场、可伸可缩、模棱两可、”缺乏读书人知识分子的国家社会改革任务之责任感,(也没有像今年值得全国称赞表扬的国家文化部文化事业单位转制改革有效率地限时限量、雷厉风行地坚决执行党和国家的改革政策并以监督贯彻实施,)当时也没有立下“军令状,”即被改革的科研院所没有达标的主要单位负责人职务一票否决问责制,导致至今全国还存在太多的大大小小林立的8000多个科研单位,人员近一百多万人,其中占大部分的是分散科技资源重复浪费设置独立设置在企业之外低效率的地方省级科研院所。
导致与国家有关部门当初设想“在我国公益类科研机构改革全部完成后,总体上将形成100个左右的国家重点公益类科研院所、1.5万人左右的精干研究队伍”的改革方案,相差近一百倍,导致这些改革进程近几年来几乎陷于停顿状态、毫无进展。
当时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中,国家有关部门也看出这些地方各省分散科技资源重复浪费设置,科研规模过剩与分散,低效率,科研与生产严重脱节,国家有关部门也想改革关停或并转合并撒消分流缩编这些严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地方省级科研院所。当时国家有关部门给定的非营利公益类科研机构改革指标模式要求是:“转制为非营利性公益类机构的科研单位分流机构,分流出来的人员;总体上要求分流70%人员以上,剩下不超过30%工作人员”的要求,文件要求“要逐步将直接领导转为通过参加理事会参与科研机构决策,最终实现非营利性公益类科研机构经营管理的社会化”。
即在2000年5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等部门《关于深化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国办发[2000]38号),开始启动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的改革,当时社会公益类科研院所改革的总的精神是:“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要区别不同情况实施改革,有面向市场能力的(占总数的1/2以上)要向企业化转制;以提供公益性服务为主的科研机构,有面向市场能力的也要向企业化转制;主要从事应用基础研究或提供公共服务、无法得到相应经济回报、确需国家支持的科研机构仍作为事业单位,按非营利性机构运行和管理,其中具有面向市场能力的部分,也要企业化转制并逐步与原机构分离;其他科研机构要向中介服务方向发展;按非营利性公益类机构运行和管理的科研机构,要优化结构、分流人员,转变机制,按总体上剩下不超过30%的工作人员的要求,重新核定编制。”
所以,当时上述的全国改革政令没有被地方有关部门坚决执行监督贯彻实施,有些部门“得过且过,模棱两可、”把党和国家的重要改革任务当儿戏,当时是无像现在有一票否决问责制,不然有些部门是否有失职之情况出现?
当时上述的文件政策到地方各省就大打折扣、就严重走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事业单位地方层面的改革惯性对全国改革的阻力,地方保护主义、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各种借口理由等反对改革的势力阻力在作祟,每次遇到改革就出来大喊:什么事业单位改革不是要甩财政包袱、什么事业单位改革不是改制分流缩编减少国家财政负担,什么事业单位的编制不减还要增加,等等。结果文件政令到地方各省执行贯彻起来,正好与国家有关部门的改革要求相反,致使当时非营利性公益类机构的科研单位分流出来的人员不到30%,却相反剩下超过70%工作人员编制。
实际上,有的省市非营利性公益类机构的科研单位大打折扣只有分流出来的人员15~20%左右,有的单位已经学会习惯用观望拖延来对付多次改革的要求,有的单位甚至敢违抗改革规定不分流不重新缩编重新核定编制等,让其看穿了改革政策没有坚决监督贯彻实施之规律。导致国家改革政令的公信力及统一性权威性大打折扣,导致这些改革进程近几年来几乎陷于停顿。所以,如果一项正确的改革政策,一经研究决定就要坚决果断的监督贯彻付之实施,不能朝令夕改、“雷声大、雨点小”、不能让地方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各种借口理由等反对改革的势力阻力有可乘之机,不能让其看穿了改革政策没有坚决监督贯彻实施之规律。如果一项正确的改革政策,可伸可缩、模棱两可、可讨价还价;如果一项正确的改革政策,不是要靠强有力的果断的监督贯彻付之实施,而是可模棱两可、可自愿选择是否科研院所是否要转制进入企业,当然地方有关单位还是会选择“等靠要”的吊着国家财政的奶头要奶吃之选项。即事业单位改革政策“当断不断、结果改革政策受其困扰受其混乱,”导致至今全国还存在太多的大大小小林立的8000多个科研单位,人员近一百多万人,选择了“等靠要”的吊着国家财政的奶头要奶吃之选项。
因此,至今还有一大部分地方省级科研院所躲在所谓公益事业单位招牌后面,躲在所谓所谓公益事业单位保护伞内,即躲在所谓公益类农林水科研院所事业单位招牌后面,顶着所谓公益事业单位幌子,还在坐而论道和“等靠要”的吊着国家财政的奶头要奶吃,这些重复浪费设置设置在企业之外低效率的地方省级科研院所。所以今后改革要吸取经验和教训,改革程度要很彻底,全国要统一一盘棋,要统一指挥监督,实行高起点全国强有力的改革,要有读书人知识分子的国家社会改革任务之责任感,全国改革政令的公信力要坚决执行监督贯彻实施而立威望立威信,即全国改革政令要“政优政强”得到改革成绩、有公信力地取信于民,就要各有关部委各省市要不折不扣地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改革政策并以监督贯彻实施。也要立下“军令状,”即被改革没有达标的主要单位负责人职务一票否决问责制,即要下定决心排除地方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各种借口理由等反对改革的势力阻力作祟之干扰,从而维护国家改革政令的统一性及权威性,像今年值得全国称赞表扬的国家文化部文化事业单位转制改革有效率地限时限量、雷厉风行地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改革政策并以监督贯彻实施。而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课题。所以要继续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继续把我国的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向前进。”要坚定党和国家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保证全国改革进程顺利进行。否者,事业单位再改革一百次也是徒劳的,一些地方科研体制基本上仍在前苏联计划经济的思维下运转;否者,事业单位再改革30年也只是流于形式,改制分流缩编没有推进,实质是事业单位机构编制越改越大,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大。
而上述这些所谓公益类事业单位大家要弄清楚什么是“公益单位”,一些科研单位,它们不是在面对社会和老百姓可以收费赚钱么,它们,凭什么叫做公益单位呢!既然它们不应该属于公益单位,那么,国家财政为什么要包养它们呢!
比如社会批评较多的地方各省重复交叉设置较为严重的所谓公益类事业单位农林水科研院所,他们凭自已的“所谓那么高的知识技能”都不敢去创业创办农业种殖公司、创办林业种殖公司或创办水产养殖公司赚钱致富,那么他们的所谓的科研成果凭什么资格条件来带领的广大农渔民赚钱致富呢?或他们的所谓的科研成果凭什么资格条件来叫知识较低农渔民创办农业种殖公司、创办林业种殖公司或创办水产养殖公司赚钱致富呢?
如果是不能赚钱致富有效益的科研成果,那么他们推广给广大农渔民,不就要农渔民做亏本买卖吗?所以有知识技能能赚钱,高知识高技能人员自己都不敢去创办农业种殖公司、创办林业种殖公司或创办水产养殖公司,带领广大农渔民赚钱致富,还坐而论道和“等靠要”的吊着国家财政的奶头要奶吃,这不是极大的浪费吗?如果是不能赚钱致富的科研成果,“闭门造车、纸上谈兵,”推广给广大农渔民应用,不就要农渔民做亏本买卖吗?那么国家还办这些所谓的公益类的科研院所干什么呢?正像有人评论说的:“政府财政一直把作协的作家都养起来了,到底作协的作家创作了多少东西?国家包办包养就不会出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写作的伟大的武侠小说家金庸之那么多的作品等。”像前苏联搞供给制一样,搞生产,搞工业农业,搞科研、国家财政包办包养,吃饭不要钱,愿望很好,实际行不通,不是中国、世界上也行不通,以色列有个集体农庄也行不通,包办包养农林水,经济效益亏损连连,就是这样,人都是有惰性的,“等靠要” 国家财政包办包养,就有可能公款养懒汉、坐吃山空。人,都是有懒惰心态的,名利场有了,生活也不愁了,何必去创业发明创造担经济效益风险呢!为什么国家使用全民税赋的财政去包养知识分子,反而会造成国家国力衰退?这个道理,说白了,一点不复杂。像你如果太溺爱自家的孩子,一切都给他包养了,那么,他成年以后,必然是一事无成的!知识分子,历来是国家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知识分子是思想文化和科技的主要发现发明者,如果国家使用全民税赋去包养知识分子,这不仅仅会造成大批知识分子的懒惰和浮躁,还会直接造成国家发展动力的衰退!
实际上如果不是国家财政包办包养这些所谓公益事业单位农林水科研院所和科研技术人员,形成惰性的坐而论道和“等靠要”的吊着国家财政的奶头要奶吃之习惯,这些高技能人员自主创业,自己去创办农业种殖公司、创办林业种殖公司或创办水产养殖公司是可以赚钱致富为社会多创造财富的。实践证明,有些敢于辞职而自主创业自已创办农业种殖公司、创办林业种殖公司或创办水产养殖公司所谓公益事业单位农林水科研院所科研技术人员是可以赚到大钱致富、为社会多创造财富的。
面对上述这些地方各省还分散科技资源及重复浪费独立设置在企业之外大量低效率的地方省级科研院所,科研与市场企业生产严重脱节问题,形成科技和经济之间的“两张皮”现象。“闭门造车、纸上谈兵、”严重理论与实践脱节,重复立题及重复研究,既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又大量浪费国家的财政经费之情况,国家有关部门应该采取强有力的改革措施,合并撒消分流缩编这些严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设置在企业之外地方省级科研院所。
科技是生产力,不是说科研院所不能办,而是要集中大部分科技资源及科研力量在企业、要集中科技资源及科研力量在国家级政府实验室、高等院校等。而科研走向市场经济、走向企业生产是人类的精巧发明,它的核心是价格信号和竞争机制,价格信号和竞争机制则给科研者与生产者带来强大的动力。
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应该采取强有力的改革措施,合并撒消分流缩编这些严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设置在企业之外地方省级科研院所,采取措施完善重复设置及低效率的地方省级科研院所的退出机制。所以必须关停或并转大部分分散科技资源重复浪费低效率顶着所谓公益事业单位幌子的地方省级科研院所,除一小部分真正非营利性纯公益类的该办的要继续办外,其中一大部分顶着所谓公益幌子的事业单位该停办要停办、该改制要改制、该分流的要分流、该缩编重新核定编制的要缩编重新核定编制,大部分要并转到国营或民营企业或高等院校中去,(像美国除设国家联邦政府实验室研究机构外,各州(省)政府一般不直接设立研究机构、经济科技效率高经济科技发达国家的大量科研院所都设置国营或民营企业或高等院校中)。所以,他们当中的大部分都应该尽快民营市场企业化!应该断掉他们长期吊着国家包养财政奶头不松口的格局!至于个别单位如果经营不善,他们发展经费有困难,国家可以资助和协调解决他们的困难,但是,我们国家不能够再使用国家财政去包办包养全国一大批太多的大大小小林立的8000多个躲在所谓公益事业单位招牌后面的事业单位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知识分子群体如果不能够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如果他们不能够去市场中自己养活自己,这个国家的科学发展动力也就失却了!
或是采用过渡的办法,继续贯彻执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等部门《关于深化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国办发[2000]38号)文件规定:“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要区别不同情况实施改革,有面向市场能力的(占总数的1/2以上)要向企业化转制;以提供公益性服务为主的科研机构,有面向市场能力的也要向企业化转制;主要从事应用基础研究或提供公共服务、无法得到相应经济回报、确需国家支持的科研机构仍作为事业单位,按非营利性机构运行和管理,其中具有面向市场能力的部分,也要企业化转制并逐步与原机构分离;其他科研机构要向中介服务方向发展;按非营利性机构运行和管理的科研机构,要优化结构、分流人员,转变机制,按总体上剩下不超过30%的工作人员的要求,重新核定编制。”
就是把职能相同或相近、业务雷同、效率低下和重复过剩的所谓公益事业单位科研单位合并在一起,比如把农林水的所有科研院所缩减编制合并在一起,称为省农林水综合研究院,从而缩减所谓公益事业单位编制。或在每个省只设立一个综合研究院(类似综合大学有很多科系),或是缩减编制合并在一起,在每个省只设立一个称为中国科学院“某某省”综合研究院,即事业单位改革也可以参考参照政府机构“大部制改革方式”,既可增加工作办事效率,又可以缩减很多事业单位编制。就是把职能相同或相近、业务雷同、效率低下和重复过剩的所谓公益事业单位科研单位合并在一起为大部制改革方式:如把农林水的所有科研院所缩减编制合并在一起,称为省农林水综合研究院,从而缩减所谓公益事业单位编制。或在每个省只设立一个综合研究院(类似综合大学有很多科系),或是缩减编制合并在一起,在每个省只设立一个称为中国科学院“某某省”综合研究院,从而采用过渡的办法缩减事业单位编制的“大部制改革方式”。从而采用过渡的办法缩减所谓公益事业单位编制,或由国家、企业财团、民间社会多元主体共同经营。采取措施完善重复设置及低效率的地方省级科研院所的退出机制。即关停或并转重复浪费设置在企业之外低效率的地方省级科研院所,职员编制可重新核定精简收缩减少很多编制。
上述详细讨论关停或并转重复浪费设置在企业之外低效率的地方省级科研院所,及分析几次试点改革之经过及困难失误之原因,从而为今后我国的改革吸取上述几次改革试点的经验与教训,其他一些行业部门的事业单位改革经验与教训以此类推。因此今后,我们全国事业单位改革要吸取经验和教训,从过去的几次事业单位改革经验告诉我们:事业单位“碎片式”的改革及各省不尽相同、各行其事的改革方式方法,没全国统一改革样本可依据,改革的效率效果很差,改革程度很不彻底,改革的效率效果地方各省就大打折扣、就严重走样,即有政策的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没政策可依的,就严重走样、严重“缩水”,也造成各省改革效率效果不一样,改革的效率效果很差之较混乱局面,等等。所以,今后我们全国事业单位改革程度要很彻底,全国要统一一盘棋,不能实行各省不尽相同、各行其事的事业单位“碎片式”的改革方式,要有全国统一改革样本可依据,要统一指挥监督,实行高起点全国强有力的改革,也要有读书人知识分子的国家社会改革任务之责任感,全国改革政令的公信力要坚决执行监督贯彻实施而立威望立威信,即全国改革政令要“政优政强”得到改革成绩、有公信力地取信于民,就要各有关部委各省市要不折不扣地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改革政策并以监督贯彻实施。也要立下“军令状,”即被改革没有达标的主要单位负责人职务一票否决问责制,即要下定决心排除地方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各种借口理由等反对改革的势力阻力作祟之干扰,从而维护国家改革政令的统一性及权威性,像今年值得全国称赞表扬的国家文化部文化事业单位转制改革有效率地限时限量、雷厉风行地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改革政策并以监督贯彻实施。
因此,继今年我国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之后,继续全面彻底地开展科技体制的改革,成为政府机构改革之后的又一项重要任务。只有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继续关停并转一部分重复设置在企业之外低效率的地方省级科研院所,完善科技体制事业单位体制分类改革,才能彻底抹去前苏联僵化计划经济的科技体制的思维印记,使我国科技体制事业单位真正走向市场经济、走向企业生产。而科研走向市场经济、走向企业生产是人类的精巧发明,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价格信号和竞争机制,价格信号和竞争机制则给科研者与生产者带来强大的动力,这样一来,就能将稀缺的经济资源优化配置到各个科研与生产环节,迅速满足千姿百态而又千变万化的需求,科研走向市场经济、走向企业生产就是从短缺经济走向富裕经济、走向有效益科技经济之正确方向。而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课题。所以要继续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继续把我国的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向前进。”要坚定党和国家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保证全国改革进程顺利进行。即其一,事业单位能改为企业的要改为企业;其二,不能改为企业的要撤并压缩,并推进全额拨款向差额拨款、差额拨款向自收自支过渡。
否者,事业单位再改革一百次也是徒劳的,一些地方科研体制基本上仍在前苏联计划经济的思维下运转;否者,事业单位再改革30年也只是流于形式,改制分流缩编没有推进,实质是事业单位机构编制越改越大,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大。即如果不及时地控制压缩精简收缩事业单位等全国公务人员吃财政之编制规模,当我们国家广义吃财政的实际总人数增加到一亿多人时,按照现在工资快速增长速度,设每个人平均每月工资及各项补贴当增至一万元时,每一个月全国就要发薪水一万亿元,每一年全国就要发薪水十二万亿。(还有奖金,购买公车,建豪华办公大楼,公款职务开支、公费出国等等,这些政府支出占据了大量的政府财政支出比例还不计在内)。而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仅仅只近5万亿元,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仅仅只近6万亿元左右,不要谈要搞什么事业建设投资,就是单单发薪水一项,国家财政负担要相当大,经过上述财政收支计算:国家财政根本就是入不簿出及不堪重负,就没有什么财政盈余来搞国家投资建设。因此,重新核定收缩编制、从严控制压缩精简收缩事业单位等全国公务人员吃财政之编制规模是目前全国的改革当务之急!
其实,事业单位地方层面的改革惯性对全国改革的阻力,地方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各种借口理由等反对改革的势力阻力,与地方个别一些部门结合起来观望拖延阻挡改革进程,比如:几次事业单位改革,国家改革政令要民营董事会化或合并转制改企一些事业单位、关停并转合并撒消分流缩编顶着所谓公益事业单位幌子的一部分重复设置低效率的地方省级科研院所,一部分高中大学应该民营董事会化经营、及现阶段的正在试点的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等等,地方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各种借口理由等反对改革的势力阻力都要出来阻挡国家改革进程,想观望拖延改变阻挡国家改革进程,其个别一些反对改革的势力阻力看起来貌似“强大”。实际上就像一棵大树,即使枝繁叶茂,但没有根,或者根基很浅。个中的道理很简单,从本质上讲,再盘根错节的个别一些地方反对改革的势力阻力,即使他们结合起来,还是无法与国家改革力量相抗衡。而且,权力的授予是直线的,地方政府的权力合法性,来自于上级。只要上级一纸任免令,权力就会消失。而他们把持的机构,不大可能随其违抗国家改革政令。除非个别一些地方反对改革的势力阻力拥有像“历代的诸侯军阀割据的地盘势力”,否则,任何的公然违抗国家改革政令,都是不可能的。显然,在目前的中国,这样公然敢大胆违抗国家改革政令的地方势力,还不存在。所以国家改革政令,只要有足够决心,有改革政令文件措施办法,坚定认准了,排除改革困难也要做,要想坚决推动地方各省市的事业单位改革,即要立下“军令状”,被改革没有达标的主要单位负责人职务一票否决问责制,即要下定决心排除地方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各种借口理由等反对改革的势力阻力作祟之干扰,从而维护国家改革政令的统一性及权威性,全国改革政令要“政优政强”得到改革成绩、有公信力地取信于民,是一定能做到的!
上述也具体详细重点介绍列举农村城镇中小学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学生员额减少,职员编制可重新核定精简收缩减少很多编制之例,其他一些行业系统也可以此类推:比如文化事业单位据统计也有8万多个,从业人员150万人左右,合并或转制改企一部分文化单位,职员编制转制改企,可重新核定精简收缩减少上百万编制等等。所以从学校到科研再到文艺单位等,从一个行业系统到部门再到全国,从一个社区到各县、再到各地市到各省再到全国,重新核定精简收缩减编制,这样编制“精打细算、积少成多,”精简比例可达百分二十至三十左右;全国就可以精简收缩事业单位的编制规模,减少编制一千多万名。从而达到精简编制,这样就可把纯公益类事业单位编制规模人员精简收缩控制在比公务员多一倍左右,即二千多万人左右。做到国家事业编制管理及财政开支管理,从过去粗放型较杂乱无经验的管理,改进为现在精准型较有序有经验的管理。
所以,也要向经济先进发达的国家学习“小政府,大社会大服务”的先进编制管理经验,即“三精华编制管理原则”:“精心、精简、精准”三原则。精心:就是首先要有读书人知识分子的国家社会改革任务之责任感的诚心精心、其次才有坚决改革的决心与信心。精简:就是要尽量从严控制压缩精简收缩事业单位等全国公务人员吃财政之编制规模,从而减轻老百姓的税赋及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精准:就是要做到国家事业编制管理及财政开支管理,从过去短缺贫穷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粗放型较杂乱无经验的管理,改进为现在较充足富裕的市场经济时代的精准型较有序有经验的管理,即每一个编制岗位都要精准精确地计算而定岗定编从严控制等。或可像一个家庭精准型管理有方的经济管理一样:“精打细算、开源节流、厉行节约、勤俭持家,”财政才会有盈余,老百姓的税赋才会减轻,“小政府,大社会大服务,”减少财政负担、国家投资建设才有强有力财政支持,社会财富才会增多,提升国力之目标才能达到。即把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控制在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范围内。推进由全额拨款向差额补贴、由差额补贴向自收自支或企业化管理过渡,为我国国力的提升和现代化建设多创造财富而努力奋斗!
第五篇:事业单位改革
瞭望:内地事业单位改革时间表确定 涉及4000万人
未来5年,将是事业单位改革最为艰苦的攻坚阶段,剥离、重塑的阵痛在所难免,真正的考验到来了
从党的十四大提出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目标算起,中国特有的“事业单位”改革已经走过了19年历程。其间,相关的人事聘用、机构编制、管理体制、绩效工资、养老保险等改革和试点细水长流般地延宕至今。其间,各种试探、揣测、观望,甚至抱怨的社会心态,不断推高各界对于事业单位改革的期盼热度。
据《瞭望》新闻周刊最新了解到的权威信息,高层已就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作了全国性的整体改革部署,改革时间表也已确定。这项涉及包括离退休人员在内的四千万“事业人”的改革,终于正式开闸。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对本刊记者说:“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准备、调整,国家层面的中长期改革指导意见将对下一步中国事业单位改革起到重要的宏观性、纲领性、指导性作用。” 据本刊了解,此次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建立起功能明确、运行高效、治理完善、监管有力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公益服务新格局,形成基本服务优先、供给水平适度、布局结构合理、服务公平公正的中国特色公益服务体系。
改革的主要思路,将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的要求,以促进公益事业发展为目的,以科学分类为基础,以深化机制体制改革为核心,总体设计、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先行试点、稳步推进,进一步增强事业单位活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公益服务的需求。
来自高层的信息显示,今后5年事业单位改革的阶段性目标是,在清理规范基础上完成事业单位分类,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的改革基本完成,从事公益服务事业单位在人事管理、收入分配、社会保险、财税政策和机构编制等方面改革取得明显进展,管办分离、完善治理结构等改革取得较大突破,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的制度环境进一步优化。
改革任务复杂艰巨
有统计称,我国有126万个事业单位,共计3000多万正式职工中,教育、卫生和农技服务从业人员三项相加,占总人数的3/4,其中教育系统人员即达到一半左右,另有900万离退休人员,总数超过4000万人。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按照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不同特点,逐步建立健全分类管理的人事制度。2000年,中央下发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明确了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
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原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明确了聘用制度的相关政策规定。此后,全国实行聘用制的单位占事业单位总数的比例从2004年的36%,逐步增加到2009年的80%。2010年,全国已基本建立聘用制度。
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十七届二中、四中全会都明确提出,要分类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2009年中办印发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和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均对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2006年,原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及其实施办法。2009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和其他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并从2010年起,在全国事业单位全面实施绩效工资。在社会保险方面:2009年1月,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下发,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省市先期开展试点。
2010年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要求,积极稳妥推进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来自高层的判断认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一些事业单位功能定位不清,政事不分、事企不分,机制不活。公益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供给方式单一,资源配置不合理,质量和效率不高。支持公益服务的政策措施还不够完善,监督管理薄弱。
有的事业单位对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追求,偏离了公共服务这个公共机构的基本价值取向。此外,已经形成的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结构在改革中很难被打破,成为事业单位改革的最大阻力。这些问题影响了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通过分类改革加以解决。
“事业单位改革的实质性推进,与‘十二五’时期切实解决与百姓利益直接相关的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难题,以及‘民富’战略相吻合、相呼应”,汪玉凯说。
国家行政学院宋世明教授说,改革后的事业单位,即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应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组织支撑,成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主力军,以实现政府公共服务的核心职能。“甩掉两头、留下中坚”
从中央的新部署看,强化事业单位的公益属性,是此次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尤为突出的主导理念。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未来的事业单位就是公益属性的事业单位,不再包括行政类和经营类的事业单位。可以说,提高公益服务水平、满足人民群众需求,就是事业单位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个导向已经非常明晰了。”汪玉凯说。
在宋世明看来,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可谓“甩掉两头、留下中间(中坚)”。所谓分类改革,即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对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将其行政职能划为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将其转为企业;对从事公益服务的,继续将其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强化其公益属性。
“行政的归行政,市场的归市场”,宋世明说,留下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甩出两头,不是甩财政包袱、甩人事包袱,而是要进行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组织的优化”。
作为中国历次机构改革的遗留产物,一部分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没有纳入公务员管理,造成一些公共机构出现利用所占有的公共资源乱收费、乱罚款的现象,把服务变成了收费以满足部门和个人利益需要。有的事业单位现行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强化了公共机构的官僚化,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和公众利益的损失。
这类事业单位回归行政机构后容易出现三大“尴尬”:一是可能突破机构限额,与大部门体制方向相违;二是可能突破人员编制限制,与精简效能原则不符;三是可能给地方政府带来财政压力,继而形成改革阻力。
“解决这些问题和阻力,需要结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特别是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整体推进改革。”宋世明分析,尤其是涉及机构编制调整的,不能突破政府机构限额和编制总额,而主要通过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中调剂出来的空额逐步解决。
受访专家解读道,对于部分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要认真梳理职能,将属于政府的职能划归相关行政机构。职能调整后,要重新明确此类事业单位职责、划定类别,工作任务不足的应予以撤销或并入其他事业单位。
对完全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则可调整为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确需单独设置行政机构的,要按照精简效能原则设置。对于已认定承担行政职能、但尚未调整到位的事业单位,过渡期内使用的事业编制须“只减不增”。
“市场的归市场”
被“剥离”的,还有原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
近年来,一些科研院所、出版社等事业单位转企改革持续推进,其间也不乏问题、波折。按照中央的明确要求,在转企改制过程中,须按有关规定进行资产清查、财务审计、资产评估,核实债权债务,界定和核定资产,由统计财政部门依法核定国家资本金等,这些程序不可缺少。转制单位要按规定注销事业单位法人,核销事业编制,进行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和工商登记。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后,要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深化内部改革,转变管理机制,并按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原则,逐步与原行政主管部门脱钩,其国有资产管理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由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责任的机构负责。
“推进转企改制,是最具有标志性的改革动作。但此项改革特别要注意一定不能‘演双簧’,市场化要彻底”,宋世明说,“一定要做到清清爽爽、利利索索、明明白白”。
从完善过渡政策看,转制工作可给予一定的过渡期,比如5年。在过渡期内,可以对转制单位给予适当保有原有税收等优惠政策,原有正常事业费继续拨付。在离退休待遇方面,转制前已离退休人员,原国家规定的离退休费待遇标准不变,支付方式和待遇调整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转制前参加工作、转制后退休的人员,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和调整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保证离退休人员待遇水平平稳衔接。
“这样才能尽量减少改革的阻力,保证公平公正”,汪玉凯说,为了分类改革的顺利推进,在过渡期内“管住增量”很重要,今后不应再批准设立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
据本刊了解,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转制后,离休人员的医疗保障将继续执行现行办法,所需资金按原渠道解决;转制前已退休人员,转制后继续按规定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障等待遇。有条件的转制单位,还可按照有关规定为职工建立补充医疗保险和企业年金。
公益之“分”
被留下的“中坚”,也进行了细分。据了解,除了以往对行政类、经营类、公益类事业单位的划分,此次改革部署又根据职责任务、服务对象和资源配置等情况,将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划分为两类。承担义务教育、基础性科研、公共文化、公共卫生及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等基本公益服务,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一类。承担高等教育、非营利性医疗等公益服务,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二类。
“这样分类也可以看作是按照公益属性的纯粹程度来划分的”,汪玉凯说,纯公益类的事业单位,是由政府出资保障的,不再允许其存在经营性活动。“比如乡镇诊所、社区医院等就属于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以前经常说的教育产业化,这个概念模糊不清,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义务教育是不可以产业化的,长期不治的义务教育阶段‘择校费’应被叫停”。
汪玉凯指出,高校、职业教育、综合医院等,都具备较强的资源吸引和创收能力,应该属于准公益类的事业单位,允许其部分市场配置资源,但其整体的“非营利性”定位也是确定的,不允许进行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经营活动。
受访专家解析道,应结合不同事业单位的具体特点和财力,对不同类型事业单位实行不同的财政支持办法,合理制定标准,实行动态调整,健全监管制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效用。比如对公益一类,根据正常业务需要,财政给予经费保障;对公益二类,根据财务收支状况,财政给予经费补助,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予以支持。“公益性事业单位有不同程度的财政支持,并不意味着排斥民间资本进入公益性服务领域”,宋世明说,未来的公益性服务事业单位不是由政府大包大揽,而是多元并存、竞争发展的,因此管办分开、网络化、社会化发展是必由之路。
据悉,高层提出要完善相关政策,放宽准入领域,推进公平准入,鼓励社会力量依法进入公益事业领域。对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的,在设立条件、资质认定、职业资格与职称评定、税收政策和政府购买服务等方面,与事业单位公平对待,并切实加强监管,引导其健康发展。完善和落实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捐赠公益事业。
“这将给民办医院、民办学校的生存发展开拓更为广阔的制度空间,摒除原有的准入限制、制度歧视等问题”,汪玉凯说。“社会力量进入公益事业领域,可以适当收费,但与公益二类的事业单位一样,整体上也必须是非营利的。”
优化、提升、改造
“‘留下中坚’也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留下,而是要对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进行整体的优化、提升、改造”,宋世明分析,这其中包括改革管理体制、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进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加强监督等若干“重塑”项目,“这一系列改革,无不是为了强化事业单位的公益属性”。
“重塑”项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社保制度的改革。
自从2009年5省市开展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试点以来,这一领域的话题一直牵动着社会敏感神经。“虽然改革试点进展缓慢,但目前来看,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总体方向仍与最初的改革思路基本一致”,汪玉凯对本刊记者说。
据悉,高层要求是完善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政策,逐步建立起独立于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险体系。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养老保险费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个人缴费全部计入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基金单独建账,实行省级统筹,基本养老金实行社会化发放。
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制度、中人逐步过渡”,对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的人员妥善保证其养老待遇水平平稳过渡、合理衔接,保持国家规定的待遇水平不降低。此外,还将建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职业年金制度。“‘老人、中人、新人’的制度区分,保障了改革的公平性。对‘事业人’普遍关心的养老待遇水平问题,也有了正式回应”,汪玉凯说,即便如此,仍可预计这项改革的难度和阻力将会相当巨大。“为减小阻力,公务员的社保改革需要同步推进。统筹考虑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离退休人员养老待遇水平。”
关于管理体制改革,“政事分开、理顺政府与事业单位关系”是当之无愧的主题词。受访专家解读道,行政主管部门需要加快职能转变,减少对事业单位的微观管理和直接管理,进一步落实事业单位法人自主权。对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积极探索管办分离的有效实现形式,逐步取消行政级别。
“长期困扰事业单位改革的种种难题,归结起来都与政府自身的改革有关”,汪玉凯说,事业单位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府的同步改革和真正的“放权”。
此外,此次改革还强调继续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加快推进职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探索建立理事会、董事会、管委会等多种形式的治理结构,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提高运行效率,确保公益目标实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事业单位工资正常调整机制等。
一切为了公益服务 根据中央的要求,大力发展公益服务,就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不断扩展公益服务领域,增加公益服务品种,扩大公益服务供给总量。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不断增强公益事业发展活力。通过改革,形成提供主体多元化、提供方式多样化的公益服务新格局。
“可以看出,未来的公益服务新格局将为公众提供广覆盖、多层次的公益服务”,汪玉凯说,事业单位改革并不是单纯地减少数量和人员,经过剥离、重塑后的事业单位,在未来发展中质量将提升,数量也会调整和增加,“一切服从于人民群众对于公益服务的需要”。
从强化政府责任的部署看,就是按照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优先发展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基本需求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公益服务,促进公益服务公平公正。加快发展农村、欠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公益事业,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公益服务水平差距,切实满足广大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医疗、教育文化等公益服务要求。优化公益服务资源配置,合理规划布局,科学设置事业单位,打破条块分割和行政区划界限,推进资源共享。创新公益服务提供方式,完善购买服务机制,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据悉,高层对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组织实施工作安排十分具体。受访专家解读道,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应按中央要求稳步实施,分类指导、分业推进、分级组织、分步实施,注意把握节奏,加强统筹协调,做到条块结合、上下结合,条件成熟的可率先改革,暂不具备条件的允许过渡,不能搞“一刀切”。
“在过渡期内,尤其应严格禁止突击提拔干部、严禁超职数配备干部或违反规定提高干部职级待遇。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确保公益事业健康发展”,汪玉凯说。□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昨天,人社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此前启动的5个事业单位改革全国试点,目前仍在试点阶段,并未停滞。
他也表示,事业单位改革在制度设计上会有合理安排,不论是北京还是其他地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必要因此提前退休。
改革试点并未停滞
京华时报:国家层面近年来屡推事业单位改革,但据了解,2008年开始试点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改革,试点地区没有细化的实施方案,目前处于停滞状态。你对此如何看?
吴江:这并不是有没有细化方案的问题,可以说,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改革涉及全社会、涉及公务员,情况比较复杂。目前突出的问题是,事业单位没有为纳税人提供最完美服务产品。因此对于事业单位的改革当然是非改不可了。2008年国家启动的这项改革在全国5个城市进行试点,目前仍然在试点阶段,现在也并不是停滞,国务院还是决心将这项改革试点好。现在的情况是,要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建设放在前面来做,实现事业单位聘任制、绩效工资和岗位管理,由此来推进改革。
京华时报:你刚才提到的复杂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吴江:首先是事业单位分类的问题,分类不清楚,就很难确定哪些事业单位是要加强它的公益性,哪些要进行改制推向社会,无法分类清晰就无法将改革推行下去。
此外,事业单位改革的复杂性还体现在我国还存在大量的民办事业单位,如民办的公益单位、公共服务机构,民办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机构,其中一部分也是不以盈利为目的提供公共服务,这类事业单位在经过明确分类之后,也需要与公办单位一样获得政策上的支持。
公务员改革也是必然
京华时报:很多人认为在公务员改革按兵不动的情况下,对事业单位大刀阔斧地改革有失公允。吴江:确实,我们现在很多人老跟公务员比较,其实,客观来讲,公务员是一个运用行政手段的执法单位,我们很难评价公务员个体的绩效。当然,从长远来看,公务员也要打破“铁饭碗”,也要引入竞争机制,也要“有上有下”,以后有相当一部分公务员要实现聘任制,这一条路也是必然的。
急需引进竞争机制
京华时报:你刚才讲了事业单位目前存在的一些弊端,那么,目前推进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
吴江:事业单位目前存在这些突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事业单位长期以来缺乏竞争机制造成的,因此,迫切需要引入竞争机制。这就是在事业单位内部推行绩效工资、绩效考核机制的原因,通过你对纳税人提供的服务和产品的质量,来评定你的职称,这样一来双方都有个约束,结果就会不一样,因此绩效在事业单位非常重要。
进一步来讲就是,事业单位的“铁饭碗”一定要端掉!不能够拿“铁饭碗”,这个饭碗谁来给,需要纳税人老百姓来给,大家认可你,你就有饭碗,你服务得好就有好饭碗,反之就没有好饭碗或者失去饭碗。但是,需要明白,这种通过竞争机制来提高对老百姓的公共服务质量的方式,并不是“甩包袱”。在设计改革路径上,不能简单化地对待,既不能把他们全部推向社会,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也不能回归到公务员队伍,而是走一条既要使他们很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又要使他们积极性调动起来的中间路径。
提前退休没有必要
京华时报:北京市目前对于事业单位改革的规划尚局限在国家的制度设计范畴,仿佛没有细化和突破。你怎么看北京在这方面的举动?
吴江:步伐不一样,大的指导思想是中央定的调子,只是有的地方走得快一点,有的走得慢一点。但是,有些内容是坚定不移,有些路径从长远看早晚都得走。比如下一步的操作路径可能就是养老、工伤、医疗都要社会化,对待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采取“新人有新办法,中人有中办法,老人有老办法”的方式,国家都有不同的制度设计安排。
京华时报:你刚才提到的养老社会化的改革在一些试点地区出现了提前退休的情况,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改革的进行吧? 吴江:我们改革就是要形成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机制,在改革过程中,如果想要国家全都包下来是不现实的。但是确实也产生了一些恐慌心理,怕政策变动之后,对自己的退休收入有所影响。退还是不退,首先要看是不是符合国家规定,实际上国家制度的设计是没有空子可钻的,针对不同人群设计的办法不同,对于有条件退休的这部分人,国家会对他们考虑补偿,换句话说就是待遇不会降低,因此也需要对制度设计有信心,没必要提前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