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事件读书笔记

第一篇：媒介事件读书笔记

戴畅 ***

媒介事件——上一轮新媒体冲击

——《媒介事件》读书笔记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余波之下，电视这一影响深远的媒介横空出世，给整个传播界带来了一场前所唯一的变革。

在电视走入千家万户逐渐取代了广播，把信息以更多维的方式引入家庭后，由“新媒体”带来的各种变化都不可抑制地发生了。如果说日常电视节目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休闲以及获取信息的方式，那么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所提出的媒介事件则改变了更多——相比之下日常电视节目所带来的改变只能算是表层。什么是“媒介事件”？在《媒介事件》一书中，该词被定义为“对电视的节日性收看，即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书中为媒介事件规定了三种基本脚本：“竞赛”，譬如奥运会与总统竞选辩论；“征服”，譬如登月航行及1977萨达特出行；“加冕”，譬如查尔斯王子婚礼与肯尼迪的葬礼。对以上三种事件的电视报道均属于媒介事件的范畴。当然，媒介事件的内涵并不仅仅局限于此。除遵循以上三种基本脚本运行的事件之外，还存在其他类型的媒介事件，比如纽约城市马拉松和韩国团聚事件。

不论是“竞赛”、“征服”、“加冕”这三种基本脚本还是其他类型的媒介事件，都拥有一些特殊性使其与日常的电视节目区分开来，使之事件化。从符号关系学上讲，媒介事件按的首要特征取决于干扰性、垄断性、直播性和远地点性这些要素。媒介事件一经出现，势必干扰其他日常电视节目的播送，并且使得许多同期频道的混响合并成一条单声道；对事件的传播与事件的发展同时进行，且重视语言的交通化与画面的质量。从语义层面看，媒介事件一般是由组织者定位并由电视台认同的电视节目，这些节目的播出过程被赋予了其特殊的核心意义，把一种或多种社会核心价值相关的象征性动作的表现置于突出地位。而从语用学上讲，媒介使得巨大的观众群心驰神往，与事件播出相伴而生的是一种收视状态：结伴观看、排斥除观看相关事件之外的其他行为、为观看做特别的准备——所谓“节日性收看”。

在《媒介事件》一书中，第三、四、五、六章分别从媒介事件的协商、媒介事件的表演、媒介事件的庆典以及媒介事件的萨满教化四个方面具体阐释了媒介事件的运行机制。简而言之，媒介事件的运行机制可以概括为：媒介事件是事件组织者、电视台及观众三方协商而得的产物；电视这一媒介以试图补偿观众的“在场感”而对事件进行了重新定义，使之不同于其本身却拥有更多的意义；观众在媒介事件之中不再是完全的观看者，而是通过积极参与扮演了一些特定的角色，继而媒介事件在某种条件下真正引发了实际的变革。

由上述原理即可对媒介事件的革命性与影响力窥见一斑——电视媒介所派生的媒介事件使得传播本身第一次对现实世界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但是媒介事件的效果并不仅限于此，而是在纵向、横向上都有更为广泛的延展。

这些影响纷繁错杂，但是归纳下来大致可一找到两个维度来进行归纳，即发生在事件的“内部”、“外部”与所针对的对象。

对于参与者的内部效果主要集中在组织者、传播者和观众身上。

对组织者而言，发动事件的公开承诺使得组织者在事件之前就容易在政治上受到攻击，在事件期间扮演媒介所分配的神话角色，与此同时的事件直播创造了对事件成功的压力但又提高了主演的地位，授予了他们在事件期间和之后的合法性和超凡魅力。

对传播者而言，媒介事件重新定义了新闻的原则，赢得拥护与“捐赠者”的地位，甚至提供了实验新形式新技术的机会以及也许已经衰减的热情。

对于观众而言，日常的生活节奏与焦点被打乱了，甚至自身被置于仪式脚本提议的角色

戴畅 ***

里，原有的价值观、社会界限均受到挑战，当然副产品还有家庭环境的重构和情感的宣泄。

对于机构的外部效果则更为广泛，其影响波及大众舆论、政治机构、外交、家庭、闲暇、宗教、大众仪式乃至集体记忆等等。

从大众舆论的角度看，媒介事件给其设计的机构授予地位，聚焦大众舆论并激发关于某一给定问题或一系列问题的辩论，并通过鼓励或抑制等手段影响大众舆论，有时也可使潜在的舆论趋势成型，甚至催化实质上的社会运动或影响其所在社会的国际形象。

对政治机构而言，媒介事件使公民适应社会的政治结构的需要，巩固了领袖的地位，消弱了诸如议会之类中间人的地位与直接接近高层领导人在政治传播时的选择作用，政治组织的形式与社会、政治本身也发生变化；媒介事件培育对政治和外交的公开性的期望，而其直播有时能维护国家的完整。

对外交而言，媒介事件鼓动了以峰会作为外交手段，促进外交公开并创造了一种新的外交策略——姿态外交。

对家庭而言，媒介事件暂时扭转了朝着家庭收拾模式的个体化和部分化的发展趋势，并通过与朋友、邻居的结伴观看形成了“大众空间”，便利了舆论的阐发与交流。

媒介事件还影响了人们闲暇活动的结构，并为某些体育事件创造新的交际形式。

从媒介事件对宗教的效果来看，媒介事件创造了“世俗节日”，承担一些与宗教节日一样的功能，继而模糊了神圣与世俗、宗教与宗教之间的界限，但也强化了宗教等级并使权力人格化、公开教会内部的紧张和斗争。

对大众仪式而言，媒介事件使得大众意识发生重组，推动仪式形式沿小说体发方向发展，使一种“大众化”的电影摄影模式机构化，并转移了仪式的场地与形式——起居室里的小群体。

对于集体意义而言，媒介事件不仅赋予集体记忆一种物质的载体，还赋予一种框架；媒体事件打断本来的时间流向，扰乱现行的日历。媒体事件甚至编辑、再编辑集体意义，担任与宗教节目同样的功能，继而与历史的书写在定义集体记忆的内容的过程中竞争。

以上效果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自电视面世、“媒介事件”出现以来，传播活动与视觉文化乃至社会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当然，在现今的媒体环境之下，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定义的媒介事件也势必发生剧烈的变化。但是，作为上一轮新媒体冲击的主力之一的“媒介事件”，其产生、运行于影响都可以为新一轮新媒体的研究和预测提供一些经验与启示。

第二篇：媒介批评读书笔记

第一章：传媒是文本（Ⅰ）（我完整地读完这一章）综述：（形式主义分析理论）

在第一节的符号学分析中，主要提到这样几个概念：符号、能指、所指、文本、意识形态等。按照索绪尔的理论，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而这里的能所指仅仅是最初的符号层次。从哲学上来说，能指是物质性的，所指是主观的，仅仅是一种概念的存在。能指是一种可以看得到或是听到的物质性的东西，是可以进行量化的。同时索绪尔还发现，能指和所指是任意的，也就是说符号的两个构成部分无必然的联系。

在索绪尔的符号理论中，所谓符号，就必须有意义，不然就不能称之为符号。而符号的意义又与它在结构中的位置息息相关。在这里我们不提所谓的横向结构或是纵向结构，简单地说，就是在不同的环境中，符号有不同的意义。但是这个意义是怎么来的？其实也很简单，以另一个事物作为陪衬或是对照，就显示出了事物本身的意义所在。因为单一的事物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能够认识它自己的意义的，只有通过别人的视角，相对于“他者”来说你存在有什么价值，这才是符号存在的意义所在。这就是索绪尔提到的“二元对立是符号系统最基本的结构形式”

当然，符号的意义也是不固定的，前面已经提到过。同时，不同的语境，不同的时代，符号所处的不同位置，同一符号所表达的意义也是不同的，这里就不一一阐释。当然，符号也不是随机产生的。既然符号是一个系统结构，那么符号的使用必然要遵守一些结构规则，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就是这个道理。不然符号就是混乱的，就不能够准确地表达出符号使用者所想要表达的意思。就不能够进行符号与符号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用传播学的话来说，就是不能够很好的进行符号的编码和解码。

关于意识形态介入符号和文本的产生，符号归根到底还是由人构建的，是人赋予了符号以意义。可以说符号的意义是在人类诞生之后才出现的。其实不仅仅是文中“古惑仔”意义的产生，就拿近期大家热议的话题“城管事件”来说，“城管”一词，其实也产生了在其本身意义之外的另一层符号意义：暴力、不讲理等，这也许就是第二层次的符号系统。而第二层次的符号系统中的所指以我个人理解来看就是符号本身的外延，也就是符号所代表的一种象征意义，是刨去符号本身物质和概念之外的一种精神的代表。在第二节的叙事学分析中，从卜罗普的叙事模式引出英雄这一符号。

在这一节中，最主要的莫过于格雷马斯的表意结构，即“符号矩形”，其实这一结构说白了就是对一个故事开始而后往后发展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地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发现这些之后发生的情况背后隐藏的叙事结构。而之后的一些研究者在此基础上对这一结构进行了一系列的补充。先后提出了“中介”“二元对立”等概念。在我看来，“中介”就是事件的开始状态，引导事件进一步发展的因素，这一因素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甚至可以是一种精神情怀等等。而杰姆逊则认为这一矩形叙事结构必须代入价值观念，而有价值观念就必然会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赋予这一叙事结构以意义，而意识形态又通过价值观念反映在出来。举个简单的例子：文革时期不管是电影还是话剧都有表现明显的好人和坏人，地主和贫农，这一叙事结构就是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的具体反映。杰姆逊提到的“英雄是不存在的，英雄只是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完美”，对此我表示十分赞同。英雄其实就是意识形态的一种理性状态，人们总是期望某个事件或是某个人是完美的，这其实就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

对于叙事学结构在新闻中的体现，说白了，就是换汤不换药，叙事模式基本上已经固定了，就是把每天发生的不同事件按照固定的叙事模式添加进去而已。以我在实习期间的经历来看，事实就是如此。不同性质的事件有不同的叙事模式，而通过不断地重复，从而加深人们对此类事件的定性认识，因此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时通过新闻的报道往往会形成舆论，而这种舆论恰恰就是这种叙事模式长此以往造成的影响所导致的。接下来的后结构主义分析则对前面已经构建在起来的语言学模式进行批判，颠覆了传统学说的一些观点。在德里达的眼里，所谓的“终极”是不存在的，他认为真理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一观点也符合哲学上事物是发展变化的这一观点，真理也一样。不同的时代，必然产生不同的声音和观点。就如同牛顿的力学理论一样，在牛顿的年代是正确的，是“真理”，但是在爱因斯坦的年代就显示出了其局限性。为此，德里达提出了“补充”的概念，所谓“补充”，是在原有的基础以上加上一些新的意义，而不是简单地数量上的增补。因为没有终极意义的存在，所以这一增补的过程是无限制的，永不停歇的。而巴特的能指碎片就比较符合文本的规则。所为符码，其实就是文本应用的规则，说的再通俗一点，就是语法规则。这样不管是什么文本，什么故事，其实就是各种规则的重组、交织，从而衍生出新的意义。为什么说他的文本复数直接宣布了文本原作者的死亡呢？其实很简单，因为不管是什么文本，在进行语言的组织时，总会不知不觉地引用到外来话语，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即使不是直接引用，在话语的表达上也会跟别人的话语有意义上的相似，“作者”的思维也是受外来话语的影响的。

现在来看看哪些传媒作品符合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其实那些对现行体制构成直接或潜在威胁的传媒作品其实都符合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自然而然的，这些作品都不是主流的作品，从而是边缘的。因此后结构注意的分析对象大多是边缘的作品。

问题：

我并不是完全同意书中的一些观点，就拿索绪尔认为语言包括所有的符号使用的规则，而言语则是我们日常的话语，它是上述符号和规则的具体应用。（P4）在我看来，语言主要是以书面的形式呈现，以文字为载体。而言语主要是以口头的形式呈现，具体表现就是我们日常的说话。至于索绪尔提到的符号使用规则，我个人认为应该独立于语言和言语，是这两个方面的应用规范。

还有一些地方不太好理解，如符号的三个不同层次问题。（P7）前两个层次我基本上能够理解，但是第三个层次我是无论如何让也想不清。还有杰姆逊的批判叙事学理论中说的“第三者”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角色，它的功能是实现某个神话或某种意识形态观念，（P13）这就不太好理解。“第三者”的意识形态体现在哪里？为什么说它的功能就是实现某个神话或是某种意识形态观念。在后结构主义分析中，德里达的“延异”观点不是很清楚，(P21)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是怎样的？能指和所指为什么不是步调一致，符号为什么不再有自己固定的位置？

启发：

读完这一章，我感觉对自己的研究启发最大的就是符号这一概念的理解。不管是写论文还是做研究，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对符号的研究上来。其实，我们日常的生活、学习都是在跟符号打交道。吃饭有饮食符号，日常交往有礼仪符号，穿着有服饰符号等等。伴随着对符号的理解，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符号的魅力和重要性。而符号必然伴随着意义的产生，可以说符号跟意义是分不开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符号时一定要注意符号的意义，既不能混淆，也不能滥用。只有按照一定的符号规则来组织符号，才能更好地发挥符号的作用。这一点在传播学上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传播学就是对符号传播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在这里，我们不仅仅要弄明白每个符号的意义，还要分析研究符号与符号直接的直接或是间接的关系。不仅要弄明白每个符号自己的涵义，还要从整体把握发现符号的整体所体现的背后的意识形态或是符号意义。当然，也少不了符号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这就涉及到符号的编码与解码，在这之间更应该弄清楚符号的意义，以及符号之间的规则。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进行符号之间的沟通，受众才能更好地理解编码者的意图，从而避免出现误解或是信息的遗漏。

再者，通过这一章的学习，我还了解到十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符号的意义是不固定的。它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进行改变。另一方面，一个符号的意义也是多样的，符号的意义也分好几个层次，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会有不同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研究的时候要准确地把握符号在当前社会环境下的意义，不可生搬硬套。在研究时，既要准确地把握符号的本身含义，又要很好地理解符号在整个整体中的意义。

在进行研究时，不要忘了符号背后所反映出的意识形态的问题，这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符号的意义往往是意识形态的反应，意识形态在符号意义的行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往往在符号意义的形成过程中占有优势，这既是所谓的主流价值观。而其他人群的话语权虽然有时也会发出声响，但是远远不能构成主流，只能沦为边缘形态。这也是后结构主义极力在做的，他们分析处于边缘的传媒作品，力争从中找出反映社会现实的声音。其实研究也是这样，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在做研究时，要尝试吸纳百家之长，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这样你的研究才有说服力。因为你最大程度上做到了统筹兼顾，不会因为只听从了一方面的声音而显得没有说服力。

第二章：传媒是文本（Ⅱ）（我已经读完全章）综述：（意识形态批评理论）

在第一节意识形态批评中，着重讲到了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在这些批评家的眼中，那些文本的意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文字的表面意义，而是更深一层的其背后所存在的意识形态。正是这些意识形态，决定了文本的深层含义。可以说文本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

所谓意识形态分析，就是解读文本所隐藏的深层含义。这种深层含义可能是作者的弦外之音，又或者是一种背景的声音。而意识形态分析也不仅仅局限在文字和话语上面，它还从各个方面来批判。如权利、阶级等。它从生活的各个方面来揭示生活中的不同阶级，不同声音。在此，意识形态批评便构建了一个文本的世界，这一世界与现实世界一样，有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声音，而不同的则是子民变成了文本。在这个世界中，同样有不同的阶级，有阶级就有阶级压迫，这是毫无疑问的。而意识形态批评理论做要做的，就是揭示文本世界中的阶级压迫。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揭示在这一文本的世界中，处于劣势和边缘的文本，以及产生这种阶级压迫的原因。既然是批评分析，那么就少不了分析方法。在这里我们来看看意识形态分析的三种方法。

1、意识形态反应理论：从能指的有序处寻求有序的意识形态。听着好像很深奥，其实很简单。就是对一个作品及其作者所代表的意识形态进行分析，从而找出这种意识形态是怎样通过他或她以及他们的作品反映出来的。分析发现往往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在现实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其在文本世界中代表的文本也占统治地位。这种现象不仅仅在文本世界中，在现实世界中的大众传媒中也很普遍，即话语失衡。那些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话语权总是占优势。这也是当前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这种理论分析方法在传媒中的运用表现就是传媒文本如何曲解“事实”，例如如何错误地表达普罗大众的“真正利益”。

2、意识形态结构理论：从能指的无序处寻求有序的意识形态。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是阿尔图塞。他的观点阐释了这样一个道理：意识形态的本质是社会上阶级关系或是权力关系的再现。也就是说从文本反映出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能看出当时的社会权利或是阶级关系。他在书中举出的俄国改革前后的农民的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其实在中国的社会关系中也并不少见。中国历史中也出现过类似的社会关系，如：辛亥革命之后的农民状况。这一时期的文本是无序的，但是从这些无序的文本中能够看出其背后有序运作的意识形态。这一理论的具体应用就是传媒文本批评家更关心这种结构性的规限和由此造成的意识形态效果。

3、意识形态构建理论：从能指的无序处寻求无序的意识形态。这一理论的批评家们认为意识形态是构建的，而不是预设的。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霍尔认为意识形态的命运是通过斗争产生的。只有通过抗争才能才能在众多的意识形态中生存下来。而且简单的斗争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兼收并蓄，要学会包容。俗话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意识形态也是这样的，否则就很难持续生存下去。试想虽说如果只有一种声音固然独占鳌头，但是很难发现自己的不足并且进步。只有存在不同的声音，才能有竞争，才能有压力迫使自己不断前进。其次，他还认为语言不属于特定的群体和阶级，这一点是十分正确的。每个阶级都有自语运用语言的权力。虽然存在阶级差异，但是不可否认语言是无国界的。其次，每个阶级也拥有自由解释语言的权力。对语言的不同编码就会产生不同的意义，这也是同一符号被不同的人运用会产生不同的意义的原因所在。自然，解码的不同同样会导致这种结果。这种斗争胜利的外在表现之一就是对文本的占有和使用。胜利的阶级在文本的使用上占有优势。应用这一分析方法的批评家则偏重于意识形态生产过程的分析。在第二节女性主义批判理论批评家认为主流话语是男性压迫的工具，主流话语基本上是单声道的，男性支配的。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虽然古代有一段时间是母氏社会，但是近代还是男性社会的，从权力顶层，企业高管等以男性居多就能看得出来。这就导致话语权掌握在男性手中，而女性的声音总是那么地微不足道，且关注的人很少。即使发出了话语权，也会受男性声音的影响。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则在女姓话语权的批评上存在两极的倾向。要么是温和的，要么是激进的。而在对女性话语权较男性少的问题的原因分析上，他们从经济和性别两方面来分析。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却并不全面。在经济问题上他们认为经济制约了女性话语权，而性别上的男性压迫则使得他们是男人为敌人。这就有点偏见和激进。

至于激进的女性主义批评，则认为女性在男性的压迫下不得不采用迂回的方式表达自己，即采取一种比较委婉的方式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男女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异不同。他们强调男女差异，而非平等。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卢宾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性别制度，而非经济因素。

后结构主义学派的女性主义批评主要目的是解构父权制话语。他们利用男性话语所提供的空间，巧妙地解构和垫付这一话语。这一理论中的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者认为借助话语和写作可以来解构男性的话语权和象征世界。他们也为此付出了一系列的实践。

在第三节后殖民主义批评中，主要以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为主要内容，所谓后殖民主义，简单那概括就是西方霸权主义在话语方面的表现。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理论的观点主要有“东方”：西方的发明；“他者化”了的东方；“失语”的东方；“东方话语”：霸权的话语以及东方主义：统治东方的权利机制这几个观点。简单来说，“东方主义”观点认为东方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是落后的，而西方则是先进的，是文明的代言，西方对东方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是理所应当的。这些也符合了西方霸权主义的需要，为其入侵东方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和借口。但这一理论也是有缺陷的，那就是太绝对了，把什么都说成必然的，不管是西方的霸权主义和东方的落后都是绝对的。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带有偏见的。后殖民理论应用于传媒上就是传媒的后殖民主义批评，这一批评主要关注西方传媒在关于第三世界的报道中如何体现出后殖民主义的。这些作品大都将东方丑化、妖魔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西方对东方的落后、愚昧的看法。

问题：

1、在这一章中提到意识形态是预设的这一概念，何为预设的？具体表现是什么？而在意识形态构建理论中又提出意识形态是构建的，构建体现在哪些方面？与预设的有什么不同吗？（P34）

2、在后结构主义学派的女性主义批判中提到父权制二元对立，是哪二元对立？为什么说父权制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和话语模式才是深层次的原因。（P45）

3、后殖民主义中提到的宗主国是什么意思？有哪些代表？（P52）

启发：

通过这一章的阅读，给我最大的思考就是在研究中更要注意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分析。不能仅仅局限在文本本身的分析上，更多的要看到文本背后的深层意义。还有就是在研究中，要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因为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将自己的主观意识加入到研究中去，其实这也是意识形态在文本中的一种反应。作为新闻媒体更应该以事实为基础，不能歪曲事实，不能仅仅随大流，只看到所谓的主流意识形态。这样往往会陷入意识形态的误区，不能很好地反应普罗大众的真正利益。

同时，在研究中，也要关注文本中可能存在的女性色彩，这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虽然女性主义批判尤其自身的局限性，但是其中的很多观点如男女性别差异以及男女在经济政治上的差异也是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的。我们在研究中往往会不知不觉地以男性的视角和话语权来进行文本的组织，这就会存在意识上的偏见。

而对我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后殖民主义理论了。以前只是口头上说什么文化入侵，殖民统治等等，只是一个概念上的理解。现在对这方面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尤其是在研究中，我们往往要借鉴西方的很多理论或是观点，在这一过程中，尽量避免所谓的“东方主义”对研究的影响。因为这些是西方霸权主义在文化或是话语权方面对东方的偏见，是不可取的。尤其是在观看西方的传媒文本时，更要注意这一方面，因为西方的大量传媒文本在对第三世界的报道中，有很大一部分带有“东方主义”的色彩。这些都需要我们辩证地看待，理性地分析，不要跌入“东方主义”的范畴。

第三章：传媒是机构

综述：（机构批评理论）

第一节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分析理论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葛兰西和阿尔图塞。其中葛兰西的主要观点是文化霸权。他用文化霸权来解释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在西欧会失败。他认为现代社会是由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组成。政治社会是依靠枪支暴力来统治的，而市民社会则必须依靠文化霸权的说服教育，而这种说服教育是潜移默化的。他认为文化霸权的形成是一个不断抗争的过程，这也符合哲学上事物的发展是曲折的，螺旋上升的这一观点。葛兰西认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要取得统治地位是一个相当漫长和复杂的过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拿中国的党的意识形态取得统治地位的过程来说就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而又艰难的过程，其中不乏文化大革命这种令人难以忘怀的惨痛教训。而在阿尔图塞看来，上层建筑分为强制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是那些媒体文本所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是代表国家霸权体制的。话句话说，那些宣称自己会公平对待弱势群体和强势团体的传媒，其实他们用以衡量公平正义的标准时统治阶级的标准。同时，传媒的种种行为无不体现着意识形态，不光是传媒文本反映出意识形态，传媒的行为等等无不是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而“召唤”概念的提出，则恰恰像我们展示了国家意识形态如何将个体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灌输，将其改变成国家统治权力可以接受的角色，也就是书中所说的意识形态主体。

而在第二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当代的传媒政治经济学者把传媒当做经济实体来研究，他们认为传媒首先是商品，而非意识形态产物或是文化产品。在这些经济学者的眼中，传媒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也符合商品的一般规律。正是因为传媒是商品，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所以必然能够创造剩余价值。而创造剩余价值的表现之一就是广告的产生。而在传媒商品化的过程中，最先进行的是传播内容的商品化。因为传播内容是直接面向受众的，所以只有内容的商品化，才能创造最大的商品价值。其次要考虑的就是所谓的“阅听人”，简单来说，就是节目的受众，他们直接关系到产品的收入。而这些受众也是可以作为商品的，只不过这些商品是买给广告商的。广告商根据阅听人的收听习惯来做出产品的规划。在此基础上，米罕提出了收视率的概念。而收视率就必然涉及到现代网络2.0时代的大数据这一概念。通过大数据，我们可以精确的把握到受众的喜好等等。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传媒产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最后是传播劳动的商品化。这一商品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将原本分散的，不规范的创作转化为规范化的生产的过程。这就使得传媒的生产有了模式可循，这样可以提高商品化的效率，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也限制了传媒生产者的创造性。

传播垄断是伴随着商品化产生的,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传媒的集中化和集团化.而实现传播垄断的途径无外乎两条:资源分配控制和经营控制.这些传播垄断者通过控制传播和资讯,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公共服务和言论自由竞争.这使得所谓的公共服务和言论自由竞争成为了一种神话和理想.在第三节的公共领域分析中，公共领域是允许市民自由发表和交流意见，以形成共识和公共舆论的地方．当然，这是种理想的状态，为了达到这种理想的状态，哈伯马斯提出了沟通理性的概念．所谓沟通理性，就是在沟通中双方都遵守彼此都认同的规范，从而寻求彼此的理解和共识．

但是哈伯马斯的公共领域这一观点存在很大的缺陷并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因此不少学者对他的这一概念作了修正．他们通过强调公共领域与政治领域，商品经济领域以及私人领域的关联，来对公共领域这一概念作了修订．但是这些修订仅仅是模糊了其与其他领域的界限，而不能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另一方面，对公共领域的修订则显示出大众传媒需要扮演更加多元的角色．这种多角色的扮演能够促进公共领域的形成，从而更好地发挥公共领域的作用．

问题：

1、我并不是十分同意阿尔图塞关于召唤这一概念的解释.他认为我们在出生之前,意识形态就已经预设了我们将来要成为的角色.（P66）这一观点完全忽略了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社会环境所起的作用.恰恰相反,社会环境等外在因素对一个角色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

2、还有霍尔在文中说到当代西方的传媒是独立的，无论从政治、人事、或是技术上均独立于政治体制，但这不妨碍它经常不自觉地维护统治阶级的基本利益，所以它的独立自主只能是相对的。（P67）这一观点我不认同。我们都知道，无政治、不新闻。这一点西方的媒体也不例外。完全独立于政治体制的媒体是不存在的。先不说媒体必须在政治体制之内进行运作，就拿媒体的一些运作人来说，他们也是有政治倾向的。

3、在传播劳动的商品化中，“劳动”一词是什么意思？只是单纯的工艺劳动或是生产劳动吗？这些劳动可以进行商品化吗？（P73）

4、在传媒政治批判学者的眼中“没有人可以毫无限制随心所欲地使用所有的文化产品”（P75）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传播的垄断，时刻不管是从传播的源头还是资讯、途径还是手段都被控制者所把握。不管从哪一方面说，“公共服务”和“言论竞争自由”是不存在的。

5、哈伯马斯关于沟通理性的理解中提到沟通理解要求人们在沟通中自觉地遵循彼此认可的规则。（P80）我在这里补充两点，所谓规则，一是在沟通时遵循的符码运用的规范，也是双方进行正常的编码和解码所遵循的规范；二是在交谈中彼此都认同的一些日常行为规范，如礼仪规范等。

启发：

我觉得通过这一章的阅读，我首先明白了我们不管是在阅读中还是做研究中经常提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一个什么概念。同时，也清楚地感受到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有利益有弊。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避免在以后的研究中混淆概念，作出不公平的判断。

同时，给我感触最大的莫过于政治经济学分析。它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深层剖析了传媒的商品化过程。使我认识到了传媒作为大众传播工具之外的另一种形态。在研究中，也拓宽了对传媒的思路。而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也是十分贴近生活的，在这种分析思路下，很多东西都可以运用调查研究中的量化或是定量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如前面提到的收视率。这样就让我们对传媒有了一个比较直观和清晰地认识。也增强了研究的说服力。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也使我认识到了传媒的商品化过程中弊端，就拿利润最大化这一点来说，就使许多传媒作品质量下降或是只注重利益而忽视其质量和内涵，生产出许多快餐文化产品。而传播垄断则使我深刻地认识到其负面影响，它阻碍了公共服务和自由言论竞争。这是我们在做研究中要特别注意的，因为我们平时总是打着言论自由的大旗，认为当前的传媒环境还是不错的，使我们没有一个准确的认识，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

而在公共领域分析中，虽说公共领域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是不可否认它为我们的传媒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和视野。而不少研究学者也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修正这一并不十分正确的概念。但是不管怎么说，公共领域对传媒的作用是巨大的，它通过对大众传媒的角色多元化的要求，提高了我们的“能见度”，使我们更清晰地理解政府部门的运作。

第四章：传媒是文化（我已完整读完这一章）综述：（文化批评理论）

在第一节的文化工业分析中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我们平时所说的“好的”大众文化其实是对大众文化的一种片面的理解，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看来，大众文化其实是由资本主义工业财团操控的、自上而下强加给大众的文化。从这一定义来说，所谓的大众文化就远没有那么美好了。由于是资本主义工业财团控制，因此其生产出来的大众文化就只是文化消费品，而忽视了文化的教化功能。最起码在质量上是欠缺的。而由财团掌控的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生产的重要工厂也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可想而知，由于是财团控制，利润最大化是其生产大众文化的最终目的，难免就会仅仅注重量的生产而忽视质的提高。

而在接下来法兰克福学派也提到资本主义合理、科学的文化生产却会生产出一个文化的畸形儿。这一切都是商品惹的祸。为什么？在我看来，这种生产仅仅把文化作为一种商品来看待，不可避免地只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从而不顾文化产品的好坏，只是满足受众需要即可。这就导致了大众文化反人性的实质，从而诞下一个畸形儿。

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认为当代社会的商品崇拜是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的趋势造成的。在他看来，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变成了物与物的关系。人们沦为了“物”并受物之规律的制约，他们不再为了自己的消费而生产，而是为了不由自己控制之物的市场而生产。在我看来，生产本来是满足生产者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活动，但是由于市场、利润的驱使，使得生产者不能再左右自己的生产，仅仅只是为了满足市场、利润的要求而生产。久而久之，这一生产过程就会形成惯性或是习惯，从而使人不知不觉地沦为物的奴隶。而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尔多诺认为大众传媒是文化工业中最重要的文化制作工厂，这一点是十分正确的。

在阿尔多诺的理论中，物化劳动的“铁律”同样支配着文化工业的生产和交换。因为工业生产也是市场支配的，市场需要“物”，从而物化劳动铁律也起着作用。另一方面，质的劳动不再受到重视，取而代之的是量的劳动。量的劳动倾向于泯灭文化艺术的个性。就是“下里巴人”的文艺作品也趋向于标准化、模式化和简单化。这种量的生产是由利益驱动的，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而进行的。所谓的模式化生产，说白了就是换汤不换药，因为这样有助于提高效率，扩大生产，从而获得最大利润。而文化生产的物化带来文化消费的物化这一点也不难理解。生产上的模式化使得受众长年累月地被动接受被物化的产品，长此以往消费就会形成习惯，慢慢变成文化消费的物化。

而在本雅明看来，不管是大众文化还是艺术的生产都是一种“机械复制”，通过工业技术将艺术大批量的复制生产，因此我们现在所欣赏的产品也好，艺术也罢，都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艺术”，顶多是复制品。在他看来，真正的艺术必须是人为地，原创的、独一为二的且是充满“韵味”的作品。而在现代的机械复制生产中，艺术的政治，宣传功能大于其本身的宗教功能，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不可否认，正式这种大规模的复制，才使得少数的艺术面向广大普罗大众成为可能。这也可以说是机械复制的一个好处吧。

在第二节的流行文化分析中，首先讲到了流行文化研究的起源，这一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以一种积极主动地姿态来对流行文化和传媒在反建制斗争中的角色和功能。他们认为，从属阶级利用流行文化不断地反抗者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他们在构建着自己的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解读文化产品。在他们看来，普罗大众并不是没有自己的主见的，被动地进行物化消费的群体。恰恰相反，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在文本中嵌入自己的意义。其中的代表有霍尔的阅读理论、莫里的话语理论以及费斯克等人的快感理论。

霍尔的阅读理论主要将编码和解码区分开来，他认为解码同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为此他认为阅听人，也就是解码者会在解读电视讯息的时候构建起三种立场：霸权立场、协商立场和对立立场。这三种不同的立场对应三种不同的解读方式。

而莫里的话语理论则认为阅听人所采用的话语规范是解读文本的更重要因素，他注重话语权在解读文本中所起的作用。而费斯克的快感理论则认为只有把阅读提升为一种快感，彻底摆脱文化工业，成为流行文化和消费的主角，才能摆脱大众文化的物化生产和消费。以我个人的理解来看，所谓的快感，就是对某一事物的浓厚兴趣，这种兴趣只有达到痴迷的地步，才能真正做到费斯克所说的抗衡甚至拜托主导意识形态的操控。

问题：

马库塞认为艺术本是一种异己、异化的精神文化产品，现在被强大的物质文化所收编和同化，随着这一收编和同化。这一观点我不太认同。我们不能否认，文化的生产创作过程中，有真正懂得并实践艺术的人，艺术并没有完全被物质文化收编和同化，并没有泯灭。

启发：

这一章的阅读对于我的研究的最大启发就是对大众文化的进一步了解。它颠覆了我在高中时代学习和理解的大众文化。我依稀记得那时的大众文化定义是：为了满足大众精神上的需要而进行的文化生产。反正对大众文化的定义是将其说成了跟资本主义没有直接关系，而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的文化。而在这里，我才明白原来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工业财团操控的、自上而下强加给大众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的，为了满足受众的市场需求而进行地文化产品的生产。这一概念的转变，对我的研究影响巨大。

同时，我也对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消费的文化产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们不可否认这些文化产品在教化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绝大多数大众文化离不开市场消费、利益第一的这样一个准则。因此，我们才会说现在电影电视制作以收视率高低，票房多少来论好坏。现在的电影或是电视制作本着吸引受众眼球为主要目的，而往往会忽视这些文化产品的真正文化功能。模式化的生产带来的仅仅是量的积累，质的提高却很少。也难怪中国的电影以及电视每年都会生产出大量的作品，但是真正能够称得上是精品的却寥寥无几。

其次，在这一物化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不知不觉地陷进去了，成为了物化的消费者。这一点是值得我们自己反思的。在做研究中也同样需要注意这一点，虽然说流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与主导的物质文化进行抗争，但不可否认这种抗争还不足以动摇他们的地位。当然，我们也不能悲观，因为我们毕竟是活生生的个体，在文化消费上有自己的主见，可以做出符合自己意义的解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当然，只有浓厚的兴趣，以及独特的见解，才能真正把握住文化产品的精髓，避免在这种物质文化的洪流中丧志自己的品格。

第三篇：媒介事件背景分析

危机的共性要素——不确定性、紧迫性、威胁性、潜在伤害性。

危机管理不单是事件处理，而是对组织威胁性生存环境的修复和改造 危机诱因有两大类:一是组织外部环境的变化，二是组织内部管理不善

一个组织遇到了危机，各种大众传播媒介集中报道会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这常常是组织在危机中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

背景分析

2011年，在中国的社会发生了不少引人关注、受人热议的媒介事件。例如会理县PS丑闻事件、“7.23”甬温动车事件、北京电梯事件。就这些事件本身来看，毋庸置疑，它们都是负面的新闻，都对政府的形象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但是，面对已经发生的危机，应该采取何种方法去挽救危机，重新树立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是政府必须首要考虑的问题。会理县PS时间发生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会理县会与丑闻相伴，永世不得翻身，但会理县政府却用出色的危机公关平息了这场危机。与之相反，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7.23事故后的发言不当使得这一事件雪上加霜。从这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危机公关对于政府来说至关重要。

我国政府的危机公关意识的出现，被普遍认为发生在2003年。当时因为政府封锁SARS信息，政府的形象受到严重影响，但这也让政府意识到政务信息公开的必要性。从那以后，政府开始全面推广新闻发言人制度，修改保密法，制定信息公开条例。2003年9月22日，第一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课在北京开课，当时来自教育部、国家环保总局、卫生部等66个部委的100多名新闻发言人参加了为期五天的理论。此后5年，国新办组织新闻发言人培训工作迅速开展起来，省，市，县，县一级部门甚至部门内部的科室都被要求学习新闻发言人培训课程。着这否意为着我国建立了完善的新闻制度、危机公关已成为各级政府的普遍共识呢？答案是否定的。否则在现在中国也不会有如此多的遭人诟病的媒介事件。在突发的危机面前，并不是所有政府都能遵循勇于担原则，积极主动，反应迅速。新闻发言人所要学的不仅仅是打发面对记者，更是应该学会如何与舆论打交道 学会三不原则——不直接拒绝，不仓促表态，不无可奉告，并有选择的公开事实

我们可以从四个维度去考虑危机公关，即情境、资源、沟通和行为。这就要求危机处理者在时间紧迫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整合、配置相对匮乏的人、财、物资源，理顺扭曲的沟通系统。采取有效的行动策略，选择合适的新闻发言人，运用合理的语言表达，进而改变危机情境并使之恢复常态。有效地危机公关，可以使危机预警更加充分，是危机管理更加有效率，使协调互动、整合资源得到保障，也是重新认知平衡和价值体系成为可能

第四篇：权力的媒介 读书笔记

《权力的媒介》读书笔记

权利的媒介，此书堆自由主义理论与社会责任学说的主要区别做了评断，即是自由理论主张新闻媒介应完全自由，不受任何约束，而社会责任论则认识到不受限制的自由会带来危险。---来自百度。

其实这本书资料很丰富，记录了美国新闻历史上很多的重大事件，并对其进行分析。他是作者长期在新闻媒介的第一线工作，使得它能够接触到许多媒介背后的东西，能够发现真实的情况和表面宣扬的情况之间的落差，因此能进一步的触及到本质上的东西。

他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从来去揭发资本主义的现实缺陷问题，敢于蔑视资本主义盛行的各种理论，紧紧抓住社会统治权力与具体研究对象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并加以揭露和批判。作者对于资本主义新闻媒介不是一味的维护，同样，对于社会主义的新闻媒介也不是一味的持有偏见。当然还有一些对于第三世界的东西。

但是简单的说，全书就是围绕控制与被控制展开叙述的。虽然全书一直致力于描写自由理论主张新闻媒介因为自由，但实际上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控制着这个媒介。究竟是谁控制着谁，为何控制，控制的后果。这一系列问题让我印象深刻。

所以接下来我要讲两点。

第一，在所有的新闻体系中，新闻媒介都是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他

们并不是独立的媒介，只是在潜在的发挥作用。

那么我们首先要认识到现代媒体的力量与危险。

现代媒体是国际政治斗争场上不容忽视的一种力量，特别是在遇到突发性事件时它对事件的报道和传播深深地影响这公众对事件的理解和判断。所以国家领导人往往会利用他的这种强大的能力来为自己服务。新闻媒介的经济命脉完全受资本控制，新闻媒介的独立是根本不可能的。有时候也会因为资本或各方面的问题而向国家领导人屈服当然这不是我们所能知晓的。所以，国家政权就是第一只无形手。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其政府与组织通过增加、限制或操纵媒体对新闻的获取，影响新闻的传播。但是美国却对外宣称媒体采访任何人都不会受到美国政府的干涉。

但是媒介反过来又对国家决策和政权产生同样重大的影响。媒介首先在与制造即刻的公众情绪和公众压力。例如我们看到日本扣押中国船长，我们无需理性的解释变会产生情绪的冲动，这种冲动带来的是一种行为要求。从来压迫政府对此作出决策。这些力量使得领导人在涉及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等重大决策面前没有思考的时间和空间。例如在多数的情况下，美国外交政策的议程仅仅是对新闻内容的反应，虽然政策问题不是媒体内容制造出来的，但媒体的新闻报道优先关注的政策和问题作了重新安排。在媒体激发的这种情绪下，政策制定者像救火队，没有预案和预防措施，都是临时作出反应，这就导致决策的草率形成与实施。后果则可想而知，尽管国家也有再进一步的采取措施来弥补。

且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网络媒体传播的欣慰更具有政治偏见。全球性媒体是配合军方战术威慑的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宝贝资产。但是庆幸的是这种传播技术并没有削弱民族国家意志。在中国，现代媒体增加了中国政治和外交进程的客观度和透明度，使得更多的中国人看到了中国的政治和外交决策过程。我觉得红果在未来的政治斗争过程中要学会利用现代媒体新环境，争取公众和传媒的支持，制造一个有利于政策形成和实施的支撑和环境。在重大事件结束后要勇于客观的评估新闻媒体的传播效果。

可见，媒体并不是孤立的，它时时刻刻影响这政治经济也时时刻刻为政治经济影响着。第二点，所有的新闻体系都赞同社会责任理论，宣称他们为人民的需要和利益服务，应表示愿意为人民提供新闻。但我觉得这个是和国家的软力量有关的。软实力的形成和加强，靠的是规模经济。只有那些实力雄厚的经济实力的好莱坞片商和时代华纳之类的超级媒体，才有实力掌握和控制全球影视市场。并且，每个历史时期，伴随着新的传播手段，形成世界

权力的新中心和边缘地带。如今，则是美国称霸世界。

其实在资本主义体系，他们对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存在很多偏见，导致他们的新闻报道并不客观真实。可是由于各种民族冲突，导致美国人民始终相信着自己国家的媒体是最公平最客观的，因为他们自己被矛盾遮住了双眼。

首先，这是因为美国新闻人员对外国了解的缺乏。例如中美之间始终存在的冲突矛盾。作为人，美国一般新闻人员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了解也是有限的，所以当他们必须处理有关中国的消息、报道或评论时，他们关于中国的知识往往不够，而中国人也没能在恰当的实际通过恰当的媒体把恰当的信息传达出来，于是他们不得不在决策中用成见来代替知道。但是，成见中的很多成分是偏见，而偏见往往导致判断和决策的错误。这可谓是盲情的媒主，用猜测所得的东西来报道成为一篇新闻，无疑不够全面充分和公平。

另外，新闻界乃至全社会的“浅薄爱国主义”也导致这一后果。他们十分热爱祖国。但面对信息却只是盲目的接受而不加以判断。当然这也是因为一种东西的存在更愈发严重。这就是“语言策划师”。在全球化时代，媒体要统一公众的思想，必须与政界和学界联手塑造民意，设置政治议程并制造与政府保持一致。所谓语言策划师，除了传媒界的那些舆论制造者之外，就是那些在总统、参议员或州长身边的宣传和新闻策划人员。他们故意选择某些修辞，或者通过特别强调某一点或面片的报道某一件事。他们熟练的玩弄文字游戏，使得事实和真相变得朦胧和模糊，甚至彻底被掩饰，更强大的是，并不会有人发现他们在撒谎。他们就能很好的煽动公众，挑起公众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所以美国民众遇到这种事情，他们的心理和思想感情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媒体操控。这样人头脑里原有的思想感情会淡化甚至消失，受众会心安理得的并毫无意识的按照洗脑者的意志设定的方向去思考、动情和行动。于是在媒体说他们为人民的需要和利益服务，应表示愿意为人民提供新闻时，公众相信了深刻无疑的。媒体把新闻报道建构在道德和人格的感召力上，绝不退让，他们把一些符合国家权力集团利益的事情和他们支持上的伙伴都赋予某种宗教性的狂热，他们带着虔诚善意的面孔，使大多数公众无法产生疑心。所以美国人民的浅薄爱国意识告诉他们，一切都不是假的。很多人说他们不会被骗，即使媒体的报道缺乏确凿证据，他们也会毫不怀疑的接受，特别是在他们自己国家与其他国家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选择毫无疑问的站在自己国家这一边，忽略其对错，歧视其他民族，不给他们机会解释。

他们会说，我们的传媒不受政府控制，是独立和自由的，他们不会说谎。西方传媒的却不是政府出钱办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新闻报道背后没有政府，没有操纵，没有管制。我觉得他们国家是通过一只无形的手去操纵新闻的内容来影响舆论导向。

这一些就导致了公众的盲目，媒体的盲目。就向以上说的一样。

所以正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也应该吸取经验。

我们应该制定新的传播和传媒政策，使得各国家各民族各种不同文明和思想都能进行平等的对话。在全国媒体和文化的挑战面前，中国人还应该认识到，大统一的全国文化不代表世界文化，世界文化是没有緢地的多元文化。只有在媒体上能听到各种不同文化的声音，世界才是平等的社会。此外，还应该把重点放在提高传播和信息的质量上，而不是放在传播的数量上。

正处于蓬勃发展的中国人，应该睁大眼睛了解这一切，并作出真正有实际意义的改变，让我们的国家在各国竞争中强大起来。希望有一天能在西方媒体上看到大幅度的对中国的赞美而不再是批判。

第五篇：媒体事件读书笔记

“媒介事件”是一个从西方传来的词，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语境对其进行了定义，可概括为两种范式：

范式一：媒介化的动机（个人、社会组织、媒介、政府）—导演事件（预编码：人为安排、表演）—媒介化—媒介事件（伪事件）。①这种范式的理论源头出自历史学家丹尼尔·波尔斯丁所说的“伪事件”。20世纪60年代，布尔斯廷在其所著《形象》一书②中提出“假事件”概念，将其界定为：经过设计而刻意制造出来的新闻；如果不经过设计，则可能不会发生的事件；他把诸如记者招待会、大厦剪彩、游行示威乃至候选人电视辩论等事件都归为“假事件”之列。

范式二：真实事件—媒介化（编码：聚焦、放大、删减、扭曲）—媒介事件（奇观）。③这种范式下最具代表性的定义来自于D·戴扬和E·卡滋在其著作《媒介事件》中的解释，按照他们的观点“媒介事件”指“一种特殊的电视事件”，④即是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事件——主要是国家级的。这些事件是“电视仪式”或“节日电视”，甚至是“文化表演”。在他们的笔下“媒介事件”有三种主要的叙述形式，也称“脚本”，即“竞赛”、“征服”“加冕”。它们决定着每一事件内人物角色的分配以及扮演的方式。“竞赛”强调竞争双方的对抗性，如奥运会比赛、总统竞选等；“加冕”则是游行，完全是仪式，如皇室婚礼、总统就职等，向观众讲述它的象征意义，引导观众按规定的思路进行意义的解读。“征服”，指人类巨大飞跃的电视直播，“征服者”通过自由意志的行为实现对已知极限的超越，以超凡魅力为结果，如宇航员登上月球，柯受良驾驶汽车飞越黄河等。这个内涵丰富的概念范畴里“媒介事件”已经远远超出人们的日常理解，成为特性鲜明的传播学术语。

美国学者丹尼尔.戴扬与伊莱休.卡茨在其1992 年出版的《媒介事件: 历史的现场直播》中提出。

《媒介事件》开书第一句话：“本书讲的是对电视的节目性收看, 即是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因此, 对于媒介事件而言, “电视+ 直播”是研究和叙述的原点, 从此出发, 戴扬与卡茨将媒介事件建构为一个狭义的操作化概念, 即直接界定为重大事件(国家级的事件)的电视现场直播。媒介事件实际上可以用“电视事件”替换。同时, 他们还将这种“特殊的电视事件”与一般的电视节目、电视新闻乃至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区分开来, 前者主要用来指称那些具有仪式性的电视直播事件, 它们是“经过提前策划、宣布和广告宣传的”, 观众被“邀请”来参与一种“仪式”、一种文化表演；后者或以冲突为主题(“日常新闻事件”), 或讲求偶然性与突发性(“重大新闻事件”)。媒介通过组织关于政治、体育、大人物的“节日性”收视活动, 目的是为了整合社会秩序, 巩固既定的社会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