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仪式观视域下的体育媒介事件研究

第一篇：传播仪式观视域下的体育媒介事件研究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案例研究法、逻辑归纳法等研究方法，通过分析传播模式的变迁，辨析“仪式传播”和“传播的仪式观”的异同，把体育媒介事件定义为：在一定时间内，电视、网络、平面、移动等多媒体联动密集报道，引发受众广泛关注、参与的体育事件及其相关活动。继而以艾柯的“封闭漂流”理论为基础，以世界杯足球赛、姚明退役等为案例进行剖析。研究认为：大型体育赛事的周期性、垄断性是该类体育媒介事件的重要特征，体育媒介事件还具有娱乐化呈现和拟态参与的特征;体育媒介事件的仪式化传播具有情感的共享和凝聚、身份的认同和维护、普世价值的宣扬和传播等价值和意义。以传播仪式观为价值取向来研究体育媒介事件，为体育传播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理论分析领域。

关键词： 传播仪式观;媒介事件;体育传播;世界杯足球赛;媒介仪式

中图分类号： g 80056文章编号：1009783x（2016）01002804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20150310

基金项目：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13yjazh015）。

第一作者简介：董青（1972―），男，江苏徐州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传播学、体育人文社会学。

作者单位：1.浙江工业大学体军部，浙江杭州 310014;2.浙江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12

1.department of sports military training，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 310014，china;2.zhejiang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hangzhou，zhejiang 310012，china.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体育媒介事件精彩注解了从传递观到仪式观的传播模式变迁，无疑是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极佳文本，因此，研究体育媒介事件就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研究方法

1.1文献资料法

采用传播仪式观、媒介事件、体育传播、世界杯足球赛、媒介仪式、媒介盛宴、核心价值感等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等多个板块对2000年至2015年2月的文献进行查阅，总计查阅文献量645篇，本研究参考了其中的38篇文献。同时，对与本研究相关的国内外专著进行搜集、整理。

1.2案例研究法

世界杯足球赛是最具影响力的体育赛事之一，本研究广泛搜集该案例的资料，对其典型特征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全面研究分析，彻底了解其传播过程，以世界杯足球赛的报道为个案进行研究，可以代表体育媒介事件整体的某些特征和规律。另外，为了更全面地进行研究，我们也选取了有关姚明退役的报道等案例。

1.3逻辑归纳法 通过逻辑归纳法对查阅的文献资料、历史资料、互联网资料等进行归纳与分析。

2传播仪式观概述

2.1传播模式的变迁：传播传递观与传播仪式观

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在20世纪60―70年代提出了要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传播问题，提出了一种与美国主流传播学完全不同的传播模式――传播仪式观，他汲取了杜威的共享观，借助杜威和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将杜威所引领的传播观，与格尔茨为代表的文化观结合起来，整合了跨学科的理论，糅合成了自己的“传播即文化”观。他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传播学研究称为“传递式”的传播研究，这种模式着眼于特定目的和功能的实现，倚重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主要研究的是信息在空间的传递，具有较明显的表面性、机械性和功利性。传播的“仪式观”则倚重人文的研究方法，着眼于由人们参与的传播过程对人类整体意义的建构，把传播看作是文化共享过程，它并非直接指信息在空间上的扩散，它主要是指传播如何在时间上来维持一个社会[1]118。他认为：“传播的仪式观不是指空间上讯息的拓展，而是指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它不是指一种信息或影响的行为，而是共同信仰的创造、表征与庆典„„其核心则是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1]28如果说传播的传递观表达了“媒介即信息”，那么传播的仪式观则意在“媒介即仪式”。2005年，詹姆斯?凯瑞的论文集《作为文化的传播》的中文版出版，国内有关他的传播仪式观的研究也开始出现。

传播传递观的研究局限于细枝末节，偏重对功能要素的分解，代表着现存秩序的维护，缺乏批判性，而传播仪式观的研究力求揭示意义，着重分析仪式化传播的符号意义和建构。凯瑞认为仪式观才是传播的最高境界，这个境界就是传播建构并维系着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

但是，2种传播观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只是传播观念的侧重点不同。传播仪式观并不排除信息传递和态度改变的过程，但不再局限于一个或数个具体的传播行为，也不再聚焦于一部分传播内容，而是从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段和更为广阔的视域，对传播现象进行探讨，人们只有充分认知传播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从仪式性的视域出发，才能对整个传播过程做出正确理解，从而认识传播的本质。

2.2仪式传播与传播仪式观辨析

在一定意义上，仪式是文化的核心和缩影，但很显然，凯瑞的“仪式观”更多地是借用了“仪式”的隐喻含义，并通过对“仪式”的借用来表现传播的本质涵义。“传播的仪式观”强调的是其理论视域，通过这种视角表达对文化的理解，传播被忽略的文化共享的一面，而不是把传播仅仅视为信息的传递。正如凯瑞所言，“如果说传播的传递观其核心在于讯息在地理上的拓展（以控制为目的），那么传播的仪式观其核心则是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所以，2个概念中的“仪式”并不等同，其学术立场、思想渊源和概念产生的社会背景都有较大差异，“仪式传播”难以涵盖“传播的仪式观”所表达的涵义，不能真正涵盖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凯瑞以“仪式”为隐喻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文化视野，在更为本质的意义上揭示了传播的内涵。

所以，本研究中的“仪式”并不仅仅是体育赛事中的升国旗仪式、颁奖仪式等狭义的“仪式”。而是在传播仪式观理论下把整个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当然，也不排除狭义的“仪式”。很显然，体育媒介事件不论是以传递观视角还是仪式观视角都是极佳的研究文本。

3体育媒介事件的仪式化传播

3.1体育媒介事件的演变

美国的传播学家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的《历史的现场直播――媒介事件》一书被认为“在人们认识电视的影响力方面的一个里程碑”。按照其观点，“媒介事件”是指“人们对电视的节日性收看，即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是“那些宣称具有历史意义的、宣扬和解的、颂扬进取精神的以及以崇敬的态度制作、播出的电视节目”[3]14，是“一种特殊的电视事件”，它不同于一般的电视新闻节目，具有重大性，虽然无法代替真实的历史事件本身;但它的出现毕竟是传播活动与人类文化的一次伟大变革，标志着一个更加开放、民主、易于沟通与更加精彩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一理解从文化的视角讨论宏大事件的电视直播，专指电视媒介中的重大事件。

随着时代的变迁、传播技术的发展，媒介事件的类型和主题都已经发生转变。2007年，卡茨与利布斯提出创伤性事件的概念，他们认为以冲突为主题的创伤性事件凸显，如灾难、恐怖和战争等进入了直播的中心舞台，而传统仪式性媒介事件的重要性在减弱，频率也在降低[4]。2008年，丹尼尔?戴扬通过对北京奥运会的研究，将冲突、平庸和幻想破灭归为当今媒介事件的新特征，认为其代表了一种独特的媒体事件模式。2009年，伊莱休?卡茨在其研究报告《the end of television》中称，作为“分享”“民族建构、家庭归属”的电视已经消失。

研究表明，如今媒介事件已无法像《媒介事件》成书之时保持对全体社会公众的注意力垄断，并继而生成仪式化的集体记忆，但我们却发现，戴扬和卡茨笔下媒介事件的其中一个类型――竞赛，在传统仪式性媒介事件式微之时仍保持对集体注意力的聚焦，并制造着节日性收视，成为了仪式性媒介事件的最后一个“堡垒”。另一方面，媒体参与重大体育赛事的方式和渠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在较长时间内，以更加广阔的文化视域，多媒体联动报道的局面。综上所述，笔者把当今的体育媒介事件定义为：在一定时间内，电视、网络、平面、移动等多媒体联动密集报道，引发受众广泛关注、参与的体育事件及其相关活动。3.2体育媒介事件的传播过程

艾柯提出的“封闭漂流”概念，可以形象地解读体育媒介事件形成的过程：第1阶段，媒体介入“零度事件”，即尚无附加意义的体育事件或相关活动;第2阶段，将体育事件或相关活动变成媒体事件，同时将事件转化为多种符号文本信息;第3阶段，其他媒体加入对同一体育赛事的报道，越来越多的信息涌现，赋予其多种符号意义，事件本身慢慢隐退;第4阶段，媒体与体育赛事本身不再有联系，它只是自身的拟像。这时媒体信息互相指涉，无限衍义出各种符号，而不再涉及体育事件或相关活动本身。整个过程就像拟像运动的4个阶段。

以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的报道为例。第1阶段，媒体会根据体育赛事举行的时间进行赛事前外围文本的建构，为赛事“预热”。世界杯开幕前的几个月央视就有很多栏目报道相关信息。通过介绍球队的备战情况、热身赛状态，介绍赛程、比赛场地等，提供给人们一个熟悉的事件环境;通过连续的、故事化的叙事方式建构事件情境，赋予人们积极的角色，为参与媒体做好准备。网络、平面媒体也摩拳擦掌，策划即将到来的媒介事件，谁也不愿意在这样重要的时刻“失声”，被人们遗忘。第2阶段，设置议程，赋予事件更多的意义，引发广泛的关注。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普通议题的传播效果甚微;但如果经由媒介设置议程，对事件赋予一种或多种社会核心价值，才能引发人们的共鸣，更加愿意参与其中，从而使得其传播效果倍增。多媒体联动的普遍性、累积性及共鸣性汇聚起来，就会将地域分散的受众整合为一个心理群体，从而促使体育事件由媒介的议程转变为受众日常生活的议题。第3阶段，多媒体联动紧密，使事件呈现非常状态，继而主导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营造了一个狂欢的、动态的仪式语境。首先，直播的赛事内容作为体育媒介事件的核心，是人们集体关注、想象的基点。赛事直播运用聚焦、放大、重组、渲染等手段，赋予其对抗、英雄、国家、民族等话题，将竞赛演绎成为狂欢化的符号体验，体育媒介事件因而成为大众梦想的舞台，精神的家园。其次，赛事期间，由赛场引发的话题成为各类议题的中心，类媒介事件齐聚。平面媒体纷纷扩大版面、各大网站也各显神通，名人评球、观点调查、专题讨论、球星表现、赛场意外等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央视在赛事当晚播出的《豪门盛宴》中就包括当天赛事剪辑和评论、球队的最新动态、主力球员的状态、下轮比赛的预测及互动节目等。比赛开始前的《我在现场》，则将开球前赛场的气氛，场内外球迷的狂欢传递给屏幕前的观众，人们也因此入驻事件;在整个过程中，各种符号叠加并导致符号意义的增值，符号无休止的自我复制和循环，从而让更多的社会意义僭越了体育本身的生理涵义。第4阶段，在赛事愈行愈远后，和事件相关的议题也渐渐淡出媒介的视野，平面媒体就好像事件没有发生过一样，网络上的世界杯专题也不再更新，比赛只是作为历史的存档，成为演播室专题讨论的话题，精心编辑的对事件、球星的回忆被赋予了所指的符号意义，定格成一种媒介记忆，沉淀在人们心底的某个角落，慢慢湮没在人们日常生活的轨迹中，等待着在下一次的媒介仪式中被重新唤起。

当然，从中观和微观角度分析，体育界的重大突发性事件、体育明星的退役、丑闻、绯闻甚至八卦事件等经过大众媒介聚焦依然会成为体育媒介事件。例如，2011年的7月20日的“姚明退役”就是一个被媒体建构起来的“媒介事件”。早在5月份雅虎网站第一个爆出“姚明退役”的消息，紧接着各路媒体粉墨登场，相关讯息铺天盖地涌来，从讨论姚明退役的原因、商业价值到姚明是否该进入名人堂等，引发了人们的持续关注。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更是将姚明的退役仪式进行了5个小时的超长直播，将这次体育媒介事件推向高潮，与其说“姚明退役”是一条新闻，不如说是一件媒介建构的“加冕仪式”。

3.3体育媒介事件的传播特点

3.3.1（大型体育赛事的）周期性、垄断性

作为媒介事件的大型体育赛事一般具有周期性，如亚运会、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等都是4年1届。以奥运会为例，赛事的组织、项目设置、举办城市的选择等都归属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赛事的转播权、经营权、赞助产品都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奥运会从申办成功到举行一般要经过4～8年的准备，举办国家的奥委会及举办城市往往会借助大众传媒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宣传热潮，奥运会会标、奥运吉祥物的设计、奥运会歌的征集、比赛场馆的修建及电视、地铁、露天广告的宣传，无不激起国民的期待，也会引起世界的关注。而突发性的体育媒介事件则没有这个特点。

3.3.2娱乐化

2007年，卡茨与利布斯提出创伤性事件的概念，研究认为如今的媒介事件往往以冲突为主题，诸如灾难、恐怖和战争类事件的直播已越来越多地占据电视时段，他们以“告别和平”鲜明地展示了当今的媒介事件在类型和主题上的转变，但也许是他们对体育事件缺乏关注，体育媒介事件的重要性不仅没有减弱，而是越来越显示出其在当今社会的不可或缺，它更加强调庆祝一致性、重建秩序，突出娱乐元素。如今的世界杯足球赛已经被贴上了“媒介盛宴”“全球狂欢”的标签。经过前期的宣传报道，节日的气氛弥散开来，观众怀着期待的心情盼望着节日的到来。现场直播的赛事无疑使气氛达到了高潮，直播更加突出了体育特有的娱乐狂欢化因子，把赛事演绎成光影像具备的嘉年华，气势宏伟的场景、排山倒海的观众，都被巧妙地转变为景观化的文化表达[5]。人们通过现场观众入驻事件，集体的狂热随着直播的扩散蔓延至世界的每个角落，人们聚集在一起摇旗呐喊、群情雀跃，此时，现实和虚拟的界限已不重要，世界杯足球赛成为了大众共享的节日体验。再如，人们对高尔夫明星伍兹隐私的“围观”而形成的媒介事件，更多的也是基于娱乐心态。

3.3.3拟态参与

在传统媒介事件式微的今天，体育媒介事件仍然赋予着人类前所未有的参与性，营造着一个“共同在场”的体验氛围。网络时代人们的媒介接触渠道更为丰富，参与媒介事件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互动化参与更加开放、便捷、迅速，但体育媒介事件仍然实现了同时异地共享，“全球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事件下共同分享同一个表情、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创造着对公众集体注意力的垄断。重大体育赛事公用信号在制作理念上已经非常先进，2012年南非世界杯的现场转播机位达到了30个，镜头的快速转换、变焦和特写，让赛场上的全景和微观层面均直观地呈现在人们眼前。慢镜头的回放突出了运动员的精彩球技，特写镜头强化了运动员的喜怒哀乐，刺激着人们的全部感官系统，曾经在场才能体验的氛围让位于屏幕前的观看，甚至较现场更具感染力，缩短了与人们空间距离上的鸿沟，遥远的事件得以即时呈现在眼前，仿佛亲临其中。4体育媒介事件仪式化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真正意义上的体育是作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6]，对体育的传播应该从广义上的文化视域来理解。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的仪式观并非只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1]7，是一个制造、保持、修补和转换现实的象征性过程;所以，传播的共享、融合、理解、建构等属性正是媒介事件最主要的意义所在，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体育媒介事件的传播才更有价值和意义。

4.1情感的共享和凝聚

当今社会的人们沉浸在信息的海洋中，像大海的一页孤舟独自漂流，虽然任由飘荡，但却难有心灵的港湾。非宗教社会信仰的缺乏为体育媒介事件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内在驱动力，它对人们注意力的垄断改变了日常生活的惯常流动，把人们从一成不变和乏味的结构中解脱出来，共同参与宗教般的仪式，感受着神秘和特殊的精神氛围。人们围绕着共同的象征符号聚集到一起，置身于群体的兴奋状态，承受着失败的煎熬，享受着胜利的喜悦，那些体育明星成了自己理想生活的化身，寄托着自己的情感，体育媒介事件成了人类理性迷茫下精神寄托的家园，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的情感在共享中得以凝聚。

4.2身份的认同和维护

体育媒介事件的仪式化传播征服了时间和空间，人们以期待的心情迎接它的来临，以积极的姿态投入观看，五湖四海的人们参与其中，于是散乱的个体被重新镶嵌到一个集体世界中，重新营造了一个“仪式化空间”和“认同的空间”，自我身份也得以确认。在整个赛事进行过程中，人们将自身融入到集体、民族甚至是整个人类社会共同体之中，主办国的历史、文化、科技等也得以广泛传播，人们可以进行广泛的交流和沟通。斯图亚特?霍尔指出，当代的媒体“不再是仅仅作为反射或维持舆论的机构，而是帮助生产舆论和制造共识的结构。”媒介不仅仅是反映舆论的机构，更重要的是它“制造共识”[7]。正是通过这种仪式化的媒介传播，不同性别、阶层、地区，甚至不同国别的人都集合到一个“共同体”中，人类文化也因此得以共享和认同，世界和平友好等社会秩序得以强化。

4.3普世价值的宣扬和传播

公正是体育运动的灵魂，赛场上大家是在同一起跑线上追求速度、在同一个横杆面前攀登高峰，平等参与、展示实力、切磋技艺、享受过程。体育赛事中的规则透明、严谨执法等是正义、诚信、真实等人类的普世价值的现实体现;同时，对使用兴奋剂、暗箱操作、假赌黑等丑恶现象进行严厉打击，也是对人性阴暗面的鞭挞，是对既追求超越，也讲求节制的人类本性的倡导，使人的真善美得以传播，假丑恶得以遏制。新的体育发展方式就目标而言，具有鲜明的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8]，培养身心和谐发展的人是以奥林匹克为代表的体育的价值所在，进而建立和平和美好的社会，维护个人的尊严;所以，体育媒介事件传播的重要作用即在唤起和重申社会的基本价值并提供共同的关注焦点，为人们提供一种民族的，有时是世界的事件感，是某些核心价值感或集体记忆[3]23。

5结束语

当前，媒介体育已逐渐取代体育新闻，成为受众认知体育现象和体育事件的中介[9]，在消费主义盛行、后现代主义转向和政治环境宽松的大背景下，体育媒介事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商业、媒体和体育的复合体，体育与媒体的关系难免就会出现不良的变化。部分媒体通过挖掘体育明星隐私、制造相关的话题主观设置而形成的体育媒介事件，还要依赖于传者与受众的理性回归与价值追寻来整合与规避。

詹姆斯?凯瑞把传播看作是一个创造、修改、转变和共享文化的过程;因而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1]6。科技的发展改变了社会本来的面貌，但社会关系依然存在，媒介事件替代了古老宗教和传统仪式的功能，成为维系社会关系的重要桥梁，但在直播节目已成为家常便饭的今天，传统媒介事件逐渐式微，内涵已经大大削弱，而体育媒介事件以特有的生命力继续延续了古老宗教仪式的功能而被世人接受。以传播仪式观为价值取向来研究体育媒介事件，为体育文化的研究建构了一种新的载体，在这个新的理论领域里，我们会重新审视与大众传媒有关的体育文化的概念，从而建构体育文化精彩的篇章。

第二篇：媒介融合视域下编辑活动主体论

媒介融合视域下编辑活动主体论

[摘 要] 媒介融合使整个编辑实践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引发编辑主体重构、编辑主体地位和职责等方方面面的变化。编辑主体的构成日益从一体多元走向立体多样。编辑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愈发强化，编辑中心制悄然成型。编辑职责逐渐从以选择完善为中心向兼容聚合交易转型。

[关键词] 编辑 编辑主体 媒介融合[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6）03-0040-04

Review on Subject of Editorial Activities in the View of Media Convergence

Duan Lechuan Lu Cha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Henan Universtiy，Kaifeng，475001）（School of News，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024）

[Abstract] The media convergence makes the whole editorial practice undergo drastic changes，which also leads to big changes of editors’composition，status and responsibility.The composition of the editor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varied from one to three.The status and the function of the editor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tensive.The responsibility of editor is gradually changing from selection and optimization to aggregation and transaction.[Key words] Editorial activities Subject of editorial activities Media convergence

编辑主体是编辑活动的重要构成，是编辑活动开展的主导性元素。编辑学界对编辑活动主体的研究相当广泛深入，对编辑主体的地位、作用、角色、心理等进行了系统论述。编辑主体论已经成为编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支撑。如同编辑学者靳青万所言：“编辑主体是编辑学理论中一个最基本、最主要的概念，编辑主体问题是编辑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1]他认为，编辑主体问题是编辑理论研究的基础，具有基础性、根本性和主干性的理论地位。然而，编辑主体具有常新性，是伴随着编辑实践形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要认识编辑主体，就必须以辩证发展的眼光来审视不断变化的编辑实践，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认识编辑主体的变迁和重构，以及由此带来的编辑主客体作用关系的变化。众所周知，在传播技术和媒介技术的推动下，人类的媒介形态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日益从单一媒介形态转换为以互联网为中心的融合媒介形态。媒介融合使包括编辑主体在内的整个编辑实践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变化，不仅成为编辑活动变革的新现象，更引发编辑主体重构、编辑主体地位和职责等方方面面的变化。有关编辑主体的构成、地位等原本在编辑学界为定论的认识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变得扑朔迷离和耐人琢磨。本文试图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论述，以求更好地认识融合视域下的编辑活动主体。编辑主体构成：从一体多元到立体多样的分化

编辑学界对编辑主体构成的认识一直有两个观点。一是王振铎的编辑主体元素论。他从大编辑视角来看待编辑主体构成，认为编辑主体是一个“主体性”概念，不能单纯地就编辑论编辑。他指出，编者、作者和读者是编辑活动主体元素的三个重要构成，并形成了与由文本、稿本和定本共同构成的编辑客体元素的交互作用。二是编辑本位的编辑主体论，认为编辑主体是从事编辑活动的人员。比如，周国清的《编辑主体论》探讨的编辑主体就是从事编辑活动的人。他说：“编辑主体是指从事编辑活动的人，包括个体主体、群体主体和社会主体三个层次。”[2]在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编辑主体论中，以后者为代表的编辑主体论更为普遍和广泛，是一种编辑本位的主体论，是将编辑主体作为一个独立于其他主体之外的认识论。在媒介融合时代到来之前，传统媒介形态泾渭分明，彼此不同，编辑主体的构成研究也就打上了鲜明的媒介形态烙印，分属到不同的分支编辑学研究之中。比如，蔡雯的报纸编辑学研究主要聚焦报纸编辑主体，阙道隆的书籍编辑学研究主要关注图书编辑主体。与此同时，对同一传统媒介编辑主体的构成认识也过于简单，往往忽视对编辑主体构成的研究，尤其是对编辑主体构成的差异性研究，没有真正从主体分工和分化的角度来认识编辑主体的不同构成和不同定性。比如，报纸编辑主体的构成就包括总编辑、版面编辑、文字编辑、美术编辑等不同的主体元素，这些不同的主体元素不仅在工作内容、岗位属性方面有着极大差异，而且在主体观念、思维方式和知识素养上有着不同要求，但传统编辑主体研究对这方面的阐释很少。

从编辑实践本身来看，媒介融合时代到来之前，编辑主体也存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最典型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相对于传统文字编辑的策划编辑的出现，即众多出版社大胆改革，纷纷推出策划编辑专职岗位。邱平曾经指出：“‘策划编辑’的诞生是对传统出版观念的一大冲击，是在一个社的范围内运用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使编辑之间的工作突破过去部、室的分工，从而挖掘潜力，发挥能力，让他们有个宽松的环境，施展出全副本领。”[3]策划编辑的诞生是包括传统出版在内的传媒市场化的结果，是传统媒介组织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信息市场需求而进行的编辑主体再构的必然举措。策划编辑的诞生是编辑主体构成分化的一个重要事件，标志着编辑职业化、专门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从原本相对单一的编辑主体到策划、文字、美术编辑职责分明、分工协作，是编辑生产关系调整适应编辑生产力解放的结果。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过程编辑主体的分化动力来源于编辑活动的外部世界，而不是编辑活动本身。换言之，是高度竞争化的媒介产品市场催生了媒介生产关系的调整。与这一过程不同的是，媒介融合环境下的编辑主体构成分化的动力更多地来自媒介生产的具体过程。媒介融合不仅打破了传统媒介界限分明的格局，促使媒介融合发展、交互作用，而且引发了编辑主体的分化，主要表现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编辑主体发生内外分化，媒介产品生产的众包机制日益显现。传统媒介环境下，编辑工作主要是专业媒介组织中编辑主体的活动，由其完成策划、组稿、审稿、发布等一系列工作。在媒介融合环境下，整个媒介产品的生产传播模式由专业化媒介生产转向用户生产和专业生产有机结合的方式。更多的互联网用户不再仅仅是媒介产品的接受者和消费者，更是媒介产品生产和传播的参与者甚至主导者。在编辑活动环节，媒介产品的“用户生产”特色非常鲜明。比如，众包出版中选题策划、稿本加工等很多环节都熔铸着用户内容生产。正如有论者所言：“让出版环节中的部分工作尽可能转换为判断选择题，并交由大众来决定，充分以读者为中心，从读者投票决定书籍封面到投票决定书稿，读者对图书出版的影响和作用在一定范围内逐渐放大，未来图书出版将有可能完全以读者为主导。”[4]二是以创意、数据分析等为主的编辑辅体的出现。传统媒介环境下，编辑工作主要是以稿本为中心的媒介创造。但是，媒介融合环境下生发出更多辅助编辑工作主体，比如数据编辑岗位、技术编辑岗位的编辑人员，他们成为一种直接面向用户的新的编辑主体构成，而且在整个编辑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纽约时报》专设数据编辑岗位，统筹媒介数字化的信息表现和用户行为研究。出版企业有很多从事书稿文本转换的数字编辑人员，比如北京出版集团在数字少儿图书上运用VR技术开发儿童科普可视绘本，参与开发的数字技术编辑就是融合发展中的一个新群体。

随着编辑实践变革的深入，编辑主体的分化趋势将愈演愈烈，尤其是媒介移动化发展过程中不同传统媒介线上线下的交互发展必然引领传统媒介商业模式的变革，从而建构起以数据库为基础的新的商业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媒体融合发展必将从当下的以用户聚合为中心的平台创新，转向围绕内容和用户的商业价值变现的商业模式创新上来。由此带来的将是一大批以数据库运营为中心的新的编辑主体迅速崛起，编辑主体将会发生更大维度的分化。编辑主体地位的强化：从要素中介到组织中心

信息生产和传播是一个系统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媒介的生成非常重要。可以说，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产品的生产是信息传播的核心问题。媒介的生成离不开信息产品的创造，尤其是作者稿本的创造，也离不开编辑的选择、加工和优化。在传统媒介环境下，编辑在参与创造媒介的过程中是以“幕后人”的方式出现的，媒介生成的动态性不强，媒介的交互转换度不高，这就决定编辑的主体地位有限。编辑虽然是联系作者和读者的重要桥梁和纽带，虽然在整个媒介创造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能动作用，但是编辑主体地位的中心性并不够突出。到媒介融合阶段，由于整个媒介的生成转换发生了重要变化，编辑主体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整个信息生产的中心性愈发凸显，整个媒介生成的枢纽性愈益显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媒介组织的中心地位确立。媒介融合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不同媒介形态信息传播的多形态呈现，即多样信息采集、N次加工和多样形态传播的传播模式的变革。从多样信息采集到多样形态传播，其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就是编辑加工环节，这是实现不同媒介形态信息传播的关键一步。如果说传统媒介环境下，作者的稿本创作和编辑的稿本加工地位同等重要的话，那么，在媒介融合环境下编辑的工作就不仅仅是稿本加工的问题，还要实现作者稿本媒介形态的多样转换，这必然使编辑成为整个信息生产传播的中心。从组织传播学的角度讲，一个专业化的媒介背后必然是一个系统化的媒介组织。媒介组织按照信息生产传播的流程建立起一个上下联系、内外关联的组织系统。在这个组织系统中，不同的主体角色承担不同的工作内容，显示不同的地位作用。传统媒介环境下，信息采集者和信息加工者在整个媒介组织架构中是一种线性逻辑关系。信息采集在前，加工在后，即使是后来出现策划编辑，策划居前统筹指挥，但是由于信息的呈现形态是单一的，编辑中心地位仍然没有表现出来。在媒介融合环境下，信息采集者和信息加工者的线性逻辑关系被打破，因为媒介形态的多样呈现，作为媒介形态转换生成中间环节的编辑主体就表现出相对中心的地位。这种变化表现在媒介组织形态上，就是传统媒介组织形态由采编并行、条块分割的媒介组织架构，逐步向编辑中心、采编联动的开放式轴形扁平化组织形态转变。现在众多报刊在采编流程再造中大力实施的“中央厨房”采编机制，呈现的正是编辑主体在整个信息生产传播中的集成性、主导性中心地位。

二是融合传播中“整合者”地位的强化。从传播关系的角度讲，媒介融合显示了整个社会传播关系的变化和调整。传统的传播关系是在封闭的媒介环境中进行的，媒介的生产者和媒介的消费者尽管在媒介产品的使用和消费上存在直接的交互作用关系，但是在媒介的生产过程中并没有发挥直接的交互作用。编辑者、作者和读者的角色和身份明确，传受关系相对固定单一。媒介融合的到来，一方面解放了传统媒介的使用者，使他们成为媒介的创造者，成为信息生产传播的“自组织”；另一方面推动他们直接参与传统专业化媒介组织的信息生产传播的全过程，成为媒介创造的重要作用力量。换句话说，在媒介融合环境下，整个媒介生产的作用关系发生了变化，用户更直接地参与媒介的生产和传播，用户与用户、作者与作者、用户与作者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融合传播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这种生产传播消费关系的重大变革。在这个生产传播消费关系的调整中，编辑无疑是整合上述种种关系的中介和枢纽，是新型传播关系的“黏合者”和“整合者”，其中心地位的强化可见一斑。其实，现在众多媒体纷纷设立数据编辑岗位，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强化以编辑为中心的传播关系，以适应用户参与生产带来的媒介生产关系调整。

三是自媒体带来的编辑主体功能凸显。当下媒介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以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为主要平台的自媒体发展活跃。自媒体的发展带来受众的规模化迁移，必然影响各种传统媒体形态向自媒体的布局，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传媒业态。但问题在于，作为一种新兴媒介形态，自媒体的信息生产传播和传统媒体迥然有别。传播学界的众多学人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过社交媒体的传播特征，有强调其“圈子传播”属性的，有重视信息“可视化”表达的，有分析其即时交互性的。然而，从编辑学的角度看，专业化媒介组织开设的自媒体公号的最大特征在于后台加工和前台呈现的“编辑”属性。由于自媒体平台信息传播的“微”性要求，如微博的字数限制，微信的信息推送数量限制，自媒体公众号运营的信息内容选择和优化功能要更加凸显。比如，每个媒体微信公众号推送的信息都是“千淘万漉”和“精挑细选”的，都是最具媒体定位和个性的信息呈现。因此，有学者认为自媒体的工作重心是编辑，没有好的编辑工作，不可能实现海量信息的精准选择和最优呈现。从这个角度来讲，以微博和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是“编”出来，编辑主体是自媒体发展的关键力量和重要方面。编辑主体职责的深化：从选择完善到聚合交易

编辑主体的职责是与编辑主体的工作相联系的。有什么样的编辑工作内容要求，编辑主体就有什么样的职责。伴随媒介融合的进程，不仅编辑主体构成发生了变化，编辑主体的地位发生了转变，编辑主体的职责和作用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在此前的编辑理论研究中，学界谈起编辑主体职责，常常以编辑“六艺”为能事，即选题、组稿、审稿、加工、发稿和校对。其中，选择和完善的职责较为凸显，比如张如法曾指出，选择是编辑工作的中心，是“编辑要素之首要原质”[5]，“完善是普遍的编辑规律”[6]，是“编辑的一个本质含义”。编辑的选择主要是从媒介生成的信息组合角度来讲的，强调编辑职责的把关作用和导向作用。完善是从媒介生成质量的角度来讲的，强调编辑职责的优化作用和美化功能。但是，在媒介融合环境下，编辑的职责已远远不是“六艺”那么简单，也不限于选择和完善这些首要原质。编辑职责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引人深思。

一是聚合功能。如果我们承认媒介发展演变的逻辑是朝着以互联网为中心的开放、自由和互联的方向发展，如果认同媒介融合的本质是不同媒介的转换生成，那么，我们就必须看到融合环境下编辑工作出现了一个新的职能，即聚合职能。传统媒介和互联网媒介的最大不同，就是互联网媒介的用户呈彼此交互的连结状态。传统媒介的用户可能有海量的规模，但彼此在现实空间并没有连接起来，只是因为共同的媒介在精神层面有着交互作用。但互联网媒介不同，不同的用户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彼此的交互连结。用户连结的规模、数量、频次和频度，不仅成为判断媒体本身影响力大小的重要标志，也成为媒介产品更大规模传播的重要途径。因此，在媒介融合环境下，编辑主体除了完成对作者稿本的选择和优化，还要实现用户海量规模的聚合和汇集。换言之，传统媒体融合转型过程中，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把自己的读者转化为用户，解决“有读者，无用户”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以编辑主体为中心的用户聚合、用户黏贴工作。从媒介融合发展的实践来看，传统媒体构建的新媒体交互平台的首要工作就是用户规模的海量汇聚。

二是交易功能。传统媒介环境下，信息生产的主体和信息消费的主体界限分明，媒介的商业模式是建立在以广告为基础的“二次售卖”模式之上的。为了保证媒介产品的质量，包括编辑主体在内的信息生产主体并不从事媒介的具体经营，而是由经营人员从事媒介产品的推广，即采编经营分开。但是，在媒介融合环境下，媒介的商业模式发生了变化。单靠以广告为基础的“二次售卖”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移动媒体版面迅疾流动的现实。另一方面，编辑工作延伸到以用户数据库为基础的新的商业模式的创新上，以媒介为中心的线上线下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在此情况下，采编和经营分开的现状将会被打破，编辑主体不仅要从事内容策划，而且还要围绕以用户为中心的经营展开。正如资深新媒体人周晓鹏所言，媒介融合的深度发展迫使我们“提出重新定义编辑”。在他看来，融合环境下编辑主体的职责已发生深刻的重构，包括产品包装、效果评估和价值变现等在内的工作都将是编辑工作的重要职责。换句话说，编辑主体的职责已经并将继续突破原来的界限而更多地参与媒介产品的交易推广上，并以用户数据库为中心构建起新的商业模式。

注 释

[1]靳青万.编辑学基本原理[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75

[2]周国清.编辑主体论[M].长沙：岳麓书社，2009：31

[3]邱平.“策划编辑”诞生的前前后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第三次浪潮”[J].编辑学刊，1993（2）：13

[4]袁甜阳子，沈阳.众包出版：新兴出版模式探析[J].科技与出版，2015（2）：73-74

[5]张如法.选择：编辑要素之首要原质[J].河南大学学报，2000（1）：125

[6]张如法.完善：编辑的一个本质含义[J].编辑学刊，1992（6）：28

（收稿日期：2016-03-15）

第三篇：政府决策视域下公众参与与群体性事件的关系研究

政府决策视域下公众参与与群体性事件的关系研究

摘要：在政府决策视域下，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在于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不足，使相关利益群体诉求得不到有效解决或者利益受损，引发公众采用非理性的方式对政策进行抵制，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就要革新政府决策习惯，正确处理公众参与价值层面和操作层面的矛盾，构建有效的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途径，化解矛盾、缓解冲突，以避免或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 政府决策 公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07-0235-02

一、政府决策视域下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分析――公众参与不足――以厦门“集体散步”等事件为例

政府决策过程中，公众参与不足是造成许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众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现实轨迹就是有力的明证。

厦门“集体散步”事件。2004年，厦门逾投资百亿建设PX化工项目，但距离市区过近，并有污染泄漏爆炸的危险。2007年3月，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上书建议项目迁址，后经媒体报道后，进入公众视野，引发厦门市民“集体散步”抗议，最终项目迁址。厦门PX项目本是按照法定程序审批通过的合法项目，为何会引发“集体散步”？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公众参与的缺失。从2004年2月项目通过国务院审批开始，到2007年3月政协委员提出议案之前，一直被隔离于公众视野之外。项目环评过程中几乎没有正式的信息公开，前期决策过程中没有引入相应的公众参与程序，如果不是政协委员的提案，不是媒体的关注曝光，PX项目或许到今天还是一个公众未知晓的事件。也正是前期公众参与的缺失，使得公众一旦通过某种途径获知并理解相关决策事项对自身权益的利害，公共行政的危机将立即显现，“集体散步”事件的发生即是明证。[1]

再比如，江苏邳州征地事件。2009年12月，徐州海天石化公司欲征河湾村耕地进行扩建，受到村民强烈阻止。2010年1月7日当地两名镇政府领导与村干部连同100余名社会人员到现场进行强行勘探，与村民发生暴力冲突，造成村民一亡三伤。事后调查表明，当地镇政府并没有严格按照要求制定与海天石化公司合作的公共政策，土地征收过程中信息完全封锁，民众没有参与进来，在自身利益受到侵犯时，村民进行抵制从而引发了群体性事件。2011年3月份的南京梧桐树事件，也是由于南京市政府在“移植梧桐树”的过程中缺乏民意征集而诱发的，突然间莫名消失的梧桐树，触及了对梧桐树怀有深厚情感的南京市民的敏感点，点燃了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在厦门“集体散步”事件、江苏邳州征地事件和南京梧桐树事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由于缺乏民众参与，民意表达缺失，引发公众不满，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2][7][8]

二、政府决策过程中公众参与在预防群体性事件中的价值

政府决策过程中引进公众参与，有利于增加决策的可接受性，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增强决策的合法性，避免或减少与公众的冲突，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3][10][11][12]

（一）公众参与政府决策可以增加决策的可接受性

公众参与决策过程，改变了以往政府部门单方面命令、强制，公众被动接受、服从的决策模式，促使政府决策向平等、协商、对话、沟通的模式转变。公众在政府引导下，面对面地就分歧问题进行商谈，求同存异，相互求得谅解，形成共同意志，使政府决策成为得到公众认同的规范化产物，从而减少执行阻力，降低执行难度。即使最终决策没有满足或没有完全满足公众诉求，也会因为决策程序的公正而增强公众对决策的认同感，提高决策的可接受程度。因为，“如果人们被允许参与决定，他们就会觉得得到了比较公正的对待。”[4][6]

（二）公众参与政府决策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公众（包括专家）参与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其一，公众参与有助于决策者发现问题，获取信息。[5]公众参与政府决策过程中，公众诉求、公众心声的表达，决策者对公众意见的广泛征询，不仅有助于决策者有效地发现问题，准确地界定决策目标，而且能够获取比较全面、有效、真实的决策信息，据此作出的决策方案更切合实际。同时，公众参与政府决策，也是对政府决策的有效监督，能够促使政府决策充分考虑各方利益诉求，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其二，公众参与决策，可以集思广益，促进决策方案的优化。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人民群众处在实践的第一线，对事物，对情况有着最细致、最透彻和最深刻的理解，决策者从中吸取营养，制定出的规划决策最联系实际，最符合事物发展规律，最科学有效。其三，专家的专业知识，对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不言而喻。从我国近几年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可见一斑，放眼国际也莫不如此。

（三）公众参与政府决策可以增强决策的合法性

决策合法性是决策获得公众认同的基础。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过程，是民意表达的过程，它既保证了政府决策的公共性，更赋予政府决策以合法性。“根据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与宪政原则，只要是影响公民权利义务分配的，就应征得公民的同意。公众参与政府决策便是公民实现利益诉求表达的有效方式，也可以实现民意对政府决策活动的渗透，从而对政府决策进行合法性赋予。”[9]

三、政府决策过程中制约公众参与的因素

（一）主观方面，政府部门的决策习惯和矛盾心理

（1）封闭决策的习惯。受传统“官本位”思想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一直将公众视为政府决策的客体，理所当然地认为公众只能被动接受和服从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同时，由于长期以来干部选拔任用考核以GDP为导向，出于政绩考虑，很多地方政府着力于政绩工程和项目的兴建，只唯上不唯下，使得政府部门漠视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参与。厦门“集体散步”事件、江苏邳州征地事件就是在这种错误观念的指导之下上马的。

（2）对待公众参与价值层面和操作层面上的矛盾心理。从价值层面讲，政府部门认为公众参与决策，是民主化的必然要求，扩大公民的有序参与是民主的一种必然趋势。但一旦落实到操作层面，对于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不同见解，就让政府部门顾虑重重。比如，公?参与到底是为了公共利益还是公民个人的意见？公众参与决策，如果诉求无法得到满足，会导致事情久拖不决，或者带来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和麻烦；公众参与可能形成“多数人的暴政”等等诸如此类，使得政府在操作层面上，是压制公众参与的。而压制的结果是容易引起官民冲突、干群矛盾，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第四篇：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摘要]随着数字技术、互联网络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新技术的发展，以手机、互联网等为主的新媒体已经深入到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观念。面对新媒体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思政工作者需正确认识，合理引导。本文通过论述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使人们对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同时结合挑战提出一些对策，以期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关键词]新媒体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4-0232-02

所谓媒体，是指传播信息的媒介。传统的四大媒体分别是：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通信通讯技术的发展，人类信息的传播和交流方式也发生了深刻改变。现阶段，新媒体主要是指依托数字技术、互联网络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新技术向受众提供信息服务的新兴媒体，其对应的终端分别是：电视新媒体、互联网新媒体、手机新媒体等。新媒体在信息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具有交互性和平等性、及时性和便捷性、虚拟性和开放性、多元性和灵活性的特点。

一、新媒体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新的机遇

（一）新媒体的开放性和多元性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载体

基于计算机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形成的新媒体构建了一个巨型网络体系，该网络体系改变了传统媒介主要依靠信息发布方将信息通过载体单向传递给信息接收方的单一形式，形成了信息发布方和接收方之间可以双向传递信息的形式。如此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参与到信息建设中去，促使信息资源越来越丰富。通过新媒体，尤其是互联网，个体能够及时获取最新的、最全面的信息。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学生可以突破传统课堂固定时间地点以及图书馆现有资源等的限制，运用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体随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学习。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也可从新媒体海量的信息资源库中搜寻出最新的思政理论成果，并以图文并茂结合音视频的形式更大范围及时传递给学生，这种方式既拓宽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范围，又克服了传统教育的时空限制，更加受到当代大学生的欢迎，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载体平台。

（二）新媒体的灵活性和交互性有利于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

在新媒体时代，智能手机、微博、网络论坛、贴吧等正以灵活便捷的特点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辟了新的途径，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异时异地的开展成为了可能，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显现出其全时、灵活的特点。大学生可以在课余时间通过网络、手机等途径及时获取所需的知识，避免了因知识获取不及时而打击学习积极性，以至于影响学习效果等情况的发生。新媒体时代改变了传统信息单向获取的方式，大学生可以结合自身特点自主选取需要的信息，在信息搜寻过程中也可以将自己已经掌握的信息作为新的信息源补充到信息库中，这样使得信息库资料愈加丰富，为他人的信息获取提供了帮助。这种双向互动的学习方式使受教育者在接受信息的同时，也变为主动参与学习资料的建设者，更加提高了学习者的主动参与性、积极性，使学习在一种既可以异时异地，又可以实时交互的环境中进行。传统媒体中的报纸、杂志、期刊等注重信息通过何种途径单向传递，而智能手机、微博、网络论坛、贴吧等新媒体则更加注重如何实现信息的互动交流并不断丰富更新。在新媒体环境中，大学生的学习变得更加自主灵活，同时交互性又强，有利的改进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

（三）新媒体的虚拟性和平等性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新媒体时代新的技术、新的交互方式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使信息可以在一种虚拟的环境中进行，这种虚拟的环境主要借助文字、图形图像、音视频等实时异地传递信息。新媒体的虚拟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交互方式，在足不出户的状态下可以方便快捷的交流。这种交流方式因具有虚拟性和平等性，使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在虚拟的环境中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激烈辩驳而不必过多顾及外界的约束，所以受到大学生的普遍青睐。通过新媒体技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真正走进大学生的心灵世界，从而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也有利于围绕热点话题展开探讨，从而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有的放矢，具有针对性。传统的教育关系中，师生之间因为特殊的师生关系致使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往往在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中进行，教师处于主体地位，学生处于客体地位，更多的倾向于倾听，这样思政工作者要想如实了解学生内心状况是比较困难的。如今，在虚拟环境中，交流双方可以隐蔽彼此的身份，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交流，这样容易消除人际交往间的心理障碍，使得交流更加深入真实，从而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二、新媒体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

如今，信息传播的自由化、传播方式的个性化、信息获取的虚拟化等因素，决定了新媒体在给人类交流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由于大量不良信息的干扰，也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一）新媒体的开放性和多元性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念

新媒体的开放性为人们获取海量信息提供了保障，多元性为人们了解多元文化和价值观念奠定了基础。对于处于成长期的大学生，现阶段是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黄金时期，在新媒体环境下必须认清开放性和多元性对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影响，从而进行及时干预，合理引导。一方面，开放的信息来源为大学生提供了各式各样的信息，满足了他们对知识日益增长的需求。但是，正是因为新媒体的开放性，很多不良信息在未经过过滤和筛选的情况下便直接进入了大学生的眼帘，外加大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很容易对虚假或不良信息产生浓厚兴趣，从而影响他们的判断，对思政工作带来挑战。另一方面，随着外来的多元的思想价值观念的涌入，一些“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奢靡主义”等侵蚀着大学生的头脑，他们还没来得及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判断，这些价值观念就已经在不经意间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观念。

（二）新媒体的虚拟性和互动性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新媒体的虚拟性和互动性为学生与老师之间的无障碍沟通提供了平台，为学生与信息之间的随时互动提供了载体。在新媒体环境中，学生可以不受现实伦理道德的约束，也不会过多的留意纪律制度的存在，是他们情绪宣泄的理想场所。对于长期沉迷于虚拟社会的大学生而言，虽然虚拟性拉近了他们之间的物理距离，但实质上增加了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降低了现实世界人际交往的和谐性。也有的大学生过渡依赖新媒体的虚拟性，造成了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无法正常区分，无法自由转换的情况，以至于对现实生活漠不关心。这样不符合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一般标准，即和谐的人际关系既是大学生心理健康不可缺少的条件，也是大学生获得心理健康的重要途径。较强的适应能力是心理健康的重要特征，不能有效处理与周围现实环境的关系是导致心理障碍的重要原因。

三、增强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对策

新媒体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理念，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所以思政工作者应做到面对新媒体采用新方式，理性面对机遇与挑战。笔者对现阶段新媒体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增强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几点对策：

（一）提高大学生的媒介素养

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是指大学生在面对媒体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大学生媒介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时效性。首先，高等学校要做好媒介知识和素养的普及教育工作。在学生一升入高校就要通过各种途径做好宣传教育活动，采用课程教学的形式进行全面系统的教育，采用宣传栏、宣传海报的形式使教育进宿舍，进饭堂，也可以采用校园网的形式使教育线上线下同时进行。其次，高等学校要加快校园信息化的建设速度，提高校园信息管理能力，在学校范围内对不良信息的制造者、传播者进行及时干预，正面引导，提高学生的信息安全意识和信息质疑能力，避免不良信息在更大范围内扩散。同时要不断丰富校园网络资源，培养学生合理获取优质资源的习惯。

（二）拓展教育路径

新媒体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教育方式，丰富了教育途径，高等学校和思政工作者要主动构筑思想政治工作新阵地。首先，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法。传统的思政课堂，教师主要采用文本和说教的方式传递教学内容，课程内容显得枯燥无味。如今，思政教师可以利用新的传播媒体，用图文并茂结合音视频的形式传播教学内容，使其更加直观，更符合大学生的喜好。同时，改变传统的教师主导课堂的地位，进而采用设置不同话题开展分组讨论的形式，使学生更好的融入课堂。其次，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网站的建设。网站内容须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以与时俱进特色鲜明的内容为依托，通过设立与学生密切的栏目引导学生、服务学生、教育学生。如开展十佳励志青年的评选栏目，在栏目中对历届励志青年的事迹进行报道等。最后，加强对手机和网络新媒体工具的合理使用。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可通过手机、网络等途径开展深度交流与指导，这样给平时不愿袒露心声的学生提供了平台。在交流过程中，由于彼此身份的隐蔽性，要求思政教师要结合学生的语言特点和其他特性，对学生的现实身份做出大概判断，然后尽可能结合现实生活中该学生的特点进行沟通交流，切实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进行合理引导。

【参考文献】

[1]孙珊.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2.[2]沈德立.大学生心理健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2.[3]钱文彬.浅析新媒体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当代教育论坛，2008（06）.责任编辑：武聪

第五篇：浅论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教育的转型

浅论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教育的转型

摘要：当今传媒大环境媒介融合已经成为趋势，在媒介融合下媒介市场、社会对传媒人才有了更新更高的要求。然而新闻传播教育在思想意识层面或者实践教学层面仍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转型，以应对社会环境的变化。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闻传播教育 模式转变

Quote：Today's media environment has become the trend of media convergence, convergence in the media under the media market, the community media personnel have newer and higher requirements.But, journalism education level in terms of ideology or practice teaching level, the actual situation still needs restructuring to cope with the social environment changes.Pivot words：Media convergenceJournalism EducationParadigm shift

正文：

一、媒介融合：新世纪传媒现状

在新世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快速发展、创新。作为信息社会的主要的推动器之一的媒介系统更需要适应社会的变化。不同的媒体系统无论是在内容层面、技术层面还是管理层面都需要加强沟通以至于最终从体系到实质的融合。

（一）、媒介融合的意义

媒介融合是2000年左右在发达国家逐渐呈现出来的各种媒介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包括“技术网络化、产品多媒体化、业务融合化、市场一体化、组织整合化，最终体现出来的是媒介产业融合”。由于去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的来临，在国际范围内加速了媒介融合的战略进程，“在集中和融合的媒体集团中，不同的媒体可以通过某种流程控制实现资源重整，电视台帮衬报纸、报纸联动网站、网站呼应广播电视，利用各自的介质差异，在新闻信息传播上实现资源共享而又产品各异，联手做大区域市场，并且在这一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在国内，媒介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如广播、电视、报纸纷纷上网，移动电视、手机电视、手机报纸等相继出现，广电网、电信网、互联网三网合一的战略已经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这种媒介融合的大趋势，使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则与形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国内外各高校新闻专业的教育专家也纷纷提出教学新举措。“培养跨媒体、全能型人才似乎是适应媒介融合趋势的必然选择。因此，美国许多新闻院系都在开设‘媒介融合’专业，希望给予新闻业未来的从业者更全面的技能训练。”

（二）、受众在媒介融合下的角色转变

在传统媒介占主导的时期时，受众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媒介将信息的传播

作为一种实质性或非实质性的社会权利。这种社会角色模式在新时期遭到诟病，“„受众就会被认为是由无理性等负面特征聚集起来的大众，这种大众由于缺乏自我规范而容易被控制。”

在媒介融合的大环境下，受众可以分享信息制作权与发布权。在内容层面，媒体处于监督、引导角色，而受众开始转变角色，成为“新媒体人”。信息的传输不是简单的线性传递而是交互式立体传输。原始的信息传播模式，及拉斯维尔（lasswell）提出的传递模式已经不足以理解现行情况。新的立体式媒体结构正在构建。

二、媒介融合下新闻教育的要求

在新的媒介形势之下，新闻传播教育应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根据媒介环境、媒介模式的转变而适时转变。传统新闻传播教育在应对媒介融合下受众地位的转变、新闻模式的转变以及信息传播体系的变化显得力不从心。媒介融合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一）、现行新闻传播教育的困惑

新闻和信息的界限正在打破，或者准确地说，新闻和信息是什么其实并不像以往那样重要，新闻和信息如何有用才是传播主体和受众最为关注的。简而言之，新闻传播范围的泛化与“以人为本”的需求服务使媒介融合的发展朝着纵深拓展。换位审视的传播关系在市场化驱动下使传统意义上的绝对主客体方式逐步消减，互动相生在媒介革新的实践中越加成为我们重新考察新闻传播教育方向的重要参照，教育目标的实现无疑要解决现实中呼唤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已经发生的“融合”趋势也正印证出教育滞后的症结，新闻传播的融合语境在主客体的互动相生中凸现其教育理念与时俱进之紧迫和重要。

在当下新闻传播教育中，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的理念冲突，已经影响到实际层面，其中关于新闻传统教育的出路的分歧很大。其次新闻传播学的学术本位于教育本位的纠葛无法应对社会的需求与挑战。

面对媒介融合的新形势，新闻市场需要更多符合应对市场变化、受众变化要求的新闻人才，而现行教育有制度缺陷、资源匮乏等问题，极大困扰了教育模式的转变与发展。

（二）、“大传播观”到“大教育观”的思想理念转型

“‘大传播’人才培养理念专业人才理念应该以开放、兼容的‘大传播’为理念。新闻传播学是一个跨学科领域，具有极强的兼容性。”现代传媒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附其它相关领域，比如文学、艺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计算机等等，不仅传播内容可能涉及到，其生产、运作流程也无法或缺。

作为整体范畴的共识其实也是媒介融合的时代特征形成的新的语境写照。我们所强调的“大传播观”概念也就是将新闻作为其中的重要类别加以延伸，并注意大传播语境带给新闻以及信息传播方式、内容的变化，对教育来讲，就是立足这样的大传播语境，注重对新闻传播人才的适应力、竞争力以及创造力的培养。当下，传播实践和新媒介技术的更新使这个大传播语境的“融合”特征凸显，因此，新闻传播教育的内涵也要继续直面和迎接“融合”的时代性所带来的挑战。在此逻辑演绎下，我们所明确的是：当代的新闻传播教育不等同于新闻传播教学，更不能窄化为新闻学教学或新闻业务教学，“融合”使新闻传播教育的语境转向

以创新思维教育、复合技能培训为目标的协作型学习模式。

（三）、实践层面的转型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之下，要让每一个记者编辑都能精通所有类型的信息的采集、加工的工作，又是不现实的。要求技能的全面，也许是以牺牲技能的精通程度为代价的，是以降低报道的专业水准为代价的。媒介融合的大趋势对新闻传播教育的理念和模式提出了挑战，以培养传统媒体的记者编辑为目标的新闻传播专业转而培养跨媒体全能型人才既正确又难办。更值得重视的是，新闻机构为适应媒介融合大趋势下的竞争，不能牺牲报道的专业水准和技能的精通程度，或许需要雇用大量粗通新闻传播规律、但精通各类媒介技能的人员进行新闻报道的辅助工作，也或许需要作为专业内容提供者与其他粗通新闻传播规律、但精通各类媒介技能的专业技术公司合作。

在新的环境下，要从“记者培养”转变为“编辑培养”。将单纯的信息记录、信息传递人员的模式扩展到能对信息进行甄别、取舍从而利用话题进行议程设置。

三、未来媒体对培养人才的要求

媒体融合的发展在打破媒介属性的过程中也开发多样需求，未来从事媒体传播的人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不在专业性，而在复合型。就人类对信息的需求来讲。海量信息依然存在，但是分类指南、时效有用更加凸现，深度解释和前瞻导引必将在媒介应对需求中越加迫切，未来的公民不仅生活在实态社会，还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特定国体政体下的公民，还是媒介社区中的公民，他们在消费新闻信息的过程中会越来越参与到新闻信息本身的制作和发布中来。

这些事实上已然发生的关于新闻制播的“融合”动态让我们有理由预见，未来的媒体公民是一个伴随公民社会成长的庞大而重要的社群，新闻传播教育的全民化、通识教育转型势在必然。

面对未来信息社会的复杂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新闻传播教育更应将理论知识的学习为中心转型为传授学习方法为中心的教育教学模式。以应对知识的多样化、信息爆炸等可预知的未来社会倾向。培养适合未来社会的媒介公民，培养未来媒介市场的多功能、复合化、新闻传播人才。

未来的教育仍然是创新人才的培养，教育的竞争在于观念和指导行动的有效度上。我们可以预见，未来媒介融合的深度将进一步加强，它对新闻传播教育的社会化、现代化也将提出更高的要求。

参考资料：【1】 宋兆宽关于新闻传播学教学问题的思考[J].教育与职业，2004

【2】蔡雯融合新闻传播正在发生重大变革［J］.新闻战线,2009

【3】王珏黄昌林 深度融合中新闻报道的形态变化［J］.新闻战线,2009

【4】彭兰媒介融合方向下的四个关键变革［J］.青年记者,2009

【5】柳斌杰文化产业是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J］.中国报业,2006

【6】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学》 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