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候补代表107人,代表着全党1073万党员。有59个国家的共产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应邀派代表参加大会。我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也应邀列席了大会。
毛泽东在8月30日的预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讲话说明了大会的目的和宗旨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他号召全党要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9月15日,毛泽东致大会《开幕词》。指出:“在七次大会以来的十一年中,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他还说:“现在,比起整风运动以前,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些。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他勉励全党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在大会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113名代表作了口头或书面发言。各兄弟党代表团在会上致了祝词。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推举代表向大会致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也向大会致词。
经过代表们的充分讨论,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1962年)的建议》,大会选出 97位中央委员和73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
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为党的总书记。选举出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央政治局委员17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6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
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6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中央书记处书记7人: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3人: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董必武。副书记、刘澜涛、肖华、王从吾、钱瑛、刘锡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延续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已经消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时候召开的。在这全新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需要对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作出新的分析和规定;中共八大召开时,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即将提前完成,八大也需要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方针和任务;中共八大召开时,党的状况同中共七大时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党员数量比七大时增长了8倍,特别是党已处于执政的地位,执政党的建设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新的任务,这就需要党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执政党建设的正确方针;此外,还必须指出,中共八大召开时,正值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过半年之后,苏共二十大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在上述背景下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任务是:全面总结七大以来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大会对七大以来11年间党的工作、特别是对建国以来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丰富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充分肯定了七大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会议充满着民主团结的气氛,代表们总结交流经验,检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生动活泼,严肃认真,同心同德,团结一致,这是一次民主的大会,团结的大会。
中共八大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会议正确地分析了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阶级关系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
会议分析了当时的阶级状况,指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已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原来的地主富农分子正在被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整体已基本上被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广大的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知识分子也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空前巩固,它的队伍扩大了,它的觉悟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国内各民族已组成一个团结友好的大家庭;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和巩固了。八大在作出上述分析后,肯定了我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的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党的工作重
点已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会议还提醒人们,“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而斗争,还必须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还必须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不坚决进行这些斗争,是决不许可的。”因此,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八大的这一分析是完全切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它向人民指出既要防止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又要避免误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
(二)中共八大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制定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针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方案。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提前完成的情况下,八大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大会在总结我国建设的经验并吸取苏联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确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1)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2)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3)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工业、农业、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4)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5)在工业、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鉴于苏联建设的经验,会议指出,计划提出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但重工业的建设,不能够也不应该孤立地进行,它必须有各方面的配合,特别是农业的配合。农业是工业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延缓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轻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也将极大地影响重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因此,会议确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实行以重工业为中心,工农业发展同时并举的方针。计划规定1962年(即第二个五年计划末),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一倍左右,其中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产值各占一半;钢产量要求由1957年计划产量的412万吨,增长到1962年的1050-1200万吨;同期内,农业总产值增长35%,其中粮食产量由1957年计划产量的3631亿斤增至5000亿斤。
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问题,会议坚持了5月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强调在农业和工业相互配合发展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个方面综合平衡,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恩来在报告中总结了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四条经验:第一,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安排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第二,重点建设同全面安排相结合,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地发展;第三,适当增加后备力量,保证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执行,并且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困难;第四,正确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规定积累和消费的正确比例。会议根据苏联及东欧国家建设的经验,并按照毛泽东提出“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充分地注意了妥善地安排国民经济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要求做到既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同时又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改善。在会上,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就这个问题作了重要发言,他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经验提出:“今后若干年内,在通常的情况下,我国国民经济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30%或者略高一点;我国国家预算支出中基础建设支出的比重,不低于40%,或者略高一点……”这是比较符合我国当时的经济状况的,是比较稳妥可靠的。会议十分注意了薄一波的这个建议。
会议确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长50%,职工的平均工资增长25-30%;农民的全部收入增长25-30%。在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方面,会议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高等学校的学生人数增长一倍(从38万增至85万),中学生也有相应的增长;要注意特别加强对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发展,以便学习掌握当代科学先进成就,争取在12年内,在最急需的科学和技术部门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中共八大考虑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全民的和集体的所有制)已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为了搞活国民经济,便利群众生活和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根据陈云的建议,作了一些富有远见的、关于建立和健全国民经济体制的正确规定。
(1)在工商业生产和经营方面,建立以国营和集体经营的工商业为主体,附有一定的个体经济的体制。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国营和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容许那些为社会所需要或者经营合理的小型工业企业独立经营,以适应人民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允许在城市居民区和广大农村保存适当的小商小贩,以活跃城市市场、沟通物资交流;允许城乡手工业者独立经营和分散经营,以丰富和发展社会的产品;在农村,在以农业合作社集体经济为主的条件下,应适当地给社员必要的自由支配劳动的时间,允许农民经营各种农副业,以改善农民生活,进一步发挥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和副业的全面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应以小型为主,反对盲目并大社,以免造成经营管理和生产组织上的困难。
(2)在生产计划方面,以计划生产为主,自由生产作补充。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计划生产的;同时,有一大部分日用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以满足人民对日用消费品的需要的不断增长和花色品种不断变化革新的要求。并提供国际市场的需要,赚取必需的外汇。
(3)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附以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必要补充。在国营企业中,在完成国家计划任务外,可以对一部分产品实行自产自销。国营商业对这部分产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的选购办法,以促进企业主动地改善经营,提高产品质量。
陈云提出的这些对当时经济体制的意见和方案,突破了传统的僵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为创造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他的这些意见受到了中共八大的重视,并在大会的决议中得到了明确的反映。
(三)中共八大根据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提出要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健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从根本上说来是民主的。但是由于建国后我国建立起来的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民主的发扬,还由于封建专制制度在我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封建主义的意识根深蒂固,建国以来,我们对封建思想又批判不够,清除不力。因而,家长制、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和官僚主义等封建传统影响还普遍地存在着。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着过分强调集中,重视民主不够的传统,这些不能不在我国政治生活和一些具体的政治制度中有所反映。中共八大在总结国际国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任务。大会认为,在我们许多国家机关中,存在着高高在上,不了解下级和群众意见、对下级和群众生
活加以压制,对群众生活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现象,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严重地防碍国家民主生活的发展,妨碍着广大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妨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为了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反对官僚主义,大会指出:必须认真地、有系统地改善国家机关,精简组织机构,明确每个人的工作责任,提倡深入下层,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同时,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由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充分发挥国家监察机关的作用,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下级工作人员对国家机关的监督;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改变过去中央集权过多,照顾地方特点不够的缺点,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正确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充分保障民族平等的权利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加强同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的爱国的人士以及海内外爱国华侨的团结,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关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必要性,中共八大指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必须跟着改变,建立和健全完备的法制就完全必要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必须保障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生产秩序,保持稳定的社会政治局同,充实和发展人民民主权利,并保证所有公民的权利充分地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才能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对于反革命残余势力和人民中的犯罪分子,也只应采用法律的手段,依法予以制裁。
董必武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中指出:建国以来,我们已经制定了宪法和一批重要的法律、法令和其他法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缺还一些急需的较完整的基本法规。他分析了少数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的现象。他提出,为了健全法制,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必须加强党对法制工作的领导,注重法治思想教育,同时,对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责任,绳之以法。
(四)中共八大分析了党执政以后的状况,确定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正确路线和方针。中共八大分析党组织的基本情况是:党已经成为执政的党,党的组织空前壮大了,已有1073万人,并且分布于全国城乡和各个民族。在全部党员中农民党员占69.1%,知识分子党员占11.7%,工人党员占14%。大多数党员都经受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就是占60%以上的1949年入党的新党员,基本上也都是过去几年群众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劳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积极分子。因此,整个说来,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更加密切了,党的工作经验也更加丰富了,党的团结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了,党已经真正成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但是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情况和新的考验。就是容易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和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因此,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加了。针对这种情况,八大强调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反对宗派主义等。
党的八大是开得成功的。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
和发展生产力。因此,要逐步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大力反对官僚主义,大会坚持了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还着重研究和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党的八大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指明了方向。
第二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原载1956年9月17日《人民日报》,1957年2月编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后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中共八大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的政治报告共分六部分:
(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二)社会主义改造;
(三)社会主义建设;
(四)国家的政治生活;
(五)国际关系;
(六)党的领导。报告首先分析了国内主要任务的转变。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已经被赶走,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消灭。封建地主阶级除个别地区以外也已经消灭。富农阶级也正在消灭中。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广大的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工人阶级已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知识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和巩固。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尽可能迅速地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报告系统地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和伟大成就,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和政策。报告论述了中国人
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和任务。指出中国现阶段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在国家工作中必须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国家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报告指出要争取国际上的一切有利条件,团结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报告总结了七大以来党的历史经验,指出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党的领导的任务就是要分析过去的错误,取得教训。要克服思想上的主观主义,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用最大的努力继续加强党和群众的团结,在全体干部和党员中反复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党的八大讨论并批准了刘少奇的这个报告,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精力来解决这个矛盾,把中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刘少奇的报告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
第三篇: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范文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
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0多人,代表着5790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也出席了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召开的。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纠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党的重大方针政策。陈独秀主持开幕式,并代表上届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报告的整个基调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既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并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了一些错误的主张。陈独秀报告之后,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接着,大会代表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作了一定的批判。瞿秋白把自己写的批判陈独秀错误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印发给大会代表,并作了系统发言。蔡和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毛泽东批判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大会还发表了《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和《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中央委员有: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李立
三、瞿秋白、刘少奇、苏兆征、张太雷、阮啸仙、任弼时、陈延年、罗亦农、贺昌、向忠发、彭湃、项英、彭公达、赵世炎、恽代英、谭平山、彭述之、罗章龙等29人。候补中央委员有:毛泽东、陈潭秋、陆沉、黄平、李振瀛、袁达时、林育南、吴雨铭等11人。
中共五大虽然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对争夺革命领导权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如改造武汉国民党、改造武汉国民政府、组织和扩大党对革命武装的领导等问题,均未作出切合实际的回答。大会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和危害也缺乏深刻的认识。陈独秀虽然作了一些检查,但没有真正改正错误。因此,五大实际上并未解决挽救时局的问题。
第四篇: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范文模版)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建党条件基本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
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会合。他们很快与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并交换了情况。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及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李达、李汉俊在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分别写信给各地党组织,要求每个地区派出两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7月中下旬,设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陆续住进了一批教师、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来上海参加这次历史性的聚会。代表们到齐以后,就便在住处开了预备会。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大家围坐在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而在代表们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
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一大开幕会议,并发表热情的讲话。马林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并对中共提出了建议和希望。尼科尔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要求中共把工作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
接着,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并交流了经验体会。25、26日休会,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28和29日三天,分别举行三次会议,集中议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讨论认真热烈,大家各抒己见,既有统一的认识,又在某些问题引起争论,会议未作出决定。
7月30日晚,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这次会议被迫中断。
一大第六次会议刚开始,就遭受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首先闯入会场的叫程子卿,他是黄金荣的把兄弟,利用这层关系进入巡捕房,任华人探长。原来马林由莫斯科途经欧洲来华,曾在维也纳被警察局拘捕,虽经营救获释,但其行动一直作为“赤色分子”被严密监视。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警觉地说这人一定是“包打听”,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
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一大会址,法籍警官亲自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没有找到多少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撤走了。这次冲击虽然没有带来重大损失,毕竟一大不能再在原址进行了。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大家一致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举行了,有人提议到杭州开会,又有的提出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目标。当时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不如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大家都赞成,觉得这个安排很妥当。
第二天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两位国际代表目标太大,李汉俊、陈公博也因经历一场虚惊,都未去嘉兴。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登上事先租好的南湖画舫。
这是一个阴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游人渐渐离去,秀丽的南湖显得格外清静优雅。11时许,一大会议在缓缓划行的画舫上开始了。
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30日未能进行的议题,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
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
下午5时,天气转晴,湖面上一艘汽艇向画舫急驰而来。大家因有上海的经历而提高了警惕,立即藏起文件,桌上摆出麻将牌,装扮成游客。后来打听到这是当地士绅的私人游艇,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会议仍继续进行。
最后,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会议在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闭幕。
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2名(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详),代表全国195名党员。这些代表是: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的杨明斋,北京的罗章龙,山东的王尽美,湖北的许白昊,湖南的蔡和森,广州的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
鉴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遭到法国巡捕破坏的教训,“二大”采取了较为严格的保密措施。大会决定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尽量减少全体会议的次数,每次会议都要更换地址。大会共进行了8天,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施存统报告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
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学说和远东大会的精神,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讨论了党的任务,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议会行动议决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9个决议案。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大会根据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党的最高纲领。为了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大会提出在目前历史条件下的最低纲领,这就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中共二大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院路3号)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
三、项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
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
一、讨论党纲草案;
二、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
三、选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陈独秀在报告中,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代表们就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经过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的中心思想是,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重要任务。文件还规定了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9人为中央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5人为候补中央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担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党的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扬民主,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党的三大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胜利地举行了北伐战争,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高涨。但是,大会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和军队问题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党的三大结束的当天,代表们来到黄花岗烈士墓前,在瞿秋白同志的指挥下高唱国际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就在雄壮有力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了。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此后,工人运动逐渐恢复,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但是,国共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中也潜伏着令人不安的暗流。1924年6月,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绝对不宜党中有党”。8月,张继等又抛出所谓《护党宣言》,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中共中央于7月1日发出党内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连续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右派违背国民党一大政纲、破坏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反动言行。此刻,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在这场日益高涨的大革命浪潮中,共产党人是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为了国民革命运动去组织中国工人、农民以及青年,还是应当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群众?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
三、王荷波、项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
大会围绕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11个议决案,并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9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候补执行委员5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5人组成中央局。
党的四大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参加”。“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所以,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强调了农民在中华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表明,此时党已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了。
党的四大作出的各项正确决策,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来临了。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严重失败。此后,全国形成了三个政权,即原来的北洋军阀政府,上海、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政权和武汉国民政府。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党的五大就是在这种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全体党员期望这次大会能正确判断当前局势,回答大家最为关注的如何从危急中挽救革命的问题。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
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2人,代表着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出席了大会。
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
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代表们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前,瞿秋白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会上他把该书发给大家,并作了系统发言。针对陈独秀报告关于统一战线上的错误,蔡和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毛泽东批评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和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等,选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
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完成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由于国内当时正处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地点,加上1928年春夏间将相继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相继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84人。
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
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
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党的六大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六大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的敌人、党的工作重心等问题认识不足,但这仍然不能掩盖党的六大本身主要方面和路线的正确性。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全党121万党员,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在七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近70岁,最小的才20岁左右。
4月23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七大开幕式的主席台上,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鲜艳的党旗挂在两边。会场后面的墙上,挂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两侧墙上张贴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等标语,靠墙边插着24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24年奋斗的历程。插红旗的“V”字型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在主席台的正上方,悬挂着一条引人注目的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他说: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
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并就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了长篇口头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对重要报告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尤其对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先后讨论修改达9次之多。七大原定会期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大会发言人数也突破了原定人数,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陈云、彭德怀、张闻天、李富春、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
一、乌兰夫、博古、高岗等,他们的发言受到大会的普遍欢迎。大会经过深入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七大的一个重大历史功绩是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条政治路线阐明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阐明了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就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阐明了加强党的领导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
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为加强党的领导,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区别于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其中,中央委员44人,中央候补委员33人。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1945年6月11日,大会举行隆重的闭幕式。毛泽东致闭幕词。他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他在闭幕词中向全党发出了鼓舞人心的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的这篇闭幕词,会后经整理修改后,以《愚公移山》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之作。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
党的七大另一个重大历史性贡献是将毛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深入论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系统和科学的概括,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
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经过20多年的艰苦探索,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同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指示:要宣传“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学说和主张”。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提出后,很快被全党同志所接受。在此前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同志纷纷发表文章或演说,论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推进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努力奋斗,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到会代表1021人,请假5人。列席代表107人。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大会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的判断;确定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体现了执政党的特点,强调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群众路线,规定全国、省、县级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大会选举了由97名委员和73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选举了由17名委员和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当时全国有2200万名党员。毛泽东致开幕词,林彪作政治报告。政治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八大党章作了错误修改。大会选举了由170名委员和109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49人。当时全国有2800万名党员。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经修改的党章,选举了由195名委员和12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应到大会的代表1510人,除刘伯承等8位同志因病因事请假未能出席预备会议外,实际出席会议代表1502名。代表全国党员3500多万。华国锋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大会宣告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任务,但没有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大会通过了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修改党的章程报告的决议》。大会选举了由201名委员和13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全国3900多万名党员。邓小平致开幕词,胡耀邦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各项组织制度、党的纪律作了更充分、更具体的规定。大会通过了《关于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决议》和《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选举了由210名委员和138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了由172名委员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由132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邓小平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北京举行。赵紫阳作《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大会提出并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和各项改革任务。大会通过了《关于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的决议》、《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选举了由175名委员和110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了由200名委员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由69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乔石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92年10月12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作《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大会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大会通过了《关于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大会选举了由189名委员和130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了由108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2048人,特邀代表60人,代表全国5800万名党员。江泽民作《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大会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概念,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规划了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部署。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明确规定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大会通过了《关于十四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和《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选举了由193名委员和151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了由115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大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大会通过了《关于十五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和《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选举了由198名委员和158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了由121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吴官正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党的十七大在京开幕 胡锦涛作报告 吴邦国主持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
胡锦涛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吴邦国主持大会
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5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胡锦涛在会上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胡锦涛指出,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内,气氛隆重而热烈。
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大会由吴邦国主持。上午9时,会议开始时,在军乐团雄壮的乐曲声中,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体同志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已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默哀。
吴邦国宣布,十七大应出席代表2213人,特邀代表57人,共2270人,今天实到2237人。他对列席大会的党外朋友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胡锦涛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报告共分十二个部分:
一、过去五年的工作;
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五、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六、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八、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九、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十、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十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十二、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胡锦涛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二0二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胡锦涛强调,全党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求真务实,锐意进取,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
胡锦涛在总结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后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胡锦涛在报告中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胡锦涛强调,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继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着力建设高素质领导班子;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着力增强党的团结统一;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着力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全面巩固和发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着力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切实改进党的作风,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胡锦涛最后说,让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开拓奋进,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报告过程中,全场多次响起热烈的掌声。(来源:人民网)
第五篇: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间:1927年4月27日-5月9日 地点:汉 口
出席大会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
大会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党的五大是在“四?一二”政变发生后才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大会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但对于当时夺取革命领导权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均没有作出切合实际的回答。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是不彻底的,在会后也并未实施。这次代表大会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没有能够在紧急关头担负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五大选出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31人,候补委员14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中央政治局委员
陈独秀 张国焘 李维汉 蔡和森 李立三 瞿秋白 谭平山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苏兆征 张太雷 周恩来
中央政治局常委
陈独秀 张国焘 蔡和森
中央总书记
陈独秀
注: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危急关头在汉口举行的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为政治局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 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确定由瞿秋白主持中央领导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维汉、毛泽东、张国焘、李立三等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也出席了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半个月,武汉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召开的。
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纠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党的重大方针政策。
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这个报告整个基调是右倾的,既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还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如说中山舰事件退却让步是正确的;无产阶级不应搞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只应进行经济斗争等。还提出了“向西北去”的逃跑主义理论。陈独秀报告之后,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接着,大会对陈独秀的报告进行了讨论。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任弼时、恽代英等许多代表发言,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经过斗争,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于上年11月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并根据这个决议案的精神批评了陈独秀在过去中央领导工作中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否决了陈独秀“向西北去”的错误主张,提出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陈独秀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但由于当时全党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还缺乏一致的深刻的认识,因此,会议没能改变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大会在陈独秀的操纵下拒绝讨论毛泽东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加速深入农民斗争,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提案,甚至把毛泽东排斥于大会之外,剥夺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大会还发表了《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和《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
这些文件把蒋介石的叛变革命当作整个资产阶级都叛变了,从而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同时,又把汪精卫、唐生智等人当作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代表,对他们抱有很大的幻想,对他们公开叛变革命的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准备。大会提出了土地革命的要求,规定了将土地无条件地转给农民的原则,但又将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汪精卫集团身上。更为重要的是,大会没有认真讨论如何实现和发展党直接领导革命军队的问题。因此,会议虽然对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却没有拿出纠正这些错误的任何办法。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选出陈独秀等29名中央委员和毛泽东等11名候补中央委员。新的中央委员会仍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大会选举了中央监察委员会。
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召开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却没有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但周恩来、任弼时等一批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有所认识、有所抵制的同志,被选进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为后来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供了组织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