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林语堂-读书笔记

第一篇：读林语堂-读书笔记

读林语堂《人生不过如此》有感

姓名：王森 第七支部 内控科室

人生不过如此其实是林语堂老先生的一本散文集的书名，之所以买下这本书还是因为封底的两段文字，我一直在寻找的两段文字。这两段文字应该是林老先生对于“人生不过如此”的解读，但之与我而言却是对于快乐和生活的解读：

其一：在不违背天地之道的情况下，成为一个自由而快乐的人。这就好比一台戏，优秀的演员明知其假，但却能够比现实生活中更真实、更自然、更快了地表达自己，表现自己。人生亦复如此，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伪，得与失，名与利，贵与贱，而是如何好好地快乐地度日，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生不完满是常态，而圆满则是非常态，就如同“月圆为少而缺为多”道理是一样的。如此理解世界和人生，那么我们就会很快变得通达起来，也逍遥自适多了，苦恼与晦暗也会随风而去了。

其二：宇宙是无知，人生是笑话，是无意义的，但是要靠自己的选择，“造出”人生的意义。人世是唯一的天堂！

看完这两段简短的文字，居然和林老先生产生了知音的感觉。我一直在追求的生活状态和关于生活选择的指导，居然就被这样两段简单的文字给解开了。再翻了翻内容，几乎能看到的文字片段里都感受到林老先生生活的智慧和对于生活的调侃，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快乐。

与我所想不差，回去捧读的时候，很容易就能看到这样的文字，很轻松的语调，想法却很睿智。这真的是一本非常值得看的书，独特的林氏幽默会让你时不时会心一笑，继而又会敬佩其林老先生的智慧，恨不得能够把在天堂快乐生活的林老先生一把拽下来，小酌几杯以示知音之情。

本书的书名就非常有意思，人生不过如此，其实之前我在任何时候猛然听到有人说这句话都会觉得这个人或许是已经沧桑，或者是轻狂非常，总之让人心里会产生不可亲的感觉。可是经过林老先生的解读，人生也被赋予自然、自由、快乐这样鲜亮的色彩，哪种颜色在于自己的选择和体会。

读林语堂，与其说是在读他的出世与入世，不如说是在读一部社会人生。他的达观与超然并不是表现在对社会人生的不闻不问，而是纯粹古典中国式的雍容与曲折。在中西文化的熏染下，他不喜欢把文字摆弄得“如那些学生的游行示威一般，披肝沥胆，慷慨激昂，公开抗议”，而一任自己在思想界的大陆上驰骋纵横，走的虽是幽默与讽刺一路，但谁能明白他“这一路的滑口善辩，其中含有眼泪兼微笑的”呢？尤其令你感喟不已的是，书中所选的诸多篇目，我们在今日读来，仍如当时所写，一点也没过时；书中所透露的诸多世相，我们在今日看来，仍如当初时代，一刻也未改变。历史的车轮碾过，逝者如斯，而蓬草犹在。

第二篇：读《林语堂选集》

读《林语堂选集》

多年前，我在某处曾经见过这样一句话“最好的建筑是这样的,我们居住其中,却感觉不到自然在哪里终了,艺术在哪里开始。”，破折号后面是林语堂的鼎鼎大名，语言同他的照片一般，秀气而温文。他的书其实早年间我就有所涉猎，比如写满了京味儿的《大城北京》、那本颇不错的《苏东坡传》，行文洋洋洒洒，读起来像吃秀气的茶点，全然在“小品”二字。玩味文字，像是老北京手里转得油亮的狮子头。

既然是读罢他的选集感而发，我倒想是把他同其余的老朋友比较比较，比如一提起老舍，不自觉的就是白发长衫的面容和蔼怪老头儿，磨得乌黑的袖子角；说起丰子恺，面前的白衣绅士，西装革履衔着烟嘴儿吐烟圈；说起邵洵美，顾盼间都流露着一种别样的神采。以上各例莫不是人如其文，然而缓缓间，太师椅上，有那样一个老朋友，摇着乌木棱的八角大扇，言语中莫不是一种带着涵养的学究气，一种书生气的道貌岸然。他行文如流水，时出空灵之境，杂谈古今中外，引经据典潇洒自如，字里行间透露出一股清新隽永之气，让人如沐春风收益颇多。

林语堂将清代文学家张潮的“情之一字，扶持宇宙。才之一字，粉饰乾坤”奉为小品创作的格言。他说：“世事看穿，心有所喜，用轻快的笔调写书，无所挂碍，不作滥调，不忸怩作道学丑态，不求士大夫之喜欲，不博庸人之欢心，自然幽默。”林语堂的小品亦庄亦谐，虽多为调侃之作但不无病呻吟故弄玄虚，松弛有度褒贬有节，常常寓言于嬉笑怒骂之中，让人咀嚼回味顿悟其理，忽觉心境开阔，骤生敬意。林语堂作文皆由兴起，率性而为，挥毫泼墨洋洋洒洒数千言一蹴而就。他的文字，不像鲁迅那般寒光逼人，也不像李敖那般尖酸刻薄流氓痞气，更没有一般文人的那种酸腐之气，他的文字温文尔雅的恰到好处却又不失风骨幽默。林语堂学识深不可测，在针砭时政谈论人事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在《希特勒和魏忠贤》一文中说：“我们试看中国的历史，欧洲有 暴君，但以视我们暴君则似尚有逊色。即以希特勒而论，以与我们十六世纪的魏忠贤相较，亦得退避三舍。”魏忠贤与希特勒一样独揽大权，实行血腥统治，手段残忍让人咋舌。但魏更为厉害之处在于尽其所能为自己歌功颂德，甚至兴造生祠，塑魏氏之像以便人民士子之瞻仰崇拜。他在《思孔子》一文中说：“儒家以近情自许，独不许孔子近情，是岂所以崇孔所以认识孔子人格之道哉！夫孔子一多情人也。有笑，有怒，有喜，有憎，好乐，好歌，甚至好哭，皆是一位活灵活现之人的表记。” 他认为孔子虽被后人尊为圣人但孔子同样有普通人的情感，如果认为孔子如草木般无情，只会谈论思想道德那样是有失偏颇的。他同时认为孔子还是一位非常幽默的人，因为孔子不计较弟子将其描述为丧家之狗,而竟坦然承当之而无愠。林语堂认为此盖最上乘之幽默，毫无寒酸气味，笑得他人，亦笑得自己。

林语堂称自己为现实的理想家和热心肠的讽世者，说：“行为尊孔孟，思想服老庄，这是我个人自励的准绳。文章可幽默，做事须认真。也是我律己的明言。”在他的文章里，幽默之中有认真，风趣中有理想。苏东坡是林语堂倍受推崇的一个人物，从他耗费大量心血著作《苏东坡传》可见一斑。他在《文忠公》一文中说：“在我今天看来，我觉得苏东坡伟大的人格，比中国其他文人的人格，更为鲜明突出，在他的生活和作品里，显露的越发充分。”苏东坡才气过人，文章独步千古，是中国文坛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林语堂欣赏苏东坡诗词的豪放不羁，气势如虹。但他更敬佩苏的忧国思民和作为文人的那种不媚风骨。在林语堂的文章里闪烁着苏东坡的影子，无论从成文或是思想二者都有共通之处。但是林语堂的文章所包含的东西要浩瀚的多，毕竟那个时代的苏东坡受历史条件所限不能像

林语堂那样留学西洋学贯中西。

最初接触林语堂的文字源于那本《苏东坡传》，林语堂对苏东坡研究颇深，读过东坡所有留世的诗词和书信手稿，所花心血非常人所能及。由于惰性所致，我只粗略的浏览了一下那本《苏东坡传》便将其置于书桌一角不予理喻。后偶然借了这本《林语堂小品》便被其中的文章所吸引了，但在尽情畅游其中之时却越发觉得汗颜，林语堂的文字让我有种莫名的失落感，自惭形秽加惶惶不安，那是面对矗立于身前却难以企及的高山所产生的无限绝望。看自己所作之文多为言之无物，思想肤浅，视野狭窄，文字生硬青涩，缺少缜密的思维和力透纸背的浩气。林语堂的这种功力非数十年如一日的磨练所不能达，天赋亦不可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算领教了。

第三篇：林语堂《苏东坡传》读书笔记

读《林语堂<苏东坡传>》有感

谢静

初读这本书便发现，林语堂在第一章便毫不掩饰的写道“我想李白更为崇高，而杜甫更为伟大—在清新、自然、工巧、悲天悯人的情感方面更为伟大，但是不必表示什么歉意，恕我直言，我偏爱的诗人是苏东坡”。在此前，我对苏东坡的认识只岿然佩服于他的文化人格的高大，面临种种劫难时的凛然旷达，仿佛一尊佛一般超脱于世间。实则不然，看完这本《苏东坡传》，我才深切参悟了他那份旷达由来的过程，体会到身为一个真切的人的苏东坡，也曾有常人一样的惊恐，手足无措，甚至自杀的唐突想法。

在他生平的第一次劫难——“乌台诗案”来临的时候，初涉宦海，还未曾经历过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在凤翔做通判三年期满，神宗元丰二年，吊人江苏太湖滨的湖州，刚刚上任湖州，就被突如其来的气势汹汹，面目狰狞的官差索取，后来苏东坡在《上哲宗皇帝书》中曾记载说“他们逮捕太守犹如捕盗”。虽在事发前，驸马王詵和弟弟子由，先官差一步通知了他，但在史料记载中仍能看出当时苏轼的错恩，惊惧。官差到时，正式身穿官袍，足登高靴，站在庭院中，手持笏板，御史台的两个士兵分立两旁，身穿白衣，头缠黑巾，眼睛里凶光闪动。太守官衙的人慌作一团，不知会有何事发生。林语堂先生在书中这样写道“苏东坡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以礼迎接他。”当时的苏东坡慌乱的不知该穿什么面见御史台的官差，幸好通判帮他稳住局面，在官差宣布他的罪行之前，他依然还是朝廷命官，所以理当穿上官服官靴，戴官帽，手持笏板立于庭中。

时情势紧张，苏东坡首先开口道：“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于家人一别。”在他看来，这阵仗却是险恶，大有慷慨就死的决绝。皇甫遵淡然道：“并不如此严重”。苏轼还是被允许回家看望了家人，对家人草草做了安顿，可让人不出所料的是，临行前他还讲了一个笑话来宽慰家人。杜撰了故事：真宗年间，皇帝要访求一位大儒杨朴，而杨朴却实在不愿意追随皇帝去京师，故试图演示自己的才华，借太太的一首诗来敷衍皇帝。“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苏轼的幽默果然凑效，苏夫人破涕为笑。这是一个乐天积极的苏东坡，一个真性情的苏东坡，一个自然的苏东坡。

乐观豁达是苏东坡深植骨子里本性，然而它的显现乃至绽放于之后的人生路途，不能说没有黄州幽居的功劳。假如没有此一劫难，是否会有“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通透也未可知。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这个被苏东坡记入自己人生里程碑似的一站，僻陋多雨，气象昏昏，鱼稻薪碳颇贱。作为乌台诗案的一个了结，苏东坡死里逃生，被贬黄州，官位降低，虽充团练副使，但没有职权并且被限制了出行的自由，不能会友不能探亲，他的朋友在乌台诗案中也大都被牵连，一无所有的苏东坡要从此变成一个农夫，一个“此心安处是吾乡”的隐士，忘掉“便认他乡作故乡”的陌生与心存芥蒂。从定惠院到安国寺，从被贬含冤的官员到布衣蔬食的农夫，他的化解之法便在于，“闲居未免看书，唯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焉”，与佛禅与晚钟相伴，亲躬耕近乡野。

苏东坡是诗人，以诗意的姿态栖居在贫瘠的黄州，即使废弃在山间烈日下的小茅屋也能住处“风涛烟雨，晓夕百变”的恬淡，临皋亭成了午间小憩都能看到风帆上下，水光接天美景的楼台，他看到了别人即使在天堂也看不到的美，这疑来源于他乐观旷达的心境。他已经脱去了文人打长袍，摘去了文人的方巾，改穿农人的短褂子，每天往返于东坡，在躬耕之暇，和农人一起唱歌，喝酒，甚至酩酊大醉。并且“自喜渐不为人识”。其实此时的苏东坡生活甚为贫寒，每月四千伍佰钱，穿成三十串吊在屋梁上，每天只能用一串，幸得好友出面帮忙租来了黄州城东的五十亩布满瓦砾荆棘的营地，垦辟成了一家人赖以为生的口粮地，这时他人不忘给它取一个诗意且自然的名字——“东坡”。从此真正务农，每天挂心灌溉和麦苗的长势，看着刚钻出寸余的麦苗欢欣雀跃，丰收后有农人一样的快活满足。

苏东坡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面如墨”终日作息于田间瓦舍的苏轼俨然就是一位农夫。他没有被流放的文人的愁肠百吉，感时伤怀，更不会长篇赘述，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之忧愤愁苦。

虽远离官场他依然不平则鸣，心系百姓，遇有邪恶则“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是他不论是否为官的天然道义。听闻有溺婴的野蛮风俗，苏东坡即刻便作《与朱鄂州书》并请朋友带信亲见太守，并自己出资设立救儿会，向富豪乡绅募捐，用以救治贫家婴孩。

最让我觉得他是彻底忘却了际遇悲伤的就是他那精致也简陋多趣的饮食。苏东坡爱做菜，是个美食家，用当下流行词，他就是活生生一个“吃货”，一个于贫瘠匮乏中还能吃出新意，吃出陶然的生活家。在黄州时，缺衣少食，他一个人微薄的俸禄要供养一大家子，然而即便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却也吃的活色生香。“东坡肉”，猪肉在当时是“富人不肯吃，穷人不解煮”苏轼买来简单烹制——少水，文火，时久乃成，果然肉质香而不腻，绵而不厚；东坡汤，东坡鱼也都是因地制宜发明的菜谱，这种农村气氛里，他越来越像陶潜的生活，甚至说自己是前世就是陶潜。超然出尘却充满烟火气的苏东坡难道不是最自然最本真的吗？

读苏东坡，很难说是被监禁被流放，那是无论怎样，无论身处何时何地，无论如何艰难，都是乐观幸福的。即使是双足深陷的时候，他依旧能唱着小调，邀上三五个知心的朋友，享受生活的美好。因为他的心，不为环境所束缚，他的心是自由的，是自然的，是屹立于宇宙最顶端最高层的美好的灵魂。这样的人生，从不见对环境的抱怨，从不见尖刻的犀利指责，从不见对怀才不遇的悲愤，他真的是天纵大才。“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样的心境值得我们学习。

乐天达观、随遇而安、有时又有些激烈和固执。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恬淡安适、遵从自己的内心。这或许也正是我们传授给学生的人生大意。

第四篇：读林语堂的《中国人》

——读林语堂的《中国人》

这是一个思想家用心思考的结果，他用一种诗意的语言来剖析残酷的现实，为的是替他的国家寻找更多辨护的理由。在《中国人》中，我们看不出作者林语堂先生想使中国变得“伟大”的所谓爱国意志，但作品却明显地透出想让自已的民族能够尽快自我理解以至被人理解的焦虑之心。

巨大的存在。“我可以把她的麻烦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这是林语堂写《中国人》的最终目的。林语堂把鲁迅眼中的“黑暗”看成了“麻烦”，这与其说是他比鲁迅更宽容，还不如说这个站在中西文化边缘上的人，在思考中国时有一个先在的心理基奠，那就是惊讶于中国这个巨大的存在，且被这种巨大的存在力所折服，他不得不冷静地思考并寻找这个存在的合理性。历史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民族曾屡次被侵犯，而且不少时候是已经被侵犯了的，如元朝与清朝的出现。然而不论怎样的改变，她依旧还是那个存在，那种个性，那些传统，那种文化，只是变得越来越大，大到超过了人们心灵所能认知的程度。这种同化一切的超然生存力使林语堂惊叹，正是这种惊叹使他无法成为鲁迅。他既要找到这个民族常被欺辱的原因，也要表达对这种生存延续能力的欣赏；他用一种温和而简单的方式阐述了他的体会，他不想去证明真理，而是想让他的国人去感知真理。他认为他们能做到这点，因为这种感知力与那种同化力相比是如此地微小。

文明与原始之间。在林语堂看来，当世界文明以一种快得让人来不及接受的速度向前发展时，他的国家却陶醉在文明与原始之间，所以，他困惑地说：“我有时发现一种懒于革新的惰性，有时发现一种颇觉高傲的保守；保守？高傲？到底为什么？”他认为，中国人在对宇宙规律的把握、对人类本质的认识上都超过了所有其他民族，所以，我们有四大发明、有儒道哲学。我们的发明使我们有了生活能力，我们的哲学使我们的生活找到了稳定和安全感，我们以聪明和洞察力率先跨进了人类文明的门槛，甚至“曾经是征服者”。带着这种优越感，我们从心底里蔑视所有其他生活方式和思想，乃至后来对任何拯救自己于苦难中的思想和行为都抱着冷漠不屑的态度。所以，当世界文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时候，这个曾经先进的民族仍是一只脚在文明的门槛之内，而另一只脚却高傲地留在原始状态。这种现状被西方人视为落后，这种心态被他们认作神秘，“落后而神秘”就是西方人对中国的全部印象，连作者自己也感叹到“多么奇怪而又古老的灵魂！多么伟大而又古老的灵魂”。

苦难与幸福之间。除了同化力之外，林语堂认为中国人另一种惊人的力量就是生存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化苦难为幸福，使自己永远生活在苦难与幸福之间。

幸福总是和发展、进取连在一起的。中国人有着浓厚的原始情结，但却又“对幸福总比对进步更感兴趣”，这种矛盾如果存在于另外一个智慧不太发达的民族，则会酿成大祸，但中国人却发明了“祸福相依”哲学，通过改变自我内心认同的“契约”来模糊苦难与幸福的界限，结果，每个中国人都学会了陋巷之中尽堪行乐、黄连树下也好弹琴这种认地狱为天堂的生存之道。林语堂把中国人这种不以实践而以大脑、不以科学而以经学来造福人生的方法称之为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并认为它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的。于是，他似乎找到了中国人惰于革新的根本原因，所以，他不无忧虑地说“中国之患在于有过多的智慧”。这种智慧使这个民族看不清自己，更看不见自己以外的东西。

经术与权术之间。在《中国人》中，林语堂还用了许多笔墨剖析中国人是怎样面对政治生活的，怎么样生活在经术与权术之间的。

中国人把西方称为“方法”的东西叫做“术”，于是哲学成了经术，政治成了权术。这两者本应是相向的“道”，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然而人们却常常是用权术来解构经术，其结果是：娱己被当作是束己，放纵被理解为禁欲，贪婪被认为廉洁，从而导致一个缺乏制度的庞大政府和没有纪律的亿万国民的出现。

中国的经术不论是儒家的“入”还是道家的“出”都是不容易的，前者更是近于残酷。但中

国人所做的不是消灭或修改经术来消解这种残酷性，而是力图使自己既不遭罪吃苦又被认作是遭罪吃苦的道德典范。这种国民心态使得“变通”一词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显得异常重要，而它的行为者首当其冲是为官者，于是，权力成了以“变通”为能的权术。“克己利他”的经术经过权术一消解，为官者改公开抢夺为暗中盗窃，贪官出现了；经术中的“礼治”被权术理解成“人治”，官民关系变成了私人关系。而官德毁则民德降，当这些体现了最高伦理的经术再回到百姓中时，就变成“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为此，林语堂解释中国人喜欢儒家的原因是“中国人不接受法制，总是喜欢‘仁’政。因为它更符合个人利益，更灵活，更人道”。他非常推崇韩非子，希望有一天他的人民能对一个贪官说，“好的，我们将控告你，把你送进监狱”，而不是仿贪官之道为自己生存之道。

总之，林语堂和鲁迅一样地在思考着自己的祖国，但他反映的是人生的爱与悲，而不是揭示人性的善与恶；他会心地去理解国人的人生态度，而不是无情地去批判社会黑；他暗既能否定又能欣赏。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确实已陷入麻烦的中国，但也看出了这个民族有解决这些麻烦的能力。问题是，她的国人意识到这些麻烦没有，这才是林语堂所担忧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上海可谓是鱼龙混杂，形形色色的人汇聚到这个“冒险家的乐园”。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她于1938年凭借描写中国内容的小说《大地》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正在上海准备寻找一位中国作家用英文写一本介绍中国的书。赛珍珠虽然着力于写中国，但她毕竟是美国人，这就不可避免与中国文化有某些深层的距离与隔膜。就中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书而言，不是过于沉溺中国文化的情结中不能自拔，就是过于依恃西方文化的价值体系来肢解中国文化。再加上天然的存在着这样的错位：懂得中国文化者往往英文不好或不够好，而英文好者又不懂中国文化或没有文学性。因之，要找一位英文好又真正懂得中国文化，而且文笔精确、流畅和优美的作者，来写一部有关中国的书，这对赛珍珠来说就如同一个梦想。为此，她费尽周折但却未能如愿。后来，赛珍珠从《中国评论周报》的“小评论”栏目中开始注意“林语堂”这个名字，因为林语堂的文章议论大胆、新鲜而准确，文笔清新、自然而优雅，但那时她对这个名字还比较陌生，常常向人问起来：“林语堂是何许人？”后来，林语堂创办《论语》等刊物，在大上海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幽默小品在文坛影响很大，于是赛珍珠将林语堂确定为自己梦寐以求的合作人选。经过联系，赛珍珠找到了林语堂，二人约定在林语堂家里见面。

1933年的某一个晚上，赛珍珠被林语堂邀请到家里吃饭，当赛珍珠谈起不满于中国题材的外国作家的作品时，林语堂兴奋地说：“我倒很想写一本中国的书，说一说我对我国的实感。”当得知林语堂的一些想法与自己相近，赛珍珠更是喜出望外，非常热心而激动地说：“那么你为什么不写呢？你是可以写的。”赛氏还禁不住说出自己藏在心里的这个想法：“我盼望已久，希望有个中国人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经过一番交往，赛珍珠决定让林语堂来写这本书。林语堂接下这个写作任务后，埋头写了十个月的时间，最后在避暑胜地庐山脱稿，书名《吾国吾民》。《吾国吾民》是一部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著作，作者希望超越国家、民族与语言的隔阂，让更多的西方人对中国人及其文化有比较客观、全面的认识。赛珍珠在序中说此书“是关于中国最完美、最重要的一本书”、“是有关中国的杰作，全书渗透着中国人的基本精神”。而林语堂在自序中声称：“本书不是为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西方的'爱国者'而作，只是为那些'没有失去自己最高人类价值'的人而写。” 《吾国与吾民》是林语堂第一部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的英文著作。林氏在该书中用坦率幽默的笔调、睿智通达的语言娓娓道出了中国人在道德、精神状态与向往，以及中国的社会、文艺与生活情趣。在本书中他发挥自己“两脚踏东西文化”的优势，常用中西比较的眼光看问题。“这本书问世了，正如所有伟大的书

籍终会问世一样，它满足了以上所有这些要求。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不管是出于艺术方面的考虑还是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赛珍珠对林语堂这本书作了淋漓尽致的赞扬与推介。而面对这部深刻剖析古老中国的专著，一向持重的美国《星期六文学评论周刊》也请著名评论家伯民撰写书评。他认为：“林具有在欧洲、美国等地生活的丰富经历、这使他能够以慧眼全方位评论西方的文化习俗。他对西方文化有着丰富的认识和了解。他的笔锋温和幽默。该书是以英文写作、以中国为题材的最佳力作。”扑面而来的盛誉，使《吾国吾民》在欧美作家占据的世袭领地上，一举荣登畅销书排行榜，仅1935年发行后短短的4个月内就创造了印刷发行7版的奇迹。它在世界各地供不应求，伦敦的威廉·海涅曼（William Heinemann）公司在1939年又出版了该书修订本，增加了《中日战争之我见》一章。该书后来成为林语堂在西方文坛上的成名作与代表作。

《吾国与吾民》全书共分十章，分别为中国人民、中国人之德性、中国人的心灵、人生之理想、妇女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文学生活、艺术家生活、生活的艺术、中日战争之我见。作者以一种整体式的笔触向人们展示了一位文化学者眼中的中国，其方方面面的精细描写让人重新认识一个伟大的国家。从书中的内容来看，其颇费苦心的描述与小心翼翼的评价，无不让人感到美国人明恩溥所著《中国人的素质》一书的影响。事实上，《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已成为一种照临或逼视中华民族话语的目光，所有相关叙述，都无法回避。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同样不能避免。不过这并不能说《吾国与吾民》缺乏独特的认识价值。尽管作者是从整体来观照中国，但其中仍然包含了作者极具个人性的认识，譬如《生活的艺术》一章。在这一章中作者将旷怀达观，陶情遣兴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浪漫高雅的东方情调予以充分的传达，向西方人娓娓道出了一个可供仿效的“生活最高典型”的模式。故深受西方人的欢迎。

在读到第十章《中日战争之我见》时，我有一种难言的忧伤。中国作家确实离不开中国现实的观照角度。这也说明谈中国问题必须正视中国之现实状况，那种无视中国现实的浪漫书写仅仅只能成为文字的炼金术，与真实的中国无关。《吾国与吾民》虽以中国文化之光明面为描写之主体，但有了第十章，那种感时忧世的心怀泊泊而出。不过《吾国与吾民》一书在中国的影响似乎甚微，这与林语堂那种“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的立场有关。西方人对《吾国与吾民》大加赞赏，是因为他们对中国过于陌生，一切都觉得有趣。但我们中国人可能觉得林语堂所写的内容平平无奇，一切都是老生常谈。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在《林语堂传》中提到这个问题时说：“此书的中文版译文甚差，许多精彩的文字译者都没有看懂。”可能有翻译上的原因，但真正的原因并不是翻译上的原因。就我个人重读《吾国与吾民》来说，确实感到书中所写的东西似曾相识，很像是有关中国生活、文化等诸多方面之大杂烩；最致命的是缺乏对中国人的深刻的认识，而仅仅流于表面上的书写，大多数的篇章中基本上是介绍性的文字，没有发现与惊喜。《吾国与吾民》让我们知道认识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事实上，厚厚一本的《吾国与吾民》并不比鲁迅先生的杂文更有助于我们对吾国与吾民的认识。

不过问题有时并不是这样简单的。《吾国与吾民》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确实没有太大的意思。然而对于西方人来说，这却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吾国与吾民》让西方人知道何谓“中国文明”。事实上，西方一直流行着一种来自想象与真实掺杂的“中国观”。这种“中国观”认为

中国是完全堕落的“另类”，是文明畸形，“中国人把一切仪式都搞得精细繁复，但又都愚蠢透顶。连他们的绘画都显得荒诞不经，物象都变了形，那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在现实中根本找不到。更有甚者，他们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加冥顽不化，千百年来死守着一些先代流传下来的陋俗恶习。”而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为西方人提供了一个健康、真实的中国形象，从这一角度来说，《吾国与吾民》是一本极其重要的书，再高的评价也不过分。

第五篇：读林语堂《苏东坡传》所写

读《苏东坡传》

对苏东坡的喜爱为时已久，从中学时的《大江东去》,《明月几时有》《前后赤壁赋》开始，就想这是怎样的一个人，竟能写出如此辉煌壮丽之篇章。今日得空，才翻起了林语堂著的《苏东坡传》。不曾想过林语堂居然是英文著作(The Gay Genius)，着实吃了一惊，想东坡那些诗篇那些轶事非伟大的汉语不能尽其意，英语又如何能把这些东西表述完美？但这里姑且列出一两例来看，不作深究汉语英语的写法，我们主要在意的还是苏东坡的人格魅力。

给黄州歌妓李琪的诗：

东坡四年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

却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

林语堂英文版中写: Four years has Tungpo lived at Huangchow，Strange that he never mentioned LiChi.Exactly as Tu Fu of the West River，Of the best flower, begonia, he sang the least.苏东坡曾对子由说：

“吾上课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原版中写道：

”Up above, I can associate with Jade Emperor of Heaven, and down below I can associate with poor folks.I think there is not a single bad man in this world.” 一、一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却能达观对待

看一下东坡在的时代：1036年降生在仁宗年间，1063-1067英宗，1067-1085神宗，1085-1100，哲宗，1100-1125，钦宗，苏东坡在1101年逝世，他死后25年，北宋灭亡。苏东坡的一生历经五位皇帝，一次王安石变法，一生飘摇不定，在当权者的呼来喝去之下辗转流离。而且在那样一个交通不发达的社会，往往安定下来没几日就又被调走，京都，杭州，徐州，密州，湖州，黄州，常州，登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这么多地方，他竟没有在一个地方呆得超过三年之久。虽然苏东坡像很多文人道士一般，性喜游历，但肯定不是喜欢这种被人指使的“游历”。

想用文天祥的一句诗概括苏东坡一生---“身世浮沉雨打萍”，似那浮萍一般，在风雨间漂泊不定，但苏东坡却绝不是一块浮萍，因他有思想，有万千人所不能及的豁达与乐观。每到一地，教育、医疗、交通、水利、建筑，这些他最关心的民生疾苦从来是摆在他的第一位。而他自己，几次贬谪之后，一直想“此去真成田舍翁”却未能如愿。他的乐观豁达是哪里来的？

第一，天生气质使然，似他祖父一般，豁达之气外露，我行我素而不为外物所束缚，人虽为沧海之一粟，亦要有自己的性格，活出不一样的人生。所以苏东坡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因为处境的改变而稍稍改变自己的性格，他虽想改变世界而不成，但也从未想去改变自己而适应这个世界。一个人能保持本心，自然在精神层面上要比别人更高一筹。这一点上我想王安石也是楷模。第二，苏东坡虽贬谪甚多，但他并不孤单。有理由相信，苏东坡不管到哪里，定是受万人欢迎膜拜，不管是他文坛领袖的地位还是曾经的官至宰相，他到哪里都不会寂寞。除了各地县令太守送酒送食物，还有诸如参廖、乔仝、吴复古这些和尚道士朋友满天下的跑。感情上有朝云相伴左右，有迈和过侍奉膝下。是以苏东坡从不孤独。第三，他后期所拥有的佛学、道学方面思想正契合他那种乐观豁达的态度。苏东坡可以称的上是一个哲学家，其赤壁赋所写可证明这一点。当一个人开始思考天地宇宙万物与人生，其心胸之开阔自然非常人所能及。苏东坡在杭州富阳时写：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缸。此等心胸之人，岂会有不豁达之理。

二、文学巨擘苏东坡

神宗说苏东坡“才与李白同，识比李白厚”，确实如此。苏东坡读书甚多，且有过目不忘之本领，想用什么信手拈来。着实厉害，想不通中国古代文人的博闻强记之功是如何练就的。

苏东坡的诗词文赋让人喜欢，他写东西似乎总是那么随意，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场景，信手拈来便是一篇佳作。明月烈日可以入诗，三两行人亦可，他的诗词中所包罗万象是那个时代诗人们所不具备的。

关于苏东坡的文学成就，不需多说，人人尽知。

三、宋朝、王安石、太后

我觉得，北宋当真不是林语堂笔下那么不堪，且看看这一大串名单，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曾巩，欧阳修，三苏，苏门四子：晁朴之、黄庭坚、张耒、秦少游，还有大画家米芾，李公麟，程家二兄弟：程颐，程颢，之后还有周邦彦，晏几道等大家。我绝不相信一个颓废腐败的朝代能够在文学上有如此多大家同时出现。只有经济文化水平达到相当高度才能在文学上出现如此井喷之景象。同样，王安石也不仅仅是作者所描述的文学上乱搞一气(《三经新义》)，经济政策上更是胡闹（青苗法、保甲制、市易法等）。林语堂在关于王安石的描写上肯定有失公允，许是他太喜爱苏东坡了，所以对王安石怎么看都不顺眼。

宋朝两个太后，真是国之幸也。这一点，也许正如林语堂所言，这些深宫女人并不曾太多掺和到朝堂上官员党派之争，所以她们判断一个官员或党派最简单的就两个字-“好”与“坏”，而正是这样的判断标准，使得她们能从人性最本质出发。也许这样的标准对于智力一个国家来说太过简单也不奏效，但对于当时，她们的存在真是国之支柱（至少书中如此说）。

林语堂这本《苏东坡传》真是一本不错的任务传记，但不可避免的是，写自己喜欢的人的传记，自然难免有失公允。若有人极为喜爱王安石，那王安石传里的苏东坡恐怕就是一个不知进退，刚愎自用，不通为官为政之道却官居高位尸位素餐的一个无用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