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

第一篇：论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

论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

自《乌托邦》问世以来，社会主义经历了漫长发展阶段，经过了空想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阶段和众多流派，尽管内容和形式各异，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都强调社会主义的社会性和人民性特征。所谓社会性无非就是集体性、共同性和群体，而人民性则是强调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利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革命的生力军，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组织、制度、规章等均因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服务而具备存在价值，作为代表人民群众的政党，也必须以“人民性”作为自己的实践指向。

作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典型代表，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体相适应的，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国政党制度首先强调和突出了共产党的执政和领导地位。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战争年代广大中国人民为什么一心跟着共产党走？为什么国军日寇的飞机大炮竟被破草鞋、小步枪打败？一句话“得民心者得天下”，党得了民心，党具备了人民性。可以说，党的领导地位是由众多党员先辈在流血负伤甚至生命的代价下，经由人民的选择和认可。早期，党成员大量来自广大的农村贫苦家庭，来自压迫剥削严重的工厂，具有人民的代表性。他们发动群众，分田地，打土豪，抗日救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又切实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他们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道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有了人民性。所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一大法宝，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和人民的不懈支持下，挽救了中国人民，挽救中华民族。

“好汉不言当年勇”时代已经变迁，战火纷飞的年代已经早早逝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丰硕的成就，同时也经历了很多挫折和挑战。尤其，此时，社会主义改革进入关键时期，社会发展进入过渡期，矛盾激化，突发事件频发。党的领导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会变化的，一个政党，不管姓资还是姓社，能否永远获得或保有政权终究取决于是否永久而全面的具备先进性，而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判断一个政党是否先进的根本标准。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的执政党是否还具备人民性的特征呢？党的领导地位是否还是人民的选择呢？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在领导工人运动，开展土地运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深化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抓住了理论的时代性。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既保持了鲜明的阶级性，又具备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人民性。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科学发展观则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我们党历来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

“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

“最近我国党群关系趋于紧张，党内外官僚主义思想严重，部分党员错误的将党性与人民性对立起来，不能及时把握民意，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严重损害了共产党员在群众中的形象，导致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共产党具有党性即无产阶级最高利益的体现，同时也具有人民性既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人民的共同利益，二者是具有一致性的。首先，要要求共产党员不只组织上入党，思想上也要入党，严格挑选合格的共产党员。其次，对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应该时时刻刻抓紧，促进党员具有站在时代前列，代表时代发展的方向，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和站在人民前列，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人民性，加强党员思想政

治教育中人民的核心地位。再次，应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严惩党内各种歪风邪气，进而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权力观、人生观、价值观。共产党员应承认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群策群力，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而不应搞“一刀切”“一言堂”进而脱离群众乃至凌驾于群众之上。

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全党“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胡锦涛同志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群众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党的众多文献表明我们党是具备人民性和时代性，进而具备先进性的，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是合法且合理的，我们应该继续拥护党的领导，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第二篇：人民法院人民性体会

人民法院人民性学习体会

通篇阅读了王胜俊院长《对人民法院人民性的几点认识——在全国大法官研讨班上的发言》后，深有体会。王胜俊院长作为最高院院长，俯下身子，以人民的情怀、用人民的视角解读人民法院的人民性，可谓深入浅出、鞭辟入里，尤其是王胜俊院长讲到“坚持人民法院的人民性，必须增强感情认同”这一块的时候，感触最深。

人民法官作为一个职业群体，由于其具有生杀予夺的审判权，同时又因其专业性较强，因此老百姓潜意识里对法官是尊重敬畏的。作为个体的法官，不应该因为个人的司法行为，让老百姓的这种尊重敬畏演变成对司法的畏惧和不信任，我想这应该是每一个法官的责任。实事求是讲，目前老百姓对法官的社会评价没有以前高了，有的法官抱怨，现在案子不如以前好办了，以前是官判民服，现在不行，“刁民”越来越多，导致官判民不服，而且上访闹访的多了。但是仔细反思一下，其实不尽然，不是老百姓变刁了，而是老百姓的法律意识增强了，对法律、法院、法官不再像以前那么感觉神秘，再加上社会不良事件的恶性导向，使得他们容易带着怀疑一切的态度甚至带着偏见看法官、看法院，这就要求我们的法官在司法过程中要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因此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虽然老百姓的法律意识增强了，但是他们的法律知识普遍还比较薄弱，对一些法律术语、法律概念的理解尚不透彻，这就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有的法官在给当事人做解答的时候，当事人理解不了，尤其是涉及当事人个人利益的时候，当事人的情绪往往会比较激动，这个时侯，法官一定要更加把握好分寸，首先从思想意识上先不要给当事人打上“刁民”的烙印，而是要从心里对当事人缺乏法律知识予以理解，因为即使同样是法官，对同一法律问题的理解上有不同，所以不能苛求当事人能和你想的一样。因此遇到这种情况就需要法官通过更加耐心的解释，运用群众智慧、群众语言以当事人能接受的事例开导，而不能一推了之。说到这里，我想到了前段时间我院政治处向全院各部门征集法官文明用语、法官忌语的事，仔细想一想真不是形式主义。认真通读一下文明用语、法官忌语，工作中，运用文明用语，禁用法官忌语，我想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作为一名助理审判员，我至今还没有独立办过一起案件，对于法官面临的困难还不能感同身受，所以有的话现在可能是纸上谈兵，我现在和今后所要努力的是争取做到言行一致，千万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说做两层皮。目前我的法官职业生涯还是一张白纸，我一定通过自己的努力不给法官职业抹黑。当坐在法台上开庭的时候，当在接待当事人的时候，如果遇到自己克制不了情绪向当事人耀武扬威或者对当事人大声呵斥的时候，我一定要认真反思一下谁赋予你权力让你端坐审判台？是谁让你能吃拿俸禄从而衣食无忧？同时 也要设身处地的为当事人想一想，如果坐在原被告席上的是自己或者自己的亲人，被法官当庭斥责，会是怎样的心情？如果法官对你的询问带答不理，态度冷漠，又是怎样的心情？如果法官对你的案件久拖不决、久执不决，面对遥遥无期的结果，又是怎样的心情？遇到纠纷本来就是一个烦心事，因为耗费时间和精力，怵头打官司，许多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起诉的，一旦起诉后接触到法官的生冷硬横，心中的别扭就会加倍，这样就会影响他对法院、法官的评价，从而失去对法院、法律的信任。所以我认为法官对待每个当事人的时候都应该注意，因为当事人的案子在法官眼中可能只是百分之一，但在当事人眼中就是百分之百，所以法官应学会换位思考，以百分之百的诚意为当事人解决纠纷。

王胜俊院长提出“要把人民群众当亲人，法官要以对待自己亲人一样的感情、一样的方式、一样的态度去为人民群众提供司法服务”，对这个提法我是认同的，但是我认为在处理个案的时候，需要把握分寸，对待当事人一味的迁就是有违法律精神的，同时也不适合法官的身份，毕竟法官是代表国家刑事审判权，应具有一定的权威，所以在司法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严格执法和为民服务的关系。

零零散散写了这么些，都是个人学习的心得体会，想到哪说到哪，不妥之处敬请包涵。

第三篇：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

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

来源： 《求是》作者： 秋 石

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明白的道理，都必须始终坚守的准则。

一、党性是人民性最高最集中的表现形式

共产党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党性和人民性关系的本质，源自于党和人民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恩格斯在晚年重申：“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先锋队，肩负着组织、团结和带领工人阶级以及人民大众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神圣历史使命。工人阶级作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其阶级性质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它是最大公无私的阶级，决定了它的根本利益与人民大众根本的、长远的利益的天然一致性。“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结论，深刻揭示了工人阶级大公无私品格所承载的历史客观规律。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所代表、实现、维护的，既是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共产党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当然是人民大众的先锋队。共产党的本色、存在根据和奋斗目标，都是和工人阶级以及人民大众不可分割的；共产党既来自于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又肩负着代表、实现、维护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历史责任。列宁在创立俄国共产党并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强调“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党是“人民的代言人”，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和“有组织的部队”，党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等等，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党和工人阶级以及人民大众关系的深刻本质。

党和工人阶级以及人民大众的关系本质启示我们，党性和人民性本来就是不可分离的，党性来自人民性，是人民性最高最集中的体现，坚持党性原则，也就是坚持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的原则。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创建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我们党所说的党性，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阶级性、先进性、群众性最高和最集中的表现。

二、党性和人民性不容分割

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党性和人民性都是整体性的政治概念，党性是从全党而言的，人民性也是从全体人民而言的。不能简单地从某一级党组织、某一部分党员、某一个党员来理解党性，也不能简单地从某一个阶层、某部分群众、某一个具体人来理解人民性。只有站在全党和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才能真正把握好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

一段时间以来，在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这样那样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有人还提出了一些似是而非、混淆视听的说法，必须予以廓清和纠正。

比如，有人问“你是替党讲话，还是替老百姓讲话”、“你是站在党的一边，还是站在群众的一边”。在这种人看来，党是党，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实际上是把党和人民、把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了。这种人根本不懂得共产党的起码党性，不懂得党和人民关系的基本道理，不懂得列宁所说“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对于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和领袖们反复告诫说，这往往就是失败和衰落的前奏，会使党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

再比如，有人振振有词地说人民群众人数超过党员人数，所以人民性大于党性、高于党性。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简单以人数计量党性和人民性的高低地位，是对所涉及的所有概念和理论都作了庸俗化的理解。按照这样的观点，共产党就不会产生，也没有存在的根据和意义；同样，世界上所有的政党，都没有产生、存在的根据和意义了。所谓人民性高于党性的观点，从根本上违背了唯物史观，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的关系学说，也违背了世界上大多数的政党理论。

马克思十分深刻地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共产党之所以成为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先锋队，共产党的党性之所以是人民性的精华表现，归根到底，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历史活动”的选择，也就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致。共产党来自人民，而且须臾不可脱离人民；共产党是人民的先锋队，因而必须站在群众的前头，团结带领群众奋斗，不能当群众的尾巴。把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和团结带领人民奋斗统一起来，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相信党、依靠党统一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原则。在当下中国，真正能够代表人民，把人民群众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一起来的，不是那些在口头上高喊人民性、宣称“为民代言”“为民请命”，实际上打着个人和小团体算盘的各式人等，而是顺应历史潮流，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历史正轨上奋斗前进的中国共产党。

列宁当年在批判俄国民粹主义时，一方面肯定民粹派看到并提出了俄国国内的改革发展问题，认为这是“巨大历史功绩”；但也严肃指出，民粹主义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毫无用处，他们使用的是“甜言蜜语”，“把改革甜蜜地理想化”，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浪漫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批判，是忽视了俄国历史和现实中最重要的事实。民粹派在社会学方面缺乏现实主义，使得他们在思考和议论社会事务和问题时，采取了一种特别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可说是知识分子狭隘的自以为是，或者甚至可说是官僚主义的思维”，因此，“民粹派分子以惊人的轻率态度大谈（忘记了他们的周围环境）各种各样空洞的社会计划”。他们对“劳动居民群众利益”的关心是“不彻底的”，“民粹派分子不是注意现有的东西，而是幻想也许会有的东西，所以这些关心就变得没有什么用处了”，他们从来不能正确评价可能的经济条件和其他条件。而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不仅能够看到社会改革发展所包含的矛盾，而且能够从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分析认识这种矛盾，并正确地估计社会发展方向的，正是马克思主义者。

列宁当年的这些论述，尽管针对的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矛盾的特殊情况，但列宁思想的立场和方法论意义，今天仍然没有过时。说到底，还是究竟谁能真正

代表人民、代表人民利益的问题。当前在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言行，究其根源，从利益立场上说，是对“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对党的性质和使命问题产生了混淆、迷失了方向；从思想认识方法上说，是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没有正确理解党性和人民性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三、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

旗帜鲜明地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坚持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是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一项根本原则。宣传思想部门不仅是党的“喉舌”，担负着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的职责，而且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耳目”，担负着反映人民心声的职责。

第一，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党性。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讲党性，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本质要求，也是宣传思想工作的灵魂和基石。无论时代如何演变、舆论传播环境如何变化，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党性原则都不能丢、不能忘，不能有丝毫含糊、偏离和动摇。

坚持党性，核心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自觉地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维护中央权威。讲党性要大张旗鼓讲、理直气壮讲、坚持不懈讲，不能躲躲闪闪、含糊其辞。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要勇于担当，敢于亮剑，表明立场。现在，确有一些单位和一些人，党的意识淡漠了，党性原则不敢讲、讲得少了。有的对党的政治纪律、宣传纪律置若罔闻，根本不当一回事；有的还专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甚至受到敌对势力追捧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党的宣传思想阵地不为党服务，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者不愿意甚至不敢坚持党性原则，岂非咄咄怪事？如果在坚持党性原则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明确观点和立场，那就是政治上不合格，就没有做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最起码的资格。坚持党性，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两个巩固”是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体现着党性与人民性的内在统一。必须牢牢把握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重要方针，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必须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在坚持什么、反对什么、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上坚决做到符合党的要求，过得硬、靠得住。

坚持党性，决不是简单机械重复一些政治口号，更不是一味照抄照搬党的文件，而是要站在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立场上，采取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方式方法，准确生动地传达和反映党的主张、人民的心声，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统一起来。

第二，要切实坚持好人民性。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讲人民性。人民性的要求，同样不能丢、不能忘，不能有丝毫含糊、偏离和动摇。

坚持人民性，就是要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全部活动的依据和根本标准，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切实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根本问题。

坚持人民性，必须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

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必须推动工作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既坚决克服有些宣传报道脱离生活、不接地气、同群众贴得不够紧的问题，又坚决克服一味迎合市场带来的低俗化现象。必须大力改进工作作风和文风，坚持“三贴近”、践行“三深入”、深化“走转改”，充分反映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基层创造的新鲜经验、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必须认真研究不同群众的思想文化需求，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不仅要做好工人、农民等普通群众的工作，也要高度重视做好广大知识分子的工作，还要做好新形势下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特殊群体的工作，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到人们的心坎上，最大限度地把他们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激励他们自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聪明才智。

第四篇：论中国共产党与反腐倡廉

论中国共产党与反腐倡廉

所谓反腐倡廉，腐，为腐朽腐败；而廉，为廉洁廉明。这个词不是建党以后才有的，这件事更是不新鲜。人类的进步发展一直伴随着腐败这一议题，无论哪种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似乎没有政权能躲过它的侵蚀。它的破坏能力无疑是毁灭性的，然而在我们高呼腐败无可避免的同时，是否深思过，它究竟因何而生，又会因何而灭？在无力挽大厦之将倾时是否该洁身自爱出淤泥而不染？中国共产党风雨90年，廉政建设一直占有重要的一席，不可或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后，就对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一直高度警惕，并在实践中坚持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首先在21年到49年期间，因为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所以腐败现象不是很严重，简言之就是尚没有形成腐败的条件。不过在战斗的岁月，我党依旧采取了一系列的整风措施，把一切不安分因子扼杀在萌芽状态中，当时的廉政建设的任务比较轻，反腐倡廉的效果十分显著，建设起了与国统区的腐败政治形成鲜明对照的解放区廉洁政府。极大地争取了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性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规定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是多么自信的政党才又勇气颁布的政令！

到了建国后，为经受住执政考验，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我们党实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重点解决各级干部的作风问题。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的整党，解决了包括贪污腐败在内的基层党组织存在的各种问题。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日，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共查处了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20多万人，其中贪污一千元以上的10万多人。受到刑事处分的腐败分子有4万多人。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被处决。以上措施，有力地遏制了建国初期腐败现象滋长的势头，基本上实现了廉洁政治，从而使五十年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成为党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这种种的措施的贯彻执行无一不表露我党对于廉政建设的决定和态度。

56年到66年是注定在我党廉政建设史上华彩浓墨的十年，这是我们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再加上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同这种政治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个别党员，干部的以权谋私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为克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我党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整党整风，包括1957年的整风，1958年开展的整党整社，1961年的农村整风和“四清”运动中的整党。1960年在农村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斗争，处理了农村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贪污等违法乱纪的问题。但被查出的有一段“贪污和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0％之多。有扩大化倾向。1963年2月，中央又决定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1963年9月，中央在“新三反”的基础上，决定在农村搞“四清”，最初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实质上变成了一场遍及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误伤了不少干部。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得出了农村三分之一的领导权已不掌握在健康分子手中的结论。试问如果不是腐败扩大化的结果，这一结论该有多么令人震惊！也只有中国共产党，也只有在那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敢于不畏扩大，不畏错误，将腐败作为阶级斗争来抓，无论对错，至少这彰显了绝不姑息的态度。

文化大革命似乎是很多人都心惊肉跳的十年，也是我党在发展过程中无可回避的十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希望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揭露党内的阴暗面，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理论，并过于夸大了阴暗面，采取了“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不得不陷入误区。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农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领导权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党内已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对党内形势的严重估计，必然会使反腐败斗争扩大化。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认为以前那种由党委领导群众运动的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搞自下而上的不要党委领导的群众运动。用这种不要党委领导的“大民主”方式反腐败，只会助长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的错误，不能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腐败现象几千年沿袭下来生生不息，说明它的存在不仅仅是某个政党的问题，而是有思想、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的糅合，要反对腐败，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要处理好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铲除腐败现象滋长的物质土壤。但“文化大革命”只治腐不治穷。并认为富则修，把富裕当作是腐化的物质基础，使反腐败带有严重的禁欲色彩。这是严重错误的。人都是因为没有才想要，如果物质编程了人类生活中可有可无的附属品，势必不会再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千年慨叹。最典型的是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做法极端化，把它变成了造反派排挤打击异己的重要手段，失掉了廉政的本来意义。总之，“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内乱，而且作为一场反腐败的实践也是失败的。尽管由于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的高温高压的作用，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形式的腐败现象得到了抑制，但以“走后门”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风和组织人事上的不正之风，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蔓延。

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仅仅我国家发展进入了新时期，我党的反腐倡廉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遏制腐败现象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政策上和法规上的漏洞和空隙，再加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使得反腐倡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比以前更为艰巨、复杂。在新的时期，我们党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继承发展过去反腐倡廉有效做法的同时，摒弃以前的群众运动的做法，努力探索改革开放条件下廉政建设的新思路。我党推出了一系列的反腐败立法，试图从法制上完善廉政建设的根本依据。

我党的反腐败斗争，主要是从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法制建设惩腐这样的步骤开展进行的。这实际上是反腐倡廉的三项大思路，应该说，这三项大思路，仍然是我们今天反腐倡廉应该遵循和借鉴的。但我们在遵循和借鉴时，应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加以扬弃。以前我党简单沿用了在革命战争时期十分有效的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群众迅速发动起来，造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从而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产生明显的震慑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频繁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如助长无政府主义思想，削弱党的领导，混淆政策界限，挫伤群众积极性等，造成动机与效果的背离，历史经验证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反腐败，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明确提出，当经济建设遇到自由化思潮和腐败现象干扰时，“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反腐败时不再搞群众运动，并不等于不要发动群众参与。作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动员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一定声势，以达到彻底揭露和打击一切腐败现象，教育全体党员和人民的目的。这就需要运用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等多种手段，启发群众的觉悟，把群众动员起来，造成全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大环境，使腐败现象无法隐藏，都能得到应有的惩处。

既要从严治党，更要有制度保证。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正是由于我们党从严治党，高级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以身作则，大大推进了党的廉政建设。现在和今后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需要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从严治党，需要高级干部的以身示范。但历史经验表明，单靠用惩治手段从严治党，从严要求高级干部，虽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和政府的反腐防变问题，也不能使党和政府长久地保持清正廉洁形象。要从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败现象。

关键是要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许多情况表明，有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反腐败斗争就能够有章可循；领导者以身作则以及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证，因此，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向法制化轨道：既治标更治本。这就要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使宪法监督、司法监督，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有足够的权威和效能，每时每刻地发挥作用，对各种腐败现象予以铁面无私的查处

而最重要的还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将治贪与治穷相结合。如果腐败带来的利益是我们司空见过的，那么谁还会为了习以为常的东西铤而走险呢！在任何时候，加强思想教育防腐的优良传统都不能丢。但要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效，还必须消除腐败现象赖以滋生的物质匮乏的经济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因此，新时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使反腐败斗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反腐败斗争不断向前推进。

我们党正在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我们相信，只要认真吸取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并依据新时期的历史条件探讨和提出反腐败和对策，并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第五篇：论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原因（定稿）

论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原因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标志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至此，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历尽千辛万苦，为中国人民争取来了幸福的生活。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必定会有其中的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同样，有着诸多方面的原因。倘若没有这些因素作为条件，革命胜利的结果或许便会被改变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中国共产党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方针政策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完全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原则，放弃了革命武装斗争的领导权，看不起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妄图依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来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其结果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大批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惨痛教训让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只有独立自主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是独立自主的。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而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独立自主思想的丰硕成果。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及各地的武装起义纷纷发动，此起彼伏。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是先占领中心城市，以突击方式，迅速摧毁反动统治的首脑机关，然后再进攻农村。党内“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及共产国际的代表对准备中的武装起义，也是以夺取中心城市为主，达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他们曾经一再命令中心城市的少数革命群众举行武装起义，命令农村的红军进攻大城市，致使红军遭到严重的损失。

（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是独立自主的。鉴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敌后人民建立了从东北到海南岛的十九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将党的工作中心转入敌人后方的广大农村地区，并在这些地区广泛地开展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四）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是独立自主的。面对着来自国际上的压力和迫在眉捷的国内两种命运的决战，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拆穿了蒋介石假和平的阴谋，用革命的两手同蒋介石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仅用三年半的时间，通过辽沈、淮海、平津等战役就歼灭国民党反动军队807万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才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二、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 自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８０年的时间内，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来都是没有停止过的。但是，中国人民没有什么思想武器来抵御帝国主义，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起来，中国人民才有了新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它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它是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在于它能够在实践中为人们认识真理开辟道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独立自主地来思考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从而成功地使其具有了为中国人民所理解接受和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格和民族形式。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深深地扎下根来，并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转化为对中国

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伟大的物质力量。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三、建立了一个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对象是极其残暴和凶恶的，同时，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人口的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因此，无产阶级如果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争取和联合广大的中间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这一点，并且坚持了在革命统一战线中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原则，从而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把全国各族和各阶层人民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历尽千辛万苦，战胜了许多艰难险阻，最终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四、中国共产党具有较强的纠正自身错误的能力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国工农红军被迫长征。长征初期，博古等领导人在军事上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使红军蒙受重大损失。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放弃向湘西进军计划，改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1935年1月，到达黔北重镇遵义，并在1月15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问题。会议在柏辉章的私宅二楼会议室里召开,会议室东壁墙上有一只挂钟和两个壁橱，西壁是一排玻璃窗，中间放一张赭色长方桌，桌下放一火盆，四周围着一圈木架藤边靠背椅。会议揭发批评了中央领导人在军事上的错误，通过了决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随后根据会议精神，常委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指挥小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根本原因就是她是一个立足于经济基础平等的工人阶级和广大的贫苦农民之中。我们应当深入了解由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的历史，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对党的的深入了解，还会增强我们对事物的多方面的思考能力。由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我们珍惜了解历史，并珍惜如今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