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考研历史上富农的演变政策总结

第一篇：2013年考研历史上富农的演变政策总结

历史上富农的演变政策

毛泽东将中国农民分为以下几个阶层：富农、中农和贫农，贫农又包括雇农。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中农是农村的小资产阶级，贫农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而雇农则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

在历史上，共产党关于富农的政策曾经调整过多次，是比较复杂的，要想了解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应该来看一下富农的大体定义。所谓的富农就是农村中一种比较富裕的有余钱剩米放债的自耕农或中农。其特征是占有土地，一般都有比较优良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在我国，土地改革前，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雇长工、短工)，或兼放高利贷，或兼以一部分土地出租，带有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性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能保持中立。但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1979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对绝大多数已经得到改造的富农分子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待富农，总体来说经历了从中立，到反对，到联合的一个过程。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共八七会议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决定用革命手段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以提高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1928年6月,中共六大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和《农民问题决议案》,在政治决议案中指出：土地革命中“主要的敌人是豪绅地主,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关于富农问题,决议案认为中国富农“具有资本主义的与资本主义以前的半封建剥削的性质”,应根据富农的政治态度对待他们的政策。当富农动摇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时,“不应该故意加紧对富农的斗争”,要“使这种富农中立,以减少敌人的力量”。“但贫农与富农的斗争应同时进行,绝不能因为联合战线而对富农让步”。这就是后来毛泽东根据各农村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经验而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内容之一--“限制富农”的政策。

第二篇：历史上北京地名的演变（精选）

历史上北京地名的演变

本文主要是借助《北京史》这一本书，写了北京从原始社会时期至现代的名称变迁，北京的名称在历史上几经变化，有很多的别名，在不同的时期和同一时期不同民族又有不同的叫法，下面会对其进行一下详细的描述。当然,在不同时期,北京的疆域和政治地位也是不同的，在这里不会对其进行详细的解释了。

原始社会时期是史前时期，是缺少文献记载的，但还是有一些相关传说的，相传黄帝的第三代继承者颛顼（zhuan xu）,曾到“幽陵”祭祀，“幽陵”就是幽州，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名称。相传到了帝尧时代，在幽州建立了最初的都邑，——“幽都”，因为是从原始村落发展起来的，称作聚。直到北魏时期，这里还被称为圣聚。帝尧还派和叔来管理幽都，治理北方。帝舜时，又曾把治水失败的共工氏流放到这里来。这时候的北京是一个重要的地方，但还不是政治中心。

西周时期，今房山县琉璃河镇东面的董家林村周围是燕的都城，随着燕国疆域向东北方向扩展以及山戎部族在燕山山地的发展，董家林燕国古都都渐渐失去了它的重要地位，史载春秋中期的燕襄公时期，燕已经以蓟作为都城了。蓟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在武王灭商以后，把帝尧（黄帝）的后裔分封到这里，后来蓟归于燕的统辖之下，从春秋中期开始，蓟成为燕国的都城。

秦灭燕后，燕成为边远地区，政治地位下降。西汉初年，今北京地区为燕国，以蓟为都城，是异性诸侯王的封地。东汉初年，今北京地区曾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东汉在北京地区的行政区划基本上沿用了西汉的制度，但也有一些变化。更适帝时期，这里划归为幽州，州牧以蓟为驻地，东汉末年，又改为州牧，为幽州，这时的幽州是抵御东北方和北方各族入侵的重镇。在魏晋时期，北京成了北方封建割据势力的一个中心。

今北京地区在隋代包括当时幽州的大部分地区，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将幽州改称涿郡；唐初改郡为州，又改称称幽州，今北京在唐代包括当时幽州的大部、檀州全部（今密云、怀柔、平谷县境）和妫（gui）州东部（今延庆县境）地区。唐玄宗天宝时一度改称为范阳郡，以后又改为幽州。幽州治所设在蓟城，城址和北魏相同，一直到五代没有什么改变。

契丹得到幽云十六州之后，便把幽州升为五京之一的南京，作为陪都，又称燕京，府名幽都[开泰元年（1012）改称析津府]，军号卢龙，统檀、顺、涿、易等六州和析津、宛平等十一县。金代女真族正式建都于此，称为中都，宋金经过一系列的交涉，收回幽州，宋朝把南京改称为燕山府，郡为广阳。元代时北京为元的大都，政治、经济地位大大提升。洪武元年，明军攻入元大都，把大都改称为北平府，设立了北平布政使司，虽然这时的北平不再是全国的首都，但在政治和军事上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1380年，燕王朱棣封国于北平，1402年，攻占南京的朱棣正式登基，改年号为永乐，北平改称北京，作为明朝的陪都，建顺天府，共分两个县：大兴县、宛平县，大兴县管辖北京东城，宛平县管辖北京西城，北京地方官员最大的是顺天府知府。1409年，北京建立五府六部官制，称为“行在”，明清时期北京又称为京师，通称北京。此后北京之称一直延续到1928年。

1928年6月28日，民国政府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1930年，北平特别市改为北平市，1949年9月27日，北平改名为北京，延续到现在。

参考文献：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编写组编，《北京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

第三篇：强农惠农富农政策选编

***镇强农惠农富农政策选编

1、目前，我县实施的强农惠农财政补贴项目资金有哪些？

（1）种粮农民直接补贴；（2）农资综合补贴；（3）农机具购置补贴；（4）能繁母猪饲养补贴；（5）能繁母猪和奶牛保险补贴；（6）小麦良种补贴；村及村干部养老保险；（8）高龄老人生活补助；（9）义务教育“两免一补”；（10）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

2、农作物良种补贴标准：

（1）补贴对象：对生产中使用农作物的良种补贴资金全部通过现金给予补贴。（2）补贴标准：小麦、玉米每亩补贴标准10元。（3）补贴方式：现金直接补贴。（4）补贴程序：省财政根据各县（区、市）调查、核实、公式的补贴作物实际种植面积和补贴标准，将补贴资金直接支付到各县（区、市）财政部门开设的强农惠农专项资金特设账户；再由各县（区、市）财政部门将补贴资金下达到各乡（镇）财政机构；最后由各乡（镇）财政机构通过“一册明、一折统”将补贴资金直接发放给补贴农户。

3、能繁母猪补贴标准：能繁母猪必须符合在当地饲养1年以上，能繁母猪在8月龄（含）以上4周岁以下，每头补贴100元。

4、奶牛良种补贴对全省良种奶牛冻配所用冻精实施实物补贴，每头2枝冻精，每支折合资金15元。

5、申报家电补贴时购买人应提供的材料包括哪些？

（1）购买产品的发票件及复印件；（2）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3）补贴类家电产品专用标识卡；（4）购买人“涉农补贴—一折统”专用存折。

6、退耕还林农户享有的权利有哪些？

(1)享有国家粮食、现金、种苗和税收优惠的权利；（2）享有退耕地和荒山荒地上种植的林木所有权；（3）享有依法继承、转让所承包地耕地；（4）享有宜林荒山荒地使用权和地上林木所有权。

7、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缴费及筹资标准是什么？

2011年，新农合基金筹资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50元。其中，参合农民个人缴纳健康储蓄金30元，中央、省、市、县四级配套补助为每人每年120元。

8、参合农民住院医药费用报销程序是什么？

参合农民在县（区）内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由定点医疗机构初审并按照县（区）新农合补偿标准给予现场垫付报销；参合农民在县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或转外住院发生的医药费用，回来后携带规定的有关报销票据资料直接到其所在乡镇卫生院或转出医院按照相应补偿标准进行报销。定点医疗机构每月垫报的资金，由县（区）合管局、财政局审核后，在7日内将医疗机构安政策规定垫支报出的合理资金从财政专户直接划至各定点医疗机构在其开户银行设立的指定账户，以便及时补充各定点医疗机构垫支的资金，确保报销工作的顺利进行。

9、国家对那些对象实行免费参合？

《平凉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工作的意见》（平政发[2007]105号）规定，农村五保户、低保户、90岁以上高龄老人、二女结扎户和独生子女领证户夫妇，经有关部门审查确认的，分别由民政、残联、计生等部门为其代缴个人参合资金。

10、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及补助标准是什么？

凡是有我市农业户口、贴在农村居住一年以上、上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所在县（区）当年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居民，均应纳入当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按保障对象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728元的部分，予以差额补助。

11、农村五保户供养制度及其补助标准是什么？

依照有关规定，在吃、穿、住、医、葬（或教）五个方面给予符合下列条件的农村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予以生活照顾和物质帮助：

（一）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

（二）无劳动能力的；

（三）无生活来源的。

补助标准：有县级人民政府原则上按照不低于上年当地农村居民平均生活消费支出额确定。全是平均集中供养标准2240元/每人每年，分散供养标准1790元/每人每年。

12、高龄老人生活补贴标准是什么？

根据有关规定，对百岁以上老人，每人每年发放1000元特殊生活补贴；95-99岁的老人，每人美奶奶发放不低于500元生活补助；对90-94岁的老年人，每人每年发放不低于300元生活补助。

13、老党员生活补助的补助标准是什么？

根据民政部、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民发[2009]135号）精神，自2009年10月1日起，对建国前加入老党员调整生活补贴标准，每人每月提高70元，其中：1937年7月6日前入党，达到每人每月370元；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9月2日入党的，达到每人每月310元；1945年9月3日至1949年9月30日入党的，达到每人每月230元。已享受优抚对象抚恤补助的老党员，不执行上述标准，仍按每人每月50元白准发给甚或补助。

14、退耕还林粮食生活补助标准是什么?

根据《退耕还林条例》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退耕还林粮食补助办法的通透感知》（国办发[2004]34号），粮食补助标准为每年每亩退耕地补助粮食100公斤。生活补助标准：每年每亩退耕地补助生活费20元，粮食和生活补助期限为：还生态林8年、还经济林5年、还草2年。从2004年起，粮食补助按每公斤1.4元折算现金兑付。

15、国家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补助标准是什么？

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通知》（国发[2007]25号），按照核定的退耕还林实际面积，向土地承包经营者提供的粮食和少年古惑补助在第一轮期满后，再延长一个补助周期。粮食补助标准：每年每亩补助70元；按每年每亩退耕地20元的生活费补助，继续直接补助给退耕农户，并与管护任务挂钩。补助期限为：生态林8年、经济林5年、还草林2年。

第四篇：计划生育政策演变论文

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

人口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计划生育政策应运而生。如今，计划生育提出至今已近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当中，计划生育政策不断调整，不断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使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成功地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有力地促进了综合国力的提高、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对稳定世界人口做出了积极贡献。我们不妨来回顾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过程。

一、计划生育的提出

50年代初期，子女多、规模大是这一时期家庭人口的主要特征。过多过密的子女影响了父母的学习、工作、生活和对子女的教育，成为很多人投身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羁绊和拖累。很多人意识到实行计划生育迫在眉睫。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经过实际调查，于1957年7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新人口论》。当时的卫生部长李德全也高度关注多生给妇女健康带来的影响。1954年5月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邓颖超写信给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反应人民要求节育的意见。终于，在社会各阶层的呼唤下，1957年2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会议上，毛泽东通过插话形式多次提到控制人口问题。

二、计划生育初步实行

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大规模政治运动暂告一段落，国民经济开始好转，我国人口出现第二次增长。人口增长率的极速回升，重新引起党和政府对人口问题和计划生育的重规。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实行节制生育。

20世纪70年代初，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国家开始在全国城乡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5年，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国家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由于措施有力，这段时间的计划生育取得了明显成效，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7。

三、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

1979-1990是我国改革开发初期，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成为关系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战略任务，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80年代初开始严格实行“一孩生育政策”。在农村实行“一孩生育政策”遭到巨大阻力，大部分农村地区转而实行“一孩半生育政策”。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城市“一孩”、农村“一孩半”、少数名族有照顾的城乡间、区域间、民族间有差异的生育政策开始以地方法规形式固定下来，并成为延续至21世纪10年代“一孩”生育为主的多样性生育政策体系。

1980年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1981年3月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1981年11月，五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提出了“限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的人口政策。

1982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强调“实行必要的奖励和限制，保证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随着21世纪的到来，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将进入一个新的重要发展时期。未来几十年，在实现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我国人口将由低增长逐步过渡到零增长，人口总量达到峰值后(接近16亿)开始缓慢下降，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为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为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调控体系和相关社会经济政策

宣传、教育、科技、文化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利用各种传媒，采用多种方式，大力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基础知识的公益性宣传，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计划生育的良好氛围。深入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和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大力宣传和普及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的科学知识，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生男生女都一样等科学、文化、进步的婚育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生育文化。各级党校、行政干部学校、团校等要重视人口与计划生育教育工作，中等以上学校普遍开设人口及青春期、性保健讲座或课程。

开展以技术服务为重点的优质服务。计划生育部门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综合管理部门，计划生育和卫生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密切配合，围绕生育、节育、不育共同做好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生殖保健服务。基层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要深入千家万户，指导育龄群众选择以长效避孕措施为主的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方法。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县(市)、乡(镇)、村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医疗、保健机构服务网络的管理，充分利用现有卫生资源，改善服务条件，规范服务标准，增强服务能力。

依靠科技进步，发展计划生育事业。加快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工作。开发、推广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发展生殖健康产业。加强计划生育药具及保健用品市场管理，规范市场行为。

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不断拓宽合作领域，积极参与国际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多边及双边活动，学习和借鉴国际社会的有益经验和科学方法，加强对外宣传，树立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良好形象，争取国际社会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五、计划生育政策新发展

我国各地省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部分调整。计划生育新政策仍然遵循一对夫妻只许生育一胎的基本原则，对可生育二胎的法定条件作了适度放宽，对超生二胎以上的，仍然要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

一般规定

根据2011计划生育新政策的规定,只有符合以下几种情况的,才可以申请育二胎,具体中国计划生育二胎新政策如下:(一)只有一个子女,经指定医疗机构诊断证明为非遗传性病残,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二)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并且只有一个子女的;(三)婚后五年以上不育,经指定医疗机构诊断证明为不孕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四)再婚夫妻双方只有一个子女的;(五)从边疆调入本市工作的少数民族职工,调入前经当地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允许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六)兄弟二人或者二人以上均系农村居民,只有一对夫妻有生育能力,又只生育一个子女,其他兄弟不收养他人子女的;(七)男性农村居民到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并书面表示自愿赡养老人的(女方家姐妹数人只照顾一人);(八)远郊区､县农村居民,夫妻一方为二等乙级以上伤残军人,或者一方残疾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九)在深山区长期居住并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村居民,只有一个女孩,生活有实际困难的｡

另外,有其他特殊情形要求再生育一个子女的,需经市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依照中国计划生育新政策允许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生育间隔不少于四年,或者女方年龄不低于二十八周岁｡

第十九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夫妻,经批准,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一)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二)双方均为农村居民(农业人口,下同),已生育一个女孩的,但一方为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职工或一方从事工商业一年以上以及双方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一年以上的除外;(三)双方均为农村居民,一方两代以上均为独生子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四)双方均为农村居民,女方父母只生育一个或两个女儿,男到女家落户,并赡养女方父母,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只适用于姐妹中一人);(五)双方均为少数民族,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六)双方均为农村居民,一方是少数民族并具有本省两代以上户籍,已生育一个子女的;(七)一方为烈士的独生子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八)一方未生育过,另一方再婚前已生育一个子女的;(九)一方未生育过,另一方再婚前丧偶并已生育两个子女的;(十)已生育一个子女,经设区的市以上病残儿童鉴定机构确诊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第五篇：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

十八届三中全会主要观点解读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拔乱反正；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开始了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为纲；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全局性的、根本性的伟大转折。

2013年11月9日志12日召开的我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新起点。11月15日播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的纲领性文件，回应了社会关切的民生期盼。《决定》被视为中国改革的另一个新起点。美国、日本、俄罗斯、法国、巴西等国的主流媒体或发表评论，或采访专家，全方位报道了本次三中全会。国际舆论认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显示中国新一届领导层推动全面改革的决心，为中国未来绘制出清晰的“路线图”，展现了新一轮改革的构想和蓝图——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很可能会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成为中国发展的关键转折点。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在接受美国CNBC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显示了中国领导人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决心，对中国的未来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其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将中国的发展模式由外向型转为内需型，尽管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这是十一届三中全全会确定改革开放方针以来，中国召开的最重要的一次全会，因为中国已经站在一个领导层绕不过的关键节点上。”美国《福布斯》杂志如此强调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性。

美国以政治和媒体评论为主旨的“PolicyMic”网站称，此次三中全会推进的改革将为中国领导人10年的执政之路提供指导。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未来发展自然是各国的关注点。

日本媒体报道称，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展示了中国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层下的国家发展的中长期政策方针，绘制出了新的发展蓝图。

《决定》内容丰富，意义深远，今天，我们就大家最关心的民生改革为大家介绍十大重点内容。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

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统计数据，计划生育政策施行三十多年来，中国少生了四亿多人，世界“70亿人口日”因此推迟了五年。然而，计划生育这项影响亿万国人家庭生活的基本国策。那么，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呢? 1.“光荣妈妈”带来第一个生育高峰

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政府工作白皮书，以及国务卿艾奇逊之杜鲁门总统的信中，特别提到了中国人口问题：“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另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了不堪重负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须碰到的问题。一直到现在，诶有一个政府是这个问题得到解决。”9月16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反驳艾奇逊，他阐述了自己的人口观：“中国人口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在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受到人海战术胜利的鼓舞，他接下来这样一句气势磅礴的话，全国人民耳熟能想：“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毛泽东的说法奠定了新中国初期共产党的思想。当时普遍认为，人民应该能够安居乐业、安心养育小孩了。1950年朝鲜战争打响，更催生了奖励生育的政策。

“光荣妈妈”这个词是向苏联学来的。经过二战炮火的洗礼之后，苏联人口尤其是男人数量急剧下降，于是国家大力鼓励妇女生育，授予生孩子最多的妇女以“英雄母亲”的称号。而中国将苏联的方法拿来即用，稍微发展了一下：生孩子达到五个的，是“光荣妈妈”，十个以上的才授予“英雄妈妈”称号。

50年代的光荣妈妈

（电视剧《父母爱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吃大锅饭，全村人都要参加劳动挣工分，插秧、收麦、除草都是手工完成。在不劳动就要挨饿的年代，“人多力量大”被民间认同。而对城里人来说，组织上的政策也多有倾斜：多子女的职工困难户可领取补助，按家庭人口分配住房。单位还会对生孩子的夫妇发放一定数量的津贴，对双胞胎及多胞胎给予奖励。

1953年6月，新中国第一次使用科学方法开始全国人口普查，持续了整整一年的普查在1954年公布结果：大陆人口总数达到了5亿8260万人。在1949年到1953年的短短四年里，全国净增人口4600多万。新中国迎来了第一个生育高峰，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潜在矛盾。

邵力子首提计划生育

1902年乡试中举。1905年入上海震旦公学求学，后转入复旦公学，结识于右任，成莫逆之交。1906年10月，邵力子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07年春回国，与于右任等一起创办《神州日报》，宣传反清思想。1909年5月，他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第一个提出计划生育的人是一位绍兴乡贤、“和平老人”邵力子。早在20世纪20年代，邵力子就提出了中国要控制人口的观点。1954年9月17日，邵力子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主题发言，他又一次在重大政治会议上就计划生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人多是好事，但在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困难很多的环境里，人口应该得到控制，不控制人口，后患无穷；要大力传播有关避孕的医学理论，指导并供给有关避孕的药物。

作为国民党元老，1949年4月国共谈判破裂后，邵力子留在了北平，后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邵力子的母亲曾因不想继续生育而和丈夫分居长达十几年，邵的前妻也死于生育第六胎时的自行堕胎，所以，邵力子一直对生育问题很上心。

1950年初，邵力子同当时的卫生部长李德全有过一次长谈，他对当时流行的“光荣妈妈”的号召颇感忧虑，认为战争需要大量生产人口，但人口超速发展，终将使经济建设不堪重负。他明确提出了要控制人口的主张：“如不防患于未然，采取计划措施加以控制的话，则不仅影响建设，同时也影响民生，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但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下，这种议题只能被搁置。

1951年，邵力子回乡探亲，浙江绍兴农村一派安逸祥和，但满地奔跑的孩子之多，让他真切感受到中国未来的人口负担。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邵力子首提计划生育的观点。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讲时曾说：“社会主义什么都有计划，生育更要有计划。计划生育，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富强。”

马寅初是邵力子的老乡和同龄人，他在50年代初回乡探亲后，对人口压力同样心有戚戚，以六十多岁的高龄投入大量精力对人口问题进行实地考察。当1955年邵力子与李德全去拜会马寅初时，马为两人观点的不谋而合而深受鼓舞，当场表示要把调查报告写出来，在人大会议上提出来。

同年7月的第一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马寅初便在《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中，提出控制人口的“三步法”：第一步要破除“多子多福”等陈旧观念和封建思想;第二步实行晚婚，女23岁、男25岁结婚比较合适;第三步要有行政措施，生两个孩子有奖，生三个孩子要征税，生四个孩子征重税。

（马寅初，浙江绍兴嵊县（今嵊州市）人，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他曾担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新中国建立后曾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教授、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等职。1957年因发表“新人口论”方面的学说而被打成右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以平反。他一生专著颇丰，特别对中国的经济、教育、人口等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有当代“中国人口学第一人”之誉。）

2.人口政策刚起步即中断

人口激增的现实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使得政府开始对人口问题逐渐重视起来。毛泽东的想法也慢慢发生转变，1956年他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到：“夫妇之间应该定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

1957年2月，毛泽东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又说：“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北京现在有三百六十万人口，将来要是有三千六百万人口，北京市长如何得了。你们将来当了市长怎么办?要安排工作，安排小孩子，解决交通运输问题，那时逛公园也要排队。”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专门提出：“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生育限制调查委员会于当年成立，标志着政府开始设专门机构研究人口问题。中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在1955年和l956年都出现了大幅回落。但一场汹涌的政治风暴很快打破了平衡。

1957年5月，整风运动开始扩大化，转向反击右派，知识界、科学界受到冲击，人口学界也不例外。马寅初这年7月1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新人口论》，被认为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席卷全国，“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震天动地。大办工业，大办农业，大办文教事业，男女老少都走上了工作岗位，一时呈现出劳动力短缺的假象。于是，“人手论”开始取代“人口论”。刚刚设立的生育限制调查委员会，再也没有做什么调查，刚刚起步的人口政策研究就此中断。

3.从重男轻女到“晚、稀、少”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中国人口出现了灾难后的补偿性生育高峰。196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6.99‟，1963年、196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继续攀升，1963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33‟，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峰。

1963年，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提出，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就够了。同时在全国大力推行提倡晚婚，限制早婚，提倡男子28岁以上、女子25岁以后结婚。1964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毛泽东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人口的急剧增长让他看到了可能的危机。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斯诺问及此事：“主席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感到满意吗?”毛泽东答：“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服用的避孕药品。”

然而，节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刚形成一定规模和声势，又被紧随而来的“文革”打断。十年**中，人口增长处于盲目无序的失控状态。1966年到l970年，每年出生人口高达2500万到2700万之间，五年时间全国净增人口将近一亿。

1971年，国务院转批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12月，中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提倡实行“晚、稀、少”政策。“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拉长生育间隔，两胎要间隔四年左右;“少”就是少生孩子，后来将“少”具体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这一生育准显示出了惊人的效力。以总和生育率(注：一个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来衡量，1970年总和生育率为5.81，到1979年这个数字已降为2.75。

但是，即便如此，到70年代后期，我国人口已近10亿，人们普遍感到“人多了”，按照当时的人口增长速度，中国将在2000年超过12亿人口，经济上的压力会很大。国家领导层认为，有必要实行更为严格的一胎政治。“只生一个好” 的计划生育政策呼之欲出。

二、计划生育政策的问题

第一、时至今日，一胎化的人口生育率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以人口的持续发展为前提。要保证人口世代更替，目前发达国家需要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子数）为2.1；由于非正常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我国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则需要总和生育率在2.3以上。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发现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了1.3左右的超低生育率。中国人口从1950年的5.5亿增加到现在的13亿，尽管人口总数世界第一，主要是因为社会稳定太平，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延长到73岁，并非都是因为我们生育率高。但是寿命不会无限延长。从五十年代中期至1991年，等到195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开始死亡，将出现一个长达三十五年的人口“泄洪”期，每年死亡两三千万。这意味着中国今后需要每年出生2000万以上的孩子才能缓解人口老化、防止人口锐减。由于晚婚、晚育、单身、不孕（卫生部承认中国原发性不孕率高达12.5%）等人群比例增加以及养育能力的限制，实际生育率往往远低于生育意愿。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人口生育率已经开始负增长！

2.家庭独生子女化，让每一个家庭时时处于担惊受怕当中，已经成为引发社会各种矛盾的焦点。

“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人口占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也进入了一个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的风险积累和爆发并存的后计生社会，或者说是不得不直面生育率快速并大幅度下降后果的后计生时代。”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穆光宗就是反对“一胎化”的著名学者之一。他概括的认为，独生子女家庭至少存在“六大风险”：

首先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风险。其次是孩子的成才风险。“独柴难烧、独子难教”。

第三是婚姻的冲突风险。独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不稳定性非常大的，家庭人际矛盾普遍难以调和，若激化则破碎家庭、单亲家庭将随之增多，从而导致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大。

第四是家庭的养老风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独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依然面临生活照料风险、精神赡养风险甚至经济供养风险。随着老年人数量的增加，“421”家庭数量激增，调查显示：有35％的家庭要赡养4位老人，49％的城市家庭要赡养2~3位老人，如果独生子女下一代还是独生子女，那么第三代就要面对一对年轻夫妇最多赡养12位老人的局面。

第五是社会的发展风险。独生子女必然要走向社会，除上述风险外，其个性问题、非智力素质发展失衡、缺乏团队合作精神等也使未来社会的竞争力量、协作力、凝聚力受到巨大挑战。

第六是国家的国防风险。一旦发生战事或抗击自然灾害等，需要独生子女及其家庭奉献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严峻的话题”。比如说这次的汶川大地震，很多的家庭丧失了唯一的孩子，又丧失了再次生育的能力，于是对整个家庭精神上的打击就特别大。

因此，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面临不可预见的风险，很多家庭变得“不堪一击”、十分脆弱。

3.独生子女政策导致重男轻女现象日益突出，造成了大量妇女和儿童权益受到严重侵害。

而目前中国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已达到116.9∶100，有的省份高达130∶100，而正常的人口性别比例应为102～107∶100。

由于我们传统的性别歧视，导致各国纷纷来领养中国女婴。荷兰三分之一的领养儿童来自中国，基本都是女婴。美国约有5万名从中国领养女婴，而且每年都会新增加6000多名。中国收养中心还向丹麦、芬兰、西班牙、法国、瑞典、冰岛、爱尔兰、荷兰、挪威、新西兰、英国、加拿大、比利时和澳大利亚14个国家开放。这些国家都纷纷到中国领养小孩，而且都是领养女婴。

长此以往，不仅造成了大量妇女和儿童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我们的性别失调现象会更加严重。这将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我们必须重视之。

4.整个社会独生子女化，是导致中国素质教育怨声载道、痼疾难医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独生子女们生于安乐，能力急需提高。具体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学习目的的认识不明确，为父母学，为老师学，厌学的人占了相当的比例。

其次，由于孩子是独苗，全家老小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家庭对独生子女的期望过高。

第三，作为教育的重要环节的学校背负着广大家长的殷切期望，只能牺牲孩子利益，顺势逐渐功利化。

第五、计划生育废止一胎化、实行两胎化政策是全社会广大民意的诉求，顺遂民意才是以人为本

独生子女的压力

空巢

失独家庭百万个

6万失独家庭50岁以上失独

失独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