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青律师推荐案例：离异女婿讨回动迁安置款

第一篇：黄维青律师推荐案例：离异女婿讨回动迁安置款

黄维青律师推荐案例：离异女婿讨回动迁安置款

当年，小朱的妻子小艳及岳母住家适逢动迁，因有婚姻关系维系，女婿小朱也属照顾安置人员可获得动迁补偿费。但直到两年后小朱与小艳闹离婚时，他才获悉自己曾被列入动迁对象之一，遂起诉岳母及小艳要求给付动迁补偿安置款17.8万余元。近日，静安区法院一审判决由其前岳母及前妻小艳，给付小朱动拆迁安置补偿款10万元。

小朱前岳母在市中心有一间近15平方米的承租老公房，内有前岳母及前妻小艳两人户籍。2008年10月该房屋地块被动迁，她们选择货币补偿安置，共获得安置款、奖励费、速迁费、早签费等费用共100.9万元。

在2011年10月小朱向法院起诉时称，自己直到2010年与小艳诉讼离婚时，才得知自己当时也属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对象之一，请求法院判令原岳母及前妻小艳给付17.8万余元。

法庭上，前妻及前岳母则辩称小朱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还认为若小朱有上述动迁经济利益，也应属与妻子小艳的夫妻共同财产，小艳有权分得小朱名下拆迁补偿安置款。

审理中，拆迁实施单位的经办人也到庭作证，小朱因与小艳存在婚姻因素，仅属于照顾安置人口。小朱户口不在被拆迁房屋内，补偿款应为6万至10万，但最高不超过10万元。

法院认为，被动拆迁的房屋性质为公有住房，动拆迁安置补偿是对该房屋内享有居住使用权的主体补偿，经拆迁人核定后认定小朱属于照顾安置对象，故奖励费、速迁费、早签费等多项奖励补贴小朱不应分得。法院确认小朱可分得动拆迁补偿安置款为10万元。尽管涉案动拆迁补偿安置款发放是在2008年10月，但考虑到小朱是在2010年1月才知道安置款也有他的份额，该起诉并未超过两年有效期。

第二篇：黄维青律师推荐案例：买房10年未过户,动迁补偿该谁得？

黄维青律师推荐案例：买房10年未过户，动迁补偿该谁得？

案情概要

买房不过户，拆迁引矛盾。一房10年间先后两次被转手，每次转手虽支付了对价，但均未签订转让合同，更未到房地产部门变更登记手续。10年后面临拆迁，房屋升值近20倍。谁是被拆迁人？谁有权在拆迁补偿协议上签字，并获得补偿款？几方为此僵持不下，拆迁部门亦束手无策。本案涉及的“三房东”的权益如何保障，谁是合法的被拆迁人，所有权的确认以及处理这样的纠纷我们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还是援用公平、诚信的原则等都是值得大家深入探讨的问题。

纠纷发生

1999年，张某将其在镇上一间20平方的私有门面房以4000元转给同镇朋友李某用于经营，双方未签订书面转让合同，亦未至土地、房产部门办理转让登记手续。三年后，李某又将该房屋以2万元转让给赵某经营超市，当时双方同样未签订书面合同，亦未办理转让登记手续。近年，该镇经济发展迅速，市政动迁异常火热。2010年，该门面房被划入动迁范围，门面房的拆迁补偿款已高达35万元。然当拆迁部门张贴出拆迁公告，并至赵某处核实房产信息时，赵某却无法拿出产权凭证。同时，张某亦发现门面房虽转让他人十多年，但是房屋的产权一直是自己的。一位是产权人，一位是付了购房款又居处近十年的“三房东”，张某和赵某谁该在动迁协议上签字？拆迁补偿款该发给谁？双方各有道理，市政拆迁部门亦无可奈何，多次力促双方协商均未果，后告知双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律师分析

随着城镇化进程以及旧城改造的加快，房价的大涨，这类的纠纷亦会随之上升。在以往的多年间，由于法律意识的淡薄，再加上心疼转让税费，很多城乡结合部、乡镇私有房屋的转让均不签订书面合同的，付款后（有的还无支付凭证）亦未及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物权转移以登记为准，而不以实际居住为准。同时，按照相关拆迁规定，拆迁部门一般需要与产权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购房人可能真是哑巴吃黄连了。更极端的是，房屋被拆迁后，即使诉至法院要求对方履行合同，也可能因为合同标的无法履行而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综上，黄律师提醒各位：买了房，付了款，但尚未办理房产过户登记的朋友们，购买二手房一定要抓紧找到上家过户或者办理变更登记，否则若干年后，面临拆迁会存在很大的法律风险，一般而言，拆迁部门只要按照产权登记的产权人与之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即可，不一定非要得到实际居住人的人认可。

第三篇：黄维青律师推荐案例：动迁房买卖合同被认定有效

黄维青律师推荐案例：动迁房买卖合同被认定有效

2006年5月，陆某与何某签署了一份房屋转让协议，约定陆某向何某购买迎博路（现大道站路）住房一套，房款分为二次支付，第一次为25万元，在产证可过户时，余款一次性付清。当天，陆某支付了何某房款25万元，并装修入住。

2011年3月何某一家办理了上述房屋的房地产权证，登记在何某一家三口名下。由于2010年10月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颁布了《上海关于动迁安置房提前上市交易有关问题的通知》，此房屋的产权证虽然为新办，但也可以上市交易了。于是陆某要求何某一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没想到，何某非但置之不理，还与妻子到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家中所有的三套安置房屋均归妻子和孩子所有，债务由何某承担。

陆某无奈，只有寻求法律途径，将三位产权人即何某一家三口起诉到法院并申请查封了房产。在陆某起诉后，事情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何某原以为和妻子是假离婚，可以反悔当初的房屋转让协议，获得收益后，再与妻子复婚。但没有想到，妻子早有了异心，她是设了一个陷阱，假戏真做，此时何某才恍然大悟。之后他们多次因为妻子索要孩子抚养费发生纠纷。在多方工作下，何某的妻子同意配合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但要求陆某提前支付余下的房款，用于抵扣孩子的抚养费。陆某早已准备好了所有的钱款，于是与何某、何妻签署了另一份房屋转让的补充协议。何某、何妻并代孩子签字。之后由于陆某向何某支付房款时，要求何妻妇签字，何妻给予以了拒绝，并仍然反悔了配合过户的承诺。于是诉讼仍按原安排进行了开庭审理。

在庭审中，何某的妻子找出了很多匪夷所思的理由，诸如称她不认识字，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以为补充协议是关于孩子抚养费问题的，才在何某的胁迫下签了字。对于房屋在5年时间内被陆某占有使用，她称是将房屋出租给陆某，租期为10年，租金为每月800元，由陆某的何某收取。而对于这些不符合常理的说法，她本人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而陆某的何某则意识到自己真正上了妻子的当，转而在庭上将所有事实和盘托出。

最终法院认定：从房屋自2006年5月起由陆某装修入住及立案后何某的妻子在补充协议上签字这些事实来看，何某的妻子对房屋出售给陆某是知道的，并且认可的。鉴于被告已经将房屋出售给原告，并已实际交付，而原告也已支付了部分款项，该房屋已经具备了交易过户的条件。同时原告愿意一次性付清购房余款，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协助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可予准许。同时判决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均由被告负担。

第四篇：黄维青律师谈：拆迁安置房过户涉及的税收

黄维青律师谈：拆迁安置房过户涉及的税收

根据相关法规及政策的规定拆迁安置房屋一般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因重大市政工程动迁居民而建造的配套商品房或配购的中低价商品房。按照有关方面的规定，被安置人获得这种配套商品房的，房屋产权属于个人所有，但在取得所有权的5年之内不能上市交易。

另一类是因房产开发等因素而动拆迁，动拆迁公司通过其他途径安置或代为安置人购买的中低价位商品房（与市场价比较而言）。该类商品房和一般的商品房相比没有什么区别，属于被安置人的私有财产，没有转让期限的限制，可以自由上市交易。

拆迁安置房屋的土地是划拨的，因此与购买的正常商品房（商品房开发，开发商取得土地是通过出让方式）是有区别的。但拆迁安置房如果进行了产权登记并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可以进行上市交易，无房产证卖方将无权对房屋进行处置，同样也不能享受房屋带来的利益。

拆迁安置房的过户和一般房屋没有任何区别，买方要缴纳的税费为：

契税：普通住宅按买价征收1.5%；非普通住宅按买价征收3%由买方承担； 交易费：6元/平米，双方各付一半；

登记费：80元，买方缴纳。

营业税（卖方）：

对购买住房不足2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取得的售房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

个人购买普通商品住房超过2年（含2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免征营业税； 对个人购买非普通商品住房超过2年（含2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售房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

个人所得税（卖方）：取得房产证未满5年，按交易差价的20%收取。营业税及个税缴纳年限的规定按照孰先的原则以取得房产证的时间或契税完税凭证上的时间为准。

第五篇：论金融诈骗罪-黄维青律师

论金融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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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融诈骗罪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不存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不过是计划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活动带有明显的计划性，因此，当时金融领域内的各项活动在特定的经济体制下相对安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深入，在金融领域内的犯罪活动也急剧增加，并且不断出现一些新的犯罪行为。其中发生在金融领域的犯罪活动，尤其是诈骗犯罪比较突出，又由于对此新类型犯罪的控制与防范机制尚未健全，导致一些犯罪分子乘机作案，金融诈骗犯罪案件明显增多，诈骗数额越来越大、涉案面越来越广、社会影响越来越恶劣，严重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直接危害到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从全球范围来看，金融诈骗犯罪案件也呈迅速增长的趋势，全世界每年因国际金融欺诈所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二○亿美元左右。由此可见，金融诈骗犯罪已成为当前金融领域中的一大公害，依法防范和打击金融诈骗犯罪活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在新形势下，如何有效地防止金融诈骗犯罪已经成为一个时代赋予我门的一个必须完成的崭新的课题。

一、金融诈骗罪的概念

对于什么是金融诈骗犯罪却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在我国刑法中虽然有金融诈骗罪这一概念，但其范围实是难以确定。因此，给金融诈骗犯罪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不仅具有理论研究的价值，更具有指导司法实践、正确适用法律的实践意义。

金融诈骗应是指在金融领域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通过欺诈的方式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金融机构或其它机构或个人的信用或财产，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金融诈骗犯罪作为一独立的罪，其罪域极为广泛，从属罪名繁多，包括信贷犯罪、票据诈骗罪，集资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保险诈骗罪以及包括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等证券犯罪等等。

二、金融诈骗的犯罪构成

(一)金融诈骗的犯罪主体修订后的刑法只规定了单位可以成为四种金融诈骗犯罪行为的犯罪主体,对贷款诈骗、保险诈骗、有价证券诈骗和信用卡诈骗没有规定,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单位就不能实施这四种犯罪了呢?单位是金融活动的主要主体,如申请贷款的多为单位,信用卡有单位卡和个人卡两种,在投保和有价证券(如股票)交易中,以单位为大户。因此,完全存在单位进行贷款诈骗、信用卡诈骗、保险诈骗、有价证券诈骗的可能。而且,单位贷款的数额,信用卡中单位卡数额,大户的证券交易、单位投保的数额远非个人能比。因此,一旦发生诈骗,危害性更大。修订后的刑法没有规定单位成为这四种金融诈骗的主体,不能不说是立法的疏忽,建议立法时予以完善。

(二)金融诈骗的主观要件金融诈骗犯罪主观上只能由故意构成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故意分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金融诈骗犯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因为:

1、间接故意不存在犯罪目的,而金融诈骗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

2、从金融诈骗行为方式来看,诈骗人必须实施欺骗手段。如果行为人在采取欺骗手段时存在漠不关心的放任态度是不可能使人上当受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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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融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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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融诈骗犯罪故意产生时间有先后之分。只有产生诈骗故意并实施诈骗行为,才能以诈骗犯罪论处。如果将诈骗时间提前至刚刚开始进行金融活动之时,据此认为此时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显然是不妥的。因此,金融诈骗犯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

在金融诈骗犯罪中,故意内容有两点:

1、行为人必须认识到自己所采取的手段是欺骗手段,即明知是虚假事实而有意告诉别人,使别人上当受骗;或者明知应该将某种真实的事实告知他人而有意隐瞒。如果行为人将误认为真实的虚假事实告知他人,或者误认为他人已知某种事实而未告知,致使他人产生认识上的错误,而“自愿地”将财物交出,由于行为人主观上无诈骗故意,不能认定为金融诈骗罪。

2、行为人必须明确意识到是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如果将他人财物误认为是自己的财物而予以收回,不构成诈骗犯罪。修订刑法仅在192条集资诈骗,193条贷款诈骗中明确写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其他六罪没有规定。是否这六种金融诈骗犯罪就不以此作为必备条件呢?我们认为这六种金融诈骗犯罪仍应以此作为必备条件。假设在保险合同中,如果投保在发生保险事故请求给付保险金时,因经验不足过分夸大受损程度,虽然这种行为给保险公司造成损失,但行为人主观上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则不构成保险诈骗罪。同理,其他几罪也如此。修订刑法对金融诈骗犯罪有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的未加规定,容易导致理解上的混乱,亟待进行立法表述。此外,金融诈骗犯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提法是否科学。根据《民法通则》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分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在诈骗犯罪中,仅仅是占有不能准确反映诈骗犯罪分子主观故意的全部内容。如实践中某些“借鸡生蛋”案件,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欺骗手段,骗取贷款用于自己生产或经营,行为人虽然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并加以使用或收益,但确有归还之意,有的在赚了钱确实将资金归还了对方,未触及所有权中的处分权。因此,不构成犯罪。倘若以“非法占有”为标准,则难以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限,建议立法借鉴、采用“以非法所有为目的。”

(三)金融诈骗犯罪的客体金融诈骗犯罪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财产所有权的物质表现形式是公私财产,这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商品经济社会里,金融诈骗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是采取诈骗手段非法占有公私财产,只是手段更狡诈,方式更隐蔽,金融诈骗犯罪首先侵犯的客体便是公私财产所有权。金融诈骗犯罪更主要地侵犯了社会主义的金融管理秩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权固然是一个应受保护的重要内容,但市场交易的真实性和诚实信用更是需要保护的。为更好地维护诚实信用的交易原则,国家制订了一系列金融管理法规,如《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票据法》等,以法律来协调和健全金融管理秩序,而金融诈骗行为直接违反上述金融管理法规,干扰国家的金融管理活动。因此,金融诈骗犯罪不仅侵犯了财物所有权,还侵犯了金融管理秩序。且金融管理秩序是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要客体。其理由:侵犯金融管理秩序的社会危害性大于侵犯财物所有权。因为金融诈骗犯罪发生在社会金融活动过程中,是对货币资金融通秩序的破坏,导致社会上人们对信用的普遍不信任,这将对整体经济发展不利。而财物所有权则集中于民法所调整的主体消费等狭小领域,和社会经济活动没有具体、直接的联系,只是对财物所有权的归属问题发生侵犯,因而社会危害性较小。

(四)金融诈骗犯罪的客观要件金融诈骗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金融活动中,违反金融管理法规,采用欺骗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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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诈骗犯罪必须是发生在金融活动中。纵观金融诈骗行为,其手段、目的、媒介等离不开金融活动。比如某主体想贷款,就必须按照贷款条件,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必要手续,遵照一定方式、程序、条件、期限等。离开了这种特定领域的行为规范、活动程序等,就不可能发生金融诈骗行为。

2、行为违反了金融管理法规。金融管理法规指有关调整金融关系和金融活动的各种法律、法规、章程、制度等法律规范的总称。如关于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法律地位和业务范围的规定;关于货币发放和管理的法律规定;关于外汇和金融管理的法律规定;关于存、贷款、储蓄等信贷管理的法律规定等。金融诈骗犯罪首先表现为违反了相关金融法规,这是构成本罪的前提。

3、行为人采取欺骗的方法。以欺骗方法,使受害人“自愿地”交出财物,是诈骗犯罪的本质特征,金融诈骗也不例外。所谓欺骗方法就是刑法上通常所说的: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使人陷入错误认识。所谓虚构事实指行为人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事实或者故意夸大事实,使人误认为根本不存在的事实存在或者认为夸大的事实是真的。比如使用虚假证明骗取贷款,使用虚假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夸大损失程序骗取保险金等。但并非所有夸大事实都是虚构事实。从夸大事实到虚构事实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只有夸大的事实与实际事实有了本质的差别,便成了虚构事实。如果只是一般的夸大事实,只为争取贷款,故意夸大自己的还贷能力,在借到贷款后,积极创造条件履行借贷合同,便不能以诈骗罪论处。隐瞒事实真相指故意隐瞒客观存在的事实,从而使受害人上当受骗。隐瞒事实真相既可以积极作为形式表现,也可以是消极的不作为形式表现出来。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可能同时或交叉使用。

4、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根据刑法第192条至198条之规定,除信用证诈骗没有规定数额较大为定罪标准外,其他金融诈骗犯罪均以数额较大为定罪标准。何为数额较大呢?以立法、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的解释为准。综上,金融诈骗是指:行为人在金融活动中,故意违反金融法规,采用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方法,造成他人数额较大财产的损失,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和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的行为。

三、诈骗犯罪的特点

根据近几年来金融诈骗犯罪的情况,此类犯罪主要有以下五大特点:(一)案件逐年上升,诈骗的数额越来越大。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新旧金融体制的交替和管理没有及时跟上,金融诈骗这类犯罪逐年增多。犯罪金额越来越大，动辄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造成的损失惊人，潜藏巨大的金融风险，而且涉及面广，受骗人多，善后处理难，容易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二)内外勾结,结伙作案突出。金融诈骗犯罪往往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共同犯罪或者贪污、挪用、受贿、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职务犯罪交织在一起，案中有案，案外有案。金融,是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金融机构掌握国家金库。我国的金融机构都有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只要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认真按照规章制度办事,金融诈骗犯罪分子就很难得逞。金融诈骗犯罪分子为了达到诈骗的目的:一是从银行内部人员中寻找突破口。某些银行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与金融诈骗犯罪分子相互勾结,采用虚列户名、伪造证明、私盖公章等手段,伪造存单,冒领存款,给银行造成巨大损失;二是金融诈骗犯罪分子利用行贿等手段,收买银行中的主管人员,而银行的主管人员接受贿赂后就心甘情愿地为之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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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案手段狡猾诡秘。日趋向智能化、多样化发展。其次是犯罪手段专业化、职业化，狡诈隐蔽，利用高科技手段来实施犯罪的案件不断出现。一般来讲,诈骗手段多是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而当今金融诈骗这类犯罪的手段就更加狡猾和智能化,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种: 一是金融诈骗犯罪分子为了从金融机构得到贷款,就伪造自有资产的证明文件,伪装成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能够偿还贷款的条件,来取得金融机构的信任,从而与之签订贷款合同,骗得了贷款；

二是金融诈骗犯罪分子宣称准备生产某种新产品,而许诺的利息超过银行利息的几倍,致使社会上的许多人信以为真,“自愿”地把钱交给他们,从而上当受骗；

三是金融诈骗犯罪分子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而且往往掌握一定的金融、贸易、法律等方面的知识,钻有关制度、法律等方面的空子,并精心策划,设下圈套,诱人上当受骗,达到犯罪的目的；

四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作为犯罪工具,其手段更加隐蔽和狡猾。

(四)涉案人员复杂,侦查取证难度大。金融诈骗犯罪因有巨大的金钱诱惑,而且来得快,骗款多,往往吸引很多人在一起作案。由于有一些地位高的腐败分子从中作梗,这就给侦查取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五)金融诈骗犯罪危害极为严重。金融犯罪发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部位和动脉系统，严重破坏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和信用制度，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和破坏力。从案件发生的情况分析,其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金融诈骗犯罪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金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枢纽,是国家对国民经济实施调控的主要工具。金融管理制度遭到破坏,必然会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使全国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

二是金融诈骗犯罪给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由于受害人较多,其社会危害性就更加严重；

三是金融诈骗犯罪对社会有强烈的腐蚀作用。一旦诈骗犯罪分子暴富,就会对从事劳动和守法经营的人有着极大的诱惑力,某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就会为追求金钱而不择手段,既不顾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又不顾法律的规定,致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遭到破坏;四是金融诈骗犯罪还会引发贪污、贿赂犯罪的发生。金融诈骗犯罪分子为了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往往采用贿赂等手段,在金融机构内部人员中寻找突破口,拉拢腐蚀金融机构人员,而那些意志薄弱的金融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就会被拉下水。另外，单位犯罪比较多。以各种名目的单位形式出现，欺骗性、隐蔽性和危害性也更大。跨国（境）、跨区域犯罪增加。特别是信用证诈骗案件，往往是境内外犯罪分子相互勾结，一旦得手，便把巨额资金转往境外，或者携款潜逃。

四、金融诈骗犯罪的原因

金融诈骗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上的原因,又有罪犯主观上的原因。在客观上,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的转换时期,由于宏观调控还不够完善,在金融管理上还存在一些漏洞。在主观上,一些意志薄弱的人为了一朝暴富而实施犯罪。具体来讲,金融诈骗犯罪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一切向钱看”、“一朝暴富”的思想是诱发金融诈骗犯罪的内心起因。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全国人民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都勤奋劳动和工作,遵纪守法,艰苦奋斗,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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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奋斗。但是,也有极少数人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商品经济消极因素的影响下,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尔虞我诈,坑蒙拐骗,公然不顾公共道德和法律规定而千方百计地实施金融诈骗犯罪。他们为了骗钱,不择手段,胆大妄为,表现了极大的贪婪性。

(二)新旧体制转换中的摩擦、碰撞和管理混乱,是促使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要条件。我国的金融体制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在新旧体制转换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矛盾和漏洞,甚至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特别是由于新体制需要逐步成熟,旧体制又在许多方面失去效应。因此宏观调控的难度增大,微观机制一时难以合理,再加上管理混乱,不仅给金融诈骗犯罪以可乘之机,而且致使有的金融诈骗犯罪分子长期未能揭露,更加肆无忌惮地寻机作案,助长了金融诈骗犯罪案件的增多。

(三)有章不循、制度虚设,是金融诈骗犯罪得逞的重要原因。金融系统内部的各种规章制度,只要严格遵守,就能在防范金融诈骗犯罪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金融系统的工作人员,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加强防范意识,犯罪分子就不可能得逞。

(四)某些干部素质低,防范意识薄弱,是金融诈骗犯罪增多的重要原因。在改革开放中,我国的金融系统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和扩充。由于人员增加快,某些人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不高,不仅导致不好管理,而且人员缺少责任心,甚至内外勾结,共同作案。

五、防治金融诈骗犯罪的对策

为了遏制金融诈骗犯罪的增长,最大限度地减少犯罪,结合当今金融诈骗犯罪的特点和原因,提出以下几点防治对策：

(一)建立健全金融法规,强化严格执法。遏制金融诈骗犯罪最有效的防治对策,就是加强金融立法,实现金融行业的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将整个金融系统工作纳入法制轨道。为此,必须作好以下两项工作:一是要加强金融行政立法。在这方面,我国自1995年以来,制定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票据法》、《担保法》、《证券法》、《信用卡管理办法》和国务院通过的《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等。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使金融立法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根据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需要,还必须制定一些规章制度、业务管理的方法和金融岗位责任制等行政法规;二是严格执法，对违法犯罪行为,必须坚决依法查处,该从严的从严,该从轻的从轻,绝不能宽容手软。

(二)强化监督机制,加强对金融系统工作人员的监督和制约。在这方面,必须加强以下监督:一是金融系统监察、审计部门的监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上述专门监督机构的监督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主要是监督机构的权力还比较弱。要想充分发挥对金融系统监察、审计部门的作用,一个重要措施,就是要加强金融系统监察、审计部门的权力,提高其地位,从体制上保证其独立行使监察和审计的权力,不受金融系统领导的干扰;二是加强群众监督。在我国,人民享有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实行监督的权力。要加强群众的监督作用,就必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对其金融系统工作人员为不法分子实施金融诈骗而收受贿赂予以检举、揭发;三是要强化新闻监督。新闻部门拥有电视、广播、报纸、书刊等多种传播媒体和广泛的新闻传播权。由于新闻的广泛性、敏感性、及时性和犀利的战斗性,决定了舆论监督对于金融诈骗犯罪强有力的震慑和制约作用。它通过报纸抓住典型的金融诈骗案件,真实、客观、及时地予以报道,公开揭露金融诈骗犯罪行为,以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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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全金融管理制度,强化金融管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和金融改革的发展,必须进一步健全“集中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的金融管理体制。各级人民银行要加强对专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管理,就必须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制定一些基本的规章制度,并强化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执行。要强化金融管理,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必须严格执行印章、密押、重要空白凭证的管理制度,防止偷盖和伪造；二是必须严格执行储蓄业务的管理制度,强化结算交换环节；

三是必须严格执行贷款审批制度,即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防止以贷谋私；

四是必须严格执行对帐制度,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制止犯罪；

五是必须严格执行双人临柜、双人管库等各项岗位相互制约制度； 六是必须严格执行交叉复换、双线换算制度,实行相互制约的内部监督制度,防止一人独揽。

在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的同时,还必须经常对职工进行遵守规章制度的教育,真正做到以教育和预防为主,辅之以必要的惩罚手段。

(四)加强对金融票据的审查,提高识别金融票据的能力。金融票据是可流通转让的信用支付工具。对金融票据必须认真审查、核对,才能避免受骗,使国家财产不受损失。

(五)加强技术预防。金融诈骗是一种智能型的犯罪,运用高科技手段犯罪已成为金融诈骗犯罪的发展趋势。因此,为适应同金融诈骗犯罪作斗争的需要,就应积极推广使用技术设备和技术预防措施,才能有效地辨伪防骗。在这方面,必须作好以下预防工作: 一是要加强计算机犯罪的技术防范。当今有些犯罪分子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金融诈骗犯罪活动。如有的犯罪分子利用电子计算机窃取客户的存款,或者利用电子计算机窃取信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二是金融机构必须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加强防范。如设立开机运作密码及更换密码措施,开发高难度的防伪标志项目；

三是应在存单中的姓名、帐号、金额等部位添加类似银行汇票的抗涂改功能,使犯罪分子一旦涂改,存单立刻显示“作废”二字,这对预防金融诈骗犯罪是极为有利的。

(六)预防金融诈骗这类犯罪,必须要综合治理。金融系统的综合治理,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社会系统工程,直接关系到我国金融事业的健康发展,统一领导,充分动员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实行公安、司法机关的专门工作和群众工作相结合,各司其职,通力合作,齐抓共管,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文化、道德、教育等各种手段,进行全社会、全方位的综合治理,提高整个社会的防范机制,堵塞一切可供金融诈骗犯罪分子利用的所有渠道和空隙。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社会建立一个多层次的预防金融诈骗犯罪系统,从根本上预防、减少金融诈骗犯罪的发生。

六、完善金融诈骗罪的立法构想

如何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截短的构成要件理论或者危险构成要件理论值得借鉴。对于实害犯的追诉，一定要等到有犯罪实际危害的出现方可进行刑事追诉。由于经济犯罪的复杂性和抽象性，若固守犯罪实害的才进行追诉的原则，则行为人极易毁灭证据而使刑事追诉工作徒劳无功，所以，在经济犯罪之中，只要有特定的行为出现，即加以“犯罪化”而得对之即刻进行刑事追诉，如此方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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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融诈骗罪

黄维青

刑事追诉的成果。这就是“抽象的危险构成要件”理论提出的主要原因。

根据截短的构成要件的理论，我国刑法中金融诈骗罪的立法模式是不够科学的。通观我国的刑法立法模式，不难发现，立法模式的不统一使得金融诈骗罪与其他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不相协调，这也是造成理论界与实务界莫衷一是的根源之一。例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行为都是为了达到营利之目的，而在我国刑法典第一百四十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共有8个罪名中，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个条文中有“以营利为目的”之规定，这种规定显然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实际情况不相一致，难道我们在司法实践中还必须查明行为人(单位)生产销售的“营利之目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立法规定呢？原因在于立法者是把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当作行政犯来处理的。所谓行政犯是法定犯的表现形式之一，是以违反行政法规为前提而构成犯罪之总称。对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来说，它们都是以违反产品质量法规为前提条件的。

然而，金融诈骗罪也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一样都是行政犯，立法者却采取了不同的立法模式，把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规定为构成要件，其适当性令人怀疑。

从“危险构成要件”理论提出的宗旨来看，在金融诈骗罪中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构成要件纯属多余，因为这样的立法模式既与现代刑事立法中的行政犯犯罪化之趋势相悖，同时又有束缚司法机关手脚徒增证明犯罪难度之弊害，不能达到打击与预防该类犯罪之应有功效。

综上所述，根据个人见解，提出对金融诈骗罪的立法完善具体的构想：

第一，废除金融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构成要件，还该类犯罪行政犯之“庐山真面目”。同时，重新界定与整合现有的八个罪名，将这八个金融诈骗行为重新命名，当然，如果能够与其他金融犯罪合并为一罪的，尽量合并起来，达到节约罪名资源的效果。以信用证诈骗罪为例，如果行为人根本没有非法占有信用证项下款项之目的，或者从诉讼程序上无法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完全可以以“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来处罚。

第二，取消金融诈骗罪的罪名，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金融诈骗行为作为诈骗罪从重处罚的一个量刑情节。并明确规定单位可以构成诈骗罪的主体。

第三，废除金融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构成要件以后，就应当适当地降低该类犯罪的法定刑，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第四，建议把采用破坏期货方面金融秩序的严重违法行为予以犯罪化。

第五，整合后的“金融诈骗罪”应当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合并为一节，把该节的罪名修改为“破坏金融秩序罪”。参考文献：

赵秉志 《金融诈骗罪新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 卢 松 《金融领域犯罪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 孙丁杰 《金融欺诈及其法律对策》，1999年，《人民法院出版社》 欧阳涛 《论金融诈骗罪》，《法学杂志》，2001年第6期 胡 蓉 《金融诈骗的犯罪构成》，《法学杂志》，2001年第6期 武小凤 常莉 《金融诈骗罪立法评述 》，《当代法学》，2002年第2期

作者：北京市京大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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