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论文2

第一篇：中国近代史论文2

中国近代史论文

——李大钊的“少年中国”思想

摘要：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于五四爱国运动之前，是五四时期成立最早，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团体，既反映了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和思想状况，而且队此后中国的政治与学术有巨大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学会的灵魂人物之一，因而，研究李大钊少年中国主义的形成于转变，对认识李大钊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和了解五四时期只是分子的道路选择均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近代史李大钊少年中国五四运动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也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我党早起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也是个名重当时的具有发哦上道德品质的学者和思想家。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正是李大钊最先接受了 马克思主义，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坚信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拯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并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与王光祈、曾琦、陈愚生、张梦

九、周太玄、雷眉生6人共同创建了少年中国学会。

我们的理想，是在创造一个少年中国

少年中国能不能创造成立，全看我们的少年运动如何

我所希望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是物心两面改造的运动，是灵肉

一致改造的运动，是打破知识阶级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是

以村落为基础建立小组织的运动，是以世界为家庭扩充大联合的运动

少年中国的少年呵！少年中国的运动，就是世界改造的运动，少年中

国的少年，都应该是我们世界的少年

这是李大钊在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之初的一次演讲中的开头与结尾。

在整个演讲的过程中，李大钊提出来一个实现少年中国的方案——少年运动，一种精神与物质上的双重改造。他把以人道主义为中心的精神改造与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组织为手段的物质改造结合起来，提出了所谓“心与物”，“灵与肉”；两个方面同时进行改造的主张。在他的描绘下，少年中国理想社会的模型不仅具有了消灭了剥削和压迫，人人劳动，相亲相爱的人情味，还具有返回大自然的田园美。此时的“少年中国”理想，是社会主义，互助论，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和均平思想的混合体，但是对于这种脱离社会实际的理想主义方案，恩格斯早已给出了结论：“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以开始就要注定成为空想的，他越是制定的详尽周密，就越是陷入纯粹的幻想。”

而正如恩格斯预料的那样，这种以理想主义为根据的少年中国的理想，不久便随着新村主义和工读互助主义的失败而破灭了。

五四运动时期，正是李大钊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重要时期，对于此时他思想中的“少年中国”的理想的看法在了解李大钊早期的思想变化中也就有着重要的地位。

首先，一个人思想的转变，并不意味着他原有的思想戛然而止。思想的转变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决定性的质变发生之后，仍然有待于量变的继续和部分质变的发生。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不能保证他的思想立即一切更张。而且，当时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各种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混杂在一起，想要超越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直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对于谁都是十分困难的。可以说接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不仅是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所共有的特点，同时也成为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所共有的特点，同时也成为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实现世界观转变的过渡。李大钊思想中的“少年中国”的理想，一方面反应了他当时还处在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的影响之下；另一方面，也清晰的反应了他在思想转变过程中的进步。他的进步性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以唯物论代替了过去的唯心论。

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理，尝试着从经济原因上去阐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而且他已经认识到文化结构的力量是远远比不上经济结构的力量的。他这一思想的初步形成，基本上否定了他早年受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影响，过分强调和夸大精神价值作用而产生的唯心主义倾向。

二,肯定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致性。

李大钊举例“人类在马克思所谓史前期间”，把物质改造与精神改造割裂开来所造成的恶果指出：精神改造，实在是要与物质改造一起进行。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三,注意到了中国与外国的差异，看清了中国的国情。

他构想的“少年中国”模式带有与欧洲国家明显不同的中国特色，“我们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是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

四,认识到青年知识分子与劳工阶级相结合的必要性。

他认为青年知识分子只有投身实际，特别是到山林村落里与农民共同劳作生活，开发他们，慰安他们才会有所作为。他说；“只要青年多多的还了农村，那农村的生活就有改进的希望；只要农村的生活有了改进的效果，那社会组织就有进步了。”貌似幼稚的看法却反应了李大钊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农村和农民在社会变革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为他不久完成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当然，李大钊的“少年中国”理想具有致命的缺陷，即从本质上看，仍然是“乌托邦”：

一,回避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幻想脱离城市社会，另去造个山村社会，用新鲜的空气，高旷的地点去创造一个新中国的基地，渐渐扩充——以创造一个理想的“少年中国”的标本来推动全社会的改造。这只能是一种空想。恩格斯在批评空想社会主义时曾说；“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大脑中生出来。”

二,提倡通过“物心两面”改造方案实现“少年中国”理想的李大钊，尽管这时候有了唯物论的思想，但此时，他头脑中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含义，还不是那种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三,李大钊的“少年中国”的理想，以村落为基地，以农村自然经济为基础，把“社会主义”与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上的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均平思想相混同，希望是在某种虽然不富裕单确实平均的生活水平中，获得地位的平等，财产的平均和人际关系的和美。从某种程度上说，“少年中国”的理想是《天朝田亩制度》所反映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的复归。从它选择的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具有合理性，但是这种回归，对于经济的发展，无疑意味着一种退步。

总之，从李大钊在近代中国社会蜕变过程中提出的“少年中国”的理想中可以看出，他在五四前后实行思想转变的初期，头脑中存留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其他的非科学，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还是比较多的，对这些思想的清算也比对“问题与主义”的认识更晚一些。但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个成长着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热切探索真理的战士，李大钊在研究理论和深入实践的过程中，能够不断的清算自己的错误认识，不断的由理论接近现实，在现实中不断的为理想开辟道路。比较早的选择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参考文献：

1.《李大钊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李大钊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

2.《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李大钊于1919年9月15日发表的演讲

3.《中国青年研究》2005年第5期

4.《李大钊’少年中国’主义的形成于转变》王元洲1999年

5.《李大钊作品集》百度文库

演讲稿全文

我们的理想，是在创造一个“少年中国”。

“少年中国”能不能创造成立，全看我们的“少年运动”如何。

我们“少年中国”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创造；不是铸定的偶像，是活动的生活。我想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人人理想中必定都有一个他自己所欲创造而正在创造的“少年中国”：你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和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不必相同；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又如他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未必一致。可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朋友，毕竟都在携手同行，沿着那一线清新的曙光，向光明方向走，那光明里一定有我们的“少年中国”在。我们各个不同的“少年中国”的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里成一个结晶，那就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少年中国”。仿佛像一部洁白未曾写过的历史空页，我们大家你写

一页我写一页，才完成了这一部“少年中国”史。

我现在只说我自己理想中的“少年中国”。

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

为着创造我们理想的“少年中国”，我很希望这一班与我们理想相同的少年好友，大家把自己的少年精神拿出来，努力去做我们的“少年运动”。我们“少年运动”的第一步，就是要做两种的文化运动：一个是精神的改造运动，一个是

物质的改造运动。

精神的改造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把那占据的冲动，变为改造的冲动；把那残杀的生活，变为友爱的生活；把那侵夺的习惯，变为同步的习惯；把那私营的心理，变为公善的心理。这个精神的改造，实在是要与物质的改造一致进行。而在物质的改造开始的时期，更是要紧，因为人类在马克思所谓“前史”的期间，习染恶性狠深：物质的改造虽然成功，人心内部的恶，若不铲除净尽，他世新社会新生活里依然还要复萌，这改造的社会组织，终于受他的害，保持不住。

物质的改造运动，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动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把那劳工的生活，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人人都须做工，做工的人都能吃饭。因为经济组织没有改变，精神的改造狠难成功。在从前的经济组织里，何尝没有人讲过“博爱”、“互助”的道

理，不过这表面构造(就是一切文化的构造)的力量，到底比不上基础构造——就是经济构造——的力量大；你只管让你的道理，他时时从根本上破坏你的道理，使他永远不能实现。

“少年中国”的少年好友啊!我们的一生涯，是向“少年中国”进行的一条长路程。我们为达到这条路程的终点，应该把这两种文化运动，当作车的两轮，鸟的双翼，用全生涯的努力鼓舞着向前进行!向前飞跃!

“少年中国”的少年好友啊!我们要做这两种文化运动，不该常常漂泊在这都市上，在工作社会以外作一种文化的游民；应该投身到山林的村落里去，在绿野烟雨中，一锄一犁的做那些辛苦劳农的伴侣。吸烟休息的时间，田间篱下的场所，都有我们开发他们、安慰他们的机会。须知“劳工神圣”的话，断断不配那一点不作手足劳动的人讲的；那不劳而食的知识阶级，应该与那些资本家一样的受排斥的。中国今日的情形，都市和村落完全打成两样，几乎是两个世界一样。都市上发生的问题，所传播的文化，村落里的人，毫不发生一点关系；村落里的生活，都市上的人，大概也是漠不关心，或者完全不知道他是什么状况。这全是交通阻塞的缘故。交通阻塞的意义，有两个解释：一是物质的交通阻塞，用邮电舟车可以救济的；一是文化的交通阻塞，非用一种文化的交通机关不能救济的。在文化较高的国家，一般劳农容受文化的质量多，只要物质的交通没有阻塞，出版物可以传递，文化的传播就能达到这个地方；而在文化较低的国家，全仗自觉少年的宣传运动，在这个地方，文化的交通机关，就是在山林里与那些劳农共同劳动自觉的少年。只要山林村落里有了我们的足迹，那精神改造的种子，因为得了洁美的自然、深厚的土壤，自然可以发育起来；那些天然和自然相接的农民，自然都成了人道主义的信徒。不但在共同的劳作生活里可以感化传播于无形，就是在都市上产生的文化利器——出版物类——也必随着少年的足迹，尽量输入到山林村落里去。我们应该学那闲暇的时候，就来都市里著书，农忙的时候，就在田间工作的陶士泰(为“托尔斯泰”——编者注)先生。文化的空气，才能与山林里村落里的树影炊烟联成一气；那些静沉沉的老村落，才能变成活泼泼的新村落

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

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好友啊!我们既然是廿世纪的少年，就应该把眼光放的远些，不受腐败家庭的束缚，不要受狭隘爱国心的拘牵。我们的新生活，小到完成我的个性，大到企图世界的幸福，我们的家庭范围，已经扩充到全世界了，其余都是进化轨道上的遗迹，都应该打破。我们应该拿世界的生活，作家庭的生活；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运动更重。我们的“少年中国”观，决不是要把中国这个国家，作少年的舞台，去在列国竞争场里争个胜负；乃是要把中国这个地域，当做世界的一部分，由我们居住这个地域的少年朋友们下手改造，以尽我们对于世界改造一部分的责任。我们“少年运动”的范围，决不止于中国，有时与其他亚细亚的少年握手，作亚细亚少年的共同运动；有时与世界的少年握手，作世界少年的共同运动。也都是我们“少年中国主义”分内的事。

总结几句话，就是：

我所希望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是物心两面改造的运动，是灵肉一致的改造运动，是打破知识阶级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是以村落

为基础建立小组的运动，是以世界为家庭扩充大联合的运动。

“少年中国”的少年呵!“少年中国”的运动，就是世界改造的运动；“少

年中国”的少年，都应该是世界的少年。

第二篇：中国近代史论文

浅谈日俄战争的背景及影响

摘要： 20世纪初，日俄两国为了推行各自的“大陆政策”和“远东政策”积极进行对外侵略扩张。由于他们的政策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加上国际形势上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爆发了日俄战争。这次战争对日俄两国和中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日俄战争;背景；影响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这是日本和俄国在一些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和怂恿下为了争夺中国和朝鲜，进而争夺亚洲和太平洋霸权所进行的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日本战胜。通过中国近现代史的课堂学习和在大连旅顺白玉山的参观过程中的了解，我对日俄战争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在课堂观看关于日俄战争的纪录片后，我又亲自到了旅顺白玉山，在旅顺白玉山上有一座塔，日俄战争中的日军为了减少日本人民的厌战情绪,为战死者修建纪念塔来欺骗日本人民,美化侵略战争。它外观象一个燃烧的蜡烛,它们就是想让这支燃烧的蜡烛永远照耀战死的日军的灵魂。同时它也象一枚炮弹,借以显示日本帝国的战功。这一幕幕历史让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伤痛，更应该是思考和继续前行的力量。本文就从日俄两国的历史背景以及战争的影响谈谈我的观点。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近代以来，日俄就分别制定了以朝鲜和中国东北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远东政策”，这场战胜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必然结果。同时,英国的支持,给了日本一支巨大的强心剂，英日同盟的形成，为日本对俄战争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日俄战争从性质上说，日俄双方都是掠夺性，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是日俄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控制权及远东霸权而展开的一场厮杀。这次战争对日俄两国和中国的发展都产生了的巨大影响。

一、日俄的侵略政策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由自有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并且不断的向外扩张，瓜分世界。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各帝国主义之间矛盾也在深化。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和俄国就把侵略的魔掌伸向中国和朝鲜，掠夺了大量非法权益。19世纪末29世纪初，这两个国家的侵略野心更加膨胀，两国都想将中国和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进而争霸整个亚洲和太平洋，于是两国矛盾深化。

日本自大和奴隶制国家形成以后，军国主义也同步崛起。日本在对抗外来侵略的同时,积极对外扩张,企图将朝鲜进而将中国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帝国。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摆脱了即将沦为殖民地的厄运,发展成资本主义强国。可是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急于靠军事掠夺手段来壮大自己的实力。明治天皇在其发表的《天皇御笔信中》公开宣称“日本乃万国之本，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精心制定了一个征服朝鲜和中国的台湾，东北和内蒙古直至内地,进而征服亚洲乃至世界的“大陆政策”。并加强军备以侵略中国，朝鲜。在英美的支持和俄国的挑拨下，在1894年7月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并坚定了屈辱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加重了中国的民族危机。

从15世纪起,俄国通过对外扩张,领土急剧膨胀,成为一个地跨欧亚两洲的封建殖民大帝国。在甲午战争前，由于日本羽翼未丰，又在侵略朝鲜和中国问题上与俄国存在着共同利益，采取了妥协之态。甲午战争中，日本一举打败了大清帝国，并强迫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威胁了俄国的霸权地位，俄国立即出面干涉，联合法国和德国,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随后,俄国又诱使清政府签订了针对日本的《中俄密约》及其他条约,攫取了大量特权。1898年,俄国又强租旅顺、大连，将长城以北的中国划分为它的势力范围。俄国在中国东北及朝鲜的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使得两国矛盾尖锐起来。这样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的矛盾开始激化。

二、国际局势

1899年和1900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先后两次向英、法、德、日、意、俄六国发出“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要求对华实行贸易“机会均等”，维护中国的行政完整和主权独立。于是沙俄在中国极力扩张，不仅与日本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与英国也产生了对抗。1902年1月30日，《日英同盟条约》签订。英日同盟的建立为日本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了重要支持者，为日本对俄开战作了最重要的外交准备。俄国出兵占领中国东北地区也损害了美国的利益。美国支持日本发动对俄战争以削弱俄国。作为俄国盟友的法国，虽然口头上支持俄国，但法国在东北的权益不大，其注意力集中在欧洲同德国的争夺。1904年，法国财长维耶宣称，俄法同盟只适用于欧洲，表明法国在战争中不会援助俄国。德俄之间本是宿敌，更不会为俄国作战。事实上，德国希望俄国在这场战争中受到削弱，从而减轻俄国在欧洲所产生的威胁。因此，在战争爆发前，日本获得了有利的国际形势，1904年2月8日战争爆发。

三、日俄战争的影响

日本借日俄战争直接获益了大片殖民地，间接提高了其国际地位。战后的日本财阀通过此次战争,大发横财，并掀起了企业投资热潮,仅1905年下半年到1907年,新建扩建企业投资额相当于甲午战后十年间投资总额的两倍。同时日本自此全面展开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真正成为一等强国。日本通过战争获得大片殖民地和投资场所，促进了日本经济更为迅速的发展，其国际地位也显著提高，1905-1906初，日本的驻外使馆由象征“二等国”的公使馆升格为象征“一等国”的大使馆。天皇的权威经过战争和胜利而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峰。战后，军部的权力进一步膨胀,对政治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俄国沙皇原希望通过一场小小的胜利来转移人民的视线,缓和国内危机，以维护其统治，战争的失败使沙皇专制制度遭到削弱,导致了革命，俄国工农运动蓬勃发展。1905年1月22日，彼得堡工人及其家属在牧师加邦的组织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他们在请愿书中陈述了人民对政治、经济要求,包括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将土地转交人民，实行各种政治自由召开立宪会议等等，这些举措为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拉开了序幕。然而革命失败，可是政府的残酷镇压充分暴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腐朽与无能，促使革命进一步高涨。沙皇政府在压力面前被迫进行了一些改革,扩大了人民的部分政治权力。更重要的是,这次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俄国工农运动的发展。

日俄战争不仅是对中国神圣领土主权的粗暴践踏，而且也使中国东北人民在战争中蒙受了空前的浩劫。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和坚决反抗，在东北乃至全国,到处都燃起了抗日大火，抗俄团体相继出现,在哈尔滨出现抗俄的“自保会”，营口工人拒绝为俄国做工,许多工人逃走并参加了抗俄武装队伍,群众抗俄武装“马贼”则“专一妨害俄军为目的”割电线,拆铁路，日俄军患之忧之，清军中的爱国官兵也积极要求参加抗俄战斗,驻扎于山海关，辽西地区的练军都督姜桂题为“均预告奋勇”认为上下一心,与日俄一战，必将取胜,这些正是中国人民在反抗日俄帝国主义斗争中日益觉醒，在同帝国主义侵略者和腐朽的清政府进行的斗争。

这场侵略战争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它无疑成为中国人民的警钟，在那段血泪史中，中国经受了万劫不复的家难,难以在世界民族之林挺起腰板,抬起头颅,挺直脊梁，如今的中国正值经济飞速发展时期，日益富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在亚洲乃至国际事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一定要“以史为鉴”，面对世界复杂的局势和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要坚定“和平发展”的步伐，毫不动摇,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一个真正国泰民安的强国。

第三篇：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作业

五四新文化的性质及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摘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大范围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意义，它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这场运动是在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这场运动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等精神成为中国近代的宝贵精神财富。本文通过浅析五四新文化的性质来谈谈它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关键字】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性质中国社会影响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争论历来已久。有人说他是中国的启蒙运动。而我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难以与西方启蒙运动相提并论。

由于其情感主义的泛滥决定了其更像是一场文艺复兴式运动。而且事实也是这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不在哲学、宗教领域，而在文学领域，甚至五四文学革命就是新文化运动。这就决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实质尚不是以理性主义的充分发达为核心的启蒙运动。

如果说理性觉醒的真实程度会从深层影响到情感解放的进程。当我们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学理性的觉醒，会发现这一推动情感解放的前提是很不充分的：一方面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内现代理性精神不可能一下子在五四作家身上完成从扎根、发育到成熟的全过程；另一方面，这时的传统理性已被他们（至少是在主观意识上）连根刨除，旧的已去新的未生，实际上五四作家在精神上真正所处的是一种理性的“真空”状态。为了解决一时之亟需，他们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直至现代主义的理性成果，由于必然的“食而不化”，他们只是“拿来”了西方理性从认识理性到价值理性、从逻辑理性到实践理性这一复杂结构中的最表层的部分，即价值理性（包括价值标准、价值准则、价值理想等），忽视乃至无视作为西方理性探索之根柢的深层动力的认识理性、逻辑理性或纯粹理性。这种极不成熟的理性精神可以引发情感的爆发，但却没有足够的文化力量去引导情感的方向。

于是，我们看到，五四文学在进一步的实践中，并不像先驱者所设想的那样由情感的解放、爆发来促进理性的解放，确认新时代的理性精神，反而逐渐远离理性的母体而趋向情绪化。或者是以掬满同情的泪水渲染封建传统与社会现实对人的精神与肉体的摧残与戕害；或者怀着无比兴奋的激情歌颂社会上出现的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民主的现象。后者因慷慨激昂的情绪化倾向往往夸大了个性解放的程度，成为罗素批判过的那种“理性浪漫主义”的高蹈，像郭沫若的《女神》不妨视为对个性解放与“和谐、悠久、欢唱”的新中国的提前消费；而前者因过多的“血与泪”又不免堕入悲观主义的深渊，像郁达夫那样无可奈何地“沉沦”下去。

五四运动从形式上只是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它由学生发起，并在学生的推动下发展，以致造成巨大影响。但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除了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亦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对现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亦有着不可低估之影响。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史一般将其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

动”，并以此运动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但是近些年来社会上也对于五四运动进行了种种反思。例如南怀瑾先生就批评五四运动“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的破坏”。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它的斗争对象直指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表现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史上前所未有的。它充分发动了群众，工、商、学联合起来，农民也有部分参加了，实际上揭开了全民族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

五四运动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和军阀统治的黑暗，同时进一步提高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决心和觉悟；促进了全国人民对改造中国的问题的反思和探索，也促进了新思潮的蓬勃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五四运动既揭开了新民民主义革命的序幕，又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从此，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民众的力量得到了广泛的发动等，这些不仅使五四运动本身具有新民民主义革命的基本内涵，还直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阶级上、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条件。

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在思想文化方面，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反封建思想的发展，与尊重中华文化的复古思潮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中国的语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渊源大部分都来自于五四时期的西化理论。

（一）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代表没有在巴黎和平会议上签字刺激了日本吞并中国，排挤其他列强的速度，也使中国人民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逃离出来。暂时逃离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但由于北京政府的失败，各地军阀利用北京政府的无力，相互攻伐，加剧了中国的内乱，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苦难。

（二）在社会经济方面学生和群众的抵制日货，打击了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掠夺，一定条件下刺激了民族产业的发展，但是随着一战的结束，各个资本主义强国加紧倾销产品，中国的社会经济依然无法摆脱遭受欺凌的厄运。

（三）在文化教育方面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自动主义”“自律辅导主义”等教育思想在五四推动下，教育界引起巨变，学校开始招收女生，妇女权利在五四影响下发生变革。1921年10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壬戊学制），小学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两年，大学四至六年，以美国为蓝本，教育得到革新。但由于国力衰微，政府投入资金较少，所以依然无法保障公民接受教育的权利。

（四）在文学艺术方面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新时代，继续和发展了新文化运动。五四以后，中国出现了大小40多个文艺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对中国文学发展影响深远。这个时期，出现了大

批文学巨匠，如郭沫若、郁达夫等。给中国近代先进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在政治方面苏俄的革命事迹及革命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五四新文化运动使苏俄在中国播下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种子，另一方面，工人罢工和政治斗争依然不断，同时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理论传入工人阶层，为共产党诞生创造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

如果说辛亥革命是让囚禁下的中国人看到了自由、民主的曙光。那么这次运动便是挣脱束缚后的践行。他进一步让沉睡中的中国，在民族危机的时刻醒来。他让苏俄的先进思想在中国更加广泛的传播，也使自由、民主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场民族思想的解放运动，在中国人民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找不到出路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全新的思想，带来了民族复兴的希望。也正是这思想，带领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奋勇向前，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民主中国。而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高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万新芳：《宛西自治“三自主义”“理论群体”初探》；史学月刊；2002年10期；

2、王洪瑞：《清代河南学校教育发展的时空差异与成因分析》；陕西师范大学；2007年。

第四篇：中国近代史论文

关于郑州市科技馆的调查报告

调查时间:2013/4/14

调查地点:河南省郑州市科技馆

调查对象：馆中各种仪器、物理现象

调查人：石龙龙 喻国军 许翔 李双 马越 张露

调查分工：石龙龙 李双 负责报告的书写与排版喻国军 许翔 负责材料的收集、整理马越 张露 负责照片的拍摄、取证

正文

前言：

本次调研主要是通过对郑州科技馆的参观,从而使大家进一步了解河南省近现代以来所取得的成就,通过采访一些人和自己的亲身观察等方法，进行此次活动旨在观看当代中国所现有的科技成就，也是与过去的历史有一个比较，同时也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创新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和重要课堂，回顾历史，展望未来，认识和了解当代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古代的中国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才有了那一段屈辱的历史。国家分裂，人民受苦，遭受世界各国的欺负。中国人不应该、不可能更不可以忘记，刻写在中国近代的镜头、侧面或片段，虽然斑斑点点但历历在目同时铭记历史，作为新时代的我们要勿忘国耻，时时激励自己，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使命，为新中国的美好明天而奉献自己的力量。

主体：

1、调查方法及经过：

我们几个人分工好，然后各个人采访的采访，拍照的拍照，记录的记录，观察的观察，用了几个小时进行调查，然后在结合自己的观察以及旁边别人的讲解了解到了各种不同的先进的仪器，还有一些大自然的各种物理规律及现象。有的甚至通过自己的亲身尝试来体验不同仪器的奇妙之处。

2、调查分析：

不管人们有没有意识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从近代产业革命发生以来，科学技术所显示出的最巨大、最引人注目的社会功能，也是科学技术的主要社会功能。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主要因素，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科学技术已经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在经济社会发展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3、主要观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因为，科学技术有利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基石。人类社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科学技术越来越凸显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力量，知识经济实质上就是以科技为第一主产力的经济。建设现代主义的社会主义特色的国家，也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它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机网络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手机、电脑那些昂贵的奢侈品步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需品。我们必须承认，科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着我们的文化。正是因为科学技术具有如此的重要性，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也在多种场合提出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很大地进步，步入了科技强国之林。但是，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我国很多技术都受限于发达国家。所以，我们应该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作为当前社会的一员，我们不仅应该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还应该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用科学技术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具有献身科学的勇气和决心，具有用科学技术来发展全人类的博大胸怀。更重要地是，要热爱科学，尊重科学！

我们都知道由于从明代14世纪60年代末始以来，中国对外长期实行“闭关

锁国”政策，影响了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并使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与此同时，欧洲成为现代科学的发源地，生产力突飞猛进，科学技术获得迅速进展。中国逐渐拉大了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我们国家停止了发展，可是历史却是不会因为谁而停留。因此中国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有了令人心酸但又难忘的屈辱历史。中国人不应该、不可能更不可以忘记，虽然斑斑点点但历历在目：从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从旅顺大屠杀到南京大屠杀；从鸦片走私、掠卖华工到火烧圆明园；可谓惨不忍睹、闻所未闻！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爱与恨、和平与暴力被定格在这段屈辱的历史上，痛定思痛总是民族复兴的开始，时刻警示着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当勿忘国耻，要振兴中华。而这些所有的结果都是因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

4、基本结论：

几十年前前辈们就知道了要想富国必须得有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生产力是富国强兵的唯一之道，古代的中国其实并不缺少聪明睿智的人才，仅从四大发明就可以看出。但是从上世纪开始，为何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中国却几乎沦落到了亡国灭种的地步，从这次参观科技馆中我们可以真切的体会到中国开始逐渐走向富强了。在科技馆中观看到了各种先进的科技，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最近几年我国在航空航天事业方面的发展。在科技馆三层的航天交通展区中，显示了进、近几十年中我国航空事业的迅猛发展，在1999年5月10日，首发成功地将我国自行研制的风云一号、实践五号卫星准确运送入轨道，发射获得圆满成功。同年11月20日将同期研制的神州号载人飞船送入轨道，发射获得圆满成功。中国重视研制各种应用卫星和开发卫星应用技术，在卫星遥感、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定位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中国研制和发射的卫星已广泛应用于经济、科技、文化和国防建设的各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且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经历过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所以也更加的可以体会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前提。所以国家领导人重视教育，鼓励创新等等，这些举措让我们看到了国家的希望，与此同时也吸引了一大批爱国人士的积极响应，他们有的甚至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而回国，准备为国家的建设尽一点自己的力量。例如我们都知道的两弹元勋邓稼先，他是我国原子弹、氢弹之父，还有就是不顾一切阻扰誓死要回到祖国的两弹一星

钱学森，为我国的导弹和卫星的研制立下了汗马功劳。1995年5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这是继1956年号召“向科学进军”、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中国科技事业发展进程中第三个重要里程碑。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及相应的国际合作。我国进行了多种空间科学实验，在晶体和蛋白质生长、细胞培养、作物育种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中国空间科学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若干创新成果，在空间物理学、微重力科学和空间生命科学等领域建立了具有一定水平的对外开放的国家级实验室，建立了空间有效载荷应用中心，具有支持进行空间科学实验的基本能力。

结尾：通过这次科技馆的参观，我思考了很多，也想了很多，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的不断进步与科技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人类生活的改善,由蒸汽时代进入了电器时代,与科学技术是万万相关的,虽然环境的不断恶化,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的速度大于人类对世界的破坏速度,这也就是人类能够一直维持下去的关键,所以,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没有人类的今天，作为新时代的我们，要时时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大力发展科技，同时还要牢记历史，以史为鉴，一个民族，若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实际上也就等于失去了民族的记忆功能；失去记忆的民族是可怕的，它会在今天的纷纭变幻的世界大潮中，失去方向，随波逐流，更会不断地重复自己的错误。

第五篇：中国近代史论文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革命中的转折点

电子商务 专业 二 班级 2010043204学号 姓名 梁栋

内容摘要：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1934 年 12 月下旬，到达猴场（今瓮安县草塘镇）进行了第一次转折会议猴场会议，其中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让后北上到达遵义，进行中国历史上革命的第二个转折会议遵义会议，会议中经过激烈讨论否定了博古的报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取消“三人团”，总结政治和革命经验。遵义会议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关键词：候场会议 遵义会议 毛泽东 基本方针

正文：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

2、红6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934 年 12 月下旬，到达猴场（今瓮安县草塘镇）进行了第一次转折会议猴场会议。会议上在面对这一严重局势，李德、博古仍不放弃去湘西的意图，提出要红军“一是不过乌江”在南岸打游击；“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此，中共中央在红军到达猴场的当天(31日)下午5时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权(翻译)。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会后，红军遵照会议决定，把撤离苏区以来的消极避战变为积极作战，主动出击，恢复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光荣传统。红军按照黎平会议决定的“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的方针，强渡乌江天险，攻占了遵义。

于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对党的前途命运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它的最大功绩在于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和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是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然而，人们在回顾和研究这段历史时，往往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遵义会议及其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并没有担任党内和军内的最高领导职务，为什么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只要我们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对党和红军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执行结果及历史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遵义会议召开前（即猴场会议的共识），全党全军已基本形成共识：只有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才能转危为安，摆脱困境。这一认识，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遵义会议是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被迫长征并在继续遭受损失、陷入绝境的危急关头召开的。面对惨重的失败，红军广大指战员特别是党和红军的高层领导不能不深刻反思：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党和红军的出路在哪里？谁能领导党和红军走出困境、转危为安？答案只有一个，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从1927年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到遵义会议前，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壮大和遭受重大挫折、面临生存危机的曲折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辟出一条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建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胜利的方向。毛泽东等人还总结创立了一整套机动灵活的红军作战原则。运用这些原则，红军以弱胜强，连续打破国民党军多次大规模“围剿”，根据地和部队不断发展壮大。只要有毛泽东的指挥，红军就能打胜仗，这成为广大指战员有目共睹的事实。李维汉回忆说：“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么大的中央苏区，是他领导搞起来的。”[2]这种很高的威望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是毛泽东最终能够成为党和红军领导核心的深厚基础。然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教条主义者轻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迷信本本和外国经验，把毛泽东等人从中国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性认识斥为“狭隘经验论”，排斥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全盘否定毛泽东等总结的行之有效的红军作战原则，最终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为了筹划战略转移事宜，中央成立了由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实施的“三人团”，全权领导党和红军。长征初期，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红军继续处于被动挨打境地，出发时的8．6万余人渡过湘江后已锐减至3万余人。红军前四次反“围剿”巨大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败的鲜明对比，使广大指战员“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日益显著，湘江战役，到达了顶点”。[3]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说：“指战员们怨声载道，有的骂娘，责怪中央领导不力。”[4]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指挥岗位上来，成为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呼声。经过毛泽东因势利导的说服，党内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从惨痛的教训中醒悟过来，深感只有纠正错误的军事指挥，党和红军才能摆脱被动。党内高层认识上的渐趋统一，保证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毛泽东此时虽然身处逆境，无权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但他为挽救危局，一再向中央提出扭转被动局面的战略性建议。红军进入湘南后，毛泽东建议中央抓住各路国民党“追剿”军尚未靠拢的有利时机寻歼敌之一部，以摆脱被动。湘江战役后，蒋介石在红军即将北上湘西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途中，布下20万大军张网以待。在党和红军又一次面临险境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力主红军西进贵州，到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寻求发展。这一重大战略决定，不仅使党和红军避免了可能遭受的覆没危险，也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并在决议中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一系列正确战略战术；毛泽东不但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其核心领导地位也得到中央领导集体其他成员的一致认同。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5—17日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全面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错误。张闻天根据与毛泽东、王稼祥事前共同拟定的提纲，代表毛、王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系统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随后作了重要发言，深刻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具体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正确方针。王稼祥紧接着发言，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多数与会同志都同意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意见。“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5]张闻天也认为，“在目前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只有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在取消博古、李德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指挥后，尽管当时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毛泽东却说服了大家，坚持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责。因为这样既有利于团结一些思想认识还没有完全转变的同志，也有利于与共产国际的沟通联系。虽然毛泽东没有最高领导职务的名义，但并不影响他在党和红军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不妨碍党内其他同志对他的领导地位的认同。因此，1935年10月15日，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红军长征情况时就说，在遵义会议上，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6]张闻天也认为，“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7]从我们党的历史看，李立

三、王明当时都没有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但由于他们的错误路线在全党得到贯彻，因而成为两次“左”倾错误的代表人物。邓小平也没有担任过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谁也不会否认他是我们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毛泽东在没有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情况下，能够在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发挥核心作用，除了他本人卓越的领导才能，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有充分的党内民主作保证。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是一个民主团结的领导集体。邓小平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和他都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毛泽东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但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8]这是对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最好说明，也是对党的其他领导同志的高风亮节的充分肯定。

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中国革命历史中，正因有这几次转折会议，才有今日的新中国。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伟大的革命先辈们虚心的接受和相互听取建议和做出的正确结论，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的革命先辈们的高风亮节，这也是我们当代人应该学习的，永记历史，用历史提醒自己。参考文献：

[1] 《列宁选集》，第2卷第37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39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3]《红军长征·回忆史料》，第8—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4]《遵义会议的光芒》，第2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5]《周恩来传》上，第34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6]《陈云文集》，第1卷第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7]《张闻天传》，第205—20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 [8]参见郭德宏：《中共党史论集》，第290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