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笔下的小人物

第一篇：曹禺笔下的小人物

～-6-16　字数：2359看完《日出》，发现曹禺老先生的笔挺有意思，不论角色大小，戏份多少，一律是精工细雕、潜心刻画，很有点人人平等的民主意识；曹禺老先生的这枝笔没有“角色歧视”，绝对不会因为是主角就浓墨重彩，是配角就轻描淡写，有时候甚至对一些小人物也会不惜工本地大加渲染，让人读来如见其人，传神之至。如果说十个人读完《日出》，领会出十个潘月亭、十个陈白露，那，也绝对只有一个王福升，一个黄省三。王福升是个小人物，不是仔仔细细一字不漏地看完《日出》，是很容易忽略这个小角色的。然而，我相信曹禺在写《日出》的时候，一定是在这个小人物身上下了不少工夫。这不仅是个贯穿全剧戏份颇重的角色，更是贯穿全文的一条锁链--事实上，作者不光是想让这个旅馆茶房起到连接人物与人物、幕与幕之间的联系作用，更多的是想通过一个王福升写出当时相当一大部分人的生活和心态。王福升欺软怕硬。对于社会地位不如自己的，向来是恶语相加，极尽漫骂欺压之能事，就像阿Q看到小尼姑一样。看到在工地上没日没夜干活的工人，他就骂他们“天生吃窝窝头就咸菜的脑袋”、“天生的穷骨头”；碰到落魄潦倒的失业小书记，他更是摆出一副流氓的架势。当然，他也偶尔也会显露出对有钱人的鄙夷之情，阿Q一下。比如他讲到顾八奶奶，便讽刺她“老来俏”，“人老心不老”。不过他也很现实，为了能养家糊口，他一向是八面玲珑、小心翼翼地伺候着旅馆里的每一个有钱人，极尽奉承献媚之本领。王福升这种矛盾的性格在一次接听电话时表现得淋漓尽致--电话是金八，一个有权有势的大地痞打来的，然而王一开始并不知道，于是好戏便开场了--“喂，你哪儿？你哪儿？你管儿？......我问你哪儿，我问你要哪儿，你管我哪儿？......”......然而当王得知对方的庐山真面目后，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你姓金？啊，.......哪，......您老人家是金八爷！............我不知道是您老人家。......”这时，金八当然不会饶过这个不知好歹的小茶房。不过一向逆来顺受惯的王福升仿佛很光荣地听着对面传来的阵阵漫骂，还不时地答应着“是......是......您骂得对！您骂得对！”这时，一个小茶房两面派的形象一下子跃然纸上了。让人不由对曹禺老先生这支生花妙笔佩服得五体投地。福升身上有许多阿Q的特质，然而，他也有自己的特点：他狡诈世故非常圆滑，不同于阿Q的迂腐死板；他的圆滑也帮助他在残酷的社会中谋得一席之地，不至于落得一个临死都不知道怎么会死的悲惨下场。我想，作者之所以没有给王福升安排一个阿Q式的“传奇”结局，或许是为了塑造一个更为大众化的小人物形象，用他的大众化来代表那个时代的那一批人，用他们仰人鼻息、苟且度日的生活形态来衬托一个金钱至上、弱肉强食的严酷社会背景。如果说王福升的形象还不足以描绘当时“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现实，那剧中的另一个小人物----黄省三便是一个更鲜活的例子。黄省三一出场，作者就大笔一挥，破例用大半页的篇幅给他作了个“速写”。这段描写在整个剧本中是少有的详细，也是绝对的精彩。黄省三是这样亮相的——“...他很畏缩地走进，带着惭愧和惶恐的神气。惨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嘴唇冻得发紫......一双乞怜的眼睛不安地四面张望着......”和王福升一样，黄省三的亮相后面也有着成百上千黄省三们的影子。他们畏畏缩缩，胆战心惊地过日子，很可能就这么小心谨慎地过一辈子。可是，曹禺老先生却偏偏不这么写，黄省三已经小心谨慎了四十几年，作者不想让他的下半辈子在平庸和平静中度过。于是，他失业了。老实胆怯的黄省三找到了经理秘书李石清，向他诉苦。这一出简直像是一个小职员的自白，从黄的独白中，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一个兢兢业业的小职员在社会中的辛酸与无奈。他善良老实，卖命地工作，从来没有卡公司的油；他念过书，有自尊心，从来没干过违法乱纪的勾当......一个典型的安分守己的好公民。可是，他失业了。因为没钱，他的老婆跟人跑了；家里一大堆孩子饿得直叫；付不出房租，眼看就要露宿街头；自己身上也有一大堆毛病没法治......就是这么一个可怜到家的小人物，奔走求告了半天，也没讨来一丝同情，更不要说工作了。这时候的黄省三已经够可怜的了，可是作者还嫌不够。原来的黄省三老实本分，现在失业的黄省三窝囊潦倒.......作者决心让他做一件既不本分也不窝囊的事情--于是曹禺老先生又大笔一挥，这下黄省三出名了--他用～烟毒死了自己的孩子，轮到自己了，却没有～了，于是他就去跳河，又没跳成。虽然尾声部分还是挺窝囊，至少老实窝囊的黄省三还是做了一件能上报纸的事。黄省三的最后一次亮相比他的出场更具戏剧性--“他幽然地进来，如同吹来了一阵阴风。他叫人想起鬼，想起从坟墓里夜半爬出来的僵尸。”“他的神色阴惨，没有表情，不会笑，仿佛也不大会哭......”--黄省三疯了。黄省三的悲剧结局又让我想起阿Q。然而，除了怯懦，黄的身上没有阿Q的一切缺点。可是他的结局却比阿Q更悲惨--阿Q是活得糊涂，死得更糊涂；黄省三却是活得认真，死得也清醒。他是在把一切能让他苟且度日的法子都想清楚了之后再下最后的决心的。他寻死前一定也反复地挣扎过--可是严酷的社会现状由不得他活--尽管他曾是多么的老实本分，兢兢业业。《日出》是出悲剧。剧里的人死的死，疯的疯，活着的大多也快死，或者快疯了：陈白露自杀了；小东西自杀了；黄省三疯了，李石清、潘月亭也快了。这些固然能让人掩卷遐思上半晌，可是我仍然觉得那些小人物的命运更能触人心弦，更能揭示出在当时那个社会中人们互相倾扎、谋取生存空间的残酷事实，使人觉醒，催人奋进--或许这就是曹禺老先生写《日出》的用意所在吧。从曹禺笔下的小人物中，我读懂

第二篇：曹禺

1楼

8.曹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培育起来的戏剧艺术大师，他继承了鲁迅的精神，在戏剧创作、戏剧艺术管理、戏剧教育、戏剧翻译、中外戏剧文化等领域作出了多方面的卓越贡献。

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奠基人，曹禺与焦菊隐等人一起精心策划、科学管理，“出人、出戏、出理论”，将北京人艺建设成为具有民族特色、世界一流的剧院。曹禺还是一位卓越的戏剧教育家。他把全部心血倾注于青年一代，在国立剧专、中央戏剧学院任教期间，是一位循循善诱、精通因材施教的伟大师长。曹禺的翻译剧本手法灵活、抉择精当，台词流畅、诗意浓郁、舞台感强，堪称戏剧文学翻译的典范。

曹禺的主要成就在戏剧创作上。他是中国现当代首屈一指的剧作家。他的剧作艺术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在20世纪上半叶由贫困走向现代文明的苦难历程，体现了彻底的反封建精神，追求个性解放的人道主义精神。他的剧作，继承了中国古典戏剧高度凝炼的审美特色，又创造性地吸收了西方几千年戏剧的精华。它们的独特价值不仅在于首次演出就轰动剧坛，更主要的在于它们能随着岁月的推移，长久地保留在中外剧坛上，焕发出超越时代的艺术生命力。

曹禺一生为中国现代文学事业贡献了十四部话剧、一部电影作品，两部散文集和一部戏剧论文集，其中可列为世界经典作品的有话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曹禺经典剧作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现实主义戏剧艺术的成熟，它使我国的多幕剧创作在容量上、艺术质量上（又无论是典型人物的塑造上、结构艺术上，还是在语言的高度艺术化上），都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突破，是我国戏剧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对中国话剧艺术的全面发展，无论在戏剧文学、表导演艺术上，还是在舞台美术、戏剧艺术教育、戏剧艺术管理上、艺术创意上，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半个多世纪以来，曹禺的主要剧作不断再版，不仅在话剧剧坛上演遍了祖国四面八方，而且，被改编成京剧、沪剧、评剧、汉剧、花鼓戏、川剧等十几个戏曲剧种，以及电影、歌剧、舞剧、音乐剧、广播剧、电视连续剧等，深入到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在世界剧坛上，曹禺的剧作也广泛活跃在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的舞台上，并译成多国文本，成为各国人民心心相通的桥梁。

曹禺剧作的历史地位受到了美国、英国、前苏联、日本、韩国等众多外国学者的重视和推崇。早在1936年，英国学者谢迪克就指出：“《日出》在我所见到的现代中国戏剧中是最有力的一部。它可以毫无羞愧地与易卜生和高尔绥华兹的社会剧的杰作并肩而生。”日本学者佐藤一郎认为：“在中国近代戏剧史上，若要推出一位代表作家，当首推曹禺。”

在人类戏剧史上，一位杰出戏剧家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早期、中期、后期的剧作在艺术水平上存在差异，这是常见的现象。曹禺早期、中期创作的五大名剧，形成了富于民族特色的浓烈，厚实的独特风格，成为经过半个多世纪考验的经典作品。它们所塑造的人物，填补了现代世界戏剧画廊中中国人物形象的空白，与世界戏剧大师莎士比亚、易卜生、奥尼尔等人作品中的典型人物一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舞台上历演不衰。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曹禺是我国现当代戏剧史上一位当之无愧的世界级戏剧大师。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加强，曹禺的剧作将会获得世界更加广泛的肯定。他的杰作，将会更加频繁地、以更加多姿多采的形态活跃在世界各国的舞台上。1934年曹禺的处女作《雷雨》问世，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真正成熟的标志。之后，1936年曹禺发表《日 出》、1937年发表《原野》，1938年发表《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与宋之的合作），1939年发表独幕剧《正在想》，1940年发表 《蜕变》，直至1941年《北京人》完成，短短几年时间，曹禺的创作水准不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都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境界。尤其是被誉为“四大名 剧”的《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其艺术功力所达到的境界，迄今为止，尚无人能超越，而彼时他仅有31岁。1942年曹禺将巴金的小说 《家》改编为话剧，风格与《北京人》颇有相通处。此后，他所写的独幕剧《镀金》，《桥》（未完成），以及解放后写的《明朗的天》（1954）、《胆剑 篇》（1961，与梅阡、于是之合作，曹禺执笔）和《王昭君》（1978）等剧，其艺术魅 力大不如前，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一个事实。

有许多学者认为，曹禺艺术创造力的衰退主要在于解放后受困于行政事务，加上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的 干扰，使他无法集中精力从事创作，因此，1949年成为他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学界一般趋向于认为曹禺艺术创作进入衰退期是在1949年之后。事实上，自从《北京人》之后，曹禺的创作就已经开始呈现出走下坡路的迹象，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作品已不复出现，人们现在依然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前期所写的 “四大名剧”。

为何曹禺在短短数年内能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在文坛迅速崛起，而后又在正当盛年之时其艺术创造力很 快下滑?曹禺前期剧作的原创性和生命力究竟在哪里?是哪些因素赋予这些剧作如此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曹禺后期剧作的生命力为何迅速衰退?导致他衰退的根本 原因是什么?这是诸多研究者在反复探究的问题。

应该说，曹禺的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他站在人类的高度去看待和表现人的生存困境，他是用一种人类 所共同拥有的心灵语言去讲述人的不幸遭遇，以一种深广的悲悯情怀来看待人的痛苦。他的立足点，他的悲悯情怀，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族都能深 切理解并产生强烈共鸣。而曹禺创作生命力的衰退，与其说是他被困于行政事务与政治运动的结果，不如说是他前期的作品在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语境中被广泛误读 的结果。尤其是当时过分强调切近时势的文学批评理论，对曹禺产生了巨大影响。曹禺剧作中凡是与时势相切合的内容受到评论界的高度赞扬，与时势相对有距离的 内容则大受攻击 ①。这些误读所形成的强有力的社会舆论最终使曹禺对自己的创作方向产生了误解，并由此导致他的创造力偏离了自己所熟悉的轨道而进入了他人设定的轨道。也可以 说，正是始于三四十年代并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社会主导话语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批评，使曹禺极富原创性的创作受到了严格的制约而无法自由 发展。

第三篇：曹禺

曹禺

曹禺（1910-1996），祖籍湖北潜江。清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一日（1910年9月24日）生于天津，原名万家宝，字小石。在清华读书时有“小宝贝儿”的绰号。“曹禺”是他在1926年发表小说时第一次使用的笔名（姓氏“万”的繁体字的“草”字头谐音“曹”）。曹禺是“文明戏的观众，爱美剧的业余演员，左翼剧动影响下的剧作家（”孙庆升：《曹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这句话，大致概括了曹禺的戏剧人生。曹禺的妻子李玉茹是著名京剧旦角演员。

作者生平

曹禺，卓越的中国现代戏剧家。原名万家宝，祖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在天津南开中学学习期间参加戏剧活动，曾担任易卜生《玩偶之家》等剧的主角。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广泛钻研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戏剧及契诃夫、易卜生、奥尼尔的剧作。

1933年大学即将毕业前夕，曹禺创作了四幕话剧《雷雨》，于次年公开发表，很快引起强烈反响，它不仅是曹禺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1936年和1937年，曹禺分别出版了他的重要剧作《日出》和《原野》。曹禺抗战期间的重要剧作是《北京人》。新中国成立后，曹禺创作的剧本主要有《胆剑篇》、《王昭君》等。

《雷雨》在一天时间(从上午到半夜)、两个场景(周家和鲁家)里，集中展开了周、鲁两家前后30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显示了作品严谨而精湛的戏剧结构技巧。该剧反复写蝉鸣、蛙噪，写雷雨到来前后的闷热，其用意不仅是渲染苦夏的“郁热”氛围，而且还在于暗示人物的情绪、心理、性格。

更值得称道的是剧作的语言：首先，《雷雨》是以高度个性化的语言

进行写作--从它的台词里，观众(读者)能听(看)得出各位角色的年龄、性别、地位、性格、心理；其次，《雷雨》的语言带有浓烈的抒情味--它的语言发自人物的肺腑，带有强烈的情绪色彩，某些场合的台词(如第三幕周冲对四凤畅谈未来理想的台词)本身就是没有分行的抒情诗。《雷雨》以自己富有动感而精美的语言，充分展示了话剧这门“说话的艺术”的魅力。在千百个舞台上曾以多种面貌出现，被不同的人们饱含深情的演绎着，解读着，并一举将中国话剧推上了历史上最轰动热烈的颠峰时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清华大学的学生们组织起抗日宣传队，开展抗日宣传，曹禺担任了宣传队长。这年10月12日一大早，他和宣传队的同学们坐火车到保定去宣传，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位姓赵的魁梧大汉，是长辛店铁厂的工人。他对学生们的抗日行动赞不绝口，说：日本人霸占咱东三省，就像在咱国家身上割了一块肉。娘疼儿心酸，谁割咱娘的肉，咱就跟他拼！曹禺从心里钦佩这位工人大哥的爱国之心，他想起自己正在构思的话剧《雷雨》，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渐渐在他心里清晰起来。

曹禺率清华大学抗日宣传队在保定育德中学进行抗日宣传，演出了《月亮上升》等话剧。这部描写东北松花江群众掩护抗日武装队员过江的话剧，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育德中学附近有个铁厂，曹禺与工厂的工人们座谈，工人们纯朴的形象，生动的语言，和曹禺在车上遇到的那位姓赵的工人融合成了《雷雨》中的鲁大海。多少个日日夜夜，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西文阅览室，在清华园的小河边，曹禺为创作《雷雨》简直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几经揣摩构思，又用了6个

月全神贯注地写作，曹禺终于完成了《雷雨》的最初创作。此剧以192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一

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这时是1933年8月，曹禺即将从清华大学毕业，并受聘赴保定育德中学任教。

在育德中学期间，他将此剧本进行了最后的完善。育德中学是同盟会员陈幼云1907年11月在原直隶讷公祠公立高等小学堂基础上创建的一所完全中学，1917年增设留法勤工俭学等工艺预备班，1931年又增设高级普通科，全校高初中合计有20个班左右，学生1000多人。学校要求理科教师要用英语授课，让学生毕业时达到大学预科程度，这样，英文课就颇为重要。曹禺被育德中学聘为英文教员，为学生讲授林语堂开明英语读本，英文经典，英文论说文范等课程。他在到育德中学任教之前，将《雷雨》的剧本送到了《文学季刊》。一部《雷雨》让他苦苦构思了近5年，苦心写作半年，五易其稿。写成后将剧本交给了他在南开中学的同窗好友靳以。靳以与巴金共同负责《文学季刊》的组稿工作，《文学季刊》的主编是郑振铎。靳以人很正直，他觉得曹禺是他的好朋友，就没好意思将《雷雨》剧本向主编推荐，稿子一直放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这期间，曹禺一直在育德中学尽心教学，但他始终放不下心爱的戏剧创作，于是，半年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继续深造。直到他离开育德中学，他的《雷雨》还是石沉大海。

1934年7月的一天，靳以与巴金一起谈论《文学季刊》的组稿工作，巴金说：我们要注意文坛的新人，组稿面要宽一些。靳以便将曹禺的《雷雨》交给巴金。巴金当晚就读完，被深深打动，把剧本推荐给主编郑振铎，在当年《文学季刊》的第三期发表。之后很快由中华同学新剧公演会在日本东京上演，东京神田一桥教育馆发行了《雷雨》的日译本，成为畅销书。鲁迅看了日译《雷雨》剧本颇为兴奋，对到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中国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和一个新出的左翼戏剧家曹禺。正在东京的郭沫若观看了《雷雨》的演出后亲自为《雷雨》的日译本作序说，《雷雨》确是一篇难得的优秀力作。曹禺由此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一跃成为中国剧坛的巨星。

曹禺作为文明戏观众的历史，是从母亲（继母）的怀抱里开始的。

曹禺的父亲万德尊在清朝末年曾留学日本东京士官学校，与阎锡山同学，1909年初回国，辛亥革命前（1916）任黎元洪秘书，中华民国成立后，获中将军衔，曾任宣化府镇守使、察哈尔都统等职。母亲薛氏出生于商人家庭，生下家宝后三天因患产褥热病逝。曹禺曾说：“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薛氏胞妹薛泳南成为家宝继母，始终把家宝看作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并终身未生育。曹禺的继母喜欢看戏，他从小就跟着继母看了很多京戏、地方戏和文明戏。

曹禺是爱美剧的业余演员，但他作为业余演员的历史，则早在“爱美剧”出现之前就开始了。1915年，5岁的曹禺由表兄刘其珂作家庭教师，读诗背经，并开始与小同学演戏编戏，但没有上过正规的小学。1920年结束私塾学习，进入天津银号“汉英译学馆”学习英语，并开始接触莎士比亚等外国作家的作品。“爱美剧”作为一个运动，出现在1921年以后。

1922年进入南开中学二年级学习，与靳以（章方叙）同学，并成为终身好友。1923年开始热衷于新文学作品，尤其是鲁迅的《呐喊》和郭沫若的《女神》，但他承认，“《狂人日记》当时没读懂”，而《女神》却使他的血“沸腾”起来。1925年，15岁的曹禺正式加入南开中学文学会和南开新剧团（这是我国话剧界较早的剧团之一，由南开学校创始人严范孙、张伯苓创建于

1909年，周恩来曾是其中的活跃分子）的活动，开始了他的演剧生涯。

1926年开始在天津《庸报》副刊《玄背》上连载小说《今宵酒醒何处》，第一次使用笔名“曹禺”。后陆续在《南开周刊》、《国闻周报》等报刊上发表诗歌、杂文，以及莫泊桑的翻译小说等多篇。其诗作《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和《南风曲》有着郭沫若《女神》的影响。1927年他还参加了丁西林、田汉和易卜生剧作的排演。

曹禺作为左翼戏剧运动影响下的作家，虽然是1934年以后的事，但在1928年，曹禺担任《南开双周》的戏剧编辑后，就开始了《雷雨》的构思。他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医生，但两次投考协和医学院都未被录取。同年夏天，曹禺以优异成绩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免试升入南开大学政治系，但他对政治经济学课程不感兴趣，1930年暑假专程去北京报考清华大学。9月，曹禺与八位同学一起转入清华大学，插入西洋文学系二年级就读，广泛涉猎西方文学特别是戏剧文学，课余还常常与巴金、靳以去看京剧。年底，与钱锺书等人一起成为《清华周刊》编辑。

1933年，23岁的曹禺开始写作构思了长达五年的剧本《雷雨》和毕业论文《论易卜生》。曹禺参加清华大学留美考试，未被录取。毕业后去保定明德中学任英语教师。年底生病回京，病愈后回清华研究院，专事戏剧研究。1934年1月，由郑振铎主编，巴金、靳以编辑的《文学季刊》创刊，巴金在靳以那里看到《雷雨》后，主张立即发表，7月，《雷雨》发表于《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当时并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而引起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好评。1935年，由东京帝国商科大学的中国学生邢振铎译为日文，由留日学生剧团中华话剧同好会于4月27日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首

演，郭沫若看后立即撰文《关于曹禺的〈雷雨〉》，大加赞赏。8月17日，在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孤松剧团作国内的首次公演（也是该剧第三次公演），立即引起轰动，著名京派戏剧家兼评论家刘西渭（李健吾）发表《〈雷雨〉》一文称：这是“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

1934年9月，应邀去天津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1936年5月，在巴金等到人的鼓励和催促下，开始创作《日出》，白天为女师学生上课，晚上埋头写作，6月至9月开始在《文季月刊》第1-4期上连载。1936年，在曹禺尚未写出第二部作品《日出》时，《雷雨》即作为《曹禺戏剧集》（第一种）由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因此，《日出》不仅是巴金的期待，也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日出》发表后，由萧乾主持，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邀请了当时文坛上各种派别的几乎所有大家，包括茅盾、巴金、叶圣陶、沈从文、靳以、李广田、朱光潜、杨刚、荒煤和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中国通”谢迪克等，进行了两次集体讨论，盛况空前。为一个剧本，整个评论界如此迅速、如此兴师动众，在中国话剧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1936年8月，应国立戏剧学校校长余上沅邀请，赴南京任教，讲授“剧作”、“西洋戏剧”和“现代戏剧与戏剧批评”等课程。11月，在南京导演话剧《镀金》。1937年4月至8月，《原野》在靳以主编的《文丛》第一卷第2-5期上连载。

1938年初，随剧校迁往重庆。10月，与宋之的合作改编《全民总动员》（原剧为宋之的、陈荒煤、罗烽、舒群集体创作的《总动员》），当月公演，轰动重庆。1939年春，随校迁往江安。暑假期间，创作《蜕变》。夏末去昆明导演《原野》和《黑字二十八》（即《全民总动员》）。初冬率剧校师生赴重庆演出《蜕变》，蒋介石看后下令禁演。1940年秋开始创作《北京人》，翌年公演。1942年初辞去剧校教职，夏，到重庆唐家沱，创作改编巴金的《家》。1943年8月，为创作历史剧《李白与杜甫》作准备，与友人赴西北旅行，回重庆后以此行的感想创作表现大后方民族资本家与官僚资本家矛盾的《桥》。1946年，与老舍同时接到美国国务院邀请，经上海赴美讲学，并两次会见德国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1947年返回上海，后进入上海文华影业公司任编导，写成电影剧本《艳阳天》，自导演。1948年底，到香港。1949年初经中共地下党安排经烟台到北平。

1949年7月参加第一次文代会。1950年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1951年自编《曹禺选集》，对《雷雨》、《日出》、《北京人》作大量修改。同年任《剧本》、《人民文学》编委。1952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专演话剧的国家剧院）成立，任院长。同年，为创作以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主题的剧本《明朗的天》收集素材，1954年开始创作，1956年获“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剧本、导演、演出一等奖。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与梅阡、于是之合作创作历史剧《卧薪尝胆》（后改名为《胆剑篇》），并就剧中的若干史料问题请教沈从文，沈从文回长信详细叙说战国时期吴越社会各方面的状况，后又对该提出修改意见。1962年8月，在北戴河度假期间开始创作《王昭君》。文革期间曾先后被纠斗、在北京人艺剧团和宿舍看守传达室。1973年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被安排在北京话剧团工作。1975年参加第四届人大。1978年北京话剧团恢复原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再次任院长。同年8月，为创作《王昭君》去新疆，并完成初稿，载《人民文学》当年第11期。1996年12月13日逝世。

关于曹禺的话剧创作

《雷雨》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戏剧的优点，明显受到易卜生戏剧“社会悲剧”、莎士比亚戏剧“性格悲剧”和古希腊戏剧“命运悲剧”等西方戏剧观念和创作方法的影响，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功地表现了20年代中国带有浓厚封建性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中各种人物的生活、思想和性格，成为中国现代第一出真正的悲剧，从而使话剧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完全中国化，成为我国新文学中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

易卜生戏剧“社会悲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周朴园形象的塑造和作品的主题思想方面。

周朴园是《雷雨》的主人公，是剧中各种悲剧的根源。作品以他为中心，安排了两条主要的线索：一是他与妻子蘩漪的冲突，以表现家庭内部的矛盾；一是他与矿工鲁大海的冲突，以表现他与工人的对立，这两条线索又通过侍萍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尖锐复杂的戏剧冲突。周朴园是一个狠毒凶残的资本家，作者通过鲁大海之口，揭露了他血淋淋的发迹史：从前在哈尔滨包修江桥时，他故意让江堤出险，淹死了两千多个工人，进而将每个工人的抚恤金中扣去300块钱。只要能弄钱，他什么都做得出来。

周朴园更是一个专制冷酷的封建家长，在家中，他的话就是法律，为了贯彻他的意志，不惜牺牲任何人的幸福。他与蘩漪的关系，表面上是一种夫妻关系，实际上却完全是一种主仆关系，他需要蘩漪做的，只是为孩子们树立一个“服从的榜样”。在“第一幕”他强迫蘩漪喝药的一场戏中，蘩漪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先是让小儿子周冲端着药去劝，看着周冲含泪的眼睛，蘩漪只好退而求其次，请求留到晚上再喝。可他仍不肯让步，又命令大儿子周萍去劝，并且要跪着劝，直到蘩漪认输方才罢手。在他的眼中，根本

没有蘩漪独立的人格和起码的尊严，他关心的也不是妻子的健康，而只是自己的意志。

周朴园与前妻侍萍的关系，更充分暴露了他伪善的本质，年轻时他诱骗了侍萍，当他以为侍萍已经投河自尽后，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纪念自己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真爱，不仅将自己儿子的取名为“周萍”，保留了侍萍生周萍时的房间模样，甚至喜欢关窗的习惯，而且还一直把侍萍当作“正式嫁过周家的人看”，要为她修一座墓。但是，当他日思暮想的侍萍以女佣母亲的身份出现在他面前时，竟马上翻脸不认人。

但曹禺并没有把周朴园作为一个阶级的典型，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塑造的。他对蘩漪的冷酷，是因为他始终无法得到她的爱；他与鲁大海的冲突，则是当时社会上日益激烈的劳资矛盾的反映；而对侍萍的翻脸，则因为他不敢正视自己心爱的姑娘重又嫁人生子的现实，最后，当侍萍再次出现在周家的客厅时，他怀着忏悔的心情，命令周萍前来与自己的生母相认。虽然作者在创作之初，“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但是，“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曹禺：《雷雨•序》，《曹禺文集》第1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而从人的角度去感受生活，对生活进行艺术概括，这正是易卜生的戏剧观。

莎士比亚戏剧“性格悲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蘩漪形象的塑造上。

蘩漪“是一个受过一点新的教育的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明慧，--她对诗文的爱好，但也有一股按捺不住的热情和力量在她心里翻腾着。”曹禺在剧本的“舞台提示”中这样写道，“她的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蛮劲‟，使她能够忽然做出不顾一切的决

定。她爱起人像一团火那样热烈；恨起人来也会像一团火，把人烧毁。”她是周朴园的续弦，如果算上侍萍，她实际上是周朴园的第三个妻子。

蘩漪来到周家18年，不但没有得到丈夫平等的爱，反而在精神上受到长期的摧残。她知道丈夫年轻时的荒唐事，知道周萍是丈夫与女佣的女儿生的“私生子”，也眼睁睁地看着丈夫为纪念这个儿子的生母所保留的房间。而丈夫对她，则仅仅是看作一个儿子们的榜样。这种压抑的家庭环境和不平等的待遇，使她产生了强烈的反抗心理。她怀着对爱情和自由的向往，怀着对周家的报复，疯狂地缠着大少爷周萍。而当她发现周萍喜新厌旧，想摆脱她转而去追求四凤时，她更不惜追到鲁家，在鲁大海将要发现周萍的关键时刻，关上窗户，断了周萍的后路，把他暴露在鲁大海面前，想借鲁大海的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终于导致了四凤触电身亡，周萍也开枪自杀。

蘩漪形象的成功，主要就在于作者深刻地表现了她矛盾复杂的“雷雨式”的性格。她对周朴园表面上是屈从的，但内心里却充满了仇恨和反抗。她追求周萍，不惜陷入“母亲不低频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可悲境地，这与其说是爱的爆发，不如说是恨的宣泄。”蘩漪是作者认为“值得赞美”的人物，所以在创作中，作者着力描写了她因“环境的窒息”而做出的一次“困兽的搏斗”，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生命里所交织的“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曹禺：”《雷雨•序》）。

古希腊戏剧”命运悲剧“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侍萍形象的塑造上。

侍萍是无锡周公馆女佣梅妈的女儿，被周家大少爷周朴园诱骗，与他生了两个儿子--周萍和鲁大海。30年前的一个除夕，她生下第二个儿子才三天，周朴园为了娶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赶走了侍萍。那天晚上，侍萍

带着刚出生的儿子跳了河，人们都有以为她死了，但她被人救起，并且又嫁了两次人，还生了个女儿，就是现在的鲁四凤。

这个性格刚强而受尽侮辱和迫害的女人，一直在努力摆脱命运的安排，由于她自己的母亲是佣人，自己才如此命苦，被人玩弄又被人抛弃，因此，她一直不准自己的女儿再蹈自己的覆辙，没想到丈夫鲁贵又把女儿送进了公馆做使女。为了把女儿找回来，没想到自己又踏进了周家的大门。命运更作弄的人是，她的女儿又同样地与公馆里的大少爷不清不白，而这位大少爷竟是周萍--四凤同母异父的哥哥。由于作者在当时从来就没有看见过像侍萍这样的“下人”有何出路，他的所见所闻全是无论怎样挣扎也不能改变自己境遇的人，因此，也就只能用”命运悲剧“来替他们作解释了。

受西方古典主义戏剧观的影响，《雷雨》在结构上十分讲究，四幕戏的时间集中在一天之内（从上午到深夜），地点也集中在周鲁两家的范围内，出场的八个主要人物全都有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因此，作者自己也意识它有些“太像戏”了，技巧上也运用得太过分。此外，作者还受到西方基督教文化和现代悲剧观的影响，在渲染悲悯的宗教思想和神秘的命运色彩的同时，又强调距离的审美效果。在初版本中，特别设计了相同场景的”序幕“和”尾声“，让人们早早在就知道了故事的结局：十年后，周公馆成了教会医院，这里住着两个疯了的老妇人--蘩漪和侍萍，周朴园也成了基督教徒。让人们在了解了故事发生的原由后，能够再回味心中曾涌起的那份情感。

《日出》以30年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天津为背景，以”交际花“陈白露的华丽客厅和翠喜所在的三等妓院“宝和下处”为具体地点，展示了“有余”和“不足”两个社会阶

层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实现了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的揭露。全剧共四幕，其时间分别为：黎明，黄昏，午夜，凌晨。作品主要描写了三类人物：一是受五四新文化影响而在社会上发生不同变化的青年学生，如堕落为交际花的陈白露、仍然向往光明的方达生；二是”有余者“的代表和附庸，如银行家潘月亭、大丰银行襄理李石清、富孀顾八奶奶、面首胡

四、打手黑

三、洋奴张乔治、大旅馆茶房王福升以及没出场的恶霸金八等；三是社会底层的“不足者”，如妓女翠喜、被银行抛弃的小职员黄省

三、不幸落入黑社会之手的小东西等。

曹禺在清华读书期间，特别是在河北女子师范教书期间，见识过许多“娜拉式”的新女性，陈白露就是她们中的一位。在没有走进社会之前，她们都是美丽而纯真的”竹均“，对未来充满理想；走进社会后，很快就变成了玩世不恭的“白露”。她们凭借着自己的聪明和美丽，在娱乐圈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暂时在现代大都市中站住了脚，没有重蹈子君的覆辙，但是，却面临着娜拉和子君都未曾遇到的一个新问题：如何抵御金钱的诱惑和腐蚀。于是，很快投入了银行家潘月亭的怀抱，完成了从“不足者”到“有余者”的变化。方达生的出现，唤起了陈白露对过去的美好回忆，但过去的美好也仅仅是回忆中的一点残留，她清楚地知道，已经回不去了，自己只是潘月亭养在鸟笼里的一只金丝雀，即使有方达生的援救，即使鸟笼的门可以打开，也已经丧失了自己生存的能力，不会自己觅食了。陈白露是作者心中的一个理想，也是作者对这个理想的哀思，因此，即使她已经被彻底的锈蚀，但在作者的心目中，她仍然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女性，为了保护被人随意买卖的“小东西”，甚至不惜与金八作对。

在作品中，潘月亭、李石清和黄省三，构成了一个既互为对照又互为补

充的“三段式”人物链，很好地表现了“有余者”和“不足者”的对立和变化。潘月亭和黄省三可以看作是“有余者”和“不足者”的代表，而李石清则可以看作是从“不足者”变为“有余者”的典型。因此，作品中的“潘李之间的冲突”和“李黄之间的冲突”都是作者有意识地要“着力”描写的重点片断，其主要目的就在于让人们看到“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的“残忍”。

李石清是一个极端自私而又阴险狡猾的人，而黄省三则是一个非常神经质而又胆小怕事的人。通过李黄之间的冲突，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石清从”不足者“变为”有余者“的动因。黄省三现在的处境，就是李石清的过去，也有可能是李石清的另外一种前途，如果他不是像现在这样丧心病狂地不择手段往上爬，他完全有可能落入或重新落入黄省三的境地。反过来说，如果黄省三也像李石清一样有心计有手腕还有胆量，他也可能成为李石清第二。而李石清如果拥有了潘月亭的钱财和权势，他就会比潘月亭更加贪婪和荒淫。现在的李石清就如同“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在对待媳妇时就比当年的婆婆更加残忍。李石清非常看重自己现在的”襄理"位置，他深知自己往上爬的艰辛和屈辱，他看见了现在的黄省三就像看见了过去的自己，他从心底里瞧不起像黄省三这样的怯懦者和失败者。

与《雷雨》曾受到许多批评一样，《日出》也曾遭到不少严厉的质疑。诸如作品的真实性问题、喜剧因素问题、第三幕（宝和下处）的安排是否合理的问题，以及“突击了„现象‟而忘记了应该突击的„现实‟”，“没有把笔锋直接指向造成一切黑暗和罪恶的根源的帝国主义”等等，最后的焦点，集中在了从《雷雨》到《日出》的变化，是作者的进步还是退步的关键问题上。这是一个仍然可以进行再探讨的问题。一个得到了多数人认同的意见

是：曹禺的这次“试探一次新路”的努力，不仅是成功的，而且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同样的问题还发生在作者的第三部作品《原野》发表以后。

如果说《雷雨》主要体现了作者的对中国封建家庭的认识，《日出》主要体现了作者对中国现代都市社会的认识，那么《原野》则主要体现了作者对人的精神承受力的理性探讨。《原野》的故事是在一连串血海深仇的背景下展开的：仇虎的父亲仇荣，被当过军阀连长的恶霸地主焦阎王活埋，仇家的土地被抢占，仇家的房屋被烧毁，仇虎的妹妹被送进妓院而惨死，仇虎的未婚妻金子也被焦家的儿子焦大星强占，做了“填房”，仇虎自己也被投进了监狱。

曹禺敢于将《原野》的背景放在自己并不熟悉的农村，并不是要追随时代潮流去表现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而是要借一个发生在农村的具有传奇性的复仇故事，挖掘一个人在强烈的爱与恨夹击下丰富而脆弱的内心世界，表现人充满反抗意识的原始生命力和复仇者的心理变化。因此，作品一开始就将从狱中逃出来复仇的仇虎，置于欲复仇不能，而欲放弃又不甘的尴尬境地。仇虎胸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然而，害得他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焦阎王已经先他而去，剩下的只是瞎眼的焦母、懦弱的焦大星。

曹禺现象

1934年曹禺的处女作《雷雨》问世，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真正成熟的标志。之后，1936年曹禺发表《日出》、1937年发表《原野》，1938年发表《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与宋之的合作），1939年发表独幕剧《正在想》，1940年发表《蜕变》，直至1941年《北京人》完成，短短几年时间，曹禺的创作水准不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都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境界。尤其是

被誉为“四大名剧”的《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其艺术功力所达到的境界，迄今为止，尚无人能超越，而彼时他仅有31岁。1942年曹禺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为话剧，风格与《北京人》颇有相通处。此后，他所写的独幕剧《镀金》，《桥》（未完成），以及解放后写的《明朗的天》（1954）、《胆剑篇》（1961，与梅阡、于是之合作，曹禺执笔）和《王昭君》（1978）等剧，其艺术魅 力大不如前，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一个事实。

有许多学者认为，曹禺艺术创造力的衰退主要在于解放后受困于行政事务，加上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的干扰，使他无法集中精力从事创作，因此，1949年成为他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学界一般趋向于认为曹禺艺术创作进入衰退期是在1949年之后。事实上，自从《北京人》之后，曹禺的创作就已经开始呈现出走下坡路的迹象，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作品已不复出现，人们现在依然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前期所写的“四大名剧”。

为何曹禺在短短数年内能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在文坛迅速崛起，而后又在正当盛年之时其艺术创造力很快下滑?曹禺前期剧作的原创性和生命力究竟在哪里?是哪些因素赋予这些剧作如此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曹禺后期剧作的生命力为何迅速衰退?导致他衰退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是诸多研究者在反复探究的问题。

应该说，曹禺的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他站在人类的高度去看待和表现人的生存困境，他是用一种人类所共同拥有的心灵语言去讲述人的不幸遭遇，以一种深广的悲悯情怀来看待人的痛苦。他的立足点，他的悲悯情怀，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族都能深切理解并产生强烈共鸣。而曹禺创作生命力的衰退，与其说是他被困于行政事务与政治运动的结果，不如说是他前期的作品在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语境中被广泛误读的结果。[翻译书目]

罗密欧与朱丽叶（剧本）美国莎士比尤其是当时过分强调切近时势的文学批评理论，对曹禺产生了巨大影响。曹禺剧作中凡是与时势相切合的内容受到评论界的高度赞扬，与时势相对有距离的内容则大受攻击 ①。这些误读所形成的强有力的社会舆论最终使曹禺对自己的创作方向产生了误解，并由此导致他的创造力偏离了自己所熟悉的轨道而进入了他人设定的轨道。也可以说，正是始于三四十年代并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社会主导话语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批评，使曹禺极富原创性的创作受到了严格的制约而无法自由发展。

名人名言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一个真正的人，应该为人民用尽自己的才智，专长和精力，再离开人间。不然，他总会感受到遗憾，浪费了有限的生命。

长相知，才能不相疑；不相疑，才能长相知。

曹禺-作品

[著作书目]

雷雨（剧本）1936，文生

日出（剧本）1936，文生

原野（剧本）1937，文生

编剧术（理论）1940，正中

黑字二十八（剧本）与宋之的合著，1940，正中

蜕变变（剧本）1940，商务

正在想（剧本）1940，文生

北京人（剧本）1941，文生

家（剧本）1942，文生

艳阳天（电影剧本）1948，文生

曹禺剧本选1949，文生

明朗的天（剧本）1956，人文

迎春集（散文）1958，北京

胆剑篇（剧本）与梅阡、于是之合作,曹禺执笔,1962,戏剧

王昭君(剧本)1979,四川人民

论戏剧1985，四川文艺

曹禺论创作（理论集）1986，上海文艺

亚著，1944，文生

[研究资料书目]

曹禺论（肖赛）1943，成都燕风出版社

曹禺研究资料汇编 1960，山东师院中文系编版

曹禺剧作论（田本相）1981，戏剧

曹禺的戏剧艺术（辛宪锡）1984，上海文艺

曹禺论（孙庆升）1986，北大

论曹禺的戏剧创作（朱栋霖）1987，人文

曹禺传（田本相）1988，十月

曹禺剧作艺术探索（华忱之）1988，四川文艺

第四篇：曹禺生平

曹禺（1910～1996）剧作家、戏剧教育家。本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湖北潜江。1910年9月24日生于天津。曹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幼年时的所见所闻对曹禺的反帝爱国思想的形成和他一生的创作起了巨大的作用。

1922年入南开中学。1925年加入南开新剧团，成为骨干。1928年入南开大学政治系，次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6年8月始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授戏剧。抗日战争开始后，他随戏校迁至四川。1946年返回上海，后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1947年1月回国，应聘于上海实验戏剧学校。

1949年初，曹禺接受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安排，由上海经香港抵达北平（今北京）。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参与筹备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949年7月文代会召开，曹禺被选为主席团成员。1950年、1952年先后被任命为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文化大革命中，曹禺遭到迫害，被迫搁笔。

1988年11月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执行主席

第五篇：曹禺《雷雨》

曹禺《雷雨》

《雷雨》是一部四幕悲剧。剧本以集中的时间（从一天的上午到午夜两点钟），集中的场景（周家的客厅和鲁家的住房），高度提炼了周鲁两家30年的旧恨新仇。曹禺在谈到他创作时说：“《雷雨》对我说是个诱惑，是我的一种蛮性的遗留，是抓牢我心灵的一个麾法，是我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雷雨》在戏剧舞台上多次公演，1997年还被拍成 20集电视连续剧。

第一幕：

一个灰暗郁闷的夏天的上午。周公馆里上上下下都在忙着，只有美丽阴鸷的太太繁漪无事可做。老爷周朴园从矿上回来两天了，由于不久前矿警开枪打死了30多个工人，矿上最近一直在闹罢工。身为煤矿公司的董事长，他正忙着同警察局长商讨对付工人的办法，自然没有见到太太繁漪。好在繁漪对周朴园也并不关心，她心里自有惦念的人。

周家的女仆四风刚煎好药，太太繁漪下楼来了，她向四凤打听昨天大少爷周萍是什么时候回家的。四风心里非常紧张，因为刚才从她爹鲁贵那里得知，大少爷和他继母繁漪之间原来有段私情，而且四凤的母亲待萍今天才从济南回来，太太立刻就要她来府上谈话，不知道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四凤把老爷让太太喝的药端上来，繁漪勉强喝了一口，因为嫌苦，让四凤倒了。

这时繁漪的亲生儿子，周家的二少爷周冲欢跳着进屋向母亲访安。他只有17岁，但他告诉母亲自己爱上了年轻美丽的四凤，并希望父亲能把他的教育费分一半给四凤上学。繁漪很吃惊，但她见周冲连父亲的反对也不怕，反而觉得欣慰了许多。她想起了自己的负心人周萍由于害怕父亲而厌弃自己，不禁悲从中来。

周萍进屋找父亲有点事，他只和弟弟打了招呼，对繁漪十分冷淡。周冲不知二人有瓜葛，善意地问哥哥：“你不知道母亲病了吗？”不等周萍回答，繁漪便醋意十足地说：“你哥哥怎会把我的身体放在心上。”周萍找到周朴园请父亲允许他明天就到矿上去，周朴园考虑了一下，答应了。他对周萍说，繁漪有点精神失常，要请德国的克大夫替她看病。周朴园处理完公务，踱进屋来，他看到繁漪没有喝药，便强迫繁漪喝下去。暴雨将临，屋里闷得透不过气来，可窗户却紧闭着。因为这房子里的家具及摆设都是用年前的老样子，周朴园不许别人移动，柜子上还放着一张年轻女人的照片。这个女人就是30年前周朴园的第一个妻子，她叫梅侍萍，是周家女仆梅妈的女儿。跟少爷周朴园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关系以后，她生下两个儿子。在第二个儿子刚刚出世三天时，周朴园为了娶一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便在大年三十寒冷的雪夜将待萍和病危的婴儿一同赶出家门，走投无路的侍萍在绝望中投河自杀。周朴园为了纪念她，将房子里的摆设完全按照她的喜好布置。

繁漪是一个热情倔强、要求自由、向往真正爱情的女性。18年前她和周朴园结婚后，生下了周冲。从威严专横的周朴园那里，她得不到丝毫的温情和爱情，早已心如死灰。忽然三年前周朴园的长子周萍（周朴园与待萍所生）从乡下来到这里，只比周萍大7岁的繁漪病态地、疯狂地爱上了他。他们的幽会被用人鲁贵发现了。懦弱苍白的周萍十分后悔，他开始紧紧抓住美丽纯朴的四凤，以逃避这乱伦式的畸形之恋。但繁漪把周萍当作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寄托和归宿，当她知道四凤和周萍有了秘密之后，非常嫉恨。繁漪今天特意叫来鲁妈，就是要赶走四凤，重新得到周萍。

第二幕：

午饭后，天气更加阴沉闷热，地点周公馆。四凤听说她热恋的对象周萍要去矿上，心里很不安。她告诉周萍，太太有可能要辞退她，要周萍带她一起走。周萍没有答应，两人约好晚上十一点在四凤房中相会。听说周萍要走，繁漪更是焦急。她向周萍诉说自己来到周家18年精神上所受的折磨，责备周萍不该当初引诱她而如今却想一走了之，希望周萍能留下来，但遭到周萍冷酷的拒绝。这实在伤透了她的心，她警告周萍：“你不能就这么抛弃我，我不能受周家两代人的欺负。我要让你尝尝一个女人受伤害时的力量。”

鲁贵带鲁妈来见繁漪。鲁妈看着屋里的家具摆设以及那关着的窗户，觉得分外眼熟，她疑惑了；当看到放在柜子上的照片竟是年轻时的自己时，她惊呆了：这里竟是周公馆！原来，鲁妈就是传萍。诗萍还活在人世，她投河遇救，后来嫁给了鲁贵，还生了一个女儿叫四凤。两年前鲁妈到济南的一所学校做工。她走后，丈夫鲁贵恰恰做了周公馆的仆人，并且违背鲁妈的嘱咐，把女儿四凤也带进周公馆当持女。

繁漪来了，她告诉鲁妈，自己的儿子周冲对四风有了感情。鲁妈害怕女儿重犯自己年轻时的错误，决定立刻带四凤离开。

这时周朴园进来，命令繁漪去克大夫那里看病。繁漪走后，周朴园发现侍萍，才意识到当年的海小姐并没有死，面前的这个女人便是她！周朴园为了表示忏悔，递给待萍一张五千元的支票。诗萍拒绝了周朴园的钱，她提出见周萍的要求，周朴园答应了。

这时外面传来争吵声，原来鲁大海要见周朴园。说来凑巧，这次罢工运动的领袖是诗萍的儿子，也是周朴园曾经抛弃的儿子——鲁大海。仇人又是父子在周公馆见面了，周朴园告诉他：其他三位代表已回矿上，工人已经复工，而他被开除了。鲁大海知道这次工人罢工是被周朴园破坏的，怒不可遏地扑向他。站在一边的周萍气愤地打了鲁大海两记耳光。诗萍看到父子、兄弟势不两立的惨剧，悲恸欲绝。为了顾及自己的名誉地位，断绝周鲁两家的一切来往，周朴园辞退了鲁贵和四凤。周萍决定晚上去四凤家，繁漪劝周萍不要去，她说：“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周萍不听。这时窗外雷声大作，暴风雨就要来了。

第三幕；

当天晚上，四民家中。外面下的一阵暴雨仍然驱不走天气的闷热，空中时而打着闪电。待萍决定明天带四风去济南，因此和大海一起出去找保人变卖家具。外面忽然有人敲门，原来是周冲。年轻单纯的周冲很不满意白天父亲对工人鲁大海的态度，当他得知鲁大海是四凤的哥哥时，便来侍萍家，送来一百元钱。四凤坚决不要，贪财的鲁贵却抢先收下了。大海正好这时回来，他见周家人就怒火中烧，他很自己的妹妹不争气，还在勾引周家少爷。他误解了周冲的善意。他从鲁贵手里拿过钱还给周冲。待萍回家，正好撞见四风送周冲出门，她联系事情的前后经过，疑窦顿生，赶紧向四凤到底和周家少爷发生了什么事情。四民心乱如麻，一天之中发生的变故是她承受不了的，但她始终没有说出和周萍的关系。待萍要四风起誓：从今以后再也不见周家的人。

深夜，周萍悄悄地冒雨来到鲁家见四凤。他翻窗跳入四凤的房间，这对情人哭作一团。窗外下着倾盆大雨，黑暗中隐隐传来女人的哭声。原来繁漪也在暗中尾随周萍来到鲁家屋外，目睹自己的至爱投入他人的怀抱，想想自己被人遗弃的不幸，怨恨愤怒油然而生。天幕中划过的闪电照亮了繁漪怨毒而惨白的脸，她从外面紧紧封死了四凤房间的窗户。这时，待萍和大海进四凤的屋里来了，惊慌失措的四凤和周萍想逃跑，可哪有退路。大海见了周萍就打，幸而被待萍死命拦住，周萍才得以逃脱。和周萍的私情暴露了，四凤羞愧万分，哭号着冲出家门。待萍和大海也赶紧追出门去，他们担心四凤想不开。

第四幕：

午夜约摸两点钟光景，周公馆客厅内。周朴园正看着报，突然想起花园藤萝架那根漏电的电线，便向仆人查问。仆人说，刚才大少爷的狗碰到那根电线被电死了，可是天下雨，明天才能修。这时繁漪进来，浑身湿淋淋的。周朴园问她到哪儿去了，她报复地说：“我有神经病，在花园里赏雨。”正说着，周萍走来，对父亲说他准备马上乘两点半的夜车去矿上，周朴园同意了，并递给他一把手枪做防身之用，自己回房休息。周萍正准备走，却被繁漪叫住。繁漪不甘屈从命运的摆布，期望用最后的力气挽救她和周萍的关系。她也是个脆弱的女人，渴求周萍把她从这个地狱似的家救出去。但她的苦苦哀求已打动不了周萍的铁石心肠，绝望之下的繁漪完全失去了理智和母性。

四凤找到周萍商量出走的事，传萍和大海也为找四凤来到周公馆。待萍坚决不同意四风和周萍私奔。但是，可怜的待萍怎知她再也没办法拆散这对情人了。因为四风终于说出自己已经怀上了周萍的孩子，周萍也满怀希望地对待萍说，他将和四凤一起创建美好的生活。面对两兄妹盈满希望和憧憬的眼睛，待萍只好隐瞒真相，痛苦地答应了。

这时繁漪拉着周冲进来，她本想让周冲从他哥哥手中抢回四凤，但周冲却说他对四凤的感情算不上爱情。可怜的周冲目睹了他原本崇敬的母亲那罕见的蛮劲和野性。他的母亲当众公开了自己和周萍的关系，痛快淋漓地声称自己已不是母亲，不是妻子，她只是被周萍激活的女人，一个闷死又活过来的女人。最后她又喊来周朴园来见他的“儿媳妇”。被繁漪弄得一头雾水的周朴园以为繁漪已经知道待萍的身份，便命周萍跪下认他的生母。血缘关系彻底揭穿。这犹如晴天霹雳，震惊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在可怕的事实面前，四凤狂奔而出触电身亡，赶去救护的周冲也跟着毙命。悔恨交集的周萍开枪自杀，干了他人生中仅有的一件强者所干的事。待萍呆了，繁漪疯了，黑夜中电闪雷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