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文选思想汇报

第一篇：江文选思想汇报

江文选思想汇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

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近20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时代发展的新形势、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形成了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

深化对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首先要科学认识中国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和现实奋斗的关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

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一面旗帜。

江总书记同志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同时必须看到，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失去前进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既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和鞭策自己，更要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地做好现阶段的每一项工作，把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实践，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和军队建设等方面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和创新。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最根本的要靠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财大才能气粗，落后就要挨打；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推进所有制结构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改革；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扩大内需，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尊重和保障人权，扩大基层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大力发展科学事业，推进科技创新，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真心诚意维护群众利益、关心群众疾苦，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促进再就业，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着眼于打得赢、不变质，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贯彻落实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由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

第二篇：江文选学习心得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时代精神是时代发展的潮流和方向。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江泽民文选》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提供精神动力。坚持理想信念与爱国主义的统一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弘扬民族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和发扬中华民

族的爱国主义传统。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在现阶段，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献身于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献身于促进祖国统一事业。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所讲的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体现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深厚感情的崇高精神，是同促进历史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同维护国家独立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121页，下引该书只注卷次和页码）“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中华民族结束了近代以来备受列强欺凌的历史，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使中国结束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和人民团结；使中国人民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状态，走上了富民强国的道路。”（第3卷第219页）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因此，江泽民同志强调：“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统一的”。针对苏东剧变后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产生的怀疑，江泽民同志明确表示：“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前途依然光明。”（第1卷第336页）“人类总是要摆脱任何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而进入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第3卷第217页）他要求广大干部群众既要正视我们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也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历史较短的事实，同时还要看到世界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那么多，真正发达的也就是一些西方国家，更要看到社会主义给我国带来的巨大变化，看到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长期斗争中反复探索比较后的必然选择，从而不断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民族精神既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和一个民族对其社会存在、社会生活的反映，以及该民族性格的展现。这就要求每个民族只有根据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不断对其民族精神进行发展和创新，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当今世界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世界，时代的剧烈变化对各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都提出了严峻挑战，也使得改革创新成为时代精神的核心。一个民族要在当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坚持改革，不断创新。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创新。他指出：“有没有创新能力，能不能进行创新，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科技竞争的决定性因素。”（第3卷第36页）只有坚持全面创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才能在新世纪实现腾飞。江泽民同志还指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变革创新的光荣传统。1997年11月1日,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我们的先哲通过观察宇宙万物的变动不居，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变革创新、努力奋斗的精神力量。”（第2卷第62页）依靠这一精神力量的推动，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也是依靠这一精神力量的引导和推动，中国人民摆脱了近代以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样是这一精神推动的结果。

坚持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二者相互依存。民族精神只有反映时代精神，才能使一个民族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时代精神只有与民族精神相结合，才能生根，转化为催生民族向上的不竭动力。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将民族精神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他指出，对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第3卷第278页）对中华民族精神，“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加以继承和发扬，并结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为之增添新的内容。”（第3卷第401页）江泽民同志还提出根据时代要求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任务。他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第3卷第559－560页）如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呢？首先，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江泽民同志指出：“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第2卷第33页）这个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民族精神升华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信念，是今天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大现实课题，也是坚持民族精神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关键。其次，要坚持文化建设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第三篇：党员江文选心得体会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战略目标，开创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有机互动的发展新格局，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跃进到一个新的境界。学习《江泽民文选》，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道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基本规律，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一条科学的民主政治建设道路，它将从根本上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一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就提出，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两者相辅相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民主政治建设对中国发展全局具有的重要战略作用。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法制，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一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民主的旗帜。”

民主是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不同国家迈向民主的道路是不同的，相应地民主发展所形成的制度成果也是不同的。这种差异的产生，一方面与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现实状况不同有关；另一方面与民主本身所承载的价值目标和现实任务不同有关。中国的国情和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的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江泽民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民主旗帜的关键，不仅在于要高举社会主义民主旗帜，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而且要始终坚持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他指出，“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完善因而也是为了更好地巩固和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了充分发挥这些政治制度对发展人民民主、保障国家统一和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优越性。”

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呢？江泽民同志的回答是：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削弱和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搞西方那种议会制度；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能削弱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搞西方那种多党制。这三个“必须”，从国体、政体和政党制度三个方面勾画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然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水平，决定了这个基本框架必须在不断推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逐步丰富和完善。这就要求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序的变革和有效的治理是保障国家持续发展的根本。这就需要稳定的政治体制和有序的政治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权建设，事关全局。科学把握政治体制改革，既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大局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为此，江泽民同志提出，要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来把握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体要求有三个方面：其一，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的，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其二，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强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人民民主，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这是我国政权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其三，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总进程，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这三个方面的要求，既把握住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大方向，也把握住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大格局和总进程。实践证明，正是基于这种科学的把握，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率领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开拓创新，使我国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二

对于任何国家来说，民主的发展不仅面临着具体目标和道路的选择问题，而且面临着如何将民主建设的实际成果巩固下来，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以权威、有效地运转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政治发展战略，解决了前一个问题。针对后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民主建设要与法制建设相统一的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伊始就明确了这一发展战略。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由此我国开始了与民主建设相统一的法制建设进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民主法制建设有机统一的发展战略，提升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江泽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的历史继承性，而且看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开拓性。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实施依法治国，就是要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轨道，从而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法制化和规范化。这必然会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产生两大推动力量：一是法制建设的力量，主要体现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对民主政治建设的推动作用，宪法权威的巩固、国家基本制度的稳定以及新的法律资源的积累对民主政治建设的支撑作用。二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力量。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必然促进广大人民群众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进行广泛的政治参与，而这种政治参与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所需要的。为此，江泽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国，要贯彻两个原则：一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二是必须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行使民主权利”，从而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既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必然成果，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现实基础是一个具有相当活力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形成的相互促进作用，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获得持续发展的现实推动力量。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决定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必将反过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整体进步。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跃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三

明确的战略目标需要清晰而系统的发展道路与之相呼应，从而保障目标的实现。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发展的实践与探索，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道路：

第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第二，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这种自我完善与发展的基本途径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此，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根本。

第三，深化制度建设，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制度建设的基础是法制建设。加强法制建设，一方面要认真总结我们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要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在这种制度建设中，探索、借鉴与创新获得了有机统一，从而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注入了新的活力。

仔细研读《江泽民文选》，思索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与发展，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开辟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道路，是一条科学的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道路。其目标选择，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要求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其路径选择，符合中国的国情与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中国是一个大国，稳定而有效的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是保持我国在持续发展中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关键所在。江泽民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论述，为我们把握这个关键点，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

第四篇：学习江文选心得体会最新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核心问题。自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制度建立以来，我们党对这个问题一直在进行艰辛的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相继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等改革方案，使人们逐步摆脱了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的观念，并最终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论断，在党的十四大上作出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决策。这是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性进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创造性发展。但实践也告诉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并没有就此完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重大问题。最近出版发行的《江泽民文选》和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这一问题都有大量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中运用计划手段的必要性、可能性和途径，提供了重要指导。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国家通过宏观调控来抑制市场的弱点，弥补市场的不足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突出弊病就是集中过多、信息不灵、活力不强，而市场对经济信号的反应却是灵敏迅速的，并且能通过竞争机制和价格杠杆，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正因为如此，我国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把计划经济体制转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这是否意味着市场就没有短处、计划就没有长处了呢？不是的。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市场也有其自身的明显弱点和局限性。例如，市场不可能自动地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稳定和平衡；市场难以对相当一部分公共设施和消费进行调节；在某些社会效益重于经济效益的环节，市场调节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社会目标；在一些垄断性行业和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市场调节也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发挥计划调节的优势，来弥补和抑制市场调节的这些不足和消极作用，把宏观经济的平衡搞好，以保证整个经济全面发展。”他还提出，“在那些市场调节力所不及的若干环节中，也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同时，还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调节，防止两极分化。”（《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01页）

在十四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时，江泽民同志就正确处理加强宏观调控和发挥市场作用的关系问题进一步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要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如此便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消极一面，这种弱点和不足必须靠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来加以弥补和克服。”（《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159页）在1992年6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他还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个主要特征之一。这说明，我们把计划经济体制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等于说市场就是万能的，也不是说计划就一无是处。相反，要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反应灵敏的优点的同时，通过包括一定的计划调节在内的宏观调控来抑制和弥补市场调节的消极作用与局限性。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调控不完全是一回事

江泽民同志指出：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都已不存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了，都是由政府程度不同地调控经济的发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90―91页）“到了二次大战后，尤其是六十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日益加深以及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和实施各种形式的宏观经济计划。”因此，“不能把有计划只看成是社会主义独具的特征”（同上，第3页）。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要改革过去那种计划经济模式，但不是不要计划，就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都很重视计划的作用。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更有必要和可能正确运用必要的计划手段。”“社会主义制度下和资本主义制度下运用计划手段的范围和形式是会有些区别的，如同运用市场手段的范围和形式也是会有些区别的一样。”“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不受政府调控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而且也更有条件搞好宏观调控。”（同上，第31、3、159页）这就告诉我们，尽管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调节、有宏观调控，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计划调节、宏观调控，无论在目的、范围、形式上还是在实施的有效性上，都与资本主义国家有所不同。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江泽民同志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27页）“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西方市场经济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符合市场一般规律的东西，毫无疑义，我们要积极学习和借鉴，这是共同点；但西方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搞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的，这是不同点。”（《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203页）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需要把“国有经济和整个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把“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当成自己的重要目标。（《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441、227页）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全国一盘棋的优势，因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更有可能和条件实现自己的目标。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追求资源配置的效率目标，也要兼顾公平原则，更要对贫困地区采取有效的扶持政策。”（《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166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可以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效率和公平等关系方面，应该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好、更有成效。”（《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467页）

其次，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与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经过5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大幅度提高，与建国之初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资源相对贫乏、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等，仍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4位，但人均GDp仍排在世界的第100位以后。因此，从总体上讲，我国仍然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并将长期是发展中的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和它们既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也没有并驾齐驱。这些都决定了宏观调控对于我们比对于它们更加重要。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那样：“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相对落后、整体素质不高，经济发展又很不平衡，特别是我们没有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我们的国情和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要求我们必须搞好国家宏观调控。”（《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118页）“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又处在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尤为重要。”（《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467页）

再次，经济体制转轨也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西方发达国家更需要宏观调控，而且调控的范围、形式也不尽相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的经济体制正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原有体制的一些弊端没有消除，新体制尚未形成，市场机制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在体制转轨过程中，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必然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要从总体上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就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118页）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应注意总结和汲取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但我们也应注意认真总结和汲取计划经济的经验和教训。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在1992年6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在解释为什么会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三种提法中，选择后者作为新经济体制的提法时说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02页）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他又指出：“原有经济体制有它的历史由来，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同上，第212页）过了两年，他进一步指出：“对计划经济体制曾经起过的历史作用，我们是充分肯定的。从历史进程看，苏联能够对付并最终打败德国法西斯，同他们通过计划经济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分不开的。这就是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初期那种历史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还是有其必要的。我们建国初期的历史也说明了计划经济曾经起过重要作用……我们既不能抱着过去的计划体制不放，看不到它的弊病和改革的必要性，也不能照搬照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而应在总结我们搞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和借鉴西方国家搞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开拓一条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道路，使这种新的经济体制逐步成熟和完善起来。”（《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203―204页）这些论断告诉我们，计划经济与经济计划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但没有取消经济的计划性。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搞经济计划的一些有益经验，完全可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继承、所借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应当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但也离不开对计划手段和行政手段的运用。江泽民同志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他又指出：“在当前新旧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为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尽量减少可能出现的不协调甚至混乱现象，必须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同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宏观调控。那种以为搞市场经济就可以离开国家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放任自流、自行其是、随心所欲，完全是一种误解。”（《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31、90页）他还说：“宏观调控应当以间接手段为主，更多地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办法。但在目前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多种因素，一时还难以完全做到。必须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相机综合地运用各种手段，其中包括采用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以利于不失时机地解决矛盾和问题。”他强调：“必须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秩序混乱的问题是由于行政行为导致的。同时，目前的管理体制也需要通过行政手段来保证经济手段正确、有效地实施。”“越是改革开放，越是搞活经济，就越要加强纪律性和法制观念，越要防止和克服那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纪律松弛的现象。”（同上，第200、119、46页）可见，在当前情况下，运用计划手段、行政手段对于我们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仍然是很重要的。

江泽民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论述，是他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重要组

成部分。深入学习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以及怎样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我们要把学习《江泽民文选》同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有机结合起来，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两方面共同努力，保证我国经济真正走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第五篇：学习江文选体会

2001年8月以来，江泽民同志先后三次在北戴河、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接见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代表，并就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和未来发展问题发表长篇重要讲话。其中的两篇讲话被收入《江泽民文选》，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战线的工作者，中国社科院的一些知名学者曾亲莅盛会聆听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

日前在中国社科院召开的学者座谈会上，与会学者表示：认真学习《江泽民文选》，将激励我们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而不断奋进。科学认识哲学社会科学

“在江泽民同志对社科界三次包含深刻内涵的长篇讲话中，给我最深印象的是他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关系的论述。”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说：在北戴河讲话中，江泽民同志指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

李扬认为，在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的社会曾经出现过重视自然科学而忽视社会科学的倾向。从民间广为流传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到在知识界颇有影响的否认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属性的认识，都是这种片面性的体现。同时也应看到，过去社会中所以出现忽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倾向，也与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界不重视确立并严格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不重视深入实践总结群众的新鲜经验，不重视及时从其他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最新进展中汲取营养，以及在很多领域中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横行有着密切关系。

李扬说，“因此，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就不能只是要求别人重视自己，更应强调努力用人类一切最新的知识来自我完善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有所作为。”

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

“整部《江泽民文选》，是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其中集中、系统地论述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主要篇章，就是江泽民同志2001年在国防大学的讲话《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科院政策研究室青年学者姜辉认为，这篇讲话，强调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的论断——“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一点，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这就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的高度，将其作为“始终是检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

姜辉说，江泽民同志这篇讲话还具体地谈了两方面的检验与评判标准：一个是“我们提出新的观点、新的思想时，都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衡量一下，并通过实践加以检验”；另一个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进程中来落实，要用实践的效果来检验”，即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两方面的检验各有侧重，又紧密相联，统一于实践，归根到底就是把实践作为检验和评判理论的标准。

姜辉表示，在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纷繁杂陈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坚持好两个“坚定不移”和两个“不能含糊”，坚持科学的、完整的、实践的、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科学的态度。

科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高翔认为，对此江泽民同志有着明确的阐述：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学派”等论调，反对在“发展”、“创新”的幌子下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种种错误言行。同时，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又从不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万古不变的教条。

高翔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推进理论创新的基本方法或途径。早在1988年他在上海市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指出，在理论创新上，要“从自觉不自觉地以书本或外国模式作为立论的根据，转向以我国现实国情和上海市情作为研究的基础；要把着眼点从描述现实转到解决现实问题上来；要立足改革开放的实际，广征博采，发挥社会科学的能动性和实效性，对改革实践起到超前指导的作用”。针对一些同志对研究现实问题“心有余悸”或者“心有预悸”，他大声疾呼要多些勇气，少些禁忌，多搞一些开拓性研究，“在理论研究中，应该抛弃种种顾虑，鼓足探索的勇气，让理论放出耀眼的光芒来”。

高翔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既讲坚持又讲发展，既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善于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