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生龙团伙故意伤害致人死亡、重伤案

第一篇：管生龙团伙故意伤害致人死亡、重伤案

管生龙团伙故意伤害致人死亡、重伤案

作为一名刑辨律师，林律师始终以“追求真相”作为自己的执业理念。林律师经常说：“正义可以做不同的解读，但真相只有一个，刑辨律师的首要工作就是造纷繁复杂的证据中，提炼出案件的真相。”在这种执业理念的督促下，林律师办案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有些律师不顾事实和法律，一味进行无罪辩护的做法，林律师并不赞同。本案中，林律师根据案件的客观情况作出判断，并没有盲目为当事人管某脱罪，而是从大局出发，劝说管某投案自首并积极赔偿损失，为案件的快速处理做出贡献，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一、案发经过

2005年5月9月21日，本市闵行区华漕镇吴宝路1265弄发生了一起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恶性案件。二十余名男子手持铁棍、木棒等工具，冲到吴宝路1265弄一游戏机房内，随意打、砸游戏机，将宿舍内四名工作人员拉至室外进行毒打，致使一人死亡，三人受伤的后果。案发后，本案主犯、组织者管生龙畏罪潜逃。因为知道事情重大，管生龙家属向林律师求助。

二、律师工作

林律师在听取了管生龙家属的陈述后，迅速对案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林律师认为，首先，这是一起由团伙实施的重大暴力犯罪案件，影响很大，所造成的上海也十分严重，本案给几名被害人带来的穿上必须尽量弥补；其次，本案案发过程相对复杂，实施人数较多，如果主犯和组织者不能归案，将使案件的侦破陷入僵局；再次，为当事人的利益考虑，如果管生龙长期潜逃，终有一日会落入法网，那时对他的处罚会十分严重；最后，本案因为实施人数多，相对来说赔偿能力应该较强，如果案件侦破迅速，可以给予四名被害人较为充分的赔偿。在作出这些判断后，林律师认定，无论是从一个辩护律师的立场出发，以求为管生龙尽量争取较轻的处罚，还是从一个法律人的角度出发，以求尽量抚平犯罪带来的创伤，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奉劝管生龙早日归案并以正确的心态接受审判，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

作出如上判断后，林律师开始做管生龙家属及本人的思想工作。在工作过程中，林律师接待家属十余次，与管生龙电话通话累计十余个小时，向管生龙宣讲

国家相关法规，说明只有投案自首才是对其最有利的、也是唯一争取的做法。林律师的耐心与专业终于打动了犯罪嫌疑人，最终，2005年5月11日23时30分，管生龙在林律师的陪同下，到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自首。

三、处理结果

投案后，管生龙积极交待犯罪事实，配合有关机关的工作。最终，因为其自首情节和积极赔偿，受到了法院的从轻处罚。管生龙归案后对承办警官说，是林律师挽救了自己。

因为此事，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专门向市律协发来感谢信，感谢林律师在本次重大恶性案件中作出的突出贡献。在感谢信中，公安领导这样评价林律师的行为：“林律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律师的责任，用一颗正直的心去感动犯罪嫌疑人；林东品律师用自己丰富的法律知识和优秀的素质说服犯罪嫌疑人„„林律师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一名优秀律师的职业操守，在挽救一名犯罪嫌疑人的同时也为公安机关顺利侦破该案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希望广大律师向优秀律师林东品学习，为共同营造和谐社会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此事之后，上海新民晚报以《庭上滔滔雄辩，庭下晓以大义》为题，对林律师进行了报道。林律师在采访中称：“一名优秀的刑辨律师，不是盲目的为当事人脱罪，而是根据案件的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一方面为当事人争取其合法权益，一方面坚持公平正义、为社会和谐作出贡献。”

第二篇：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辩护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

依照《刑事诉讼法》之规定，受被告人吕才荣及其家属的委托和江苏柯兰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我们担任该起案件中被告人吕才荣的辩护人，参与本案诉讼活动。

在发表辩护意见之前，首先请允许我以辩护人的身份向被害人表示沉痛的哀悼，向被害人的亲属表示极大的同情。这一结果是我们在座的所有人不愿意看到的，被告人吕才荣对此也一直后悔不已。开庭前，我们会见了被告吕才荣，对案件经过进行了仔细询问，并认真研读了起诉书、案卷材料等相关法律文书，又参加了今天的庭审，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吕才荣不构成公诉机关所指控的故意伤害罪。同时辩护人认为：从全案来看，被告人吕才荣具有以下法定或酌定的从轻、减轻情节。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现结合案件事实及相关法律法规，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在合议时参考：

一、关于定罪方面，认定吕才荣构成故意伤害罪与现有证据存在矛盾且不充分，属定性错误。

根据《鉴定意见》中所述可见，与被告人行为相关的、并可能值得在刑法上予以评价的、受害人的伤害有两处。其

一、“左颞顶部有一长4.7CM创口”，其

二、“枕部头皮内出血、额骨纵行骨折、左侧前颅窝骨折”。根据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可知：第一处伤害应当是被告人吕才荣用茶杯打击所致；而第二处伤应当是受害人倒地时与地面撞击所致。

1、关于吕才荣造成受害人第一处伤的事实原因及法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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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上，第一处伤是由被告人的击打行为所致，与被告人用茶杯的击打行为有因果关系。但是这一处伤不应当是致死原因，理由如下：第一、头盖骨是人身上最硬的一块骨头，打击前额的头盖骨一般不会致死这是常识，何况打击的器具只是10元钱买来的普通的玻璃杯，这种杯子能承受的打击力也就是作用于受害人前额的力量，相信这种杯子的承受力侦查机关本也应该可以查明；第二、从鉴定意见对于该处伤的描述来看“左颞顶部有一长4.7CM创口”，可见这一处伤只是表皮创伤，没有伤及骨头，更不用说该处骨头下面的脑部，这伤口与第一点中所阐述的理由倒是可以印证的，即玻璃杯的打击只是造成了“创口”；第三、受害人最终没有爬起来是由于受害人倒地，后脑与地面撞击致其昏迷。但在此之前，在受玻璃杯击打之后，相隔有几分鈡的时间，在这几分钟的时间内受害人与被告人仍在发生争执。因此从这点看玻璃杯的打击不可能是致死原因。

那么“左颞顶部有一长4.7CM创口”这处伤，是否可以构成值得刑法来评价的伤害呢？也就是说是否可以构成轻伤呢？公诉方也没有先关材料予以说明，我们也不得而知。

有危害行为、有损害结果（假设公诉方今后补充证据后能证明构成轻伤）、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这一行为暂时符合了一个犯罪行为的客观方面。但是被告人吕才荣是在什么情况下打击受害人的呢？有几点不容忽视，第一、整个事件的起因是受害人对于被告人劝架这一定纷止争的行为不满，且相隔一段时间后又拦住被告人、质问被告人并首先用拳头击打被告人的头部；第二、被告人用杯子击打受害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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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如下情形：“他（受害人）就用右手卡住我的脖子，我被他卡的很难受，„当时我右手正好拿着一只玻璃茶杯，我为了还击他，于是我用手握住茶杯，挥手向谢其昌头部砸去„”也就是说被告人在这种情况下还击的行为属于是防卫的性质，而且符合手段的相当性以及时间的紧迫性，应当属于正当防卫行为。这一行为应当是一个表面的犯罪行为但是同时又有正当防卫这一客观阻却事由，使得被告人吕才荣这一打击行为具有了正当性，因此不应当被评价为犯罪行为。

2、关于受害人第二处伤的与被告人行为的法律评价

“枕部头皮内出血、额骨纵行骨折、左侧前颅窝骨折”，这一处伤倒是与“原发性脑干损伤及右额、颞叶及左额叶挫伤„”的病理检验结果相互印证的。而这一处伤系“枕部与具有较大接触面的钝性物体（如地面）碰撞所致。”结合受害人倒地后昏迷的事实，这一处伤确应是致死原因。

也就是说在客观方面，死亡的损害结果这一犯罪构成要件是存在的，那么是否有伤害行为呢？从监控录像、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均可以清晰了解到被告人推受害人及受害人是如何倒地的前后过程：吕才荣和谢其昌在被周围的同事拉开后，吕才荣无意与受害人纠缠，走回自己的车子处，受害人又追上来打击被告人，这时被告人吕才荣转过身推着受害人的腹部向前走了几步，受害人突然笔直倒下。刑法上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必须是可能造成了他人人身一定程度的损害的行为，只是一般性的推拉撕扯，不会造成伤害结果的，则不能以故意伤害行为论处。因此，被告人“推”这一行为，客观上不是应当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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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为法律上的伤害行为。

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存疑的。其

一、根据监控录像可见，被告人推力的着力点是受害人的腹部，这一力量基本是一个均匀的力量，而不是突发的力量，受害人是在这一力量作用下后退了一段距离之后，而且倒地时身体的其他部位竟然无任何防护，倒地时身体呈笔直状，后脑部着地。这一切是矛盾的：着力点是腹部, 不应当最后呈笔直状倒地；已经后退了几步的情况下，对于可能的结果不仅大脑应已有意识，而且身体其他部位本能也应当有所防护动作。但是又有一种情况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也就是受害人在倒地时大脑已丧失了对身体的控制能力，已经处于中风的状况。其二，谢其昌入院是的入院记录中显示入院是的血压是高压199、低压101，如此高的时压也是中风的一个显著标志。也就是说，如果受害人倒地前，大脑已经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那么被告人推被害人腹部这一行为与受害人脑损伤死亡也就没有因果关系。而现有的证据并不能排除这一合理判断，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倒可以印证，这一判断的可能。

在客观方面，被告人“推”这一行为客观上不应当被评价为伤害行为，“推”这一行为与受害人脑损伤致死亡的因果关系也存疑。然而同时被告人主观上也没有伤害受害人的故意。在故意伤害致死情况下，行为人主观上应当存在混合罪过形式，即同时具有伤害故意和致人死亡的过失。但本案中被告人推开受害人是不愿意与其继续纠缠，没有任何伤害的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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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导致受害人死亡的这一处脑后伤，不应认定为被告人故意及伤害行为所致，被告人“推”这一行为不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的性质。

二、关于量刑方面，被告人吕才荣具有如下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

1、本案的发生过程看，被害人自身存在重大过错，故应当酌定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首先，本案的起因系被害人无端引起，被害人谢其昌与他人发生争执之后，又对于吕才荣这句 “人家是不是看错车子了” 息事止份之言心生不满。于是被害人与他人发生纠纷结束后，又过了十几分钟，无端走到被告人吕才荣处，指责并用拳头击打被告人吕才荣，在此种情况下，双方才发生争执。

其次，对于最终结果，被害人也有重大过错。双方冲突本已被众人拉开，被告人也欲已离去，受害人仍不罢休，被告人推开受害人本也是避免继续纷争的行为。但到最后出现了所有人都不愿意接受的结果。基于上述事实，辩护人认为被害人对伤害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对于本案的发生被害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最高院量刑指导意见》第4条第2款第4项规定：因被害人过错引发犯罪或对矛盾激化引发犯罪负有责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2、事发后被告人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案件事实，应该认定为自首。根据《最高院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对于自首情节，综合考虑投案的动机、时间、方式、罪行轻重、如实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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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

3、本案被告人家庭经济能力相当拮据，但能主动就赔偿事宜与被害人家属共同努力，尽力使的受害方家属在第一时间获得经济补偿，与此同时被害人也的得到了受害人方家属的谅解。

案发后，被告人家属主动与单位及对方家属联系商量赔偿事宜，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由单位一次性向受害方家属赔偿各项损失近70万元，同时单位保留追偿被告人的权利。再此情况下，被告人吕才荣取得了受害者家属的书面谅解（受害者家属一致请求法院“让吕才荣好好过日子，宽大从轻处理吕才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三条：“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应当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犯罪情节轻微，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不需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请法院对此予以考虑。

4、本案被告人认罪态度好，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

被告人吕才荣在公安机关侦查和公诉机关审查起诉期间，始终坚持诚恳的认罪态度，积极配合办案人员的工作，从未出现过不如实交代和推脱罪责的情况，更未出现过任何翻供现象。特别在今天的庭审中，被告人能够如实回答公诉人的讯问，态度诚恳，明确表示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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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被告人自愿认罪”程序审理案件的规定：“对于被告人自原认罪的案件，可以对被告人酌定从轻处理。”

5、本案被告人系初犯、案发前没有前科劣迹，曾是见义勇为的好市民。

被告人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工人，自15、16岁就开始工作，同事、群众关系相当好，之前不仅没有过违法犯罪行为，而且热心助人，还曾经是见义勇为的好市民。因此，具有较强的可改造性，能够通过教育改造，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

综上所述，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 “故意伤害罪” 的，证据不足且证据内部存在矛盾，定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希望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若证明被告人构成其他犯罪，也能充分考虑到本案中重轻、减轻处罚的因素，综合考量事件的全程，对于被告人吕才荣从轻、减轻处罚，给他一个机会，使其早日回归社会，回馈受害人的宽容、报答家人的不离不弃。

辩护人：江苏柯兰律师事务所

律师 二0一四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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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保定律师高宏图辩护的未成年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案

保定律师高宏图辩护的未成年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案（2012）

发布日期：2012-06-30

作者：高宏图律师

案情简介：

2010年10月27日2时许，C在保定市南市区XXKTV结账时与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工作人员发生争执，C给B打电话叫其赶到保定市南市区XXKTV。被告人A随B一起赶到保定市南市区XXKTV门前，因言语不和，与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保安发生打斗。在打斗过程中，被告人A持刀扎伤被害人D，被害人D的伤情经法医鉴定为重伤。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害人D向保定市南市区人民法院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依法追究被告人A的刑事责任，并要求被告人A赔偿医药费15343元、误工费191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50元、伤残赔偿金97578元、交通费500元、精神损失费50000元。第一次开庭后，在保定市南市区人民法院的耐心协调下，被告人A的父亲与被害人D达成了《赔偿、谅解协议书》，被告人A的父亲赔偿被害人D各项经济损失15000元。

保定律师高宏图身份：被告人A的辩护人。

保定律师高宏图第一次开庭时《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河北树仁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A的父亲的委托，经A本人同意，指派我担任A的辩护人。依据本案事实及有关法律规定，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第一部分 关于定罪部分

一、A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应不负刑事责任。

㈠在主观方面，A不具有非法伤害D的动机、目的。

1、A随B到保定市南市区XXKTV不是为了打架，而是为了接C回家。

卷宗第69页、第71页C询问笔录“这时我便给我们一块的B打了个电话，让他来保定市南市区XXKTV接我”、“问：你让B过去找你干什么？答：就是想让他接我回家，因为我喝多了”、卷宗第50页、第54-55页B询问笔录“问：C打电话叫你过去是什么目的？答：他说钱不够，让我过去算账”、“问：C让你去找他干什么？答：让我去接他”，与A的相关供述可以佐证，足以证实A随B到保定市南市区XXKTV不是出于打架等实施非法行为的动机，而是为了接C回家。

2、A亮出帮B装着的小刀是为了制止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人员对其已经、正在实施的殴打，是为了逃离现场，不是为了扎伤D。

①卷宗第69页C询问笔录“那个经理（E）就骂了我一句，然后我们就打了起来，把我和B都打伤了”、卷宗第49页、第52页、第55页B询问笔录“男子（E）喊了一声，„你们爱他妈怎么着就怎么着‟，话刚说完，站在门口处的20余名男子就冲过来打我们三人，他们中有人着KTV保安服，有人着便装，他们过来后就开始对我们三个拳打脚踢”、“C就和他们经理（E）说话，正说着话的时候，保安就开始动手打我们了”、“C就跟经理说话，我就在旁边抽烟，A也在旁边站着。后来，经理和C骂了起来，然后就围上来好多人打我们”，与A的相关供述可以佐证，足以证实双方打起来的导火索、爆发点是经理（E）骂，不是A扎D，是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人开始打A之后A才动的手。

②卷宗第61页E询问笔录“问：你们保安怎么和对方打的？答：一开始我们都空着手，后来对方动刀子了，我们才拿镐柄还击，我们一共5个人”，也可以证实在A动刀子前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保安们已经动手了，只是A动刀子后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保安们才拿的镐柄而已。

③当时A方人少势寡，保定市南市区XXKTV方人多势众，在逻辑情理上A根本不可能主动、首先动手，挑起事端，而且A最终也确实逃离了现场。

3、D陈述的自己“便上前劝架”说法不真实。当时，其不是保定市移动公司的职工，而是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保安；卷宗第46页F询问笔录中说的是一起拦着A三人不让走，而非劝架；卷宗第66页G询问笔录中也没有印证与D也往那边走准备过去劝架。

㈡在客观方面，如上所述是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人先动的手，A在遭到多人殴打的情况下亮出小刀吓唬、扎一刀制止他人殴打并逃跑的行为，符合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正当防卫的条件。

二、本案中，指控A的行为属于故意伤害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现有证据之间存在多处冲突矛盾，未能形成严谨的、排他可能性的证据链条，达不到起码的刑事证明的标准要求，人民法院即使不认定A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也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㈠卷宗内的证据体现的发案时间不同一，体现的D的伤口数量、受伤部位存在直接的冲突矛盾，D伤情是否确定因A行为所致存在疑问。

1、卷宗内的证据体现的发案时间有三种版本，即10年10月27日凌晨2时许、10年10月27日17时11分、10年11月27日凌晨。

①本案《起诉书》指控的发案时间是10年10月27日凌晨2时许，但无法排除其他二种版本的合理怀疑。

②卷宗第2页《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报案内容中D所报之案发生于10年10月27日17时11分，与本案《起诉书》指控的发案时间相差15个小时。报案内容中“保定市南市区永华路派出所民警H、I于当日17时15分出警”，但本案卷宗内没有相关笔录；卷宗第59页H参与询问E的笔录开始于当日3时55分，卷宗第44页I记录的F询问笔录开始于当日3时58分。

③卷宗第72页J询问笔录“这把刀是2010年11月27日凌晨，几个客人跟我们单位工作人员打架时留下的”，陈述的打架时间是10年11月27日凌晨，与本案《起诉书》指控的发案时间相差1个月。

2、卷宗内的证据体现的D的伤口数量有二种版本，即一处伤、三处伤。

①根据卷宗第36页K讯问笔录“我看见后来的两个人其中的一个拿着把刀扎了D一下，扎在D的肋部，那人扎完就往西跑”、卷宗第47页F询问笔录“问：D被扎了几刀？答：一刀”、卷宗第60页E询问笔录：“他们来的那两名男子中的一名矮点的男子突然一刀扎在我们保安D的右腹部，这个男子扎完就往东跑了”，足以证实即使是A扎的D，A也只扎了D一刀，结合卷宗第73页J询问笔录普通水果刀的刀刃是保定市南市区XXKTV保安D被扎伤后在急救中心抢救时大夫从他身体里取出来的说法，A扎D一刀只应造成D一处伤。

②卷宗第14页《法医学鉴定书》中体现D有“左季肋区1厘米伤口，0.5厘米两处伤口”三处伤口。

3、卷宗内的证据体现的D的受伤部位有三种版本，即左侧肋处、右腹部、左右侧均有。

①卷宗第30页D陈述的受伤部位是左侧肋处。

②卷宗第60页、第60-61页E询问笔录“他们来的那两名男子中的一名矮点的男子突然一刀扎在我们保安D的右腹部，这个男子扎完就往东跑了”、“问：D身上什么部位受伤了？答：右腹被扎了一刀，是C叫过来的两个中矮的那名男子扎的”，证实D的受伤部位在右腹部。

③卷宗第16-17页《法医学鉴定书》中显示先是测量的D右侧伤（见图片2）、又测量的其左侧伤。

4、本案中，无证据证实A比B矮，A自称比B高。根据卷宗第60页、第60-61页E询问笔录“他们来的那两名男子中的一名矮点的男子突然一刀扎在我们保安D的右腹部，这个男子扎完就往东跑了”、“问：D身上什么部位受伤了？答：右腹被扎了一刀，是C叫过来的两个中矮的那名男子扎的”，当时不是A扎的D。

5、卷宗第74-75页调取的物证中，不仅限于A使用的普通水果刀的刀刃。卷宗中的证据，无法合理排除D伤情是另一把刀所致或者是在其他时候被其他人所致的可能性。

㈡D在辨认笔录中指出A就是持刀将其扎伤的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与其笔录中的陈述内容直接冲突矛盾。

卷宗第30页D询问笔录“答：我当时就昏了过去，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问：你认识扎你的那个男子吗？答：我不认识，因为事情发生比较突然我没看清他的情况”，既然当时其就昏了过去、不认识扎其的男子、也没看清扎其的男子的情况，时隔10个多月后其又如何辨认出A就是持刀将其扎伤的犯罪嫌疑人？这在逻辑、情理上无法自圆其说。

㈢D关于是A先扎其的说法，与证人B、C、E的询问笔录内容中关于是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人开始打A之后A才动的手的说法，存在直接冲突矛盾。

㈣D关于自己当时就昏了过去、当场就自己和E在场、便上前劝架的说法，与卷宗第46页F询问笔录“停车场的保安D、G、L、K和M就过来，我们一起拦着他们不让走，正拦着的时候，D说他被人捅了”、卷宗第66页G询问笔录中没有印证与D也往那边走准备过去劝架、卷宗第35页K讯问笔录“当时在停车场的保安有我、G、L、D、M，还有保安经理F也在场”的说法存在明显冲突矛盾。D称当时自己就昏了过去，按F的说法是D自己说的其被人捅了，人都昏了如何说话？而且，其他在场人员无一人曾提到、印证D当时昏了。D称当时就其和E在，按K、F的说法当时还有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K、F、G、L、M等五名保安在。其当时作为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保安，是在拦A三人，而非劝架。

㈤无论在有效证据的数量还是质量上，本案都严重不足。

1、卷宗中的大多数证据本身也存在瑕疵、问题（具体见辩护人的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存在疑问，证明力不足。尤其是，卷宗中A作为未成年人的讯问笔录没有A监护人的签字，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

2、可以帮助查实本案事实的D当时被扎破的衣服没有收集到案，应有的案发地当时的监控视频也没有收集到案。第二部分 关于量刑部分

一、根据上述定罪部分的意见，应当认定A不负刑事责任。

二、在不考虑上述定罪部分意见的前提下，以故意伤害罪追究A的刑事责任，也应对其减轻处罚。

㈠A在本案中仅用帮B装着的普通水果刀扎一刀、伤害D一人、且无证据证实造成了D残疾，应当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

四、常见犯罪的量刑

（二）故意伤害罪

2、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故意伤害致一人重伤，未造成残疾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伤害人数、伤情程度、伤残等级、手段的残忍程度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确定基准刑：（1）每增加轻微伤一人，可以增加一个月至二个月刑期；（2）每增加轻伤一人，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3）每增加重伤一人，可以增加一年至二年刑期；（4）造成被害人十级至七级残疾的，每增加一级残疾等级，可以增加一个月至三个月刑期”的规定，确定对其的基准刑为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

㈡A在发案时刚满16周岁零3个月左右，属于未成年人，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

三、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

1、“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认识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2）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50％”以及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

三、常用量刑情节的适用

1、“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认识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3）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七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50％”的规定，减少对其的基准刑，对其减轻处罚。

㈢D在本案的发生过程中有严重过错，应当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

三、常用量刑情节的适用

19、“对于被害人有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被害人对法律规范、伦理道德、善良风俗的背离程度，以及促使被告人实施加害行为的关联程度等情况，确定从宽的比例。（1）被害人对犯罪发生有一般过错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2）被害人对犯罪发生有较大过错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3）被害人对犯罪发生有严重过错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的规定，减少对其的基准刑，对其予以从宽处罚。

㈣A属于初犯，以前没有违法犯罪的不良记录；此次，走上犯罪道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由，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都较小。

综合上述法定、酌定量刑情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

二、量刑的基本方法的规定，建议对A的宣告刑确定为一年二个月左右，并尽量适用缓刑。

辩护人：河北树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高宏图 2012年3月30日

保定律师高宏图第二次开庭时《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河北树仁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A的父亲的委托，经A本人同意，指派我担任A的辩护人。依据本案事实及有关法律规定，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A在发案时刚满16周岁零3个月左右，属于未成年人，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

三、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

1、“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认识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2）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50％”以及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

三、常用量刑情节的适用

1、“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认识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3）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七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50％”的规定，减少对其的基准刑，对其减轻处罚。

二、D在本案的发生过程中有严重过错，应当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

三、常用量刑情节的适用

19、“对于被害人有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被害人对法律规范、伦理道德、善良风俗的背离程度，以及促使被告人实施加害行为的关联程度等情况，确定从宽的比例。（1）被害人对犯罪发生有一般过错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2）被害人对犯罪发生有较大过错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3）被害人对犯罪发生有严重过错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的规定，减少对其的基准刑，对其予以从宽处罚。

三、A自愿认罪，应当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

三、常用量刑情节的适用

18、“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依法认定为自首、坦白的除外”的规定，减少对其的基准刑，对其予以从宽处罚。

四、A委托其父亲代其积极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应当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

三、常用量刑情节的适用

21、“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确定从宽的比例”的规定，减少对其的基准刑，对其予以从宽处罚。

五、A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应当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

三、常用量刑情节的适用

22、“对于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属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罪行轻重、谅解的原因以及认罪悔罪的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的规定，减少对其的基准刑，对其予以从宽处罚。

六、A属于初犯，以前没有违法犯罪的不良记录；此次，走上犯罪道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由，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都较小。

综合上述法定、酌定量刑情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

二、量刑的基本方法的规定，建议对A依法适用缓刑。

辩护人：河北树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高宏图 2012年6月26日

判决结果：被告人A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缓刑二年。刑事判决书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187cf0101527x.html。

评议：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次开庭时，保定市南市区人民检察院建议对被告人量刑三至四年有期徒刑。保定律师高宏图也以卷宗证据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为被告人做了无罪辩护。第一次开庭后，保定市南市区人民法院根据保定市南市区人民检察院的建议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二）项“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的规定，决定对本案延期审理。期间，被告人同被害人达成了赔偿、谅解协议。第二次开庭时，保定市南市区人民检察院改变了量刑意见，保定律师高宏图经与被告人的父亲协商也变更了辩护意见、不再坚持无罪辩护。被告人当庭表示不提出上诉，庭审后从保定市看守所获得释放。本案最终能够和谐结尾，应该感谢保定市南市区人民法院认真负责地工作态度。

我国刑法规定，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如果没有刑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或者违反人民法院判决中的禁止令，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

（二）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三）遵守考察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

（四）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

第四篇：非道路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的定性 Microsoft Word 文档

时间:2011-12-17 20:36来源:泪断珍珠 作者:月夜思 郑州律师 点击:11560次

一直以来法律对在道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有明确的规定，而对非道上发生的路交通事故规定比较模糊，对发生在交通运输管理范围外的道路上的交通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如何定罪量刑，却是司法人员在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处理这一问题有以下法律依据：

一、《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报案的，参照本法有关规定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七条规定：车辆中道路以外发生交通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报案的，参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处理。从该法的立法目的可以看出，确立了机动车在非道路交通肇事的，与机动车在道路上交通肇事同性质处理的原则。这一规定应作为处理非道路交通肇事的法律原则。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外，驾驶机动车辆或者使用其他交通工具致人伤亡或致使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二百三十三条等规定定罪处罚。这三条罪分别为：第一百三十四条（重大责任事故罪、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第一百三十五条（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大型群众性动重大安全事故罪）、第二百三十三条（过失致人死亡罪）。此解释对非道路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的，在刑罚处理上确立了刑罚立案标准和刑罚归

罪。学会交通事故协议书范本。

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对非道路交通事故只规定了三个罪，在非道路交通事故致人重伤的处理上，或者按《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七条规定以交通肇事事故处理，或者按民事侵权处理，而不能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另行按过失致人重伤罪处理，不如此就违反了罪刑法定的法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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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华民族周德胜刑讯逼供致人死亡案

周德胜刑讯逼供致人死亡案

被告人：周德胜，男，28岁，江苏省南通市人，汉族，原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精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侦查员，住精河县茫丁乡政府家属区。1997年10月17日被逮捕，11月12日取保候审，1998年5月15日再次被逮捕。

1997年10月5日下午北京时间20时许，被告人周德胜与永集湖派出所的干警一起在去一盗窃案的现场途中，见312国道旁有两人在等车，这两人一人名叫许自敬，另一人名叫白计划。周德胜怀疑这两人是另一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即将这两人带回派出所予以扣留。次日凌晨1时许，周德胜与永集湖派出所的干警森格、巴特、赵卫杰对许自敬进行讯问。在讯问过程中，周德胜用一根长约80厘米、粗约20毫米的白色塑料管击打许自敬的臀部。1时30分许，周德胜让森格、巴特去休息，由其本人与赵卫杰留下继续讯问许自敬。在此期间，周德胜用一根长约60厘米、两指宽、一指厚的木板击打许自敬的背部、双腿及臀部等处，造成许自敬的双腿内外侧皮下大面积淤血，深达肌层。4时许，周德胜指使森格、巴特接替其继续讯问，森格、巴特讯问了约两个多小时仍无结果，便将许自敬关押。次日上午11时许，在把许自敬带往现场辨认的途中，周德胜发现许自敬神情不对，即把许送往医院。许自敬经抢救无效，于当日12时35分死亡。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公安局法医鉴定：“许自敬生前患有心腔内血栓形成和肺、气管、心包等处感染，在受到多次皮肤、皮下组织挫伤出血、疼痛等因素的刺激下，激发了心内血栓断裂出血而死亡。”被告人周德胜归案后，能坦白交代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

「审判」

精河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犯刑讯逼供罪向精河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周德胜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未提出异议。其辩护人辩称：周德胜虽然采用了违法手段，但其主观上没有恶意，只想用皮肉之苦迫使犯罪嫌疑人招供;许自敬的死亡虽然与周德胜的违法行为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周德胜归案后能如实交代犯罪事实，悔罪态度诚恳，请法庭对被告人周德胜从宽处理。

精河县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周德胜身为司法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为逼取口供采用暴力手段，致使犯罪嫌疑人死亡，其行为构成了故意杀人罪。被告人归案后，能坦白交代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的部分辩护理由能够成立，予以采纳。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七十二条的规定，于1998年1月27日作出刑事判决如下：

被告人周德胜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宣判后，精河县人民检察院向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认为原审法院判决定性准确，但量刑畸轻，适用缓刑不当，罪刑不相适应，社会效果不良。同时，被告人周德胜也以“本案应定刑讯逼供罪，定故意杀人罪错误”为理由提出上诉。其辩护人辩称，周德胜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他没有杀人的动机和目的，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审理期间，委托新疆医学院法医室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技术处对被害人许自敬的死因进行联合鉴定，鉴定书认定“许自敬的死亡原因为生前被人用钝性物体击打致胸背、腰部、臀部

及四肢大面积组织损伤造成创伤性休克而死亡”。该院经公开审理后认为，上诉人周德胜身为司法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中理应执法守法，却为逼取口供而采用暴力行为，以致造成被害人许自敬死亡的严重后果。上诉人的行为虽然是为逼取口供，但因已经造成致人死亡的后果，依照《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不再以刑讯逼供罪定罪处刑，而应按《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定罪并从重处罚。鉴于上诉人的犯罪动机、目的以及犯罪后的表现，其行为较一般的故意杀人罪情节较轻，原审判决定性准确，但因对博州公安局法医鉴定结论采信有误，故量刑不当。精河县人民检察院的抗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上诉人周德胜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第六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于1998年8月6日作出刑事判决如下：

一、撤销新疆精河县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刑事判决;

二、上诉人周德胜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三、作案工具白色塑料管予以没收。

「评析」

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这就是说，司法工作人员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取证，在通常情况下只构成刑讯逼供

罪或暴力取证罪，但是如果因此而致人伤残或者死亡的，就要按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并且从重处罚。这在刑法理论上称为转化犯，即行为人在实施一种较轻的犯罪时，由于在一定条件下其行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法律规定以另一种较重的犯罪论处。

本案被告人实施的刑讯逼供行为，致使犯罪嫌疑人死亡，依照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不应再以刑讯逼供罪定罪处刑，而应以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定罪从重处罚。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条规定表明，对犯故意杀人罪的处刑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情节较重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另一种是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本案被告人的行为应属哪种情形呢?从犯罪的主观方面看，被告人的动机和目的是以刑讯逼取口供，并无剥夺被害人生命的直接故意，当他发现被害人神情不对时即将其送往医院抢救，这表明他是不希望被害人死亡的。问题在于他在刑讯逼供时置被害人的死活于不顾，放任了死亡后果的发生，应属间接故意杀人。从犯罪的客观方面看，被告人实施的刑讯逼供行为虽然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但其刑讯的手段还不是特别残酷、特别恶劣。因此从整体上来说，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应按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罪这个量刑幅度内“从重处罚”。

本案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周德胜犯故意杀人罪，并在“情节较轻的”量刑幅度内量刑，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是法定最低刑，而且适用了缓刑，显然与法律规定的“从重处罚”不合。二审法院采纳了公诉机关 的抗诉意见，撤销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十年，体现了“从重处罚”的精神，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