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管理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永恒话题

第一篇：律师管理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永恒话题

律师管理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永恒话题。专家学者及业内同仁多有著述，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发表了许多很有见地的建议和意见。笔者拜读之余，深有感触。本文试从如何运用人本管理方法，加强律师事务所管理的角度谈几点肤浅的看法。

一、两种管理方式之比较

长期以来，我国企、事业单位对人员的管理习惯上称为人事管理。所谓人事管理，是指对人事关系的管理。它是以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和相关的事为对象，在一定管理思想和原则的指导下，运用组织、协调、控制、监督等手段，形成人与人之间、人与事之间相互关系的某种状态，以实现一定目标的一系列管理行为的总和。通常的人事管理包括“进、管、出”三个环节。传统的管理方式过分强调事而忽视人，其特点有四个：一是在管理观念上，视人力为成本。由于人力投资（工资、福利、奖金、培训费用等）计入生产成本，管理者便想方设法以减少人力投资来降低成本。二是在管理模式上，多为“被动反应型”的操作式管理，表现为一种操作式管理模式。三是在管理重心上，主要以事为中心，过分强调人适应工作、重事不重人，而不着眼于人的开发利用，忽视了人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四是在管理方法上，是孤立的静态管理，把对员工的纵向管理方面几个相互联系的环节，即录用、培训、考核、调动、退休等人为地分割开，孤立地进行管理，因而造成录用与使用脱节、使用与培训脱节、培训与奖励晋升脱节等。过分强调“服从安排”，忽视和否定个人的需要与个性，扼杀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极大地束缚生产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传统管理方式的弊端更加突出，因此，人本管理方法便得以迅速发展和盛行。

所谓人本管理，是指以人为本，重视人的因素，把人放在首位的一种管理方式。相对于传统的重物轻人的管理方法，人本管理是一个极大的进步，成为二战后至今风靡世界的一种先进管理方法。数十年来，许多国际上的知名企业运用人本管理方法取得了非常成功的经验。人本管理的核心，是将激励作为管理的本质。人本管理的理论认为，人是市场微观主体中最重要的资源，引导组织成员实现预定目标，应当把人作为管理的主要对象，坚持以人为本，确定靠人干事创业的指导方针，从而制定全面开发人力资源的战略，抓好思想文化建设，运用各种激励手段充分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人本管理方法的重点是作为管理者，首先需要注重人际关系，关注人的素质，重视激励。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改制后的合作律师事务所与现代有限责任公司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强调人合与资合的统一，合作人既是股东，也是执业律师，事务所以其全部财产对债务承担有限责任等等。然而，律师事务所与有限责任公司相比较而言，人力资本更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在，市场经济主体的微观管理已进入现代管理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管理方法就是科学的人本管理方法。对于内部微观管理水平仍然低下的律师事务所来说，大胆借鉴和吸收现代企业优秀管理经验，是加强执业行为监管的重要措施，促进律师事务所向规模化、规范化和专业化发展的理性选择。

二、律师队伍之现状

自律师制度恢复至今，律师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已经走过了20余年的艰难历程。规范律师业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等也经历了逐步健全完善的过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下，律师事业迅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的颁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施行，以及司法部和全国律师协会先后分别颁布的许多规章以及办理各类律师业务的规则，为促进律师队伍迅速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特别是近几年来，司法部先后在律师业开展了“集中教育评查”、“集中教育整顿”、“律师事务所规范建设年”等活动，结合中央在全国政法系统开展的“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等中心活动，对于进一步增强律师职业道德，强化律师执业纪律，不断规范律师执业行为，加强律师队伍建设，提升律师队伍整体形象，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广大律师的执业思想

进一步端正，执业行为不断规范，诚信为民的形象初步树立，律师在推进依法治国、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改革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状是，随着律师队伍的迅速扩大，少数律师事务所存在着规章制度不健全、不完善、不落实的问题，在管理上“散、乱、差”的情况，执业活动中存在着“以贬低同行、压价、回扣等方式”争揽业务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在收案收费上存在着私自收案收费、高收费、案外收费和变相收费等不规范收费问题。在少数律师中，则存在着虚假宣传、虚假承诺、不履行义务、不尽职尽责等诚信缺失的行为，私自收案收费、以公民名义从事律师业务等违规行为，利用与司法官员（、检察官有）的不正当交往办人情案、关系案等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问题，服务意识淡薄、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商业化倾向等等与形势发展需要不相适应的问题，少数律师政治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不强、缺乏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力，缺乏大局观念；极少数律师职业道德素质差，执业纪律观念淡化，甚至还有极个别律师理想信念动摇，背离正确的政治方向，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以上这些现象虽然是局部的、个别的，但是影响极坏，已经成为影响律师业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如不及时解决，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遏制，必然阻碍律师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上述问题之所以发生，既有律师管理体制上的原因，更主要的还是与目前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方式的落后密切相关。

三、目前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危害。

由于合作、合伙所作为我国律师体制改革的产物，起步相对较晚，经验相对不足，内部管理还存在不少问题。

无论是合作所还是合伙所，每个所都有一套自己的内部管理机制，从管理模式和分配制度上，相当数量的律师事务所采取“挂靠式”经营，实行“成本分摊制”，名为合伙，实为单干，定额交费、剩余归己，合伙人、合作人之间缺乏沟通，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各自为政，相互之间配合不足，制约有余。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八重八轻：1.重业务、轻政治，缺乏积极向上的政治热情；2.重实务、轻理论，缺乏刻苦钻研精神；3.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缺乏公益观念；4.重个人、轻集体，缺乏团队精神和大局观念；5.重眼前、轻长远，缺乏品牌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6.重关系、轻素质，将诉讼成败寄希望于人情关系，缺乏自信心；7.重收案、轻服务，缺乏质量意识；8.重口头、轻行动，缺乏执行规章制度自觉性。以上这些表现，从根本上来说，是阻碍事务所发展的消极因素，执业律师对个体的关心胜于对集体的关心，大家首要关心的是自己的利润，彼此利益纽带松散，不利于对年轻律师的培养，阻碍事务所向规范化、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执业律师出于对利益的追逐，容易产生利益冲突，影响专业化分工，无法形成向心力、凝聚力，不利于律师事务所的文化建设，影响全所整体发展，极易产生相互诋毁、压价、回扣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和经济利益至上的商业化倾向，相互间不能密切配合，团队精神难以形成，公共积累无法增加，规模化发展无从谈起。造成合作人、合伙人对事务所的投入缺乏潜在动力，严重阻滞律师事务所可持续发展。

规范律师事务所的内部管理是搞好律师队伍建设的基础环节，对于进一步完善律师事务所的运行机制、规范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执业行为，充分发挥律师事务所对律师的管理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人本管理方法之运用

（一）人本管理方法的三个方面。

1.人本管理要求关注人际关系，培养富有竞争力的团队精神。

作为律师事务所的管理者，应当注意研究本所律师的工作动机、行为表现、情绪变化与工作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联系，人际关系的和谐有助于工作效率的明显提高，因此，律师事务所需要有意识地培养团队精神，克服只注重

个人发挥、极少研究相互配合的倾向。团队精神对律师事务所产生凝聚力，成员之间形成合力，才能推进律师事务所向更高水平发展。反之，个人发挥得再好，也只是一枝独秀，各自为战，单兵作业，各行其是，互相缺乏沟通和交流，也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久而久之，思想上就会产生鸿沟和隔膜，人心涣散，最后必然导致解体。没有沟通就没有理解，有效的沟通加深理解，充分的理解促进合作，良好的合作创造效率。由此可见，人际关系的和谐是形成团队精神的重要前提。律师事务所具有典型的人合性质，相互之间的信用关系是律师事务所团结协作、开拓创新、积极进取、培养团队精神，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奋力拼搏的思想基础。一般而言，律师事务所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第一、事务所的人合性取决于律师之间的相互需要，除了情感因素外，更主要的是源于律师精力、知识、技能与资源的互补。律师事务所发展的第一要素是律师个体的品德、知识、能力与事务所的团队精神，而不是物质资本。管理工作的对象首位的和主要的是人而不是物。合作人之间的关系是事务所稳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合作人能否相互支持和密切配合，事关律师事务生存与发展。只有调整好合作人的关系，才能有效地调整其他利益关系，卓有成效地解决事务所内部管理中的其他问题。第二、理顺事务所管理者与合作人之间的关系，发挥事务所人才集合优势。管理者与合作人应当同心同德、和衷共济。作为管理者，既敢于管理，又善于协调；作为合作人，应当努力克服表现自我的职业习惯，为管理者营造一个发挥管理才能的空间。第三、调整好合作人与聘用律师之间的关系。聘用律师普遍都具有经济上得到较高收入、人格上得到尊重和业务上得到提高等三个愿望。如果能够满足或基本满足这些愿望，就能够使聘用律师安心执业，并能吸引更多的律师应聘，这是律师事务所向规模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合作人不能以事务所的老大自居，应当与聘用律师建立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而和谐的人际关系对于培养团队精神、促进事务所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第四、建立律师及律师事务所与外部的良好关系，是事务所发展的根本。事务所的外部关系包括与客户之间、社会各阶层、各单位之间的关系。律师是社会法律工作者，律师的工作对象是极为广泛的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政府机关和社会公众。接受过事务所服务的客户是流动的、无形的广告牌。这个广告牌上所展示的律师与律师事务所的形象，完全取决于律师提供服务的质量优劣。律师及律师事务所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是事务所保持老客户、赢得新客户、发展新业务的关键环节。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政府机关和社会公众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体，是事务所的潜在客户，与之建立良好的联系与沟通，是事务所拓展新业务的基础。

2.人本管理方法要求注重提高人的素质，培养五种意识。

人的素质包括政治道德水准与专业技能水平两个方面。律师事务所是由律师基于信用关系而组成的社会组织。律师是具有较强独立性和自主化的、以其法律知识为社会服务的职业，其个人政治道德水准与专业技能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律师事务所的信誉与效能。所以，如何提高人的素质就成为律师事务所管理的关键环节。目前，自我国加入WTO，全球50家大型律师事务所已有过半数抢滩中国市场，港、澳数十名律师获准在大陆执业，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律师要同时面对国内与国外同行的竞争。这种竞争实质上就是律师个人素质的竞争。为什么过去我省大型国有企业改制等许多中、高端业务项目大多被省外律师承办，根本原因还是一个素质问题。现在，这种局面已经大大扭转，高端业务出现新突破，就证明了人的素质是关键。人的素质提高了，业务也就随之发展。具体地说，律师个人的素质应当注意培养以下几种意识：

第一是大局意识。律师的全部执业活动要围绕经济发展这个中心，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坚持围绕中心、服从中心、服务中心，自觉地将执业活动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融为一体，不断端正服务理念，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中充分体现律师的重要作用。

第二是学习意识。坚持不间断地学习。学习是什么？学习对于律师而言，就是掌握新知

识、研究新理论，分析新问题，认识新形势，发现新事物、把握新动态。当今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学习成为当务之急。律师应当自觉地将学习作为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第一需要，研究政治理论，准确把握国家的政治脉搏，确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增强敏感性，善于预测国家法律的未来，敏锐地发现和不失时机地捕捉到律师业务新领域。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出台，就是新的律师业务的先导。不下大力气研究党和国家的政策文件精神，往往就会坐失拓展律师新业务的良机；律师只有不断更新、充实知识，使自己的知识层次进一步提高，才能不断增强竞争力，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形势的需要。

第三是质量意识。质量意识包括诚信与服务。律师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法律服务的职业，一流的服务、优良的质量是律师事务所赢得信誉、拓展市场的根本保障。没有完美的优质服务，律师的市场注定会日渐萎缩，甚至发生生存危机。然而，服务质量的提高离不开人的素质的提高。只有不断地提高自身素质，才能有效地保障服务质量。

第四是创新意识。创新意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律师事务所要有长足的发展，必须不断地创新，只有创新才会有拓展。然而，创新离不开人的素质的提高。第五是品牌意识。现代市场的竞争是品牌的竞争，以品牌建立其在市场的地位，增加市场占有量，树立形象，吸纳人才，是有效的竞争手段。品牌以高质量为基础，是高质量的象征，优质高效的服务是铸就品牌的基础。许多律师事务所之所以为社会公众所熟知并备受青睐，正是由于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因此，强化品牌意识，乃是提高整体素质、增强竞争实力，向规模化、规范化、专业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3.人本管理的核心要求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所谓激励，指的是为影响人的内在需要或价值取向，激活人的潜力，从而对人的行为加强引导并使之持久的过程。通俗地说就是调动人的积极性。管理大师艾科卡说：“管理实际上就是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律师事务所在管理过程中的激励，就是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提高每个律师的积极性，激活律师的工作热情，并使之长久不衰。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使激励的手段实现预期的效果？笔者认为，首先要有一套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激励只是手段，激励律师相互竞争固然重要，但相比较之下，激发全所律师的团队精神更为重要。行之有效的方案才能产生与众不同的效果。其次，有效的激励机制应有针对性。最渴望被满足的需求是优势需求，激励要针对律师的优势需求。俗话说“饿时给一口，胜过饱时给一斗”就是这个道理。管理者要在管理过程中充分体现对律师的人性化关爱，实行利益平衡的分配制度，让每个律师的个体价值得到充分体现。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具有极强凝聚力、向心力、融合力、竞争力的律师团队，律师事务所才能协调的、和谐的、可持续性的发展。

第二篇：医患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医患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社会复杂矛盾的“寒暑表”医患关系的实质是利益共同体。因为“医”和“患”有着战胜病魔、早日康复的共同目标，而战胜病魔既要靠医生精湛的医术，又要靠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和积极配合。对抗疾病是医猾方的共同责任，只有医猾方共同配合，积极治疗，才能求得比较好的治疗效果。医猾方在抵御和治疗疾病的过程中都处于关键位置，患者康复的愿望要通过医方去实现，医方也在诊疗疾病的过程中加深对医学科学的理解和认识，提升诊疗技能。在疾病面前，医猾方是同盟军和统一战线，医猾方要相互鼓励，共同战胜疾病。唐朝药王孙思邈外出采药，遇一只母虎张口拦路，随从以为虎欲噬人而逃，孙思邈却看出虎有难言之疾。原来这母虎被一长骨卡住了喉咙，是来拦路求医。孙思邈为其将异物取出，虎欣然离去。数日后孙思邈在返程中途经此地，那虎偕虎崽恭候路旁向他致意。这个故事起码说明了两个道理：第一，即使是吃人的猛虎患病，医生也应本着仁义之心为它治疗，何况生了病的人；第二，即使是吃人的猛虎对于为它解除病痛的医生也怀有感恩之心，有礼貌地回应。从某种意义上说，相互尊重、相互配合、相互依存正是医患关系的最基本特点。目前，我国的医患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这是我国医患关系的主流。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和谐的主流中也存在着局部的不和谐现象。医患关系如同其他社会人际关系一样，存在一定的不协调是正常的，但在一些地方出现严重的医患关系紧张，甚至发生医患冲突，则有着复杂的经济和社会根源。一是医疗服务提供能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要之间存在矛盾。长期以来，我国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质量和医疗条件不能满足群众的基本就医需要，造成了群众看病纷纷涌向城市大医院。患者的无序流动造成城市大医院超负荷运转，普遍存在着“挂号、交费和检查排长队，看病只要五分钟”的现象，在大城市的大医院更是如此，看病的不方便引发多数患者的不满和抱怨；同时，医生在一天内要看几十个病人，必须尽快做出检查、诊断和治疗，他们忙得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更没有时间向病人作耐心的解释。医生在任务重、压力大的情况下，容易发生对患者的沟通解释工作做不到位的问题，导致医患之间的误解和矛盾，这常常是影响医患关系最直接的“导火索”。二是医疗机构的公益性要求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之间存在矛盾。现代医学是集科学、工程技术、人文关怀于一体的复合学科。其复杂性决定了医患信息不对称的必然性，这种情况在其他诸多行业亦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医疗事业作为纯粹公益性事业的背景下，医生的工资待遇等得到了有效的保障，能够全身心投入到救治患者的工作中，因此受到患者的普遍尊重。而近些年来，由于政府投入严重不足，加之医疗服务价格偏低，医院的发展建设和运行费用主要靠医疗服务创收来解决，使医院逐步背离了公益性目标，出现逐利倾向，医疗服务逐渐被赋予消费和市场色彩，其结果是加重了患者的直接经济负担，导致患者对医生和医院产生了不信任。可见，体制机制的不合理，造成了医疗机构公益性淡化和医猾方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成为影响医患关系的根本原因。三是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与人民群众的经济承受力之间存在矛盾。随着医学的发展，其挽救生命的能力显著提高，同时，治疗疾病的成本也快速攀升，疾病造成的经济风险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无法单独承担的，因而就有了社会保障制度的诞生，其形式可不同，补需方或补供方或兼补，但宗旨一致，都是保证群众看得起病、付得起费。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尚不健全，保障水平还不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需要。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时，医务人员和医院必须直接面对病人对高额医疗费用的质疑，成为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替罪羊”。四是医学技术发展的有限性与患者期望值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矛盾。虽然现代医学发展突飞猛进，但未攻克的难题仍然很多，技术上的局限加上患者的个体差异，很多疾病的疗效难以预测。但患者对医疗服务仍然缺乏风险意识，对治疗效果期望过高，认为只要进了医院就一定能治好病，只要花了钱就应该治好病，若达不到期望效果，就归咎于医院和医务人员。医患之间对于直接结果认知的差异，特别是患者及其家属对于治疗结果的过高期待，成为影响医患关系的“助燃剂”。五是医疗行业的高风险性与缺乏有效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之间存在矛盾。疾病的复杂性、不可预见性以及医学科学的局限性决定了医疗行业是高风险行业，在实践活动中存在意外和一定概率的错误率甚至事故率。此种风险也是医务界必须承担的，惟此才能挽救生命，非此医药科技无以进步。但风险也是医务界无法承担的。目前，通过医疗责任保险等有效方式分担和化解医疗风险的机制尚未形成，一旦出现医疗纠纷，患者的矛头就会直接指向医院和医务人员，甚至导致医患之间的直接冲突，这是影响医患关系良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六是医疗纠纷处理机制的不完善与人民群众的诉求需求之间存在矛盾。由于目前诉诸法律解决医疗纠纷成本过高、程序较复杂，加之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模糊和缺位，近年来通过法律渠道解决的医疗纠纷呈下降趋势，取而代之的是“闹”的方式，甚至靠暴力解决医疗纠纷，陷入“不闹不赔、越闹越赔、越赔越闹”的怪圈，波及全国的“医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这种现象如果得不到及时有力的制止，往往导致医疗纠纷升级，最终酿成。还要指出的是，确有少数医院在病人安全和医疗质量管理方面存在缺陷，个别医务人员工作粗枝大叶、责任心差导致了医疗差错和事故的发生，损害了患者的健康乃至生命，这是社会不能容忍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目的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城乡居民公平享有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是解决当前医患矛盾的治本之策、久安之道。由于医疗服务信息的不对称，在化解不和谐因素上，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是主导方面。卫生部门作为医疗卫生的主管部门，要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契机，大力加强行业作风建设，切实改善医疗服务，积极会同各有关部门，共同推进健康和谐医患关系的建设。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完善医药卫生体制机制。一是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这对于消除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起关键作用。防止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演变为对患者的“不公平”，必须依靠政府监管、医保制约与行业自律。二是加大政府投入，转换运行机制，强化公立医院的公共服务职能，维护医院的公益性质，从体制机制上逐步消除医患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和冲突。三是推进医疗卫生事业科学发展，调整医疗资源，优化服务结构，大力发展农村和城市社区卫生，扩大医疗服务有效供给，缓解医猾方的供需矛盾。四是完善医保制度，建立需方供方“双保险”。调整医疗损害赔偿标准，改变赔偿支付方式，由医院赔偿转变为保险公司理赔，构建医院安静、和谐的诊疗环境。五是适当提高医务人员，特别是基层医务人员的待遇。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强化医疗服务管理。一是要加强医学人文教育，从源头上引导和培养医务人员符合现代医学要求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二是认真落实医德考评制度，研究体现患方意见和评价的考评办法，建立对医务人员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严肃查处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三是要严格医疗服务监管。对疏于管理、医疗事故频发的医疗机构，要暂停执业活动甚至吊销执业许可证。建立医疗质量、安全管理的长效机制，改善服务质量，促进医疗安全，杜绝医疗差错，从技术上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四是提高医疗服务信息透明度。医务人员应主动了解患者的需求，掌握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期望和疑虑，提高与患者沟通的意识和技巧，努力减少医猾方由于信息严重不对称造成的不信任。完善医患纠纷处理机制，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和就医环境。一是医猾方自行协商解决。协商解决具有低成本、效率高等优点。通过协商解决达成的协议往往更具有持久性，更容易得到当事人的自愿履行。二是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将医患纠纷纳入规范化解决渠道，使医疗机构从繁重的医患纠纷处置中解脱出来。三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这是所有医疗纠纷的最终解决方式，对于不想通过调解解决或者对调解解决结果不满意的医疗纠纷，都可以通过医疗诉讼的方式解决。四是开辟医患纠纷处理的“绿色通道”，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如探索建立医疗事故异地鉴定仲裁制度，对医疗事故争议较大的案例，建立异地鉴定制度，确保技术鉴定的科学公正性。加强大众教育，努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说到底是为了维护医猾方的利益。新闻媒体应从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高度，坚持正面引导，弘扬主旋律，坚持新闻报道的全面、客观、公正、科学原则，营造全社会尊重科学、尊重生命、尊重医猾方合法权益的良好舆论氛围，促进医患间的相互理解。白剑峰是一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记者，也是一位富有人文情怀的学者。他长期关注中国的医改和医患关系，能够站在全局观察和思考问题。他的医学评论，既冷静客观，又充满激情；既藏有锋芒，又留有余地；既维护医者的尊严，又维护患者的权益。字里行间，体现了一位党报记者的智慧、胆识和良知。愿《中国式医患关系》成为沟通医患的桥和船！

第一章医者的尊严卫生部部长

2011年12月5日人的一生，从摇篮到坟墓，谁也离不开医生。人出生时，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医生；人临终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也是医生。从理论上说，医患关系是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之一。医生和患者，唇齿相依，难舍难分，堪称生死之交、患难之交。然而，在转型期的中国，医患关系失去了往日的纯净与温情，变得日益紧张和冷漠。虽然全球都在变暖，但医患关系却处于“冰期”。一堵信任危机的“高墙”，正横亘在医患之间。患者对医生爱恨交加，医生对患者充满戒备。医患冲突不断升级，血溅白衣事件屡屡发生，中国医生的生存环境日渐恶化。过去，医生常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来形容对病情的谨慎，而今却变成了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如果用两个词语描述当前的医患心态，一个是“忐忑”，一个是“纠结”。医患冲突，成为一场两败俱伤的对抗，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有一个现象似乎无法解释：在抗震救灾等国家危难时刻，医生这个群体不畏艰险，救死扶伤，无愧于“白衣天使”的称号。然而，一旦回到正常时期，很多医生又变成了“白衣商人”。其实，这正是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一般来说，越是严酷的环境，人性的光芒越容易显露；越是温和的环境，人性的丑陋越容易滋长。例如，很多人可以抵御战争时期的枪林弹雨，却无法抵御和平时期的糖衣炮弹。同理，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医生和普通人一样，都面临着高物价、高房价、高学费的生活压力，因此，很多人在现实和理想的十字路口徘徊挣扎，最终为了家庭生计而背弃职业操守。那么，医患冲突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我们固然可以归于信仰危机和道德滑坡，但这是社会普遍现象，并非仅存于医患之间。除了道德因素，似乎还有更深层的经济和社会因素。马克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也曾指出：“我们能够获得晚餐，并不是因为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仁慈，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可见，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中最本质的关系，所有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根源均存在于人们的利益关系之中。在我国现行的医疗体制下，医患是一对矛盾体，双方既有治愈疾病、恢复健康、挽回生命的共同目的，又有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在保证诊疗效果的前提下，患者希望最大限度地节约费用，而医生则希望最大限度地增加经济收益。如果时光倒流30年，医生还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之一。那时，患者对医生虔诚之至，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医患纠纷鲜有发生。然而，随着公立医院被推向市场，医患之间的浓情日渐稀释。政府在投入不足的情况下，鼓励医院靠自我创收维持生存发展。自此，公立医院的列车悄然驶离了公益轨道，医生由“圣人”变为“商人”，大处方、滥检查等现象随之泛滥，医患互信的桥梁开始断裂解体。医疗消费不同于其他消费，患者属于被动消费。例如在餐馆，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点菜，没钱的点面条，有钱的点鱼翅，丰俭由人。但是在医院，患者不可能讨价还价，医生让花多少钱，患者就得花多少钱。结果，很多患者本想点一碗经济实惠的牛肉面，医生却非要推荐价格昂贵的鱼翅饭。患者心不悦而强忍，气不顺而强咽。因此，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很容易引爆心底宿怨和社会矛盾，甚至酿成群体性事件。可见，医患信任解体，根源在于畸形的医疗体制。在西方发达国家，医生主要靠技术吃饭，因此都能遵循“合理诊断、合理治疗”的原则。然而，我国医生的劳动价值被严重低估，开处方和做手术本身不赚钱，只有多卖药、多检查、多消耗，才能多收益。由于居民看病自费水平较高，医生过度治疗，相当于直接剥夺了患者的财富，从而导致医患之间出现严重的经济对立，这是造成医患冲突的根本原因。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看，医生既是“道德人”，也是“经济人”。过去，我们常常只强调道德的一面，而忽视了经济的一面。事实上，任何一个群体的构成都呈“橄榄型”。医生也不例外，道德水平极高和极低的都是少数，大部分人处于中间水平。我们既不必称其为“天使”，也不必称其为“魔鬼”。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有一个鼓励向善的制度，大多数人就会倾向于向善，反之亦然。一般而言，社会上有四类人：第一类是利人利己的君子；第二类是损人利己的小人；第三类是舍己利人的圣人；第四类是损人不利己的傻子。前两类是大多数，后两类是极少数。一个社会可以提倡圣人精神，但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圣人身上，因为圣人毕竟凤毛麟角。最好的办法是用制度奖励君子、惩治小人，从而让更多的小人变成君子。其实，任何一种制度，归根到底都是收入分配制度。也就是说，社会成员以什么样的方式获得收入和财富。因为收入和财富总是人们追求的目标，所以收入分配制度实质上也是激励制度。经济学家喜欢用输赢论英雄。其实，医患之间也是一种博弈关系。大凡博弈，必有几种形态：一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二是双输的“负和博弈”，三是双赢的“正和博弈”。目前，我国的医患关系基本呈对立状态，属于“零和博弈”或者“负和博弈”。在一个不合理的医疗制度中，医生靠增加患者的医药费用支出获得更大收益，这就是“零和博弈”或者“负和博弈”；而在一个合理的医疗制度中，医患的利益是一致的，患者治病的成本越低，社会的医疗支出越少，医生得到的奖励越多，这就是“正和博弈”。可见，要想从根源上消除医患信任危机，必须改革以药养医、以械养医的医疗制度，让医生靠技术吃饭，而非靠卖药吃饭。同时，建立一种激励相容的制度，即医生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恰好也能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大化，使医猾方成为利益共同体。当然，医生既有“经济人”的一面，也有“社会人”的一面。一个医生在温饱之余，还要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渴望拥有尊严感和成就感，获得社会的积极评价。因此，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也是鼓励医生向善的重要因素。医患之间，和则两利，伤则两害。医患冲突，既是道德问题，也是制度问题。熟人社会可以靠道德约束，陌生人社会则要靠制度约束。道德是柔性约束，制度是刚性约束；道德需要长期构建，制度可以短期见效。因此，解决医患冲突，根本出路在于铲除医疗体制的弊端，用“改制”撬动“改心”。

第一章医者的尊严作者

2011年11月医生子女为何不学医最近，一名医生的子女在网上发帖：“我妈妈说了，如果我当医生，就打折我的腿!”据调查，医生不愿让子女学医，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中国医师协会曾就医生对子女学医的态度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医生不希望子女学医的比例不断上升：2002年为53%，2004年为63%，2011年为78%。从全世界来看，医生都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因为医生既有丰厚的经济收入，又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国外，很多优秀人才之所以愿意付出高昂学费、巨大精力去学医，主要是因为医生的投入虽高，回报也高。一旦拿到医师执照，便可衣食无忧，备受尊敬。而在我国，医生的职业光环日渐消逝。不仅医学院校很难招到尖子学生，医生队伍人才流失现象也很严重。有人甚至说：“如果你恨一个人，就叫他当医生。”这一现象发人深省。医生为何不愿让子女学医？主要原因是投入大、风险大、压力大、收入低。事实上，一个人一旦选择了当医生，往往意味着终生的付出与牺牲。一名医学生，经过5至11年的学历教育后，还要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方可成长为一名医生。由于医学技术日新月异，医生必须不断学习，才能跟上潮流，不被淘汰。其中辛苦，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医生是一个高强度、高风险的职业。面对大量的病人，不仅需要超负荷工作，还不能有任何差错。因此，医生每天都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即便如此，医生还要随时准备应付医疗纠纷甚至“医闹”。可见，当医生确实不易。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在社会各阶层中，医生群体的收入并不高。虽然也有医生靠“灰色收入”致富，但只是少数。如果只算“阳光收入”，绝大多数医生的收入无法体现其劳动价值。目前，我国的药品价格畸高，而医疗服务价格畸低。“看病的不如算命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扎针的不如扎鞋的”，就是最形象的注解。事实上，如果医生的付出长期得不到等值回报，必然导致整个医疗行业的价值被低估。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说，在一个社会中，医生和律师的劳动报酬应该比较高，因为我们把健康委托于医生，而把财产甚至是名誉委托于律师。在中国，医生究竟该不该拿高薪，社会上是有争议的。其实，只要把医生和飞行员比一比，答案就清楚了。客观地说，医生的培养难度远远超过飞行员，职业风险和工作强度也超过飞行员。然而，航空公司之所以给飞行员高薪，主要是为了乘客安全，让飞行员脑子里只考虑飞行。同理，国家之所以应该给医生高薪，也是为了让他们脑子里只考虑看病，而不要考虑如何赚钱养家。事实上，让医生有尊严地拿到合理合法的高薪，表面上是增加了人力成本，实际上是变“以药养医”为“以技养医”，最终减少不合理的医药费用支出。当然，要想让医生成为一个有魅力的职业，不仅需要在收入上尊重医生，还需要在人格上尊重医生。眼下，老百姓对看病难、看病贵反映强烈，医患纠纷时有发生。其实，很多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医生，而在于不合理的医疗体制。因此，只有加快推进医改，解决影响医患和谐的体制问题，为医生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才能重塑医生的职业尊严。如果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医生就是人类生命的保护神。让最优秀的人呵护生命，是一个社会回归理性的标志。如果一流人才去卖药，二流人才当医生，谁还敢把生命托付给医生呢？

第一章医者的尊严 1.医生越干越心寒

2010年底，电视连续剧《医者仁心》播出后，在医务界引起强烈反响。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大学生王欢患尿毒症，医生全力抢救，做了两次换肾手术，最终王欢因肝功能衰竭死亡，并拖欠了30多万元医药费。在人财两空的情况下，家属无法接受现实，怀疑医生有过错，最终选择了起诉医生。类似的事情，生活中并不罕见。北大肿瘤医院顾晋教授就曾写过一篇博文，题目叫《一件心寒的事情》：有一名晚期直肠癌病人，别的医院都不愿收治，在家人的苦苦哀求下，顾晋动了恻隐之心，冒着巨大风险做了手术。由于肿瘤太大，病人术后出现并发症，经过再次手术，完全恢复功能。他原以为病人会满怀感激，没想到病人一出院，就以“出现并发症”起诉了他。一位医生冒着巨大风险救治病人，不仅得不到感谢，反而被无情地告上法庭，这确实令人心寒。医学是一门探索性科学，虽然现代医学飞速发展，但仍有很多疾病无法治愈。由于医学的局限性，任何治疗方案都不会尽善尽美，总是有利有弊，医生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尤其是面对危重病人，医生为了抢救生命必须冒险。但是，冒险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柳暗花明，病情好转；一种是险象丛生，病情恶化。而医学就是在一次次冒险中进步的。从长远看，医生越是勇于冒险，病人越是受益。但是，医生敢不敢冒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患者的态度。过去，在危重病人面前，只要有1%的希望，医生就会尽100%的努力。而在今天，病人即便有90%的希望，医生也会犹豫不决。因为有的患者不理解医学的特殊性，动辄闹医院、告医生、要赔偿。一些患者认为，既然花了钱，就应该治好病；如果治不好，就是医生有问题。还有一些患者在术前通情达理，也明白手术的风险性，但一有意外，立刻就翻脸不认人。在经历了一次次的伤害之后，医生渐渐学会了自我保护。面对一名病人，医生不仅要考虑技术上的风险，还要考虑法律上的风险。有时，他们宁可无所作为，也不愿官司缠身，“过度防卫”成为普遍现象。然而，医生都开始保护自己了，谁来保护患者呢？当然，患者之所以起诉医生，除了医疗因素之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因素。目前，在我国的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支出比例达35%，城乡居民重病经济负担沉重。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支出比重降到15%~20%，才能基本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从全球来看，每年约有1.5亿人遭受灾难性卫生支出，其中1亿人被推向贫困线以下。可以推算，我国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家庭不在少数，这还不包括因经济压力放弃治疗的家庭。因此，当一些患者无力负担医药费时，自然就会想到诉讼这条渠道。而法院在审理医疗官司时，一般都会倾向于照顾弱者，即便医院无任何过错，往往也要给予“人道主义救助”。因此，在有些时候，患者起诉医生，并非“忘恩负义”，而是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一些患者把疾病的痛苦，连同经济压力、社会不公带来的不良情绪，统统转嫁到医生身上。可见，医患冲突的根源并不完全在于医患本身，还在于医疗体制不完善。只有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制度，让更多的家庭摆脱灾难性医疗支出，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医患冲突。

第一章医者的尊严 2.医生的血不能白流

2011年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发生一起令人震惊的血案。耳鼻咽喉科主任徐文被一名患者连砍十多刀，身负重伤。卫生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伤害医务人员的暴力犯罪行为。淋漓的鲜血，喷溅着圣洁的白衣，令人不寒而栗！作为一名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生，没有倒在山崩地裂中，没有倒在枪林弹雨里，却倒在自己亲手救治的患者刀下。其伤何深，其痛何如！这是文明社会的“返祖现象”，也是法治国家的悲哀和耻辱。近年来，医生频频被害，“小概率事件”逐渐演变成“大概率事件”。虽然凶手都受到了严惩，但医生的心灵创伤并未治愈，医患暴力冲突的社会根源也未消除。因此，在此次医生被害事件之后，医猾方都应深刻反思，避免“血溅白衣”的悲剧重演。从患方来说，需要正确认识医学的风险性和局限性，降低对疾病治疗的期望值。近百年来，现代医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学科，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仍处于“婴儿时期”。即便是对于很多常见病，医生也往往束手无策，徒唤奈何，更不必说恶性肿瘤等不治之症。目前，现代医学已经命名的疾病有7000多种，但能够彻底治愈的仅有少数几种。因此，在大多数时候，医生只是帮助患者缓解病痛，而非治愈疾病。况且，任何治疗都是“双刃剑”，有一利必有一弊，医生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同时，由于人体千差万别，再成熟的治疗技术，都有发生意外的可能。所以，患者不能对现代医学有过高奢望。从医方来说，需要深切体察患者的痛苦，走出“技术崇拜”的误区，让治疗更符合人性。任何一个病人，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生命，而不是一堆机器零件，或者一个疾病载体。因此，医生理应慎重对待每一个决策。在本次事件中，患者5年前身患喉癌，先后接受了两次手术。患者认为，医生不仅没有治好病，反而致其失声，“每天生不如死”，“变成一个口哑身残的废物”。可以想见，一个人在长期痛苦的折磨中，是很容易产生偏执行为的。这从一个侧面警示医生，手术刀事关性命，重若千钧。做手术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一个好医生，不仅要让病人活下来，还要让病人活得好。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屠规益教授曾对学生说过：“是病人需要做手术，不是医生需要，所以一定要根据病情决定做不做，做大还是做小”、“不能只讲切切切！外科医生只知道怎么做手术是不行的，应该知道怎么不做手术”。这说明，任何治疗都要“以人为本”，不能“见病不见人”。尤其是当患者无法承受治疗的不利后果时，“少做”也许比“多做”更有益。当然，解决暴力冲突，仅靠医猾方的努力是不够的。当前，维权渠道不畅、维权成本过高，是医患矛盾升级的重要原因。在本起血案中，患者起诉已经三年，却迟迟没有结果。一纸诉状，几年苦等，谁能经得起漫长的煎熬？打官司旷日持久，医疗事故鉴定关卡林立，第三方调解难觅影踪。当医疗维权渠道严重不畅时，患者自然就会采取暴力手段自救，这是“逼上梁山”。因此，在医患纠纷日益增多的现实下，急需开辟医疗诉讼“绿色通道”，改革医疗事故鉴定办法，增强第三方调解的公信力，从而减少暴力维权事件的发生。医生的血流得太多了，但愿这是最后一次“血溅白衣”。此次事件，倘能引发全社会对医患关系的重新思考，促使医患之间增加理解信任，促使有关部门疏通医疗维权渠道，让医疗环境得到根本改善，这血就不算白流。

第一章医者的尊严 3.“血溅白衣”为哪般

2009年6月21日，福建省南平市第一医院一名“肾积水并尿毒症”重症患者，因呼吸功能衰竭、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21日凌晨3时，家属拒绝迁移死者尸体，并将泌尿外科封闭，医生和病人都被关在病房里。随后，200多人手持木棍及匕首冲至医院，封锁门诊大楼，摆满花圈，并焚烧纸钱，见到穿白大褂的就打，有一名医生身中6刀，被送进医院抢救，另外有10余名医生、护士不同程度受伤。22日，市政府经研究决定，责成医院赔款21万。23日，医务人员忍无可忍，自发组织到市政府门前请愿，要求市政府作出解释，并严惩肇事凶手。这是一个“黑色六月”。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全国各地先后发生了五起“血溅白衣”事件。其血腥程度，令人惊悚。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居然会发生如此野蛮的“返祖现象”，实在令人惊诧!这些残酷的暴力事件，直逼每一个有良知者的心理承受底线，直逼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底线。是可忍，孰不可忍!几年前，深圳一家医院的医务人员曾戴钢盔上班，引起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被认为是中国医患关系紧张的缩影。然而，这一事件背后隐藏的深层问题，并未引起执政者的应有警觉，很多官员一笑了之，仅仅视为“炒作”、“作秀”。随着时间的推移，医患矛盾不仅未见缓和迹象，反而愈演愈烈。直至今天，靠暴力解决医患纠纷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其实，中国的医生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医生。他们拿着微不足道的报酬，干着最苦最累的活，长期忍辱负重。虽然也有怨言，却从未放弃职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守护生命的群体，却连自身的生命安全也无法保证，这究竟是谁的耻辱？应该看到，医患矛盾绝不是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私人恩怨”，而是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长期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滞后，医疗资源供给不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之间的矛盾突出，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声强烈。同时，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结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凸显。而医院作为一个与百姓生命息息相关的“窗口”，自然成为最容易引燃社会情绪的导火线。医学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发生医患纠纷，不足为奇。如果医猾方都能理性对待，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事情就会简单得多。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很多患者往往不愿意诉诸法律，而更喜欢“以闹取胜”。只要病人死在医院，活着的人似乎就有了赚钱的机会。不管是谁的责任，医院都要花钱摆平。否则，家属就会和职业“医闹”联合起来，摆花圈、设灵堂、围医院、打医生，仿佛有天大的冤屈。其实，很多“医闹”都是花钱雇来的，哭了半天还不知道谁死了。最后，医院迫于无奈，只好花钱买平安。于是，“医闹”和死者家属坐地分赃，各有所得。如此一来，“医闹”成了一个投资少、风险低、致富快的新职业，黑恶势力，趋之若鹜。

“医闹”之所以越闹越欢，根源就在于地方政府部门的软弱纵容和公安机关的失职无为。很多地方官员认为，患者闹事，肯定是有冤屈，医院是公家的，赔点钱就“和谐”了。然而，正是这种是非不辨、黑白颠倒的“和谐观”，导致了国有资产白白流失，助长了“医闹”的嚣张气焰，使其有恃无恐，肆意危害公共安全。更奇怪的是，很多**看到“医闹”围攻医院，往往“坐山观虎斗”，放任自流。他们的理由是，“医闹”是“和平**”，只要不流血，就没有执法依据。其实，这是为其失职行为找借口。试想，一个街头乞讨者都能因涉嫌扰乱公共秩序被拘留，何况一群“医闹”真的干扰公共秩序？为什么有时对待群众上访可以滥用警力，而对待“医闹”围攻却要“慎用警力”？难道法律的弹性如此之大？和谐社会的大厦，是建立在法治基石之上的。依法打击“医闹”，就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也是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如果总是习惯于“花钱买平安”，换来的只能是表面和谐，其背后往往潜伏着更大的危机。因此，作为执政者，只有捍卫法律尊严，才是维护和谐之本。当然，“医闹”之所以猖獗，也与患者维权渠道不畅、维权成本太高有关。打一个医疗官司，往往黑发人变成白发人，却未必能得到一纸公平的判决。因此，从长远来看，政府部门应开辟医疗纠纷处理的“绿色通道”，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增强透明度和公信力，把患者的维权行动引入法制轨道，最终让“医闹”无事可闹。“黑色六月”的五起事件绝非偶然，而是医患矛盾恶化升级的“报警器”，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假如有一天，医生都戴上钢盔、穿上防弹衣，那就真成了国家的耻辱了!

第一章医者的尊严 4.医生被刺的反思

2010年6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连发两起血案。凶手在刺杀了肿瘤中心一名医生之后逃匿，次日又将一名护士刺成重伤。据了解，凶手周某系因宿怨杀人，其父13年前患原发性肝癌，曾在该院就医，不久后去世。周某将其父去世原因归结为医生没尽力，长期怀恨在心，最终采取极端手段制造此案。近年来，医生被害事件屡屡发生，引起社会各界的忧虑。这些事件看似偶然，却又隐含着一定的必然性，值得深刻反思。医生被患者杀害，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悲哀，也是一个法治社会的耻辱。作为“生命保护神”，如果医生连自身安全也无法保障，又怎能给患者以安全呢？医生是救人的职业，医患关系本应是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之一。但是，中国的医患关系为什么如此紧张？原因很复杂。其中，既有医猾方的原因，也有医疗卫生体制的原因，以及更深层的经济社会原因。从患者来看，对医学的局限性和风险性认识不够，是导致心理失衡的重要原因。很多人认为，看病就是“消费”，只要花了钱，就应该治好病。如果治不好，医生就是“图财害命”。事实上，现代医学远没有发展到包治百病的阶段，这是由生命的复杂性决定的。对于大多数疾病来说，医学上更多的是缓解而非治愈，这不是医生的问题，而是医学的局限。即便是对于某些常见病，治疗上也有无效概率。因此，一位西方医学家说：“医学是一种可能性的科学。”医生只能告诉病人成功的概率，而不能保证绝对成功。然而，一些重症患者在家庭花费了巨额费用之后，往往难以接受人财两空的结果，很容易产生过激反应，这属于对医学的误解。从医生来看，缺乏人文精神、忽视沟通解释是激化矛盾的主要原因。很多医生过分关注技术，把医学的目标仅仅视为“治愈”，而忘记了“帮助”和“安慰”。个别医生态度生硬、冷漠、傲慢，不愿和患者多说一句话。他们认为，只要在治疗上做了最佳选择，技术上做了最好发挥，就算问心无愧了，没有必要浪费时间解释，更没有义务解决心理问题。结果，医学越发达，医生越冷酷。其实，人都是感情动物，尤其是当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心灵格外脆弱敏感。医生的一句解释、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会对病人产生很大作用。但遗憾的是，我国真正具备人文修养、善于换位思考的医生还不多。据统计，在医疗纠纷中，绝大多数是由于医患交流不畅造成的。而纠纷发生最多的，往往是那些不屑交流、不善交流的医生，或在手术签字时只会说“丑话”的医生。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仅靠医猾方的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医疗保障制度。近年来，由于政府投入不足等原因，百姓的医药费用负担很重，“一场大病，拖垮全家”的现象十分普遍，看病难、看病贵呼声日益强烈。而医院作为直接面向百姓的窗口行业，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喷发的“火山口”。尤其是医护人员身处“前沿阵地”，往往代体制受过，成为被伤害的对象。因此，只有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让人民群众得实惠，让医务人员受鼓舞，医患关系的坚冰才能化作春水。

第一章医者的尊严 5.警惕另一种医闹

清明时节雨纷纷，四川成都的高速路边出现一则巨幅“广告”。画面上是一名穿着婚纱的女子，旁边写道：“清明痛悼爱妻高德珍，爱妻于2011年2月18日在华西医院附二院手术台分娩时，永远地离开了”。其中，“华西医院附二院”七个大字尤为明显。同时，一条《清明痛悼爱妻》的微博在网上流传，微博上的照片是一名男子怀抱自己女儿，他的身后就是那块广告牌。此事引起了很多媒体关注。据了解，这是当地一家著名策划公司的“杰作”。事情的起因是：某孕妇到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分娩，医生发现是前置胎盘，病情非常凶险。医生在术前术中均反复告知风险，并尽力挽救，但产妇终因大出血死亡。当时，家属并无异议。然而，半月之后，死者丈夫突然向医院提出巨额赔偿。在谈判破裂后，该男子聘请策划公司，花15万元竖起了这块标新立异的“广告牌”。策划公司参与医疗纠纷，用“软暴力”逼迫医院花钱平事，这是一种医闹新形式。过去，人们常见的医闹是患者家属雇人在医院摆花圈、设灵堂，甚至采取暴力手段打砸医院。不过，这种暴力手段因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容易触碰法律底线，因而越来越难奏效。因此，一些策划公司纷纷瞄准商机，推出医闹升级版，即通过策划公共事件，吸引公众的眼球，引起媒体的关注，再利用舆论压力逼迫医院谈判，最终达到索赔目的。从“武闹”到“文闹”，虽然形式变了，但本质都是医闹。在这起事件中，策划公司可谓用心良苦，在清明节前大打“悲情牌”，确实吸引了不少记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在其背后，隐藏的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近年来，很多策划公司为了牟取商业利益，不顾社会影响，故意混淆是非，迷惑公众。一位“策划大师”曾经这样描述其“勾引媒体”理论：“最好的广告宣传是新闻”、“勾引媒体的关键是人为制造兴奋点，需要策划人把无化有，把小化大，只要勾引成功，只要记者上钩，他就会添油加醋、语不惊人死不休了”、“新闻是需要策划的，媒体记者是需要勾引的，勾引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你的‘料’是否吸引他们”。由此可见，这些策划公司并非为了伸张正义，打抱不平，而是黑白不分，见利忘义。所谓成功的“策划”，其实就是设下诱饵，引记者上钩，让媒体成为其牟利的工具。可见，在网络时代，一些看似吸引眼球的“新闻”，很可能是策划公司挖好的“陷阱”。如果记者为了追求轰动效应，盲目跟风追热，很可能沦为别人的“猎物”，最终损害媒体的公信力。在一个法治社会，患者维权应该选择合法的路径，如医疗事故鉴定、诉讼、第三方调解等，而不应靠“闹”来扩大事态，否则就会误入歧途，把合法的事办成违法的事。眼下，个别患者家属以人死为借口，不惜采取各种手段，肆意损毁医院声誉，从而达到获取钱财目的，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维权方式。而一些策划公司充当幕后“黑手”，把医疗纠纷当成“卖点”，制造社会混乱，加剧医患矛盾，实属害群之马，理应受到道德谴责甚至法律制裁。医患之间，和则两利，“闹”则两伤。在一个医闹泛滥的社会，医生不能安心执业，患者不能放心就医，谁又是赢家呢？

第一章医者的尊严 6.让医院从纠纷中解脱出来

2010年初，司法部、卫生部、保监会联合了《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运用人民调解制度化解医疗纠纷。这意味着，我国将建立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让医院从医疗纠纷中解脱出来。近年来，我国医疗纠纷呈频发态势，一些地方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严重干扰了医疗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公正“第三方”，当医疗纠纷发生后，很多患者更愿意选择摆花圈、拉横幅、闹事端等方式维权，通过扩大事态来施加压力。而医院为了息事宁人，往往花钱了事。于是，“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成了一个“潜规则”。事实上，这种做法既不利于分清是非，也不利于医院的长治久安。很多医院花钱不仅没有买来“平安”，反而传递了错误信号，引来了更多的暴力维权者。医疗是一个高技术、高风险的行业，无论在任何国家，医疗纠纷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于医学的专业性很强，医患之间信息高度不对称，在双方的利益博弈中，医方往往占绝对优势。所以，如果仅靠医患之间协商，很难达成共识。于是，很多患者迫于无奈，只好选择成本较低的“暴力维权”。事实证明，让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介入纠纷处理，医猾方往往都能接受，很容易达成和解，从而避免了无休止的纠缠和漫长的诉讼，大大节约了社会成本。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公共场所，本该是宁静的“港湾”，而不应成为医患冲突的“战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社会公益组织，它由法律、医学、保险等专业人士组成，不向医猾方收取费用，因而具有较高的公信力。运用人民调解机制处理医疗纠纷，可以让医院从喧闹的医疗纠纷中解脱出来，专心致志从事医疗活动，从而实现“院内纠纷、院外处理”。这既有利于维护医院的安宁，也有利于维护广大患者的利益，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创新之举。有感医生“红黑榜”

2010年，一个关于武汉儿科医生“红黑榜”的帖子在网上流传。上万名妈妈根据带宝宝看病的经历和体验，列出了武汉各大医院儿科的“好医生”和“坏医生”，吸引了数十万网民阅读。如今，这个帖子成为很多妈妈的“看病指南”。那么，一个民间版的医生“红黑榜”，为什么如此受追捧？说到底，是因为真实可信。与很多官方评选的先进榜相比，这个“榜”不教条、不粉饰、不冷漠，都是用真人真事说话，因而更有亲和力和可信度。也有人认为，这个“榜”都是凭个人主观印象给医生打分，缺乏专业视角，很可能有偏颇之处。应该承认，一个由网民口碑形成的“红黑榜”，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甚至是错误。但是，这并不影响其存在价值和社会意义。过去，医生的技术和品行主要靠病人口口相传，传播范围有限。如今，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时代，每个病人都是“公民记者”，医生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博客、论坛的题材。因此，一个医生要想获得公众好评，唯一的办法就是善待病人。医学的本质是人学，它是一种善良人性和友爱情感的表达。科学求真，艺术求美，医学求善。自古以来，行医都被称为仁术。现代临床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认为：“行医是一种艺术而非交易，是一种使命而非行业。”所以，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好医生的标准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为病家谋幸福”。因为，医生本来就是为病人而存在的。如果没有病人，就不会有医生。作家陈祖芬曾写过一篇题为《当看病成为温暖享受》的文章，记录了她在美国哈佛医院看病的感受。由于医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以至于她竟然不愿离开医院，甚至觉得“对医院欠下人情债”。相比之下，中国人到医院看病，谁曾有过这样的美妙感受呢？在很多时候，冷漠与傲慢，成为医生的流行表情。诊室里，常常会有这样的情景：病人恭敬地递上片子，医生接过片子，眼睛根本不看病人，边看片子边问：“怎么了？”于是，病人诚惶诚恐地叙述病情，而医生则低头开单，似听非听，最后来一句：“先去化验吧。”直到病人离开，医生都没有看一眼病人。一个把病人当成机器的医生，即便有妙手回春之力，谁又能说他是好医生呢？其实，老百姓求医看病，除了希望解除生理上的疾痛，更希望得到医生的情感关怀。哪怕只是一句温暖的问候，一个真诚的眼神，一个亲切的手势，就足以令人感动一生。对于病人来说，医生虽不可能治愈所有疾病，但至少要有一颗仁慈的心，不乱开药、不乱检查、不胡折腾。然而，就连这样简单的要求，在很多时候竟也成了奢望，这确实是医学的悲哀。事实上，医术固然重要，但由于医学的局限性和疾病的复杂性，患者很难对医术作出判断。这正如北京协和医院郎景和教授所说：“再年轻的医生，在病人眼里也是长者；再无能的医生，在病人眼里也是圣贤。”因此，作为病人，往往更看重医生的人文修养。人文修养虽然无形，却隐藏在医生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之间。没有它，医生就成了修理匠，手术刀就成了屠宰刀。一张“红黑榜”，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老百姓对好医生的期盼。也许，好医生的标准有千万条，但归根到底就是一条—善待病人。

第一章医者的尊严 7.好医生为啥这么缺

最近，一位同事的小孩耳痛，分别到北京多家著名三甲医院看病。结果，专家众说纷纭。有的说是中耳炎，有的说是鼻窦炎。有的让吃抗生素，有的让服中成药，有的让用喷鼻药„„几个星期过去了，孩子的耳朵嗡嗡响、鼻涕时常流，吃着喷着各种各样的中药西药，病还是没有好。几家大医院，居然看不好一个小毛病。在医疗资源云集的北京尚且如此，缺医少药的农村又会怎样呢？近年来，老百姓感叹看病难，说到底还是好医生太稀缺，能治好病的医生不多。所谓“全国人民上协和”，恰恰说明了这一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医生的数量远远不足。2009年，全国平均每千人拥有医生约1.7人，而美国约为2.6人。同时，我国医生的整体素质也不高。据卫生部统计，在乡镇卫生院，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技术人员不足23%；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有高级职称的技术人员不足4%。我国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机构的利用率仅为30%，而国际平均水平是50%~80%。这说明，基层缺乏患者信任的好医生。我国的好医生为什么这么稀缺？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医生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高，投入大、产出低，风险大、收入低，这样的职业很难具有吸引力。例如，在每年的高考状元榜上，尖子生几乎没有学医的，医学院校的生源质量呈下降趋势。在我国就业人口中，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比例不足1%，而英国为6%、美国为4%。从全世界来看，医生都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好职业。绝大多数国家医生的收入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的3至5倍。这是因为，医生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高技术的职业，如果医生的收入无法体现其资源的稀缺性，就很难吸引最优秀人才学医从医。但是，我国医生的收入属于中等水平，基层医生的收入还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例如，2009年，北京市社区医生的人均工资是4.2万元，而当年北京市职工的人均工资是4.7万元。为此，全市社区医生流失率达10%。直到2011年，北京市社区医生年薪才涨至5.8万元。同时，医生的劳动技术价值被严重低估，技术收费无法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和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挂号费不如停车费”、“看病的不如算命的”，就是最生动的注解。同时，医生的形象长期被扭曲甚至妖魔化，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闹”事件频频发生，医生普遍缺乏职业尊严感。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病人越来越多，疾病也越来越复杂，医疗需求出现“井喷”。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需求的增加可以刺激资源的供给。然而，医疗卫生行业却出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社会的医疗需求猛增；另一方面，人们学医从医的积极性却在下降，好医生的供给量不能有效增加。这说明，现行医疗卫生体制的资源动员能力还很低，一个源源不断“制造”好医生的机制尚未形成。医生是医疗行业的核心，也是医改的主力军。解决看病难，关键在医生。如果不能充分调动医生的积极性，医改就很难成功。因此，提高医生的薪酬待遇，尊重医生的劳动价值，是增加好医生供给的重要手段。只有最大限度解放医疗生产力，增强医疗卫生行业的资源动员能力，创造有利于好医生成长的社会环境，看病难才会得到根本缓解。医生最看重什么

2008年初，《中国青年报》和丁香园网站联合开展了一项关于医生的调查：63％的受访医生表示，让他们最感快乐的事是“治愈患者疾病，取得患者信任”，这个比例甚至超过了“经济收入增加”和“职称得到提升”。有位受访医生这么描述他的幸福和快乐：“千方百计抢救成功重危患者之后，那种成就感无法用语言形容；外出时遇到并不熟识的面孔，向你热情地打招呼，自豪感油然而生；在餐馆吃饭，旁边的客人向你点头，虽然你已不记得他是何许人也，可结账时才发现他已经替你结过了，这是病人对医生最朴实的回报。”虽然这个调查仍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至少纠正了社会上对医生的一部分误读。当前，不少人认为，医生过分追求经济利益，他们吃“回扣”、拿“红包”，把金钱看得越来越重，把病人看得越来越轻。其实，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应该承认，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确实有一部分医生见利忘义，放弃了职业操守。但是，绝大多数人依然坚守理想，怀着一颗仁爱之心，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因此，他们最大的快乐就在于用自己的医术治愈患者的疾病，并得到患者的尊重和认可，这也是医生实现自我价值的最佳途径。也许有人问：医生真的不看重钱吗？假如患者做手术不送“红包”，医生会不会故意做坏？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作为医生，谁都想妙手回春，没有人想把病人治坏。至于有的病人没有获得满意疗效，甚至发生了医疗事故，大多是客观因素造成的，而非医生主观故意。因为医术是医生立身之本，谁敢拿患者的生命开玩笑，谁就是拿自己的名誉开玩笑。一旦上了手术台，医生的心中就不会有任何杂念。患者命悬一线，吉凶未卜，医生如履薄冰，哪可能故意让手术失败，甚至还恰到好处地留点“病根”？这不仅在技术上很难把握，而且在主观上也不符合常理。当然，医生也不是超凡脱俗的“圣人”。对于自己付出的劳动，他们也渴望得到回报。但是，这种回报必须是出于患者由衷的感激。北京协和医院著名妇科专家郎景和教授曾说：“我通常不接受病人的礼品，但不绝对。哪怕是很贵重的礼物，如果里面没有蕴含真挚的情感，我也不看重。医生在高强度的生死搏斗中，和病人是战友，他需要病人对花费在他身上的心血和劳动予以理解

第三篇：生命安全，一个永恒的话题

生命——浩瀚星空中最智慧和最宝贵的精灵，在灾难面前却是如此的脆弱，消逝时就象一缕渐行渐远的烟。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历史，本应是一部追求平安幸福的历史，然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灾难却始终与人类同行，车祸、火灾、电灾、瓦斯爆炸……。这些灾难就像阴影一样始终伴随着人类发展，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有些自然灾难是不可避免的，有些灾害却是可以减轻或避免的。灾难，全球每年都以数十万人的生命为代价，警醒着继续生存的人们。

安全，人类演化的生命线，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穿越时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说起来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正是因为那些不安全的因素，扼杀了多少员工的生命；因为忽视安全生产，使多少家庭从此失去欢乐和幸福。每年所发生的电网、设备和人身安全事故，使多少企业蒙受巨大损失。灾祸猛于虎！

难道只有用鲜血和生命才能唤起我们对安全生产的关注和对生命尊严的关爱吗？安全生产，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一次的麻痹大意和违章违纪，足以让九千九百九十九次安全前功尽弃，付诸东流，让好人一生平安的美好愿望化为泡影。今天，超前预防性持续改进已经成为现代安全管理的主要特征，它要求人们从本质上来认识事故，做到超前防范、临危能应。我们坚信，除不可抗力，一切事故都可避免。

这是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科技日新月异，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追求和平、幸福和安宁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主题。让我们在关爱自己、关爱他人的同时，也感受着社会的温暖和关怀。在给整个社会经济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的时候，在面对失去亲人的那一双双无助眼神和一行行悲伤眼泪的时候，每一位员工是否都曾思考过：我们，可不可以减少或者杜绝由于不安全因素所带来的悲剧再次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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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电力系统的的安全管理不仅走在各行各业的前列，并且可以与世界一流管理水平相比肩。有关专家就曾表示：像美国、加拿大那样的电网灾难性事故绝不会在中国重演，近一年时间里做的两次大扰动实验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这个预言。

第四篇：生命安全—一个永恒的话题

生命安全—一个永恒的话题

生命安全——一个永恒的话题

生命——浩瀚星空中最智慧和最宝贵的精灵，在灾难面前却是如此的脆弱，消逝时就象一缕渐行渐远的烟。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历史，本应是一部追求平安幸福的历史，然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灾难却始终与人类同行，车祸、火灾、电灾、瓦斯爆炸……。这些灾难就像阴影一样始终伴随着

人类发展，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有些自然灾难是不可避免的，有些灾害却是可以减轻或避免的。灾难，全球每年都以数十万人的生命为代价，警醒着继续生存的人们。

19世纪电磁机的发明应用，使人类步入了现代工业文明。21世纪的今天，整个人类的生产生活已经与电力密不可分。正是由于人类自身对电的依赖性以及电力特殊的生产方式和存在形式，这柄双刃之剑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一旦你驾驭不当，它就翻江倒海，它所带来的灾害，决不亚于大自然灾害。

2003年8月14日，美国、加拿大发生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影响最大的电网停电事故。这场涉及9300平方公里、人数多达5000万、一天之后供电才逐步恢复的电网崩溃事故，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和损失难以估算。如果说这样的事故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的话，那么，在我们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生的一些血淋淋的人身安全事故，就会让人触目惊心。2001年10月25日，某电业局安装公司在城网改造架设线路时，因施工负责人擅自更改施工方案，施工人员违章作业，造成两死两伤的重大事故。1993年3月21日，在内蒙古一座大型电厂的建设工地，突然爆裂出一声声撕人心肺的呼叫。祸从天降！承建单位在拆除高150米的1号水塔北侧井架时，井架突然坍塌，造成16人死亡，1人重伤，1人轻伤，直接经济损失53万元。这是一起典型的指挥人员有章不循、违规指挥、麻痹大意、不负责任、无视安全工作规程所导致的恶性事故。几乎每个月的安全通报上都有类似的事故的报导。

据有关部门随机抽样10年来生产事故统计显示，10年间触电事故占事故总数的28，死亡人数占43.9，重伤人数占17.4；高空坠落事故占事故总数的23.5，死亡人数占9.1，重伤人数占27.5。据统计，我国每年由于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000亿远以上！

长期以来，我们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突出、重要的基础地位，在安全生产的硬件和软件都有较大提高的情况下，事故隐患依然不能杜绝。对实现“除不可抗力，任何意外和事故均可避免”的目标，心里依然没底，一谈起安全生产，无论是管理层还是执行层，总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们去哪儿可以寻找智慧呢？答案就是“人”。

对人最基本的认识，莫过于对人生命权的认识，包括对个体生命价值及其固有尊严的认识，以及个人对家庭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认识。人，头顶天，脚立地，是天地间最具尊严的生命，在社会发展中被看作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人，自然万物才具有灵性，社会才得以演化和进展。生命因其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无论是对于个体生命还是对个体生命所承担的责任都是神圣的。

安全，是人最基本的权利，也是人最起码的道德和责任。这两个字，说的就是人不仅仅要关注自己的生命尊严，而且要关爱自己家庭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说的就是管理者要懂得人是众生之灵，万物之本，要知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

为轻。这两个字，说的其实就是要敬畏生命、关注安全、关爱生命、承担责任。基于对人本质的认识，我们才能关注其思想；基于对人的生命尊严、生存权利及其社会责任的认识，我们才能理解安全思想的全部意义。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正是从人本观点和人文关怀出发，电力行业才确立了人身死亡零目标这样一个近乎严律

和苛刻的指标，并且把确保员工的安全与健康放在安全生产的第一位。只有在实现保证人身安全的基础上，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保电网和保设备安全的目标。

那么，我们每一位员工对于生命，对于家庭，对于企业，对于社会，将怎样履行肩头所担负的责任和义务呢？

第五篇：“安全”—— 一个永恒的话题

追求时髦，崇尚流行也许是一种时尚，“安全”—— 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是一旦流行成为社会的主流，那种存在于人们心中原本美好的东西，便会成为过眼烟云，变的黯然失色。然而，“安全”却时时刻刻、事事处处遍布于人们生产、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人们外出时要注意交通安全；生活中要注意卫生防病安全；生产中要注意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等等……，所以，“安全”是一个永不过时的话题。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凡是无视安全的行为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如：甘肃3.5、宝鸡3.23人身伤亡事故，向我们警示, 违规操作，习惯性违章、经验主义和麻痹思想是生产事故的大敌，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任何无视规章制度的行为都会留下一部不堪回首的血泪史。事实证明只有将安全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才能保证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社会环境的稳定。

“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一直以来是许多厂矿企业所倡导的口号，意喻人们能够安全顺利的完成一天的工作，平安的回到家中和家人团聚，同时也表达了各级重视安全、渴望安全的心愿，范文《“安全”—— 一个永恒的话题》。而如今，“三个安全”工作的广泛开展，更加说明了全社会上上下下关心安全、重视安全的程度。尤其是我们作为生产一线的工人，更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安全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在操作中不注意严格的遵守安全工作规程，做好安全防护工作，那么一旦发生事故，第一个受到伤害的必然是我们自己。因此，为了做到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和不被他人伤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从我做起，从点滴养成做起，绷紧安全这根弦，决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严格按规程办事，让事故远离我们，真正做到事故苗头不在我身上发生，不在我单位出现。

“安全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和松懈，更不能摆架势，走过场，虚张声势。假如有人拿安全工作当儿戏，最终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做到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坚决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传达执行两张皮的做法，更不能一味的为了应付检查而惶惶不可终日，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那样最终的结果就是害人害己。我们应该把安全预防工作落到实处，形成制度化，做到人人监督，各负其责，广泛掀起违章可耻、守纪光荣的良好氛围，真正做到领导在与不在一个样，检查不检查一个样，一切从实际工作出发，把安全工作渗透到每个角落。

“安全责任重于泰山”不是哪一个人凭空想象出来的，也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不断实践总结出来的，当前我们全部工作都要围绕着安全这个中心来进行。必须认真落实《安全法》的规定，把安全《“安全”—— 一个永恒的话题》

律师管理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永恒话题

第一篇：律师管理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永恒话题

第二篇：医患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第三篇：生命安全，一个永恒的话题

第四篇：生命安全—一个永恒的话题

第五篇：“安全”—— 一个永恒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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