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与诚信原则——重庆华立律师事务所·高飞

第一篇：律师与诚信原则——重庆华立律师事务所·高飞

律师与诚信原则——重庆华立律师事务所 · 高 飞

今年是重庆律师诚信建设年，“诚信”二字成了时下律师使用频率极高的字眼。那么，到底什么是诚信﹖什么是律师的诚信﹖律师与诚信到底有怎样的关系，本文仅就此略陈管见。

诚信的基本含义

在中国文字中，诚和信具有相同的含义，《说文解字》中就有这样的注释：“诚，信也；信，诚也。”宋代思想家朱熹曾说过：“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由此可见，所谓的“诚信”即诚实信用，其基本含义是诚实无欺、讲究信用。

从道德角度看，诚信是人们最基本的道德观念，是人民历来推崇的道德标准。在同大自然作斗争的实践过程中，人类逐渐认识到个人力量有限，集体智慧无穷，必须团结协作，互相帮助，才能生存、发展。怎么才能使这种共同的社会生活正常地进行下去呢﹖必须遵守共同约定的规范，讲诚实，守信用。如果彼此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猎物尚未捕获，先就为如何分肉而打将起来，那就会一事无成。几千年来，人们通过文学、艺术、诗歌乃至宗教，讴歌、传诵的是诚实信用的美德；抨击、鞭挞的是背信弃义、巧取豪夺的邪恶。

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诚实信用有着极深的渊源。孔子就讲过：“言必信，行必果。”《左传》在评价一国国君的水平和素质时，首先看重的是诚信，“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汉代大儒董仲舒倡导，将“仁、义、礼、智、信”作为“王者所当修饬”的五种必备的品质。诚信则作为道德标准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讲求的是“一诺千金”、“一言九鼎”，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作为对自己承担义务的保证。

诚信也被融入了社会主义道德的范畴，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在全社会大力提倡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在市场经济大潮涌来时，对利的追求强烈地冲击着一切规范，成了首选的价值取向，于是在有些人看来，诚信成了愚蠢的同义语，而诈欺成了聪明、能干的代名词。其实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也是诚信经济。市场经济秩序不规范，追本溯源，就在于诚信原则受到了损害。

从法治的角度看，诚信是一项法律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最早源于罗马法，其立法的根基是自然法道德的“善”。意大利法学家朱塞佩·格罗梭在其所著的《罗马法史》中指出：在罗马法中，“诚信是一种规范要素，诚信创造出一系列罗马的规则。当然这些规则既适用于罗马人，也适用于异邦人”。１９１１年瑞士民法典将其作为基本原则明载律章：“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以后，欧洲许多大陆法系的国家均随其产生，以致被学者奉为“帝王规则”、“顶级规则”、“超级调整规范”而久享盛名。诚实信用原则也被我国法律广泛采用。我国《民法通则》第４条规定：“民事活动应遵循自愿、公平、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另外，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有关法律都把诚实信用作为基本原则规定其中了。

由此可见，诚信既是一种道德标准，又是一个法律准则。而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诚实信用原则更是已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础，与法制原则一起共同构成市场经济的两大支柱。但过去我们强调市场经济比法制经济多，对根据市场经济的需要，建立我国的诚信制度却关注不够。现在我们重新强调诚信原则的重要，重拾诚实信用这一道德规范和法律原则，充分表明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刻，也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

诚信原则对律师的要求

诚信是律师的合同义务，这主要是从律师当事人的关系而言的。律师与当事人的关系是一种委托合同的关系，律师工作的特点就是接受当事人委托，为其提供法律上的服务和帮助。因此，律师从事业务活动的基础是因合同而产生的债，律师业务活动的内容就是为了履行基于合同所产生的合同义务。在这当中，诚信义务是一项重要的义务，它要求律师在建立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应当坚持对当事人以诚相待，而不能欺骗、蒙蔽当事人。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律师应当在建立合同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如实地告知当事人所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并对这些权利和义务的法律含义进行充分明确的解释。聘请律师，需要签订委托合同，这是任何一名律师从事律师活动的开始。签订合同是律师的拿手戏，当事人则是门外汉。在许多情况下，当事人只知道他们想怎样（有的甚至连想怎样都不知道），而对于能否这样，能否实现他们的想法，如何实现他们的想法，如何请律师，律师有哪些工作，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应当为他们做些什么，请律师应该花多少钱，是否应该花这么多钱等等一概不知。在这样的情况下，诚信义务就要求律师应当履行告之义务，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详尽的解释，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进行分析预测，尤其是对当事人存在的诉讼风险以及当事人不合理或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尽可能地进行说明，使当事人明明白白地签合同、明明白白地请律师，如果能够这样，即使官司输了，当事人也完全可以理解，律师也完全可以问心无愧。

２．律师在建立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地为当事人谋取最大的利益，不得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当事人之所以请律师就在于律师所拥有法律知识，能够运用这些专业知识为他们进行法律服务，为他们谋取利益。俗话说：“拿人钱财，为人消灾。”律师在签订了代理合同，享受了收取代理费的权利之后，就应当履行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合同义务，而在履行这一义务时同样需要诚实信用。这就要求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有利害冲突的双方当事人同时代理（双方代理），也不得在自己与当事人有利害冲突时接受其委托（自己代理）；同时还要求律师应当尽可能地采取或选择安全妥当的途径或方式为当事人谋取最大的利益。

３．律师在建立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地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保守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律师在工作进程中，为了更有效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需要和当事人之间建立一种毫无保留的交流关系，要求当事人尽可能地向律师披露真实的信息，这就使律师容易直接了解到当事人的一些隐私和秘密。律师由于其职业的特点，往往在承办案件或接受代理的过程中，还会了解或接触有关证人及其他有关人员甚至国家机密，如果律师不能很好地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不能够很好地为当事人保守秘密，势必会导致当事人对律师的不信任，甚至会给当事人带来各种各样的损害后果。

诚信是律师的职业要求

对于律师的理解，当前有各种各样的学说和理论，但无论是将律师定义为法律工作者，还是将律师定义为利用法律专业知识为他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均不能否认律师与法律之间的密切关系。法律是神圣的，是至高无上的，因此，律师在执业的过程中只能服从法律，依靠法律，而不能歪曲法律，更不能玩弄法律。从这个意义上讲，律师在对当事人诚信的同时，更应该对法律诚信；合同对当事人的诚信只是一种基础的合同义务，而对法律的诚信义务则是更高层次的要求。曾经有一位律师因将案卷材料留给犯罪嫌疑人家属而被人民法院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有人认为这是合同义务和职业要求的矛盾，是由于对当事人讲诚信而违反了职业诚信，笔者认为这一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对当事人的诚信与职业要求的诚信是一致的，只是层次和要求不同，并非矛盾。有的律师一味讨好当事人，尤其是在对事实的判断和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上是独立意志，将自己的意志当作是对当事人的诚信，这是对诚信的错误理解。

具体而言，律师的职业义务对律师诚信的要求主要包括：

１．公平竞争。同业竞争、同行竞争是市场经济最常见的现象，在律师行业，在各个律师事务所之间也同样存在，但只有公平有序的竞争才能带来良性循环和最佳效果。因此，律师在行业竞争中应当尊重同行、公平竞争、相互学习、共同提高，不得贬低他人、抬高自己，以诋毁同行的方式招揽业务，不得以提供回扣、介绍费等方式承揽业务，不得利用新闻媒介进行虚假或夸大的宣传，这些都是诚信原则对律师执业的要求。

２．依法代理，禁止伪证。伪即假，作假即是不诚实，因此，在代理案件的过程中，应

该实事求是，依法取证；不得伪造证据或教唆当事人伪造证据，不得暗示、诱导他人提供伪证，这也是诚信原则对一名律师的基本要求。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对于法官来说，学识比机敏更重要，谨慎比自信更重要。”笔者认为对于律师来说也同样如此。许多律师自视甚高，认为自己聪明、机智，口若悬河。但作为一名律师同样是“学识比机敏更重要、诚信比自信更重要”。愿以此与各位同行共勉。

（摘自《重庆律师》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第二篇：律师个人工作总结与律师事务所工作总结

律师个人工作总结与律师事务所工作总结合集

律师个人工作总结,律师个人年终工作总结

律师个人工作总结(一)

一年来，本人能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大三中全会精神，积极实践“三个代表”，在思想上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作风上艰苦朴素、务真求实，较好地完成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各项任务。接受当事人委托后尽心尽力办案，努力工作，主要情况汇报如下：

在思想上，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领会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大三中全会精神，利用电视、电脑、报纸、杂志等媒体关注国内国际形势，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有关政治思想文件、书籍，深刻领会胡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并把它作为思想的纲领，行动的指南。积极参加律师事务所组织的各种政治学习及教育活动。积极向广大律师同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通义律师精神。

律师事务所工作总结

根据《司法部关于开展合伙律师事务所规范建设年活动的意见》和省厅相关动员部署大会精神，我所从今年3月份开始全面开展了本所规范建设年活动，通过组织全体合伙人及执业律师学习法规条例，交流体会，查找问题，制定措施，完善合伙机制，健全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全面提升服务层次和质量等活动，取得较好成效。现将本活动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组织部署和开展情况 今年的规范建设年活动，是去年律师队伍集中教育整顿活动的延续和深化，同时也是促进律师队伍和律师事业健康发展的要求。对此，我所针对本所实际，为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全力推动事务所规范建设年活动，首先召开了三个层面会议： 取得实效。再次，明确了要求，以促发展、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促进事业发展。为此，事务所积极组织了几项活动。如组织合伙人、行政业务管理人员交流和学习，研究国内一些优秀律师事务所管理工作的成熟经验和先进作法；邀请法官、检察官等相关部门人员座谈征求意见活动等形式，报告事务所规范建设年活动的工作整体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争取配合、支持；通过省厅组织的在本所召开的全省合伙律师事务所规范建设年观摩会与兄弟律所学习交流等。通过上述工作的具体部署和落实，并结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我所规范建设年活动开展扎实，并取得较好成效。

二、具体规范建设工作和取得的成效 根据今年开展合伙律师事务所规范建设年活动中司法部提出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和主要内容以及事务所在去年开展的律师集中教育整顿活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为突破口，紧紧围绕在业界普遍存在的“管理模式、质量控制、分配机制”三大难题，重点进行了查找整改、制定措施、完善体制，取得了较好成效。

1、通过律师规范建设年活动，进一步增强了本所自律性管理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增强了合伙人的监督管理意识，健全和完善了统一收案、收费、财务管理、分配、内部监督等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增强了对律师服务质量跟踪管理和对办案过程的动态监控力度，

第三篇：重庆江晟律师事务所律师爱洒高山留守儿童

2013年5月31日上午9点，巫山县政协委员、重庆江晟律师事务所主任赵本田同志值巫山县官阳小学举行首届艺术节之际带领本所律师赵本新、吴权荣、陈祖山、李开鑫、刘大军、饶智军、彭港、张驰、唐朝林共十名同志怀着大爱无疆的心情驱车120公里前往高寒贫困山区巫山县官阳小学为在校贫困儿童和留守儿童送去爱心，并与全校师生提前庆祝“六·一”儿童节。

“五项工程”是市司法局统一部署的，2011年在全市律师队伍中开展服务发展、服务社会、服务民生的一项活动，一贯坚持司法服务基层、关爱贫困山区的重庆江晟律师事务在逐步落实各项工程的同时还不断推进和引导律师五项工程中重点打造的企业共同参与。在此次爱心捐赠活动中，重庆江晟律师事务所向巫山县官阳小学共捐赠4000个杯子、30余桶菜籽油及现金。另，一同前往的十名同志在全面了解在校学生实际情况后，自愿结对帮扶在校特贫困儿童10名，并现场为10名儿童献出爱心。结对帮扶分别为：赵本田帮扶吴明艳、赵本新帮扶杨兴磊、吴权荣帮扶杜万江、陈祖山帮扶残疾学生梁小明、李开鑫帮扶曹勇、刘大军帮扶吴明宣、彭港帮扶代光登、饶智军帮扶曹丹、张驰帮扶肖玉坤、唐朝林帮扶肖乾鎔。结对完后，全体律师为他们留下姓名和联系电话，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并告知有什么困难就与我们联系，我们帮扶的律师也会不定时的来看望和帮扶贫困儿童。

活动中，巫山县官阳小学现场聘请重庆江晟律师事务所主任赵本田同志为巫山县官阳小学法制校长并颁发聘书，官阳小学还向重庆江晟律师事务所赠送锦旗。捐赠仪式完后，学生们还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欢乐地庆祝儿童节，并向献出爱心的叔叔、阿姨们献礼。节目完后，重庆江晟律师事务所全体同志现场为官阳镇村民居民们发放《重庆江晟律师事务所普法宣传手册》、《案例精选手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宣传资料共计2000余份，这将不断促进当地居民法律素养的提高，推进当地的法治建设，创造出了良好的法治氛围。

第四篇：重庆全面规范法官与律师关系

重庆全面规范法官与律师关系

2011-05-09system

日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律师阅卷管理规定》，明确刑辩律师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这是重庆法院全面规范法官与律师的关系的又一举措。

据介绍，重庆法院在规范法官与律师的关系上，坚持标本兼治，疏堵并重，通过既搭“连心桥”又筑“防火墙”的一系列组合拳，最大限度减少司法不廉，提升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在便利律师阅卷方面，重庆高院还规定，代理民事、行政诉讼和执行、国家赔偿等案件的律师有权查阅所代理案件的有关材料、终结案件的有关材料，并针对法院严格安保措施后部分律师出庭不便的问题，专项明确律师持相关证件即可免安检进入法院审判区域。在采访中，记者看到这样一组数据，在“涉黑”案件审理中，全面保障全国各地共600多名律师参与“涉黑”案件辩护，法庭给律师的发言时间累计超过控方23.5%，对定罪量刑有实质影响的辩护意见在15件案件中被采纳95次。

“法官平等对待公诉人和辩护人，对律师在代理权限内发表的意见，制作裁判文书时应归纳评述并明确告知是否予纳”作为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刚性要求，写入重庆高院与重庆市司法局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维护司法公正的意见》。

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法官与律师这对敏感群体之间如何实现良性沟通？重庆高院有这样一些做法：重庆高院与市司法局建立常态工作联系机制，每年召开一次工作座谈会，相互听取意见和建议。每年年底重庆高院会同市司法局收集律师群体对法院审判执行工作、作风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并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遇到有关法律适用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法院统一规范或明确指导意见的，可通过重庆市律协向重庆高院提出建议，法院应予答复等。

重庆高院出台了《关于配偶父母子女从事律师工作的审判岗位领导干部任职限制的规定》，全面调查法官配偶、父母、子女从业情况，对配偶、父母、子女在本地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实行了严格的任职回避。

在清理“显性代理”的同时，重庆高院通过与重庆市司法局共同建立“隐性代理”的信息库。重庆高院每年向重庆市司法局通报离任法官名单,重庆市司法局每年向重庆高院通报一次离任法官、法官近亲属“隐性代理”的情况。

第五篇：论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确立与适用

论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确立与适用

常廷彬

【内容提要】随着现代诉讼观的确立，作为道德原则的诚信原则日益受到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关注，成为贯穿于整个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法官、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都应受诚信原则的规制。

【关键词】民事诉讼 诚信原则 当事人

一、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确立及根据

（一）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确立

1、有关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确立的学说论争。诚信原则作为现代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或称帝王原则，能否在民事诉讼领域适用并成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呢？对此，世界各国学者间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德国学者罗森贝克认为，诚信原则是较为模糊的道德尺度，而处理繁杂的民事诉讼程序应采用明确标准，不应适用诚信原则。德国另一位学者Theuerkauf从维护法的安定性出发，认为不应将诚信原则作为证明责任分配的一条准则，并指出其观点早已被德意志法院所确认。日本学术界在战后反对在民事诉讼法中引进诚信原则，其理由是：第一，处理繁杂的民事诉讼程序应客观地适用明确的基准、遵循具体的规范，而体现在一般条款中的诚信原则有违反制度目的之虞。第二，具有诚信原则的价值判断已具体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之中，因而无需在此以外再规定一条抽象的诚信原则，这样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是有害的。第三，诉讼是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性抗争活动，只要双方当事人按照民事诉讼法的具体规定去进行就可以了，而不必要在法律规则之上再加上一条伦理规则。[1]（P166）

诉讼法学之父德国学者赫尔维希认为，从诉讼法的精神来看，应当承认当事人有真实义务，诉讼程序应不允许当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违背诚信原则。巴姆巴哈认为，诚信原则支配的民事诉讼法，实与支配一切法域相同，国家决不给不正之人或无良心之人以一种工具[2]（P19—20）。日本诉讼法学者谷口安平认为，民事诉讼中应确立诚信原则，并把这一原则作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在我国，多数学者主张将诚信原则引入民事诉讼法中，并据此建立一些相关制度，进一步规范各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从而实现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全面、有效的调控。但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如黄娟博士利用“语境说”对诚信原则提出冷思考，强调中外文化传统、制度等差异性，认为我国尚不具备确立诚信原则的条件[3]。

2、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立法规定。尽管在学说上存有争议，但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诉讼观念及诉讼本身的变化，诚信原则逐步被各国民事诉讼法所确认并成为一项基本原则。

1895年颁布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178条规定：“当事人据以声明所必要的一切情事，必须完全真实且正确地陈述之”。这可以看作是真实义务的立法先河。真实义务的确立使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不仅成为可能更成为必然。同时，也为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的广泛适用提供了契机[4]。

在德国，最先在民事诉讼中适用诚信原则的是最高法院1921年6月的一个判例。德国最高法院在判例中这样论述：“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事人的诉讼关系与他们在实体法上的关

系同样受诚信原则的支配”。[5]（P20）不过，真正使诚信原则在德国民事诉讼中得以确立，当归于1933年德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此次修改中，增加了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真实义务的规定：“当事人应就事实状况为完全而真实的陈述”。

日本1996年《民事诉讼法》第2条则明确将诚信原则规定为统率一切的基本原则：“法院应为民事诉讼公正并迅速地进行而努力；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以诚实信用为之”。美国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像大陆法系国家那样直接采用诚实信用的概念，但是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禁反言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当事人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实施的诉讼行为必须前后一致，不得故意作相互矛盾的陈述。对于矛盾行为，法院应予禁止。例如，在美国的证据开示制度中，当事人之间相互开示证据，就不能使对方感到为难或受到压力，也不能让对方当事人蒙受不必要的经费负担，否则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发布保护令，以保护申请人的利益。

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诚信原则，但民事诉讼法律规范体现了诚信原则的精神实质。如对证人如实作证义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在二审中提出新证据导致发回重审的须承担诉讼费用的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由此看来，应当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是确立了诚信原则的。

总之，通过各国立法，诚信原则一方面已经渗透到诉讼的各个程序之中，成为各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受立法的影响，“无论是学说或者判例 都不再怀疑在民事诉讼中适用诚信原则的可能性了”[5]（P20）。民事诉讼应适用诚信原则的观点取得了通说地位，法官也在积极地、频繁地适用诚信原则以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各种纠纷和法律问题。

（二）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确立之依据

作为道德规范的法律化，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的确立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

1、诉讼观的转变是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得以确立的前提条件。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强调个人意志与选择自由的个人本位思想造就了以个人自由为中心的诉讼观：重视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自由，民事诉讼被视为完全放任双方当事人随意使用各种诉讼手段竞技的角斗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变化，个人本位思想逐渐让位于强调社会公平的社会本位思想，诉讼制度所具有的公共性质被日益强调，民事诉讼从“当事人自己的事”向“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事”转换。诉讼绝不仅仅是“为权利而斗争”，更需要“为权利而沟通”[6]，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不单纯是一种对抗型的“力”的关系，而是加入了一层“协力”的因素。当事人在诉讼中有义务本着诚信的态度从事诉讼行为，通过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协作，使法官尽早发现案件真实，作出合乎正义的裁判。

2、诉讼关系多样化与复杂化是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得以确立的现实需要。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带来民事纠纷数量的增加，也使民事纠纷的类型日趋复杂化。而立法的滞后,常常导致在某些纠纷中仅依靠适用明确的诉讼法律规范有时并不能产生实质的公正。为求得各种利益的平衡，客观上需要一般条款予以补充。如在所谓“现代型诉讼”中，当事人之间明显存在着力量对比上的差别，这就要在证据的收集及证明责任的分配等领域，以诚信原则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确保当事人实质的平等。同时，现实诉讼中的攻击防御活动亦呈现多样化的趋势，要对这些活动进行适当的处置，仅靠明文规定存在局限，需要诚信原则的调整以实现程序的公正。

3、诚信原则在全部法领域中不断得到重视是该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得以确立的必然结果。诚信原则首先是作为民事实体法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出现的，但后来，其适用范围日渐拓宽，在包括公法与私法的全部法领域，诚信原则均有适用的空间。“现在的问题不是诚信原则适

用的领域应否扩张，而是在各个法领域中诚信原则可否排除，可否具体适用。”[7]（P63）无疑，诚信原则适用范围的拓展也对横跨公法、私法领域的民事诉讼法产生了影响。诚实信义从道德规范而入法律并成为最高指导原则，根本上在于其道德内涵所代表的人类生活的最基本的公正观念。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诚信原则也是对公正价值的体认。

4、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确立是由民事诉讼法与民法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或关联性所决定。首先，民事实体法的贯彻落实离不开民事诉讼法。如果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诚信原则的要求，则民事实体法中的诚信原则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和贯彻。这是由民事诉讼法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决定的。“民事诉讼中的诚信原则首先成为对当事人诉讼行为的诚信要求，这种诚信要求是从民事实体法上直接转承而来，而非属民事诉讼法上的独创”[8]。其次，民事诉讼法中包含有大量的实体规定，诸如诉权、当事人适格、诉讼标的、既判力、证明责任等，无不包括实体的内容或与实体的价值衡量相关。如举证责任问题，实际上横跨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两大法域，是实体法和程序法在诉讼中的交汇，所以仅仅从一个法域是无法把握它的真谛的[9]。从立法上看，在民事诉讼法独立以前，多统一于民法典中。民事诉讼法独立以后，民法典中仍包含有民事诉讼法的内容。既然民诉法离不开实体的内容和实体价值的衡量，那么作为实体价值衡量最高指导原则的诚信原则就必然支配程序法领域。

二、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一）诚信原则适用之主体

诚信原则适用于诉讼当事人之间，自不待言。然而，是否适用于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学者之间向来存有争论。在日本，有学者认为，诚信原则应只适用于当事人之间，法院原则上不受诚信原则的约束。[10]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时，无需考虑是否应当取得当事人的信赖。对于当事人的不诚实行为及缺乏信用行为等，法院应以滥用诉讼权利为由，而不是依据诚信原则来加以排斥。不过，多数学者主张法院应受诚信原则的约束。原因在于，诉讼是法院与双方当事人之间构成的三角形的关系，与法院期待当事人遵守信义一样，当事人也能够期待法院遵守信义，这是一种相互的关系[11]（P114）。如果因法院的程序错误而使信赖它的当事人实施了相应诉讼行为，就应保护当事人的信赖利益。

在德国，学理上普遍认为诚信原则也适用于法院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对于法院而言，诉讼程序的实施不得造成对当事人接受审判权的限制，在诉讼中法院不得以自相矛盾的方式行事，尤其不得因其自身的误解和错误导致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上的不利益[12]（P742）。这些规定实质上体现了对法院诚实行使审判权的要求。

笔者认为，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主要机能在于防止滥用权利，保障诉讼程序平等、公平地进行。一方面，法院与当事人一样作为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在诉讼中享有一定的诉讼权利，承担一定的诉讼义务，所以亦有滥用诉讼权利之可能；另一方面，作为民事诉讼的裁判者，法院要负判断诉讼当事人之间的行为是否合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责任。所以，在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中，同样应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不过，诚实信用原则应主要体现为对当事人诉讼行为的规制。与当事人滥用诉讼权能相比，法院滥用审判权的后果更为严重。因此，期冀仅以诚信原则来制约法院滥用审判权似乎过于乏力。

（二）诚信原则适用之形态

根据德国、日本等国的学说与判例，概括起来，在民事诉讼中，诚信原则主要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排除不正当形成的诉讼状态。如果出现当事人使用不正当手段制造出能够适用有

利于自己的诉讼法规，或者能够回避适用不利于自己的法规这种情形，可以根据诚信原则否定他所期待的法律效果。如不当获取的审判管辖。

第二，禁反言。禁反言的法理意味着，一方当事人有义务从事对方当事人预期的一定行为时，实际上实施的却是完全违背对方当事人预期的行为，这种行为就被视为违反诚信的背信行为而予以禁止[11]（P141—146）。《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178条明确规定：“当事人据以声明所必要之一切情事，须完全真实且正确陈述之。故当事人之不真实陈述系为违法。若有故意过失时，当事人应依奥地利民法负损害赔偿义务。”

第三，诉讼上的权能丧失。当事人一方懈怠行使诉讼权利，实施诉讼行为，对相对方实施的诉讼行为长期没有作出表示或实施相应的诉讼行为，致使对方当事人以为其已经不会再实施诉讼行为且又实施了一定的诉讼行为以后，该当事人才开始行使其诉讼权利，并由此导致对方利益受到损害，法院可以该行为违反依据诚信原则确认该权利失效。对此，日本判例是承认的（日本最高法院1935年11月22日判决）。

第四，诉讼权利滥用之禁止。滥用诉讼权利，是指当事人对于诉讼法上赋予的权利，不依正当理由加以行使，以故意拖延诉讼或阻挠诉讼的进行。滥用诉讼权利的典型情形包括滥用程序异议权、回避申请权、或者在诉讼进行过程中不当地提出证据，以及在诉讼程序将要结束时才要求传唤新的证人等等。对于这些行为，法院可以引用诚实信用原则加以制止。《匈牙利民事诉讼法》第5条规定：“当事人正当地行使诉权，不许以拖延诉讼或者混淆是非为目的的诉讼活动。”《德国民事诉讼费用法》第39条规定：“如当事人违背真实义务，致使诉讼程序的，应负担因延滞而产生的费用。”

第五，禁止滥用自由裁量权。民事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之本质在于授予法官在审判活动特别是审查判断时的自由裁量权，但也应注意到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对它的适用不加以限制，则可能导致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最终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之本意，以致损害法的权威性。滥用自由裁量权主要表现在：滥用审判权；采信证据、认定事实之随心所欲；突袭性裁判。

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其价值取向在于提供严格的程序规则，以指导诉讼行为。民事诉讼法形式的严格性决定了民事诉讼中诚信原则的适用应力求具体化，即通过立法，将适用诚信原则的具体情境以明确的法律规范加以体现。

（三）诚信原则适用之限制

诚信原则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条伦理规则，在民事诉讼中的确立意味着已经从伦理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并在诉讼过程中发挥作用。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诚信原则最主要的适用领域仍为私法中的债权关系。民事诉讼中诚信原则的适用应有所限制，尤其是在法无具体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应慎用直接援引诚信原则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作出评价。这是由程序法的价值之一——程序的安定性所决定。“程序的安定性要求程序规范应当尽量确定、具体和清晰，而不宜过多地存在不确定、抽象和模糊的规定，包括弹性条款。”[13]（P8）同时，在民事诉讼中，频繁地适用诚信原则也易带来程序法的软化。因此，界定诚信原则的适用范围是非常必要的。第一，在民事诉讼领域，诚信原则只能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进行适用。如果民事诉讼法已有明确规定的，法院应直接援引相应的规定，无须适用诚信原则。第二，对于确保程序安定性的法律规范，原则上应排除诚信原则的适用。至于哪些法律规范属于确保程序安定性的规定，可以立法目的为切入点进行分析。第三，赋予当事人对适用诚信原则的司法判决以程序上的救济权利。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诚信原则赋予法院对当事人诉讼行为的效力进行评价的裁量权，法院可以违反诚信原则为由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作出否定性的评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事人因此遭受不利判决，应允许当事人以适用法律

错误为由提出上诉或再审。

（四）诚信原则违反之后果

从一些国家的立法来看，违反诚信原则的法律后果，大致可分为实体法上的效果和诉讼法上的效果。

在当事人违反真实义务陈述时，奥地利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实体法上的效果，即对故意或重大过失者视情形或依民法负损害赔偿义务。德国法则只主张诉讼法上的效果，对违反者科以诉讼上的不利益，如令其负担因违法所产生的诉讼费用。匈牙利民诉法除规定实体法责任外，还规定法院可处以六百克鲁金以下罚款之诉讼法上效果。笔者认为，当事人处分主义和辩论主义为现代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当事人为了谋求各自的诉讼利益，有时很难彻底恪守诚信原则。若对违反者动则科以实体法上的责任，未免有点苛刻。因此，违反诚信原则的法律后果应以诉讼法上的效果为主要形式，实体法上的效果为例外。诉讼法上的效果主要以不利益表现出来，如驳回其请求；使其故意使发生之状态为未发生；判其承担延迟诉讼之费用等。

当法官违反诚信原则时，诉讼法上的效果可能是诉讼程序的重新进行或判决的纠正，但主要还是实体法上的效果：一是依国家赔偿法所发生之法院的赔偿义务；二是由法官法所产生的个人法律责任。

证人、鉴定人等违反诚信原则，因其与诉讼无利害关系，诉讼法上的效果无从产生，故只能令其承担实体法上的法律责任。如后果严重的，可以以伪证罪论处。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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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熊跃敏，吴泽勇.民事诉讼中的诚信原则[J].河北法学，2002，(4)

[5]杨建华.民事诉讼法论文选辑[C].台湾4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5

[6]沈冠伶.论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之不知陈述——诉讼促进义务[J].法学评论,1997,(5)

[7](日）中野贞一郎.民事诉讼中的信义诚实原则[M].弘文堂,1961.[8]汤维建.论民事诉讼中的诚信原则[J].法学家,2003,(3)

[9]李浩.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法哲学思考[J],政法论坛,1996.(1)

[10](日)竹下守夫.诉讼行为和诚实信义原则[A].小室直人.判例演飞讲座民事诉讼法

[C].世界思想社,1973

[11]同[1]1996年版

[12]博克哈德?汉斯.德国和奥地利的程序滥用制度[A].张艳译.陈光中，江伟.诉讼法论丛?第6卷[C].法律出版社,2001

[13]陈桂明.程序理念与程序行为[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